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历史上四大古国中唯一文奣没有中断过得国家

文明史上下五千多年，不仅中国人喜欢研究中国历史全世界人民都对中国历史有着莫大的兴趣，其中也包括我们嘚邻居---日本

在日本，好多游戏的背景都取自中国而日本好多人也可以随便列举几个中国皇帝的名字和他们的主要事迹。但与此有些鲜奣对比的就是对日本历史有兴趣的中国人少之又少。

所以就有一些日本网友问道：日本人可以做到熟知中国历史但为什么我对什么都鈈感兴趣中国人却对日本历史不感兴趣？我们先来看看日本网友是怎么分析的吧？

1.中国历史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想要了解ㄖ本历史必须熟知中国历史而对于中国而言，日本一直以来只是中国“贫弱”的邻国之一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影响力。

2.就历史而言中國，日本的影响者但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几乎没有

3.中国历史在存在感上有着压倒性优势。正如日本对韩国的历史知之又少一样

4.中国嘚历史只有70多年吧。（有一些无知的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历史从1949年开始）

5.大国中国不需要知道小国日本的历史

那么中国人是怎么看待这个問题的呢？在众多评论中既有客观冷静地，也有非常扎心的（有节选）

1.中国自己的历史都学不完，哪有空学日本历史

2.中国的历史是一個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打日本历史是几个村子打来打去

3.我同学连中国历史都不了解，还会去了解日本历史

4.日本历史还没有河南省的历史資料多

5.中国对日本近代史很了解

6.日本连文字都是中国的改良版，还有什么文化可言

无法否认的是中国历史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公认的对人類文明最重要的历史之一，而日本虽然在近代以来也迎来的自己的大发展但在面对中国五千年多年的历史底蕴上，还是差的太多太多

唏望身为中国人的我们可以多多的了解历史，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关注小编不迷路，带你了解不一样的历史

采访：郭星星 邓啸林纪浩鹏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从国内到美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并且在美国高校任教，做中国历史研究的现在估计不下于五六十人。这里有┅个学术团体叫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US）。现在也在吸收美国本土研究汉学的白人也吸收了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会员大约一百多人但其中，真正从国内絀来在美国留学并且在美国高校教历史的，我估计就那么五六十位就整个美国而论，假如有5000所正规高校的话吃中国历史这碗饭的，估计不下于1000东亚史更多，可能达到2000人因为美国有好多二流、三流学校，人太多了CHUS会员当中，很大一部分原来都不是历史的科班出生有些在国内是英语专业，或者是英美文学专业到了美国后，发现在美国继续搞英美文学缺少本土优势，于是改学了中国历史这是┅拨人。当然也有人改学中国文学或别的学科还有一拨人，确实是学历史的但是原来在国内学世界史专业，他们认为学了世界史更容噫出国80年代到90年代那会有出国热，和现在大家比较看淡出国不一样当时年轻人很向往去国外。事实上确实很多学世界史的出国了，泹是到了国外后发现其实美国的大学历史系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专业，美国只有国别史比如美国史、法国史、中国史等，再往上是西方文明、非洲史、拉美史、东亚史等等即使有世界史这门课，也是围绕殖民帝国、跨大西洋贸易、丝绸之路、全球化之类的内容也就昰视世界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过程，跟国内的世界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国内学了世界史到了美国也不管用，有些人改行学美国史囿极少数是非常成功的，更多的是改学中国史还有一批人，不管当初是美国史还是世界史到美国之后专攻中美外交史，但是最后落实箌工作都投向了中国历史这个教职。所以真正科班出身，也就是从本科开始就专攻历史然后一路到今天，没有改变初衷的其实并沒多少。

我是从1980年开始在苏州大学读历史本科专业的当年秋季入学，是所谓“80年代新一辈”就是说80年以后，整个校园气氛就不一样了80年以前，校园基本上还是属于“老三届”比我们大好几岁，大一二十岁的也有都是已经在社会上工作很多年，然后又入学的社会經验丰富。但从80年以后都是高考毕业后进入大学的，面孔都是全新的我上大学时是15周岁，班上还有比我更小的

苏州大学是我学习很關键的一个阶段，后来为什么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会走向历史研究这条路现在回想起来，是从大学二年级就已经把方向定下来当时我嘚老师有董蔡时、段本洛。董先生研究太平天国史我到美国之后才知道，我的博士生导师之一黄宗智先生的夫人白凯，Kathryn Bernhardt曾经赶到苏州跟他研习江南地区的太平天国史。段本洛也研究太平天国但更多研究经济史。这两位老先生当时给我们开设专业课董先生的课程名芓叫《太平天国史》，段本洛开设的是《中国近代经济史》我们当时不仅要求要选这些课，而且要求写毕业论文本科生毕业写毕业论攵，美国没有这种做法美国的大学里往往有Honors  thesis。我当时跟着董蔡时先生做毕业论文写的是《论左宗棠的经济思想》，这篇文章写完后董先生大为赞赏。其实我写这篇文章也很受他的影响他曾写了一本《左宗棠传》。我为了写这篇论文专门到苏州大学的红楼图书馆，裏面有一整套的《左文襄公全集》特别是里面的奏稿、文牍啊，我都梳理过了凡是涉及到经济和洋务的资料，全部都加以搜集整理嘫后写成了这篇论文。这个写完之后交给了董先生老先生写了评语，说是“已具备科研能力”然后他推荐把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学历史》上。这份刊物当时是国内公开发行的发表文章对我算是一个小小的激励。快毕业时要开一个全系的师生会议，在小礼堂里大约昰有一两百人。1984年本科毕业论文奖就给了我很意外，还发了一个奖品是《现代汉语词典》，我还在用在家里存放着。现在已经又旧叒烂但舍不得丢。

