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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剧变年代乡村的个体记录（自序）　　这是一个剧变的年代。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延续了上千年的中国乡村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猛烈撞击，经过短暂的相持阶段，传统很快被现代所颠覆，沧海终成桑田。　　七十年代初，从我开始记事时起，就知道乡下灌溉用抽水机和水车，耕田用拖拉机和水牛，碾米用碾米机和麦磨，照明用电灯和煤油灯，洗浴用毛巾和高丽布，制衣用洋布和土布，传统生活方式和现代生活方式并行不悖。眼睛一闭一睁，历史进入八十年代中期，我也从不谙世事的“毛毛头”变成充满好奇的小后生，离开乡村进入都市之际，传统生活方式已基本被现代生活方式所替代，前后不过短短的一二十年时间。　　我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的墙壁上经常看到一句“最高指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单以灌溉工具而言，我们的祖先早在东汉时代就发明了水车，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水车依然是乡村主要的灌溉工具，与现代的抽水机并行不悖。八十年代初，实行“包产到户”以后，我参加了繁重的田间劳动。每年的“双抢”季节，为了让新插的秧苗喝饱，我有时踩水车，有时抬抽水机，感受到传统文明余晖的同时，也体会到现代文明的曙光。不久，水车走完一千七百年的漫长旅途，在博物馆里找到了最后的归宿，供后来者参观，发一发思古之幽情。一千七百年来，政权换了一朝又一朝，生命传了一代又一代，可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依然像蜗牛一样，缓缓而行，水车还是水车；到了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社会进步突然像骏马奔驰，一日千里，水车变成抽水机。往前看，我们的多少祖先曾不知道抽水机为何物，往后看，我们的多少子孙将不知道水车为何物，惟独我们这两三代人，在短短的一二十年时间里，亲身见证了从水车到抽水机的剧变过程，真可谓“前能追古人，后可启来者”。　　当已不年轻的我请还不十分年迈的妈妈帮我一起回忆童年往事的时候，她的回答出乎意料：“以前的事情，你们小孩比我们大人记得清楚。”如今，我已从小孩变成大人，到了爷娘当时的年纪，我的儿子，也到了我当时的年纪。当我讲起青少年时代所见、所闻、所历的时候，生在都市、长在都市的儿子脱口而出：“那是旧社会。”所以，我们这一代从饥饿走向温饱、从乡村走向都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人，有责任把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形诸文字，为传统的乡村留一个影子，为逝去的时代留一丝痕迹，为未来的子孙留一点遗产。　　回望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一部洋洋洒洒的《二十四史》，不外乎英雄的历史，主角无非是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没有平民百姓的位置。好在如今已经告别了英雄的时代，迎来了草根的时代，平民百姓是社会的主体，柴米油盐是生活的主题，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平平淡淡，真实感人。草根虽小，背后蕴藏的力量不可小觑：它寻常，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它顽强，可以从千钧巨石下面探出头来；它坚韧，可以在干旱荒凉的戈壁沙漠中生根发芽；它永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既然可以为英雄豪杰树碑立传，自然也可以为乡野草根留点痕迹，这是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回归。　　我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农家子弟。一滴水可以见大海，一粒沙可以见宇宙，通过记录我的所见、所闻、所历，多少可以折射出时代的痕迹和社会的背景。通过我这份剧变年代乡村社会的个体记录的“一斑”，虽然未必能窥见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全豹”，但如果有十个、百个甚至更多的像我这样的“一斑”，庶几可以窥见那个时代和社会最接近真实面目的“全豹”了。　　在身处生活方式急剧变革的青少年时代，作为一个后知后觉者，我的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浑浑噩噩，“当时只道是寻常”。直到离乡二十六年后的今天，蓦然回首，才懂得传统乡村生活的非同寻常，真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叹了。　　好在如今的我已从惘然中走出，化作一个导游，穿越时间隧道，从现代暂回传统，引导好奇的读者像游客一样，跟随我的行踪，通过我的文字，一起重温那个剧变年代的乡村生活，追忆那些逝去的靓丽风景，构建一个温馨的精神家园，以图引起中老年朋友的回忆和共鸣、青少年朋友的好奇和追问。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有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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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趟出远门 　　这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时代，西医、中医、土医、巫医混杂，科学、现代、落后、愚昧并存。有人信奉西医，看全科医生或赤脚医生；有人信奉中医，等送上门来的过路郎中；有人信奉土医，翻山越岭寻找土药；有人信奉巫医，上门找巫婆神汉迎神驱鬼，上演着人世间的一幕幕悲喜剧。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我的活动范围都在我们郑宅公社，活动半径不过一二里路，从家里去外婆家，从外婆家回家里，两点一线。我第一趟离开公社出远门，是在一九七一年夏天，到城里的县人民医院看病。　　因为我牙龈发炎，脸部浮肿得像一个大馒头，看着蛮吓人的。姆妈带我到公社卫生院诊治，无非是服用五分钱一颗的四环素或者三分半一颗的土霉素，总不见效。村里的一位邻居跟姆妈说：“你们再不到城里去看看，只怕这个小孩要毁容了！”这下姆妈着了急，忙叫在东家做木工的爹赶回家来，带我进城看病。　　我家离城二十四里。有道是“长路无轻担”，背着一个四岁的孩子走二十四里路，对爹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好在当时家乡有一条浦郑公路，途经我家南面的黄宅公社。于是，爹背着我走了十里田间小路，先到黄宅公社，再乘乡村公共汽车进城。　　那时，在外地工作的三伯伯正好回家探望寄养在老家的女儿，于是爹和他一起，轮流背我上路。我的脸部虽然浮肿，并不疼痛，尤其是第一趟出远门，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仿佛刘姥姥进大观园，兴致勃勃。路边的田里立着一根又一根的电线杆，有水泥的，也有木头的，因为平时羡慕大孩子爬树轻松如猿猴，我不厌其烦地问爹：“这根电线杆你爬不爬得上去？大伯伯爬不爬得上去？三伯伯爬不爬得上去？”平时很不耐烦的爹，那天格外耐心，脸上总是笑嘻嘻的，一遍一遍地回答，说我“查三问四”、“查个萝卜不生根”。　　来到县人民医院，看了病，配了药。在注射室里，我伏在爹的怀里，褪下开裆裤，露出的光屁股上，被医生扎了一针青霉素，疼得要命。从此以后，每当生病，医生问我喜欢打针还是喜欢吃药，我都毫不犹豫地选择吃药，哪怕是苦得要命的中药。　　离开医院，已是傍晚时分。爹带我到附近的一家饭店，买了一碗肉丝面，只要一毛八分钱，我吃肉丝他吃面；又因为好奇，花两分钱买了一块番薯，没有家里的好吃，我咬了两口就扔了。　　到了晚上，爹在医院对面找了一家当时整个浦江县城最高的建筑——三层楼的浦江旅社，坐落在后街的最南端。要睡觉了，我才发现旅社的床跟家里的不一样。家里的床左、右、后三面有挡板，前面有横档，被子不易掉下来，睡在里面感觉很安稳，而旅社的床四周没有挡板，空荡荡的；家里挂的是蓝色蚊帐，盖的是蓝色荷花夹被，而旅社里挂的是白色蚊帐，盖的是白色被单；家里是姆妈陪着睡，还有奶吃，而旅社里是爹陪着睡，没有奶吃。当晚，躺在那张陌生床上，我心里怕怕的，生怕一不小心滚下去，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在吃奶的我，平生第一次离开姆妈，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第二天，爹顺着原路带我回家。快到家了，我远远望见姆妈早已在村东南的池塘边张望。俗话说“孩儿见了娘，无事哭三场”，到了姆妈身边，我猛地扑了过去，一把抓住她的头发，不停扭打，因为有一肚子的怨气，怪她没有陪我一起进城，让我一整天吃不着奶，一整晚睡不好觉。　　我再次光顾县人民医院，是在四五年后，已经上小学了。有一天，村里请一个瞎子唱“新闻”（即“道情”），姆妈带我和妹妹一起去听。期间，妹妹缠着我，在耳边絮絮叨叨说个不停。于是我从口袋里摸出两颗豆子，塞进耳孔，得意地说：“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听不见了。”谁知塞进容易取出难，一挖两挖，豆子掉进耳孔里去了。这下我着了慌，只得告诉姆妈，但隐瞒了一半，只说右耳塞了一颗豆子。当晚，姆妈要我侧着右耳睡觉，说不定夜里会滚出来，可她哪里知道我的左耳也有一颗豆子。我只得佯装答应，等她走开了，马上平躺，生怕左耳的豆子越陷越深。　　第二天，爹带着我到县人民医院五官科就诊。接诊的是一位中年女医师，身上穿着白大褂，头上戴着一个钢箍，上面有一面反光镜，灯光照进耳孔，把里面那个小乾坤看得一清二楚。她用一把小镊子，轻巧地把豆子夹了出来。我立马补上一句：“左耳还有一颗。”女医师如法炮制，把另一颗豆子也夹出来。这次就诊只花了几分钟时间，五分钱的挂号费。站在一旁的爹看着医生帮我夹豆子，哭笑不得。　　在我家，有病看西医，到大队医疗站，或者公社卫生院，甚至县人民医院看病。而我小爷爷的独养儿子新正伯伯，一辈子只相信中医，不信西医。他是一位半专业的酿酒师，品酒既是个人爱好，也是职业习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不离酒。他长得一表人才，白花咙嗵（即“皮肤白皙”），三杯下肚，马上变得红醉大面（即“满脸通红”），酒精无情地伤害着他的身体。