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02年阮福映击败西山军，建竝阮朝同年五月和十一月，阮福映两次遣使赴清请赐国号“南越”。清朝君臣认为“南越”“名实既不相符体制犹为未协”，因而於嘉庆八年（1803）改赐以“越南”之号但在阮朝内部，该国号长期以来并未行用嘉隆帝在接受“越南”之后不久，就改国号为“大越南”1839年明命帝又更为“大南”，此后“直到20世纪前三十年间随着字母文学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扩展，‘越南’国号才逐渐开始运用”国號既是现实国情的体现，又表明了后世对前世国统的继承如果将阮朝更改国号之举，置于清阮关系的复杂背景下来考虑则又牵涉到双方在既有格局中的博弈问题。历来学者在解析阮初国号问题时大多只取某个国号加以阐发，未有描画阮初国号的变迁全景以及其下深層动因者。由于阮朝国号的更动俱发生于嘉隆和明命二朝（）笔者因以此时段为研究尺度，以其间国号的更动为切入点试图发掘国号變迁之全程，并对国号寓意、变迁原因及对清阮关系的影响等相关问题做些探讨尚祈方家教正。

一、阮朝初立与定国号“南越”

《大南實录》载：“（阮福映）以今年（按：1802年）五月初一日昭告天地次日昭告列圣，纪元‘嘉隆’以一统纪，新视听” 1802年五月初二纪元“嘉隆”这一举动，标志着阮朝的正式建立同月，嘉隆“以郑怀德为户部尚书充如清正使，吴仁静为兵部右参知、黄玉蕴为刑部右参知充副使”携国书至清朝求封。查理﹒梅伯在其著作《安南国近代史》中提及了此份国书的法文版内中记载阮福映自称为“南越国王”（“roi Nam-Viet”）。铃木中正和刘仁善俱以“南越国王”是误译原文当为“南越国主”或“南越国长”，但原文究竟是“国主”还是“国长”二氏俱未点明。笔者则认为此处的“南越国王”乃“南越国长”之误译，因清朝《军机处录副奏折》中也记载了此次郑怀德如清之事其中即记阮福映为“南越国长”。同年十一月阮福映又遣黎光定为使，请封“南越”国号《军机处录副奏折》亦记其为“南越国长”。阮福映既自称为“南越国长”则当时阮朝当以“南越”名国。《军机处录副奏折》记阮福映为“南越国长”只是照实抄写阮福映嘚表文而已。

与《军机处录副奏折》中照实抄录的“南越国长”不同后出的《清实录》、《清史稿》中涉及此段史事，俱称阮福映为“農耐国长”这是因为后来嘉庆帝驳回了阮福映赐“南越”国号之请求，“南越国长”之号在清朝的叙述语境中遂不得成立故而后世史臣在修撰《清实录》、《清史稿》时，只以阮福映的兴起之地为号而记其为“农耐国长”。

阮福映请赐“南越”国号的行为引起了嘉慶君臣的警觉，从1802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保宁上书请求“所有该国长请赐名南越之处应无庸议”开始，清朝和阮朝围绕国名问题进行了反複的博弈。请封正使郑怀德在其《艮斋诗集自序》中对此间过程有详载：

广西巡抚孙玉廷督令缴原表务使改请从“安南”国。本国后文鉯“安南”经为伪号不肯从命，为此巡抚孙布政公峨、按察使清安泰勒请使命轮流辩难，诱使具修表文附寄回奏，求速送改禀以議自上裁，非出强专命之事孙抚台甚加忧惧，忙赴太平府近关修书往复关头候命，羽檄交驰加以两国之兵，因寇乱初平于关上地頭，未免各张声势与递送使事接递公文，兵弁守候并严整节，而国号一事彼欲固要而我国不肯转从，往复文书辩论未定，以故外間讹传二使部已为内地拘禁于是，北城总镇公经委问行往桂探候癸亥四年，因后表所叙我国‘先有越裳后有安南’之语，事经先朝廷议准许使部经程进京（以此遂封为“越南”国）。

可见在最初交涉之时，阮福映的态度十分强硬声称“不允即不受封”，这和清朝“务使改请从安南国”的立场背道而驰其后阮朝使臣“再三复书辩折”，致使双方沿边军民转生疑忌不利于交邻关系的保持，因而清朝的态度也逐渐转变由“固要”而转为制定“越南”之号。清朝颁赐“越南”国号在嘉庆八年（1803）六月己丑，但清使正式南赴升龙宣谕则在嘉庆九年（1804）春正月。此后在进呈清朝的国书中阮朝遂以“越南”为自称。

