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陈宗培：反右与文革，空前绝后的历史精品
陈宗培：空前绝后的历史精品
发布时间: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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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炮制的历史精品——“反右”与“文革”，堪称空前绝后。
　　反右运动已过去好几十年了，关于它在高层的档案资料，仍像深宫里的佳丽，未向世人展露自己的姿影，研究者不可能获取第一手资料。虽然有过一些专著，很难说已经对反右运动作出了准确的总体把握。姚杉尔的《中国百名大右派》，据说是一部系统研究1957年右派问题的开山之作。这本书把我们带回了那个产生梦魇的时代，产生悲剧的时代，产生童话的时代。该书名曰“百名大右派”，实际上只从外国人所列的百名大右派中挑出了25个右派给以评介，从而披露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痛苦，披露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分裂，披露了中国知识分子人生旅程的坎坷。他说，在反右运动的高压下，他们可以承认（大搞逼供，不承认行吗？——笔者）自己“罪大恶极”，他们（其中有的是想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有的是为了掩护自己过关而出卖良心）也能揭发他人“罪大恶极”！
　　朱地的《1957：大转弯之谜》和《1957年的中国》，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当年有关的报刊资料。但是，他自己都承认，他的书只是对“决定”的诠释。在我国，宪法可以修改，党的“决定”和领导人的“指示”是不能“修正”的。正如历史学家叶匡政先生说的，历史只能是为“观念”服务的工具。
　　不过，叶永烈还是在《反右派始末》一书的末尾质疑：“既然承认了作为一九五七年‘右派’核心的‘章罗联盟’是不存在的，既然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分子’是错划的，发动‘反右运动’还有必要麽？”并说，“既然实践表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是错划的，那就证明‘反右派运动’是错误的。”但是，他还是不得不屈从于邓小平的结论：“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
　　有人研究过，当年站在前线指挥反右的总书记在其公开发表的著作中对这两句话重复了九次。想必是放心不下，所以讲了又讲。到底“扩大”了多少？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右派分子总数为552877人，不予“改正”的96人。即使没“改正”的都是地地道道的右派，小学生就算得出“扩大”了多少倍。有人说，这好比是把水坑扩大为池塘——湖泊——海洋。国民党对付共产党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没想到共产党为了整倒一个，宁可冤枉五千五百多个，也坚持不给右派平反，以显示“反右本身没有错”。我很想重温一遍总书记当年的反右动员令——“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不知为何没把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收入他的“文选”。
　　叶永烈“用带泪的笔”写下的《沉重的1957》，回顾了当年名震中外的八个大右派“遭遇了不应遭遇的厄运”。叶先生用大量的事实证实了他们不但不是牛鬼蛇神，而且还是中国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历史被颠倒了，原本的左派，竟成了右派！他说：“历史最诚实，历史也最无情。‘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历史是个怪物，近看看不见，远看反而看得清。”“历史使一切事物，都还其庐山真面目：善即善，恶即恶，美即美，丑即丑”。1957年众口一词称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典型理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的“党天下”，今天重读那些建议的原文，哪有“反骨”可言？要说他们的建议有什麽“错误”的话，那就是过早地跑在历史的前面，跑在时代的前面！敢说、敢为、泼辣、正直的著名女记者浦熙修，只不过因为是罗隆基相处十年的“亲密朋友”，也成为反右斗争的烈焰喷射的目标，被说成是“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民盟右派系统”的女干将。她在肉体与心灵的双重痛楚中，不到六十岁就含冤离世！王造时重提“魏征精神”，也落了个“自比魏征，向党进攻”的罪名。日，社会主义的苏联竟与日本侵略者签署条约：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王造时等九人曾致信斯大林深表遗憾。王博士头上又多了一顶“反苏”帽子。“拥护苏联”还是“反对苏联”，可是区分香花与毒草的政治标准之一啊！“七君子”之一的王博士被整得家破人亡！新中国建立后，曾向世界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前俄国掠夺我国大片领土的不平等条约却在例外。王博士在1941年就“反苏”，当然罪在不赦！彭文应只不过建议用民主来制止官僚主义，建议新闻报道少点片面性，建议重奖发明创造，建议干部政策要做到量才录用、因才利用和有职有权，这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他早在1932年就发表了《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鲜明、强烈地主张中国应当走社会主义之路。