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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认识洋务运动的意义以及失败的原因、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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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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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4、长征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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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怎样评价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3、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ㄖ战争的中流砥柱？

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怎样的重大贡献

1、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陷入全民嘚包围中并迅速走向崩溃

2、如何认识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格局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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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说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3、为什么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1、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早期探索取得了那些成果？

评价晚年的梁启超其与新文化運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的关系无疑首当其冲，最为人所关注美国学者李文森在其名作《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提出历史与价值、情感与理智对立消长的分析模式，以考察梁启超思想阶段性的变动他认为，欧战后的梁启超情感压倒了理智故由恋慕西方文化转归传统。这里预设的前提就是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的对立在很长时间里，国内不少学者对李文森的观点是认同的所以于新攵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时期的梁启超多持否定的态度。近年来李文森的观点受到了质疑论者开始转而肯定梁启超。不过已有的研究多停留在力辨梁启超并未反对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如何从欧战后东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大格局出发进一步探讨二者的內在联系及其分合，似乎还有很大的空间本文不揣谫陋，以就正于大家 

一  反省现代性 ：一个新的思想支点 

学术界对于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的起止时间并无明确的界定，但于其上限多认同始于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立而于其下限则多见智见仁。本文认为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之争是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余波犹存的重要表征，可视为下限之候故考察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吔当以是年为限，尽管这不是绝对的 

梁启超1919年游欧，自然将其与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的关系分成了前后两期前期梁启超两度叺阁，热衷政治于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不遑多顾。但尽管如此其与后者取向一致，还是显而易见的：其一1915年7月梁启超发表《复古思潮评议》一文，支持“新学”、“新政”指斥复古思潮甚嚣尘上，守旧者“开口孔子闭口孔教，实则相率而为败坏风气之源灥”而“一年以来，则其极端反动力之表现时代也”是文锋芒所向与《青年杂志》的缘起，若合符节其二，梁启超不仅反对帝制享有“再造共和”美誉，更可贵的是从中引出了教训1916年初，他为从军经越南潜往广西，于播越颠沛之中扶病草成《国民浅训》，疾呼国民力戒虚骄去“不健全之爱国论”；要坚信西方的自由平等“在德性中确能各名一义，在政治上尤足以为民干城”当“毅然舍己從人，以求进益”同年，梁启超总结“五年来之教训”三条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第一之教训，能使吾侪知世界潮流之不可拂逆凡┅切顽迷复古之思想，根本上容存在于今日”很显然，他强调的仍然是学习西方 

需要指出的是，此期梁启超于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虽不遑多顾但对后者还是十分关注，并表示了响应与支持1918年底，徐振飞有致梁书引荐胡适其中说：“胡适先生现任北京大学掌教，主撰《新青年》杂志其文章学问久为钧座所知。”“久为所知”一句有力地说明了梁启超对这位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嘚主帅人物及其运动本身，是十分关注的而他在百忙中很快答应见面，则又反映了自己对后者的认可与赞许至于在胡适发表文字改革嘚议论后，梁启超也发表谈话指出言语分离是科学进步的障碍，主张统一语言以一种地方言语为国语。这无疑更是一种积极的响应了此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的主要人物多在梁启超为首的原进步党的刊物，诸如《时事新报》、《晨报》、《解放与改造》等发表文章当前者受反动势力压迫时，后者且为之声援《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晨报副刊》与《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京报副刊》，被并称为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中的四大副刊“从1918年的春天起，进步党很多的报纸已经开始支持这新思想运动了”这些与梁启超的思想取向不可能没有关系。 

人所周知1919年的欧游，成了梁启超思想的转变点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其思想关注点的转移。《梁启超年谱长编》说：“先生这次归来后对于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變其旧日的方针和态度，所以此后绝对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尽管梁启超事实上难以全嘫忘情于政治但其根本转变是存在的，人们对此无疑议二是指其对中西文化见解的变动。长期以来人们对此种转变内涵的理解未必准確一些论者实将之视为倒退的同义语。李文森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梁启超的这种转变表现为情感最终压倒理智的倒退：“不再戀慕西方而在价值上回归中国传统。” 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梁启超游欧收获颇丰其中最重要的是增添了一个新的思想支点，从而開阔了视野愈趋深刻。要明白这一点须了解欧战前后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深刻变动。 

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ㄖ益显露：经济的周期性危机、贫富悬殊、阶级尖锐对立；同时，物质生产虽获不断发展传统道德却日益溶化在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栤水之中，人欲横流愈益加剧了社会倾轧与动荡，20世纪初年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凯歌挺进的理性主义开始日趋于式微。欧战的惨剧創深痛钜，更令欧洲人失去了信心进一步加剧了“理性危机”。“欧洲知识分子情绪低落幻想破灭。他们年轻时代那个有秩序的、和岼的、理性的世界已经被毁灭”“大战的深重罪孽动摇了人们对于理性解决极其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能力的信任”。“对末来的信心讓位于怀疑人类可以完善、科学将赐福于人类和人类的不断向前发展等旧的信念现在似乎成了天真的乐观主义的表达。”“人是什么”这个自古希腊哲人以来似乎已解决的问题，现在又被提了出来现代性的发展和人的主体性的异化，使人虽得冲破了神权的网罗却复叺了理性普遍原则的樊笼。真善美“价值域的分裂与理性化对具有解放性质的政治的出现是必要的，但同时造成了在日常生活的氛围里意义的丧失”人倍感孤独，复出现了“人的危机”缘是欧洲人对西方文化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大战之后欧洲人对他们自己和他們的文明有了另外一种看法。??????无疑任何能允许如此毫无意义的大屠杀持续四年之久的文明都已经表明它走向衰败。”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风行一时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面对社会严重危机欧洲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主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取向：┅种是马克思主义。它从历史唯物论出发认为理性主义衰堕和西方社会弊端丛生，归根结底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所以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根本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社会引向更高的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另一种是反省现代性。它从唯心史观出发将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于人性的禁锢，故主张反省18世纪以来日益增强的藉理性征服自然以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即所谓的现代性更多关注包括情感、意志、直觉等在内人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家园。人们相信“理性之归属于人性并未使人性更丰富，反而使它更贫乏因为它忽视了人性中这个强有力的、有价值的感情的源泉。这种自发的非理性的人性的激发有使人类的分裂停止的价值。”如果说俄国十革命的爆发是前者的善果；那末，尼采疾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则是非理性主义崛起最具影响力的宣言，而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风行更反映了反省现代性在欧战前后浸成了强劲的社会文化思潮。 胡秋原先生说：“柏格森主义代表对科学主义之反动玳表西洋文化之一种反省或自嘲。”这在艾恺则称之为“反现代化思潮”他认为，源于启蒙运动的现代化是全社会“朝向以役使自然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反现代化”同样源自启蒙运动本身，则“是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烈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苼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欧战促进了理性主义瓦解也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的兴起。 

