为何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日09:35　　来源：
　　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编者按：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深入回答六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即：深入回答在当代中国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能搞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等重大问题，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本报从今天起陆续以专版形式刊发六组文章，深入回答这六个“为什么”，以飨读者。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　　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不能搞多元化？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指导思想一元化可能吗？如何科学有效地确立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这些都是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　　一　　我们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不能搞多元化。在这个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事关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向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强调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国际和国内会有些人持反对态度，无非发出什么文化专制主义、压制思想自由之类的诘难。对此，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不是一元化而是多元化的吗？当然不是。任何社会制度下处于指导地位的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是由社会制度的本质决定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者往往用法律甚至暴力来维护这种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地位。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对进步思想家的破害，中国明代李贽的悲惨遭遇都是证明。资本主义似乎不同，它主张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但实际上它利用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及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教育、舆论和来宣传、灌输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在貌似“自由”的外表下达到把思想控制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任何鼓吹革命，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即使可以写成文章和著作，但决不容许成为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资本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无论它以什么样的思想形态出现，处于指导地位的始终是有利于巩固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理论。资本主义比前资本主义社会更高明。就思想控制而言，软实力比硬实力、金钱比暴力更有效。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理论家们对所谓文化专制主义很敏感，很反感，而对种种自由掩盖下的不自由反而乐于接受，对拴在钱袋上的自以为自由的“自由”津津乐道，以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指导思想多元化的“自由世界”。这如果不是有意的欺骗，就是一种理论幻觉。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一元化指导地位，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抵制西化和分化，为了引导社会思想理论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我们并不在乎反对者的诘难。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利益和选择，是社会主义的前途。这就是强调指导一元化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合情、合理、合乎规律，顺乎民心之处。　　二　　在指导思想问题上的确有一些需要认真研究的理论问题。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一元化可行吗？必须吗？对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特别是繁荣文化来说，是应该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还是提倡多元化？是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应该搞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主义？对于并不是刻意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而是由于思想模糊，理论辨别不清而持怀疑态度的人，的确应该在道理上说清楚。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在经济成分多样化的条件下，在体制转轨的条件下，意识形态中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是“必须”坚持，而不是可有可无，可坚持可不坚持的。这个“必须”，不同于宗教中对教义遵守的那种必须，也不是康德道德论中那种绝对命令式的必须。对我们党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理论武器。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在实践中就会失败。这是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也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前些年发生“颜色革命”国家的际遇从反面证明了的真理。因此，我们说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一元化指导中的“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真理性为依据，以国际与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基础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在社会主义中国，坚持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就是坚持真理、坚持科学、坚持人民利益。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基础上，能够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上层建筑中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多种所有制同时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完全必要，完全可能。毫无疑问，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肯定会出现多种思想和价值观。我们承认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思想的多样性，对此，任何生活在当下社会中的人都能感受到。可是思想多样性和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一个是现实社会中思想的存在状态，它是多样的；另一个是在社会中究竟哪种思想应该处于指导地位，成为这个社会的“普照之光”。在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社会主义中国，处于指导地位的当然是应该与这种社会性质相符合，能够支撑、引导和代表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思想理论。不言而喻，这个处于指导地位的思想理论，除了马克思主义还能是哪一种思想呢？　　认为既然搞市场经济就应该把市场平等竞争原则贯彻到一切领域，在政治上搞多党制的自由竞选，轮流执政――这叫政治市场；在思想理论领域，搞自由竞争，哪种思想信仰的人多，哪种就应该处于指导地位――这叫思想市场。认为市场经济原则应该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原则，这在理论上是完全荒谬的。邓小平说过，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不是经济基础，而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经济运行的方式。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指导思想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以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和以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市场。以资本主义市场中劳动力买卖的自由、等价交换的平等、财产私有为基本内容的人权，是由资本主义社会性质决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特性，而不是所谓市场经济的本性；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使市场运行中的私有产权、自由、平等的交换成为可能，并受资本主义政治和法律保证。在资本主义市场之外，在其他社会关系和政治领域，并不存在普遍的自由、平等和人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它是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制约的。在当代中国，是社会主义决定市场经济的性质，而不是市场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一元化，完全是可行的，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一致的。　　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是不是会妨碍各种非公制经济的发展？或者说，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应该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呢？这种非此即彼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实际上在当代中国，实行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多种经济成分合理布局和共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和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模式，对于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仿佛是多个发动机，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前进，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则像是方向盘。