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北漂，我相信大部分北漂族都跟我一样，都是怀揣着一个成功的梦想来到北京，想在北京稳定、扎根，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随着北漂族人数的剧增，人群的更细分，在北京稳定扎根的难度可想而知。对于北漂一族来说，如果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要想实现北漂梦，靠是只能是自己，而最实际的途径就是自己的职业发展，自身的职业薪资回报！　　很多人认为，北漂仅仅指那些刚工作不久的小白领，而职场来人，基本上可以脱离这个群体。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人在职场奋斗五六年甚至上十年，虽然已身居职场管理层，但最终还是稳定不下来，因为，在首都生活的压力太大！?　　也许，有人会说，北漂能不能稳定扎根在北京，说到底就是钱的问题，如果是自己去创业成功了，那么，成功的道路便会更加畅通。是的，北漂选择创业是可能会成功，但是问题是，对于绝大多数北漂族来说，选择自主创业都是有风险的。一方面，要看个人是否合适选择创业；另外，也要看自己有没有创业的现实可能，其中包括启动资金、项目选择、准备等等问题。如果是需要先安身立命的，不如先给自己锻炼和积累能力的机会，等到时机成熟，再考虑高风险的回报！而一旦选择自己创业时，创业者便可以选择到富娃网上选择项目，因为富娃网不但能为创业者提供优质的创业项目，解决创业者的项目选择、准备等难题，也能为创业者提供创业基金和风险担保，从根本上解决创业者的资金困难和创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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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七点多起床，吃了早饭就一直在坐车，三环，五环，四环来回的跑，现在还在车上，从北京到廊坊，还好最后趟805。
　　同感。我也不喜欢北京。在那里就没有安全感，觉得哪里都不属于我，拥挤喧闹的城市，我还是适合小城市
　　我北漂快一年了，生活还是没改变，工资的上涨幅度根本跟不上高昂的生活成本，但是我们还是得坚持，因为我们清楚自己北漂的目的，加油吧，朋友！
　　北漂的人都要坚强，都要独立，没人可依靠，我们都要自己努力好好生存，有时候也会觉得好难过，不过一切都会有出头之日的，加油，同是北漂的人！
　　一线城市就是住房成本忒高
14:07:37　　来京四年，突然想说说我现在的生活状况，觉得压力好大！大家帮帮分析这种生活状态是否正常！　　本人女，已婚，未育！无车无房！本人年收入5-6万，完全存入银行。任何开销都来自老公的收入！　　老公年收入10万，每月定投基金1000元（刚刚开始投半年，打算留着养老），每年两人的商业保险6000元。房租2700元/月，一居。剩下的工资全部用在日常生活开销，招待亲友，买衣服，娱乐等等，没有结余！　　也就是说我们俩人没有......　　-----------------------------　　不是打击你，我只是想说，作为北京来说你这工资实在是太低了。你家扣除房租3万以后，年收入只有12万。那小县城妥妥的接近这个收入。我们这小县城最普通一般男的4000每个月，女的3000，加上年终奖9万怎么也有。那和你帝都只差3万，物价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很多人去周边买房了 北京国际大都市了 参照发达国家 买房起码40岁以后 认清现实不要要求太高 北京往外疏散人口呢
　　为啥非要买房？从北漂的那一天起就没打算买房。。。。
16:21:05　　压力好到，突然想回老家发展，至少日子不会这么苦，奋斗一辈子也不能给孩子买个像样的房子！哎。　　-----------------------------　　如果不是特别有前途的职业，如果未来十年都不可能买得起房子。那就果断回吧，真没意思。你在小县城攒个首付还是很容易，另外小县城不是只有三四千工资，职位也会涨上去的。一般我们这工作3到4年小年轻，稍微混点小小职务，夫妻两个一年10万怎么也会有的。