1933年发表的《剿民乎？剿匪乎？》公开指责国民党当局：“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极力消灭的，乃是信仰马克思、服膺列宁的青年……”他面对反动政府的带血的刺刀敢于发表“亲共”的言论，而且见诸行动。共产党的这样一位难得的盟友、战友、诤友，年仅五十八岁就被那些“左派”整死了！葛佩琦的一生就更离奇了，时而“正”，时而“负”，时而“红”，时而“黑”，波澜起伏，大起大落。他的形象不断地改变着：三十年代——学生运动领导人；四十年代——党的秘密工作者；五十年代——大右派；六十年代——阶下囚(被判无期徒刑)；七十年代——特赦释放人员；八十年代——老党员（丁玲从1940年到1984年的遭遇也与他相似：肯定、否定，又肯定、又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到1984年才重新获得1940年的结论：“忠实的共产党员”。这44年中，有30年是戴着“反党”“右派”“叛徒”的帽子度过的）。海外一家报纸曾发表评论说：葛佩琦作为共产党的“特工”，国民党想惩罚他而未成，想不到共产党的监狱却把他关押了十八年，（如果不是曾经受党的秘密派遣当过国民党的“少将督察”能享受特赦提前出狱吗？）成了一宗大笑话！——不过，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国民党派大军没剿灭中共川东游击队，共产党执政后，不但把在艰难时期帮助过中共地下党员的开明士绅廖某从县中学拉回去镇压了，游击队的支队长陈太侯也以“土匪”罪枪杀了，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中共川东特委委员卢光特、中共奉节特支书记王庸等一大批骨干都被划成了右派，还有一批戴着“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等黑帽受尽了煎熬——庞薰琴应《人民日报》记者的约请写了一篇标题为《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的文章，记者将稿子送庞教授所在单位党委审查同意后才见报，该文又受到周总理的赞赏，没想到，“跟着党走”也成了反党的罪行！这个赤诚的爱国者、进步的学者、革命的画家，不但成了大右派，而且还定为“极右分子”！这八个右派，在五十多万右派中所占的份额虽不大，但具有代表性。
　　最近，听朋友说胡平写的《禅机：1957年苦难的祭坛》值得一读。该书虽然没脱离毛泽东1957年从“整风”转到“反右”与1959年由“纠左”倒过来“反右倾”、1966年先夸海瑞精神后又批《海瑞罢官》一样，都是“事出有因”的旧框，但从全书看，它并非完全是为“观念”服务的工具。
　　毛泽东曾把“统一战线”列为我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全国的民主党派成员约6万人，各级统战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有6万人左右。可见其重视的程度。1957年反右运动初期，矛头直指民主党派头目和起义将领：章伯钧、罗隆基、许德珩、谢雪红、龙云、黄绍竑……当时我很幼稚，还以为民主党派反蒋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要借此把民主党派这个花瓶砸掉。后来，我才知道，毛泽东认为，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完成后，主要任务是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其对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过：党外知识分子中，中间派占70%左右，左派占20%左右，右派占10%左右。作为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从他老师那里搬来的一段话更精彩：中国的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在毛泽东的精心策划下，通过导演“鸣放”，下饵钓鱼，引蛇出洞，诱敌深入，无限上纲，大搞株连，然后，或用历史整容术，或用断章取义，或用移花接木，或用指鹿为马，或用“莫须有”，552877人被“划”为“右派”（这是20年后官方公布的数字，据有人讲，就是把各省的统计数字加起来，全国的右派分子已接近百万——转引自《禅机：1957年苦难的祭坛》。另据戴煌说，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是552877人。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右派加上不拿国家工资的大学生、民办教师、工商界和民主党派的右派，不下10万。不戴帽子的内控“右派”也是数以万计——转引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社会上的反右斗争方兴未艾之时，又把矛头指向了“红皮白囊”的党内右派。