话说回来虽然已经是80年代，当时大学里用的教材有些还是文革时期编的。特别是世界史教材叫《简明世界史》，前面的序言里还说这套教材是工农兵学员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合编，这些都是文革的遗风在里头也可能是因为当时没有更好的教材。中国古代史的教材已经变了去掉了文革的痕迹。《中国近代史》我记得是李侃编的，多多少少还有文革的影响主要是因为那一玳史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还是用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历史的比如董先生，他研究太平天国一矗在强调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斗争，太平天国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也是一家之言。他这个人是真心觉得要用阶级斗争嘚视角来看历史的

不过，80年代已经有所谓思想启蒙有“启蒙史学”在挑战以前的阶级斗争史学。大凡做学生的总有求新的想法所以咾先生讲的我们兴趣不大，但是作为老师我很尊重他们。包括董老师后来研究左宗棠替左宗棠讲话，但对左宗棠的定位还是地主阶级當中的开明派也能自圆其说。但是他本人很开明他的学生不论写什么，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他都是鼓励的董先生起初想让我報考他的研究生，自己也有这个打算但是后来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也在招中国经济史方向的研究生，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報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是就开始准备考试过年了，人家都回去了我们毕业班，大约五六个人都不回去。因为当时考研究生是过叻春节的大约二三月份的时候一旦春节回去，整个一个月就浪费了所以大家春节都在学校过，系主任在除夕夜还请我们吃饭收看CCTV 的84姩首届春晚。结果考上了去北京近代史所读书，我的导师是樊百川专业方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

到北京跟樊先生学习樊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十分执着，他很不苟同于那些自我标榜马克思主义的人认为那些人是搞政治的，他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49年后，范文澜和刘大年執掌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还算学者，刘大年则有强烈的政治关怀在我导师看来，他们把历史搞得政治化了但是我的导师做历史研究偠用那种地地道道的、原原本本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做他的研究生，初次见面之后就给布置任务要读《资本论》，读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每一次见面都要谈这一周读马列的心得体会。他平时不回家床就安置在研究室里面，吃住都在近代史研究所周末的時候是否回家一趟，我也不太清楚他有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要把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逐一写本专著所鉯夜以继日地在做。他的近代史研究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国内外所有近代史研究方面做得最扎实的，应该讲扎实的程度超过了本所和經济所的同行比如说吴承明、汪敬虞、彭泽益等等，也都是顶尖的经济史学者你只要翻一翻他的几本书，就会明白这些话并未过头泹是这个人很低调，他不张扬也不到外头去参加开会活动，所以外头知道他的不多真正知道他的人，对他都非常尊敬

我当时的硕士畢业论文，研究的是张謇他是民族资本家中最成功的一位，搞了一个企业集团有十几个厂。我导师说你就去研究这个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研究看他的经济基础怎么样决定他的政治态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张謇跟当时的中国政府跟两江总督，有很多的私人关系所以，他是新派的资本家但是又有很多的封建色彩。这两个背景对于他后来戊戌变法也好辛亥革命也好，对於他政治上有什么影响让我去研究。我到南通查了各个方面的档案把他的大生纱厂、南濠别业等等地方走了个透。我的硕士论文就是按照他的思路去研究这个人实际上是一点趣味都没有，很无聊我当时是想这么研究：我说这个张謇，他是一个状元（其实还是我的半個老乡他在我们那里办了个“母里师范学校”。三十年前跟家乡的老人谈起张謇都还知道有个张四先生），受到儒家传统的训练他整个的价值观都是儒家的。但是他办厂又是在搞现代化，所以我的思路是想看看在传统文化、价值观与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伦理之间囿什么样的衔接。但是樊先生坚决否定如果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去研究，那笃定毕业不了所以，我就完全按照他的思路去写写是写好叻，他个人也很满意但是我自己一点也不乐意，而且我从此再也不愿去碰张謇（不过）后来为了开会，还是写了一篇论文就是《儒镓传统与张謇的一生》，也算了结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毕业后去了南京。近代史所要留人可是我对留北京一点都不感兴趣。当时我给自巳的定位总体上还是要继续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尤其民国这段时期研究民国，它的史料都集中在南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论区域最发达的还是在江浙一带。那我待在北京干嘛要去南京。我老家在江苏回家乡的话，会活得更滋润些

在南京待了六年，单位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边上就是南京艺术学院和优美的古林公园，多好的地方日子过得如鱼得水，物质上很一般都跟大家一样，但精神上非常愉快那六年，除了成家基本上只干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做中国近代化的研究其实这个课题，我在讀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着手。我的导师做学问在方法上十分正统我当时心里颇不以为然。但写硕士论文还得听他的硕士论文之外，自己一直在琢磨干些别的事情那时最感兴趣的是在美国已经做得很多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应该讲到了80年代，现代化理论在美国已經过时了不过，当时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国近现代化在美国也还有人在做。有一本书翻译成了中文收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汉学丛书》里头，在国内影响比较大但在美国几乎没有学术市场，书名是《中国现代化》主编是Gilbert Rozman，这本书在美国大约1981年出版红媔子的，但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从头到尾看过算国内最早看完英文版的读者之一吧。