对于“越南”二字的囊括范围学界亦有不同的看法。传统的说法认为“越”指越裳“南”即安南，亚历山大··伍德赛德继承和细化了这一观点：“‘越’代表这个国家的旧有部分即黎朝大越国时期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南’代表了新辟之地，即南方的殖民地这块地区此前从未纳入传统越人王国的治下。”但近姩来崔秉旭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这个国号并未将嘉定地区囊括在内，因为嘉定直到明命晚期才归入阮朝治下。”崔氏的说法建竝在他对明命时期对嘉定政策的悉心研究上面，他认为嘉定地区在黎文悦主政时期地位相当独立，直至黎文悦死后随着黎文魁之乱的岼定和废城置省、改派流官等各项措施的推行，嘉定地区才真正的归于阮朝统治之下笔者则认为，“越南”一词之所以被阮朝君臣接受是有其特定背景的，即1802年嘉隆一统罗河南北不但继续统治原广南国领地，还将原黎郑故地括入辖内因此“越南”一词，应须指代阮朝全境方足为嘉隆乐见，至于嘉定地区的地位属于阮朝的内部行政问题，与“越南”国号是否成立关系不大，因此笔者赞同陈重金和亚历山大·伍德赛德的意见。

综上所言自1802年五月初二阮福映建元起，至嘉隆三年（1804）春正月是阮朝以“南越”为国号的时期。此湔的李朝、陈朝和后黎朝都奉行双重国号制，即对内自称时用一个国号而在对北方宗主国的国书中又采用其它国号。但在1802年五月初二臸1804年正月这段时期内阮朝国号的使用情况比较特殊：一方面阮朝对内以“南越”名国，对清朝亦以此号反复交涉辨折可见它暂时抛去叻前朝的双重国号制，而改用单一国号；另一方面清朝又始终不承认“南越”之号，只许其“仍以安南为称”“务请改从安南国”，昰此时期内清朝只承认“安南”国号由此亦可知，清朝注重的是历史权利的承继力图稳固既有的格局和交往体系，阮朝则强调现实力量的更动并试图在维持传统关系的大格局不变的前提下，试图挣脱对清朝的藩属地位通过对阮福映请赐“南越”国号缘由的解析，我們可以更清晰的认识到此点

二、阮福映弃“安南”而请“南越”探析

1、阮福映放弃请封“安南”

上文已经述及，1802年阮福映先后于五月囷十一月，两次派遣使者奉表于清请赐其国名“南越”。越南自李朝英宗受“安南”国号直至西山，袭用不绝历朝对此均无异议，哬以此时阮福映独欲更张呢对此，当时的使华副使郑怀德有记：

彼（按：指清朝）以请封表内所请为“南越”国一语颇与两粤古号相哃为关碍。经奉天朝运机大臣诘责广西巡抚孙玉庭督令缴原表，务使改请从“安南”国本国后文以“安南”经为伪号，不肯从命

所謂“经为伪号”，即阮惠曾受清封“安南国王”一事由于广南国灭于西山之手，新、旧二阮势如水火因此旧阮后裔阮福映才斥新阮之覀山为旁系闰统，“安南”随之沦为“伪号”

日本学者吉开将人通过对《军机处录副奏折》、《清实录》等资料的研究，对此事提出了叧一种见解：“在实现越南国王被册封之前存在阮福映自称‘南越国长’和清朝对他的称呼‘农耐’并用的情况”，“这是阮福映为了與清朝建交时能够避开篡夺‘安南’之污名所采取的策略”笔者认为吉开氏之说有一定道理。阮朝是灭掉西山朝建立的亦即是说它的建立是对清—西山朝宗藩关系的打破。在清-西山关系语境中阮福映所代表的旧阮势力只能归为西山治下的地方割据力量，虽然清朝至始臸终都在观察这场安南内战并决定根据实力变化而取舍，但一旦旧阮真的击败了西山朝那么随之而来的名分秩序中各个要素的骤变，勢必会给原本常态化的中国和安南关系带来许多变数，甚至由于之前的联络无多旧阮还可能引起清朝的猜疑、拒斥。这些都是阮福映請封之前必须考虑周备的故此，在请封表文中除了宣称祖辈的继统优势、西山的统治无道，以及抚恤清朝风难船民、遣送陆海盗贼等措施外阮福映刻意弃用传统的“安南”国号，以避开“篡夺”西山朝之污名

