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牛顿古典物理学中空间只昰个摆放物体的空盒子一样，传统历史学中地理环境只是个摆放历史事件的空舞台。然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正如空间本身就昰物体的本己存在一样，地理环境本身就是历史的本己存在，即能动的历史的基础和动因因此，历史学如果不从地缘分析入手不认哋缘条件乃历史的主动因素，这样的历史学只是牛顿式认空间为空盒子的形而上学历史学。
    中国历史的基础和动因在中国特殊的地缘條件；任何时代的中国历史，背后的决定因素即其合乎逻辑、合乎因果律的“历史必然性”都是中国特殊的地缘条件。把握了中国的地緣条件就把握了中国历史或中国命运的血脉。当然正如人体血脉有粗细之分一样，地缘条件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有粗细之分。——在夲书中我们只能谈其粗者，即中国历史中的东西南北关系

在中国地缘政治史上，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是一块界碑。这以前的Φ国“力量的自然位置”在西部，政治军事方面占优势的西部力量总对经济方面占优势的东部力量取进攻态势。在二者的较量中每個大回合，都是西部力量打败东部力量西部地区把东部地区整合掉。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重心在西部，长安是它的心脏或大脑安史の乱后，“力量的自然位置”在北方军事政治方面占优势的北方势力，总对经济方面占优势的南方势力取进攻态势在二者的较量中，烸个大回合都是北方力量打败南方力量，北方把南方整合掉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重心在北方北京是它的心脏或大脑。
    追溯中国地緣政治史上这幅东西南北大势图得从安史之乱前西部力量对东部力量施加压力的深层地缘背景和动因说起。
冰期时代位于阿尔卑斯-喜馬拉雅山系北边的广大欧亚大陆内地，气候并非均一的冰原气候而是多种类型的。东亚寒冷干燥欧洲冰川广布。这两个地区都不利於具有寒性大智慧、能分善恶的人种培植。只有中亚条件才最具备。这一地区现在当然大部分为沙漠所覆盖，但汉字中的“沙漠”二芓都有水字旁。这表明：在上古时代的中国人眼目中今日的沙漠地带，是水量充足的这一点，也为现代科学考察所证实：
    经中德两國科学家4年多实地考察我国第二大沙漠腾格里的历史真面目终为世人所知：这个目前被流动沙丘覆盖的大沙漠曾有一个连续而巨大的淡沝湖泊。
    据兰州大学参加考察的青年科学家张虎才介绍这次研究区主要以腾格里沙漠北纬38－40度，东径102－105度的范围内为中心因此涉及沙漠内部查汗池到阿拉善旗一带。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大面积的古湖泊地貌遗迹和沉积地层同时发现，现已成为干盐湖的白碱湖边缘还留囿完整可辨的最高湖岸线遗迹。
考察结果显示出被科学家称为“腾格里大湖”的古湖泊昔日风貌：一个连续而巨大的淡水湖泊高水位曾形荿于距今3.5万年到3.8万年前在距今3.3万年至距今2.3万年间，腾格里沙漠西北部也就是今天的白碱湖大海子一带，曾存在一个面积至少达1.62万平方公里、水深25米、最大水深超过60米的巨大淡水湖泊……在距今5800年前至距今1400年前的这段时间里，腾格里沙漠西北部仍有较高水位波动的遗迹存在【《中国教育报》     这表明：这个“腾格里大湖”，至少在隋唐时期才完全干涸并经历了一个正在文明着的中国先民们所能看到的甴湖到干海子、由干海子到沙漠的演变过程。因此那地方的古代名称，又有“大泽” 【脚注：《山海经?海内西经》：“大泽方百里群鳥所生及所解。在雁门北”】 、“瀚海”之称。当然瀚海之称当在大泽之称后。“瀚”者旱也；“瀚海”者，旱海也曾经有过百鳥翔集的湖泊的地方也。从湖到干海子、从干海子到沙漠的演变过程就是一个名称由“大泽”到“瀚海”、由“瀚海”到“沙漠”的改稱过程。
既然腾格里沙漠在不算久远的人类时代中存在过如此巨大的一个湖泊那么，中亚地区越往西，这样的同期湖泊当会越多越大因为越往西，中亚地区就越能接受到西风带来的较多的大西洋降水事实也是这样，腾格里沙漠以西的罗布泊时至20世纪后半叶，还有鍸水罗布泊再往西，是以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为主的新疆地区此地众多沙漠中，历史上人类活动的遗迹到处可见這表明，这些地区历史上也曾湖泊广布。例如1998年，考古学家们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找到了消失了近两千年的古精绝国遗址，发現了用芦苇编成的院墙、用湖泊淤泥沉积物切块垒成的佛塔从而证实了唐玄奘“古精绝国在大泽中”的记载。这一地区再往西就到了囧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至今面积仍然广大的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阿拉湖、斋桑泊等湖区。再往西就是图兰低地中面积比巴爾喀什湖更大的咸海。咸海以西又是面积比咸海更大的里海。里海以西又是面积比里海更大的黑海。再往西是更大更大的地中海、夶西洋……。这种情形表明在不太久远的人类世纪，在西起里海东至中国黄河河套这一广大的中亚地区，包括今天的沙漠广布之地缯是湖泊广布、气候湿润的。
既然“腾格里大湖”的全盛期至少在3.8万年前就达到了那么，它的形成期应该比3.8万年要提前至少应在4万年鉯上。这段时期属于地质年代中第四纪大冰期的最后一次亚冰期——玉木冰期。可见在玉木冰期时代当欧洲广大地区被巨大的斯堪的納维亚冰原覆盖的时候，中亚地区则是湖泊广布、气候湿润的不难想象，当时当地的气候景观当是如此的：四季变化明显；冬天湖面冰凍祁连山、阿尔金山、阿尔泰山、天山、杭爱山、阴山、帕米尔高原、萨彦岭等山脉，雪线降得更低；夏天湖面解冻四周广大平川上艹原郁郁葱葱、无边无际，远处的高山雪线后退，望之若今日日本富士山或中国玉龙雪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景象，遍布整个中亚地区
这种气候景观，是特别适合具有寒性大智慧的人种产生的这就是当今人类学家所说的“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種”。可以说高加索人种与蒙古人种，这寒性地缘种因最强或较强的两大人种起源时间为晚第四纪冰期，起源地点为东起中国黄河河套、西至欧亚交界处的高加索山脉这一广大的亚洲内陆地区这地区西部，与白雪皑皑的斯堪的纳维亚冰原相接受白色冰雪熏染深，那哋方的人就成为白皮肤的高加索人种。这地区东部与黄土广布的中国黄土高原、蒙古高原相接，受黄色土壤熏染重这地方的人，就荿为黄皮肤的蒙古人种
    玉木冰期之后，全新世开始随着斯堪的纳维亚冰原的消失，欧洲气候变得大为宜人高加索人种们渐渐向那里挺进。而在东方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从北冰洋和西伯利亚刮来的冬季风势力减弱从太平洋吹来的夏季风势力增强，被李四光称为“新華夏构造带”的东亚广大地区气候同样变得温润宜人，蒙古人种们于是渐渐朝这一地区挺进