　　北漂过几个月，完全吃不下苦，看不到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N线的小城市！现在有稳定的工作，幸福的家庭，有房有车，一年有和楼主差不多的节余存款！只有吃过苦才知道现在的生活有多幸福~~~
　　@爱娃娃-01 16:35:11　　　　买啥房子啊，随便骗个妹子结婚呗，租房子！想跟我就必须学会吃苦　　-----------------------------　　我只想呵呵！就这样还骗妹子。。。。
　　wwwbak
15:49:39　　一线城市就是住房成本忒高　　-----------------------------　　@a5-09-01 15:55:32　　不明白为何都拼命往北京跑，奋斗一辈子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　　-----------------------------　　一线城市消费质量等方面强很多　　机会多不过竞争的人更多
　　@音与半岛
15:48:06.0　　来北京都有个过程，为什么有人能成功，有人能失败，有人还在徘徊，主要是自己的目标和向往不同；努力总不会白费；做别人不做的，做别人做不了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当然不能违法），别人在庆祝的时候你仍然在努力，别人在满足的时候，你还在努力，相信你一定会成功！记住不能埋怨谁，更不能埋怨这个社会，虽然有种种不好，那人家的祖先肯定某一个人付出了艰辛和努力！把每天的事情做好就是你对自己的最好回报！　　—————————————　　好像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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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回复(Ctrl+Enter)“北漂”族住房调查：房子比工作更难找(组图)
来源：封面
原标题：“北漂”族住房调查：房子比工作更难找
　　每年都有一部分人来到北京，又有一部分人离开北京。这些北漂一族们都说北京是大城市，是中国的首都，这里有好的发展前景，有好的就业机会，有川流不息的车辆，有金碧辉煌的建筑。他们带着美好的憧憬来到北京，开启了崭新的工作和生活，成为这座城市新鲜的劳动力。即使住房难，消费高，他们依然选择在这里完成梦想。图/视觉中国
　　日，北京，龚晗来自湖南岳阳，今年24岁。2016年9月一个人背着包来到北京，目前是东直门浩沙健身的一名健身教练，每月收入4000元。前段时间，龚晗的脚骨折了，现在他无法做任何事情，因为没有固定住所，暂时住在健身房不足3平方米的仓库内，每天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依靠时间和书本度日。“我想来北京看看，因为从来都没来过。”
　　日，北京，韵鑫，24岁，来自山西太原。去年毕业于山西传媒学院，2016年8月份来到北京，因为这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现在从事汽车行业的影视后期工作，每月收入6000元。韵鑫居住在顺义区怡馨家园一个单间里，房租1800元\/月。他刚来北京时，先住在朋友那里，后来在手机上用租房APP找到了现在的住所。平常在家剪辑视频，最大的爱好就是空闲时间看看电影、打打游戏。
　　日，北京，周围，今年28岁，湖北钟祥人，来北京有两年时间，现在是一名程序员，月薪12000元。目前居住在海淀区西北旺附近的自建公寓，月租1400元。他来北京换过几次房子，有的网上租房照片跟实际差很多，通过同事介绍，才找到现在的住所。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很孤单，周围下班后就在房间内弹吉他，打发时光。
　　日，北京，范一文，今年30岁，来自山东淄博。刚来北京半年时间，是北京市“笨哥哥”垃圾回收公司的一名销售总监。同时，她还是ZHOME国际母婴店的创始人，在山东有5家分店，每月薪资16000元。住在住总万科橙的一个单间，房租2020元\/月。但平常花销较大，喜欢研究服装和化妆品，没事就出门和同事逛街。