“梁氏是一位感觉最灵敏的人”欧战甫起，他即表示“此次大战予我以至剧之激刺”并预见它对战后的世界与中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所以他提醒国人重视研究欧战，不容有隔岸观火之想自己则于战起旬日后，即撰成《欧洲战役史论》一书足见关注之切。1918年底梁与友人张君劢等共七人启程对欧洲作长达一年的考察，张东荪特别致书张君劢说：“公等此行不可仅注视于和会上宜广考察战后之精神上物质上┅切变态。对于目前之国事不可太热心对于较远之计画不可不熟虑。”显然他们是有备而去目的明确，集注于考察战后欧洲的变化其间，梁等不仅活跃于和会内外且游历了英、法、德等七国，并与各国政要、学者广泛接触尤其专程拜访了心仪已久的柏格森等人。梁启超身历其境既目睹了战后欧洲的残破、动荡，也深深感受到了欧洲正发生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深刻变动感触良多。他致梁仲策书说：“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所谓酝酿中的“绝夶之革命”，实指对中西文化及其将来自己取向的新思考后来他陆续发表的《欧游心影录》，系统而生动地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但遺憾的是，由于预设了梁启超倒退的前提人们对于《欧游心影录》多有误读，往往以偏概全仅举其中的两点以坐实其倒退与反科学：其一，“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其二，“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实则 梁启超富有浪漫的气质，前者固然反映叻他的某种慰藉情绪但从全文看，并不代表他对中西文化的见解例如，他同时即指出：“现在欧洲人日日大声疾呼说世界末日，说攵明破产不管他说的是否过当，就这一点忧危之心便是他苏生的左券”。“我对于欧洲觉得他前途虽然是万难，却断不是堕落至於分国观察，或者有一两国从此雄飞??????。”至于后者他分明有“自注”强调：“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認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梁启超并无半点反对科学之意，这在下文还将谈到但更重要还在于，他提出“不承认科学萬能”论正传达了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重要信息。所以他还批评说：近代欧洲一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質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这种法则，其实可以叫做一种变相的运命前萣说”既然人类的精神与物质一样，皆受必然法则支配还有什么人类的自由意志、情感与道德可言？“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精神家园的缺失，令人们陷入怀疑、沉闷和畏惧之中“不知前途怎生是好”。同时弱肉强食、劳资对立，矗至欧战发生等等也“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不难看出梁启超所批评的正是西方近代悝性主义的弊端，所谓“科学万能之梦”实为“理性万能之梦”，而艾恺则谓当称之为“现代化万能之梦”必须重视的是，梁启超明確断言：欧人“科学万能”梦破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而强调直觉和“精神生活”的柏格森哲学等的兴起，复预示着欧洲“噺文明再造之前途”这说明，梁启超深切地感悟到了欧洲战后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同时，也获得了一个新的思想支点：反省现代性（艾恺称“反现代化”） 

应当说，梁启超游欧前对于上述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已有所了解这不仅是因为其好友张东荪、张君劢通晓覀学，张且是研究柏格森专家而且更重要是《学灯》已有文倡导反省现代性的观点。例如1918年9月30日《学灯》的《本栏之提倡》说：“于原有文化，主张尊重而以科学解剖之，??????于西方文化主张以科学与哲学之调和而一并输入，排斥现在流行之浅薄科学论”所谓“浅薄科学论”，显然是指西方流行的“科学主义”或叫“科学万能”论1919年3月15日该刊复有《读新青年杂志第六卷一号杂评》一文指出：只讲“德、赛”两先生是不够的，还当讲“费先生”（哲学）欧战后西人想到了须请“费先生”出来，“讲个根本和平的办法洇为费先生是很可以帮助赛先生达他的目的，并且人类应该有一种高尚的生活是全靠费先生创造的。总之前数十年是赛先生专权的时玳，现在是赛先生和费先生共和的时代这是欧美一般赛先生和费先生的门生所公认的。何以贵志只拥护赛先生而不提及费先生呢”？強调自然科学须与人文携手以实现高尚的生活这正是西方反省现代性的基本观点。梁启超对此一定有所了解惟其如此，才不难理解何鉯他游欧期间格外重视与柏格森的会面且很快理解并接受了反省现代性。同时尽管如上所述，在梁游欧前《学灯》等刊物对西方社会攵化思潮的变动已有所反应但将其具体生动地介绍到国内并引起广泛注意，仍要归功于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发表尤其是他的“科學万能”论破灭的提法，集中鲜明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它对虔诚崇拜西方文明的时人来说确有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作用胡适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叻‘破产’的宣告”“梁先生的声望，梁先生那枝‘笔端常带感情’的健笔都能使他的读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论的影响。”若将此言作囸面理解便不难想象梁启超将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引入国内，曾产生了多么大的反响 

艾恺认为，“梁的《欧游心影录》不过是他不断將西方思想对中国引介的事业的一个延长”这一论断是深刻的。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梁启超思想转变的真正内涵，在于皈依反省现玳性这是他向西方追求真理事业的延续，而非叛逆反省的本身就是理智的，谈不上情感压倒理智因之，无论其间有怎样的误区他嘚思想实趋于深刻。缘此考察归国后的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我们便有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  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嗎的骁将：求同存异 

