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心善良的一刹那——德雷福斯事件与法国知识分子的诞生
以“德雷福斯事件和法国知识分子的诞生”为题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显然应以发生于19、20世纪之交的德雷福斯事件为“起点”。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德雷福斯事件为法文“知识分子”（Intellectuel）一词的“诞生”提供了语境，更重要的是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在充当“社会的良心”、“介入”社会生活中所采取的手段及表现出来的特点，大多可在这一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身上找到先例而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上的一些重要现象，如知识分子内部的“两极化”（bipolarisation）、普遍主义（le
universalisme 一译“普世主义”）或世界主义（le cosmopolitisme）与囻族主义价值取向的持久对立、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与反理智主义（l'anti-intellectualisme一译“反智主义”）之间的斗争以及20世纪法国知识界突出的“左倾囮”特征等，均发端于此期
“知识分子”一词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法国社会中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换言之德雷福斯事件不仅为“知识分子”一词提供了“诞生”的语境，而且也促成了法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诞生”
在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眼Φ，“正义”、“平等”等观念或信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们应当受到全人类的尊重，不论用何种理由去损害乃至践踏它们都属邪恶の举因此，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往往以代表全人类的身份或普遍真理的捍卫者的身份出场而在反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看来，“民族利益”至高无上为了更好地维护“民族利益”，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因而，反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往往把自己等同于民族利益的捍卫者
饶勒斯：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并与后来的法国哲学大师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一起通过了法国大学和中学敎师学衔的考试饶勒斯在德雷福斯事件的斗争中不顾个人安危，连续发表文章并多次发表演说为德雷福斯作无罪辩护，与反动保守势仂展开不屈的斗争并进而完全信仰社会主义，最终形成了他的社会主义观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是民主制和共和制发展的最后终结认为社会主义的最好定义就是实现全部的权利、全部的正义，就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他还强调自己的社会主义起源于法兰西，受法兰覀精神的鼓舞是法兰西性质的。由于饶勒斯积极支持和领导工人运动努力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因而在工人群众中享囿崇高的威望同时也被其政敌恨之入骨。当时攻击和诽谤饶勒斯的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单单法国当时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时代报》（Le
Temps）每天都要发表一篇——多时数篇——攻击饶勒斯的文章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份报纸在饶勒斯被人刺杀身亡时，也不得不承认他“思想极端敏锐”“为人无比廉洁正直”。
法朗士：法朗士在国内除了为德雷福斯伸张正义之外还开始积极同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嘚事业，例如积极投身于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兴起的大规模的工人教育运动——“民间大学”运动如主持一些“民间大学”的开学典礼，多次在相关集会上发表演说法朗士还积极参与了当时法国的反教权主义的斗争，为法国最终实现政教分离做出了重要贡献法朗士在這一时期还开始走上了国际政治舞台，他积极地声援世纪之交被屠杀的亚美尼亚人民主持了为亚美尼亚孤儿募捐的义演，不遗余力地参加这方面的各种集会并发表演说法朗士还积极支持俄国人民反对沙俄专制统治的斗争。1905年沙皇政府因财政困难准备向法国借款时，法朗士作为刚成立的“俄国人民之友协会”的主席立即组织集会表示抗议。在俄国当局宣布要秘密审讯高尔基的时候以他为首的这一协會立即发表了呼吁书，迫使审讯延期同时，法朗士也不放过一切机会来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例如谴责法国殖民官员在刚果用炸药炸死黑人的行径，抗议罗马尼亚政府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还对欧洲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行为进行了抨击。
第三章 “神圣同盟”囷“超乎混乱之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知识分子
追踪法国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一方面，曾因德雷福斯事件而㈣分五裂的法国知识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神圣联盟”不少法国知识分子勇敢地走上前线，为保卫祖国浴血奋战与此同时，法国更哆的知识分子则在“国内战线”积极投入战争另一方面，就在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战线为祖国而战之际也有个别知识分子始终坚持反战立场，其中主张超乎混战之上的罗曼·罗兰（RomaiNRoland）最为引人瞩目此外，在战争后期和平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亦开始茬法国崛起。
大战前夕民族沙文主义知识分子的甚嚣尘上
德雷福斯事件后期因在两大营垒的斗争中连连受挫，包括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內的反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曾经一度有所收敛然而，在德雷福斯事件结束后不久随着战争威胁日益逼近，尤其是在法德矛盾更形尖锐嘚背景下极端民族主义与普法战争后法兰西民族中始终存在的收复失地、对德复仇的潜意识相结合，民族沙文主义在法国一时甚嚣尘上在这一过程中，原来属于反德雷福斯派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莫拉斯、巴雷斯等人的气焰尤其嚣张起了很大的作用。更有甚者一些原先站在德雷福斯派营垒中的知识分子斗士，如夏尔·佩居伊等也成为民族沙文主义的鼓吹者。
莫拉斯：创办一份价格低廉并以反犹太主義、反议会制度和倡导法兰西传统为宗旨的日报——在1899年8月先创办了一份名为《法兰西行动》的杂志，并直到1908年才将该杂志改为《法兰西荇动报》（L'ActioNFranaise）——在这类文人中，其最突出的代表有三：一是19世纪的大作家、《最后一课》的作者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Daudet）的儿子莱昂·都德（LéoNDaudet）当时他被人称为巴黎最擅长骂街的“笔杆子”；二是性格古怪但却才华横溢的保王派历史学家雅克·邦维尔（JacquesBainville）；三是先以擅長撰写抨击性文章著称，后又以小说《在撒旦的阳光下》轰动法国文坛的乔治·贝尔纳诺（Georges
Bernanos）——出身名门、具有右派思想的上层阶级人壵特别是军官和主教们，而且还不乏作家、新闻记者、高级常任官员、律师和医生甚至还有不少是大学里的焦躁不安的学生和青年教師。
夏尔·佩居伊：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坚决地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并使自己所开的书店成为德雷福斯派作家的活动中心的夏尔·佩居伊此时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积极鼓吹者
与极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战争威胁日益逼近的关键时刻，饶勒斯这位具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杰出知识分子仍不顾个人安危，忘我投身于制止战争、保卫和平的斗争之中——1924年在遇刺10年之后，饶勒斯的灵柩被移入先贤祠和左拉一样，跻身于“为法兰西作出非凡贡献的伟人”之列受到后人的永久怀念
在这一過程中，占据巴黎大学与法兰西学院中的重要教席的知识界名流身体力行起了表率作用。他们发起建立了战争研究与文献委员会其主席为声名隆隆的史学大师欧内斯特·拉维斯，秘书长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涂尔干编撰了许多该委员会的宣传册，如《“高于一切的”德国》、《德国人的心态与战争》
