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手工毛笔哪里有好点的毛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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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笔之终章 昆明老字号毛笔店的绝唱
&&来源:昆明信息港
84岁的桂焕兰现在的主要工作,只是修修分叉的笔头
桂焕兰已不再做笔。这是“张学成毛笔庄”最后的存货
  “抚州商帮”曾是云南过去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在云南的活动轨迹可以远溯明朝。万历年间、年长徐霞客40岁的旅游家王士性在游玩云南之后写道,“云南商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商客莫如抚州”,“视云南全省(客商),抚人居十之五六”。而这些抚州人中,相当数量都是笔商。
  曾在云南任职地方官的刘逵,在他的著作《滇中见闻录》中谈道,“崇祯间,邑天(临川)在滇经商者多至三四百户……设毛笔、土布、粮食……属行业鳌头、商界巨子者,有文宝斋笔庄……等一百单四户”。据他记述,这些商户遍布昭通、宣威、思茅、丽江、楚雄、大理等地,而多数集中在昆明。南昌大学的郑武仔硕士据此认为,“至迟明末,李渡文港制笔艺人已经把云南各地笔庄经营得十分红火”。
  1955年,张学成笔庄并入合作社,恰在这一时期,毛笔制作行业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桂焕兰进入的毛笔社开始转行做刷子。时至今日她都觉得,从制毛笔的师傅和曾经的笔庄掌柜转行去做刷子,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不过,好在当时有工资,能照顾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因为她技术扎实,在厂里能拿到四十多元的工资,仅次于厂长。节俭一些的话,在丈夫被劳改期间,也能养活一家老小了。
  临川毛笔传奇
  人杰地灵,拥有悠久制笔历史的江西临川,不仅拥有一套成熟的制笔工艺,制笔人还精通为商之道。
  眼下,那些昆明曾为数众多的老抚州临川籍笔庄绝大多数都杳不可寻,只剩张学成一家了。在整个云南,仅有84岁的桂焕兰一人还在手工制作和经营毛笔活计。这也意味着,在云南生存了4个多世纪的老派“抚州商帮”,至此只剩下这最后的一脉了。
  张学成笔庄在自己毛笔的介绍上表示,自己属于“南派赣系,与吴兴‘湖笔’同一祖源”,这是言其制笔工艺的正统。
  江西临川地区,是中国毛笔制作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之一。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是这一地区的刺史(另有一种说法,王羲之的官职是“临川内史”),在其目前存世的作品中,就有一份名为《临川帖》的名作。据学者考证,当时那里就已在制作毛笔。
  唐初,大才子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甚至有“光照临川之笔”的句子,所言正是该地拥有王羲之的事迹。而临川毛笔最辉煌的时期,应是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本人喜用那里的毛笔,为此专门为文港镇的制笔匠人周虎臣题写了“周虎臣”匾额。周自此声誉鹊起,至今闻名。
  如果追溯更早,临川的制笔历史甚至可追溯到秦朝。郑武仔的研究指出,秦朝大将蒙恬改良了最初的毛笔,使它在秦都咸阳风行起来,“当时有咸阳人郭解和朱兴,由中原流入江西,在李渡一带传授毛笔的制作技艺,李渡毛笔由此发展起来”。
  借着制笔,古代临川也是文人辈出。中国画南方山水画派的开山鼻祖、五代南唐画家董源、巨然,以及画花鸟画,以野逸著称的徐熙、徐崇嗣、徐崇矩父子,以及北宋宰相、婉约词宗晏殊,其子晏几道等,都是来自这一地区的“超级巨星”。
  今天,李渡和文港两镇已归属南昌进贤县管辖,不过那里依然是江西制作毛笔的重要地区。