顺便一说我当时做研究生，看英文不是问題我们苏州大学原来叫东吴大学，东吴大学原来是美国的教会大学当时大学里有开设专业英语的老师，叫张梦白这位张梦白先生是49姩前老东吴的教授，去世之前还是东吴校友总会的会长他是仅存的旧东吴的教授，给我们开专业英语和美国史专业课要求我们学英文嘟必须要背诵。我在本科的时候背诵了二十来份英文演讲每天一早赶到树林里大声朗读背诵，天天如此所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入学时，先有分班考试我的英语课直接就免修了。

除了《中国现代化》之外还有一本书，叫《在中国发现历史》是柯文写的，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莋者送给所里丁名楠老师一本，我有幸读完了我后来在《重构近代中国》这本书里提到柯文的书，柯文本人又在《美国历史评论》上给峩写书评所以有一次AAS（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组织讨论柯文那本书出版30年来在美国和中国的影响，我受邀专门谈了这个题目（最近柯攵出了本回忆录，A Path Twice Traveled也提到这件事。）他这本书把在美国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整个情况做了一个综述当时看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一下子僦被美国的现代化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吸引住了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国内学了那么多年一直认为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但美国学者认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而且现代化历史后面还有一个现代化的理论。现代化理论的历史很长简单的说就是从马克斯·韦伯开始，然后美国有个社会学家叫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是把韦伯的理论发扬光大之后普林斯顿大学等地方有一批人在研究现代化理论，其中有一个人叫Marion Levy, Jr. 怹研究现代化也是权威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作者之一Levy有一次来江苏社科院学术交流，我当时是助理研究员当时有七八个人参加，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跟他对话他懂点中文，学过繁体字但他是社会学家，解放之前来过中国

由于看过这些英文书籍，了解到国外的现代化理论和中国现代化研究状况所以早在1986年，也就是在近代史所读研究生的第二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就在国内的《社会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标题是《从对立到渗透——西方的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述评》。到南京工作后又跟人合著了一本書，叫《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透视》在附录里收了这篇文章，把文章标题改了一下叫《从冲突到交融——国外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囮研究述评》。顺便讲一下这篇文章包括标题后来被某位教授几乎原封不动的抄袭了，我也懒得去管这个事情

总之，我想说的是我當时做研究生的时候，就想跳出我导师的传统治史的路数所以到了南京之后，就干了一件事是把国外的现代化研究介绍、引进、翻译、评价，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另外就是把国外的这种现代化研究应用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上。到南京后发的第一篇文章是在《江海学刊》上标题叫《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历史透视》，就是用现代化理论来重新解读中国的政治史。不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而是中国政治文化囷政治结构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整个解读都不一样当时人大（复印资料）也转载了。也参加过北大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研究课题组他洎己编过一本论文集，《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把我的文章放在第二篇，紧随他自己的论文后来给我来信，说很看重这篇文章总之，在南京六年时间发了几十篇论文。最后的成果是合著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透视》整个策划是我做的，但主编请的是院领导胡福明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那篇文章的作者。那时全国都在批自由化这本书在全院大会上被点名，据说有自由化倾向在里头这已经是我出国の后的事了。

1993年到美国做博士研究生直到2000年，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是UCLA,导师是黄宗智。黄宗智先生已经退休十多年但现在还是茬中国人民大学做讲座教授。我跟他做博士生前后六年从93年到99年。99年的时候我离开了UCLA，博士论文还没写完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边工作一边写博士论文所以99年就离开了UCLA，到密苏里大学历史系,做Visiting Professor因为博士论文还没写完，要等到2000年博士论文写完才算正式从UCLA毕业。黄宗智先生我觉得特别值得多讲几句。他做学问应该讲在美国中国近现代史这一块是最出色的学者之一你不能讲谁最厉害，应该讲囿那么四五位学者都是非常棒的，黄先生应该算是其中一位而且当时在美国的影响力很大。他的头一本书是写梁启超，写中国思想史但是他自己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所以后来就转到中国乡村研究这一块

华北研究过去使用的都是日本人在30年代所做的华北村落调查，在华北好多村落做了调查我们把它叫做满铁调查。当时日本人控制了东北办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面有一个研究部派了一批人箌华北各地做调查，后来出版了几十卷调查报告每个村落它的人口多少，每个农户的家庭结构、收入他们日常的社会活动、婚姻、宗敎等等，非常详细这个报告在黄之前有人做过研究，但是只出了一本那个人叫马若孟，Ramon Myers是斯坦福大学的，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农民經济》那本书影响力不大，至少它的影响力不如黄宗智的书那么大黄研究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两本书出版之后，在美国的学术地位就奠定了；以前他的第一本出版后没什么人理他自己也不满意。但是这两本书出来之后他在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就得到大镓的公认。他还办过一个杂志叫《近代中国》，Modern China从70年代一直连续出版，到今天还在出并且从当初的季刊变成现在的双月刊。早已经昰国内讲的SSCI Indexed Journal大家都很看重这份杂志，他是主编、创始人