发动机可以是“多”，它有利于中国经济和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但方向盘只能是“一”。正如一部卡车、一艘轮船或一架飞机，动力越大，速度越快，可方向盘多了，就危险，就无法前进。　　当然，由于所有制格局的改变和市场经济运行中人与人之间以货币为中介关系，会导致一些负面的东西，如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及一些陈腐东西沉滓泛起。这说明更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而不是相反。　　事物是相反相成的，辩证法的规律是永恒规律。思想越是多样，越要加强指导思想的一元化；经济活动中的自由度越大，思想理论领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就越重要。庄子说:“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如果在当代中国，各种不同的思想都以解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为目的，企图在意识形态中争指导地位，把思想多样化变为指导思想的多元化，那对社会主义来说是危险的，就会如同庄子说的“扰则忧，忧而不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元化指导地位，而是推行意识形态自由化方针，中国会怎样？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前车之鉴。　　三　　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就要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我们既要反对以僵化的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又要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西方价值观作为评价中国现实的尺度。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当代中国，就是要坚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两者是一致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同于个别结论，它不是针对一时一事而发表的具有时效性的判断，而是对具有普遍性规律的科学总结。区分基本原理和个别判断，区分教条式理解和错误附加，关键在于要从普遍规律和规律运用条件变化的高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而是“化”。这个“化”字非常好、非常形象。“化”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是动词，意味着改变中国，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名词，意味着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果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互不相关的两种思想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始终包括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贡献。如果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剔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反之，如果不重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不重视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中国，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四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又是极具艰巨性的理论建设任务。因此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必须进行理论研究，提高学术水平，倡导“和而不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具有吸引力、说服力和凝聚力。　　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一元化，就要反对各种具有严重危害性的错误思潮，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但对于各种不同的学派，文学艺术上的不同风格和不同的学术观点，我们党一贯提倡“双百”方针。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方针。马克思说过，我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我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思想理论领域当然也是这样。春秋时期政治家晏婴说过，“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一种声音构不成美妙的音乐，一种颜色构不成美丽的图案，单一的味道做不成美食，孤立的事物无法考究。这就是“和而不同”的好处。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提倡“双百”方针，倡导“和而不同”是辩证统一的。结合得越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就越巩固，学术越发展，思想越活跃，思想理论领域就越会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还要善于以理服人。不仅学术要有水平，理论要有深度，而且表达方式要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晦涩难懂，洋腔洋调，群众不喜欢，不接受，照样发挥不了作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强迫别人接受一种理论，最多只是口服心不服。只有理才能说服人，理只有说得透，入心入脑，才能被人接受。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的一种重要途径。大众化包含通俗化。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批判不容易懂，但康德并不引以为傲，而是引以为憾。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过：“缺乏通俗性是人们对我的著作所提出的一个公正的指摘，因为事实上任何哲学著作都必须是能够通俗化的，否则可能在貌似深奥的烟幕下，掩盖着连篇废话。”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文章和著作，内容应该是现实的，理论应该是深刻的，但表达应该是通俗的。这是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的要求。(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相关文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分析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任务　　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视域内的以人为本（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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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冤，按你说的做，法院政治审查说不立案，你找政府也不给解决，你怎么办？
所以，不要信法，要信人，什么事都是人做的，不把人培养好、教育好，再多的法、再多的机构都没用，坏人放在哪里他都要干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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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依法治国并不是什么事都可以交给法院去判决的，如果这样，法很可能就要被异化。法的无限被拔高，最终会变成法大于党，会把党害死，把政权害死。建议在法院设立案件政治审查局，由政法委直管，专门负责对立案和判决进行政治正确性的审查。有了这个机构，炎黄的这个状就不可能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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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说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法必须服从于人民的利益，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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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左派要勇当公务员，为人民掌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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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万岁”改马甲了？还是掉茅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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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绝不是“当前”！从发动军事政变，“粉碎四仁帮”那一刻开始，就把马列毛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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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去史，从毛主席去世后不久就开始了，但是是谁开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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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说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法必须服从于人民的利益，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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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私有化是明目张胆的违反宪法，一个公然违反宪法的党，一个公然违反宪法的政府，居然还有脸谈“依法治国”，真是天大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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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不是规范不了，而是有规矩有国家典章-----但就是不以典章为依据进行惩治。这其中的奥秘还看不出来吗？不要以为庙堂之上的都是瞎子聋子，别人心里亮堂的很！人家就是要自我瓦解，而反马列各种虚无就是人家的左膀右臂.