　　日，北京，胥景芳，今年30岁，河北承德人。毕业于河北旅游职业学院。2009年2月通过校招来到北京，目前从事商业运营工作，月收入达万元。现在住在生物医药基地附近，公司免费提供的单间，为她减轻不少压力。未来她想继续留在北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日，北京，柳艳（左一），今年36岁，来自吉林省四平市。2012年来到北京，目前是太平洋海底世界博览馆的美人鱼表演者，住在海淀区增光路43院的一个房间里，房租4000元\/月与室友均摊。她与室友关系不错，两个人合住也不会感到孤单，空闲时间，柳艳喜欢逛逛超市，到附近的街道上跑步锻炼。未来想留在北京，继续从事她热爱的美人鱼表演和潜水行业。
　　日，北京，54岁的杨万平（左一）来自安徽芜湖，3月份刚和妻子从上海来到北京，为了照顾不满1岁的孙子，和儿子夫妇俩一家五口人居住在大红门东门里小区的一个房间里，仅用帘子遮挡，房租1600元\/月。儿子是水电维修工，儿媳妇是服装店员，年轻夫妻月收入6000元刚刚够整个家庭的每月开销。等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们就回老家，过安稳的日子。
　　日，北京，李娜，今年43岁，来自河北义县。2005年来到北京，现在是一名液化气灌装厂的工人，目前居住在大红门东门里小区车库的平房里。除了每天上班，李娜还要负责小区内的夜间车辆看守工作，每月总收入3500元。十二年来，李娜觉得北京住房压力不断上升，刚来北京时，住在久敬庄附近，每月房租才300元两大间，之后搬到角门西，房租涨到1500元。
　　日，北京，来自河南的刘家浩（右一），今年28岁。2016年7月来到北京，目前住在大红门商贸城附近的平房里，房租200元\/月。夫妻两人在商贸城内从事餐饮工作，早出晚归，每月工资合计5000元。他认为在北京收入比老家高些，但同时生活压力也非常大，想过两年回老家开个餐馆，不让媳妇跟着自己在外受苦。
　　日，北京，上官绪明（左一），今年54岁，来自河南。1991年来到北京，一直推三轮车在街头卖水果，生意时好时坏，平均每月有6000元的收入。目前和女儿两人在大红门建材市场租了一套房，房租2000元\/月。他表示，在北京卖水果，比在老家赚钱，但是最害怕遇到城管，不仅把车货没收，还要罚款，未来等干不动了，就回老家打个店铺接着卖水果。
　　日，北京，秦宇婷（右一），24岁，来自山西太原。去年7月份毕业，目前是一名服装设计师，妹妹秦宇琪从事美容行业，两人月收入合计8000元，居住在丰台区德鑫嘉园小区，房租1750元\/月。因为工作地点比较远，宇婷每天都要赶最早班的地铁，等8月租约到期后，会考虑换个近一些的住所。
　　日，北京，张海启（右一），28岁，山东郓城人。4月份刚来北京，在朝阳区东旭天池摔跤馆练习中国摔。准备5月份和队友们一起去葫芦岛参加全国摔跤锦标赛，目前住在场馆内的集体宿舍。2010年，张海启曾来北京学习摔跤，在地下室住了两年后。张海启现在在济南经营着一家蔬菜粮油店，业余时间钻研中国摔，经常去各个地方参加比赛。
(责任编辑：朱鹏英 UN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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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的外地人，你们为什么不愿意离开北京？
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充满汗水斗志和深沉情感的一篇回答《背井离乡，为何仍要打拼北上广》，征服了很多漂流在北上广的青年的心。
尽管大多数知乎用户都是年轻人，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中老年人的家庭聚会经常可以听见：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大都愿意到以北上广深为首的一些大城市打拼，即使过得异常艰苦，远离亲人，仍然义无反顾？在家踏实过日子难道不好吗？”
点爆共鸣的那条长回答来自一名知乎用户。他说自己“在手机上看见这个问题，于是到电脑前来怒答，因为感触实在是太深了”。
回答者在回答中介绍，自己是曾经的“沪漂”，在上海的一家网络公司做产品经理。他的家乡是“一座三线城市”。他的个人注册资料显示为乌鲁木齐。
2008年，他“从西安一所民办大专毕业，揣着2000块钱来到上海”。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了5 年。因母亲患病返回家乡，在家人的关系帮助下来到机关工作，即将得到事业编制。