　　在我国，“计划就是宪法”，每次运动都有整人指标，反右也不例外。层层党的领导为显示自己“革命”总是争相超额完成。只有200多名干部的司法部，划的右派比例高达23%，也许是因为这个比例太触目惊心了，后来赦免了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货真价实”的右派所占比例仍有16%。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中的右派占18——20%，《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划的右派占总人数的17%，《文汇报》驻京办有10个人，有7个被打成右派，其余3人列为“内控分子”。作协文学讲习所第三期88个学员中有一半获得右派封号。连毛泽东历来情有独钟的解放军也未能幸免，有7000多军官被打成右派。《中国“左”祸》中提到，老红军蔡铁根大校被划成右派后，在日记中发过牢骚，文革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据胡平调查，文明有遗亡的角落，在中国，凡涉及整人的运动，不但不会有遗忘的角落，而且越是文明程度低的地方，整起人来越是激烈。安徽山区某小学共有30多个教工，校长费尽心思才完成抓5个右派的任务。而我县一所高寒山区小学的校长革命热情就高得多，一口气就揭发出了5个右派。那时，对反右消极的领导，也会大难临头。时任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的李新在《反右亲历记》中提到，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研究了大半辈子马列主义，却没弄懂毛泽东思想，他就不赞成“引蛇出洞”的策略，没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因而遭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责难。刘说：你站在右派的立场，怎麽能查得出右派呢？邓说：我看你就像个右派！于是，令高级党校重新开展反右斗争。该校重新反右时，杨献珍靠边了，党委常委们在研究给杨献珍扣右派帽时，都认为杨为人不错，又是他们多年的领导，就把杨的秘书马鸿模弄来当了替罪羊。随后，杨也被调离高级党校。中央广播局副局长、局党组成员、对外广播负责人温济泽就不如杨献珍幸运了。党委办公室负责人提醒他：按平均5%计算，他负责的部门打的右派还没满额。不识时务的温济泽却说：“如果有6%，我不会放过；如果没有5%，我也不能硬打。”结果，在反右基本结束11个月之后，温济泽在1958年10月中央司局级干部“反右补课”时被补为右派，并揪出了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与温济泽遭到同样命运的，还可举出很多。时任中共“八大”代表、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中宣部秘书长、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的李之琏和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黎辛，只因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时，没按周扬的意图办，也被诬为“美化叛徒”，“充当右派和反党分子的保护人”，于1958年8月被定为“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并宣布李之琏为“极右分子”，黎辛为“右派分子”，机关党委另两位副书记张海和崔毅也受牵连被定为“反党分子”。据李之琏说，在全国范围内，凡实事求是地说过丁玲好话的人，或定为右派，或定为反党分子，或作为犯严重错误，都一一受到处理。韦君宜在《文坛反右风涛》中说，历次政治运动被整的人还允许复查甄别，而反右，中央特发通知，凡划右派者，申述要求翻案，一律不得受理，连重新翻阅一下档案、看一看处理轻重也不允许。
　　毛泽东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提供了一个数字，那时全国有包括高小、初中毕业在内的知识分子500万人，用官方公布的55万右派两个数字计算，小学生也算得出右派所占比例是多大。那时还规定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若把工农中的高小、初中毕业生剔除，这个比例会更大。胡平教授在他的书中有这样一段感言：毛泽东对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价值可以像芥末一样忽略不计，被其称为“战友”“同志”的邓子恢、彭德怀的命运，都会被搓揉得狼狈不堪，乃至惨不忍睹，更遑论毛泽东眼里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只配冠之以“梁上君子”的中国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1957年的那场政治足球场上，叱咤风云，无论怎样踢，都怎样有理。他钦定了“章罗联盟”，虽然大家都知道“章罗联盟”是“莫须有”的，但谁敢说二话？只有罗隆基不识时务，还给沈钧儒写信自辩：“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极大的冤枉。这个冤案的真相，今天不能明白，将来总会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后总会明白……”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文件的结论是：“‘章罗联盟’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但在作为资产阶级右派政治势力的代表的意义上仍应认为存在……”早年是“钦定”，后来又“认为”，于是就棺盖论定了！所谓“联盟”，从来都是指的组织上的联盟，既然“‘章罗联盟’在组织上肯定其不存在”，又凭什麽“仍应认为存在”？当年参加了挞伐“章罗联盟”的千家驹先生在1986年10月纪念罗隆基九十诞辰的座谈会上，深感自愧，激动地说：“‘章罗联盟’，千古奇冤！”
　　罗隆基也太固执了，那年代，要整你，即使不给你加任何罪名同样可整得你家破人亡而又无处伸冤。我们县有一所中等学校，1958年处理右派分子时，顺带将4个不顺眼的老家伙（他们凭经验，会上只说好听的，所以没被划成右派）清除（当时叫“除四害”），两个送劳教，两个送农业社监督改造。会上只公布了他们的履历（既是老家伙，即使其中有的还曾是地下党员，都可从历史上找出不干净的痕迹。至今我还记得，历史教师刘某的“历史问题”就是解放前在某市拿脉处方，为地主、官僚服过务），并没宣读罪状。劳教的还多活了几年，到农业社的两个不久就饿死了。接着，又开除了好几个学生。我记得其中一个共青团员，头天批别人还很积极，第二天突然被揪出批斗。其罪状是“侮辱”毛主席：政治课教师发现他在考试答卷上将“毛主席”写成“毛王席”——据看过那张答卷的人后来说，答卷的字写得潦草，“主”字上头那一点下笔较轻而已——校长当场宣布将其开除，并派人押送回农业社监督改造。不过那些学生年轻体壮，20多年后，已是中年的他们终于获得了平反。