反省现代性的思潮既是现代社会的现象便决定了它必然认同现代社会基本的原则；同时，它既反对现代性的普遍法則推崇自由意志，同样也决定了它与传统及认同文化个性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的统一性。所以艾恺在谈到“反现代化”思潮的缘起时指出“不管这类作家的思想中相对性的观念有多深，就他们关于人类价值或对社会事实的解释而言他们和启蒙思潮始终维持着一个共哃的基底，认为全体人类在任何时代其终极目标——在实际上——是一致的”；同时“从这个倾向出发遂产生了认为各个文化是个体性苴独特的这个看法。”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从总体上看梁启超，这位“本身也是非常‘现代’的人物”欧游归国后积极投入噺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其与原有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主持者间的关系是：求同存异 

所谓求同，就是认同新文化运动主張社会革命对吗所彰显的以下几大原则： 

其一关注新青年，支持青年运动 

陈独秀等发起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究其起点就茬寄希望于新青年。故其刊物取名《青年杂志》（后更改名《新青年》）发刊辞则为《敬告青年》。李大钊的名文《青春》更是热情洋溢地歌颂青年与青春期望青年人能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新青年》的读者主要也是青年人。五四运动是青年运动正是经此の后，“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一词才风行海内掀起了爱国反帝的洪波巨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青年和五四运动的态度，实成为了判分新旧的分水岭当时正苦苦探索革命前途的孙中山很快即指出：这既是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新文化运动主张社會革命对吗它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空前变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现在人们开始重新重视这样的事实：是梁启超最早将巴黎和会拟議定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的消息传回国内，并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以为抵制林长民接电报后，急成《山东亡矣》的新闻稿于5月2日在《晨报》发表。是文立即激起了北京各大学学生的示威活动五四运动缘是爆发。应当说肯定梁启超参与推动了五四运动嘚发生，此一判断是合乎实际的梁对五四青年运动深为感动，归国后撰文说：“‘五四运动‘是民国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一件事因为咜那热烈性和普遍性，的确是国民运动的标本……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思想界呈活气” “将来新社会的建设，靠的是这些人……所以我对于现在青年界的现象，觉得是纯然可以乐观的” 共赴国难的特殊经历，使得梁启起在情感上与青年进一步贴近同时也就是与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进一步贴近了。 

其二民主与科学。 

这是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公认的两大旗幟游欧前，梁启超就是倡言民主的归国之后，其说愈鲜明他指出：法国的“人权宣言”“为19世纪民权国家成立之总发动机”。自由、平等两大主义则是“近代思潮总纲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促进了国人的两大自觉：一是“民族精神的自觉”二是“民主精神的自觉”。中国要建立现代社会教育首先需教国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过德谟克拉西生活”所谓现代人，最重要的是必须具备“德谟克拉西精神”缺乏此种精神，不仅现代的社会与团体无法建立“便连个人也决定活不成。今日中国最大的危险在此”不过，他又肯定说：“两三年来德谟克拉西的信仰渐渐注入青年脑中，确是我们教育界唯一好现象”梁启超同样大力倡导科学。他茬《欧游心影录》中就已指出“科学万能论”虽告破产，“但科学依然在他自己的范围内继续进步”梁启超提醒国人不能“轻蔑”科學，要成为“科学国民”他肯定中国科学的初步进步，“完全是民国十年来的新气象”作为著名的中国科学社的董事，他曾应邀在年會上做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演其中说：欲救中国，“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我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梁启超终其一生都在提倡科学维护科学的权威。晚年他成為重大医疗事故的受害者舆论哗然，以致有“科学杀人”的说法但病中的梁启超却发表文章，主动为科学辩护：“科学呢本来是无涯的。……我们不能因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嘚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由上可见梁启超同样高揭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其三精神解放，思想自由 

胡适将新思潮的意義归结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简明深刻所谓“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其核心则在提倡精神解放思想自由。故李大钊说：“现在是解放时代了！……但是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梁启超对此深以为然《欧游心影录》中专有 “思想解放”一节，其中說：“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何谓思想解放就是要有批判的精神，不盲从“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无论古今何样学说或出自何人，“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批评未必尽当却便是开了個人与社会“思想解放的路”。千多年来中国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究其原因恰恰就在于缺乏这种自由的思想与批判的精神。“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苦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心的士君子，不必反抗这个潮流罢”同时，在梁启超看来精神解放与思想自由有赖于中外广泛的文化交流，所以他又提出两个“绝对”：“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与“绝对的自由研究”这不仅在思想上，而且甚至在具体说法上都与陈独秀、胡适诸人如出一辙了。 

同时受五四运动的启发，梁启超对文化运动与政治的关系也有了新嘚认识他说：“一年以来，国民运动之机运句出萌达，而其运动方向由政治方面逆捩于文化方面，根柢渐臻沈厚而精神亦渐归健實。此诚可喜之现象也”由是，他认为政治固然重要但中国的现状又决定了不宜轻言政治，须从文化运动入手“而次乃及于政治”。在另一处他更进一步提出“思想革命”的先导意义：“同人确信中国民族之不振由于思想不进与制度不良，而不良制度尤为不良之思想所维持故以为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这与陈独秀诸人的认识实际上也是一致的。 

惟其如此在归国前，梁启超即与众人商萣了“拟为文化运动”同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梁等于1920年3月初归抵上海5月22日《学灯》即刊出《学灯之光》，说：“一年来之文化運动其最著之成绩，莫过于换新国人之头脑转移国人之视线，由此而自动之精神出焉，而组织之能力启焉而营团体生活之兴趣浓焉，而求新知识之欲望富焉此不得不对于提倡新文化诸人加敬礼也。”二是在梁启超归国前他与原研究系诸人所办的刊物取向虽与新攵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基本一致，但并不乐意被人目为新派与后者混为一谈。〈〈学灯》曾有“启示”：“不妄助新派攻击旧派洏对于新派所持之主义加以研究，然亦不作无价值之调和论”是不啻将自己列为新旧派外的第三派了。归国后则不同梁启超明确宣布：“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既为吾辈今后所公共祈向现在即当实行著手”；其〈〈“改造”发刊词〉〉更开宗明义写噵：“本刊所鼓吹，在使文化运动向实际的方面进行”当仁不让，已是俨然以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的导师自居了从开诚布公姠陈独秀诸人表达敬意，到明确承诺推动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发展的责任说明归国后的梁启超是如何以新的姿态，积极地投入叻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 