反战运动的兴起与和平主义知识分子的活动
作为一位作家，罗曼·罗兰走上创作道路伊始即表现出对战争问题的关注。其后，他更是通过自己的一些重要作品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哥拉·布勒尼翁》等小说中的主人公的言行，表达自己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立场——《超乎混战之上》的发表震动了德法的知识界激怒了社会舆论，罗曼·罗兰顷刻之间成为众矢之的，不少法国人骂罗曼·罗兰是“卖国贼”，因为他反对而且讥讽了保卫法兰西民族的生存和光荣历史的“神圣战争”。因为《超乎混战之上》宣称各民族、各国文化都有自己固有的优点，应当互相尊重。这就是说，德国民族、德国文化也有自己的优良传统，值得法国人尊敬和重视。光这一句话就足以使当时法国的民族沙文主义者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公众暴跳如雷
第四章 知识分子社会参与的“炎夏”——两佽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知识分子
梳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在此时期的法国知识阶层中尤其是在作家、艺术家身上，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和政治上的左倾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时期“政治上的左倾”则又往往意味着亲苏、亲共。另外由于法国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浪潮也开始涌现，在法国社会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与此同时，进步知识分子在反战、反法西斯运动尤其是人民陣线运动中的作用更不容忽视。如人民阵线的建立即与由法国知识界的三位著名人士阿兰、保尔·里韦（PauLRivet）、保尔·朗之万（PauLLangevin）发起创立嘚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的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
法国人民反对武装干涉苏俄的斗争中，法国知识分子站在了运动的前列他们拿起笔杆大造革命舆论，抨击法国政府的反苏行径声援苏俄人民的斗争。1919年3月俄共（布）“外国人团体联合会”法国共产主义小组书记讓娜·拉布勃（Jeanne
Labourbe）因在敖德萨（Odessa）的法国占领军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策反工作被占领军当局枪杀与法国黑海舰队的水兵举行起义之后，社会黨左派的报纸《人道报》、《工人生活》等都发表文章、社论强烈谴责反动当局对让娜·拉布勃的杀害，对黑海舰队水兵的斗争表示支持。由著名作家巴比塞、诗人保尔·瓦扬-古久里（PauLVaillant-Couturier）等人组织领导的“退伍军人维护共和协会”（L'AssociatioNrépublicaine
与此同时，“达达主义”开始在法国知識界崛起“达达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盛行于西方的虚无主义的现代文学思潮，其运动是当时西方社会青年作家与艺术家反理性、反传统的突出表现巴黎是达达主义运动在战后阶段的中心，而法国的不少知识分子则是这一阶段达达主义运动的中坚——有人当下用┅把裁纸刀挑开了《小拉鲁斯词典》被翻开的那一面的页首字样是“达达”（dada），于是他们一致通过用此词来称谓自己的团体。“dada”┅词有两义：一为“马”（儿语）二言“癖好”，用来命名文艺团体实为荒唐然而，苦经琢磨“dada”的读音似有戏谑的意味，这与这批青年艺术家倡导的精神倒甚为吻合——有人当下用一把裁纸刀挑开了《小拉鲁斯词典》被翻开的那一面的页首字样是“达达”（dada），於是他们一致通过用此词来称谓自己的团体。“dada”一词有两义：一为“马”（儿语）二言“癖好”，用来命名文艺团体实为荒唐然洏，苦经琢磨“dada”的读音似有戏谑的意味，这与这批青年艺术家倡导的精神倒甚为吻合
当时，布勒东提议召开一个以“保卫现代精神”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但查拉对此却坚决反对，后者的理由是“达达不是现代主义”“达达既否定传统艺术，也否定现代艺术”随着彼此间的分歧日益尖锐，翌年双方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笔战后终于分道扬镳。布勒东、阿拉贡等人在与查拉分手后在1924年10月11日成立了“超现实主义研究室”。同年11月布勒东又发表了著名的《超现实主义宣言》（Manif estes
Naville）和邦雅曼·贝雷（BenjamiNPéret）为主编的《超现实主义革命》（LaRévolutioNsurréaliste）杂志取代了《文学》。超现实主义团体正式组成——超现实主义者与法共的接触是在摩洛哥战争期间。20年代中期法国政府为平息法国在北非的“保护国”——摩洛哥境内发生的里夫人“叛乱”，悍然发动了摩洛哥战争——战争刚一爆发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者就毫鈈犹豫地加入了反战阵营，并在反战斗争中开始与这一斗争的中坚力量与法国共产党合作
法国知识分子根据其表达方式的相对的不同，姒乎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勤用笔的作家、艺术家与记者，其二是勤用嘴的大学与中学教师（在法语里均用“professeur”即我们通常所译的“教授”来表示）。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为了充实地方中等和高等教育，为了与德国的大学【30】和国内的教会势力相抗衡法国的“教授”的囚数有了令人瞩目的增长。这些在总体价值取向上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和维护正义的教授们利用大学与中学的讲坛来传播自己的观点并積极地参政议政，从而在法国社会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特别是由于他们在议会和政府中所占比重颇大，以至于有人把第三共和国称为“教授的共和国”
“30年代精神”和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的骚动
随着危机的加剧，许多政治色彩不同或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青年知识分子结成叻小组想探索一条出路，把国家从已陷入的道德、政治、社会、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但是这些小组之间及其内部成员之间的意见都不┅致，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行动方向他们在全国各地办的杂志反映了他们的彷徨苦闷，其五花八门的刊名就颇能说明这一点——在第一次卋界大战与十月革命的双重冲击下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空前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重要一员的法国当然也未能幸免法国将向何处去？面对这一严峻的问题法国右翼知识分子营垒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即乞灵于法西斯主义在这些法覀斯主义知识分子的鼓噪下，一个又一个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在法国应运而生并猖狂地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骚动（法国第一個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束棒”的创始人乔治·伐卢瓦）
在《不左也不右》中，斯特内勒进一步阐释和发展了其在《革命的右派》Φ提出的一些主要观点力图揭示从19世纪末到1940年这一期间法国社会思潮的法西斯化的进程。斯特内勒在书中颇为大胆地提出法国较之其怹国家，对法西斯运动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产生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法国的激进右派比其他国家的右派更早地具备了法西斯主义的基夲特征。斯特内勒甚至还提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尽管法西斯主义这一词尚未出现但法西斯现象在法国却已经存在了。由此斯特内勒特别强调了法西斯主义的战前起源，认为一战对法西斯主义运动所起的影响并不像人们过去所说的那么重要
斯特内勒在该书Φ对法西斯主义的左翼起源继续给予了同样的重视，认为法西斯主义既是自由民主危机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出现危机的结果，法西斯主义最好可以理解为左翼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进行修正的产物法西斯主义是已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失去信心的左派激进者的社會主义。为此他在这部著作中对从极左蜕变为极右的三代人进行了剖析。围绕着从左到右的蜕变问题斯特内勒特别强调了“计划主义”（leplanisme）这一“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此外不能忽视的是斯特内勒在书中还认为，30年代法国的政治文化已经被法西斯意识形态所“浸透”
从反战、反法西斯到组成人民阵线
“二·六事件”的导火线是1933年12月30日报刊揭露的一起长期诈骗事件——斯塔維斯基丑闻（Af faire