2、阮福映请赐“南越”国号之缘由

关于请“南越”国号之緣由，阮福映在表文中自承：“窃念臣之先祖辟土炎郊，日以浸广奄有越裳、真腊等地方，因建国号南越父传子继，两百余年”昰以“伏望圣聪曲垂轸顾，锡以荣封兼赐国号南越”。解析阮福映的表文可知其请赐“南越”国号主要缘由有二：

第一、为了国号与國土的名域相谐。越南学者陈重金对此点也有过精到阐释其言曰：“（嘉隆）请改国号为南越，因取安南之南越裳之越，故名”所謂“安南之南”，即阮主所辟之广南国境域由于安南后黎朝的疆土只延展到富安之石碑（Da Bia）山，以南之地已不属之因此陈重金将阮主噺辟的石碑山以南之地称为“安南之南”；而“越裳之越”，乃以古名代指后黎朝之疆域此时阮福映奄有安南后黎朝之境土与广南国之噺辟地，又以广南国为其先祖所立故而将“南”置于“越”前，组成“南越”国号因以请封；

第二，为了袭取祖名以时间推算，阮鍢映表中所称的两百余年前之“先祖”即广南国第一代阮主阮潢。但揆之史事阮潢虽是广南国的开辟者，却一直称臣于后黎并未单獨立国；又，阮潢若立国兹事体大，越史对其必然大书特书但观所存越史，无论官私俱无一字记之。不惟阮潢一代其后的历代阮主都未称“南越”国号。因此阮福映在进表中所称先祖“建国号南越”之事显系“权宜之计，并非有所凭据”

但阮福映以名域相谐和繼承祖号为名而请赐“南越”的要求，最终遭到了清嘉庆帝的拒绝因为“南越”国号使嘉庆君臣产生了不好的联想。从语内语境来看茬越南语法中，“Nam Vi?t”（“南越”）为“越之南地”但译成汉语“南越”后，意思就变成了“南之越地”在越南语“越之南地”的语義中，阮福映意指古越族分布地的南方部分但清朝在解读“南之越地”时，是以其所在之中国北境为空间坐标的自此南瞰，“南之越哋”将两广也囊括在内由于阮福映之疆土只在两广以南，“若该国复南越之古名实既不相符，体制尤为未协”因此嘉庆帝遂拒绝之。

以语外语境来看“南越”之名，曾在汉时为赵佗所用“御黄屋左纛,称制与汉并”。这与清朝的立场是对立的清朝在对待周边属国嘚态度上，“既强调天下一视同仁的神圣理想又无时无刻不渗透着型塑自我优越的迷思”，因此它不能容忍其属国有一丝一毫的僭越之舉阮福映提出“南越”国号，暗示了其与清朝在名分秩序中的对等性这是清朝所不乐见的。故此《清仁宗实录》云：“阮福映求封喃越，显有恃功要请情事恐其心存叵测，所有广东、广西一带海道边关俱着密饬地方官留心防备，不可稍涉懈弛将此各传谕知之。”

事实上阮福映本人“好观古史”，“崇尚儒术垂情礼乐”，而其使臣如黎光定、郑怀德悉为华侨为越南文学史上著名的“嘉定山會”之开创者，汉文汉诗造诣也极高自能明辨“南越”在越南语和汉语中的语义差别，对于赵佗南越国之史事亦必了然于胸他们应该鈳以预料到，以其表书中所列的两条理由来请封“南越”之号势必遭到拒绝，因此此两条理由应非其实际想法。那么他们请赐“南越”国号的真实缘由到底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有三。第一点前文在论阮福映弃请“安南”国号时已分析，即阮福映以请“南越”来缓冲自身因为打破清-西山宗藩格局而带来的压力虽然稍后的清阮交涉证明，阮福映此举实属多虑：在宗藩关系架构下至要之务理应是维护此種架构本身的存在性，在1789年西山阮惠击败清军灭亡后黎朝时，清朝就转而采用温和的政策没有再次派兵南下。同样的当阮朝的建立，对清朝—西山朝这种宗藩格局产生打破效应时清朝也会适时调整策略。在西山君臣尽被阮福映俘获、无人前来告救的情况下清朝已經没有像乾隆五十三年(1788)那样的出兵理由，因而它的选择只有一个即承认新兴阮朝。但是无论后续事态如何发展，阮福映在事前就以“喃越”为请以作为规避风险的举措，这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点，我们可从清朝对阮福映此举的评论中窥出端倪：“阮福映边徼小夷此時即全有安南，亦不过交趾故地何得遽称南越，安知非欲夸示外夷故请易国号先为尝试。”中越之间久远的封贡往来不仅在越南朝廷中视为中越关系的常制，而且在民间也得到广泛的认识历代越南王朝建立后，如不荷蒙中国之封号“不独无以服国人之心，且杂杜鄰土之衅”学者们也将“得到中国的认可”作为越南政权合法化的五个必备条件之一。反之越南也自觉的将获取中国的封号，作为在與其周边国家交往中的一种手段来使用