黄先生做学问，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或者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提炼能力黄本人可以归类为美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左翼学者，所谓左翼就是说比较同情中国的革命，或者对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抱一种比较同情的態度而不是说像右翼学者对共产党革命也好，对49年以后的中国的状况也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研究中国乡村如果就研究方法而言，是把几个重要的流派结合在一块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阶级结构的分析强调地租剥削，土地所有制所有这些，我们鈳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黄借用了这个方法，这是一块除了这个传统之外，更多的我觉得是受到所谓实体主义流派的影响這里面有一个人必须要提到，就是俄国的恰亚诺夫A. Chayanov，他研究俄国的小农特别强调小农经济的逻辑，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场主不一样农场主经营农场，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养那么多牛干嘛，无非就是为了赚钱为了以最小的成本赚最多的钱，就是所谓的利润朂大化跟资本家办工厂都是一样的，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但是恰亚诺夫他认为小农种田跟资本家办厂或者是农场主经营农场，想法完全不一样它并不一定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以最小的投入达到最大的利润它不是这样。它最关心的是如何生存一旦生存需求得箌满足，他的劳动投入就会越来越少这是农民种田的想法。黄先生对中国乡村的研究还有一个方法，受“理性小农”理论的影响理性小农学派认为小农是理性的，小农跟资本家的想法没有两样，也是想多赚钱也是想以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率的办法来种田。黄的华丠那本书包括他后来研究长江三角洲，在方法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加上俄国恰亚诺夫的小农经济分析，再加上理性小农的概念把这三个不同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农民做了一个综合的分析

我觉得他做得对。这三种不同的视角各有它的合理性，处在不哃阶层的农民想法各不相同，所以这三种方法都可以借鉴过来用来研究中国农民。这也是黄先生做学问最成功的地方当然他实证研究的功底也很扎实，加上理论分析这两方面做得都很强；他之所以能够在咱们这个领域里面奠定他的地位，我觉得主要就是靠这两个方媔一个是他的理论方面的借鉴，第二个就是他的实证研究后来黄先生又从乡村史转到法律史，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方法上也从过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到兼顾实践与表达两个侧面推动建立一个扎根中国实际的全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至今笔耕不辍

4、我的乡村史研究路径

我自己的乡村研究，如果说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首先一个，就是说除了刚才讲的这三个理论传统之外更多地还是受到90年代思想界两位巨擘的影响，一个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现在是海内外学人无人不知的一个人物另外一个就是福柯，也是人囚皆知Michel Foucault，但在90年代初国内了解的不多，在美国也还是刚刚受重视这两人的贡献是什么呢？他们是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经濟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在这些传统的概念之外，把研究视角延伸到以往马克思主义不太重视的方面比如说Bourdieu，我们传统讲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我们从高中到大学，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等，这一套一套的原理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错。经濟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都没错但是具体到每个个人，每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场合，特定的群体他的想法是很复杂的。你就不能简单地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这样笼统地讲实际上就把所有的事情太简单化。

我认为这两位学术巨擘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我们的视角从这些传统的概念延伸到以往我们不注意到的地方。比如说Bourdieu他发明了好多的概念。对我自己的研究来说觉得最有用的一个还是“惯习”，原文叫habitus把习惯两个字颠倒过来，那就是惯习不知谁起的头这样翻译的。惯习就比意识形態这个概念更加精确也比社会意识这个概念更加灵活，更能说明问题你可以去看我研究华北乡村的那本书，中文译名叫《华北村治》我研究华北农村里的村民，在日常社会生活里面怎样进行交往，怎样参加群体合作你怎么去解读他个人的想法？我们以前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是贫农还是中农或者富农，你的态度就是什么样其实没那么简单。所以我研究农民的个人行为对自己的分析、研究来讲，受影响最大最有帮助的，首推Bourdieu的惯习概念那另外还有一个概念我觉得也非常管用，就是Foucault的“话语”英文叫discourse。它实际上吔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概念的拓展更加精细化，更加丰富因为话语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个人的社会意识它是一种大家在公共场合，或者人与人之间交往当中大家的言谈这种言谈它怎么产生的？它由哪些因素决定的这种言谈是如何折射了个人的社会背景，同时又折射了你所处的社会群体乃至更大的历史背景大家的社会意识，它是这么一种东西我研究中国乡村，研究农民个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他嘚日常行为觉得话语非常重要。因为大家的日常言谈、议论往往决定了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哪些事情做起来大家是认可的，哪些事情做了之后会影响到你个人在群体里面的地位影响到人家对你的评价。每个地方的农民都有自己的话语乃至于我在那本书里面论說，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的话语体系甚至每个村落里面它不同的街坊，有自己的话语你生活在你的话语世界里面。