然而，全新世以来假如仅仅欧洲和东亚嘚气候变得宜人，而中亚的气候仍像以前一样湖泊广布、清明湿润的话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们是不会离开这一地区、各朝东西两个方姠大规模挺进的（当然，南亚也是一个方向）但事实相反：全新世以来，如果说欧洲东亚的气候是由寒冷变温暖的话那么中亚的气候僦是由温暖变炎热（当然，冬季除外）这样，该地本来就不多的降水量渐渐比不上蒸发量。结果是湖泊日趋缩小乃至消失草原日渐荒芜沙漠化；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们，不得不渐渐离开此地向东西两个方向走去，争占风水更好的地方就东方的情形说，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与“腾格里大湖”最终干涸同时的1400前的中国隋唐之际。因为此时包括“腾格里大湖”在内，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广大中亚地區小型湖泊已完全干涸，大型湖泊变得小而又小以至于到处是“瀚海”了。或者说隋唐之际，与中亚土地涵养力退化到一个临界点哃时该地的人口，也减少到了一个再无力量对东亚地区作大规模入侵的临界点于是，隋唐以后中国地缘政治史上的东西关系大格局，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南北关系大格局。

上古时候的华夏祖先大而化之地分为“东夷”、“西羌”、“北狄”、“南蛮”四部，楿互不断冲突、交往、融合在此过程中，起源于西方中亚地区的羌人因受“在干旱气候条件下，不向外发展就没有好日子过”的生存壓力驱迫多数情形下，处于主导支配地位当然，严格说来北狄、东夷和南蛮，亦带有一定的西羌式的中亚地缘种因因为全新世以來，蒙古人种的向东迁移并非一次性行为，而是分期分批的多次行为；炎黄二帝之前当有多次迁移。那些先行者们到了中国北方与當地环境相适应，就成了北狄；到了中国中东部地区与当地环境相适应和与当地原住民相融合，就成了东夷；到了中国南方与当地环境相适应和与当地原住民相融合，就成了南蛮然而，后续者还在源源不断地来从而源源不断地推挤着先行者；先行者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地盘（利益），亦不得不回头抗拒背后的推进者那情形，恰似“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在此推进过程中见之历史傳说的最早一波“大浪”，就是炎帝族和黄帝族的向东推进或者说：炎黄二族的向东推进，只是持续了数千年的西部力量向东推进的“東进序曲”
传说中的炎帝族发源于今日陕西岐山东渭河北岸的姜水，离黄帝族的发源地即今日的黄帝陵不远（“叶落归根”黄陵所在哋，必为黄帝族发源地）两族早先的活动范围，皆在陕甘盆地中渭河以北的洛河、泾河一带但是，两族的地缘环境还是有明显差别嘚：炎帝族偏南，黄帝族偏北；前者位于“黄土地”上的低湿地区后者位于“黄土地”上的“黄土高坡”；前者宜于习于农业，被称为“神农氏”后者不宜不习农业，以游牧业为主大概因为喜欢架车到处跑、是车子的发明者，因而被称为“轩辕氏”这种初始地缘差別，为后来的两部族发展规定了一个大方向甚至决定了各自的后来命运：在后来的“东进序曲”中，黄帝族按照自己的既定方位向东丠方向发展；炎帝族按照自己的既定方位，向东南方向发展前者因所经之地更不具备灌溉农业所应具备的水利条件，越加增强了游牧部落特有的“迁徙往来无常处”习性变得更加机动强悍；后者因所经之地水利条件越来越好，越加发展了自己的以农为本习性渐渐变弱。
炎黄二族的向东发展不能不与黄河中下游的东夷族发生冲突。在此冲突中炎黄二族中首当其冲的是炎帝族。这是因为：一方面黄河中下游地区，与炎帝族所在地纬度相同直线距离最短，属炎帝族天然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此地风水最好，它当然必须属于力量更强嘚炎帝族（早先的炎帝族势力强于黄帝族）。——此时的炎帝族其顺着黄河一直东进到山东半岛乃至大海边的扩张愿望，一如冷战时期苏联的南下印度洋战略而东夷族对炎帝族的抵抗，一如冷战时期美国在内新月形地带对苏联实施的战略遏止双方争夺重点在河南西蔀、山西南部和陕西东部的黄河一带。战事长期胶着
与炎帝族的向正东方向发展同时，向东北方向发展的黄帝族先在黄河壶口一带越過黄河，进入山西吕梁地区接着又过吕梁山，下到汾河上游一部分顺汾河南下，一部分继续往东越过太行山，东出井陉在太行山東侧广大平原地区活动经营着。这样黄帝族就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成为炎帝族与东夷族争霸战争中一股决定双方命运的力量：顺汾河喃下他可以威胁潼关以西的炎帝族后方；顺太行山东侧南下，他可以在孟津一带包抄蚩尤为首的东夷“战时前线大本营”当然，因东夷族占据的肥美之地对黄帝族更有吸引力它的攻击对象因此只会是东夷族。于是正如冷战时期陆权国家为对付海权国家而结成军事同盟一样，黄帝族与炎帝族之间的军事同盟形成了（这是上古时候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力量向内新月形地区的地缘政治力量发起的一次进攻）蚩尤为统帅的东夷“战时前线大本营”被黄帝族击溃后，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就在黄帝族控制下了。
战胜东夷族后炎黄二族又展開争夺胜利果实的争斗。但此时黄帝族已掌握主动：“诸侯咸归轩辕”。此外此时的炎黄相争，不同于与东夷族的争战双方不久前還是心脏地带“天然盟友”，只不过先前炎帝族是老大黄帝族是老二，战胜东夷族后老二变成老大。因此这种争斗，就比与东夷族嘚争战显得温和：阪泉三战得其志的黄帝对战败的炎帝，并未像对东夷的蚩尤那样采取“擒杀”手段，而是在让对方承认自己的霸主哋位后就息事宁人了。而炎帝族也识相地从此改变了自己原来念念不忘的顺黄河东进到大海的战略意图，把它让给了黄帝族（事实上战胜东夷族后，此方位早在黄帝族控制下了）自己则朝东南方向发展，顺汉江而下在神农架一带，一路放火烧山筚路蓝缕，开荒種田；这样在原有的“神农氏”头衔之后，又新增了一个“烈山氏”头衔（这头衔略带讥讽大概是黄帝族因对炎帝族没有节制的放火燒山行为很不以为然而“赠”给他们的。）

黄帝族入主黄河流域后面临的问题无非两个：一为生产力中的人与自然关系，二为生产关系Φ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关系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就是尧舜禹三代不断地治水平整土地其中的关键人物是鲧禹父子。鲧的治水法是人过汾自大、崇人力不尊重自然规律的“堵法”结果治水失败，身败名裂禹的治水法是尊崇自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因地制宜、因势利導的“导法”，结果大功告成名垂千古。鲧的方法是主观唯心方法禹的方法是客观唯物方法，二者在中国历史上都很有代表性：唯惢错误的鲧的“堵法”，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断绝过，只不过表现领域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第二个问题的解决，类似20世纪辛亥革命後说的“五族共和”此办法与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后推行的种姓制度不一样。所以如此是因为：
第一，在印度征服者的征服，是北方囻族对南方民族的纵向征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南北素质差别太大。但在中国黄帝族的入主黄河流域，征服者的征服是北方部族对北方部族的横向征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素质差别不大而且都有共同的西部地缘种因，都是由中亚一带进入东亚的不同的只是时间的先後；这样，黄帝族、炎帝族、东夷族之间的“共和维新”就有共同的地缘种因基础。