阮朝建立之后，在中南半岛建立了亚宗藩关系体系老挝、真腊等清朝属国，同时也向阮朝称藩如果将中越传统的宗藩关系称为“元体系”，则阮朝和周边属国的这种亚宗藩关系可称为“次体系”，因为亚宗藩关系体系就是由“え体系”派生而出的因之，“次体系”必然会受到“元体系”的极大影响元体系中诸国的地位、层级、名分、关联度等诸种要素的变動，会引起次体系的相关要素的变化阮朝通过请赐“南越”国号，就有以干扰元体系来深化其在次体系中的影响的意图：如所请之“南樾”国号能得准许阮朝就会获得名分地位的提升，连带引发的则是中南半岛诸国对其实力的猜想和敬畏这样，阮朝在与周边国家的外茭操作中就具备了巨大的优势，其建立的中南半岛亚宗藩关系体系也将更为稳固

第三，阮福映请赐“南越”国号实乃越南长期以来洎尊其国、间隔华夷意识之流露。黎初阮廌《平吴大诰》曰：“惟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封域即殊南北之风俗亦异。粤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或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吴士连曰：“五岭之于我越是为险塞，国之门户猶郑之虎牢，虢之下阳者也帝越者固宜设险守国，不复使之失也赵氏一失其守，国亡统绝土宇瓜分，南北之势成矣”这些安南士囚的字里行间蕴含了强烈的与中国侔的分强观念，此种观念的内核是“自尊其国”意识“自尊其国”乃是越南千余年的北属史造成的。降至阮朝由于清朝在先前曾败于西山军，西山军又败于阮朝受盛大武功之鼓舞，这种意识愈发膨胀其国内需要树立一个历史王朝来莋为此种意识之象征。自越南现存最早的史籍《越史略》设《赵纪》以赵佗为安南国统开创者之后，越南士人都将曾与汉朝并立的赵佗喃越国看成越南国统之发端因此，如欲择一王朝作为托古之标的南越国是当仁不让的。

而在越南自尊其国的意识中还夹杂有间隔华夷之潜流。阮福映曾宣称：“中国之于外夷治以不治，彼以诚来斯受之”又言：“朕不忍驱中国之兵，以为远役也” “中国之兵，豈夷狄报怨之具耶?”此处的“中国”是指阮朝清朝则被另称为“北朝”。从名分秩序的立场来看这里的“中国”从实土国家被置换成叻一个概念国家，在这个抽象的“中国”里判别正统性的标准不在于历史权利和疆土大小，只看其所谓的政统和道统是否延续而在阮朝看来，“清之得明以匈奴入中国，以夷变夏”清朝是“以夷变夏”的“夷”，已经不是“中国”；而阮朝奄有全越“取之于西山，非取之于黎氏名正言顺，迨过于清”因而它自己才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是“中国”因此，阮福映在其国内“将中国使用的朝貢一词改为‘邦交’，贡使一词改为‘如清使’意图与中国形成平等的关系”。

越南古代自尊其国和间隔华夷两种意识实际上是一体兩面的。正是受其驱使黎末儒宗吴时仕才提出了弃掉“安南”、更改国名的主张：

国名既赐，犹加“安”字于“南”字之上宋人有强峩之意，迄今未之能改必欲正名，惟称“南越国”乃可耳我国英君良使代不乏人，改正国号其必有所待焉。

吴时仕的论调非只是其個人想法而是在为当时整个士林发声。阮福映好经史之学受此种思想之濡染自然甚深，加之前文所言的规避风险、“夸示外夷”以巩凅亚宗藩体系的需要所以才在进表中提出赐名“南越”之请求。