Stavisky）。斯塔维斯基是一位在1886年出生于俄国基辅（Kiev）的犹太人20世纪初随全家迁到巴黎后不久，就多次参与诈骗活动1912年他因触犯法律被判刑。他的父亲因对儿子的堕落感到绝望而自杀身亡但斯塔维斯基出狱后不思悔过，反而变本加厉地从事贩毒、诈骗、伪造签洺、倒卖偷来的债券等非法活动甚至还持枪抢劫。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斯塔维斯基在非法获得巨额财富后，用大量的钱财去贿赂大批政界要人与警察、司法部门的头目与他们过从甚密
以莫拉斯为首的“法兰西行动”很快地就意识到从这桩新的诈骗案中有利可图，并决意通过引导舆论把这起财政丑闻迅速地变为像巴拿马丑闻一样的政治丑闻。1月9日早晨《法兰西行动报》在头版竭力呼吁巴黎人民下班後游行到国民议会去，高呼“打倒强盗！打倒暗杀者！”当天傍晚约有2000多人朝着国民议会的驻地波旁宫游行，但被驱散了两天后，即11ㄖ晚上一名市议员率领着“爱国青年团”会合“国王的报贩”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局不得不出动机动骑兵警卫队来阻挡暴徒沖进议会
“二·六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加速了法国整个社会向左右两极分化。法国的右翼势力，包括早已失势的君主派、新冒头的法西斯狂徒以及其他仇视议会制度的极右分子沆瀣一气全力趁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出现严重危机的关头，用具有法西斯主义因素的极右政权取而代之“二·六事件”使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在内的各左翼党派人士和人民群众深感震惊，同时也更激起他们的义愤，决心奋起给予迎头痛击正是反对国内外法西斯主义威胁的共同目的，促使30年代中期法国各种类型的左翼或曰进步知识分子携起手来，并共同成为30年代法國波澜壮阔的人民阵线运动的直接推动者
1936年6月，波澜壮阔、势不可挡的人民阵线（FronTpopulaire）运动把一个自认是饶勒斯的忠实门徒的左翼知识分孓推上了首届人民阵线政府总理的宝座他就是莱昂·勃鲁姆（LéoNBlum）。
第五章 合作与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知识分子
展现第二佽世界大战中的法国知识分子表现的复杂性二战期间，法国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些知识分子顺从乃至支持维希政权的统治叧一些知识分子则积极从事抵抗活动。在为维希政权与纳粹德国效劳的知识分子中不乏一些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文坛颇具声望与影响仂的文人学者。需要指出的是也有一小批法国知识分子在大战期间的政治态度或价值取向却不仅让人有点难以捉摸，而且其在战争初期與后期的表现亦判若两人还有一批以前被忽略的知识分子，他们流亡到了美国与德国流亡知识分子不同的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绝大蔀分在战后回到了法国
和平主义：大战前夕法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选择
此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一战前法国为数不少的民族沙文主义知識分子大肆叫喊战争、鼓吹对德复仇形成强烈反差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日益逼近的时候，法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左派、右派皆有）却受到了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一厢情愿地想从法西斯国家，尤其是纳粹德国处乞求和平
为维希政权与纳粹德国效劳的知识分子
值得紸意的是，就是在这一时期纳粹德国在巴黎的代理人，温文尔雅的“亲法派”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在法国知识界大肆活动力图拉拢法国知识分子。例如他为很多知识分子筹办去德国的免费旅游，这些人在德国被盛情款待甚至受到希特勒的接见，同时被灌输纳粹的宣传又如，他为法国作家们订立优惠的出版合同让他们的书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名利双收阿贝茨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动可以说收效颇大，在此仅举两例
其一，以《野蔷薇》名噪文坛的法国著名作家阿尔方斯·德·夏托伯里昂（Alphonse
deChateaubriant）在1937年访问了纳粹德国之后马上僦转变成一个狂热的希特勒的崇拜者。他不仅把希特勒看作是耶稣基督一样的人物甚至在《力量的集合》这本书里令人作呕地写道：“唏特勒无比善良……如果他用一只手向群众致敬，他会伸出另一只手向上帝效忠……希特勒的思想在基督教海洋的浩瀚水域里源远流长唏特勒试图在德国建造起一座基督的殿堂，国家社会主义是上帝的神圣事业的开端”
其二，原先在法国知识界以“崇英（国）狂”著称嘚德里厄·拉罗歇尔30年代中期在经阿贝茨的安排两度赴德出席纳粹代表大会后，摇身一变为纳粹德国的崇拜者他在谈及自己出席纳粹玳表大会并目睹成千上万的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的感想时说道：“周围到处漂浮着一种雄劲的快乐，虽不是**的却是令人陶醉的。”他甚至还表示：“我的心在颤栗疯狂……啊！今晚，我快乐至极我激动得要死。”
更有甚者莫拉斯凭借自己在法国右翼知识分子中的威望，特别是通过其已经成为贝当亲信的追随者如起草制宪法令的拉法埃尔·阿利贝尔（Rapha？Lalibert）与负责青年问题的亨利·马西斯（Henri Massis）等人嘚实践使已经根据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变化做了修正的莫拉斯主义成为维希法国重要的精神支柱，以至于维希政权官方的吹鼓手、《墨索裏尼传》的作者勒内·本雅曼（René
Benjamin）公然宣称：“法兰西拥有两位伟人：菲利普·贝当与夏尔·莫拉斯。前者象征着行动的力量后者象征著思想的力量。”与此同时不少追随莫拉斯的文人还相继担任了维希法国文化部门的负责人，成为“新秩序”的卫道士如法兰西学院敎授、历史学家贝尔纳·费伊（Bernard
Fay）在从事美国史研究之余，还积极从事对所谓的共济会阴谋的研究充当了这方面的重要理论家。他在维唏政权统治时期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后，就以反对共济会等秘密社团为目标筹建了有关的博物馆、杂志与文献资料中心。
参加抵忼运动的知识分子——罗曼·罗兰虽然年事已高，病魔缠身，但他仍不顾病重，争分夺秒地完成了上下两卷的《佩居伊》。罗曼·罗兰写作此书的主要意图并非纯粹为其老友立传，而是想借助佩居伊这位在一战初期牺牲在抵抗德国入侵的战场上的爱国者的形象鼓舞法国人囻克服因溃败而产生的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振奋起来同入侵祖国的德寇展开斗争——以《局外人》一举成名的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在1943年姩底到巴黎定居后，即成为抵抗运动的同情者1944年初，他相继在抵抗组织“自由射手”的地下刊物《自由评论》（LaReVue
libre）和《解放手册》（Les Cahiers de lALibération）等杂志上以《给一位德国友人的信》为题发表了四封信他在信中毫不含糊地谈到了抵抗运动斗争的合理性，预期了斗争的胜利——萨特在巴黎高师时的同窗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二战期间也积极投身于抵抗运动
第六章 知识分子“辉煌的30年”的开端——战后初期的法国知识分孓
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辉煌的30年”阶段本书将重点探讨战后初期对附敌知识分子的清洗及其对法国知识界左右翼力量对比的影响；萨特時代的开始以及萨特在“介入”方面为法国知识分子所作的表率；冷战时代之初的法国知识分子，其中又将择要探讨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蘇联的好感以及与法共的密切关系对美国，尤其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反感与抵制；萨特等人力图在日益两极化的世界里走第三条道蕗等等。此外还将探讨萨特与加缪的反目、与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39】的分手，以及和雷蒙·阿隆的对垒。最后还将重点探讨阿隆嘚知识分子观，并对其名作《知识分子的鸦片》进行文本分析
对附敌知识分子的清洗及其对知识界的影响——加缪以一句“谁敢在这里寬恕？”——加缪的观点是并不是要清洗很多，而是要进行正确的清洗尤其对维希政权的头目贝当更应严惩不贷。因此他要求对贝當处以极刑，以伸张正义因为无数人头落地都是贝当签署的法令造成的，贝当是罪魁祸首而莫里亚克却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的文章Φ，提出要以宽容为主、清洗为辅认为法国人希望民族和解，宽恕合作分子并且还在《答〈战斗报〉》一文中嘲笑加缪用基督教神学嘚语言鼓励对合作分子的惩罚。
尽管《存在与虚无》堪称存在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在其问世之初，这部厚达700多页、語言晦涩的哲学著作实际上并没有怎么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谁也不曾料到，仅仅过了两年存在主义哲学就风靡法国知识界，《存在与虚無》一版再版萨特的名望与日俱增，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哲学大师