---------强烈支持！！！这才真正说到了根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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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统治者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给，怎么可能违法？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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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洪振快一样的gouniangyan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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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教授说的极是。在我们国家，本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导，在这大原则之下才可自由言论。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不同于其他主义，也不是其它主义。这些问题老百姓都明白，而是上层装糊涂，知识界一些人趁机破坏，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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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改派上台后政策的出台无不违宪、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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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文革的过程也是主席严格按照宪法依法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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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主张资产阶级合法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也就是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合法存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您不觉得自己的许多认识是非常混乱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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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先生有一点说对了，就是当前各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各种包装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确实极为猖狂，这些歪理邪说甚至到了入无人之境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了。但现实是这种状况绝非今日才有，而是已经蔓延多年了，李锐袁腾飞茅于轼毕福剑们公开挑战宪法践踏法律的行径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惩罚，这到底是为什么？可能周新城先生也会迷茫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事实是，不是规范不了，而是有规矩有国家典章-----但就是不以典章为依据进行惩治。这其中的奥秘还看不出来吗？不要以为庙堂之上的都是瞎子聋子，别人心里亮堂的很！人家就是要自我瓦解，而反马列各种虚无就是人家的左膀右臂，周新城先生一腔热血，但人家岂能允许你砍掉别人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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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妖孽历来反对宪法，至少不重视宪法，实际上是助纣为虐。
宪法是人民领袖两次亲自审查参与制订的，内容是人民领袖认可的（54、75）。
宪法是人民领袖给人民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和护身符，当今之所以特色反动势力还有所收敛，皆因宪法的存在，宪法也体现了人民领袖对人民的大爱。
极“左”的误区是把宪法与一般法律法规混淆，人民领袖所做的一切都是依据宪法的，包括文革。宪法规定了社会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升级版是无产阶级专政），谁反社会主义，当然要改造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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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乱舞，钟馗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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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id="fdpldiv]语文为何不能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网友来稿)
语文为何不能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网友来稿)
您是语文教育方面的专家权威，也是著名诗人，还是著名的文章家。
新年伊始，我分别在《中学语文教学》和《语文学习》上读到您有关语文教育的两次发言，并且两次都谈到语文要坚持“工具性”，可见反对“工具论”的呼声之高。作为后辈，我非常的敬佩您的学识和为人；但对您不坚持真理，而坚持“工具论”颇为想不通，向您讨教。
请问，逻辑学规则规定给事物下定义能用比喻吗？这是其一。第二，您读过哲学吗？可以想见，您当然一定读过那本有苏联人滥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不过，您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原著吗？您理解了吗？请原谅我的不敬。因为在那两次谈话里，您是显得如此的无知。既然您也认为“语文是工具”是一种比喻，那么用它为语文定性，明白无误的违反了下定义的规则。这样给事物定性，您也肯定会认为不对。再说即使照比喻的说法，语文也不光是“重要的交际工具”，它还是“思维的工具”，这是大多数中国语言学家写的语言学著作中的结论，这本来似乎也不用我这个后辈给您提醒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您全都忘了。