  实际上,临川制笔人不仅限于会做,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个传奇,还在于敢向外闯荡,且精于商道。
  过去,临川的制笔人往往出门挑一担笔,一路销售,当停下来的时候,就能就地起家开店。清朝的周虎臣就是这样一路挑一路卖,到了上海就有了“周虎臣”。张学成笔庄也是这样,据称,“张学成”是用手推车走了48天,走到昆明开创出来的品牌。
  这些笔商一旦立定脚跟,他们独到的销售方式就开展起来。张学成笔庄至今保留着百年前“当面试写,开岔保修”的售后服务传统。上述民国时期“昆明第一”的张学文笔庄,之所以能在当时成为云南销售量最大的笔庄,也被认为是源于它优秀的经营策略。据称,这家笔庄针对不同的客户进行差异化销售。比如对政府客户采取“先用再买”的方法,用质量赢得订单;对学生则采用打折的方式吸引回头客,若遇到家境贫寒的学生,还会格外多送两支。
  临川笔商在昆明的经营,还有来自商会的有力支持。对刚到昆明谋生的笔业同乡,抚府会馆会安排他们的住宿,并将张学林、张学文、天华楼等大笔店的货源供应给他们让为代销,三七分成。这样,靠着无本买卖,初到者慢慢积攒起资金,在会馆的帮助下购买房子定居乃至开店。有研究表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昆明的李渡笔商就有200人之多。桂桥村的桂焕兰嫁入北田村的张家,实际上也是当时乡人在异地抱团打拼的证明。
  “以后再也不做了”
  如何传承这门制作毛笔的手艺,令桂焕兰很操心。但令她更担忧的是,拆迁就快来了。
  对于已离开半个多世纪的故乡,桂焕兰聊得并不多。提起来,她只是说那里建房“用青砖”,家族有自己的墓地。自16岁到昆明之后,她已练熟一口昆明话。但是她表示,自己还可以说“标准的家乡方言”。
  桂焕兰其实早已盘算好,想回到老家去养老。双目失明的丈夫张明杰之前已经回去了,那里有个女儿照顾他。
  现在,桂焕兰最大的愿望是把手艺传承下去。为此,她需要儿子更勤加练习。而更多的希望,则寄托在孙辈身上。桂焕兰看好的是大儿子家的张维和小儿子家的张佳。她说,这两个孙辈由她一手带大,从小看得多,且有一定的实践,“现在学,完全来得及”。
  “我不知道老人会不会有传男不传女的想法。但是不管怎样,我也肯定不会让这份技术失传。”孙女张佳如是说。
  现在,张佳在辅助着笔庄做互联网方面的营销,微博、微信都已成为重要工具。在互联网的协力下,毛笔甚至卖到了泰国。她还想做深品牌的附加值。在她看来,“原来老人们做毛笔是为了持家养家,但如果我们做这个,养家就不是主要目的了。我认为重要的是坚持和传承”。
  但是,张佳的堂哥张维对制笔手艺不太看好,他认为学习制笔需要漫长的时间,在一个只有较小群体使用的领域,“投入产出比太低”。不过,他对笔庄的发展思路也更贴合时代,也显得清晰。在他看来,通过电子商务方式,纪念笔(胎毛、宠物毛或高档定制笔)以及依托老字号的招牌做更多的多元化发展,会是今后的重要路径。
  桂焕兰在孙辈传承技艺上,想法也有些矛盾。一方面,还是希望孙辈们趁年轻多学习,将家族技艺传承下去;但另一方面,这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她不想把孙辈再“拉下水”。因为张维是公务员,而张佳所在的设计公司,也是省内颇负声名的室内设计机构。
  当然,在拆迁就要到来的现实面前,传承的事情显得不那么紧迫了。桂焕兰很希望有人能为她提供合适的铺面信息,这样她可以在拆迁时有地方搬,继续经营下去。
  都市时报记者采访她的一个下午,一位书画爱好者走入她的店。桂焕兰热情招呼,向他推荐了一支古法工艺制作的短杆狼毫小楷。这种笔拥有极壮的腰身和极长且尖的笔锋,但售价低廉。“我推荐便宜好用的,给那些懂笔的人。”她说。
  顾客试写了几个字,觉得很惊奇。他告诉记者,这种毛笔的硬度胜于他在日本买到的号称延续唐代工艺的“鸡距笔”。他想多买几支,但桂焕兰告诉他:“这是最后五支,以后再也不做了。”(记者尹翔)
责任编辑: 欧阳丽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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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云南日报微信江右商帮曾经辉煌