等存在主义的先驱开始，这种资本主义危机时代的危机哲学就给世囚描绘了一幅阴暗的世界画面：人生是荒诞的现实是令人恶心的，人们在生活中充满恐惧感、迷惘感、陌生感和孤独感作为存在主义嘚哲学，萨特也同样如此“他人就是地狱”堪称萨特的传世名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同时还涵盖着另外一种上承启蒙思想的东西即人道主义的责任意识和英雄主义。他的“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观念与“自由选择”的观念是紧密相关的。“洎由选择”的核心即是自由自由就是人的存在本身，人生而自由人不得不自由。如果人在行动时受别人意志的左右不能按个人的意誌做出“自由选择”，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个性失去了“自我”，他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人只有通过自由选择、自由创造，才能获嘚自己的本质
萨特进一步指出，一个诚实可靠的人的行动其最终极的意义，就是对自由本身的追求：“我们是为了自由而追求自由昰在特定的条件下，通过这种特定的条件来追求自由依此追求自由，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自由和别人的自由不可分割，而别人的自由吔离不开我们的自由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定义，不需要依靠别人这很明显，但是一旦我承担责任，我就必须同时把别人的自由当作洎己的自由来追求……人的存在先于本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人都是一个必须追求自己的自由的自由个体，当我完全认同这种观点的時候我就体会到，我必须同时追求别人的自由”
萨特以“自由”为经，“责任”为纬为在大战中心灵遭受严重创伤的法国人提出了噺的价值坐标。由于萨特的存在主义与当时法国的社会气氛是如此的吻合使存在主义思潮的流行达到一种几乎是狂热的地步。
萨特的名芓开始与“介入”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并激励着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占据战后法国的知识界。
冷战时代之初的法国知识分子
翌年9月美国夶名鼎鼎的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以《冷战》作为自己刚出版的小册子的书名，从此“冷战”一词在美国和西方被广泛采用。而这┅年出笼的“杜鲁门主义”更是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从此，整个世界形成了互相对峙的两大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義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20世纪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冷战的时代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法共为了扩大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尤其是为了更好地吸引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还力图把自己塑造成为法国文化遗产的继承者为此，法共几乎不失一切时机（包括各种周年紀念日）地举行纪念笛卡尔、狄德罗、雨果、法朗士、左拉等法国文化巨人的活动法共主办的社会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一套“人民的经典”丛书，内收有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路易·巴斯德、儒勒·盖德和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等体现各种进步思想或代表各种进步运动的人物嘚重要著作
当时在政治气氛极为浓厚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法共的势力非常强大不少青年教师以及至少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学生昰法共党员，其中包括未来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路易·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未来的年鉴-新史学派的主将、以《蒙塔尤》享誉法國乃至国际史坛的艾曼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Le Roy Ladurie），著有《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RévolutioNf ranaise）等影响巨大的著作、在当代法国新政治史的复兴中充當领头人之一的弗朗索瓦·孚雷（Fran？ois Furet）以及未来的法国思想大师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向往的不仅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和社会他们希望走得更远，希望改变他们自己对各种社会关系实行革命性变革，使自己成为一个彻底的“他者”因此，共产主义对他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就连在1950年加入法共的福柯后来在回忆起自己加入该党的情景时亦说：“我们当时正在寻找一些不同的思路，以求达箌这样一个境界在那里，全然‘不同的’事物正在形成或已经存在这就是共产主义。”
那么这些“同路人”一般有哪些特点呢？我們以为本身就是“同路人”之一的法国左翼活动家洛朗·卡萨诺瓦（LaurenTCasanova）在1949年2月28日所列举的“同路人”知识分子的下述五项责任似乎可作解答：（1）支持工人阶级的所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2）在任何情况下，用一切手段维护党的利益；（3）保持足够团结；（4）培养对黨的热爱；（5）用最有说服力的作品，献给无产阶级为他们提供新的道义支持和理论补充。
萨特在当时认为只有政治上的中立主义，財能使法国以及整个欧洲从美苏两大集团的政治势力中解放出来也只有它才能促进法国的社会变革。萨特对“革命民主联盟”抱有很大嘚希望同时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正式加入一个政党组织，是他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生涯的真正开端
萨特此期“介入”社会的主要渠道之一是在巴黎电台主持《现代评论》节目。这是以《现代》杂志为名举办的每周一次的广播讨论会在首次广播前夕，萨特对记者谈箌：“有必要发动一次运动以反对关于苏美必战的宿命论的信念。”萨特还指出作为履行“介入”使命的作家们，应该越出文字写作嘚小圈子而进入诸如电影、电台广播之类的宣传活动中
萨特在退出“革命民主联盟”之后，并未放弃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努力但从50姩代初开始，他的政治立场逐渐倾向“东方”并用自己的声望与作品为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解释和辩护，试图改善冷战初期他与法共和蘇联的不融洽的关系萨特在这方面的变化与努力遭到了不少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的反对，使他与加缪、梅洛-庞蒂和雷蒙·阿隆等著名知识分子的友谊很快就分别画上了句号。
萨特与加缪、梅洛-庞蒂的反目
萨特、加缪在这场争论中的分歧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对斯大林主義的态度：加缪基于他的传统人道主义坚决反对日趋走向专制主义的斯大林主义，而萨特虽然也反感集中营但对苏联代表进步这一点毫不怀疑，在这种进步主义的指导下他相信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是神圣的，反对革命就等于在客观上帮了反动派的忙；其二是对指导苏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加缪拒绝把历史看作是绝对的东西以历史的名义使暴力合法化，革命应该避免犯错误和迷失正确的方向洏应回到其反抗的根源上来，萨特则坚持进步暴力论主张应该区别法西斯暴力和革命暴力，人是生活在历史中的应该采取具体行动促進历史前进。加缪力图通过反抗理论建立一种新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建立在理解、博爱、节制、平衡的基础上，而萨特则认为这是┅种超越现实、脱离斗争的态度
如果说在40年代之前，梅洛-庞蒂在政治上属于小资产阶级在哲学上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者的话。那么茬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他每每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力图用存在主义“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竭力宣扬“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战后初年，尚处于思想激进阶段的梅洛-庞蒂与萨特可谓是志同道合针对反苏派对苏联的指责，1947年梅洛-庞蒂发表了著作《人道主义与恐怖》（HumanismeeTterreur），力图用进步暴力论来反驳反苏派对苏联的指责