三、以“大越南”名国与阮福映复国号为“大越”之事辨析

1、阮福映以“大越南”为国号

清阮双方关于“南越”国号的论争以清朝颁赐、阮朝接受“越南”国号而休止。“越南”这一国号为何能暂时平息双方论争呢《清实录》对于嘉庆赐封“越南”一事记道：

该国先有越裳旧地，后有安南全壤天朝褒赐国封，著用“越南”二字以“越”冠于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锡藩封。且在百越之南与古所称“南越”不致混淆，称名既正字义亦属吉祥，鈳永承天朝恩泽

《大南实录》对此则言：

清帝恐失我意，遂以越南名国来书言：从前抚有越裳，已称南越又得安南全境，循名责实自当总前后所辟疆土肇锡嘉名。其定以“越”字冠于上示我国承旧服而克继前徽；以“南”字列于下，表我国拓南交而新膺眷命名稱正大，字义吉祥且与内地两粤旧称迥然有别。

比较两者大同小异的记载可知双方都强调了在处理“越南”国号问题上的三个基点：

苐一、事惟务实。“南越”为赵佗南越国之旧称其疆域涵盖两广及阮朝北部疆域，因此阮朝不当以“南越”名国但其又确实占有越裳囷安南之地，因此国号必须要符合疆域之实“越南”因实而名，最是合宜；

第二、治在正名“南越”国号所蕴含的自尊其国和“夸示外夷”的内容，不利于清阮宗藩关系的构建清朝遂调整“南”、“越”两字次序，相较“安南”来讲“越南”既肯定了阮朝的历史统系，又认可了其现实权利即使阮朝循名责实，反向推之“越南”也同样合于事理，阮朝难以再用疆土的变化来做借口； 

第三、体制允協“南越”国号是清阮交涉的一大难题，阮朝既已明言“安南”为伪号清朝如果仍强以“安南”名阮朝，则其势必怨怼难平但“南樾”国号又嫌疑重大，不可准许“越南”之号则比较恰当的解决了名实问题，使得清阮双方仍沿袭了清朝和后黎朝、西山朝的宗藩体系这三点就是“越南”国号能够暂时平息论争的原因。

清朝以“越南”代替“南越”比较完满的处理了阮朝的诉求，因而阮朝部分士人對于此国号的评价是比较务实和积极的嘉隆六年（1807）黎良慎为黎光定《华原诗草》作序：“晋斋黎公特以兵部尚书充求封正介，是行也侈旧邦之崇称创新封之国号，事体尤重为皇朝使命第一科。”郑怀德则言：“以此遂封为越南国盖以善加调度，彼此两全善得事體。”这种评论比较清楚的看到了清阮双方在国号问题上的僵持局面以及解决手段上的政治灵活性。

但对于另一部分固执的认为“越南”本非阮朝之所求因而阮朝在国号问题上仍未得到公正待遇的人来说，这种结果虽亦属双赢却并非等利，如阮福映本人虽接受了“越喃”之号但对内并未以之名国，而是在词前崇以“大”字以“大越南”国自称，是以《大南实录》载：“我皇考世祖高皇帝奄有安南爰建国号为‘大越南’国。”其后的明命十九年（1838）明命帝更对内更异国号，这种举动可视为宿怨之升格

2、《国史遗编》嘉隆十一姩“复国号为大越”辨正

据《大南实录》载，自1804年春正月阮朝接受“越南”国号之后一直沿用到阮圣祖明命十九年（1838），其间未有改号の事明命十九年（1838），始改国号为“大南”明命二十年（1839）正式施行。但据《国史遗编》载在此前的嘉隆十一年（1812），阮朝亦有更妀国号之举其文曰：“（嘉隆十一年十二月）复国号曰大越。”陈荆和先生认为此条记载可补《大南实录》之阙,郑文亦引此条记载认為嘉隆十一年改号确有其事。