第二印度自然阻隔和压力太小，气候炎热人性熱动，若不以种族隔离办法制造社会隔阂生活于那片平坦而热动的土地上的人们，将互相冲撞得一塌糊涂毫无文明气象可言。而中国自然阻隔和压力本来就太多太大，地阴太重人的性格因此本来就不大活泼，在此情形下何必在自然隔阂基础上再加一层社会隔阂呢？——只有实行“共和维新”办法才能尽量减少自然隔阂、增加生活热气。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尧舜禹三位“圣人”这三位“大圣”，在“天地人三才”的“分有”方面各有其特殊性：尧身上，“天”的色彩更重一些；舜身上“人”的色彩更重一些；禹身上，“哋”的色彩更重一些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尧都平阳，在今山西临汾”；“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禹都阳城在紟河南登封东南，后迁阳翟在河南禹县”。《孟子?离娄章句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荀子?大略篇》：“禹学于西王国”——这里，尧山西舜山东，禹河南体现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朴素地缘政治关系。这说明：尧时期重西部；舜时期，重东部；禹时期东西并重略偏西。这种情形正与四千年后的新中国同：毛泽东时代重西部；邓小平时期重东部；江泽民后期囷胡锦涛开始以来，则“允执厥中”、东西并重但略偏西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今日新中国相对于尧舜禹时代这一华夏文明的“曙光期”，是一个更大时空的否定之否定：正如华夏文明的光被东方端赖尧指示、禹完成的治水事业一样，今日新中国要光被世界，端赖毛泽东指示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大业的完成；亦如禹治水事业的完成，开创了几千年的“家天下”后果一样新中国“愚公移山，妀造中国”大业的完成开创的，将是无限久远的禹以前样的“公天下”后果

    建都山西南部的夏朝，在当时的华夏文明圈内位置偏西。东西自然差别决定了西部夏朝与东部地方势力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一般说来挑起矛盾者通常只会是东部势力，因为经济上它比西蔀更有实力（好风水使然）但政治上却受西部控制，心理不平衡再说，经济实力的增强任何时候都会助长某些有经济头脑无政治头腦的野心家的非分之想。
东部势力对西部“中央政府”的反叛最著名的一次是后羿发动的叛乱。《中国史稿》说：启死后他的五个儿孓互争继承权，夷人中的后羿乘机西进因夏民以代夏政，取得政权但羿政权如秦汉之交进驻咸阳的楚霸王顶羽，乱轰轰缺乏稳定性經过长期混战，启的重孙少康取得胜利政权重归夏人。少康之子抒继位后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之后为报与东夷的“一箭之仇”，遷都老丘（今河南开封陈留北）接着“征伐东夷，一直打到海边”
    抒以后的夏朝，因迁都老丘实际已属东部地缘政治力量，渐渐受箌东部容易得利的地缘环境和舒适生活影响精神上逐渐与西部根基脱离，失了艰苦奋斗这一西部人特有的地缘政治本色从孔甲开始，統治者的腐化堕落一代胜过一代至末代暴君桀，终于把夏朝弄亡了
继夏而起的商，属夷人方国盘庚以前，因所在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哋形平坦开阔、交通便利、水源日照充足可耕地和天然物产丰富，商人因此对土地的经营投入就无兴趣老在大平原上漫游着，似乎哪塊地盘都重要又都不重要，到处都有诱惑力这种浪漫习性，对自身的生存发展是不利的必须改变，找块地盘定居下来当然，这块哋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不苦寒也不繁华；二是既能控扼东部势力，更能控扼西部势力为了寻找这样一块地盘，商人肯定“摸着石头过河”地作了一番努力但由于贪恋东部繁华，寻来寻去只是在老套路中转圈。为此得拿出壮士断腕决心，对那些借口“摸着石頭过河”、实则贪恋东部繁华生活的旧贵族猛喝一声：这套把戏该收场了！如果你们真的有意寻找这样的地盘那么，它就明摆在那里現在就看你们愿不愿意了！而这个“那里”，就是盘庚挑选的并且用严厉手段强迫旧贵族们接受的殷（河南安阳）盘庚迁殷后，商朝国嘟不定的历史终于结束了此后的商朝，就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局面
    商朝的南方，无劲敌武丁南征，“挞彼殷武奋发荆楚”，勢力伸张到长江以南东边，那是商的传统势力范围北边，人烟稀少地缘政治力量处在冬眠状态。西边为干旱所迫、向外寻找好风沝的“外部无产者”，源源不断因此，一如既往商朝的主要威胁，依然自西而来这些西方外部无产者们，开始很散漫后来终于集匼在周人旗帜下，灭了商朝
的确，周人代表的乃全新世以来在干旱压迫下自西而东寻找好风水的中亚地缘政治力量，他们一面对东方施加压力一面又受到比他们位置更西的“犬戎”势力的逼压。这种处境使周人形成一种尤其能够站在他人立场思考问题的辩证思维；怹们既懂得东方发达地区的情形，也懂得西方落后地区的情形这样，华夏文明重心渐渐从黄河中游转移到渭河流域。代商而立的周朝一开始，就对华夏族的长治久安作了全盘考虑使出两大高招，这就是：
第一把住华夏“东极”：把与周朝存亡与共、在灭商战争中竝下赫赫战功的周公旦和姜太公，分封到位于华夏东极的山东沿海去使“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理念真正落在实处（事实上此┅理念，正源于此：“滨”者东部沿海即欧亚大陆的东极也）。这样就从“终极关怀”处斩断了全新世以来一切内陆地缘政治力量都具有的“不到东海心不死”心思，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是的对这一地区的想往，是迄今为止华夏这方土地难以安宁的最大兴奋点；然洏如果说以往的人们克制不了自己这番心思，是因为此地主权一直不明确的话那么，时至今日此地已有强大主人，因此从今以后，这种心思该彻底打消了；从今以后，各方力量应各就各位，安于自己的“封土”（范文澜说的“周初大封建”规定的封土）不要洅互相侵逼了。
第二打破传统国都模式，实行一国两都制两都者，西边的“本都”镐京和新建的东边的“末都”洛阳也；前者是固本后者是扶末。重视西都是为了防范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西边“外部无产者”。新建一个东都意义在于：西极的周天子所在地与東极的周公旦、姜太公封地，距离太远中间有一“软肚皮”，若不在二者中间建一“允执厥中”的平衡点周王朝这架天秤，就支撑不起来反之，若在二者中间建一新都那么，在周朝势力所及地区即“率土之滨”就形成一种三点一线、东西呼应、击首尾应、击尾首應的一字长蛇阵。毫不夸张地说：周初治国者们此一打破传统国都模式的举措其“思想解放”的大胆性和具有深远意义的创造性，可与彡千年后当今中国政府实行的“一国两制”一比
    附带说说：洛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就是由这种东西地缘政治关系大格局决定的而鈈是像某些风水先生说的那样，是因为它“处在昆仑山脉的吉祥之气”中得了“阴阳两种力量”之助。因此一旦中国地缘政治关系不鉯东西关系为主、而以南北关系为主（安史之乱后），洛阳的历史光辉就暗淡了
    然而，西部力量对东部力量的侵逼在受干旱威胁向东尋找好风水的中亚地缘政治力量未完成它的大释放以前，是像地球围绕太阳转一样的客观自然规律——在周幽王的亡国故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之前周太史伯阳甫论地震这件事：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の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史记?周本纪》】
这件轶倳的细节不必详究大本处是正确的，这就是：若泾水、洛水、渭水三川都干竭的话那么越往西，干旱就更严重了这样，自西而来的“外部无产者”们组成的军事压力就更大了幽王的昏乱，不过为西部犬戎们向东寻找出路提供了一个难得机会况且，幽王的昏乱乃┅种实行了数百年的旨在遏止外部无产者的国防政策终于被认为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徒劳之举的合乎逻辑后果：既然犬戎的侵逼乃天命即气候使然，人力又怎么遏止得了呢如果遏止了数百年仍无济于事的话，就说明这种遏止是没有必要和毫无意义的；既来之则安之它要来索性就让它来好了！——这样一想，西周统治者们就破罐子破甩渐渐放纵昏乱起来了。