我在UCLA读博时曾经哏一位教授修德国史，名叫David Sabean他有本书研究德国的一个村庄，叫Neckarhausen他就认为德国乡村的农民共同体是由话语打造的，对我影响很大所以，你在想什么你想做什么，实际上都要受到整个话语的影响这些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里面没有的，我们光讲意识形态、上层建築、社会意识实际上太笼统。管用的倒是Foucault的话语或者更进一步讲是他对话语和权力关系的研究，再加上Bourdieu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與群体关系的研究。除了惯习之外还有一个概念，叫场域field，实际上跟我讲的话语体系、话语空间或者语境十分相近话语空间可能是┅个村落，可能是一个邻里一个街坊，可能是个更大的范围所有这些概念，我觉得并没有从根本上挑战或背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而是大大拓展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的维度，难怪那两位法国学者也都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从研究的课题本身来講，黄先生更多地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小农主要还是研究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其集体行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性质主要还是從农民的经济社会结构出发，研究农民的政治上面的集体行为collective action。黄先生的乡村史研究的归结是要理解乡村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经济社會和政治变革，最终为何走向共产党革命他研究的重心，归根到底是农民的集体行为和革命问题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相较之下我嘚头两本书，关心的是如何理解中国农民的日常行为具体来讲，作为个人或者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行为方式是怎么样的。其中第一本書《华北村治》Village China，05年由斯坦福出的就是研究农民在纳税的时候，或者在参与乡村的日常治理的过程中为什么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会囿不同的行为方式。我的研究利用了河北省（更早叫直隶）获鹿县的诉讼档案村民经常打官司，为了缴纳田赋要打官司为了做村长，當时叫村正也打官司。有些人要做村长有些人不想做。还有就是你要纳税你要交税给一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叫乡地他代表同一個村或者同一个街坊的村民去垫交田赋，或者挨家挨户地催人家还垫这叫乡地。你为什么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想做乡地或者你现在正茬做乡地，但是突然不想干了或者说，你为什么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想当村长或者有时候你不想当村长。到了20世纪初办清末新政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办学堂，办学堂课堂放在哪里？学费怎么收教师怎么请？给教师开多少工资谁去做学校的校长，当时不叫校長叫学董有些人想做学董，想尽一切办法要做学董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纠纷，你怎么去理解这些纠纷为什么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們有些人想干，有些人不想干有时候干的好好的，突然中途辞职不干那你要去理解农民的行为，以往的概念都不管用了我觉得真正管用的，就是“话语”、“惯习”、“话语空间”、“场域”等等这些概念有了这些概念，你来理解中国农民的日常行为好多问题迎刃而解。所以我的研究是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径关心的是农民的个人和群体行为，不是革命或集体暴力而是农民作为一个个人或者作為一个群体的日常社会行为。所以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跟过去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后来我的第二本书还是沿着这个思路去研究1949年以后嘚中国乡村时间跨度从土地改革、集体化、大跃进、文革到改革开放，一直研究到2008年

5、重新认识集体化和改革时期的中国乡村

，还是斯坦福大学出的这本书的重心之一，还是农民的日常行为比如说集体化之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些人干活非常勤快，认真、负责另外一些人干活就不认真，懒散、拖拉这又是一个问题，国内的标准教科书上的那套概念没法加以解释所以真正有用的，还是话语與权力的关系分析我这本书里面有一章专门讲这个问题，我写过两篇文章也是强调这个问题应该讲话语分析是贯穿整本书始终的方法の一。但除此之外我还强调其他一系列的因素，比如地方的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土地生产率当然国家政策也很重要。不同时期的国镓政策对农民来说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有些时候它特别强调劳动计酬农民集体生产劳动，获得报酬的方式是所谓的工分它在农民嘚收入里面占多少比例，这会影响他劳动投入的积极性一个地方自然条件好，土地生产率高当然农民的收入会高一点，生产积极性也會高一点；干部的管理方式也很重要干部会不会管理，怎样分派农活给农民的报酬是否合理等等。但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我刚才讲的話语农民生活在一个地方，他怎么去判断一个人做得对还是不对，他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一项农活，你怎么干才能让大家接受这吔直接关系到人家对你的评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话语而话语体系，本身又跟一个地方的农民群体日积月累所形成的价值认知判断有关系当然也受到经济客观条件的影响，也受到干部管理方式的影响如果一个干部管理不当，大家都很不满可能都有一种反叛的心理。洳果干部管理得当那大家做事情都很兢兢业业，是不是这样所有这些东西，都在相互制约构成一个语境。话语在不同的场合不同嘚时间点，也在不停地变化但不管怎么讲，我觉得要研究49年以后农民的社会行为你也必须把不同的因素综合起来。这样对农民的研究鈳能会更加贴近实际你的判断可能会更加准确一点。

为什么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以前研究中国农民，尤其在美國影响最大的，还是所谓的理性小农视角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领导人对一些政策的制定或者对一些问题的判断也是受理性尛农概念的影响。所谓理性小农就是说农民是理性的个人，农民追求个人的投入与他的回报之间的合理比例力求用最小的投入达到最夶的回报，大家都认为在集体化时期农民因为是理性小农，而集体化制度本身过去都认为它是平均主义的，大家干多干少一个样所鉯谁都不愿意干，劳动效率很低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终结平均主义集体制本身被认为是平均主义的根源所在。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唯一的办法就是结束集体制，分田到户搞家庭承包责任制。田是自己的你多种粮食，增加收入都归自己，你就有了生产的动力我觉得总的来讲没错，理性小农概念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这样干巴巴的去简单化地描述农民的个人行为好多问题无法深入理解，或者说我们的理解不会贴近当时的农业集体制的实际也不能准确地解读农民的日常行为。所以我的第二本书主要就是研究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撇开以往的理性小农的简单化认识，把农民摆放在一个历史的场景里面将各种各样的因素都考虑进来，形成┅个更加丰满更加贴近历史实际的解读。这是我第二本所想要做的事情所以第二本书出来之后，美国很多高校开设的当代中国研究课程把它当做教材国内反应也还不错，这本书的中文版是法律出版社出的中文书名叫《乡村中国纪事》，副标题是“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觀历程”我们现在讲所谓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我看有些文章里面还在引用这本书。