不过他始终念念不忘的不是家乡，而是上海。他把在上海的经历看做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发誓一定会重返上海。
这个回答引发了知乎上的大量“点赞”，也引来了微博和各大新闻网站的转发转载。大多数知乎用户称赞他的态度，这家面对受过高等教育青年的知识性问答网站的用户，大都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其中不少都是这些城市的新移民，也就是父母不在这座城市生活，自己来这里发展的第一代移民。
努力变成在上海我佩服的人
出生于1980 年代和1990 年代的北上广新移民和20 年前流入城市的移民相比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上一代的移民以“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居多，而新一代的北上广移民，往往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拥有技术、手艺。
“蚁族”概念的提出者、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思在论文《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中国流动知识青年群体的走向》当中提到了一个数字，2009 年北京“蚁族”，也就是出生于1980年后的新移民中，31.9%拥有本科学历，1.6%拥有研究生学历。2013年这两个数字上升到43.9%和7.4%。
他们不会像简单的体力劳动者一样打工挣钱回老家结婚，而是尽可能地试图归化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城市，他们学习语言、购置房产、申请户口或者和拥有本地户籍的人谈婚论嫁。
根据廉思的调查，2013年北京新移民的已婚比例超过了1/4，和2010年相比翻了一番。
2010 年以来，媒体上曾经出现过一股“逃离北上广”的声音，不少案例在此期间见诸报端，一批新移民曾经试图回到家乡寻找机会。
这个时间节点和2009 年房价经历了2008 年低谷期之后的报复性上涨、2010 年北京开始实行的机动车摇号上牌制度相合。
回答者不属于那一波“逃离北上广”的新移民。2013 年5 月他因为母亲生病而回到家乡，并最终因为母亲的期望而留在了当地的一家事业单位。
从小学里的经典作文题《我爱家乡》开始，80后一代青年被灌输的世界观里，“爱家乡”被当做一种政治正确加以强调。
400 字作文大多以“啊，让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吧”结尾。大多数的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到北京、上海读大学，而读了大学的人，又大多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都市中扎下根来。
回答者认为，乌鲁木齐20 年的“养育之恩”无法和上海5 年的成长之旅相提并论。
他以1800 元的月薪起步：“第一次参加例会，身边有了一堆来自迅雷、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的同事，知道了产品经理这个职位。那人比我小两岁，是公司从盛大挖来的，他会用Axure，会用思维导图，开会时能迅速提炼精髓，有着清晰的产品分析能力。遇见了正规军的我第一次明白，天外有天，我那点以往炫耀的知识根本连入门都算不上。”
他和几位上海同事产生了深厚的情谊，共同的事业把他们捆绑在了一起。
“幸运的是我遇见了我一辈子的两个好哥们，公司里的一个PHP程序员和一个广告销售，我们三个人就像《中国合伙人》中的三个人那样形影不离，他们俩都是上海人。”
和被广泛传播的“北京人- 外地人”、“上海人- 外地人”紧张关系不同，回答者表现了对本地人的喜爱。和家乡的亲戚同学圈不同，共同的“事业缘”成了他们的一种纽带。他总结为为一个页面争得面红耳赤，下班后“吃火锅互骂傻X”的交情。
廉思把这种因为事业或者兴趣而结下的友谊归为“再建构自己的社会网络”。他在自己的论文中这样评价：“没有再建构自己的社会网络的蚁族仍处于原有初级关系网络的包围中，即使长时间地待在城市里，依然是都市中的大学生。”