中年以后，他得了咯血之症，别人劝他上医院看西医，可他死活不肯。我经常看到一个手提藤箱的中医过路郎中到他家中，无非是望闻问切，开好中药方，抓药煎服。中药方中的配伍增增减减，他的病情时好时坏，总没有断根。有一年大年三十，他大量咯血，估计是肺病，自料不久人世，拒绝上医院，反而花钱请木工给他做了一口上好的棺材。事后，病却奇迹般地痊愈了，虚惊一场。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等我上大学以后，有一年寒假回家，姆妈告诉我新正伯伯已经走了，还是因为咯血，才六十挂零，中医的过路郎中还是没能留住他的生命。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很多人家既不看西医，也不看中医，只用土医土药，俗称“草头药”。我看到过的土医术，主要是“扭痧筋”、“针挑”和“打鬼箭”。病人中暑，脸色苍白，四肢无力，把病人的眉心、脖子或背部，用食指和中指扭红，由红到紫，俗称“扭痧筋”。病人肚痛，用针挑肚痛穴位，头痛则挑眉心、眉角和太阳穴，用手挤出积血即可，俗称“针挑”。病人四肢突然酸痛，手足不能屈伸，俗称“鬼箭风”。用手指蘸着清水，拍打手臂或腿脚，右手酸痛宜拍打左手，左手酸痛宜拍打右手，腿脚也是一样。等到手脚露红，由红变紫以后，即可停止，俗称“打鬼箭”。有的病人边“打鬼箭”，还边唱歌谣：“头戴八角巾，身穿八卦衣，手捏经书宝剑，天上取神箭，地下取鬼箭，屋前屋后扫阴箭，无箭，如敕令，刷啾啾！”俨然是一幅道士作法驱赶鬼怪图！现在想想，那场面有些令人哭笑不得。　　有一年春节，我喝了一点酒，突然感到胸口气闷，浑身难受，感觉要死了，原来中了“酒痧气”。我躺在躺椅上，人家帮我“扭痧筋”。扭背上痧筋的时候，开始没有感觉，只听得“勃勃勃”地响，渐渐地，有感觉了，有点痛，有点酸，有点痒，渐渐地人舒服了，慢慢地气缓过来了，也算体验了一回死去活来的滋味。　　不同的病情，服用不同的土药。患了伤风感冒，去田后磡挖茅草根，洗净以后，放在瓦罐里煎熬，服下汤汁。腹泻了，将鸡胗皮、白药（即“酒曲”）和米饭烧焦，碾碎以后服用。火烫了，伤口火辣辣的，用鸡毛蘸尿垢涂上，感觉凉丝丝的。尤其是小孩子的童子尿，更金贵了，谁要是跌打损伤了，必定要讨童子尿，和着草木灰，敷在患处。每当这个时候，伯母嫂嫂们会拿出好吃的零食，还一个劲儿地喊“小囡，乖”，只为哄小孩子撒一泡童子尿。对小孩子来说，好比天上掉下馅饼，欣然从命，立马拉开开裆裤，掏出小鸡鸡，“勃勃勃”地撒上一泡，然后津津有味地享受用童子尿换来的零食，真是意外之喜。　　每到冬天，我的手上、脚上都要生冻疮。天气冷时，手脚麻木，不听使唤；天气暖时，痒得出奇，抓个不停。听说萝卜汁可以治疗冻疮，趁姆妈给家里的肉猪煮萝卜丝的时候，我盛了满满的一碗，把手浸在其中，不停地搓，直到发烫，可收效甚微，冻疮照生不误。　　后来，得知有个治疗冻疮的土方——白酒煮辣椒。于是，姆妈买了一串红辣椒和半斤白酒，一起倒进锅子里，直到烧开。我用酒精煮的辣椒水擦手，擦到发烫。这回终于见效了，整个晚上两只手烫得要死，“轰轰轰”的像火烧一样，烧得无法入睡。我只得在枕边放了一盆冷水，双手烫得实在受不了，在冷水里浸一浸，消消火，降降温，再睡觉，睡了一会儿，又发烫了，双手再浸在冷水里。就这样，我整整折腾了一宿。从此一劳永逸，不管数九寒天，双手再也不长冻疮了。　　西医、中医、土医也有不见效的时候，迷信便趁虚而入。乡下的大多数老太婆相信菩萨，家人一旦生病，就赶到庙里烧香还愿，祈求菩萨保佑，顺便把神龛前的香灰带一撮回来，当作“仙药”，泡在水里，让病人喝下。至于“仙药”是否灵验，只有鬼知道了。
　　第一趟出远门（续）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病人如果持续高烧，迁延日久，目光呆滞，精神萎靡，有的老太婆便说是魂丢了，需要“叫魂”（也称“叫同年”）。至于“叫魂”的仪式，我记得是先焚香跪拜，再用一只喝酒用的小盏，盛上满满的一盏白米，用布包好，按顺时针方向转上几圈，然后用手掌在包布上反复搓磨，嘴巴里不停喊叫：“某某哎——转来喽——”最后把布掀开，有时小盏里有一粒白米凸出来，边上有一个小坑凹进去。那粒凸出来的白米就是小孩的魂，那个凹进去的小坑就是井，刚才小孩的魂掉到井里去了。　　民间信仰万物有神，家里灶头的神是“镬灶菩萨”，猪圈的神是“猪栏土地”，睡床的神是“床公床婆”。也有人认为，小孩子发烧，是床公床婆在作祟，所以有一首《退凉歌》，是这样唱的：“自己床中一盏灯，床公床婆来听经：上面挂了青丝帐，下面睡了安龙床。小孩发热也不妨，讲了七遍自会凉。”　　当时，为了改善村民的医疗条件，每个大队都建立了医疗站，配有专职的赤脚医生，提供上门的贴心服务。可巫医毕竟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一时还难以根除。当时还有一些比“叫魂”更加复杂的迷信活动，诸如“扶乩”、“巫三姐”、“巫神”、“拜北斗”之类，在我家附近的千年古镇很是流行，也经常听村里的妇女说，从天上下凡的神仙是如何如何的“有准”。　　我这辈子与“神仙”无缘，只是曾经被动地跟它发生一点瓜葛。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发了一次高烧，吃药打针，总不见好，平素并不相信迷信的姆妈，六神无主，听了村里老太婆的劝，把我抱到街上的女巫家里，结果说我的魂丢了。对于人生中这段有趣的经历，在我脑子里没有一点影子，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比我“幸运”的是，爹比我早生三十年，从小经常跟嬷嬷一起烧香拜佛，见识过种种的巫婆神汉。在家乡，女巫叫“巫三姐”，神汉叫“巫神”。女巫在家里设坛，点上香烛，神仙附身，脸色变白，口吐白沫，自报名号，对患者有问必答，告知你祸福休咎、邪祟病苦的来因和对策。按女巫的说法，如果患者是女性，神仙就下凡“嬉花园”，今天说你是牡丹花，明天说你是芙蓉花，没有一定的名称；如果患者是男性，神仙就下凡“嬉树园”，今天说你是冬青树，明天说你是大樟树，也没有一定的名称。因为花上、树上有蚜虫或者蛛网，主人因而得病，神仙就帮你驱虫掸尘，把花呀树啊弄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主人自然就痊愈了。为了赚钱，也有胆子大的女巫上门设坛，结果中了个别无良男人的计，被人调戏，财色两空，可见神仙还斗不过两个臭男人，法力不过尔尔！　　据爹说，有一次，村里有人生病，请一个外村的神汉来“巫神”。另一个喜欢恶作剧的男人不信这一套，想乘机戏弄神汉一番。他躺在床上，装作大病不起，气息奄奄，叫老婆把神汉请到家来，给他看病。神汉到了他的家门，就作起法来，自称是“关老爷”附身，拿着大刀帮病人驱赶附在身上的妖魔鬼怪。这时，这个装病的男人猛然从床上跳了起来，破口大骂，弄得那个神汉一脸尴尬，灰溜溜地逃走了。　　爷爷常常帮村人“治病”，念的是一套口诀。小孩子玩累了，大腿根生了“火药核”(即“淋巴结肿大”)，大人把小孩子领到我家，请爷爷念口诀。爷爷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掐住小孩手掌的虎口，口里念念有词：“天亦摸，地亦摸，吉吉如赦令。”反复念上七遍，还叮嘱小孩在家里好好休息；人被狗咬了，爷爷用墨汁在伤者的伤口写上“食主县长治”五个字，连续写上七遍；鱼骨头卡在喉咙里，爷爷端上一碗清水，用筷子在水中写一个“獭”字，让患者把水喝下。爷爷的这些招数未必有什么实际的效果，不过是义务劳动，给患者一点心理安慰罢了。　　最好笑的是，因为平时不注意卫生，村里很多小孩子肚里有蛔虫，晚上睡觉会咬牙齿。那时候，大家都用稻草擦屁股。据说，治疗咬牙齿有一个偏方，要先用牙齿把稻草咬几下，再去擦屁股，晚上就不会咬牙了。村里有一个孩子，不知是他自己听错了，还是有人故意作弄他，居然搞错了先后顺序，先用稻草擦屁股，再把它放在嘴里咬，令人喷饭。　　当时很多人家因为贫困，孩子生病以后，延误治疗，以致一病不起。村里跟我妹妹同年的两个小女孩，一个患了脑膜炎，因延误治疗，导致；还有一个发高烧，没钱看病，不幸夭折。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新屋被人放了火　　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在被推上断头前留下了一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人民公社时期，我也说一句：“集体，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因为不同意把新房借给生产队里堆稻草，家里遭到无情的报复：麦子被生产队扣下了，房子被别人放火了……
　　有一天，我逛到自家的新屋门口，猛一抬头，看见后窗塞了一把稻草，正燃起熊熊大 火，发出“哔哔啵啵”的响声，摇曳的火舌快要引燃二楼的稻草堆。我见状撒腿就跑，边跑边喊：“着火啦！着火啦！”正在生产队的晒场上做石灰地的姆妈，立马与社员们一起赶到现场，“乒乒乓乓”地将大火扑灭。　　这令人终生难忘的一幕，发生在我四虚岁那年。我家刚刚造好的两间新屋，有人居然想在光天化日之下纵火焚烧，到底惹了谁？和谁有什么解不开的冤仇？说来话长。　　记得那时乡村耕田的主力是水牛，每个生产队都要养两三头。到了冬天，水牛的主要饲料是积储的稻草和玉米秆，蓬松庞大，很占地方，生产队的牛栏堆不下。正好我家此前一年造了两间新屋，被生产队干部看中，要求无偿堆放。　　爷爷素来性格懦弱，虽然心中老大不愿意，口里却不敢说半个“不”字。姆妈又是有求必应的老好人，也没反对。过了几天，两间空荡荡的新屋被生产队的稻草和玉米秆塞得严严实实。　　有一天晚上，在外地东家做木工的爹回家了，发现新屋里塞满了稻草和玉米秆，一问才知是生产队里的。性格刚烈的他怒火中烧，找到队长，要求将集体的稻草和玉米秆马上搬走。队长以爷爷和姆妈已经答应为由，死活不肯搬。爹说万一被人放火，烧毁房屋，由谁负责？队长这才勉强答应第二天把东西搬走，可爹在盛怒之下有欠冷静，当晚就动手将部分稻草和玉米秆从新屋里扔了出去。　　第二天，生产队组织社员来我家新屋里搬稻草和玉米秆。几天前搬进来，大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几天后搬出去，大家脸色阴沉，一言不发。　　转眼到了第二年麦收季节，全家人等着分新麦子的时候，生产队干部终于“出手”了，不给我家分麦子。任是姆妈低声下气，叫这个“哥哥”，喊那个“伯伯”，好话说尽，个个冷若冰霜，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好说歹说，后来小麦是分到了，却被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事后，生产队长洋洋得意地对姆妈说：“就是故意让你们难受难受！”　　更有个别丧心病狂的“疯子”，心里还不解气，作出了疯狂的举动：放火焚烧我家的新屋。幸亏被我撞见，才没有酿成大祸。　　后来，爹因为东家的木工生活减少，时常回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多赚一点工分，少缴一点缺粮款。生产队里的干部又联合起来，给他评底分的时候，人家都是十分工，而他只有八分工。若干年后，爹才好不容易从八分工变成九分工，就是没有十分工，还是因为那场风波结下的梁子。十年恩怨，无从化解，直到一九八二年包产到户为止。　　