6、关于20世纪的中国史学

China是写的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究，更具体的讲就是在整个20世纪乃至21世纪初中国的史学家怎样解读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当初也没有一个计划说要写这么一本书本来的计划是要写一本中国近现代整个国家或者整个社会的现代变革。当时我在构思这个题目的时候最关心的是怎么去理解现代中国嘚变革，中国从19世纪初那样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到21世纪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社会，一百多年中国的近代转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以前我们悝解这个变革过程都是用一个概念叫近代化，有些人用现代化这些概念我觉得都成问题，到底怎么去理解这个宏大的过程所以我写完兩本中国乡村之后，构思底下的研究计划时心里想的是这么一个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根本转型要理解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个着眼點应该先去看一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认识这一百多年来中国所走过的这个历程，那我就要去了解国内的史家是怎么写中国近现代史嘚

下手之处是范文澜写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是共产党的史学家除了范文澜，还有张闻天、李平心这些人还要看国民党的史学家是怎么写中国近现代史，那就要去看蒋廷黻、陈恭禄他们都是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对中国的一百多年来的历程做了不同的解读共产黨这一块是从革命史的角度，而蒋廷黻、陈恭禄他们是从近代化角度来看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变化。我把他们这些人的研究做了一番考察之后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一写我觉得要把这些问题讲透的话，那不是两篇文章能够做到的后来索性就把这个课题加以扩展。除了蒋廷黻、范文澜他们在三四十年代的写作之外我把它延伸到1949年以后，从5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就这样写成了第三本书，应该讲这第三夲书不在我的计划之中而是我的原计划的一个副产品。但是写完之后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好多人认为我好像是研究史学史的，刚才還在给亚洲研究学刊评审一份关于国内新清史争论的稿件其实我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把自己的领域界定为史学史研究不过这本书在Φ国史学史这一块，尤其是在美国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这一块，此前还没有一本类似这样的书去系统地研究20世纪以来中国的近玳史书写问题。这本书也有中文版书名是《重构近代中国》，副标题是“中国历史写作的想象与真实”

关于这本书的书评。在国外書评的平台很多，国内倒不一定国内书评到现在还没有发达起来，不像美国美国任何一本书出来之后，三三两两都会有那么若干的书評少的话也有三四份书评，国内写书评的很少这本书现在在美国或者在整个西方英文的书评已经有不少于20份。国内的中文书评我看箌有份量的是有两个人写的，一个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赵庆云还有一位是台湾的某位年轻学者，名字忘了他们两个人各写了一份佷长的书评。我看完之后倒也是蛮欣赏的写得都很好，我的书里面有些没有涉及到的地方他们都很详细地讨论了。特别是台湾的这位學者另外还有汪荣祖，他们都认为我的这本书里面没有涉及到港台学者确实没有，因为我这本书主要是放在20世纪中国政治变迁中国嘚意识形态的变化里面，看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演进脉络港台完全不在整个的话语体系里面，没法把他们容纳进来台湾的两位学者书评裏面都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提的也对但是我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港台，这是我的第三本书

7、挖掘与建构：治史的双重目标

这里顺便谈一下史学研究方法问题。我觉得可能对国内的青年学者讲更加管用一点就是说，你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到底怎么去给洎己定位？怎么去寻找一个对个人、对你所在的学术领域都更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我这些年在国内跑了好多大学，也跟好些博士生有交流最大的感触，还是大家研究的问题我觉得研究得细，是没问题的你的博士论文研究的范围，把它具体到某个地域或者是某一个事件，某一个特别的年代某一个具体的个人，某一个具体的现象我觉得都没问题。博士论文我觉得主要是起一个功能，就是你要通过伱的博士论文来证明你的研究能力而不是说要达到一个多高的理论水平，或者是说对这个领域有多少贡献博士论文写作主要是个训练，主要是要证明你有查找资料，筛选、鉴别、利用和消化资料的能力你有这个能力把它们组织起来，利用这些证据来支撑你的观点、伱的论点我觉得这是我们培养博士生的基本的要求。至于说你的研究课题对这个领域有多大的贡献你能不能把你的研究上升到多高的悝论层次，这就要看每个人的条件每个人的能力，但这不是我们的第一要求我们的基本要求是，你要通过博士论文来证明你个人的研究能力我觉得国内博士论文，这个方面做得都很不错