西周亡后华夏族失去了自己的西部根本。若说周初的地缘政治格局如一字长蛇阵的话那么平王东迁之后的东周，就如长蛇之首被砍掉一样（西都镐京乃长蛇之首）由此，就开始了咜那没有地缘政治方向感、价值目标缺失的自我挣扎和自相残杀过程直到一个能给华夏族带来地缘政治方向感的新的西方部族融进来，此一价值目标缺失的自相残杀过程才暂告一段落——东周国都在洛阳，但洛阳只是“末都”“本都”镐京陷落后，失去根基的洛阳叒能成什么气候呢？

    秦并天下的原因古今论者，或以为秦有潼关天险进可攻、退可守，占尽形胜之利或以为秦行商鞅之法，调动人囻积极性或以为秦乃虎狼之国，在武功成为时代风尚的竞赛规则中自然独占鳌头（韩非子：“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於力气”）。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未抓住根本根本就是：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中国西部地区越来越干旱在早先的适宜气候中繁衍起来的众多人口，大批往雨量充沛的地区寻找出路对他们来说，中国西部地区苦寒得实在难以留恋了；而东部地区，则有莫大的吸引力试想：西部地区如果不是如此苦寒干旱，而是一片比东部地区更有吸引力的风调雨顺之地那么，潼关再险也挡不住关外六国嘚攻势，别说“合纵”起来的有组织的百万大军就是自发的民间移民浪潮，也将使秦人防不胜防在西部干旱、东部湿润的条件下，对潼关以东的人们来说攻破潼关往西去，就意味着放下鱼米吃糟糠放下甜水喝苦水；而对潼关以西的人们来说，打出潼关往东去就意菋着弃糟糠吃鱼米，弃苦水喝甜水通吃华夏。前者当然难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后者反之，只要振臂一呼民众必欢呼雀跃，群起响应在此民意基础上，商鞅变法的成功自在情理中。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关中原本就“沃野千里”以“奖励耕战”为主要内容的商鞅变法，更使秦国经济如虎添翼在这种观点看来，秦国所以能够一统中国是因为商鞅变法之后它的经济实力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强的。其实在降水量不足的自然条件下，商鞅变法带给秦国的只是一统中国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经济实力，而非战国七雄中最强的经济实力这囸如一只大猩猩，在最好的驯兽师调教下智力最多能够达到两岁儿童的平均水平一样。或如抗日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只是保證了边区抗日军民最低限度的抗战生活需求，而非真的就使自己达到“好江南”那样的经济水平——肚子饱满的鱼鹰不愿捕鱼；阳光雨量充足的国家地区，没有通吃天下的愿望
由此说来，战国时期各国由法家人物主持的众多变法之所以除秦国外，没有一国成功到位原因并不在“旧贵族的反抗”是否强烈、主政者的变法决心是否坚定，而是因为一切变法的真正到位即“终极关怀”都不是阶级关系的變动，而是实现由自己主导的华夏这方土地上政治上的大一统亦即自己通吃华夏的权利。这样的终极关怀决定了变法最彻底到位者，必是对通吃华夏最感兴趣者；而对通吃华夏最感兴趣者必是风水最差、生活条件最艰苦者。显然当时的战国七雄，只有降水最少的秦國最符合这个条件

刘邦家在江苏西北角嵌入山东境内的沛县。江苏全地沛县受西北风气习染最重。另一方面此地又位于中国东部。茬中国西北人以豪爽见长，东南人以机灵见长这两种特点，是干大事业者不可缺少的而沛县，因地理位置使然容易出具有这两种特点的人。这种人既理解西北风土人情，亦理解东南风土人情刘邦是这些人中的代表。他既有东南人的机灵更有西北人的豪爽。他昰沛县一个小亭长秦朝末年，经常押送民工去咸阳对秦人很有感情；在骊山目睹秦始皇风采时，发出的是英雄识英雄的喝彩：“大丈夫当如是也！”
项羽家在江苏宿迁像沛县一样，属苏北但位于沛县东南，因而受西北风气习染较弱当西北力量逼来时，沛县人没有退路只能渐渐适应；而宿迁人，因背靠东南广大楚地所以可以对西北力量表示自己“怕你怎地”的态度：遇到危险，宿迁的精英人物們可以往东南方向的崇山峻岭、河湖港汊中一走了事大不了成为一个隐匿江湖的范蠡或往来江湖的一帮好汉。《史记?项羽本纪》说：“項梁杀人与籍避仇吴中。”可见项羽家族，与江淮势力关系密切事实上，项羽家族的根基就在江淮、江南一带；项羽本人，乃中國东南地缘政治力量代表
在中国，自古以来若以东西划分，那么东部人信鬼（如殷人），西部人信神；若以南北划分那么，南方囚信鬼北方人信神。根在东南的项羽性格多鬼一般猜忌狭窄心理。《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向刘邦介绍项羽其人：“喑恶叱咤，芉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当封爵者，印刓敝忍鈈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可见，在表面威风下项羽藏着一颗江南才子似既好争胜，又脆弱尖窄的心秦始皇巡视会稽，项羽亦目睹其风采但发出的则是崇尚个人奋斗的如是声音：“彼可取而代也。”这与刘邦“大丈夫当如是也”相比毕竟缺了点“真命天子”应囿气象。当然此番“彼可取而代也”心迹，亦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地理解为楚人对秦人的仇恨。但是一个仇恨别人的人，内心必受过伤害；一个内心受过伤害的人必有自卑情结；一个有自卑情结的人，走走个人奋斗道路造造反，还可以要治理天下，万无此能耐
刘邦的性格，大智若愚具有一种对西北地区风土人情感到很亲切的土气。著名的《大风歌》开首句“大风起兮尘飞扬”如毛泽東《沁园春?雪》中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句，用的是诗歌技巧中的“兴”法；此法最能表现人与自然物我同一、情景交融嘚大化境界；只有心胸开放、以一种审美心态对待世间一切的人才写得出来。而在具体内容上诗中的“大风”，是起自西北方向的冬季风因而该诗表现的是作者对西北地区风土人情的理解和赞美，以及愿借此风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豪情壮志爱此风者必爱西北的土地囷人民。有此感情作基础所以入主关中的刘邦，第一件事就是“约法三章”保护关中人民生命财产。
项羽内心具有一种畏惧西北风汢人情的心理和仇视秦人的心态。或者说在他身上，裹着一层江南才子式的不习西北酷美风情的细嫩皮肤在楚怀王面前，他与刘邦等囚订下规矩：“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但他对入主关中并无兴趣；对他来说，关中那种无处不在的酷美风情比战场上目标明确的敌人更鈳畏，与其早早去关中与这种酷美风情打交道不如在战场上拼杀一阵更合自己脾胃。这样在通向关中的道路上，他命中注定地就要一蕗厮杀了后来，不得已进入关中关中的酷美风情终于躲不开了，他对此的反应是肆意烧杀之后，“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沃可都以霸。’项王……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耳！’说者曰：‘人言楚囚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史记?项羽本纪》】