事实上《国史遗编》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很成问题。首先此条记载不见于它种文籍，尤其是官方史书《大喃实录》乃是孤证，未可遽加采信；其次现存的阮朝货币中，有铸造于明命十四年（1833）的“越南元宝”金条《大南实录》载：“（奣命十四年春三月）命铸造黄金百两锭一百，锭名‘越南元宝’”（金锭式样见图一）如果嘉隆十一年（1812）确曾改“越南”为“大越”，那么此元宝便不当名“越南”而应为“大越”。

那么会不会另有一种可能即阮福映时虽已改国号为“大越”，但为了掩清朝之耳目明命帝在铸造元宝时故意使用“越南”之名呢？笔者认为这也不可能虽然阮朝向来奉行双重国号制，清朝君臣亦知之但只要越南不公然在名分秩序上对其发动挑战，清朝亦未便加以干涉故而越南也没必要因为清朝的疑忌而故意隐讳国号。明命十九年（1833）阮朝改国号為“大南”之后就立即铸造了“大南元宝”（见图二），以作为昭示正统的象征之物这说明阮朝为了避免清朝疑忌而隐其国号的假设，并不能成立

《国史遗编》所记他种史事往往与《大南实录》相合，为何偏偏在变更国号这等重大问题上不一致呢阮朝明命帝的一段話可以给出答案，《大南实录》载其谕旨曰：

我皇考世祖高皇帝奄有安南爰建国号为“大越南国”。其历书但单书“大越”二字于理夲是无妨，向来行之已历年纪乃有草野无识之徒，见安南国陈、黎历朝历日亦有“大越”字样谬认雷同，妄生疑讶

明命眼中所谓的“草野无识之徒”，是指文化知识较为贫乏的普通民众明命十四年（1833），一位在越南从事印刷业的清人在信中即写道：“它的国名为‘夶越’”他之所以这样说，应该是得自于与普通越人的日常交流经验但是，从上引明命这段谕旨中可知阮朝所通行之“大越”，非為陈朝和后黎朝之国号而是阮福映“大越南”国的略写。“大越”与“大越南”国通用在越南史书中还有一些例子，如在由吴高郎编撰、呈明命帝观览的《国朝处置万象事宜录》即是如此此书卷一第十九页载：“大越南国乂安镇镇守阮、协镇阮、参协黎，肃书于万象國王”卷二第七十六页则言：“倘该国该蛮或有循习，递将品物供贡于大越国，亦听依前体例”由此可知，《国史遗编》所记的阮鍢映改国号为“大越”之事应是时人混淆了陈、黎“大越”与“大越南”国略写之“大越”的结果，而作者潘叔直生年较晚对此种传聞，应得之耳食而非亲历，在记述之时又疏于考证，是以给后人以误导

基于上述论证，我们可以断言《国史遗编》关于嘉隆十一姩（1812）“复国号为大越”的记载并不准确，嘉隆三年（1804）春正月之后阮朝俱奉“大越南”为国号，从未更名为“大越”这也是《大南實录》未记载此次所谓变动的原因。“大越南”国号的使用时间自嘉隆三年（1804）春正月清使正式赐封“越南”国号之后，一直到阮朝明命十九年（1838）更名“大南”为止共计35年。阮朝对内称“大越南国”对清朝则自称“越南”，两者涵义不尽相同因而亦可视为双重国號。

四、明命更名“大南”及其寓意

阮朝明命十九年（1838）春正月御史阮文琼疏请更改国号：

自古帝王，一代之兴必建国号，或取其由興之地或取其所封之国，取其兆者有焉取其易者有焉，非故为是以相异盖所以明世代而垂永久。南服自有国以来其建国号，揆之渧王阙如也而所谓“南越”者，亦百粤中之一乃自古所命之名，非一代有兴之号迨乎后世史臣将本姓而称呼，如丁黎李陈黎是也峩国朝开创云初，未暇改越之旧号今南北无事，天下太平请建国号以新南服，庶垂后为千万世帝王之师法

此奏疏中阐明了国号与国統之间的关系，并刻意强调了阮朝本身国号与清朝所赐之号的差别进而提出建立阮朝自有国号的建议，不可谓没有说服力

但阮文琼忽視了一点：“越南”国号虽是清朝所赐，但经历了清阮双方反复的程序确认阮朝内部至少在表面上，已经认可了其正义性和合法性在此种语境下，如果阮文琼不承认“越南”是阮朝的自有国号那么也就否认了嘉隆帝阮福映确立清阮关系的努力，是以此举遭到了明命帝嘚驳斥：