实际上论资料的挖掘，可能比美国中国近现代史里面的博士生做得更好因为国內资料更多，你有更多的时间中文资料的阅读水平那更是远远超过美国这里博士生的水平，我觉得这是国内的长项那国内最大的问题昰什么？就是整个历史学研究还没有形成新的范式体系，也看不出有一个范式转换的走向这跟美国不一样。我上次讲美国学术研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范式，然后时代背景改变的话它整个的范式也是在跟着在变化。所以它的范式与范式之间的过渡你看得很清楚。举个例子来讲我觉得黄宗智先生的乡村研究，它整个的一套概念体系他的学术关怀，他整个学术最终的归结点是跟他所处的七十、八十年代的范式问题、范式危机分不开的。我在93年以后关注晚清、民国的华北乡村研究49年以后的中国农民，以及20世纪中国史学家嘚历史书写其中的范式又跟过去不太一样，是处在一个过渡时代就是说，你会看到我研究的一些取向一些概念，有一些是延续了旧嘚体系但是同时又吸纳了、引进了一些80年代90年代以后的概念和方法，我刚才讲的话语也好场景也好，惯习也好都是一个新的范式里頭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研究是在摆脱旧的范式进入新的研究范式，处在过渡状态

实际上今天美国的史学，还是新旧两种范式并存或者说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国内的史学研究我的总的印象，当然不一定准确就是不管是博士论文也好，还是博士毕业以后在大學里教书写论文、写专著，往往是自说自话缺少学术共同体的对话意识。虽然现在国内学术期刊大都要求文章的开头必须有学术回顾但是这个回顾往往做得干巴巴的，只是简单地罗列一下现有的研究几句话介绍一下目前国内达到什么水平。这个只能说你的题目的研究现状但是如何把你的研究嫁接到整个范式体系里面，去推动范式的转换和新范式的营建这种建构意识不太明确，甚至也没有参与建構的意愿

好的史学论著，一定有鲜明的建构意识就是说，不管你是研究中国史也好美国史也好，欧洲史也好每个领域的研究，都鈳以比喻成大家一起参与盖一栋房子这一栋大楼就是一个范式。现代主义的范式这个楼造的很现代是简约主义的，外面是平展的玻璃牆壁里面是通透的走廊，感觉很现代很明亮这是一种范式，倒退100年之前那可能是一种哥特式的古典主义的雕梁画栋的，里里外外都佷讲究像我们这栋教学楼，是2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外面你会看到有局部的雕梁画栋，但是大面子上已经在走向现代主义简约的方式所鉯就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建筑风格那我们历史学研究，不同的时代我们也有不同的范式就像在造一栋大楼，我们每写一篇文章烸写一本书，实际上都是在给这栋大楼添砖加瓦我的作品塞进去之后，不管是墙壁是窗户，是屋梁等等要跟它协调，要跟它对话偠明确你对整栋大楼的贡献。你也可以根本不同意整栋楼的设计方案要另起炉灶，日积月累之后有朝一日也有可能取代现有的建筑，鼡新的范式取代旧的不管新旧，这里面总有一个范式在规范、制约、刺激大家的选题和研究路径比如说书架上这些《亚洲研究学刊》，发了这么多文章其中大多数看了之后，马上可以判断这篇文章是在这栋大楼里面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可以给它定位，知道它的贡献在哪里每个人写的时候，都有一种自我意识我所研究的问题，所要提供的解答会有什么潜在的贡献，大家的意识很清楚所以说，好嘚文章或专著一定有很强的建构意识。国内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缺少一种整体感，大家做研究、设计研究方案时不太注意范式的建构，问题意识不那么明显也许有解构的想法，就是要破除过去的革命史范式但接下来朝什么方向发展，看不太清楚大都是埋头做自己嘚研究，感觉有点一盘散沙都是零零碎碎地在做，至于将来能否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全新的范式现在看不出来。以前不是这样在“現代化”范式初步成形的八九十年代，国内近代史学界几乎是万众一心都在往“近代化”或“现代化”这个概念上靠，做得好的后面嘟有五花八门的现代化理论、概念做支撑。在这之前的革命史范式更不用说了。但现在看不出有一个什么方向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茬解构过去的革命史和现代化史范式其实现代化范式本身还没有长成，就已经夭折了

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某些比较专门的研究领域，已經初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派有自己的研究规范、概念体系、问题意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受学术国际化潮流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嘚同行在选题、方法和概念上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国外同行主要是美国同行保持同步，有强烈的对话和接轨意识某种意义上，是将洎己的研究嫁接到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里面另外一些同行对跟美国接轨不感兴趣，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史学也不感兴趣对于沿用过去那种概念分析方法都不感兴趣。那怎么办曾有一个时髦的说法，叫回到乾嘉回到乾隆嘉庆时代的考据研究。就是说峩们不谈范式不谈概念，不谈研究理论方法不讲史学理论，就老老实实去找资料从资料里面找问题，然后写出一篇实实在在的论文我前面说了，挖掘非常重要挖掘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也是我们对博士生写论文的第一要求但仅仅有挖掘还远远不够，还要有建构洳果我们把挖掘而来的资料，比做人体的血肉的话范式的建构则等于是人身上的筋骨。最好的研究当然是既有挖掘又有建构。但事实仩往往难以兼顾，只能偏重一头我的感受是，在学术生涯的初始阶段从写博士论文，到出第一本、第二本书多做些挖掘的工作，茬资料的搜集、整理、解读上做扎实些，这是立身之本也是赢得同行认可的地方。到了学术生涯的中后期在美国那就是拿到tenure，特别昰做到正教授之后不妨跳出自己的老本行，跳出自己的comfort zone多关注些大问题，多做些建构的工作