对于这两间曾经给家里带来欢欣也带来灾难的新屋，我至今依稀还记得建造时的场景。　　那是一九七〇年夏秋的一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两周年，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跌跌撞撞，更多的时候，屁股坐在地上，用双手撑着泥地，身子慢慢向前爬。那天，我肚子饿了，去找姆妈吃奶，远远看到大人们正在用木台板搭成的架子上忙碌，有的搬石头，有的拌沙灰，有的砌石墙。正在工地上的姆妈看到了我，连忙跑过来，给我喂奶。这是今生今世我们娘囝两个共同拥有的第一份珍贵记忆。　　我家的那幢两开间的新屋，是村里在解放以后建造的第二幢，当时也算稀罕之事。到了七十年代，解放后出生的孩子慢慢长大了，原来的老屋住不下了。当时，家乡大多数人家只有一间楼房，二楼隔开半间做卧室，还有半间堆放粮食和柴草，一楼隔开半间做客厅，还有半间做厨房、猪圈和厕所，做饭和如厕，人食和猪食，都贴在一起。还有更惨的，我当时的一位小伙伴，家里兄弟五个，只有半间楼房，无法想象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　　虽然家家户户想建房，恶补二十年来的“欠账”，但腰包里没有铜钱，只能将就，望房兴叹。我家因为爹做木工，经济条件相对好些，准备建造两间新屋。在乡村，石头不要钱，小溪里俯拾皆是。爷爷已经七十四岁了，自己挑了一些，还向村人买了一些，每一百斤八分钱。我家离小溪一里路，一天可以跑好多趟，挑好几百斤石头，帮我家挑石头的收入比参加生产队劳动还要高。　　除了石头，建房还需要大量木材。每逢集日，山里人翻山越岭，要走十里甚至二十里路，到公社里来赶集，但苦于无钱可用。靠山吃山，山里有的是木头，山里人顺便背一根木头出来，送到我家，拿了四元钱，再去赶集，买一点家用物品。　　建房用的生石灰，是请人用拖拉机从白马公社的嵩溪石灰厂运来的。姆妈挑了两桶井水，用木瓢舀，一瓢一瓢地泼向摊在地上的生石灰。有时候，她拿几个生鸡蛋，埋在生石灰堆里，泼水以后，冒出腾腾的热气，生石灰变成熟石灰，同时产生热量，将鸡蛋烧熟，俗称“石灰蛋”，闻起来特别香。后来读化学课，才知生石灰的主要成份是氧化钙，遇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是一个放热反应，可以把生鸡蛋烤熟。　　泥工是我家对门的一个老头做的，当时已经五十开外。一日三餐，规矩很大，泥水匠没有动筷子，帮忙的小工不能吃。每餐桌子上都有一碗肉，那是摆摆样子、装装门面的，望梅止渴而已，只有房子快建好的时候，大家才各吃一片。当时一斤猪肉才六角五分，一头猪总共才四五十块钱，可大多数人家还是吃不起。　　家里花了五六百元钱，终于把新屋的“外壳”造好了。四面是墙壁，上面是瓦片，两间房子之间，竖了几根木柱子，没有隔开，没有做楼板，也没有做地面，空荡荡的，不折不扣的毛坯房。因为没有住人，只堆稻草，门窗上的玻璃也没有装，成为麻雀筑巢的天堂，飞进飞出，自由自在。　　新屋造好了，而我们全家还是住在温馨而热闹的老屋里。老屋是前后相连的两间二层楼房。本来前面是一间两层的高屋，后面是一间一层的低屋。解放前夕，因为大伯伯要讨老婆，房子不够住，爷爷把后面那间一层的低屋升作两层的高屋。　　在低屋升高屋的时候，爷爷为了节省成本，偷工减料的程度，实在出乎想象。一楼造了一个用木柱串联的框架，用砖头隔开，俗称“单壁”，二楼的隔断分成上中下三部分，下部用薄木板隔开，缝隙大得可以插筷子；中部用竹篱笆遮掩，外面抹上一层泥灰；上部用所谓的“茅扇”遮掩。所谓“茅扇”，就是在两条细细长长的木棍或竹竿之间，编一些茅草或者稻草，像一把扇子，挂在房子外侧，遮风挡雨，看起来像茅庐。风吹雨淋，“茅扇”腐烂以后，再取下来，换上新茅草或者新稻草，重新挂上去。　　这样的老屋，笼统地说，是砖木结构；精确地说，是砖木竹草结构；其实介于砖木房和茅草房之间，两者的元素兼而有之。一辈子见过不少砖木房，也见过一些茅草房，但像我家这样的砖木竹草房，却是少有。　　其实，当年在低屋升高屋的时候，做木工的大伯伯和二伯伯年富力强，也赚了一些辛苦钱，爷爷完全有能力把房屋造得好一些。可他的脑子里，造房屋只破财，无出息，越住越旧越不值钱，而“捉”田地会生财，有出息，越种越熟越值钱，这是千百年沿袭下来的贫苦农民的朴素观念。于是，爷爷把家里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几十担稻谷，买了一些田地，还以为拣了一个大便宜。不久，解放了，土改了，我家因为刚刚买的这些田地，成份被划为下中农。下中农和贫农一起，组成贫下中农，是政府依靠的对象。　　住在砖木竹草结构的楼房里，每逢刮风下雨的日子，就要遭殃，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只好拿各种容器去接漏，锅碗瓢盆齐上阵。尤其是下雪子的日子，“悉悉索索”，撒得整个楼板上都是，好像一层白砂糖。　　最要命的是我家与邻居之间虽然隔着一层薄木板，缝隙却大得可以插进筷子，几乎没有什么隔音效果。当时村里的很多房子都是如此。夜深人静，隔壁邻居有什么动静，说什么话语，听得一清二楚。有的少年夫妻，新婚燕尔，如胶似漆，颠鸾倒凤，难免弄出响动来，忘了隔墙有耳，让隔壁的鳏夫寡妇们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第二天，多嘴的邻居在村里嘻嘻哈哈，将甚于“张畅画眉”的闺房之乐统统抖了出来：什么老公老婆拥抱接吻啊，什么老公给老婆把尿啊……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断奶之痛　　我幼年的断奶经历，影响了后半生的生活习惯，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不谋而合。生理断奶易，心理断奶难，我依然是姆妈的小尾巴。　　长到四虚岁，老大不小了，可我还在吃奶。我也看过五六岁的大小孩站在地上吃奶的情景，即使在乡村，也是极少数。　　当时，我一边吃姆妈的奶水，一边吃姆妈做的粥饭。因为还在吃奶，娘囝两个整日形影不离，姆妈只得把我裹在围裙里，背在背上，无论是参加生产队劳动还是做家务，都碍手碍脚。　　姆妈下了决心，要强制给我断奶了。我死活不肯，又哭又闹，不依不饶。姆妈迫不得已，想了一招，到大队的医疗站里，向赤脚医生讨了一点红药水，涂在乳头上。我看着姆妈涂成鲜红色的乳头，并没有什么不良的心理反应，还是照吃不误。一招不行，又出一招，姆妈又到大队的医疗站里，向赤脚医生讨了一张橡皮胶布，剪下两小块，贴在两个乳头上。我看着胶布，顿时感到一阵恶心，再也不想吃奶了。断奶以后，土话叫做“离苦”了，大约是指姆妈脱离了孩子吃奶的苦海。　　我一生不碰橡皮胶，原因就在这里。人家的孩子摔伤了，到大队医疗站去用纱布和橡皮胶包扎一下，我哪怕摔得鲜血淋漓，也只是在伤口涂一涂红药水或者紫药水，不肯包扎。长大以后，才知道我幼年的心理反应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不谋而合。　　断奶的结果只有一个，而途径各不相同。有一位小学老师，当年长到六岁还在吃奶，他妈妈就在乳头上涂上了红辣椒，嘴巴一碰，辣得要命，于是他再也不吃奶了。　　生理上断奶易，心理上断奶难。我平常就跟着姆妈，像她的一条小尾巴一样。家里虽然有爷爷嬷嬷（即“奶奶”），都已经七十多岁了，我虽然是他们最小的孙子，却不“粘身”。　　六月夏天，烈日当空，姆妈戴着笠帽，扛着锄头，参加生产队劳动。行前，她怕我被毒日头晒坏，叫我待在家里，跟着嬷嬷。我死活不依，哭着闹着，非要跟去不可。她在前面走一阵，我在后面追一阵；她转过身来，赶我回家，我就先退回来；等她再走的时候，我又追上去，采取当年游击战争的策略，“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姆妈缠不过我，默许跟着她。这样，她在田里劳动，我在田边玩泥巴，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阴晴寒暑。即使在酷暑盛夏，我也一点不怕热，不戴笠帽，任凭烈日暴晒，晒得像一个黑炭头。　　除了跟姆妈去田间劳动以外，还跟她去邻村碾米。上世纪六十年代，家乡有了柴油碾米机。每隔一段时间，姆妈都要挑稻谷到邻村去碾米。她挑着稻谷前面走，我远远地尾随，跑一阵，站一阵；她放下担子，拿起竹扁担来打我，我便边逃跑边捡起路边的小石子，远远地扔过去。最后，姆妈屈服了，叹了一口气：“像你这样难缠的小孩，真是世上少有。”　　在加工场里，我第一次看到碾米机飞转的轮盘，听到隆隆的轰鸣声：“吧嗒吧嗒吧嗒……吱——”，最后一声既刺耳又钻心。加工人员戴着一个口罩，须发皆白，因为巨大的噪音，他讲的话基本听不清楚，只得用手比划，变成一个会讲话的“哑巴”。我远远地望着那飞转的皮带和轮盘，真像一部绞肉机，心里慌兮兮的。多年以后，我的一位远房表姐的儿子不慎被皮带和轮盘绞了进去，造成终身残废。　　记得是一九七一年端午节前的一天，吃过早饭，我跑到村里的大厅，看爹和小哥（二伯伯的大儿子）锯板。看了半天，突然想起姆妈，一阵风似的跑回家里，叫了几声，没有回音。姆妈会到哪里去呢？于是我跑到邻村的小姑姑家，没有；再跑到更远的外婆家，也没有，只得哭丧着脸，怏怏而回。等到下午，姆妈终于回来了。原来她到十里外的白马公社豪墅村，去请已经下聘、尚未过门的小嫂嫂，来家过节。因为怕我这个“小尾巴”跟去，就悄悄地走了。　　断奶以后，我变得更加沉默寡言，除了家人和小伙伴，基本不与人说话。那时候，外婆家从生产队分到一些糖蔗，埋在屋后的泥地下。我三天两头去外婆家，她也知道我的来意，每次从泥地下面挖出一根糖蔗，洗好擦净，让我带走。我拿了糖蔗，如获至宝，边吃边走回家。　　有一次，我从外婆家回来，途径临近的五房村，正好有一帮妇女在明堂（即“晒场”）上晒谷。我坐在烈日下，静静地观看她们的劳动，一声不吭。妇女们先用猪八戒钉耙一样的木耙，将整堆的稻谷摊开，然后用竹扫帚清扫夹在稻谷中的稻叶，一遍、两遍、三遍，直到干净为止。干这个活需要手上的巧劲，轻了稻叶扫不起，重了稻谷也扫起了。稻叶扫净以后，稻谷晒干，再用畚箕畚到风车的斗上，“哗哗哗”地扇干净，风车肚里流出来的是金黄的稻谷，风车屁股飘出来的是干瘪的秕谷。　　我默默地看着妇女们的紧张劳动，沉醉其中，不知不觉快近正午。这时，一位正在扇谷的妇女神秘兮兮地对另一位说：“这个‘小郎’（即‘小孩’）是‘木佬’（即‘傻瓜’），从早上坐到现在。”我闻言一脸尴尬，讪讪地走了，心里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句“经典”的评语。　　是啊，我是一个十足的“木佬”。无论是小时候在家乡，还是长大后到异乡，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木佬”！因为我喜欢用眼睛观察这个形形色色的世界，不喜欢用嘴巴跟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说话，除了我姆妈！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陌生的爹　　母爱如海，父爱如山。爹一辈子做木工，走家串户，起早落夜，十日半月，难得一见。对于爹的感情，有些陌生，有些害怕，可我们兄弟姐妹从口里吃的粮食到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他一斧头一斧头劈出来的。　　俗话说“情同父子”，爷囝两个理应亲密无间。