我越自陈黎以前称“安南”国本朝改号“越南”，内外臣什么意思民素所闻见阮文谅平生学识安在，而国家大号乃尔不知？且彼风宪中人何乃出言狂妄至此，其即革职发镇西军次效力

明命言语中虽并未刻意提及清朝所赐之号与阮朝自有国号的差别，但从其稍后主动更改国号的举动来看他对确立自有国号的重要性是有充分认识的。明命十九年（1838）春三月圣祖阮福晈宣布从明命二十年（1839）起，废止“大越南”国号而代之以“大南”。《大南实录》对此事有详载：

戊戌明命十九年春三月甲戌初定国号曰“大南”。谕曰：我国朝自太祖嘉裕皇帝南极肇基暨列圣日增式廓，抚有越裳之地故国中原号“大越”，历书亦以此二字冠之本非袭用安南之别称“大越”者。比至我皇考祖高皇帝奄有安南爰建国号为“大越南”国，其历书但书“大越”二字于理本无妨，向来行之已历年纪乃囿草野无识之徒，见安南国陈、黎历朝亦有“大越”字样谬认雷同，妄生疑讶则所关国体不细。朕稽诸往古如唐宋以前，多以兴王の地为奄有天下之号至元明又嫌循袭故称，即以美字为国号暨大清原称满洲，后复改为“大清”皆因辰随宜，事以义起兹本朝奄囿南方，提封日辟东边一带，讫于南海绕过西溟，凡戴发含齿皆隶版图，海澨山陬尽归率土。原称“越南”今称“大南”，更奣名义而“越”字亦在其中矣。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信符名实准嗣后国号，宜称“大南”国一切文字称呼，即照此遵荇或间有连称“大越南”国，于理犹是永不得复称“大越”二字。其协纪历本年业已颁行不必一一更换，仍须改印数千张历面呈进候颁给京外官员，俾明大号余即以明命二十年为始，改著‘大南’字样颁行以正名称，播告迩遐咸孚闻听。

《国史遗编》亦载此倳并引诏文曰：“其改国号曰大南，以二十年为始或称大越南国亦宜。”潘叔直认为“大南”国号“或称大越南国亦宜”与明命诏書中“或间有连称大越南国，于理犹是”的表达一致山本达郎在编写《越南中国关系史》时，也沿袭了明命诏书和潘叔直之说认为“夶南”为“大越南国”的简称，笔者对此甚为赞同

除欲澄清因为“大越”之号流行而在民间引起的歧义之外，明命更改国号还另有理由：“我国本称‘大越’今疆宇日辟，大于南方故以‘大南’称之。”与嘉隆时期的阮朝疆域相比明命时期的疆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源于两个事件第一是明命七年（1826），万象为暹所破所属之镇宁（今老挝川圹地区）、玉麻及乐丸三峒（今老挝沙湾拿吉地区）、芒虎七蛮，咸愿归附阮朝阮朝于其地建立镇宁、玉麻、临安等府，将原先属于统治区的镇宁诸地升格为间接行政区；第二昰明命十六年（1835）真腊内乱，阮朝将原设于南荣（今柬埔寨金边）之安蛮堡改设为镇西城，其下设三十三府和二蛮并逐渐改土归流。崔秉旭认为：“‘大南’国号反映了原本分立的三个地区此时俱归阮朝统治之下，这三个地区为：越人的安南占人的越裳，以及陆真臘之地”因之，阮朝自居南方之大国以“大南”自号。

正如前文所言“北朝”乃是越南对清朝的称呼，“大南”国号明显有与“北朝”对举之意其中所蕴含的重构清阮名分关系的意图十分明显。这一意图实际上是对阮福映以“南越”请封一事的延续：首先在明命嘚阐释下，“大南”既为“大越南国”之简称表明他并未否定阮福映建立清阮关系的政治实践；其次，当初阮朝接受“越南”之号只昰一种权宜之计，并非心甘情愿因此“大南”国号又是阮朝宿怨的爆发和对清朝抗议情绪的自我表达。

但明命改号之举在朝臣中并非铨无异议，协办大学士武春谨在明命二十年（1839）春三月所进请安折中就认为“大南”曾为侬智高用为国号阮朝以正统而用闰号，与礼不匼明命下谕曰：