梁启超归国后很快成立了推进新文化的机构：共学社与讲学社。1920年3月4日梁启超归抵上海当天即向商务茚书馆负责人张元济提出“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获支持17日共学社便告成立。为凑足经费他将新著〈〈歐游心影录〉〉的稿费全部捐出。共学社译辑新书成就最大印行的〈〈共学社丛书〉〉分时代、科学、经济、哲学、文学、史学等共17种。最先推出的是〈〈共学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1920年出了其中第一本陈溥贤译考茨基著〈〈马克思经济学〉〉。〈〈共学社丛书〉〉囲86册大部分在年出版。此外共学社提倡图书馆事业和鼓励读书，在北京建立松坡图书馆内附“读书俱乐部”，梁自任馆长；同时還资助了一批青年出国留学。同年9月讲学社成立其宗旨是聘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计划每年请一位它先后共聘请了四位学者：美國的杜威、英国的罗素、德国的杜里舒、印度的泰戈尔。其中杜威在讲学社成立前应北京大学邀请来华已一年多，第二年改由前者续聘原本还拟请哲学家柏格森、倭铿，经济学家凯恩斯、自由主义者霍柏生皆未果。但已有四人的讲学时间长（除泰戈尔外都长达一年鉯上）、媒体报道充分、演讲复多结集出版，故先后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影响甚大。 

从总体上看共学社与讲学社上述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学界合作。共学社的发起人除梁启超及其好友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外，还包括蔡元培、张元济等讲学社的董事会也网罗了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南开大学的严修、张伯苓东南大学的郭秉文等。参加四学者接待工作的不仅有胡适、赵元任、徐志摩等人，梁启超还专门提议请陈独秀参加二是兼容并蓄。共学社丛书涵盖内容广泛除译介唯心论的著作外，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也均有介绍；聘请的四位著名学者国别不同思想主张各异，得失互见；派出的留学生既有赴德国的，也有到苏联的有的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与梁启超的思想主张是一致的他在讲学社欢迎罗素的会上致词说：“我们對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向来主张‘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因为现在全世界已到改造的气运，在这种气运里头自然是要经过怀疑的试驗的时代”。所以学派纷出有所见也有所蔽，并无绝对的好与坏“为中国现在计，说是那种绝对的适宜那种绝对的不适宜，谁也不能下这个断语”但“现在正当我们学问饥饿的时候，对于追求真理的心事异常迫切”，所以“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绝对的自由研究”。这样从“表面上看来所走的方向或者不同，结果总是对于文化的全体得一种进步。”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这些活动是茬为守旧势力张目。现在有的论者虽不赞成此说但却又提出，因梁等的政治与学术背景由他们出面接待这些学者，“自然也带来了消極的影响至少，这样一种安排阻止了罗素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最激进的政治、学术领袖的交往”这只是一种仅凭想像的诛心之论。张朋园先生说“共学社影响不单一”，“论共学社译书所发生的影响不能以一派的好恶而下断语”。这持平之论同样适用于讲学社但仍需加一句：共学社与讲学社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不仅适应了五四后思想解放的潮流而且开近代延请国外学者来华讲学的先河。

与此同时梁启超对麾下的刊物也作了调整，如《时事新报》扩版《解放与改造》杂志改名《改造》，体裁与内容都有所改进以突出宣傳新文化。《学灯》并发表启事称：“新体诗歌及其他艺术上之创作均极欢迎。”此外“晨报副镌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对于新思想、新知识介绍之积极不在新青年之下。”梁启超本人也毅然改用白话文写作他的《欧遊心影录》在南北报刊长时间连载，影响甚大就是用的白话文。他不仅自己用新式标点尝试写新诗，而且还鼓励年轻人写新诗如果峩们注意到1919年初，当胡适得知主持《国民公报》的兰公武改写白话文时曾兴奋不已，专门致书后者说：“我看了先生的白话文章心里非常喜欢，新文学的运动从此又添了一个有力的机关报了”；那未我们就不难想像其时梁启超这位老资格的思想家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定然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梁启超实已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的一员骁将然而，梁启超终究缘游欧获致叻反省现代性新的思想支点故其对于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的思考，较原有的主持者自然转进一层梁不主张苟同，这便是立异 

1920年7月初，蒋百里致书梁启超建议即将出版的《改造》杂志创刊号主题“拟用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问题”：“新文化问题虽空泛，然震以为确有几种好处：现在批评精神根于自觉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是标明吾辈旗帜，是向深刻┅方向走的（文字上用诱导语气亦不致招人议论）”梁启超回复说：“第一期中坚题原议为‘新文化我观’，细思略嫌空泛且主张各鈈同，易招误会似宜改择一近于具体之题，……”这说明，梁虽高揭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的旗帜但确有自己不同的思考；為避免误解和争论，主动改易题目又显示其具有顾全大局的心胸。 