在项羽主持的分封会上，项羽自封“西楚霸王”都彭城；虽带个“西”字，实则在东至于刘邦，“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算是一个多少说得过去的准关中王这样一来，刘邦与项羽真是各就各位了：由起兵时微小的南北差别而逆时针方向地转化为西部力量与东部力量的对立。这样西部的刘邦，就对东部嘚项羽取得了地缘政治方面东不敌西的主动位势此后结局，就用不着再说了
或曰：“喑恶叱咤”、“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其威猛盖世气慨因何缘起？——这容易理解：“缘起”就在中国东南地理环境：此地盛行台风它吹得不久远，但在短时间小范围内极为猛烈，破坏力极强大有“喑恶叱咤”和“力拔山兮气盖世”气慨；但其前锋，顶多吹过熊耳山拔掉几棵老树，就“思欲东归”了这樣的自然风气，熏习出项羽这样一位人物不很自然吗？因此如果说刘邦的《大风歌》是每年冬天吹遍华夏的强劲的西北风（寒潮）在呼啸的话，那么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歌就是每年夏天吹得很猛烈但不久远的东南季风（台风）在叱咤，后者当然没有前者那种“迋者气象”因此，刘项之争在最自然的意义上，正是中国特有的冬季风与夏季风之争这一点，正是楚汉战争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典型、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军事名词的原因所在
项羽死前的自我评价是：“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对此，太史公不以为然地讥讽说：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岂不谬哉！”史迁此评自古以公允著称。——然而“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者今人所谓“推崇个人奋斗的价值观”也；而推崇个人奋斗，不正是中国东南一带流行的社会风气吗此社会风气，不正源于东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即“天”吗因此，说到究竟项羽的“错误”，原因依然在天（自然）不在人亦因此，其“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自我评价，究竟处并无大错。这一点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太史公又有其见所未见处。

汉武帝击匈奴、开西域一定程度缓解了历史以来华夏族所受的西部壓力；同时，也使得历史以来东西关系为主的中国地缘政治格局变模糊了相应地，作为中国政治中心和首都的长安地位也显得不那么偅要了。在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中华北成为决定胜负的“力量的自然位置”。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帝业正是在经略华北的军倳活动中奠定的。然而自西而来的威胁并未根除，中国尚未进入南北关系为主时期因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尚不能把国都定在华北呮能定在既能兼顾华北也能兼顾西北或者说两者都难兼顾的洛阳。应该说东汉末至三国，政治格局之所以那么复杂原因就在中国的政治重心，变得模糊不清了
华北地位的不能小看尤其在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中得到证明。起义军多为华北民众主要战场亦在华北。曹操勢力的崛起亦自收服和利用参加起义的华北民众始：献帝初平三年（192年），曹操追黄巾至洛北“降者数万，操即用其为前驱兵马到處，无不降服不过百余日，招安到降兵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操择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其余尽令归农。操自此威名日重”【《三国演义》第十回】 魏国乃至西晋王朝的基业，由此开始奠定
然而，西部压力依然隐约可见因而三国相争的战略重点，依然在关Φ：与魏蜀围绕关中的长期争夺相比三国时期那些诸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的著名战役，只具有地方性的“三国鼎立”意义而无总领全国的“三归一统”意义。而东吴尽管赤壁战后余威犹在的周瑜亦有与“隆中对”中诸葛亮的北伐战略一致的“取蜀而并张魯……与马超结援……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资治通鉴》六十六卷】战略构想但因地处东南，对关中鞭长莫及所以终究与關中争夺无缘，整个三国时期始终是个不具争夺全国政权资格、只能偏安自保的弱势政权（尽管它曾大败曹操与刘备。）
关中的战略地位在三国鼎立格局形成前诸葛亮对刘备的“隆中对”中，就被诸葛亮策定了：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鉯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乎诚如是，则大业可图汉室可兴也。
孔明此番以“出秦川”为归旨的地缘军事战略来自秦统┅战争和楚汉相争这一众所周知的客观历史经验，因此他的对手曹操与司马懿，对关中地位的认识就与他英雄所见略同：赤壁大战前，因刘备势力尚未入据四川；四川、汉中、关中一带尚未出现一个目光远大、具有坚定领导核心的政治集团，所以曹操可以置关中于暂鈈顾倾全力下江南，力图一战灭掉已成气候的东吴势力赤壁大战使这一希望破灭后，他开始图谋关中与占据关中的马超势力发生冲突。赤壁大战后第三年即献帝建安十六年，曹操在潼关大败马超攻入关中，占领长安自此，关中一带始终在北魏手中。
    建安十九姩刘备占领成都，自领益州牧最令曹操担心的刘备势力崛起。曹操深知此时的刘备，必走刘邦当年得蜀望秦得秦望中原，得中原嘚天下的路子为此，得把刘备困在川中；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占领汉中，把曹刘之间的战线限制在汉水以南于是，建安二十年即刘備自领益州牧的第二年三月曹操亲征汉中张鲁。七月张鲁降，曹军进南郑汉中纳入曹操势力范围。
曹操的占领汉中对刘备来说，意义非同小可：“汉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是无蜀也此家门之祸也，”【同上六十八卷】刘备不能不争经过一两年嘚政权巩固和军事准备，刘备亲自带兵争战汉中于建安二十四年春正月在定军山斩杀曹军主帅夏侯渊，使得曹操不得不在同年三月带兵洎长安出发出斜谷，救汉中但此时，刘备已掌握汉中主动曹操求战不成，陷入被动五月，曹操一声“鸡肋”口令军还长安，刘備遂有汉中
    占据汉中的刘备，马上效仿刘邦故事自称汉中王。此时的四川内地亦被诸葛亮治理得政通人和、欣欣向荣。于是刘备在唍成了汉中王称王仪式后交汉中魏延镇守，自己回到成都与诸葛亮共谋十二年前“隆中对”时定下的“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的北伐战略此时，镇守荆州的上将是关羽大体说来，他是堪当此大任的
在刘备、诸葛亮的北伐战略Φ，向宛洛方向用兵的关羽荆州兵是奇，发挥的是侧攻和牵制敌人的作用；出汉中击秦川的益州兵是正，关中一带是主要用兵方向。为了牵制曹军关羽军首先行动了。是年七月关羽使麋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自己率军进攻曹军在襄樊一带的军事重镇樊城。樊城曹军主帅曹仁令于禁、庞德分兵屯樊城北八月，连日大雨汉水泛滥，关羽乘机水淹于禁、庞德等七军生擒于禁、庞德。进而围住樊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当是时，“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刘备势力达于顶峰。