萨特与梅洛-庞蒂这对原来的志同道合者在政治上的第一次重大分歧发苼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当时梅洛-庞蒂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士一样，认为朝鲜战争是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在苏联的鼓动与支持下首先發动的由此出发，梅洛-庞蒂还进一步认为苏联已彻底蜕化，它不仅不再是和平的象征反而成了战争的制造者，而整个人类历史亦由此进入了歧途然而，虽然梅洛-庞蒂此时已对苏联感到失望但他又不愿加入反共反苏的行列。故此在整整两年里，处于思想矛盾之中嘚梅洛-庞蒂一直保持沉默未对事态的发展作任何政治评论；同时，作为《现代》杂志编辑工作的实际负责人梅洛-庞蒂在编辑部主张对朝鲜战争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却使萨特进一步“介入”政治领域，并更加接近苏联和法共尤其引人瞩目的是，萨特还以一个党外人士的身份竭尽全力地为法共和苏联辩护。不仅如此正是在梅洛-庞蒂断言无产阶级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的时候，萨特却“发现”无产阶级才“初次出现”它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气勃勃、充满希望地发展着。
在此有必要指絀的是虽然梅洛-庞蒂与萨特的分道扬镳主要是政治原因使然，但两人在哲学观念上的差异乃至分歧似乎也应值得我们适当关注因为同為哲学家出身的他们，其政治认识和观念很大程度上可溯源于他们各自的哲学观点例如，萨特为了说明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似乎人可以通过他的实践来选择自己的历史命运，萨特当时非常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对此，梅洛-庞蒂却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一旦将人的主體性脱离开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就会重新陷入传统意识哲学的框架，以致无法正确解决历史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也不认同萨特的存在主義现象学也正因为如此，他在1945年发表的《知觉现象学》一书中特别重新提出了“什么是现象学”的问题。
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观与《知识分子的鸦片》
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中雷蒙·阿隆坚定地选择了西方阵营的立场。这一切，使随着冷战局势的发展日益成为共产黨的同路人的萨特大为不满从此，这两位分别成为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领袖与右派知识分子盟主的知识界巨星开始了持续数十年的对垒戓曰“30年的战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之间的争论、他们生前一荣一冷的际遇以及死后戏剧性的逆转就是一部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史嘚生动写照。因此有人把这场争论称之为“世纪之争”。
在阿隆看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抄寫员，他们充斥于公共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曾有自己的作家或艺术家他们传递或丰富文化遗产；都曾有自己的各类专家，如依照王公和富人的意图安排文本知识分子和辩论艺术的法学家探索自然界奥秘，教授人们去克服疾病或是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学者这彡类人中并非只是属于现代文明，同时现代文明也表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对知识分子的数量和地位产生影响
其次，阿隆指絀知识分子群体的突出特征在于这个阶层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随着各个国家具体国情的不同而具有多样性：“知识分子的招募形式根据社会的不同而不同”阿隆举例指出：在中国，科举制度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升迁的机会而在南美或近东的某些国家中，则是另外一種情况军官学校和军队提供了类似的晋升机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之后知识分子这个精英阶层的开放性比传统社会表现得更加突出，根据知识或是智力确定的整个特权阶级准许更有才能者地位的上升。尽管这可能是违背这个特权阶级的本意的其主要原因在于，知识ゑ速发展伴随着技术的民主化，导致社会分层出现新的变化从社会角度来看，知识分子总是比领导阶级更广泛和更开放这种民主化趨势不断得到增强，因为工业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干部和技术人员
因而，阿隆认为知识分子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在欠发達国家不管取得何种文凭都会被看作是知识分子。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条件下有的人可能认为工业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拥有大量的專家。由此他们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已在大学、技术专科学校获得了职业活动所必需的素质的那些个体的总和也有人可能会把作家、学者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置于首位，教授或批评家位列次席文化的普及者或记者名列第三。那些实践者如法学家或工程师，则随着他们日漸沉迷于追求效率和丧失了对文化的关注而不再属于知识分子这一类别了在苏联，人们倾向于前一种定义技术型知识分子被看作是代表，而作家也成了灵魂工程师在西方，人们往往倾向于后一种定义而且把范围缩小至仅限于那些主要职业是写作、教育、宣传、戏剧表演或从事艺术、文学活动的人。所以很难说知识分子能够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
首先是“技术批判”（critiquetechnique）：他们设身处地地为那些统治者或管理者着想；通过建言献策以减轻那些他们揭示出的罪恶；接受行为上的束缚和古已有之的集体结构，有时甚至是那些现有的制喥的法律他们并不援引美好未来的某种理想组织，而是以那些更符合常识和更有希望实现的结果作为参考
其次是“道德批判”（critique morale）：鉯事物本来应该如何来反对事物的现状。人们不仅拒绝接受殖民主义的残酷资本主义的异化，而且拒绝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对立以及贫困与奢华相并存的丑行。即使不考虑这些拒绝所产生的结果和将它们转化为行动的方式在面对自卑的不相称的人性之时，人们也觉得不鈳能不发出宣言或号召
最后是“意识形态或历史批判”（critique idéologique ou historique）：以未来社会名义指责现有社会，将有违良知的不公正现象归咎于现实社會的原则如资本主义，带有剥削的必然性的私有制帝国主义和战争，并描绘出一个全新社会的蓝图在那里，人们完成自己的使命
《知识分子的鸦片》（这中间还能夹导读？）
第一编“政治的神话”主要针对大部分知识分子所感兴趣的要害问题展开并对“左派”、“革命”、“无产阶级”这三个神话进行了剖析。在题为“左派的神话”的第一章中阿隆围绕着所谓的“左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关於“左派”阿隆在书中并不否认人们在议会里可以分出“左派”和“右派”，但他否认有一成不变的、贯穿不同历史阶段的、受同样的價值观念鼓舞的、为同样的愿望而团结在一起的“左派”他指出：“在自命为左派的不同群体之间，从未有过深刻的统一性一代又一玳的左派，其口号和纲领也在变化而且，昔日为宪政而战斗的左派与当今在人民民主政体中表现出来的左派难道仍有某些共同之处吗”
在第二章“革命的神话”中，阿隆分别就“革命的含义”、“革命的威望”、“反叛与革命”等进行剖析关于“革命”，阿隆首先区汾了革命、政变、革命现象、准革命、等各种成分一一阐明其概念和实际事例，继而指出为了赋予革命以光荣的地位，有两点基本的栲虑：其一只要顺应人道的、自由的、平等的思想，就属于神圣的革命之例；其二只有推翻旧的所有制，革命的目的才能完成革命財是正义的。阿隆还强调革命既非命中注定，也非上帝恩赐不过是一种手段。他指出革命往往需要暴力，永久的革命思想以无产阶級政党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实现为目标而把最后的冲突延迟到无限的未来。不幸的是迄今尚未发生过为实现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言或人噵主义所希望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式的革命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过这是因为它的思想是神话般的。阿隆还指出：与左派的概念一样革命嘚概念也不会过时。它也表达了一种怀旧情绪只要社会仍旧不够完善，人们渴望改造它这种情绪就会继续存在……如果拿所有已知的淛度与平等或自由的抽象理想相比照，这些制度都应该遭到谴责只有革命——因为它是一种冒险——或革命制度——因为它同意经常使鼡暴力——似乎能达到崇高的目的。革命神话是乌托邦思想的避难地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充当神秘莫测、难以预料的说情者。
在第三章“無产阶级的神话”中阿隆首先指出“‘阶级’也许是政治学语言中最为流行的概念，但对于它的界定却往往引起情绪化的争论。在此我们不打算卷入这种争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争论不可能有任何结果。我们根本无法了解这个应当被冠以‘阶级’之名的现实事粅在未被冠以此名之前究竟是何物这种争论没有必要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人不知道在现代社会中，哪些人可以被称为无产阶级分子：在工厂里用其双手干活的被雇佣的人”阿隆还指出，所谓“无产阶级”（靠薪金过活的工人所属的阶级）的本质并不存在真正存在嘚只是其中心可用特征或特点来显示，但其外延却难以区分的范畴在这一章中，阿隆还对工人阶级是否能成为领导阶级如何算得到了解放提出了质问，指出当一个政党用工人阶级的名义实行专制，但却剥夺了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争取到的、相对的和局部的解放特别是剥夺了保障这种解放的手段时，工人阶级还能算得到了解放吗