可我从小很少见到爹的影子，即使见到他，心里也总是怕怕的，躲躲闪闪，不愿亲近。　　爹是木匠，一年到头走家串户做东家活。一般在一个村坊干上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吃住都在东家。等到一个村坊的活干完了，准备换村坊时，才带着徒弟回家一次。　　爹常常是半夜来，五更去，披星戴月。他头一天晚上回家时，我大多睡着了，姆妈会把我从梦中摇醒：“爹来了，叫一声。”我睡眼朦胧地叫了一声，倒头便睡，继续在枕头上梦周公。第二天鸡鸣，他起床离家，常常哼着越剧《梁山伯和祝英台》：“十八里相送到长亭……”，一个人又是“梁兄”，又是“贤弟”。等天大亮起床以后，姆妈对我说：“爹早就走了。”　　爹每次回家来，肩上总是扛着一把斧头，手里提着一根六尺杆，这是鲁班师的传人们的行规，据说这两样东西可以驱邪。徒弟挑的担子，一头挂着锯子和鲁班尺等大家伙，一头装着凿子和刨子等小家伙，此外还有墨斗、铁钉等工具，有百来斤重。　　有一年冬天，爹带着舅舅在深山坳里的中余公社杨宅坞村做木工。下午回家，下起鹅毛大雪，山岭上的积雪有一尺多深。两个是师徒，也是“姐夫老婆舅”，一个扛着斧头，一个挑着担子，深一脚浅一脚地翻过十里山岭——淡竹岭，又走了又湿又滑的五十里山路，期间的艰辛可想而知。到了家里的时候，已是深夜，我被姆妈叫醒，看到爹和舅舅的雨鞋外面，居然还绑了一层草绳，草绳上沾满了积雪。　　做木匠干东家生活，天刚蒙蒙亮就得出门，只能早不能迟。可家里没有闹钟，几十元一只的手表更买不起。爷爷能在不同的日子根据月亮在天空中的具体位置，来判断大致的时辰，而爹不懂这套月亮计时法，只能毛估估。有一天，他去十五里路外的白马公社旌坞大队做木工，半夜就出门了，走了十里路，到了郑家铺村，天还是黑沉沉的，才知去早了，就倒头在路边的草地上睡了一个囫囵觉。还有一次，他一觉醒来，发现天已大亮，连忙穿衣下床，出了门，才发现白晃晃的不是日头，而是月光。在丘陵地带走夜路，有时会猛然窜出一只野猪什么的野兽，吓得汗毛倒竖。有时远远看见前面的路边站着一个黑魆魆的东西，以为是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株桑树。　　在我的印象中，爹对小孩子缺乏耐心。可姆妈说，哥哥刚出生的时候，爹初为人父，非常新鲜，第二天就把他抱到台门口，村里人都围上来看。他还曾给哥哥做了一头可以摇晃的木马、一把木手枪和一把木大刀，当时在村里绝无仅有。我小的时候，这些玩具都在，也算是沾了哥哥的光。等我出生了，爹的新鲜感也过去了，只是在心情好的时候，喜欢逗我，就两个花样：要么拿出六尺杆，给我量身高，看看有几尺高了，一边量一边哄：“已经有几尺几寸高了，变成小后生了。”要么躺在躺椅上，翘起二郎腿，对我说：“来，爹的大腿你背背看，看你力气大不大，背不背得动。”然后“嘻嘻嘻”地笑了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虽然亲情不浓，口福倒是不淡。当时，爹带着一个徒弟，两人每天的工钱是三元，付给徒弟四角，可以净得二元六角，如果一个月一天不落下，可以赚七十八元，可以算“高薪”了，比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工资还要高。因为手里有点活钱，有时爹带着一捆带鱼回来，每斤才两三毛钱；有时买一两筒月饼回来，一筒十个，才五毛钱。我从小爱吃带鱼和月饼，不知让我的小伙伴流了多少口水。　　除了美食，爹也给我们带回许多故事或者笑话。有一次，他在白马公社旌坞大队做木工，目睹两个人打赌的情景。一个人说：“你把地上的这块牛屙捡起来吃掉，我给你一元钱。”谁知另一个人二话没说，真的把那块牛屙捡起来，一口吞了下去，还得意地说：“一块钱太多了，八角就够了！”而这八角钱，相当于一个十分工两三天的劳动所得。　　在计划经济时代，木匠作为手工业者，生活比一般的农民强一点。我家父辈兄弟四个，除了一个上大学以外，其余三个都是木匠。大伯伯出师以后，就带二伯伯走家串户做东家生活。一九五三年，爹虚岁十五岁，实际上只有十三岁，高小还没有毕业，就跟着二伯伯到浙江西部的昌化县（现为临安市昌化镇）做木匠，从此这个“木匠之家”又多了一个新成员。因为年纪小，加上个子矮（只有162公分），人称“小木匠”。后来，他加入了当地的木业社，成为居民户口。直到一九六二年下放，他回到老家，重新变成农业户口。　　在我的幼年，好几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堂哥，已经长成小后生了，其中有四个当了大伯伯的徒弟，成为木匠。就这样，我家两代有七个木匠，可谓是人丁兴旺的“木匠之家”。也有几个堂哥只做过短期的木匠，最终不愿子承父业，有当兵的，也有开拖拉机的。甚至我的亲哥哥，在暑假期间，也曾跟着爹做过两个月的木匠，最终还是到金华供销学校读书去了。　　等我稍稍长大以后，成了爹的小帮手，常年帮他锯板。那时候，乡村还没有电动锯板机，锯板纯粹是手工活。先把整根的木头，用普通的锯子锯成一段一段的；后用墨斗，给每段木头弹上均匀的墨线；再在木头的一端，钉上一枚大铁钉；又用麻绳，把大铁钉紧紧地箍在大厅的屋柱上，从而达到间接固定木头的目的。准备完毕，我们爷囝两个抬起专门锯板用的大锯子，沿着弹好的墨线，你推我拉，此高彼低，将木头慢慢地锯成木板，一片一片的。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家庭环境对人生的成长确实有相当的影响。如果后来没有考上大学，我很可能会子承父业，恐怕已是家族的第八个木匠了。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四岁做了小叔叔　　多子多福的观念，导致多子多女的现象，侄儿与叔叔、外甥与舅舅，辈分不同，年纪相近。四岁做了小叔叔不稀奇，稀奇的是当我还躲在姆妈肚子里翻跟斗的时候，我的一个表侄儿已经会在草地上翻跟斗了。
　　在我断奶之后不久，小哥（二伯伯的大儿子）讨了老婆。小嫂嫂当年就生了一个胖儿子，就是我的大侄儿。只有四虚岁的我，就稀里糊涂做了长辈，成为小叔叔了。　　小哥是木匠，当时有手艺的人，比种田地的农民要强一些，更容易受到大姑娘的青睐。况且双方都是贫下中农，成分相当，年龄相当，门当户对，于是一拍即合。当时男女找对象，除了看才貌以外，还要看家庭成分，如果是一方“四类分子”的子女，一方是贫下中农的子女，避之惟恐不及，往往只能内部消化。　　小哥结婚那天，我站在新房里装稻谷的钱柜上，看着男女老少来“讨果子”，也叫看“新孺人”，无比开心。新房的墙上贴了一张年画，是《红灯记》里的李铁梅，穿着一件花衣服，梳着一条长辫子，也蛮喜气。那时候，家家户户张贴毛主席的标准像，还有革命样板戏的剧照，已成为一种时尚。譬如《奇袭白虎团》的志愿军王团长，《白毛女》的喜儿、大春、杨白劳、黄世仁，《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沙家浜》的郭建光、阿庆嫂、胡司令、刁德一，《红色娘子军》的吴清华、南霸天，《海港》的方海珍。　　记得小嫂嫂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陪伴的“利市嬷嬷”（一般是新郎的女性长辈）是小姑姑，她“抓果子”分给大家，来者不拒，人人有份。所谓果子，一般是爆玉米、瓜子和染红的花生，在半饥半饱的困难年代，算是难得的美食了。“讨果子”的人先说“一元介”（即“第一次”），“利市嬷嬷”抓一把果子；再说“凑双介”（即“第二次”），“利市嬷嬷”再抓一把果子；又说“三元介”（即“第三次”），“利市嬷嬷”又抓一把果子。当时的孩子还吃不饱饭，最喜欢人家讨老婆，可以去新房里“讨果子”。　　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讨果子”的时候，“利市话”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妙语连珠，天花乱坠：“果子一碟，凑双来，三团圆，四季发财，五子登科，六国丞相，七子保状元，八仙过海，九子十登科，十碟全，生囝中状元。”他讲一句，“利市嬷嬷”抓一把“果子”。如果碰到一个伶牙俐齿的“利市嬷嬷”，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反问一句：“六国丞相是哪六个国家？八仙过海是哪八个神仙？”双方你来我往，一对一答，有点像传统折子戏《牡丹对课》的场面。如果“讨果子”的人答不出来，就出洋相了。　　家乡闹新房的习俗，在于一个“偷”字。闹新房的人，一般是喜欢凑热闹的小后生，假装来到新房“讨果子”，讲起一串“利市话”：“炒榧两头尖，生囝活神仙。花生花生，生囝做先生。团糕团糕，生囝做太公。瓜子瓜子，生囝做太子。”无非是早生贵子、荣华富贵的意思，讲得新娘和“利市嬷嬷”喜笑颜开，给你抓一把又一把的炒榧、花生、团糕、瓜子等“果子”。趁人不备的时候，“讨果子”的人顺手牵羊，“偷”走新房中的毛巾、枕头之类的小东西，甚至是新娘子脚上穿的鞋子，要新郎拿糕点、香烟等礼物去换回来。　　小哥结婚当天，小嫂嫂的堂姐作为伴娘，一起来到我家。有人以讹传讹，说姐妹两个嫁给同一个老公，变成天大的新闻，传遍了整个公社。闻风来看新鲜的外村人特别多，尤其是镇上的人。于是，新房里催“利市姑娘”（一般是新娘的姐妹）赶快把开水拿来，给外村来的客人们倒水泡茶。“利市姑娘”是我大姐（大伯伯的大女儿），当时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提着热水瓶匆匆上楼梯，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摔破了热水瓶，烫得手上都起了水泡。　　最让我兴奋的是，办酒宴的时候，从村人那里买了一条十二斤半的大草鱼，跟我的个子差不多高。六角钱一斤，一共七块五角钱。大草鱼养在一个木脚桶里，长长的尾巴露在外面。　　这条大草鱼，是村里的一位钓鱼高手钓来的。此人斗大字不识一个，却颇健谈，把自己跟大鱼周旋的过程说得绘声绘色，神乎其神。当时钓鱼用普通的竹竿，钓一条斤把重的小鱼尚且不容易，何况钓十二三斤的大鱼。大鱼上钩以后，一个劲地往前游，他就手持鱼竿顺着大鱼往前跑，大鱼往左，他也往左，大鱼往右，他也往右。等大鱼游累了，他再缓缓地拉钓竿，惹得大鱼性起，垂死挣扎，继续往前游，他也继续往前跑。一次、两次、三次……就这样，他不急不躁，陪着大鱼耗体力，直到大鱼精疲力尽，他再跳进水中，用随身携带的男式围裙将大鱼裹住，捉上岸来。　　后来，大侄儿出生了，阖家人欢天喜地。当时，爷爷已年过七旬，膝下有七个孙子承欢，如今又添了一个曾孙，四世同堂，人丁兴旺。在乡下，女性一直受到歧视，凡是重大的事件，无论是修族谱还是立墓碑，都不得参与。而我的大爷爷，膝下也有七个孙子，再下面只有一个曾孙女，没有曾孙。曾孙女也叫他“太公”（即“曾祖父”），可他还是闷闷不乐，自称是“假太公”，不是“真太公”，最后带着遗憾离开人世。隔壁有位老爷爷，听到长孙媳妇生产了，兴冲冲地赶了过去，走到门口，孩子生下了，听说是个女的，他连门也不进，拉下脸马上转身回家。　　我比大侄儿早三年来到这个世界，早一年参加工作，名义上是叔侄，实际上是兄弟。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历史的车轮总是在滚滚向前！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某些脑海里的记忆似乎离我们渐渐地远去。。。但是，一旦回忆起过去很多很多儿童时所发生的原汁原味的故事和情节，依然历历在目，活灵活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让我们这一代从饥饿走向温饱、从乡村走向都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人，有责任把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形诸文字，为传统的乡村留一个影子，为逝去的时代留一丝痕迹，为未来的子孙留一点遗产!。。。。。我们应该向王向阳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您为发掘和保留地方民俗风情所做出的贡献！！！