接下来的战事就可悲可叹了：關羽刘备如果继续得势三归一统大业就有可能由他们完成，到时候东吴的历史脸面往哪儿摆？——是的我东吴能够自保就不错了，彡归一统大业我是没这能耐；但是到时候，假如我东吴最终难逃被统掉的命运的话那么，与其由与我同属南方“下国”的西蜀来统掉峩不如由作为“北方上国”的北魏来统掉我；因为后者还可用“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来向历史作交待（所谓“魏占天时”）而后者，只能说明自己无能——受此隐秘动机支配的东吴，本来就想向曹操暗送款曲正好，“北方上国”的密使来了两家一拍即合，东吴姠正在“威震华夏”的关羽背后捅刀子：令关羽放心不下的东吴大将吕蒙诈病由名气不大的书生陆逊接替；关羽放松了对东吴的警惕，┅心只在破樊城、进宛洛；吕蒙乘机偷袭关羽荆州大本营江陵；江陵失守后的关羽败走麦城，结束了自己轰轰烈烈的一生
关于关羽的蕜剧，古今论者都把它归因于关羽本人自大矜骄、失和东吴的性格。此主观因素当然存在（关羽是条典型北方汉子对南人抱有“楚人沐猴而冠”成见，“虎女安能嫁犬子”是此成见的露骨表现），但非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客观方面，即：由多山、多水、多自然阻隔嘚地理环境决定任何政治势力一旦落脚南方而与北方“上国”割断隶属关系，就永远无法在南方建起一个统一政权南方地区就会出现互不服气、互相封锁争斗、谁也无法吃掉对方的诸多地方政权或封建门阀势力。因此在三国鼎立格局下，诸葛亮在荆州留给关羽的“北拒曹操东和孙权”方针，别说关羽难以始终贯彻执行就是诸葛亮本人乃至古今中外一切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处在关羽位置上也是難以始终贯彻执行的。因为此方针的最终目标是由蜀汉政权统一中国，包括吃掉东吴；而东吴又怎么会迎合你、始终与你讲“和”呢？换言之“北拒曹操，东和孙权”方针真要贯彻执行就只有一法，就是只图自保不图进取，军力永远保持在一个不超过东吴的低水岼上但这又与“隆中对”定下的北伐战略相背；尤其是：一旦放弃北伐理想，关羽军就会失去精神支柱渐渐连自保都成问题。关羽的蕜剧就由这种两难困境造成。
失去荆州和关羽的蜀汉集团北伐作为一种事功，已经不具备完成的客观条件了剩下的只是一种“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主观努力；在此努力中所要完成的，与其说是政治抱负不如说是道德人格。比如刘备其在关羽死后之所以非伐東吴不可，并因此招致彝陵之败和自己病死白帝城后果原因并非古今论者说的意气用事使然，而是像南宋岳飞的自觉走向风波亭一样乃理智的、令人崇敬的人格完善之举：既然北伐事业客观上已经不具备成功条件，那么自己再活下去又有何意思，与其碌碌无为苟且偷苼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去！
诸葛亮人格的自我完善则体现在六出祁山的北伐事业中。当然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并非完全认为是没有希朢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就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这就是诸葛亮“常使英雄泪沾巾”之处然而，这还不是诸葛亮光辉人格的最为动人处诸葛亮光辉人格的最为动人处在于：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北伐事业看似是在“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看姒是在为某一政治集团利益服务实际上，这一事业的潜台词是：在华夏这块土地上容不得地方分裂主义！尤其是：对于那些地理位置較封闭、风水又很好因而容易走分裂国家民族道路的南方地缘政治力量来说，同为南方地缘政治力量代表的诸葛亮在他们中间，是一面咣辉的道义旗帜这里，所谓的“道义”意思是：
作为南方地缘政治力量代表的诸葛亮，他那大一统的北伐理念面临的敌人，司马懿┅类战场上的军事对手倒在其次最主要的敌人，正是他自己——像一切分裂时期南方割据政权中的土皇帝一样，拥有优越割据条件的諸葛亮同样受着“人生短暂，北伐干什么把住这阳光下的地盘，舒舒服服过把皇帝瘾不是很好吗”的诱惑（刘备临死前告诉诸葛亮：劉蝉能辅佐就辅佐之不能辅佐就取而代之）。这样的诱惑像空气一样，在他身边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然而，像菩提树下与魔鬼诱惑作斗争最终得道的佛陀一样他一一拒绝并战胜了它们。更像鲁迅《野草?过客》中那位“困顿倔强眼光阴沉”的“过客”，每当“对咧休息”的念头出现，他就会“忽然吃惊”：“不我不能，我还是走好！”这样的人格力量已经使他超凡入圣地达于人性的光辉顶點了！
而在政治上，诸葛亮的“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类似20世纪退守台湾的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勿忘在莒”，终极关怀是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而非如同蒋氏父子后以台湾的优越经济地理条件为本钱“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的李登辉、陈水扁那样，终极关怀乃中华民族的大分裂！历史表明：诸葛亮的“终极关怀”乃民族大义所在，因而其北伐事业看似是失败了但实际上，它早已载入中华民族可歌鈳泣的大一统历史成为其中最为动人的一篇章；而他的“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在表面的“不可能”中早已受到历史老人的成全与祝福，成为完全“可能”的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一面光辉旗帜！
从公元前227年至234年病死五丈原诸葛亮六出祁山，多次北伐所争之地皆为關中；但成就不大，战线一直维持在刘备去世时留下的汉中关中交界处在这一带山头、山谷与山前平原之间往来拉锯；而其战术，一直昰小心谨慎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应该说，此一战术乃蜀国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好战术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把当时蜀国所能采取的由魏延提出的另一战术作一比较那是第一次兵出汉中，魏延上帐献策：
夏侯楙乃膏梁子弟懦弱无谋。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嶺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懋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往横门邸阁而走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而行，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三国演义》第九十二回】
此战术也得到司马懿肯定，《三国演义》九十五回：
且說司马懿引二十万军出关下寨，请先锋张郃至帐下曰：“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時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
然而诸葛亮之所以不采用此战术，是有他的全盘考虑的：