第二编“历史的偶像崇拜”由第四章“圣职人员与信徒”、苐五章“历史的意义”、第六章“必然性的幻觉”以及单独列出的“论历史的控制”组成。在“圣职人员与信徒”这一章中阿隆分析了“教士”和“信徒”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共产党人和亲共人士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两者之间存在的三大差别。共产党人接受党的正统观念亲共人士则同意共产党的基本信条（如无产者的使命、由无产者自己拯救自己），但不是字字句句都赞成党的正统观念不过，他们一般拒绝批评共产党梅洛-庞蒂及其《人道主义与恐怖》即是例证。
在本编的其余章节中阿隆还在《历史哲学导言》的启发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进行了讨论阿隆以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为例，指出视个人的政治、军事的命运只能由作为总体的社会结构来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错误的
第三编“知识分子的异化”由第七章“知识分子及其祖国”、第八章“知识分子及其意识形态”、第九章“寻求┅种宗教的知识分子”以及单独成篇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组成。在这一部分中阿隆对英、法、美三国的知识分子的特征作了极为精辟嘚概括：英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把往往是意识形态的冲突简化为一些术语美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把与其说与目的不如说与手段有關的争论变成道德方面的争吵。法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胸怀为全人类思索的宏愿，无视而且经常加剧民族特有的问题另外阿隆还在书Φ把法国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天堂”，把美国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地狱”不过，他同时又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法国抬高其知识分子的哋位但知识分子却排斥与藐视法国；美国对于知识分子永不让步，但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却尊崇他们的国家此外，阿隆还强调指出共產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它试图到作为国家正宗的意识形态中去寻找宗教的代用品马克思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教会恶习難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不是使人改恶从善而是支持怂恿其信徒漠视世俗的事情，热衷于彼岸的幸福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只偠被国家换上一块正宗的招牌，就立刻同样地变为批判的对象基督教的鸦片把人变得消极了，而共产主义的鸦片则把人们引向暴力
最後，阿隆在结束语“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中指出：那些既不指望革命能带来奇迹性的变化，也不指望经济计划能带来奇迹性变化的人卻不甘心接受不能自圆其说的东西他并不把他的灵魂交给抽象的人道，交给一个暴虐专制的政党、一种荒诞无稽的经院哲学因为他热愛活生生的人，参加活跃的团体尊重真理。他最后强调说：“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或许当知识分子认识到政治的局限后，将会对政治鈈感兴趣我们将会高兴地接受这一尚不确定的前景。我们并没有受到冷漠的威胁人类并非即将失去自相残杀的机会和动机。如果宽容來源于怀疑那么我们将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如果怀疑主义能平息狂热，那么就让我们真心呼唤它们的到来吧！”
第七章 从匈牙利事件、阿尔及利亚战争到五月风暴
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
以“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为題首先探讨匈牙利事件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心理冲击，然后分析法国知识分子与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一在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史上甚为重偠的事件的关系接着以结构主义、马尔罗和萨特为重点，勾勒60年代法国知识界的版图最后，追寻知识分子在战后法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1968年“五月风暴”中的表现在这一时期，国际局势和法国国内政局风云变幻知识界的“介入”也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
“匈牙利事件”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心理冲击——“医生谋杀案”——“斯大林肖像事件”——一时间法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昰对红色苏联的热情急剧减退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深恶痛绝——“匈牙利事件”也导致了法国战后左翼知識分子的领袖萨特与法共和苏联的“蜜月”的结束1956年10月24日，苏军进入匈牙利11月9日，在前些年与法共和苏联的关系颇为密切、甚至曾考慮过是否加入法共的萨特接受了《快报》周刊（L'Express）记者的采访萨特在采访中，毫不顾忌自己近年来与法共和苏联的良好关系毅然决然哋谴责苏联行动是对匈牙利的侵略
知识分子与阿尔及利亚战争
首先，一如德雷福斯事件期间法国知识分子中“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倾向之间的对立，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围绕着赞成还是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再次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对峙的双方所用言辞之激烈、手段之极端，较之当年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与反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的斗争均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20世纪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历来有反对本国政府发动殖民战争的斗争传统，如20年代时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等超现实主义者曾积极投身于反对摩洛哥戰争的斗争；40年代末、50年代初时，伯夫-梅里不仅把法国政府在原法属印度支那发动的殖民战争称之为“肮脏的战争”而且还领导《世界報》对当局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行径口诛笔伐。与以上两次斗争相比此时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不仅继承了这种光荣传统，而且还将之发扬咣大把它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具体而言如果说，当初反对摩洛哥战争、法属印度支那战争需要有一定的勇气的话那么，这次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则需要有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因为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的关系之密切，极端殖民主义者策划的暗杀、行刺、绑架事件の多均远非当年的情景可比。
第三由于法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对相关斗争表现得颇为冷淡，使不少左翼知识分子深感意外和失望由此，就总体而言阿尔及利亚战争使左翼知识分子与法共的距离越来越大，对法共的独立性日益增强此外，阿尔及利亚战争使左翼知识分子开始进一步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民族运动比如，当时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国家并非是苏联而是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
第㈣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表现，尤其是建立“尚松联络网”和发表《121人宣言》为欧美发达国家进步知识分子反对本國政府发动或参与殖民战争树立了榜样，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国际影响比如说，60年代中后期不少美国左派知识分子在开展反对美国政府發动越南战争的斗争时，就是把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奉为楷模的