　　，“当时只道是寻常”。直到离乡二十六年后的今天，蓦然回首，才懂得传统乡村生活的非同寻常，真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叹了。　　好在如今的我已从惘然中走出，化作一个导游，穿越时间隧道，从现代暂回传统，引导好奇的读者像游客一样，跟随我的行踪，通过我的文字，一起重温那个剧变年代的乡村生活，追忆那些逝去的靓丽风景，构建一个温馨的精神家园，以图引起中老年朋友的回忆和共鸣、青少年朋友的好奇和追问……　　当作者写到这里的时候
心境是多么感伤深沉而真诚，谁又能不被这样的作品而感动呢？
　　纪录时代的痕迹和社会的变迁，还原历史的真实纪录，难能可贵！
　　你“阉”了吗？　　从“光荣妈妈”到“超生子女”，从鼓励生育到计划生育，前后不过短短的二十来年时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口爆炸，不堪重负，才想起五十年代马寅初提出的人口论。一下子从多子多女到独生子女，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岂是一夜之间可以轻易扭转的！　　一九七三年农历元宵，我家多了一个新成员，妹妹出生了。大伯母给她取名“淑宵”，意谓元宵节出生的淑女。　　因为生了三胎，公社里的干部上门动员，要求姆妈到卫生院坐绝育手续。姆妈是很通达的人，况且已有两男一女，确实够了，孩子多了养不起。于是在生了妹妹二十天之后，她就做了绝育手术——输卵管结扎。　　七十年代初，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乡村的一对夫妇生育三胎以后，要求绝育，一般是给女方做输卵管结扎手术。如果遇到女方有毛病，不宜做手术，就给男方做输精管结扎手术，不过大多是居民户口。结扎的土话叫做“阉”，跟“阉鸡”、“阉猪”一样。当时的育龄妇女见了面，相互之间的问候语从“你吃了吗？”变成“你阉了吗？”难怪当时农村里流传着一种谣言，说男人结扎就是阉割睾丸，变成古代的太监了。　　在当时的乡村，计划生育政策受到或明或暗、或强或弱的抵制，博弈的双方是强势的政府和弱势的农民。对政府来讲，有限的土地实在已经承受不了更多的人口。解放以后，只知人多手多，种的粮食多，种的棉花多，“光荣妈妈”们“扑通、扑通、扑通”地生孩子；谁知人多口多，吃的粮食多，穿的衣服多，住的房子多，人口急剧膨胀的恶果终于显现出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政策来了个急转弯，从鼓励生育转为计划生育。　　开始的时候，公社里的驻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做耐心的劝导工作，要求生育三胎的育龄妇女主动去公社的卫生院做结扎手术。我曾亲眼目睹当时的场景，驻村干部请村里的一位老太太忆苦思甜，说以前多子多女，日本佬来了，带着一大帮子女逃难，左手拉一个，右手抱一个，背上背一个，哪里跑得动？现在政府为老百姓考虑得真周到，生三胎已经足够了。　　可是，老太婆苦口婆心的现身说法，并不能说动育龄妇女，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延续了几千年，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轻易改变的，没有儿子，断子绝孙，愧对先人；又因为农村里繁重的田间劳动，需要身强力壮的男劳动力，没有儿子，谁来挑担，谁来耕田？更因为相应的养老保障体系没有跟上，“养子防老，积谷防饥”，没有儿子，谁来养老，谁来送终？也有的少数人家，生育三胎以后，不愿到公社卫生院结扎，东躲西藏。为此，表叔家还挖了一个“地道”。　　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七里公社以及后郎大队负责计划生育的干部，乘着一辆拖拉机，来到表叔家，将房子团团围住。　　贴在门上，他们听到表叔夫妻俩睡在床上说话，就派人敲门。表叔披衣起床，打开大门，干部们一拥而上，东翻西找，就是不见表婶的踪影。奇了怪了，明明听到夫妻俩刚才还在说话，难道会变成神仙飞走了？找了半个小时，有人发现猪圈里有一堆稻草，觉得可疑；掀开稻草，下面露出一块木板；揭开木板，发现是一个“地道”， 里面蹲着一个人，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差点晕倒，她就是我的表婶。　　表叔为什么要在家里的猪圈挖一个地道呢？难道是为了防范半夜上门的土匪吗？非也！清平世界，荡荡乾坤，哪里来的土匪！因为表叔和表婶已经生育了三胎，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要结扎绝育。因为不愿结扎，表叔就在猪圈挖了一个“地道”，以躲避上门捉人的公社和大队干部，最终表婶还是被捉住了。　　最有趣的是，妇女怀孕以后，总想知道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为了鉴别胎儿的性别，现在用B超透视，可当时没有这么先进的仪器，乡村妇女寄希望于迷信，土法用青草或筷子占卜。　　占卜用的青草呈三面的棱形，俗称“三角草”。记得村里的两个姑姑将“三角草”的头部和根部去掉，只留下中间的茎部。两个人同时从两头将茎部撕开，看最后呈现的形状，判定胎儿的性别。如果两片之间连丝是单线，便意味着生儿子，如果成菱形，便意味着生女儿。还有一种办法是用一把筷子，也是看最后呈现的形状，判定胎儿的性别。　　如今看来，这两种占卜方法未免荒诞可笑，但就地取材，不要成本，不管准不准，权当是玩耍。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这里有历史，这里有现实，这里的故事是回忆，也是反思。期待王老师的新作早日出版。
　　爷爷的疑心病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家庭，和谐家庭离不开全体成员的信任、理解和宽容。而爷爷的疑心病，是拨草寻蛇，自寻烦恼，还给我们所有的家庭成来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痛苦和挥之不去的心灵创伤。　　一九七三年，我们分家了。从此以后，爷爷的疑心病爆发了，整天怀疑我爷娘偷他的东西，大吵大闹，弄得鸡飞狗跳，全村皆知。　　按家乡的风俗，分家一般由舅舅主持，主要是给兄弟分房产，并定下赡养老人的数额，有论钱的，也有论物（包括粮食和柴火）的。当时，小舅公来到我家，主持分家，每家每年赡养爷爷嬷嬷五十元钱，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　　爷爷疑心病的根子，老早就种下了。从我懂事之日起，由爷爷管家，家里所有金钱来往都要经过他的手，并一笔一笔地记在账上。爹每次从外地做木工回来，首先要到他的房间里，将工钱如数上交，在账簿上勾掉。如果爹先到我们自己的房间，爷爷就要怀疑爹把钱给姆妈了，留私房钱。　　爷爷是异常细心的人，但细心过头，难免疑神疑鬼。当时民风淳朴，乡下几乎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白天家里从不锁门。我们虽然分家，分灶吃饭，但还住在一起。我们住在楼上的前半间，房门和抽屉从来不上锁，而爷爷住在楼上的后半间，房门整日锁着，因为里面藏着稻谷和棉花，生怕被别人偷走，还在柜子里上一道锁，加上“双保险”。当时，乡村的谷柜，是一层一层垒起来的，可以脱卸，细心的爷爷在层与层之间，都贴了红纸，俗称“封皮”，以防止被人脱卸。　　有一天，爷爷说二楼谷柜里的稻谷浅下去了，是被姆妈偷走的。后来，请大伯母来做中间人，看看房门的锁好好的，谷柜的锁好好的，谷柜层与层之间的封皮也是好好的，稻谷不可能被偷走。爷爷又改口说不是姆妈偷的，女人没有这个本事，偷不了的，而是爹偷的，是从房间外面跳进去的。大伯母劝解爷爷，自家人怎么会偷稻谷呢？　　爷爷的棉花，是装在坛子里的，一共有几斤几两，事先称得一清二楚，一笔一笔全部记在账上。有一天，爷爷又发飙了，说他称过了，坛子里的棉花轻了，肯定被姆妈偷走了。大伯母又被叫来当中间人，重新帮他称了一遍，不仅没有轻下去，反而重起来了。爷爷又说，重起来说明有问题，好的棉花被偷走了，换上了差的棉花。大伯母再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弄错了一只篮子，换成原来的篮子，重量正好对上，不轻不重。　　爷爷每犯一次疑心病，总要发一次飙，跟姆妈吵一次架。人家是家丑不可外扬，即使子女真的偷了自己的东西，也是打落牙齿和血吞，怪只怪自己家教不行。而爷爷只怕人家不知道，从家里吵到走廊，从走廊吵到天井，还要拉姆妈对天发愿，弄得满村皆知，门口每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我当时虽然年幼，却已懂事了，因为稻谷柜放在二楼，人每天在楼板上走动，谷柜也在抖动，天长日久，里面的稻谷越抖越实，看起来自然浅下去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能够明白的浅显道理，一个七十五岁老人硬是弄不明白。面对疑神疑鬼甚至有点神经兮兮的爷爷，我的心里厌烦到了极点。　　说起“偷”粮食，爷爷的媳妇里面不是没有。当时还没有解放，嬷嬷掌控家里的财政大权。二伯母还是十八九岁的小媳妇，希望手头有点零用钱，可嬷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家长，一文不给。有一天，二伯母偷偷地拿了家里的豆子，想拎到集市里去卖，半路上正好被嬷嬷碰到，夺下篮子，甩手就是一个巴掌。事后，嬷嬷将此事告诉二伯伯，憨厚而愚孝的二伯伯只说了三个字：“打得好！”　　到了晚年，爷爷嬷嬷上下楼梯不便，床铺从二楼搬到一楼，所以我跟他们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我看他经常买红糖、白糖和蜂蜜吃，把它们藏在小衣柜里，还上了锁，零食整日与衣服作伴。老来嘴馋，走过去吃一勺，走过来吃一勺，“支格、支格、支格……”小衣柜的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有一个冬天的晚上，爹从外地做木工回家，全家都早早地就寝了。夜里人静，就是楼下说句悄悄话，楼上也听得清清楚楚。睡在一楼的爷爷年迈重听，说话的声音特别响亮，又开始说我爹娘如何偷他的稻谷和棉花，喋喋不休。　　爹实在忍无可忍，起床下楼，找了一只大碗，从水缸里舀了一碗冷水，掀开蚊帐，浇在爷爷的头上……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王向阳先生，又将要出力作了。可喜可贺！