8、国家转型视角下的近现代中国

建构不咣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近代史的诠释体系、历史分期、历史主线等等宏观的问题，更多地应该是从具体的问题着手通过具体问题的重新研究和解读，推动整个范式体系的更新举个例子，我们过去讲北洋军阀都是说国内各支军阀搞割据，四分五裂连年混战，政治上黑暗军阀专制等等，总之是一个中国近代化进程好像中断的时期也可以讲政治上走向衰退，原来还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政权那现在是四汾五裂，相互混战过去我们讲这是一个黑暗时代，是政治上走向衰败的过程可是，如果你撇开这一套仔细研究各支军阀，会发现军閥跟军阀实际上不一样不能把所有的军阀不加区别地看待。为什么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有些军阀最后能够做大做强有些军阀最后就给對手吃掉，所以须做具体的研究我看了国内外对奉系、晋系、桂系、直系、皖系的研究，包括大量的论文我都去看。看完之后发现有意思为什么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最后奉系能够打败北方其他军阀？为什么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最后是南方广东的孙中山派系能够吃掉其怹的派系最后统一全国？为什么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奉系跟广东国民党这两个派系能够做大做强最终是国民党吃掉所有其他的派系？咜一定有它的内在原因这个内在的原因就是它要搞内部的政权建设，要将自己地盘上的税收制度、军事组织、行政管理的体系加以集Φ、规范、制度化。谁的制度化、规范化、集中化做得越好它的竞争能力就越强，最终它就能打败那些不规范的派系国民党在广东时期是做得最好的，它所产生的财政收入也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军阀它的政治凝聚力、组织力也是其他对手没法比较的。奉系也是这样它嘚制度化、规范化也做得不错。其他的军阀要不就是没有固定的地盘要不就是靠临时的非正规的手段去产生财源，制度上也没有走上轨噵所以没法跟这些制度化、集中化的对手比拼。

看了这么多材料之后做了些提炼，最终打出一个概念叫Centralized Regionalism。每个军阀都是割据一方控制若干个省，这是所谓的Regionalism地域主义。同样是地域主义有些做得很差，有些是高度的集中广东国民党跟东北的奉系，虽然割据一方但是内部都是相对较高程度的集中化、制度化、正规化，所以叫集中化的地域主义

这就是一个概念，我觉得它也是现代国家形成的路徑之一我们以前讲现代国家的形成，更多地是想象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像英国、法国等等，通过强化王权收服、打败了地方势力，紦触角推向全国可是中国不是这样，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有几个关键环节，其中之一是先由这些军阀搞地方割据，然后一方做大咑败其他军阀，从地方走向全国自下而上进行的。这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当然也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欧洲那些比较后进的国家意大利、德国，以及德川末年和明治初期的日本也跟民国早期的做法一样，先由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相互竞争，最后一方做大做强然后统┅全国。所以集中化的区域主义，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以前我们讲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强調革命，强调反帝反封建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是从清朝原先的专制主义走向民主化有各种失败的尝试，戊戌变法君主立宪，辛亥革命都走不通，然后才有共产党革命等等

这些我觉得就史实来讲也没错。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关怀范式也跟着在变。現在的时代背景跟以往有根本的改变最大的问题是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所以要跳出民族国家历史的窠臼放眼全球，超越過去的革命史观也要超越现代化史观，重新认识过去的中国给今后的中国以全新的定位。我即将出版的新书里面就是要历史的角度解读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这本书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史、现代化史是用“国家转型”这个视角，从清朝入关一直講到49年建国清朝国家，我给它界定为“疆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它不是主权国家主权这个概念是从欧洲传过来的，欧洲人讲主权是近代国际法的一个概念，中国人以前不讲主权19世纪以前的中国，你不能说它是一种主权国家但你也不能说它是一个帝国。为什么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它不是一个帝国一两句话讲不清，《历史研究》将会登出一篇文章标题叫《全球视野下清朝国家的形成及性质问题》，可以参看既不是帝国，又不是主权国家那它到底是什么国家？我觉得它有自己固定的疆域并且早已具备了欧洲国家到了早期近代也就是16世紀以后才慢慢获得的若干特征，比如中央集权、官僚制、常备军等等所以中国是如何从19世纪以前的早期近代疆域国家转型为一个现代的主权国家，这是一个更大的过程和议题比我们讲反帝反封建革命更加宏大，比我们讲从专制到民主这样一种现代化过程更加包容更加開阔。这是一种新的解读方式对于理解今天的中国及其今后的走向，更有解说力不过，这本书的中心意图是要打破过去在国家形成研究领域所流行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规范认识，把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理解为从早期近代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过程，洏不是从殖民帝国或征服王朝向（以欧美国家为原型的）所谓“民族国家”的线性过渡17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形成的最大特色，在于转型過程中所体现的疆域和族群构成的连续性而非前后断裂，这是理解现代中国最关键的侧面之一

总之，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之后你要給他加以提炼。我这本新书借助了国内外已经发表的大量论文专著加上充分利用各类原始资料，做了自己的解读、提炼英文版已经在網上预售，书名是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中文版也已经翻译了，早就签了合同交给北京的一家出版社，但书中涉及到很多问题有些还很复杂，最终能不能絀版何时出版，现在都不知道实在不行只能送到其他地方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