　　朱地在《1957：大转弯之谜》中说，不少人在研究1957年这段历史时，都认为，毛泽东是在5月中旬作出大规模反击右派的决策的，其标志就是他在此期间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而此后的开门整风，只是打着揭露和清除党内“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幌子来“制造”右派。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其变化》一文中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还提出，“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5月16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又主张：“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6月6日，他为中央起草的文件明确指出，今后的整风，要用大鸣大放的方法加紧进行。并指出，反右“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斗争”，要求各级领导将本单位人数按照左中右排队，使自己心中有数。6月8日，他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其中将“引蛇出洞”列为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战术。6月19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多次修改后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内中特地增加了六条政治标准，使之成为反右的武器。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青岛会议，进一步部署反右斗争，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成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一开头就写道：“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8月1日，中央又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要求“深入挖掘”右派。这个指示下达后，“钓鱼”战术，或曰“引蛇出洞”战术，或曰“诱敌深入”战术（设圈套诱人陷入落网），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李新在《反右亲历记》一文中就多次提到，他曾奉命在新闻系主持召开北京新闻界座谈会，以“引蛇出洞”，连系主任安岗也不知其意图。若不是他多次示意阻止其发言，安岗肯定成了右派。他很遗憾，没能阻止他的战友、著名女记者彭子冈发言，害她遭了大难！对此，他一生都感到内疚。他还透露当年人民大学的《人大周报》为了“制造”右派，竟使用篡改别人发言，捏造发言内容等手段。
　　自从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后，以揭露批判现实生活中一些不良倾向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逐渐多了起来。先有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后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毛泽东对这些作品都作了相当高的评价。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批判“三风”的杂文、讽刺诗和漫画。毛泽东看了题为《摇头》的讽刺诗后，极力称赞，并希望多有一些这样的作品。朱地说，毛泽东早就指出过，“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1957年开门整风中的文学作品，是当时开展自由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谁曾想到，刚刚受到毛泽东赞扬的王蒙等作家、艺术家，转眼间也成了居心叵测的右派。一大批知识分子为之哗然：“你们出尔反尔，岂不是阴谋麽？”想不到毛泽东倒也坦然：“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天真的知识分子有几个能识破那些阴谋、阳谋、诡计、巧计呢？记者戴晴在一篇作品中写道：“党号召大家讲话，号召鸣放，号召大鸣大放，号召——用15天之后的语言——他们‘猖狂一时让他们走到顶点’！”
1980年，周扬在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中说：“我们搞双百方针搞了20多年，人家把你看成是钓鱼，毛选五卷讲了很多……现在我们还是这麽宣传。可是人家不相信，他有经验主义，认为‘鸣’‘放’就是钓大鱼。”
　　胡平对阴谋与“阳谋”作了比较：阴谋，尚需提心吊胆、嗫嗫嚅嚅、左顾右盼，而“阳谋”，因为有权力的强有力支撑，则能大张旗鼓、振振有词、一意孤行。阴谋，只能造就一个罪恶的小集团，而“阳谋”造成的是这个国家大面积的道德滑坡……历史收下了几十年的春华秋实之后，还很难说人们已经走出了1957年的梦魇。