回答者的再建构似乎完成得不错，他的社交圈子很快发生了变化。在销售同事的协助下（他是上海本地人，资源相对更多），他开始接触各个领域的专家，见客户。他“学会克服自己的内向与人交流，敢在公司战略会议上发言，为自己的团队争取资源”。
他“学校在西安”、“三流大专”、“没有毕业证”以及来到陌生城市的经历可能是他努力完成再建构的重要原因。在上海，他没法得到更多的同学网的支持，为此必须缔结新的支持关系。他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努力学习上海人（无论是老上海人还是其他的出色新移民）的愿望。
“我也遇见了很多我这辈子都佩服的人，他们是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知识渊博，彬彬有礼，充满智慧，穿着时尚得体，说话恰到好处，做事井井有条。男男女女都好聪明，遇见他们你就会觉得，我也要努力变成这样。”回答者在自己的长回答中这样称赞道。
他说自己可以深夜1 点给技术同事打电话，同事会二话不说起来加班。
“这是在上海工作的人对工作的执着，绝大多数的人，只要是他分内的工作，你多晚打搅他都不会怪你，而且很负责。”
人员的敬业精神和训练水平是许多跨国企业宁愿选择租金人力成本更昂贵的珠三角和长三角，而不愿意去一些内陆省份投资制造业的原因。在西南某省，曾经有一位外资工厂的负责人惊人地发现一天下午他的工厂必须停工，理由是村里有个青年结婚，工人们中午要集体去喝喜酒。
受过上海熏陶和训练的他因此把人分成了“职业”和“不职业”的。对“不职业”的不满成了他在回家乡生活和进入机关工作之后最无法容忍的一点。
“公共汽车基本不准时，服务人员没有服务意识，办酒店入住，我在等房卡，两个服务员在商量中午吃什么。等办好了进到客房，才发现上个客人走了房间没有收拾。鹿港小镇忙的时候，吃一个菜要催三次以上，服务员一脸的不情愿，餐厅服务员的服务让我时刻有种想要投诉的冲动，想起在上海的红辣椒，普通的川菜馆，服务员时刻观察你的举动，帮你脱掉大衣，帮你倒茶。”
“机关服务大厅都有一些不满意的群众，有的吵架有的哭闹。我刚去的时候非常惊讶，但同事都习以为常，甚至好心地提醒我：不要管，管了就是你的事。”
大城市归化者与家乡的精神距离
回答者看不惯家乡的不职业行为，渴望归化上海的冲动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在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特别明显，在托马斯·索威尔著《美国种族简史》当中，索威尔不止一次地提到各种族移民的归化过程。先到的移民尽快地融入当地，变得体面、有教养、讲卫生。后来的新移民的粗声大嗓可能会引起本地人的不适感，这时先到的移民可能会对本民族的新移民所表现出的不得体行为感到羞愧。
索威尔没有提出新移民如果回到故国，看到自己的家乡各行业的不职业行为时表现的反感。不过回答者则有切身体会。
遗憾的是，这种对家乡不职业行为的批评，往往被本地同龄人“矫情”、“就你娇贵”、“大城市回来的人就是讲究”的评价所淹没。
对于职业和不职业的这种隔阂，廉思认为，“这是一个工业化社会和一个还没有完全工业化的社会之间的差距在人身上的映射。”
“在北京、上海工作的人对待工作表现出的‘职业’，是高度工业化的产物。”廉思说，“工业化的一个标志就是标准化。和种稻子不同，汽车、飞船的生产需要标准化的机器生产标准化的零件。人也必须按照标准的规则操作机器。守时的习惯、上下班打卡的制度都是工业化的产物。”
在追求效率的目的下，人也不再像农业社会中那样负责各种工作，而是高度分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运清举例说，“一个家庭中，夫妻不再同耕一块田，而离开家一个去钢铁厂上班，一个到纺织厂上班。”这使得社会不再以血缘关系，而是以职业需要结成的人际关系进行组织。
在家乡的整个行业都被“不职业”所困扰的情况下，大多数带着北京上海经验回乡发展的新移民都面临着苦恼。
张涵在北京时是广告公司的策划，凭专业知识和近乎疯狂的工作精神，三年升到了策划经理的职位。
北上广有更广阔的天空，更公平的机会。
返回家乡呼和浩特后，她发现同样的行业却无法适应。和北京不同，在呼市，谈策划方案经常拼的是酒桌上的功夫，只要酒喝得好，文案不行的单子也能签下来。