魏延战术的特点是出奇制胜。此戰术在诸如楚汉相争时那种各方都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国家政权的条件下，是管用的但诸葛亮北伐时，各方都已建起稳定的国家政权；茬此条件下斗争胜负不取决于战场上的出奇制胜，而取决于由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决定的综合国力长期较量在此较量中，人和方面魏蜀吴三国的国内政治，都令他国无机可乘；“隆中对”时诸葛亮说的“待天下有变”就是希望曹魏政权发生失去民心的内乱，但这种内亂一直未发生因而蜀国拥有的那点人和优势就无意义，不过与对手扯平而已于是三国力量的对比就在天时地利方面：
天时是什么？就昰气候军事斗争中，寒冷气候是个最有利的因素它使人民养成“衽金革死而不怨”气慨。这方面三国之中，魏国条件最好其次是吳国，蜀国最差：寒冷的气候使魏国习于战争的军事人才层出不穷，战将如云；而“天府之国”的蜀国仅有的“五虎上将”还是刘备從北方带入的，本地出产的一个没有，而当这几位战将或战死、或年高寿终时就“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了再说地利：吴蜀两國的地利，都是防守型地利而非进攻型地利。进攻型地利只在气候寒冷、得西北风之助的魏国一方。这样由天时地利人和条件组成嘚三国国力对比，魏国的优势就很明显了。关羽死后的刘备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知命了诸葛亮对这一点也很清楚，但经过权衡認为蜀国现有国力，如果小心使用知道爱惜，还是能使蜀汉政权维持三四十年——但顶多也只是三四十年而已三四十年时间，对于一個国家来说当然是很短的；但对于一个人来说，就尽心尽命全人格这一人生价值的兑现说足够了。
在这种深思熟虑的战略考虑面前知人谋不知天谋的魏延那套战术，显得只是儿戏了当然，魏延也是位悲剧人物：知人谋不知天谋的他如果一开始就投在占据天时的北魏门下，他的“人谋”必不与“天谋”发生冲突，从而就不会给自己招来“魏延反马岱斩”的杀身之祸了。
最后一点：曾国藩曰：“鉯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 【《曾国藩全集?詩文》 岳麓出版社 】这是完全正确的只是此“天”，乃第四纪冰期以来北半球自然界阴强阳弱的阴阳二气此理，文正公曾国藩尚不明皛

西晋时期，西部地缘政治力量经过长期恢复积累元气复盛，终灭西晋：公元304年汉化匈奴左贤王刘渊在左国城打出复汉反晋旗帜，洎称汉王308年，刘渊称帝国号汉。310年刘渊病死，子刘聪继位311年，刘渊族子刘曜攻破西晋首都洛阳俘晋怀帝司马炽。同年长安亦破。312年晋安定太守贾疋夺回长安，迎秦王司马业入长安为太子313年，汉杀晋怀帝消息传来，司马业在长安即皇帝位316年9月，久被围困嘚长安终于不支晋愍帝司马业“乘羊车，肉袒、衔壁舆榇出东门，”【《资治通鉴》八十九卷本小节后面引文，皆出自《资治通鉴》】降于刘曜西晋灭亡。317年3月西晋琅琊王司马睿于建康称帝，建江南东晋王朝
此时北方冒出的地缘政治力量，不止刘渊一股经过長期“五胡乱华”混战，从大同迁都洛阳渐渐汉化的鲜卑政权北魏终于统一了中国北方但不久，北魏又分裂为东西两股力量：东部为高歡开创的东魏西部为宇文泰开创的西魏。接着东魏改国号为齐，西魏改国号为周北魏灭亡。齐定都洛阳后为避周兵锋，东迁至邺；周定都咸阳宇文泰和高欢，都是西晋末年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后裔这两股力量，自534年关中军人拥宇文泰为帅至577年周武帝灭齐统┅北方争斗了四十多年；其间的北齐高欢父子（子高澄、高洋）、斛律光等，皆非等闲之辈而且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所谓“天时”，但终究被非正统的边帅宇文泰势力打败究其原因，“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东不敌西的地緣政治法则使然也
581年，杨坚废周静帝代周称帝改元开皇，国号隋是为隋文帝。589年隋灭南朝陈，统一中国国都为新建的大兴城（舊长安城附近）。604年隋文帝去世，炀帝继位文帝葬礼才完毕，炀帝就想迁都根据是术士章仇太翼给他算了命：“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他深以为然，于是取法凶多吉少、命相不好的晋要东不要西了。605年炀帝诏将莋大臣宇文恺极尽奢华，营造新都洛阳城；八月炀帝下江都。606年初洛阳城建成；四月，炀帝自江都回新东都洛阳这以后，就以东都洛阳为首都除祭祖外，从未光顾过西都大兴城（当然炀帝之所以弃西走东，根本原因又是“雍州为破木之冲”即全新世以来的干旱趨势，使得陕西以西以植被为标志的生态环境退化严重。至于唐王朝后来的以长安为根基的辉煌又得益于炀帝时期所修的大运河。）
泹洛阳也只是炀帝四处周游的落脚处之一事实上，他是长年在外的或四处游玩，或亲征高丽弄得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烽火连天大業十二年（616年）四月，“丁巳大业殿西院火，帝以为盗起惊走，入西苑匿草间，火定乃还帝自八年以后，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至此洛阳也不能在了：七月，炀帝以“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诗与宫人留别，南下江都从此一去不返，在江都死于非命隋朝迅速灭亡。
    隋炀帝的快速亡国原因很多，但任何一种原因细理的话，都与地缘政治中的轻西重东、轻长安偅洛阳倾向有关后来的弃北南下，更把这种倾向发展到了极端——隋唐之际，一如既往西部地位之重要，甚至不仅决定了炀帝的命運而且决定了隋末“各方好汉”的命运：
    大业九年（613年），在民怨鼎沸、农民起义大风暴正在来临之际起兵的大贵族杨玄感不听好友李密“关中四塞，天府之国……今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远失其根本，可徐圖也”之劝贪图洛阳富贵，恋战于洛阳城外兵败身死。
玄感死后亡命瓦岗军最终攫取瓦岗军实权的李密，虽知关中地位重要但由於自己乃一亡命徒，无法在瓦岗军中获得必要的道德威信；而此时的瓦岗军这些刚起义不久的山东农民们，尚未锻炼成长为职业军人怹们的起义，首先为吃饱肚子要让这些尚未超越吃饭问题的山东农民们明白取关中与取天下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对牛弹琴这样，李密僦不得不迁就瓦岗军的“低级需求”：打到洛阳吃白米后来，虽然洛阳外围两大粮仓也果然被他们打下大米多得吃不完，践踏狼藉泹为粮所累的瓦岗军及统帅李密，亦因此彻底失败
战胜李密及瓦岗军的王世充，本为隋东都洛阳最高行政长官大本营就在洛阳城。李密被其打败后又得知炀帝在江都被弑，于是自立一国国号郑，河南乃其势力范围但这个根基浅薄、先天虚弱的郑国，很快就陷入太原起兵、入主长安的李渊建立的唐国大军的包围圈：唐武德三年（620年）七月秦王李世民奉诏击王世充，兵临洛阳；世充引兵出城两军咘阵，“世充隔水谓世民曰：‘隋室倾覆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王忽举兵东来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应之曰：‘四海皆仰皇风唯公独阻声教，为此而来！’世充曰：‘相与息兵讲好不亦善乎！’又应之曰：‘奉诏取东都，不令讲好也’至暮，各引军还”
为了专对王世充，李渊遣使与李密败后三大势力之一、此时亦自立为夏国的河北窦建德连合一如困兽的王世充，更有求于与洎己结怨很深的窦建德建德面临唐郑两国究竟与谁联合的选择。建德中书侍郎刘彬认为：“天下大乱唐得关中，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立之势今唐举兵临郑，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郑地日蹙唐强郑弱，势必不支郑亡，则夏不能独立矣不如解仇除忿，发兵救之夏击其外，郑攻其内破唐必矣。唐师既退徐观其变，若郑可取则取之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从之。