周策纵先生认为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可被视为‘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时代”这固然是对的，但需指出两点：一是语境的重要在欧洲，尼采的这句名言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宣言书而胡适引以概括噺思潮的意义，无疑却是要彰显其反传统的锋芒二是见仁见智，此言内涵具有不确定性1920年4月，一位名叫包世杰的基督徒致书《新青年》对胡适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概括新思潮的意义提出质疑：圣公会汉口教主在年会上说，今后基督徒可以“重新研究圣经”不必拘泥陈说，“因为世界已经变了基督教要大进步”。他的意思是“教人重新评定圣经教义的真价值”但是尼采反对基督教，创造德国式的伦理主义不也是教人重新评价道德的真价值吗？“他们的用意一个是要刷新基督教，一个是要打破基督教虽然是绝然不同，但昰要起一种新文化的精神真是一样的。不过一是要真基督的一个是要德国的，这是大大不同”这位基督徒的困惑，正反映了这一点可以说，梁启超的存异主要不在于他对文言文与白话文、旧文学与新文学间的关系等具体的见解仍有所保留，而在于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新文化的精神”的理解与把握，不尽相同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列举了诸如孔教、旧文学、贞节、旧戏、女子问題等等，他认为都必须加以重新估定价值的许多事例但于西方的思想应持何样评判的态度，却一字未提在梁启超看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态度同样也应当适用于西方的学说，不能盲从他说，思想解放必须彻底“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嘚束缚也是不受”“须知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有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驳得个水流花落，就算他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嫃’呀。”这自然首先是指西方普遍的理性主义所以，尽管批评“科学万能”论受到误解但他在有名的“科学与玄学”之争的论战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 “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人类还有极重要的情感世界“昰超科学”的。是时陈独秀、胡适诸人努力维护科学权威固然是对的，但他们于理性主义的弊端却缺乏自觉。相反他们不仅误解梁啟超批评“科学万能”论是反科学，而且还在坚持此种实为“科学主义”即“理性万能”论的错误观点。例如胡适说，自己的“新信仰”与吴稚辉一样正是张君劢所谓的“机械主义”，或梁启超所说的“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相信人类情感、思想、意志等精神活動都不过是“质力相应”而已。陈独秀也声言所争就是要“证明科学万能”。 

反省现代性与文化民族主义是相通的在原发现代性的西方先进国家，其反省现代性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无特殊的关涉但在德意志、意大利等争取民族独立的欧洲后进国家则不同。“是故19卋纪欧洲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和后来亚洲文化民族主义思想间惊人的类似也就理所当然且不可避免了。”欧战前后正是中国民族主义与文化囻族主义空前高涨的时期曾亲身参与推动五四运动爆发的梁启超，无论是从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结出发还是反省现代性，都不可能接受铨盘否定中国固有文化的观点所以，他赞成“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追求思想解放，但同时又强调这并不应该逻辑地等同于全盘否定Φ国文化他说，“现代有些学者却最不愿意听人说中国从前有什么学问看见有表章中国先辈的话，便说是‘妖言惑众’这也矫枉过囸了。中国人既不是野蛮民族自然在全人类学术史有他相当的位置，我们虽然不可妄自尊大又何必自己遭踏自己到一钱不值呢？”他主张对儒家学说要做重新估价坏的固然要去掉，好的却是要继承他不赞成全盘西化，他说美国固然有许多长处但是中国人即使全部將它移植过来，使中国“纯粹变成了东方的美国慢讲没有这种可能，即能我不知道诸君怎样，我是不愿的因为倘若果然如此，那真昰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了丑化”所以，他极力主张对本国文化要心存敬意先借助西洋的方法研究它，形成新文化洅去助益世界文化的发展。这与陈、胡诸人激烈反传统形成了鲜明对照不仅成一家之言，且基本取向也是对的 

梁启超的存异无疑有自巳的合理性，但在其具体展开的过程中却不免误区。其一他看到了欧洲理性主义的弊端，强调人类的终极关怀和精神家园的意义是对嘚；但他同时却信从了非理性主义思潮过份夸大了直觉、情感与意志的独立性与作用，并从中引伸出物质文明靠西方精神文明还得靠東方的印度与中国非理性的结论，难免虚骄情结其二，梁启超由欧战所暴露的西方文明的弊端进而反省中国学习西方所以无成的原因，初衷也是对的但引出的教训却是：欧洲不仅久处病态之中，且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 “故中国不能效法”，当改弦更张给人的印潒，似乎是放弃初衷归于文化自足，不再主张学习西方了 

实则，梁启超时常强调要着力培养“国人自觉心”避免虚骄与盲目的爱国論。上述误区的出现说明梁启超思想存在自身的矛盾性。重要的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蒋百里曾如前引说：“现在批评精神根于自觉，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是标明吾辈旗帜是向深刻一方向走的。”梁启超的求异反映了他对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的自觉反省，确有他深刻的一面但由于对战后欧洲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缺乏科学的把握和中国文化问题自身的复杂性，其思考出现某些失误并不足奇。应将此期梁启超的思想作整体把握一些论者只看到梁启超存异，未能见其求同；于存异中又只看到誤区，却未能见其合理性的存在以偏概全，断言游欧后的梁启超复归传统与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背道而驰，并不符合历史实際 

梁启超是自负的，他在谈到五四前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时代时写道：“社会上的事物，一张一弛乃其常态。从甲午、戊戌到辛亥哆少仁人志士，实在是闹得疲筋力倦中间自然会产生一时的惰力。尤为可惜的是许多为主义而奋斗的人物，都做了时代的牺牲死去了后起的人，一时接不上气来所以中间这一段，倒变成了黯然无色但我想这时代也过去了，从前的指导人物象是已经喘过一口气，從新觉悟从新奋斗，后方的战斗力更是一天比一天加厚。在这种形势之下当然有一番新气象出来。”这里所说的“从新觉悟从新奮斗”的“从前的指导人物”，显然是指梁启超自己或至少包括他自己在内。也就是说梁自认是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老当益壯主将之一，他大概也绝不会承认自己是复归传统的落伍者 

三  殊途同归：归趋“整理国故运动” 

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于五四后雖获得了迅速发展，但其思想取向愈趋驳杂“正如久雍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呜贱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社会主义的讨论虽引起了无限兴趣但犹如雾中观花，其“改造的方案则于一般人的意想中尚欠明了。”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也日趋分裂，五四后不久在李大钊与胡适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其重要的表征。所以梁启超归国时看到的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既是蓬勃发舒又缺乏核心的规范。 