张涵曾经为一个国际公司举办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酒会当天，“穿什么的都有，有人穿着运动鞋就过来了，还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客户很不满意”。
张涵独自一人穿着晚礼服被人们嘲笑，“他们就跟看动物一样看着我。”最终她选择了回到北京。
北上广大多数行业的标准是“效率”，而家乡却还要靠“关系”。昔日对孩子们谆谆教诲要他们信仰高考公平的父母在这个时候往往会对儿女进行再教育，告诉他们，工作机会面前没有绝对的公平。
回答者的家境还不错，有可以出租的房产，有托关系让他进入机关的能力。在知道他有一个做领导的亲戚之前，领导一直给他派活儿，在知道这层关系之后，他立刻就什么都不用干了。这对很多人可能是一种温暖和好意，不过对他这样希望学东西和在事业上突破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笑话。
“仕途完全是靠巴结和拍马屁。”他这样评价道。
“在大城市工作过的年轻人，从按规则通过能力、公平的竞争获得机会，变成通过人际关系获得机会，实际上是一个逆市场化的过程。”盘古智库学术会秘书长管清友告诉《博客天下》。
和背井离乡到北上广带来的“漂泊感”相比，退回到非市场化的环境中也许要更加痛苦。
公平的条件下才有个人努力
其实背井离乡、漂泊感、竞争太激烈并不是痛苦本身。这几种比较委婉的说法，最终指向的，都是贫困。
大多数新移民在回忆自己最想家、最感受到漂泊之痛的那一刻的日记当中，往往会悄悄地提到一点，那时我身上只有XXX 元。当钱包里刚好够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时，回乡的冲动最为激烈。
在对平等的渴望的激动心情驱动下，许多人会归咎于都市的冷漠、户籍制度的藩篱甚至于本地人的歧视，而忽略了贫困本身带来的副作用。
在《美国种族简史》中，索威尔也纠正过关于歧视导致某一种族人口收入低的那种看法。事实上，大多数的新移民涌入美国时，他们的平均年龄要远远低于本地人口，而在工业社会，年龄恰恰意味着工作经验和熟练程度，而在新移民达到一定的年龄，比如35 岁或者40 岁时，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本地人的收入相差不大。
出门万事难，背井离乡和事业刚起步可能是大多数贫困的最重要原因。
廉思的调查发现，近七成的新移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不到10 平方米。回答者也是居住在群租屋里，这和美国早期移民中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家庭接纳租客分担房屋的解决办法相似。
廉思的“蚁族”课题项目组用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构建了个人预测收入，其中有几项是无法改变的：性别、户籍和家庭收入。
这三个条件基本上属于“拼爹”范畴，不过两类变量可以影响个体收入，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相关的人力资本变量和行业、职业以及社会平均工资有关的外生变量。
这些变量是他们可以改变的。
现实中的回答者在上海也是如此行事的：“每天到家写分析报告到夜里两点，困得不行就把闹钟设置到早上六点，然后睡觉。四个小时睡眠对我来说足够。当当网满300-150 的时候，买了一大堆互联网的书狂补。周末，参加各类的产品经理聚会，不敢说话，只坐在最后安静地听。听他们分析，讲一堆我压根不明白的词，然后记在本子上，回家用百度查。”
几年之后，学习获得回报。他成为经理，并且带领了自己的团队，月薪1 万元，每年14 个月工资。按照他的话，虽然不算高，但是公司很规范。
他进入网络公司做到产品经理，也和这一新行业崛起、大部分进入者都是半路出家有关系。他工作的2009年到2013年，正是新兴技术公司大规模做产品、急需产品经理的美好时代。他在公司参与的团购业务也一度被互联网全行业看好。
大都市里的新移民如何融入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印度青年在面临着“孟买漂、德里漂”的处境时，解决方案也是以个人努力为主。
印度德里的地产中介Rakesh Kumar 在接受《金融时报》的视频采访时曾经提到了自己的经历，他的主要解决办法也就是“求学、增加工作经验”和“选择形势更好的行业”。