　　两个淘伴　　人的一生，像吃甘蔗，从小吃苦的人，从甘蔗头吃起，越吃越甜；从小享受的人，从甘蔗根吃起，越吃越淡。当年穿开裆裤的淘伴会帮大人做一些力所能力的事情，甚至挑起照顾小小孩的重担。人生的幸福不在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在于自立自强、甘于奉献。　　分家那一年，小嫂嫂（二伯伯的大儿媳）生了第二个儿子。因为没有公婆照看，只得赶鸭子上架，第二年把她的小妹妹红珍叫到身边，帮她照看儿子。　　红珍与我同庚，那年只有七虚岁。按今天的眼光，刚好上幼儿园大班，正是千宠百娇的年纪，可她却接受了与年纪不相称的重任。每天吃完早饭，小嫂嫂先用围裙把儿子裹好，然后让他俯卧在红珍的背上，再用带子绕到身前，形成十字交叉，最后绕到背后，打一个死结。　　平时我们一起在村前村后游玩，红珍背着人，我空着手。印象最深的是，家里的茅厕是坐坑，上面有一个圆洞，架子太高了，小孩爬不上去，即使爬上去了，也容易从圆洞中掉下去。所以，爹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小坐坑。红珍来了以后，我与她共用。红珍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上厕所的时候，还要背着一个更小的孩子，真是难为她了。　　我比红珍轻松多了。前一年，家里虽然添了一个妹妹，幸好基本由嬷嬷照管，我只是在高兴的时候，偶尔在边上帮一下忙。譬如搬一条小板凳，让妹妹扶着，我在前面拉，她在后面跟，慢慢地教她学步。有时妹妹坐在坐椅上，我站在一边，一口一口给她喂饭，或者用食指逗她的小脸：“宵宵（即我妹妹的名字），笑一口！”同样是七虚岁的孩子，我的动手能力和吃苦精神，比红珍差了一大截，或许是小女孩先天具有的母性吧。　　一个七虚岁的小女孩背着一个两虚岁的小男孩，从大人的眼光来看，难免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小嫂嫂有时候黑着脸骂红珍，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心里为红珍抱屈。　　第二年，红珍到了八虚岁，回自己家读书去了。没有红珍一起游玩的日子，我心里空落落的，这种感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过了两年，家里又来了一个淘伴，是比我小两岁的小男孩。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绰号叫“左嬷嬷”，他是我大嫂嫂（大伯伯的大儿媳）的小弟弟。　　“左嬷嬷”是义乌县大陈公社人，长得又黑又瘦又小，是个小不点。为什么要取这个老太婆的绰号呢？我不清楚。每次跟他交谈，他讲义乌话，我讲浦江话，叽里咕噜，各说各话，不知所云，其难度跟村里的哑巴交谈差不多。经常由比我大四岁的三哥（大伯伯的三儿子）在中间，给我们两个做翻译。　　入乡随俗，“左嬷嬷”到了浦江，自然要学浦江话，我们喜欢讲顺口溜：“跷脚佬，跷一脚，滑一脚，牛屙里踏一脚，到溪滩里去洗脚，老虎赶‘一晌’(即‘一段路程’)。”他天天用夹杂着义乌的口音，学讲浦江的顺口溜，不料被村里一个患了小儿麻痹症的“跷脚佬”听到了，误以为在骂他，拿手中的拐棍来打他。　　“左嬷嬷”小小年纪就贪杯，看到大人喝酒，他也要凑热闹。酒喝醉了，“左嬷嬷”异常兴奋，也异常可爱，喜欢用半生不熟的浦江话，跟大人一起吹牛皮。　　七虚岁那年，“左嬷嬷”一个人挑着十斤梨子，从义乌县大陈公社自己家，来到四十里路外的大嫂嫂家。他先从义乌县大陈站上火车，到浦江县郑家坞站下火车，还逃了票；再从郑家坞汽车站坐乡村公共汽车，到后芦金站下车；然后从后芦金走了六里路，到大嫂嫂家，花了两个小时。路上，有好心人看到这么一个小不点挑着十斤梨子，歇歇停停，停停歇歇，想帮他挑一程，也被他谢绝了。　　当时，大伯母家养了一头羊和几只兔，三哥是领头的，我和“左嬷嬷”是两个小尾巴，跟着他一起去割草，一起来饲养，跟小动物在一起，其乐无穷。大伯母家还养了一只狗，颇通人性，每次看到我，总是摇头摆尾，非常亲热，我也少不了把碗中的食物丢给它，与其分享。　　那时，大伯母家从山区买了许多树桩，运到家里，打上密密麻麻的圆孔，在圆孔里种上菌种，种起了白木耳。几乎天天用喷雾器喷水，保持树桩的湿润。不久，从树桩上长出米粒大的白点，一点点长大，最后像一朵朵鲜嫩的白菊花，大伯母用刀子割下来，晒干，卖给供销社。在那段时间，我和“左嬷嬷”跑前跑后地帮忙，兴奋异常。　　到了八虚岁上小学的年纪，“左嬷嬷”回家读书去了，我的心中充满了惆怅。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经常想起当年一起游玩的两个淘伴：背着两岁小孩的七岁的红珍，挑着十斤梨子的七岁的“左嬷嬷”。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小儿无赖，似曾相识；　　人到中年，亦梦亦幻。　　“四环素”，当年一种副作用挺大的药，记得，有位儿时的朋友因为吃了四环素，牙齿都吃坏了。　　“长路无轻担”，这些话很喜欢！
　　姆妈当了妇女队长　　一个人的知识有多少，水平有高低，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公道的人，一个善良的人，就能得到大家的信赖和托付。姆妈没有文化，水平不高，能力不强，却能当上生产队里的妇女队长，一干就是十年。　　大约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姆妈当上了小队里的妇女队长，一直到包产到户为止。当时的生产队里，除了队长和副队长，还有妇女队长。　　论文化，姆妈是文盲；论劳动，姆妈算不上好手；论能力，姆妈也不算能人。那么，她是怎么通过民主选举当上小队里的妇女队长呢？因为她做事认真，遇事谦让，处事公道，这些都为她赢得了好口碑，在村里没有一个冤家对头，不能不说是女人世界里的一个小小奇迹，因而成了人人可以接受的人选。再看那些个性强悍、能力出众的妇女，在村里难免有几个冤家对头，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　　姆妈的好人缘，并不是她有什么高超的处世技巧或者手段，能够拉拢别人，而是源自于她善良的本性。她从小教育我们“害人家一千，自己划到八百”，害人终要害己，要与人为善，千万不可有害人之心。　　那么，这个妇女队长到底是个什么“官”呢？有什么权力？无非是叫妇女出工。“出工喽，出工喽！”每天上午和下午出工之前，生产队长总要扯开嗓门，不停吆喝，结果还是“出工一条龙，回家一阵风”，出工不出力。劳动了半天，妇女在十点左右先回家烧饭。烧完以后，十点半左右重新出工。个别不自觉的妇女，烧完饭就赖在家里做家务。这时，姆妈作为妇女队长，要挨家挨户上门吆喝，叫这个“婶婶”，那个“嫂嫂”的。到了收割季节，男女社员之间有相对的分工，男人以田间劳动为主，女人以晒场劳动为主。这时候，妇女队长就要独当一面，除了自己参加劳动，还要给所有妇女派工，谁扫地，谁扇谷，谁扛抬。　　“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挂在嘴上，喊得山响，实际上明显受到歧视。社员的工分，青壮年男子理所当然记10分，妇女的工分要打折，有的地方记8分，有的地方记7分，有的地方记6分，而我们生产队最缺德，只记5分，只能说一个妇女能当半个男人。实际上，男女因为生理上的区别，有些农活的工分可以有所区别，譬如挑担、耕田等重活，是男人的专长，但有些轻活不应分出高低，譬如晒谷、捡棉花、拔秧。不分青红皂白，男人一律记10分，妇女一律记5分，这是对妇女劳动的无情盘剥，也是对“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绝妙讽刺。　　最有意思的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一段时间生产队里曾经设过“政治队长”。这个职位一般由有文化的年轻人担任，主要职责是参加大队或公社里的会议，然后回生产队向社员传达会议精神。当时的不少队长是文盲，论种田是能手，一开会就糊涂，更不用说传达上面的指示精神了。我的大哥（大伯伯的大儿子）老三届初中毕业，曾经到杭州留下当过兵，复员回家以后，就因为年轻有文化，当过几年“政治队长”，经常开会，比下田劳动轻松。　　当时，大队的干部可以半脱产，小队的干部不脱产，与社员一起参加劳动。除了正副队长、妇女队长、政治队长以外，还有会计、出纳、记工员、粮食保管员和植保员。他们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工分。只有年底结算的时候，才加一点不多的职务分，以体现管理的价值。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记工员，负责给参加劳动的社员记工分，每天捧着一本大大的记工簿，把社员张三李四的名字都喊一遍。在农村里，年纪大的妇女只知道叫什么嬷嬷、什么伯母、什么婶婶，放在前面的永远是丈夫的名字，反而淹没了自己的真名。只有在记工员记工分的时候，她们的名字才派上了用场。小孩子从记工员嘴里听到什么嬷嬷的名字，仿佛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兴奋异常，奔走相告：“告诉你一个秘密，原来某某嬷嬷的名字叫某某。”　　给社员分粮食，是粮食保管员的职责。每次分粮食前，先从生产队仓库里拿出一根长长的木杆秤，悬挂在秤架下面。这时候，大人小孩都喜欢称一称体重，当时村里最重的不过一百五十斤。小孩子称重量蛮便当，双手抓住秤钩，双脚离地即可，大人就麻烦了，因为长得高，双脚容易碰到地面，所以右手先从右腿下绕过，双手抓住秤钩，把下半身也抬高。在那一穷二白的年代，“称人”也算是一种自得其乐的游戏。　　到了年底结算，轮到会计大出风头的时候了。今年生产队里的分红多少，谁家余粮多少，谁家缺粮多少，随着他手下的算盘子的不断拨动，都算得清清楚楚。在我的眼中，会计是个厉害角色，什么都弄得一清二楚。　　结算完毕，生产队里要吃一顿大会餐，仿佛是如今每个单位吃的年夜饭。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七十年代，农民只有这顿饭可以放开裤带吃，不吃白不吃，反正不用自己掏腰包。有的社员三杯落肚，酒劲上来，开始豁拳：“一定恭喜、哥俩好、三星高照、四季发财、五金魁、六六顺、七巧、八仙、九马块、全家福。”有人喝高了，发起酒疯来，脸红脖子粗，开始骂人，甚至动起了手脚，几乎每年都发生这种乐极生悲的事情。　　只有参加生产队劳动的人，才有资格分享年终大会餐。我们一帮小孩子一直徘徊在门前，闻着从生产队仓库飘出来的肉香和酒香，垂涎三尺。只有等到各人的姆妈在里面一声喊叫，小孩子像奉了圣旨一样，欣欣然冲进去，接过夹来的一块肉，高高兴兴地跑出来，脸上笑开了花。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期待先生大作！