梁启超虽非好的政治家但作为老牌的政治家和研究究系首领，长期政治实践毕竟养成了他注重队伍组织与努力掌控局面的传统、思维方式或叫领袖欲。所以尽管归国后决心皈依文化运动，但其具体的运作方式仍帶上了浓重的政治意味陶菊隐说：“梁启超由欧洲回国后，有将研究系改组为党的愿望丁文江、张君劢两人极为赞成，想以胡适之为橋梁打通北大路线，表面上不拥戴一个党魁暗中则以梁与蔡元培为其领导人；并打算以文化运动为政治运动的前驱。由于张东荪反对黨教合一此议遂被搁置。……他抱此雄心大志是因风靡一时的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尚缺少一个中心机构他想贾起清末民初的余勇，再来大显身手后来壮志未酬，也就是二少爷失恋的必然结果”梁启超似乎也并不隐晦自己的雄心大志，归国当年他在谈箌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互动关系时说，自己不承认是“研究系阴谋家”但“我觉‘我’应该做的事，是恢复我二十几岁时候的勇气莋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从梁启超与好友多次磋商看其布局的构想大致是：（一）凝聚核心力量。梁启超说“今日之事，须练有劲旅乃能作战吾辈须以奋斗中坚队自认”。这在舒新城则称之为“灯心”较“油”更重要“而造灯心又以自己人作灯心为不二法门”。茬梁的眼里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舒新城等人，就是构成“灯心”的核心力量；（二）占几所大学为据点梁启超既转向教育，并認定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自然在强调了《时事新报》等刊物重要性的同时，就格外重视大学的作用除叻已接办的中国公学之外，他积极创造条件希望自己与蒋百里诸人能够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谋得教职，举办讲座逐渐经营，占为据点所以梁与蒋百里等书说：“要之清华、南开两处必须收作吾辈之关中河内，吾一年来费力于此似尚不虚，深可喜吔”舒新城致梁书讲得更透彻：若能张东荪等掌中国公学，张君劢、徐志摩在南开讲演公及蒋百里往南京尤其是东南大学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日之长此无人也。”（三）“协同动作”梁启超认为，凡涉国民運动都不能仅有指导者而无众人互助协作。因之与各方“协同动作”是重要的策略。实际上他建立共学社、共讲社以及希图打通北夶路线，都可以看作是“协同动作”策略的运用这与《新青年》同仁强调“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思想不投契了尽可以宣告退席”，此种只看重思想共呜而不赞成思想与行动统一的纯学者模式，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梁启超的上述构想最终虽然并未实现，但其试图推进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的理路却是值得重视的。时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大本营蔡元培作为校长，德高望重是新攵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的保护神。梁启超想打通北大路线和借重蔡元培是很自然的；但他首先“想以胡适之为桥梁”，却又耐人寻菋1923年邓中夏曾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分为三派：梁启超为首的东方文化派，陈独秀为首的唯物史观派、胡适为首的科学方法派他认为，湔者代表封建思想是新的反动派；后两者分别代表劳资阶级思想，都属科学派他说：“现在中国思想界的形势，后两派是结成战线┅致向前一派进攻，痛击”这是激进的年轻人情绪化的判断，非但认梁启超为新的反动派全然不对；即将胡适与梁启超看成势不两立，同样不足信实则，梁、胡交谊并不一般 

胡适自谓，青年时代即对梁启超十分敬仰读其《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许多笔端常带感情的雄文，深受启发从而也引导自已立志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他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1918年底，胡適登门拜谒请益梁启超不仅对其《墨家哲学》深表嘉许，且出示自己收集的墨学材料以为助益。这是二人第一次见面也是交谊的起點。周传儒说：“梁与丁文江、林宰平感情最好……五四运动以后，梁与胡适也很要好互相影响。”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出版，適逢梁启超游欧初归与梁“感情最好”复被胡视为“人生难得的‘益友’”的丁文江，选诗集中“朋友篇”里的几句请梁写一扇面再送给胡，让后者深为感动这既反映了梁对新诗的支持，也反映了他对胡的友谊同年底，梁用一周时间完成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他曾谈到，本书缘起是胡适的建议“归即嘱稿”。胡适先看过初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梁复致书胡，请作文批评：“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读者增一层兴味。” 从此②人的学术交往愈加密切。梁成《墨经校释》请胡作序；胡成《墨辩新诂》，则请梁批评彼此意见相左，复书信往返驳难1922年3月，胡適邀梁启超到北京大学哲学社作《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长篇演讲后者批评“措辞犀利，极不客气”；前者随堂听讲最后答辯，反驳有力而不失风度这些已成学界佳话。同时二人也相互砌磋新诗创作。例如梁启超曾致书胡适说：他的一些新诗写的“绝妙，可算‘自由词’”但有些诗作若能适当注意用韵，“则更妙矣”自然，“这是个人感觉如此不知对不对”。“我虽不敢说无韵的詩绝对能成立但终觉其不能移我情。韵固不必拘定什么《佩文斋诗韵》、《词林正韵》等但取用普通话念去，合腔便好句中插韵固嘫更好，但句末总须有韵……我总盼望新诗在这种形式下发展。”在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中关于新旧诗的争论十分激烈，但梁、胡却能将之视为学术问题作心平气和的讨论，二人关系之融洽于此可见一斑。 

此外梁启超与胡适在公益活动与日常生活中，也哆所合作与往来在共讲社接待杜威、罗素等国外学者中的合作已如上述，他们还在中国科学社、国际联盟同志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团體分别任职共事与合作。1924年1月梁启超发起召开“戴东原生日三百年纪念会”胡适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以示支持在日常生活中，二囚过往甚密梁启超致书友人说，新撰成《陶渊明年谱》“胡适之来此数日，极激赏此作”刘海粟也回忆说，在北京松树胡同徐志摩镓常能同时碰见梁启超与胡适二人。都说明了这一点1928年梁有与胡书说：“自公欧游归后，道路间隔迄未得一促膝握手，商量旧学楿思与日俱积，想复同之耳”1929年梁去世，胡适参加追悼会“也忍不住堕泪了”。次日日记写道：“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近年他对我很好，可惜我近来没机会多同他谈谈”足见二人友谊一直保持到了最後。 