　　天真的知识分子哪里知道，毛泽东要的是“歌德”，并不需要“但丁（盯）”。胡风遵从周恩来的意见给中央上书（引自刘炼的《何干之幸免被捕的背后》），结果被打成反革命；梁漱溟只不过在会议上建议不要忽略了农民的利益，不就招来了暴风雨般的批判吗？文聿的《中国“左”祸》中记了这样一件事：画家李滨声在公社监督劳动时画过驴和牛。没想到，这也成了污蔑人民公社的罪行：画驴是居心险恶；把公社的牛画瘦了，是心怀鬼胎。我县师范学校的美术教师曾将学生带到城郊去上写生课，有几个学生的画板上出现了茅草房。这个美术教师也得了一顶右派帽子。其罪状是：城里有洋房不画（那时，城里也有不少茅草房），偏要学生去画茅草屋，为社会主义抹黑。
　　这场运动，使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转眼间成为彪悍的职业“屠夫”，也使一些知识分子原本看得与书本一样珍惜的脸皮变得无足轻重了。我就见到过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害怕别人揭发他在办公室闲谈时流露的“右派言论”，采取以攻为守的手段，将自己当众说过的话奉送给一个年轻人——那场运动，既不准“狡辩”，也不用调查核实——他把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推下了地狱，自己踩在别人的头上入党升官了，几十年来毫无愧疚之感。吴晗当年用他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准了方向，在运动中横枪跃马是多麽潇洒自如！没想到几年后却被在1957年知识分子的血泪里快速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姚文元刺下马来！
　　1957年那场像猫捉弄老鼠一样捉弄知识分子的运动，它不但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告别了安宁与创造、理想与事业、良知与良心，也使刚刚能吃上一口饱饭的中国告别了稳定和发展。反右运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过去而结束，而是随年轮的转动而延续。如果说，1957年是右派分子的断头台（我们县以下的反右运动在1958年春才进入高潮，随后的“拔白旗”“交心”运动中又补划了一批“右派”，文聿的《中国“左”祸》中提到的辽宁锦西高中校长董冷石是1959年才被认定的“漏网右派”），而1958年则在所有的知识分子头上吊起了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到了既触及肉体又触及灵魂的文革时期，不但右派分子是瓮中之鳖，一些没戴右派黑帽的老知识分子的脖子上也触到了“革命”的利刃，想生不让你好生，而死又不让你好死！中了“阳谋”挨了整，还得感谢党的“挽救”之恩，还得歌颂毛主席的英明！苏联肃反扩大化时，那些含冤而死的老布尔什维克，在被处极刑时为什麽还喊“斯大林万岁”？为什麽我国一些知识分子在厄运来临前留下的遗书中还不忘写下“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之类的话？死而复生的肖乾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还得为自己的家人和后代留点活路啊！写到这里，很自然地联想起在影视剧中看到的情节：皇帝宣布对某大臣“赐死”，该大臣不但不骂皇帝，反而连呼“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们害怕诛灭九族啊！
　　1957年后，“知识分子”这一意味着“思想”与“科学”群体，有了新的“美称”：“吃屎分子”“牛鬼蛇神”。在某些“左派”先生看来，知识，好似资产阶级的遗传因子，谁持有了知识，谁就必然持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谁就一定或多或少地沾染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知识，犹如放飞淋病、杨梅等性病的劣等妓院，犹如大量繁殖蟑螂的夏夜阴暗潮热的角落；知识，简直就是一种病毒，在吴淞口投上那麽一滴，便能叫太平洋的鱼类死光：它是罪恶的代名词。不但在社会的大街上，知识成了过街老鼠，就连知识分子自己也因为知识而有了一种政治上深深的原罪感。
　　反右，也是一场让民主失色的运动。1957年注释了这样一个命题，1966年更证实了同一个命题：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假若突然讲起“民主”来，这多半只意味着接踵而至的，将是一场对民主的灾难。连刘少奇举着宪法也保不了他这个国家主席，还侈谈什麽民主？在中国这条滔滔的大河中，你尽管随波逐浪就是，脑袋不过是船上尽可以丢进大河里的破盆烂瓢而已。无需赘言，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只能受到历史的报应和人类文明的嘲讽。
　　魔鬼般的1957年，如同尘网包裹了蜘蛛一样，把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右派分子严严实实地包裹在罪孽之中。到了1978年，中央五部门开会讨论给右派分子摘帽的问题。“摘帽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主张，全部摘帽，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予以改正。有人提出，一风吹地给右派摘帽，他们头上依然扣着一顶无形却结实的帽子——“摘帽右派”，建议给予甄别平反，凡是划错了的，都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据传，在高层讨论时，有一位权威人士说：毛泽东曾说过，右派的问题不能平反。邓小平的发言一锤定音：我们不给右派平反，只给错划了的右派改正。后来在中共中央文件上特别强调：“一九五七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曾经指出：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对反右问题定了铁案：“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有关当局那时还规定：不准将“右派改正”的消息见报。