张学成推着独轮车,从江西到昆明,整整走了48天。
那应该是民国初年。张学成为避兵乱,西迁入滇。后不久,在昆明这片土地上,就有了一家“张学成毛笔庄”。
走进历史的年轮,可以很清晰地了解:这位成就百年老字号的人,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江西商人,但,也是与“江右商帮”有关的江西商人。
江右商帮,是一个已不太能为国人所记起的名字。显然,谈起商业、商人,人们说得更多的是晋商、徽商,或者宁波帮、潮州帮。确实,它们红极大江南北,财流五湖四海。
而江右商帮,只能算有“曾经的辉煌”。
历史赋予它的活跃期是,500年。从元末明初兴起,明朝前期独领风骚;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期,与晋商、徽商成三足鼎立之势;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走向衰落。在那个时期,中国有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
所谓的江右商帮,指的其实就是江西商人。魏僖著《日录杂说》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故,古代江西商人习称江右商帮。当然,十大商帮的区分,所依据的绝不仅仅是地域,重要的是不同的经商之道。江右商帮的特点,以现在的话说,是充满了“草根”色彩。
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如此描绘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江西商人的小本经营状态跃然纸上。
“无江西商人不成市场”,在幅员辽阔的古老帝国里,江右商帮的“草根”们,靠着双脚,挑着担子,走州过府,深入城乡村舍,融通着有无。它不像后来崛起的晋商和徽商,要么搞垄断经营,要么靠官府力量。它以人数众多、积极活跃、不避艰险、渗透力强著称。挟小本,收微货,随收随卖,操业甚广:“挑担灯芯草,一路卖三年。莫看生意小,盖楼又买田。”
可以想象,张学成就是这样随着祖先的脚步,来到云南昆明,做起了卖毛笔的小本生意。不仅是他,昆明的“张学林笔墨庄”、“张学文笔墨庄”,也都为江西人所有,甚至整个昆明的毛笔市场,都由江西人垄断着。历史可查,当时有20多位江西抚州一带的人,在昆明做着大大小小的毛笔生意。这是江右商帮与云南的渊源,更具体地,是抚州商人与云南的渊源。
明朝时,曾在云南做官的浙江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论及当时的商业之盛,他又感慨:“作客(外出经商)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
王士性的记载绝非虚言。在云南普洱的茶马古道上,至今仍矗立着十几座江右商帮的会馆。这些会馆遍布大江南北,甚至流传到了东南亚。至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仍有江西会馆留存。由此,江右商帮“曾经的辉煌”可见一斑。
但它终究走向了没落,为何?
有人说,江西文化受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太重,或者“小富即安”,往往是在外赚了一点钱,便回家买田置地而不再经商。有人说,“人稠地狭”是驱动它原来商业精神的根本动力,某段时期的人口锐减改变了这样的状况,江西人也就开始安享“土里刨食”的生活。而走州过府的辛苦,作客他乡的艰难,开始被视为畏途。江右商帮逐渐消失了,江西人的商业精神也随之被尘封。还有人将其归结为江西商人竞争意识不强、“做大”意识缺失、危机意识淡薄、冒险意识不足……一言以蔽之,江西商人多商业智慧,少商业精神。可以印证的是,现今,也有很多江西商人活跃在全国各地,也确有一定的业绩,但其规模及影响与外省同类竞争者相比,似乎总少了一份独领风骚、傲视群雄的霸气和决心。
盛与衰,究其原因,现难有定论。
可江西人不能不反思、探究:祖先吃苦耐劳,擅长经营的特质为何未能传衍?新一代的赣商崛起又在何时?为重现昔日商战雄风,后人又该如何拼搏?