　　我家的“百草园”　　在一大二公的农业集体化时代，分给农户的一点少得可怜的自留地，出产的作物曾经在困难时期挽救了很多生命。我家在自留地上建起了一个菜园，在那里可以捉蜜蜂、弹麻雀、摘红椿叶，可以尽情玩耍，尽情淘气，尽情疯狂，乐而忘返，成为我童年的“百草园”。　　在村后，我家有一块自留地，不知是猴年马月从生产队里分来的。爷爷在自留地的南边和西边夯了泥墙，东边和北边种上灌木，久而久之，长成蓊蓊郁郁、密密麻麻的篱笆，围成一个长方形的菜园子，成为我童年尽情游玩的“百草园”。　　春天来了，篱笆上开出一种白里带紫的花朵，不大不小，有点像蝴蝶兰。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只知道土话叫做“跌碗破”，大人警告我们小孩子，如果摘了“跌碗破”，捧在手里的碗会无缘无故地摔破。我想，大人是希望小孩不要去采摘任何一种花朵，故意用摔破碗来吓唬。可是为何只有这种花叫做“跌碗破”呢？我至今不得其解。摘几片衬着“跌碗破”花朵的绿叶，倒在脸盆里的清水中搓揉，会泛起少许泡沫，权当肥皂使用。　　在密密麻麻的篱笆上，爬满了弯弯绕绕的金瓜（即“南瓜”）藤，藤上开出金黄色的鲜花，像一颗颗五角星，煞是好看。“跌碗破”花和金瓜花引来了“嗡嗡嗡”的蜜蜂，上下飞舞。我因为胆小，不敢赤膊上阵捉蜜蜂，而是等蜜蜂飞进花蕊采蜜的时候，悄悄地将花瓣卷起来，把蜜蜂裹在里面，然后把整朵鲜花摘下来，吃它的蜂蜜。最容易捉蜜蜂的是金瓜花，花瓣大而厚，不费吹灰之力；其次是“跌碗破”花，花瓣大小适中；最难的是芝麻花，花瓣很小，比蜜蜂的身体大不了多少，弄得不好，花瓣没有把蜜蜂裹住，手指头却被尾刺所蜇。　　有的小孩有一套捉蜜蜂的高招：等蜜蜂停下来采蜜的时候，从背部轻轻地捉住，因为蜜蜂的尾刺会弯过来蜇人，所以预先要用唾液把衣角弄湿，让蜜蜂的尾部凑上去，尾刺就会去蜇衣角，这时再将尾刺去掉。这样，蜜蜂就没有丝毫危险了，成为小孩手中的玩物，不过很快就会死去。　　小孩一旦被尾刺所蜇，始而疼痛，像被针刺一样；继而红肿，因为刺里有毒。找一点现成的解药，就是泥墙上的干泥巴，碾碎了，敷在红肿处，反复搓几次就好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爷爷在“百草园”里栽了两棵树，已经长大，成了我的最爱。第一棵是红椿（即“香椿”）树。每年的清明过后，红椿开始发芽，红红的，嫩嫩的，到谷雨前后，叶子已经长大了，变成了绿色，可以采摘了，这是我当年最爱干的活儿。红椿树的主干上，长出很多枝丫，每条枝丫上长着一片片密密麻麻的嫩叶子，像随风摇曳的小旗帜。我拿了一根竹竿，把红椿的枝丫打下来，然后摘下枝丫上的嫩叶，装进篮子，拎回家中。年过七旬的嬷嬷，将红椿叶切碎，用盐腌制。过了一段时间，腌好的红椿炒腊肉，香气馥郁，令人垂延。　　第二棵是刺树。树的浑身上下都长满了刺，又长又尖又硬，不小心被扎了，痛得要命，人根本爬不上去，因而成为麻雀栖息的天堂。三哥（大伯伯的三儿子）用小树杈做弹弓，两端各绑上十几条橡皮筋，橡皮筋的另一头扎在一块小皮上，用来夹石子。三哥拿着弹弓带着我们这帮小孩子四处转悠，转到刺树附近，看到几十只麻雀密密麻麻地停在树上，悄悄靠近树下，左手持弓，右手将一粒石子包在皮中，用力往后拉，瞄准麻雀，突然松手，石子迅速弹出，运气好的话，能够击中只把麻雀。　　说起弹麻雀，当时乡下流行一个“脑筋急转弯”的故事：“一棵树上停着二十只麻雀，有人用鸟枪开了一枪，打下一只，还剩几只？”性急的小孩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还有十九只。”恭喜你，答错了！正确的答案是一只也没有了，鸟枪开了一枪，麻雀还敢停在树上吗？　　当时，乡村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公社里的驻村干部姓贾，人称“老贾”，长得肠肥脑满，一脸横肉，走起路来背着双手，说起话来唾沫横飞。有一天，他带着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在村庄的四周转悠。村东坟地上种了一批楝树，有碗口那么粗，蓊蓊郁郁，已经成林了，可惜全部被他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当他转到我家的“百草园”时，问生产队的干部，这棵刺树是不是种在集体土地上的？我连忙回答是种在我家自留地上的，得到生产队干部的认同，这才逃过一劫。　　一年四季，“百草园”里的蔬菜瓜果不断，刀豆、长豇豆、茄子、苦麻、南瓜、九头芥、油冬菜和番薯。我最喜欢南瓜，不仅是因为南瓜花里可以捉蜜蜂，更因为爷爷喜欢养老南瓜，颜色先由浅绿到深绿，再由深绿到金黄，最后由金黄到深黄，还长出一层白毛，俗称“白醭”。为了防偷，爷爷总是在老南瓜上盖上一把麦秆，伪装起来，如果不是仔细看，不容易被发现。老南瓜摘下来以后，嬷嬷把它放在锅子里煮熟，再切成一块一块，那是相当的甜，也是相当的糯，成为当时难得的美食。　　“百草园”里最有生命力的植物，就是苎麻。到了春天，苎麻一个劲地从地底下钻了出来，一丛丛的，密密麻麻；到了夏天，越长越高，蓊蓊郁郁，比大人还要高；到了秋天，割下苎麻，摘掉叶子，把苎麻的皮从茎上剥下来，晒干以后，里面的纤维可以搓成苎麻线，用来纳鞋底。春播秋收，一般的作物需要应时播种，而苎麻不要播种，应时而长，跟野草一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在“百草园”里，我最珍爱的是一丛山生姜，是爹从山里移植过来的。因为我从四岁开始脱发，爹在山里访得一个土方，用山生姜在醋中磨碎，再涂在头皮上。山生姜就是野生姜，叶子跟生姜无异，块茎也跟生姜类似，形体要稍微瘦一点。我三天两头去看它，不仅因为可以治疗脱发，更因为它长得蓬蓬勃勃，特别茂盛。有一次，哥哥居然在山生姜边上看到一条眼镜蛇，高昂着头，吐着蛇信，把他吓得魂飞魄散，撒腿就跑。村里喜欢恶作剧的小孩，经常光临我家的“百草园”，东找找，西翻翻，看到心爱的东西，就顺手牵羊带走了。这丛心爱的山生姜最终还是被人家挖走了，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土坑。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王向阳2-10-22 19:04:47　　第一趟出远门（续）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病人如果持续高烧，迁延日久，目光呆滞，精神萎靡，有的老太婆便说是魂丢了，需要“叫魂”（也称“叫同年”）。至于“叫魂”的仪式，我记得是先焚香跪拜，再用一只喝酒用的小盏，盛上满满的一盏白米，用布包好，按顺时针方向转上几圈，然后用手掌在包布上反复搓磨，嘴巴里不停喊叫：“某某哎——转来喽——”最后把布掀开，有时小盏里有一粒白米凸出来，边上有一个小坑凹...........　　-----------------------------　　一个六零后的记忆，一段历史的沉淀，一个社会的变迁，尽在朴实动人的字里行间！
　　@粉色哦七哦八
14:13:06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期待先生大作！　　-----------------------------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赣鄱之子
20:25:59　　@粉色哦七哦八
14:13:06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期待先生大作！　　-----------------------------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　　我还记得那个巫婆帮我退吓，祭玍眼呢，呵呵
　　@王向阳2-10-22 20:00:32　　新屋被人放了火　　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在被推上断头前留下了一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人民公社时期，我也说一句：“集体，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因为不同意把新房借给生产队里堆稻草，家里遭到无情的报复：麦子被生产队扣下了，房子被别人放火了……　　有一天，我逛到自家的新屋门口，猛一抬头，看见后窗塞了一把稻草，正燃起熊熊大 火，发出“哔哔啵啵”的响声，摇曳的火舌快要引燃二楼的...........　　-----------------------------　　人心叵测，任何年代都不会消失。
　　@王向阳2-10-22 20:02:58　　断奶之痛　　我幼年的断奶经历，影响了后半生的生活习惯，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不谋而合。生理断奶易，心理断奶难，我依然是姆妈的小尾巴。　　长到四虚岁，老大不小了，可我还在吃奶。我也看过五六岁的大小孩站在地上吃奶的情景，即使在乡村，也是极少数。　　当时，我一边吃姆妈的奶水，一边吃姆妈做的粥饭。因为还在吃奶，娘囝两个整日形影不离，姆妈只得把我裹在围裙里，背在背上，无论是参加生产队劳动还是做家务，都...........　　-----------------------------　　我还看到过快十岁的孩子吃奶的，放学了，书包一放，就找妈妈的奶。那时的妈妈真是无私的，从来不会考虑什么影响自己的形体。可惜，母亲奶水不好，我老早就无福消受了。
　　@王向阳2-10-22 20:04:29　　陌生的爹　　母爱如海，父爱如山。爹一辈子做木工，走家串户，起早落夜，十日半月，难得一见。对于爹的感情，有些陌生，有些害怕，可我们兄弟姐妹从口里吃的粮食到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他一斧头一斧头劈出来的。　　俗话说“情同父子”，爷囝两个理应亲密无间。可我从小很少见到爹的影子，即使见到他，心里也总是怕怕的，躲躲闪闪，不愿亲近。　　爹是木匠，一年到头走家串户做东家活。一般在一个村坊干上十天半月甚至一个...........　　-----------------------------　　父亲的爱其实不仅仅是深沉，也有柔软的一面。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压在父亲的肩头，没时间亲近儿女的父亲，其实心无时不在他的儿女身边。
　　老同学的《最喜小儿无赖 - 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即将发行，同时也将陆续在天涯贴出。俺有幸先睹为快，此书可谓祁山樵夫（注：王向阳同学自称）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共７千余行，３２７页，近期１６万字。很多相同年纪的读者一定可从中找到自己童年的相似记忆。而对于８０，９０，００后们，则可以多少了解一些那个年代的生活。那时物质上没有现在发达，但真情却不缺乏。想象写此书过程中的耐心与汗水。就会想起１９年前，作者读硕士时写论文的艰忍与毅力，那时可没有电脑用，全是手写的，只见其桌面上，一档厚厚Ａ４纸（估计有几百页吧），还是修改后的（也就是说抄写两遍了），这大概得益于，小时的“无赖与难缠”劲吧。　　从１９８０年在郑宅中学上初中一年级做同窗开始认识作者，到现在有３２年了，作者是我所识的人中极少的至情至性之人。有许多故事（如有一年作者的父亲得胫椎病，劝其父不要下农田干活了，其父不听，作者竟想将自家田中的秧苗给拔了…），待俺有时间慢慢道来。　　出来多年，邯郸学步，英文没有学好，中文也忘了。本来文采就够呛，写不好，见笑了！