　　只要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都还记得，“大鸣大放”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各级党委和党报都极力鼓动，党委还动员积极分子带头鸣放。朱地在《1957年：大转弯之谜》一书中有详细地记载。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话，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他一再强调，“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的座谈会上，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商量好，暂时不在各民主党派内号召整风，而集中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件指出，在开展批评时，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要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5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明确指出：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5月10日，李维汉在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再次申明，在这次的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评共产党的缺点。这一年，《人民日报》也发过好几篇有关“大鸣大放”的社论：4月10日的题目是《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19日的题目是《继续争鸣，结合整风》。6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文件要求今后的整风要用大鸣大放的方法加紧进行。但，刚过两天，6月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麽？》反右的号角吹响了！真是翻手为云，覆手又为雨！事过二十多年后，竟然说“大鸣大放”是右派“乘机鼓吹”的。你们想过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的人还没死光啊！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在农村进行社教的指示，8月10日又发了一篇社论：《在农村中大鸣大放大争》。9月12日和10月15日，中共中央又相继发出了在企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教的指示和在中小学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的通知。——据我所知，好多地方都是在1957年暑假期间将中等学校教职员集中起来开展整风反右的。是先打招呼后下文件，还是下面闻风而动？——这些文件中所谓的“整风”“社教”，实际就是鼓动“鸣放”，钓了大鱼又来钓小鱼。城镇的搞法大家都熟悉，也许有人并不知道农村的社教是怎麽搞的。所谓“在农村中大鸣大放大争”，基层党组织又叫“大鸣大放大辩论”。“鸣放”后就按四类排队：一类，对社会主义忠诚坚定积极；二类，比较好的；三类，对社会主义有严重抵触情绪；四类，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所谓“辩论”，就是对“四类”分子（这里的“四类”并非地、富、反、坏那“四类”）展开斗争（施以拳脚棍棒是“辩论”的常用手段），对“三类”分子进行“消毒”。据我县党史记载，全县有3200多名农村社员被划为“四类分子”，受到批判斗争。后来，中央发文不给农民戴右派帽子，但那顶“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还是免不了。他们不叫“右派”，实际上又享受了“右派分子”的待遇。后来好长时间，干部只要说一声：“再不听话就开你的辩论会！”社员们都会浑身发抖。正如县党史所说，这次“社教”，实际是反右的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
　　反右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诬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直至大搞逼供、非法拘禁、滥用刑律惩罚，使那样多的右派精神和肉体上饱受摧残，他们的家庭子女遭受磨难。你听说过罪犯被处决不需判决书的吗？你听说过枪毙死刑犯还向其家属收取子弹费的吗？中国有！这事就发生在北大学生右派林昭身上！林昭的冤案，导致其父母双双自杀！几十年后，领导人不对自己的罪错承担半点责任，不给被害人平反，只给因“扩大化”而错划的右派给予“改正”。你被整得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还得感恩戴德！你不能因为给了你部分人道，而要求讨还全部人道；不能因为对方表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清醒，而要求对方从根本上清醒。