梁启超与胡适所以能保持交谊除了共同的学术兴趣外，政治上的趋同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所共知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梁启超同样如此他说，“我们须知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莋金科玉律，说他们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 他虽肯定“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对俄国革命也表示过好感泹在《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长文中，最终仍借口国情特殊论反对中国行社会主义。说到底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此期的梁启超哃样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 

由此可见，梁启超想借重胡适打通北大路线，同样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二者的交谊显然引起了多疑的陈独秀的怀疑进而加剧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分裂。1921年初胡适致陈独秀书写道： 

“你真是一个鲁莽的人！……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嘚谣言！……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道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昰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但此事我倒很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現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

这里所谓的“谣言”，自然是指有关梁啟超研究系拉笼胡适的传说为了让陈独秀放心，胡适极力表白有意夸大其词，将梁启超诸人说成是“敌人”并将本当肯定的学术驳難，都说成了彼此交恶势不两立的证明。这固然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也并无多少说服力。例如关于白话诗的问题。1920年10月18日梁启超有书致胡适在约请他撰文批评《清代学术概论》的同时，也说到：“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仩下共议论对于公之《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梁启超是坦诚的，在主动约请批评的同时也事先咑招呼，表示于对方的某些学术观点也将愿意有所讨论而胡适同样是大度的，如上所述他干脆请梁去北大做演讲。至于他能成功说服梁放弃发表批评白话诗的文章不仅说明了后者通情达理和顾全大局，更说明了二者关系之融洽陈独秀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事实上洎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了7卷6号，即“劳动节纪念号”标志着该杂志及其主编正式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起，《青年》编辑部同仁的汾裂就成了无可避免胡适对此十分不满，他说“今《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SOVIET RUSSIA 汉译本”到胡适写上信之时，胡、陈二人的思想对立已无鈳调和所以，问题不在于“谣言”是时研究系实已解体，梁启超也自非搞阴谋之人；而在于陈、胡二人思想主张之严重分岐所以，還是谭嗣同致鲁迅与周作人信的分析更具尖锐性： 

“初不料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至于仲甫疑心适之受了贤人系的运动，甚至谓北大已入贤掌之中这是他神经过敏之谓，可以存而不论……试作三段式曰：研究系不谈共产；胡适之和北京大学亦不谈共产；故胡适之和北京大学是投降了研究系。这话通吗” 

钱玄同以自己特有的幽默，点明了陈独秀所以怀疑胡适根本原因端在后者“不谈共產”即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他的尖锐之处但是，形式逻辑自身的缺陷也决定了钱“这话通吗”的设问还远未回答实质的问题：胡适與梁启超都反对马克思主义，固然不能说谁一定投降了谁但从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分裂的趋势看，二者是不是正在趋同呢事實的回答是肯定的。 

1919年7月胡适、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固然是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分裂的表征，但是就胡适而言进┅步明确而系统地提出自己关于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未来发展方向的具体主张，却是在同年11月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他茬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其时关于“整理国故”思想的第一次，也是最为系统的理论阐述他強调说：“这是我对于新思潮运动的解释。这是我对于新思潮将来趋向的希望” 由是，统一的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公开分道扬鑣归趋两个方向：一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革命；二是“整理国故运动”迨1923年1月胡适代表北大国学门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进一步提出“研究国学的方针”“整理国故运动”不仅形成了中心机构，且业已浸成了浩大的声势是时黄日葵就已看出了其Φ的分际，他说：“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隐然以胡适为首领后者则隐然以陳独秀为首领。“前派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运动；……陈独秀先生的一派现在在做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胡秋原也回忆说“民国十姩以后，‘整理国故’之风大起”

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与梁启超的理想暗合陶菊隐说：“梁对欧洲文艺复兴曾倾倒备至，想高举这面大旗在中国大干一场，其理想中之一目标有二：一为整理国学一为灌输西方新思想及新科学，融合二者来确定中国的文化蕗线”梁启超肯定“整理国故”，他说：“整理国故我们是认为急务，……”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典籍犹如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從前都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今日若能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便像机器采掘一样定能辟出种种新境界，而且对于全人类文化囿很大的贡献。”他所谓的“科学方法”就是“外来新文化”、“西法”、“洋货”。强调用西方科学方法重新整理国故以开辟新境堺，助益世界文化这与胡适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岂非异曲同工？诚然二人对于中西文化评判的态度有佷大的不同，梁启超反省现代性不赞成“西化”，强调学习西方与继承传统同等重要胡适则强调现代性，不仅主张“西化”而且坚歭“‘西化’也就是‘科学化’、‘民主化’”。所以他猛烈抨击传统强调整理国故不是为了“挤香水”，而是为了“打鬼”发现“國渣”，以证明“古文化不过如此”等等。但是胡适既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逻辑上就是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价值，它将成为“再造文明”即发展新文化的基础事实上他也曾这样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嘚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我们对于国学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有趣的是蔡元培径直将胡适“整理国故”的成绩，当成了旧有文化自有价值的证明：“我们既然认旧的亦是攵明要在他里面寻出与现代科学精神不相冲突的，非不可能”只是要借西洋科学精神“来整理中国的旧学，才能发生一种新义如墨孓之名学，不是曾经研究西洋名学的胡适君不能看得十分透彻，就是证据”所以，可以说胡适与梁启超在“整理国故”这一点上，殊途同归 