“在孟买，我看到了我更想要的生活方式，这激励我去追求人生中更美好的事，所以就回来继续上学。为了养活自己，我到处打零工。当过建筑工人，也拾过垃圾，还在村民家的农场里干过活，就这样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
“我爷爷是个公务员，工资很低。他退休后就患了中风，无法站立和行走。他用退休金给我们买了一辆小型二手车。在照顾爷爷的间隙，我就用这辆车开出租。”
“后来我开始做房屋中介，因为这个行业发展得很好。现在每月能赚25000 到50000卢比（400到800美元），这取决于我完成了多少笔交易。现在租的这套公寓，每月租金加水电物业费大概要10000卢比（160 美元）。”
Rakesh Kumar 似乎没有重新回到故乡的愿望，因为他把自己的女儿送进了说英语的私立学校，相反，回到故乡是他最后的担心：“我担心一旦有三长两短，我们全家都要回村里去。我希望我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实现我们无法实现的愿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在回答者“怒答”问题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回乡”的问题，对有些家境比他还要差、来自县城、乡镇甚至农村的新移民来说，这是一个“何不食肉糜”的奢侈问题。
2013年的调查显示，超过八成“蚁族”来自县城、乡镇和农村。这些人在二、三线城市的求职非常艰难。在这样的城市，企业工资水平低，甚至难以偿还学费，最好的雇主往往是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如果没有关系，在这些单位获得有编制的工作非常艰难。
回答者通过关系进入机关获得事业编制，就会有一个努力干活的临时工可能必须推迟转正。
陈家萍大专毕业，在北京的家乐福做收银员，她的母校是秦皇岛一所师范院校。
她也试图留在家乡工作。不过很快发现“想进我们那里的学校做老师，对于我这个父母都是务农的人来说比登天还难！”除了考取教师资格证，有人对她提出要10 万元好处费。
“进入学校后三年一考核，每次考核只是成绩过关不够，还须给领导送礼送钱。”和事业单位的公立学校相比，超市的收银台却随时为农家女儿敞开。
来自贵州遵义的刘毅大年初七离家北上。他说自己在北京的工作就是通过网上投递简历、第二天应聘、通知第三天上班这样的简单过程就实现了。而在家乡，只有有关系的人才能进诸如铁路、通信公司这样的单位上班。
公平的竞争环境是年轻人去一线城市打拼的重要理由。
尽管学历、学校级别可能会导致工作收入起点不同，但标准化和制度化往往可以保证一定程度上的规则公平。
市场化的企业中，人人用业绩说话。户籍、家庭出身和毕业院校，很快就不再是薪酬的标准。
“跟国企不同，不论是谁的亲戚，如果找的人不能干活，影响了团队的收益，都不被允许。”管清友说。这是回答者一个民办大专毕业生能够领导复旦大学硕士的原因。
大都市让人一夜长大
在北上广，年轻人获得的不仅仅是高于家乡的工资收入，也不仅仅是工作和机会，相伴的还有作为人本身成长、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在1990年代的媒体上，对独生子女、尤其是80 后独生子女被溺爱、缺乏生活能力的指责比比皆是，不过在今天，在各地打拼的正是这代人。
并非所有的北上广新移民都只有接受高等教育、做白领一条路，回答者的大专学历在新移民当中属于比较低的，而来自邯郸的王朗高一就辍学了。
在高中同学冲刺高考时，他已经成了一位美发学徒，每天抱着模特头练习卷发杠到凌晨两点。
“那时不知道累，很亢奋。挣得少，没有关系，睡得少，也没关系。因为能够在应该学习的时段学习到新的东西，而且有人愿意教你。从那之后，我就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了。”
王朗的计划是开一家自己的美发店。在北京的第6 年，除了剪发的手艺，他还跟师傅学习为人处世和管理上的技巧，积累开店缺少的能力、资金、团队和客户资源。
王朗从不随便向顾客推荐烫染发，以免客人不快。“尽管烫染一个头发比剪一天头发挣得还多。可我这个月挣1 万块钱，下个月没有客户来找我了怎么办呢？”王朗说。