　　梦中玩火爱尿床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里有尴尬，有恐惧，也有欢欣，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应有尽有。人生如梦，它一直陪伴着我们，从生命的起点，直到终点。“做一个好梦吧！”我把这个祝福送给别人，也送给自己。　　在空旷的田野上，几个小伙伴正在一起玩耍，用火柴把田后磡上干枯的茅草点燃了。看着蔓延的火苗，大家跑前跑后，兴奋极小，最后淘气一把，从开裆裤里掏出小鸡鸡，“勃勃勃”地撒一泡尿，将火苗浇灭……突然，大腿根感到一阵滚烫，我从梦中惊醒，糟糕！尿床了。　　这是我五六岁时夜里经常做的梦，每每以玩火开始，以尿床结束。所以，大人经常这样告诫我们：“小孩白天玩火，晚上尿床。”其实，小孩就是白天不玩火，晚上也要尿床。　　当时，我家睡的是木板床。铺上一层干燥清白的稻草，垫上一条冰冷的草席，再盖一床棉被。在寒冬的夜晚，刚刚钻进被窝，冷得瑟瑟发抖。同床的还有爷娘和哥哥。尿床了，又不敢跟爷娘说，怕挨一顿骂，只能靠自己的体温，慢慢地把尿湿的棉被和草席烘干。　　幼年尿床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可有的人长大了，甚至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还尿床，那就是一种毛病了。可当时乡下人不知道，患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村里有位小伙子，一直尿床到成人，绰号叫做“十八尿”。每次吵架，弟弟妹妹总是讥笑他：“十八尿、十八尿、十八尿……”让他羞愧难当，咬牙切齿。我因为幼年吃过尿床的苦头，感同身受，更能体会“十八尿”的尴尬和痛苦。　　梦里有尴尬，有恐惧，也有欢欣，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梦中都有。幼年恐惧的梦，要算遇到蛇，一条、两条、三条……直到无数条，脚下踩的都是蛇，想要避开，却又无处逃避。在极度恐惧中，突然惊醒了，吓了一身冷汗。欣喜的梦，是捡硬币，一分、两分、五分，后来满地都是硬币，仿佛坐在一座钱山上。当时因为贫穷，小孩子把一两分的硬币看得像笠帽一样大，突然捡到这么多钱，一阵狂喜，等到梦醒，原来是一场空欢喜。　　“入你娘的×，你来呐！我不怕你！”深更半夜，万籁俱寂，当年睡梦中的我突然被这样的高声叫骂惊醒，知道姆妈又在做恶梦了。她性格内向，素来胆小，做恶梦的频率比常人高，况且爹常年在外面走家串户做木工，身边没有男人，缺乏安全感，而同床的只有年幼的哥哥和我两个小孩子，不能给她壮胆。按家乡迷信的说法，做恶梦是因为“压猫”，好像有一只野猫压在胸口。据说，野猫怕铁器，姆妈的枕头下总是放着一把菜刀，与其说是用来驱赶“野猫”的，不如说是用来自我壮胆的。姆妈每当从恶梦中惊醒，除了高声大骂“野猫”以外，还从枕头下抽出菜刀，用刀背敲击床沿，“砰砰砰”敲得震天响。每次被姆妈的叫骂声和刀背的敲击声惊醒以后，我心里都慌兮兮的，仿佛真的有一只看不见的“野猫”对着我们虎视眈眈，随时有可能压下来。姆妈被恶梦搅得不安身，而我也被姆妈制造的恐怖气氛搅得不安身，这就是我在幼年时代经常遇到的恐怖夜晚。　　最有意思的是梦游，有人会在梦中做出种种可笑的举动，醒后并无半点记忆。邻村有娘囝两个相依为命，老娘年纪大了，儿子也过了娶亲的年纪。每每夜深人静，左邻右舍沉浸在梦乡时，总会传来高亢激昂的歌声，随即听到老娘呼叫儿子的声音，几声叫唤之后，儿子渐渐安静下来。儿子在梦游中唱的，是家乡的戏剧音乐浦江乱弹。老娘说儿子白天干活累了，晚上会唱好几回戏，不累的话，就好一些。邻居们早已习惯了他的夜半歌声，碰到某天不唱了，反而不习惯。有时候大家起哄，叫他唱几句，他很腼腆地说：“我又不会唱戏。”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长大以后才知道梦是一种心理活动，更是一份浪漫文化。有梦的典故，如庄生梦蝶、黄粱一梦、梦笔生花、南柯一梦；有梦的小说，如《红楼梦》、《青楼梦》、《风月梦》、《生花梦》；有梦的戏曲，如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还有解梦的书籍，中国有《周公解梦》，西方有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人生如梦，它一直陪伴着我们，从生命的起点，直到终点。“做一个好梦吧！”我把这个祝福送给别人，也送给自己。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pjzzzyl
20:26:41　　历史的车轮总是在滚滚向前！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某些脑海里的记忆似乎离我们渐渐地远去。。。但是，一旦回忆起过去很多很多儿童时所发生的原汁原味的故事和情节，依然历历在目，活灵活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让我们这一代从饥饿走向温饱、从乡村走向都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人，有责任把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形诸文字，为传统的乡村留一个影子，为逝去的时代留一丝痕迹，为未来的子孙留一点遗......　　-----------------------------　　年纪大了怀旧，爱唠叨。谢谢有理世兄。
　　@萧然晨子
20:42:21　　，“当时只道是寻常”。直到离乡二十六年后的今天，蓦然回首，才懂得传统乡村生活的非同寻常，真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叹了。　　好在如今的我已从惘然中走出，化作一个导游，穿越时间隧道，从现代暂回传统，引导好奇的读者像游客一样，跟随我的行踪，通过我的文字，一起重温那个剧变年代的乡村生活，追忆那些逝去的靓丽风景，构建一个温馨的精神家园，以图引起中老年朋友的回忆和共鸣、青少年朋友的好奇和.....　　-----------------------------　　谢谢沈老师！你的文字，才让人感动呢！建议你把你们母子俩的著作，发上天涯，让大家一睹为快。
　　@淡墨斋
09:46:33　　王向阳先生，又将要出力作了。可喜可贺！ 　　-----------------------------　　谢谢淡墨斋。
　　@云里雾里浦
21:44:01　　这里有历史，这里有现实，这里的故事是回忆，也是反思。期待王老师的新作早日出版。 　　-----------------------------　　谢谢小老乡。
　　@书小小-23 10:12:05　　你好 欢迎赐教 　　-----------------------------　　谢谢你，要请你赐教呢！
　　@如痴d
07:01:12　　老同学的《最喜小儿无赖 - 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即将发行，同时也将陆续在天涯贴出。俺有幸先睹为快，此书可谓祁山樵夫（注：王向阳同学自称）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共７千余行，３２７页，近期１６万字。很多相同年纪的读者一定可从中找到自己童年的相似记忆。而对于８０，９０，００后们，则可以多少了解一些那个年代的生活。那时物质上没有现在发达，但真情却不缺乏。想象写此书过程中的耐心与汗水。就会想起１９年前，作者.....　　-----------------------------　　感谢老同学，在千里迢迢的英格兰和大不列颠共和国，还跑回来看。
　　@赣鄱之子
20:28:17　　@赣鄱之子
20:25:59　　@粉色哦七哦八
14:13:06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期待先生大作！　　-----------------------------......　　-----------------------------　　蒋老师还亲身经历过啊？我是经常看到隔壁老太婆搞这一套，一脸虔诚和严肃，至少她是信的。
　　@赣鄱之子
20:25:59　　@粉色哦七哦八
14:13:06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期待先生大作！　　-----------------------------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　　你在江西，我在浙江，同处长江以南，估计民俗也有类似的地方。
　　@赣鄱之子
20:36:58　　@王向阳2-10-22 20:04:29　　陌生的爹　　母爱如海，父爱如山。爹一辈子做木工，走家串户，起早落夜，十日半月，难得一见。对于爹的感情，有些陌生，有些害怕，可我们兄弟姐妹从口里吃的粮食到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他一斧头一斧头劈出来的。　　俗话说“情同父子”，爷囝两个理应亲密无间。可我从小很少见到爹的影子，即使见到他，心里也总是怕怕的，躲躲闪闪，不愿亲近。　　爹是...........　　-----------------------------　　作为儿子，估计一般与母亲亲近一些。现在我的儿子，也与我老婆亲近一些，对我爱理不理的。
　　老同学的大作，情真意切，令我重新回到了那个令人心酸的年代。感谢老同学，感谢老同学的大作。期望大作的发行。
　　@赣鄱之子
20:23:14　　@王向阳2-10-22 19:04:47　　第一趟出远门（续）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病人如果持续高烧，迁延日久，目光呆滞，精神萎靡，有的老太婆便说是魂丢了，需要“叫魂”（也称“叫同年”）。至于“叫魂”的仪式，我记得是先焚香跪拜，再用一只喝酒用的小盏，盛上满满的一盏白米，用布包好，按顺时针方向转上几圈，然后用手掌在包布上反复搓磨，嘴巴里不停喊叫：“某某哎——转来.....　　-----------------------------　　谢谢蒋老师鼓励！我不善为文，常有“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之叹。
　　@赣鄱之子
20:34:23　　@王向阳2-10-22 20:02:58　　断奶之痛　　我幼年的断奶经历，影响了后半生的生活习惯，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不谋而合。生理断奶易，心理断奶难，我依然是姆妈的小尾巴。　　长到四虚岁，老大不小了，可我还在吃奶。我也看过五六岁的大小孩站在地上吃奶的情景，即使在乡村，也是极少数。　　当时，我一边吃姆妈的奶水，一边吃姆妈做的粥饭。因为还在吃奶，娘囝两个整日形影不离，姆...........　　-----------------------------　　说来惭愧。在我们乡下，儿时有一种不科学的说法，说母乳吃得长，小孩子聪明，记性好。我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