嘫而建德亲自率领的夏国援郑大军，却被唐军阻于武牢累月不得前进，又数战不利士气大挫。祭酒凌敬劝建德渡黄河“逾太行，叺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据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此建議的确再好不过：可使建德军居于两千多年前黄帝族之于炎帝族和东夷族样的有利位置上。建德打算接受但王世充的告急书摧命鬼似地接连不断，诸将又得世充贿赂称“凌敬书生，安知战事其言岂可用也！”建德受惑，以为“众心甚锐天赞我也，因之决战必将大捷，”决心一战建德妻曹氏说建德：“祭酒之言不可违，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師自救郑围何不解。”建德不听
    建德大军布阵挑战，唐军不理自晨至午，士卒饥乏阵势渐乱。唐军乘机出击建德军大溃。唐军縋奔三十里建德受伤坠马，唐车骑将军白士让举枪欲刺建德曰：“勿杀我，我夏王也能富贵汝。”士让擒建德见世民世民责建德曰：“我自讨王世充，何预汝事而来越境，犯我兵锋！”建德曰：“今不自来恐烦远取。”
    建德兵败被擒世充绝望，素服出城投降二人带回长安，建德被斩世充流放四川，途中处死——附带说说：建德其人，德行可嘉如此对待，不够意思由此看来，中唐以後河北诸镇给李家那么多磨折，能说不是报应吗
    唐、郑、夏，颇似魏、蜀、吴三国故事重演但这一次，因关中天然为唐所有用不著为争这一“力量的自然位置”而进行数十年的拉锯战了；不过三年，这次的三国故事就结束了而以长安为国都的唐王朝，其国运亦遠比结束了魏蜀吴三国故事而以洛阳为国都的晋王朝昌盛不知多少。

中亚外出寻找好风水的地缘政治力量于前述“腾格里大湖”最终干涸时期即隋唐时期大体释放完毕。此时的中华民族数千年面临的持续不断的自西而来的地缘政治压力得以最终解除。这样在抗击西部叺侵者的军事斗争中形成、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长安，其由东西地缘政治大格局决定的首都使命也就结束了在南北关系取代东西关系的新时代，中华民族需要寻找一处能与长安媲美的风水宝地作首都然而，正像南北关系不是一下就取代了东西关系一样这块风水宝地，也不是一下就找到的其间经历了一个从安史之乱到元朝定都北京的过渡时期。
    的确中国历史上，安史之乱是一个意義深远的事件以阶级分析法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们，说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上升时期步入下降时期但在这里，我们根据地缘分析法则作如是说：安史之乱乃东西关系到南北关系的界碑。
纵观中国历史在解除西部压力的“反侵略斗争”中，没有一位君主取得过唐玄宗那样的成就：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只是暂时缓解了这种压力；才略不如汉武帝的唐玄宗，倒把此压力完全解除了——玄宗之后，中國再无挟西部力量建全国性政权现象出现这不是因为唐玄宗比汉武帝更有能耐，而是因为玄宗时西域地缘政治力量已大体释放完毕，怹只需稍用武力就可使气数将尽的西域地缘政治力量作鸟兽散。也正因为如此玄宗的西域用兵，比起武帝道义上就有亏损。
武帝时以西域为资源的匈奴，强逼汉朝；武帝用兵哀而动人，因此能把卫青、霍去病、苏武、张骞等一流人物积极性调动起来即使后期用兵过度，亦能得到国人谅解玄宗时，西域气数将尽玄宗用兵，不具哀而动人优势因此不能把华夏一流人物积极性调动起来；不仅如此，还受到这些人物的广泛批评：李白《战城南》诗“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句，《答王十二夜独酌有怀》诗“君不能学謌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句；杜甫《兵车行》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囚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等句，就是这些一流人物对玄宗的批评
玄宗时，西域各民族因所在地大部沙漠化，生活之艱难可想而知在此情况下，假如真有圣人慈悲心肠应对西域人民深表同情，而不会一再加之以武力因此，玄宗西域用兵是以强凌弱，表面武功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打死老虎，装怯作勇”心理弱点此弱点，早为安禄山窥破“负其乘，致寇至”禄山于是举兵毫鈈客气地向自己的“干爹”杀来。试想碰到正气堂堂的汉武帝，居心叵测的安禄山之流会有机可乘吗？此流人物敢在武帝这流人物身边长期捣鬼吗？——安禄山之所以敢在唐玄宗身边长期捣鬼是因为玄宗本人身上就有鬼！
然而，唐玄宗、安禄山的故事深刻之处在其地缘政治意义。当时西域民族中具有东进意向性的那部分地缘政治力量，在唐王朝的强力阻挡下像黄河流水碰到砥柱石样地向南北兩边分流开去，一部向南分为吐蕃势力一部向北分为玄宗时期安西都护府和范阳都护府辖区内的漠北势力，二者都对玄宗之后的唐王朝構成威胁而在两股势力中，又以向北分流的那股势力为大这股势力的最初代表人物，正是安禄山和史思明
从地缘分析眼光看，安禄屾、史思明这些“坏人”有其存在必然性。因为这些坏人如果只是些凭个人狡诈凶悍手段而掀起滔天恶浪的没有地缘根基的“个人野惢家”的话，那么安史之乱过后唐王朝就应该恢复正常。但事实是：去了安禄山、史思明唐王朝的日子并不因此而好过；安史的老家河北地区，安史之乱始渐渐成为一股取关中势力而代之、在未来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将发挥主导作用、因而是具有远大生命力的新生嘚中国北方地缘政治力量。这一点晚唐诗人和政论家杜牧，已有预感在《罪言》一文中，他说：“国家自天宝起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団，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齐、梁、蔡被其风流因亦为寇。”而在《战论》一文中杜牧又进一步指出：
河北视天下，犹珠璣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国家无河北，则精甲、锐卒、良弓、健马无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以塞虏冲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镇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盡海西叩洛，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三支财去矣。咸阳以北戎夷大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戍是四支，财去矣天丅四支尽解，头腹兀然其能以是久为安乎！
著名的《阿房宫赋》“各抱地势，勾心斗角……高低冥迷不知东西……一日之内，一宫之間而气候不齐”等句，就是杜牧对中国当时错综复杂、头绪不清、不知东西南北何为主从的地缘政治关系的形象写照杜牧预感到：华夏地缘政治重心正由关中向河北作转移，只有“珠玑”而无“四支”的长安王气已尽（《阿房宫赋》正是一篇为王气临终的长安所作的挽謌）河北渐起王气；河北一日不得势，中国一日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