角落里的最后一家江西毛笔庄
祖先来到昆明半世纪后,桂焕兰也从江西出发,在战乱中坐着卡车,花32天时间到达昆明。她嫁给张明杰,成了张学成的曾孙媳。在战乱中与和平间,在旧昆明与新昆明,张学成毛笔庄起起落落,牵连了四代人的生命。
如今,张明杰已生病归乡。80岁的桂焕兰独守笔庄,可在后代中,再没谁会全部的制笔工艺,也没有谁愿意再一辈子守着毛笔。甚至桂焕兰也在说着:“要不是为了生计,我早就不做毛笔了。”而现实的是,她每天的守护,也仅能维持简单的生活而已。
八十岁老人独守笔庄
日,在江西亲人的陪同下,张明杰离开昆明。这位84岁的老人,在昆明生活了一辈子,但还是要“落叶归根”。桂焕兰却没走,她仍然每天守着那个只有80平米的铺子。
铺子在大观商业城附近,对面是大观小学。确切地说,这里叫西安马路,只是条狭窄的小巷,在繁华的小西门片区,它可以说是最不起眼的角落。而张学成毛笔庄的招牌,也仅是一块长约两米、宽不到半米的布幅而已,上面的楷书是桂焕兰的孙子张维所写。
不过,做了一百多年的毛笔生意,浓郁的毛笔文化终究挥散不去。在陈旧的墙壁上,尚留有很多当年政府官员、书法人士赠给笔庄的书帖,有草书,有楷书,笔锋力道劲,以证笔庄毛笔的精致,以表对笔庄毛笔的喜爱。
柜台是老柜台,旧而小,上面摆满大小青花瓷笔筒,各种毛笔分类挤满在里面,从抓笔到斗笔,从大楷到点眉,应有尽有。
80岁的桂焕兰每天都到店来,从不休息,上午9时到,下午5时走。顾客寥寥无几,老人总是一边织毛衣,一边和老街坊聊天。即便有一两个顾客来了,也总会抱怨:“你的笔好是好,可这地方太难找了。”
鼎盛时月卖近五千支笔
毛笔庄鼎盛的时候,不是这个小铺子。
1948年,桂焕兰来到昆明时,正是毛笔庄生意最好的一段时期。当时,张学成毛笔庄在武成路,有一栋两层的大房子,分前楼、后楼。前楼一层作店面,二层是作坊,后楼一层也是作坊,人全住在二层的三间房里。
处在繁华的街市,13个工人每天马不停蹄地做笔。一人做一种产品,每月做350-400支,总的加起来,店里每月能做出4500支毛笔,但都能卖完。张明杰9岁来昆明,13岁就开始学做毛笔,等到16岁的桂焕兰来时,21岁的他也早是个成熟的制笔者。张明杰的父亲叫张清祺,他带着儿子管理笔庄。张明杰经常跟着父亲,每年的冬天去遥远的地方进货,做毛笔需要的上等毛料,一般都很贵,而且多数在江苏、辽宁等地,冬天才能寻得。每进一次货,他们要带着上万的资金。
那时的张家,生活颇为殷实。桂焕兰说,以当时的物价,卖一支毛笔,可以买3斤肉。而赚得的钱,拿回家买了地,他家就成了地主。从家乡来的工人,因为在昆明有笔做,生活也过得颇为不错。
而那些集中在长春路、正义路和文庙街、由江西人开的毛笔店,与张学成毛笔庄也都相当,生意很火。
毛笔之乡的技艺传承
“张学林笔墨庄”、“张学文笔墨庄”、“张学成毛笔庄”,是三个名声在外的江西笔庄。
有人说,当时昆明乃至整个云南的毛笔市场,由20多位临川人垄断着。
张学成一家、桂焕兰,也都来自临川,确切地说,是进贤县李渡镇,隶属南昌市,但历史演变,人们更习惯于称其为临川人。
李渡镇是江西的毛笔之乡,与其相邻的文港镇也是,被称为“华夏笔都”。在那,几乎家家户户做毛笔。多为家庭小作坊,制笔、收皮、卖笔是生活的三步曲。
它们的制笔历史,至少已有1700年。这从公元335-340年算起,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任临川太守,置宅郡城东高坡,“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其所用之笔,皆为临川笔。
而更早的传说记录,还可追溯到秦朝。大将蒙恬造笔,后来,制笔工艺由咸阳人郭解、朱兴传到李渡镇一带,一直延续到今天。
被公认为有商业智慧的江西人,捧着“江右商帮”的身份,带着毛笔工艺,到全国各地做毛笔生意,与“湖笔徽墨”一争高下。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周虎臣笔庄。清乾隆皇帝曾在苏州、上海为周虎臣笔庄题写匾额,让明末便去世的周虎臣成了中国毛笔史上的“一大闻人”。
如今,毛笔不再是日常用品。经过公私合营等历史变迁后,曾经大街小巷都是的毛笔庄,要么消失,要么落寞。
桂焕兰常说,昆明现在就她一家还在做毛笔了,“就我一人还能做。”老人并不是考虑什么传统手艺的传承,她只是为了生计,为了“不闲”而已。她也从未想过要后代来接班,“它早就不是挣钱的行当了。”在她的眼里,毛笔庄一直都只是个小本生意而已。