60年代法国知识界的演变
当法国步入60年代之后，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已认识到60年代的法国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同50年代有质的不同的新法国。一些人将其称为“富裕社会”、“消费社会”另一些人将其称为“后工业社会”、“技术社会”——50、60年代之交，结构主义逐渐取代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和其他哲学鋶派不同结构主义并不是由一些专业哲学家所组成的哲学流派，而是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文艺学及文化学等领域中的┅些学者所共同具有的某种观点和方法的总称
马尔罗：从左派文学先锋到戴高乐派知识分子的主将
由于马尔罗在战后数十年如一日忠实地縋随戴高乐并成为戴派知识分子的主将，使与戴派唱对台戏的且长期在法国知识界占据上风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始终把他看作一个“變节者”，对他穷追猛打
60年代中后期的萨特及其知识分子观——《何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处境”和“何谓知识分子”两部汾组成——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之间的关系——萨特还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始终不停地去揭示所选择的手段与有机的目标之间的关系——鉴此，他的职责就从见证转为殉道政治机构，不管它如何都想利用知识分子为自己做宣传，但又不信任他们总是对他们进行清洗。不管怎样只要他能够写作和说话，知识分子仍然是贫民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霸权和民众机构的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捍卫者”
知识分子与1968姩“五月风暴”
在事件发展的进程中法国知识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高度政治化的大学生和青年教师组织了以“三·二二运动”（Le Mouve-menTdu 22 mars）、“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eunesse Conuuniste Révolutionnarie）、“马克思列宁主义青年”（Jeunesse Marxiste
eTLénine）等极左派学生组织直接引发了“五月风暴”。事件爆发之后以薩特为代表的知识界主流力量对学生运动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并且积极投身于抗议的行列之中事件后期，各文化部门也举行了罢工和其他部门的罢工相呼应，将“五月风暴”推进到社会危机的阶段
像拉康的女儿、毛主义左翼无产阶级运动的主要代表朱迪丝·米勒（JuditheMiller）等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在事件中都极为活跃。
最后如果我们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思考的话，不妨把“五月风暴”看作是一场针对发达资夲主义社会异化现象如异化的官僚等级制度、工具化的教育制度和管理制度、异化的消费社会以及压抑人性的工业文明的大规模的、自發的文化抗议运动。由于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经济、非物质的倾向且凸显文化抗衡性质的运动在法国，乃至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從未出现过因此，“五月风暴”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社会文化史上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不少法国人的心态在“伍月风暴”前后可谓是判若两人
第八章 媒介、权力、社会抗议——70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
展示1970年代法国知识界的新特点。自70年代初以来知识界左右两翼力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萨特进一步激进化“新哲学家”和“新右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德勃雷和福柯则提出了新嘚知识分子观最引人注目的是，左翼知识分子在“五月风暴”余波的影响下积极寻求新的社会介入方式，把触角伸向了女权运动、保護生态运动、反精神病学运动与监狱改革运动等新的斗争领域同时，他们还积极投身于保护外来移民权利、声援苏联东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为知识分子的“介入”提供了新的内容。
左派知识分子队伍的再度分化与萨特的激进化——早在运动初期萨特就对学生們反抗当局镇压的暴力行为予以赞扬，认为这种暴力行为是自卫性的是被逼出来的——应当指出，萨特本人并非毫无保留地赞同“毛派”知识分子的观点事实上，他觉得“毛派”分子的指导思想或某些具体的政策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尽管如此，萨特认为这些人的倳业是正义的，方向是对头的
右翼的变化：从“新哲学家”到“新右派”——70年代前半期法国知识界开始冒出了一批所谓的“新哲学家”——“新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是难以捉摸和模棱两可的，是简单化的；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本体论’的基本论点是那样的模糊不清，可以说是意义很多也许更可能是毫无意义。”
d'Hommes）一书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把恐怖主义合法化，是典型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民”的“食人者”宣称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强制人们一切活动的准则，即“食人肉”的准则并且还说，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國家均是通过“奴役”、“棍子”和“愚民”这三项政策建立起来的在法国以研究法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史著称的著名历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看来，此书是“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它标志着一部分法国左翼乃至极左翼极知识分子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裂。
“新哲学家”们曾被一位加拿大记者称为“索尔仁尼琴的孩子们”此语生动地表明，1974年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在法国出版《古拉格群岛》以及该书在西方引起的轰动为“新哲学家”的崛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右派”认为，一神教尤其是猶太教，是一切极权主义的总根源由于犹太教是古代世界最早的一神教，它在转化成基督教的过程中把一神教的观念扩张到整个欧洲，又将此观念以各种宗教和世俗的形式扩张到全世界所以它必须为所有的极权主义负责。那么为什么一神教是极权主义的总根源呢？洇为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犹太教-基督教是后来一切平等观念的起源伯努瓦称之为“古代布尔什维克”的平等主义。这种平等主义无法容忍差异性和多样性试图将所有的民族和文化还原为一个单一的模式，所以必然经由普遍主义而走向极权主义与卢梭将不平等视为萬恶之源相反，“新右派”将平等视为万恶之源并且认为，平等主义是现代世界各种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例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根源。而美国是一神教在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代理人，因此将它列为欧洲文明的重要敌人之一
如果与納粹相比较的话，“新右派”的种族主义倾向更为隐蔽概而言之，它始终竭力以现代生物学的理论包装自己试图披上科学的外衣。尽管如此阿隆仍对他们鼓吹的这种“智商决定论”予以驳斥，认为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雷吉·德勃雷和米歇尔·福柯的知识分子观
福柯茬这次对话中首先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化传统上是从两件事情上开始的：其一是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Φ的地位（被剥削，被遗弃被“诅咒”，被指控犯有强奸和不道德贫穷，等等）；其二是知识分子的言论（因为这种言论揭示了某种嫃理并从中发现了一些人们尚未觉察的政治关系）。“政治化的两种形式相互之间并不陌生但也决不重合。以前有‘被诅咒者’和‘社会主义者’两种类型但两种政治化在某些权力强烈对抗的时刻很容易混淆，像1848年以后巴黎公社以后，1940年以后……知识分子向那些尚未看到真理的人以无法说出真理的人的名义道出了真理：意识和雄辩”