现在，我再换一个角度，从哲学上向您讨教。“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列宁在《论民族自觉权》中说的话，对列宁的关于语言的性质问题的哲学来源，后辈不甚明了。但据哲学专家说，把语言分为形式和内容两部分，肇始自西方的神秘主义哲学，即来自宗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倒是的确没有说过或者即使那怕流露过一点点这样的意思。前辈一定比我更清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的含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伟大的根本，在于他的理论是唯物的和辩证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是他的辩证的最好体现，即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事物可以分为内容与形式两部分，但并非全部如此。在马克思的眼中，语言就不能机械的被拆分为内容与形式。“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多么恰当地为语言下了确切的定义。语言就是思想，思想就是语言。有没有语言的思想和没有思想的语言吗？至少作为伟大哲学家的马克思认为：没有！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曾这样说：“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机会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①&表面上看似乎把语言分为了“意识到”（即“内容”）和“非说不可”（即“形式”）。其实不然，这里恩格斯只是说到了语言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需要而诞生的，并没有给语言下定义，也没有“语言人类交际的工具”的意思包含在里面，更没有“内容”和“形式”的言外之意，它只是说了语言因为劳动时思想交流的需要而最终建立起来。因为人的意识要靠什么来意识，语言；用语言说什么，意识。因此在未有语言之前，人类是不会有意识的。试想动物有意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动物没有语言。是的，人和动物都有感觉，但那尚不是意识。中国古代的伟人也说“言，心声也。”都说明语言就是意识，意识就是语言，语言和意识是同一码事情。可见，哲学的错位和缺失是一百年来语文教育渐如死胡同的最根本的原因。
这样说来，语文“工具论”当然要对语文的“技术化”负责。因为语文是“工具”，它自然既可以是政治的工具，也可以是交际的工具，为什么就不能是“应试”的工具！语文是工具，作为语文一部分的作文也只能是工具。为了能升学，作文只是“敲门砖”--工具，理所当然可以只说空话假话大话，而不说心里话，因为它们都只是“工具”而已。语言表达的不精确而产生歧义，你能怪听话读文的人吗？既然“语文是工具”，于是高考出卷人就有权把语文工具化，为什么就不能是捞钱的工具。会捞钱也就是会交际啊。呵。呵。钱！而且是当今社会最最“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不知是那一位大师说过，学习语言的过程，也就是获得思想的过程。那么阅读一个语言作品也就是获得一种思想。这正好印证了马克思“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的观点。中国人学习汉语，也就获得了中国式的思想方法；学习英语就会获得英国式或者美国式的思维方法。所以2001年出台的《语文课程标准》给语文的定性“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伪哲学指导下的对“语文”的又一次曲解。语文不仅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语文就是整个人类文化，人类社会的全部文化就是由语文承载的。如果没有语文，其余的一切人类文化艺术，如绘画，雕塑，实际上就不能产生和延续，但是“工具论”却把语言和文化给割裂开来了。我知道您不同意语文“人文论”，我也反对。但我还反对“工具论”和“两性统一说”，它们都是哲学的错位和缺失后，调和中庸的结果。
我们不是总是强调，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一切事业取得成功的保证。解放后五十多年语文教育的愈来愈多的失误，正好证明了指导语文教育的哲学思想出了差错，从而把语文教育引向了错误的方向。理论的错误导致了实践之路被导向歧途，所以离语文的本真愈来愈远。前辈责怪当今语文教育的错误是因为一线教师专注应试之故，不知是在为尊者讳，还是在为自己开拓责任。我也是个一线教师，关于什么是语文，本不应该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可是，面对现实，面对语文，面对考试，我们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不明白语文是何物，于是愈来愈发现自己不会教语文了。无奈催生了我的读书和思考，终于发现，原来源头出了差错，我们这些实践者当然只能百般无奈啰！
现在，我终于明白，学生学语文不仅是为了掌握“语文工具”，学生学语文时不光在学语文，实际上还在学习思想和如何思想的方法，这就难怪我小时跟老师学语文，在认识了语言规律后，仍老是学不到多少语文，因为那样的“语文”缺少了作者的思想和如何思想的方法。学语文也不光是磨练语言文字，还须磨练思想和如何思想的方法。怪不得刘征前辈是诗人，而我却成不了诗人，因为他不但经过诗性的语言文字的磨练，而且他的老师还一定教给他诗性思维思想的熏陶，所以他……而我却……马克思说：“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您始终强调语文教育的关键是要实践--让教学者和学习者一起实践，在现实生活接受活生生的实践。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但您忽略了学习语文的过程也就是提高思想认识的过程，语文学习与思维情感的获得是同步进行的。学语文不仅仅是对语言文字的磨练。这正是“工具论”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地方，也是五十年语文教育走入“误尽沧桑”的歧途的所在。
语文教改的关键不在理念、课程、教材、方法的革新，而在于对哲学指导思想的更新。“工具论”如果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起过积极作用的话，我们更不能抱残守缺，而要让它激流勇退，安享晚年，让有才能的新观念新思想登上统领的岗位。只有这样，中国的语文教育才能在二十一世纪放出异彩光芒。否则，等待我们的仍将是更激烈的抨击。
&&&&&&&&&&&&&&&&&&&&&&&&&&&&&&&&&&&&&&&&&&&&&&&后辈教师&&&&董水龙
于浙江省绍兴县安昌中学
&我的邮箱是dongshui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