“江右商帮”没落一百年,而有些人仍念念不忘的江西毛笔庄,或也将只是昆明人的一个记忆。不过,他们的家乡,正在将毛笔产业做大做强。
“那时政府办公都用我们的笔”
桂焕兰(张学成毛笔庄第四代传人张明杰的夫人)
我的娘家也做毛笔,不过不如张学成毛笔庄有名气。
一款好的毛笔必须具备“四德”,即“尖、齐、圆、健”四点。要做好一支毛笔,共有四大工序,一百多道小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不能马虎:首先是选料,狼毫要东北冬天黄鼠狼的尾须,羊毫要江浙一带的羊毛,笔杆可以从西山区墨雨龙潭选上好的竹子……
第一道大工序是“水盆”:在水里梳理毛须,无论天寒地冻,一律不准用热水,还要脱脂;第二道大工序是“干作”:做笔杆,装笔头;第三道工序是“整笔”,就是把笔头梳理得美观齐整;第四道就是“刻字”,在笔杆上镌刻下什么笔,出自哪里。小工序很多,要说清太难。
我的后辈,没有一个会全部制笔工艺。大儿子还算好,能刻字,近些年我做的毛笔,字都是他刻的,但关键的笔头,他还是不会弄。
其实,我们也没想过要后辈来学这门手艺,除了用毛笔的人少了的原因,也跟当年我一家子受的难有关。
毛笔生意开始不好,是从1952年开始的。1958年,各种各样的原因,张明杰被“劳改”,一直到1983年才放出来。那些时候,我30岁不到,一个人养着一大家子,苦呀!去看张明杰的时候,他有时会问:“还做毛笔没?”我就赌气说,都家破人亡了,还做什么毛笔。其实,我说的也是真心话,后来小孩长大了,我也没想让他们学这个手艺。
不过,为了糊口,张明杰出来后,还是做起了毛笔生意,先是在大观街上摆小摊,后来,又到现在的小巷(西安马路)租了小铺子。毛笔都是我和张明杰在家里做的,后辈有时帮点杂活,但也不怎么弄。2000年,张明杰的眼睛又失明了,做不成毛笔,最后就只剩下我做了。
在这里开了那么多年的小铺子,每个月其实赚不了多少钱,除了房租就没什么了。你看我在这坐一天,就没几个来买毛笔的。也算好的了,现在还有些人喜欢练书法,小孩子也学点毛笔字,也还有些人识货,就喜欢我这的笔,找着买,说是很多商场卖的笔质量很不好,就是没有“四德”,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我还卖笔,笔就还是像老样子,做得“扎扎实实”的,你是不知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交通厅那些政府衙门,办公用的都是我们的笔。龙云的秘书来买笔,我们最多也只是给七折。
还有,原来的“发叉保修”、“当面试写”的服务,我也会坚持,做生意要实在嘛。
买毛笔可以试墨,不好包退
阿允畅(原昆明某报)
日,在昆明大观街一个毛笔的小摊上,摆设着各种大小不同的毛笔,棚顶悬挂一块张学成笔庄的招牌。一位银发闪闪,红光满面的老叟在售笔。一些中国书法爱好者正在挑选,端详着一支支的笔锋……
这位售毛笔的白发老叟,叫张明杰,祖籍江西,是有名制笔师张学成的后代。解放前,张学林、张学成兄弟的毛笔覆盖了云南。小时读私塾,用的都是张氏兄弟的毛笔,据张明杰老师傅说,从他父亲起,在云南制毛笔,已足足有90多年。直到1956年,张学成毛笔庄才没有做笔。文革中,他又被遣送农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引下,又使沉寂了30年的张学成毛笔庄苏醒了。
张明杰说,制作一支好笔,要用好的原料和精致的工艺。他为了恢复名品,满足各方需求,花高价去买好原料来制作。
他对来买毛笔的顾客说:“我的毛笔可以试墨,如果笔锋发叉,包退。”待顾客选好笔后,如果试,张明杰就打开摆在摊上的墨盒让顾客蘸墨试书。这在春城还是鲜见的。昆明哪里有卖毛笔的地方,哪个品牌的好一点?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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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网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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