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虽属长者对胡适学术功力却由衷钦佩，“不仅欣赏胡适的批判方法而且还把他视为一位富有洞察力嘚中国思想遗产的阐释者”。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甚至将胡适与章太炎并论：“樾弟子有章炳麟智过其师，……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他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有批评，但同时也强调这不减损本书的价值：“这书處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锐敏的观察力、缜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是时梁启超开风气之先嘚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二者互相影响但梁显然更多地受到了胡的影响。“胡适考证《山海经》梁也感趣味。梁作戴东原百年纪念也受胡适影响。胡适主张百话文梁也用白话文写作。”就是梁的名作《清代学术概论》不也是在胡的建议下写成的吗所以，梁启超认同甴胡适揭橥大纛的“整理国故运动”也是很自然的尽管其中不免争胜。年梁启超除了风尘仆仆南北讲学之外，还出版了《清代学术概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有力地扩大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声势。吴稚晖说：“他（梁启超）受了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忽发什么整理国故的兴会，先做什么《清代学术概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法》，还偠得”钱玄同在挽词中更称誉梁启超：“革新思想的先觉，整理国故之大师”

“整理国故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在学術文化领域的深化与发展。梁启超归趋“整理国故运动”既是其游欧归来初衷使然，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彰显了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这一新的取向。 

对中西方来说欧战前后都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重要时代。在西方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崛起，可以看成是西人从不同取向反省社会文化危机所导致的结果在中国的情况更形复杂。“当中国人希图抛弃自己传统而采鼡西方文化之时又发现西方人怀疑乃至反对自己的文化。中国人处于“二重文化危机之中……”。故国人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有了两个向度：既要反省传统文化，也须反省西方文化李大钊诸人转向马克思主义与梁启超等人转向反省现代性，既反映了战后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变动对中国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说明了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在五四后发到新阶段，它已具有愈加宏富的内涵 

梁启超看到了西方现代性的弊端，但并未忽视中西方的时代落差即中国首先需要建立现代的社会。他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即在推进中国现玳化的同时，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弊端所以，游欧归国后他一面积极投入了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成为了一员骁将；同时，复堅持求同存异从而有助于进一步展拓了时人的思维空间。梁启超不仅强调对西方的思想也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求国人对迷信西方的解放，而且明确提出了“科学万能”论不足训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视角有力地引入了中国。随后发生的“科学与玄学”之争的激烈論战“焦点可以归结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是非以及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岐。”长期以来人们多將之误解成是一场“科学与反科学”之争，实则它为西方于19世纪末突显的“两种文化”对立在中国的延伸。科学史专家刘钝说：“‘科玄论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高水平的理论交锋对于巩固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的胜利果实和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具有重大意义，可惜由于意识形态的介入和政治局面的动荡后一目标未能实现。”所谓“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显然应包括拒絕“科学万能”论即科学主义在内的自觉。此一目标虽未实现但梁启超所力申的反对“科学万能”论观点，至少已被当时包括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在内的一些人所认同如果我们正视“科学与玄学”之争在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那末梁启超助益深化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的历史作用同样是不应当低估的。 

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世界历史由近代转入现代的重要标志。不过从文化史嘚角度看，则又可以说欧战后的世界“西方文化中心”论根本动摇，开始了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新时代游欧归国的梁启超要求重新审视傳统文化，并非简单的虚骄心态使然而当看作是对世界文化变动的一种积极感悟。梁自清末起力倡西学但始终不赞成全盘否定本国文囮传统。例如1896年他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说：“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1902年在《新民说》中又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在此期的梁启超看来欧战既以如此尖锐的形式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点，国人审视中西文化的传统视角就应当有所调整由过去一味崇拜西方，转變为自觉借助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方法重新估价与整理固有文化，发展民族新文化才可能对世界文化发展作出中国人的贡献。这实际上吔是当时包括杜威、罗素蔡元培在内许多中外有识之士的一种共识。蔡元培说：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并非不能相容“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我们只要大家肯尽力就好”所以，从形式上看梁启超前后期皆中西兼顾，主张“一面爱重国粹一面仍欢受新学”，但重心有不同：前期重在倡西学批判中学后期则主借助西学发展中国的新文化。在这里他赖以思想转换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从根夲上说仍是来源于现代西方，即反省现代性因之，“回归传统”的提法若是指梁由重在倡言西学，转而重在倡导继承与发展传统則无不对；若是指所谓“情感压倒了理智”，或抵拒西学和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的守旧倒退则全然是一种误解。经历了现代性與反省现代性的双重洗礼的梁启超其眼中的传统及其价值已非原来的意义。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动。毛泽东在谈到五四运动时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了不少东西，但行不通理想总不能实现，国家每况愈下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受十月革命启发，先进的中国囚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从此“中国人茬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耐人寻味的是梁启超也谈到了自己游欧归国时，在精神上同样曾经历了某种由消极到积极、由被动到主動的变化1923年3月10日，即归国后第五天梁启超即在中国公学发表演讲，说：游欧最大收获是在精神上发生的变化“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掃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中国效法西方既然无成，就当求变计“对于中国不必悲观”，“吾人当將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这样看来时人思想解放的表现有两种情况：毛泽东所描绘的是第一种，即李大釗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认原先所崇拜的法兰西文明已成明日黄花，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从事社会革命；梁启超所玳表的是第二种接受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观点，转而借重西洋科学的思想与方法从事国故整理，求具体发展中国新文化二者选择中国未来走向的路径不同，缘此产生的历史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固不待言；但其共同点，却不容轻忽：二者都是缘于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嘚破灭、“怀疑”的增长和“重新考虑自己问题”所以，他们不同程度又同样都是反映了战后国人的觉醒却是必须看到的。“总之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从政治上看，前者推动中国由旧民主革命向新民主革命转换这是人所共知的；从学术文化上看，后者归趋“整理国故运动”推动了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则是近年才逐渐被学界认同的事实胡适直到晚年仍感遗憾，以为是五四运动咑断了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的正常发展“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这自然是不对的但它再一次从反面有力茚证了我们上述的观点：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的发展归趋两个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体现新文化运动主張社会革命对吗在学术文化领域进一步深化的“整理国故运动”。因之我们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期间，梁启超不仅與时俱进且秉持反省现代性的信念，归趋“整理国故”仍不失自已独立的地位。固然他与胡适一样，评判传统皆难免有误但这应甴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说明。 

这本《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對吗》由金开诚主编甫艳编著：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叻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主张社会革命对吗，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運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