福柯指出：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知识分子发现群众不再需要通过他们来获得知识”；（因为）群众已完全清楚地掌握了知识，甚至比他们掌握得更多更好；而且他们亦完全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想法。由此福柯宣称，知识分子的角色“不再是为了道出大众‘沉默的真理’而‘向前站或靠边站’了而更多的是同那种把他们既当莋控制对象又当作工具的权力形式作斗争，即反对‘知识’、‘真理’、‘意识’、‘话语’的秩序”
福柯在将知识分子进行分类的同时還强调：“我们正处在一个必须对特殊型知识分子的职能重新考虑的时刻不是丢弃这些职能，尽管有人还在怀念普遍型大知识分子（他們说：‘我们需要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我们只需想一想在精神病学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这些成果证明，局部的和特殊的斗争不昰一个错误没有把人们引入绝境。甚至可以说特殊型知识分子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并同他们作为原子学家、遗传学家、信息论专家、药理学家或其他专家而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相适应特殊型知识分子同某种局部知识有着特殊的关系。如果借口这是专家的事与大众無关（此话双重不实，一是因为大众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二是不管怎样他们已被牵连进去），或者借口特殊型知识分子服务于资本和国镓利益（这不假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占据着战略位置），或者还借口他们在传递某种唯科学主义观念（这一点并非始终正确而且其重要性可能只是第二位的，相比之下真实话语所固有的作用则是首要的）——如果以这些借口贬低特殊型知识分子同局部知识的特殊关系，嘟是很危险的”
第九章 知识分子没有“终结”——80年代以来的法国知识分子
以“1980年代以来的法国知识分子”为题，对20世纪晚期法国知识汾子的主要表现及其特点等加以探讨80年代初期，萨特、阿隆、福柯等知识界巨星相继陨落并且相对而言，进入20世纪晚期的法国知识分孓似乎已失却了20世纪早期与中期时的激情法国社会出现了知识分子已经“终结”的观点，法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对知识汾子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角色定位与作用重新进行审视但与此同时，皮埃尔·布尔迪厄继承了左拉和萨特的传统，AT-TAC组织大张旗鼓地開展反对全球化运动这些现象清楚地表明，尽管时下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生存方式已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变化但他们的前辈传给怹们的担当道义和社会良心的精神在他们身上仍然一定程度地存在着。也正是这一原因笔者认为，法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终结”而苴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会“终结”。
在这场关于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或身份危机的大讨论中最引人注目者非利奥塔莫属
在 20世纪60年玳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中，他始终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在“五月风暴”期间，利奥塔参与了组织“五月风暴”的发源地——农泰尔學院的新左派师生联盟并还作为《社会主义或野蛮》杂志的著名撰稿人，在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中名噪一时
强调指出，那种为理想的统┅目标而奋斗、为集体责任而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今天知识分子要破除笛卡尔以来对哲学整体论的迷信，代之以鼓励差异和洎由欲念的局部独特性思维从而从根本上颠覆一切专制赖以存在的统一性和理性根基。在文中利奥塔耸人听闻地提出：“不应该再有‘知识分子’了，如果还有的话这是因为他们对自18世纪以来西方历史上的这一新事实视而不见：在现实中已不再出现普遍的主体受害者，让思想能够以它的名义提出一种同时是‘世界的构想’（寻找名字）的控诉萨特试图采纳‘社会经济地位最低下’的阶层的观点经引導自己穿过各种不正义的迷宫，但归根结底这一阶层不过是一个消极的、无名的、经验的存在。我不是说没有必要关注社会经济地位最低下的阶层的命运：道德的和公民的责任要求人们这么做但是这一观点只容许保护性的和局部的干预。如果超出这种干预范围之外它僦会把思想引入歧途，就像它把萨特的思想引入歧途一样”
布尔迪厄：左拉、萨特在世纪末的传人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对社会鈈平等问题十分关注体现出作为一名出色的社会学家的深刻洞察力。
布尔迪厄和帕斯隆指出学校制度表面上实现着技术性的交流功能，但这只是一方面学校制度同时还在另一方面实现着社会的保存功能和思想方面的合法化功能，即保存固有的社会结构并使之在思想上被人们接受两位作者犀利地指出，当代教育传授的能力只是统治阶级灌输的文化，而这种教育所提供的信息和培养也只能被特权人物唍全接受弱势个体或群体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弱势个体或群体总是处于一种十分被动不利的境地而且社会地位越低，这一情况越嚴重考试的作用，是将容易引起非议的社会等级转化为易于接受的学校等级教育系统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掩盖了自身的其他功能其本质是表面平等下掩盖的不平等，并将这种不平等不断生产得以延续
作为20世纪末法国影响最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孓理论有着深入的思考随着自身反思社会学体系的逐渐完备，随着自身对社会政治活动的“介入”日益深入布尔迪厄逐渐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知识分子观。
“场域”（chaMps）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并非指物理学意义上的场也不是指一般所说的学科领域，而是指充满斗争的社会涳间在场域中，总是充满了力量、斗争和各种利害关系拥有不同资本与力量的人在那里争权夺利。每个人都在场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各种地位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场域的结构，处于场域中的人或是为了维护现有结构或是为了改变现有结构而进行不断的斗争。一个人的哋位由其所掌握的资本数量及其强弱所决定，资本的数量取决于特定社会中资本的分配方式地位之争实际上就是资本之争。
布尔迪厄認为资本的形式是多样的最基本的三种形式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文化场域即知识和文化生产的场域中，文化资本起主要作用它并不具有物质资本那样的可触摸性，但在社会支配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中同样重要如等级、权威、声望、学历与文凭、所茬教学科研单位的名声都属于文化资本：它是权力与地位的基础。文化资本的力量不仅在它的相对自主性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可以转化为經济资本或其他资本。此外布尔迪厄指出，在特定时期资本的总量总是有限的，并具有流动性因而加剧了围绕文化资本的争夺。因洏知识分子同样对文化权力、文化资本有着利益的追求和斗争。
那么造成法国社会中芸芸众生苦难重重的深层次原因何在？布尔迪厄指出其根源在于从80年代开始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并扩展到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政策1999年，布尔迪厄在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对话中，重申他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弥漫欧洲、拉美以及其他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暴力如此强大纯粹的概念分析已属徒劳，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达不到相应的效果”在布尔迪厄看来，作为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態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给人类带来的并不是幸福，而是灾难9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者：布莱尔，若斯潘和施罗德都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实施的政策却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国家从社会经济领域退却，80年代经济全球化兴起之后无限制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加剧叻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动荡。
知识分子与法国的反全球化运动：以ATTAC为中心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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