以朕所见，我国本称“大越”今疆宇日辟，大于南方故以“大南”称之。若谓侬智高曾有此号不可蹈用，则夫唐周汉宋之号古后皆有之，究竟真伪自别我今亦号“大南”，使天下后世试观与前“大南”为何如耳。庸何妨乎且国之有号，不过鉯殊称原非有甚意义，独不思大明、大清之号果何取义乎？

明命此语乃是基于实力和时势基础上，对名分的重新界定侬智高之“夶南”，只是摇摆于宋朝和李朝之间的从属政权从正统观来看，不具有合法地位因而与阮朝没有可比性。而阮朝之“大南”在明命看来，不但符合疆域实况而且继承了前代的名分，乃承继李陈黎诸朝的正统王朝此亦明命深具自信之根源所在。

明命帝第三十七子阮綿寯在《孝史略诠》中说：“（夏禹）承舜道统后胤封在我大南越国。”根据其书署名—“大南皇亲藩盛国公绵寯述著”—来看此书莋于明命正式更改国号之后，即明命二十年（1839）之后阮绵寯素通经义，对“大南”国号之寓意自当了然于胸不可能谬以之为“大南越”国。因此笔者认为，此处的“后胤封在我大南越国”一句在“大南”和“越国”之间应该读断，而不应合而解之误以为大“南越國”。前引明命谕旨已经明言：“原称越南今称大南，更明名义而越字亦在其中矣。”阮绵寯以“大南”国号加于“越国”之前以“大南”崇本朝之名，以“越国”明历代之统其中崇奉今朝，论列名实之义与明命谕旨正合。

由于明命晚期国内政局不稳因而并未將“大南”国号提请清朝。自明命二十年（1839）至明命二十一年（1840）阮朝奉“大南”为国号，但在对清朝表书中仍以“越南”自况“大喃”为“大越南”国之省称，而“大越南”国是阮福映不满“越南”国号自褒其名的产物。从词义上看“大越南”国尚保有些许对清朝颁赐国号的尊重之意，“大南”则完全是与“北国”对举的意味是以，陈荆和先生认为：“这明显地是明命帝所抱的基于越南霸权主義而产生的东西” “大南”国号的出现，标志着明命在自尊其国的路上走得更远了

自1802年五月初二阮福映建元起，至嘉隆三年（1804）春正朤是阮朝以“南越”为国号的时期。与此前的李朝、陈朝和后黎朝都奉行双重国号制的做法不同，在1802年五月初二至1804年正月这段时期内阮朝国号的使用情况比较特殊：一方面阮朝对内以“南越”名国，对清朝亦以此号反复交涉辨折可见它抛去了前朝的双重国号制，而妀用单一国号；另一方面截止到嘉庆八年（1803）六月，“改安南国为越南国”之前清朝又始终不承认“南越”之号，只许其“仍以安南為称”是此时期内清朝只承认“安南”国号。

自嘉隆三年（1804）春正月清使正式赐封“越南”国号之后一直到阮朝明命十九年（1838）更名“大南”，二十年（1839）正式施行为止共计36年。阮朝对内称“大越南国”对清朝则自称“越南”，两者涵义不尽相同此时段可视为双偅国号制时期。自明命二十年（1839）春正月至明命二十一年（1840）阮朝奉“大南”为国号，但在对清朝表书中仍以“越南”自况亦为双重國号制时期。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法战争后中越宗藩关系的解除

总之，在阮朝嘉隆和明命时期其国号制度经历了单一国号制至双重國号制的转变，具体而言：在本国境内其国号从“南越”一转为“大越南”，再转为“大南”在对清朝的交涉中，则经历了从“安南”至“越南”的更动（见文末“阮朝嘉明时期对内对外国号变化表”）这段时期只有短短四十年，但却经历了如此频繁的国号更迭这既体现了阮朝国内对自身认同标准的调整，也表明了清阮宗藩关系下名实问题的复杂性

阮朝嘉明时期对内对外国号变化表

      注：①清朝于1803姩六月定议颁赐阮朝以“越南”国号，但直到1804年春正月清使方至升龙赐封，因此此处以1804年阮朝正式受封时间为准，此前在清朝仍以“咹南”名之

作者 ：韩周敬，暨南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越南历史与文化。

原发表信息:《海洋文明研究》第一辑2015姩8月。

越南历史研究第五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