从事手艺性的工作也是移居北上广的一种优秀方式。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曾经一起组织建设了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专门训练西部农家女当保姆，训练费用由上班后的工资慢慢偿还。茅于轼说过自己的设想，农民工两口子一个做技术类工人，一个做家政服务员，夫妻俩的收入就能够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并养育一个孩子。
农民工在城市中组建家庭并定居将会给城市带来活力，成家庭的定居能改善流动人口带来的犯罪率高、留守儿童等问题。
“大城市给了年轻人接受社会再教育的机会和人脉关系网，有了这些，年轻人就有了向上层流动甚至创业的本钱。”廉思说。
在调查中被问及对于“就业政策的需求”时，他们选择最多的一项是“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希望家乡的机关提供就业培训恐怕很难。回答者在互联网公司接触的是来自一线公司的同事，但是在回乡之后，会重装windows 和架设路由器就足以被机关的同事们尊为“大神”。
新移民给城市带来变革
随着80 后一代新移民们进入结婚的高峰（尽管比他们家乡的同龄人往往已经大幅度落后），许多人繁衍了下一代。
他们的孩子也许不会理解：小溪、耕牛、秋收、赊账，唯一和故乡的联系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但是这些孩子将会在很早就熟悉地铁、咖啡馆、动物园、图书馆、美术展和博物馆。
新移民们会敢于给孩子买四位数的篮球鞋，而且用的不是在故乡公务员经常使用的购物卡。在家乡，这双鞋的价格将占到一个月工资的大半，在北上广，它占月薪的比例稍低。
新移民们可能得忍受糟糕的居住条件、拥挤、堵车和雾霾，以及各种缴纳借读费、赞助费的不便。不过他们收获的是更好的发展机会。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移民，可能与本地人在外貌、口音上都已经相去不远。两代移民给城市带来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给本地劳动力带来了竞争。
扎根定居的一家人一般不再回乡。在 年的调查中，仅有不到8%的“白领”、不到5%的“蚁族”愿意回乡。
根据《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北京户籍劳动人口将在未来10 年内进入减少期。在这10 年里，知识密集型产业扮演的角色将越发重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低龄劳动力人口，将有助于北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他们的大量涌入，还促使一线城市的地域文化被打破，社会急剧陌生化，更容易建立规则意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大规模的人口重新组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毅对《博客天下》说。
这些人富有好奇心，也有冲劲，而且具有权利意识。2005年，在广州工作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因为被收容遣送而死于收容所，推动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
“世界各国的变化和变革，绝大多数是由漂泊的无根之人造就的。”廉思说。
在廉思课题组对城市新移民的访谈中，杨明伟这样概括自己的现状—“虽然还没成功，但在成功的路上—即便这路有可能没头儿。”
当然对新移民来说，家乡仍然对自己充满着诱惑—在审美意义上。中国新闻网记者曾经对许多新移民提问：“你最想念家乡的什么？”
大多数北上广移民的回答，都是家乡的一道菜或小吃，桂林的米粉或重庆的米豆腐，尤其是对于漂泊在北京的人。
而那道菜，大多是妈妈，偶尔是爸爸，亲手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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