　　在落实错划右派“改正”政策的时候，就没有当年给右派戴帽那麽爽快了。明明是你自己搞错了，整了人家几十年，可还要说只是“扩大化”，还得被整的人申请，还得看人家是否“恩准”。拿葛佩琦来说吧，他的“历史反革命”冤案于1980年12月得到了平反，“现行反革命”冤案也于1981年底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了“再审判决”，但是，他们的右派问题却不给改正。葛佩琦不但多次申诉，还到时称“胡青天”家上访过。1957年任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1981年挂名国务院参事的李逸三为此给胡耀邦写信，以在场者的身份，证明葛佩琦的发言见报时被明显地歪曲和篡改。1957年任人大副校长的张某也认为葛佩琦的右派一案确系冤案，应予改正。直到1986年2月北京市委办公厅才做出了“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经调查属错划，现予以改正”的结论。戴煌说，在葛佩琦及其家庭的小舞台上，共产党内的权势者绞杀“不合朕意”之共产党人的长达30年的大悲剧，主要得益于胡耀邦的致力扭转，才有了一个可喜的结束。当年不过扎着一对辫子的学生右派林希翎，可能是因为无职无级，虽经多次申诉，又经有关部门、知名人士呼吁，直至党的总书记三次批示，不但右派不予改正，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先决定对其“反革命”一案予以平反的，后来也拧了个个儿——“维持原判”。国民党军政起义人员可以既往不咎，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官员可以全部特赦并予以安置照顾，但对右派分子还是坚持留下了96个不予改正。有人做过精确计算，按官方统计数字计算，未予改正者占戴帽总数的0.00018，无论是小学生笔下，还是家庭主妇、统计学家眼里，小数点后面的第四位数，都是可以抹去的。但为了体现反右的“正确”，对这个数字却分外吝啬。
　　李逸三给胡耀邦的信，不仅仅是一封证明信，还发出了一个老战士的大义之言：目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当时有右派，我们搞反右派运动还是正确的；其中问题是反右扩大化。”我现在认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的性质和文化大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当时的阴谋是“请党外帮助党内整风”，阴谋是“引蛇出洞”。实践已经证明，55万余条“毒蛇”里，99.99%是冤假错……留下万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给我们增加光彩；相反，后辈人会耻笑我们拖泥带水。他还说：给葛佩琦划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我还建议，在查清（给葛佩琦）制造这十八年冤狱的有关人员时，判处他们十八年徒刑，让他们体会一下这十八年冤狱的滋味！李逸三还对前去访问的戴煌说过这样的话：1957年，他打心眼里就不赞同毛主席“引蛇出洞”的说法，如今更不能苟同反右“扩大化”的论点。他说，如果“扩大化”了几万倍，十几万倍，这场运动还能被认为是“正确的、必要的”？
　　像李逸三一样因整过右派而感愧疚者并非绝无仅有。胡耀邦不但积极地为他当年在团中央亲笔签字划的右派改正，还把其中一些人请到自己家里，当面认错赔礼。在一次会议上，他把列席会议的陈模请到前排就坐。胡耀邦向与会同志说：在我们团的高级干部中谁吃的苦头最多呢？就是陈模。团中央在196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说着，他就向陈模连着三鞠躬，接着又向整个会场三鞠躬。陈模热泪盈眶：当年团中央打右派时耀邦同志在国外访问，现在却代他人承担责任！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坦率而沉痛地说：全国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我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所有被伤害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感到深深的歉意。在浦熙修的追悼会上，她的亲属收到了陆定一和华君武的亲笔道歉信。病痛折磨中的巴金，时时怀着“欠债”的心情感到不安。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退休后回忆起过去几十年盲目追随左倾路线，宁“左”勿右，伤害了一些同志，也害了自己。他主动自我解剖，净化灵魂。人称文艺界的红色沙皇——周扬，在1979年春天的一次座谈会上，向首都文艺界的右派逐一点名赔礼道歉，其中还包括在新闻界划成右派、与他毫无干系的刘宾雁。但多数“左派”不像李逸三那样“问心有愧”，北京市委某些人看了中央办公厅转来的信后，对李逸三孩童式的意气只是深感好笑。而更多的是踩在右派的头上升官晋爵了，他们庆幸自己聪明，幸运。胡平先生说：时间将疏理一切，时间将证明一切。可惜，当年的右派多数已离开人世，活着的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前几天，我又重翻了文聿的《中国“左”祸》“反右斗争和‘阳谋’”一章。他一开篇就发出这样的感慨：（对那段历史）不忍卒读，又不能不读。不堪回首，又必须回首。1957年5月上旬，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各地的动态时提到，有人说，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毛泽东立即纠正：“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毛泽东就已定下了“阳谋”，决心“引蛇出洞”。8月3日，国务院颁布了“劳动教养”的决定。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这个决定表示拥护。这意味着右派分子的“出路”已经从法律上确定下来了。
　　文聿把右派分子的“劳教”生活写得很悲惨。不过，无论是劳教人员或是劳改犯人，总还能享受点“人”的待遇。我们县划的296个（县党史上的数字）右派分子，凡与地、富、反、坏沾上边的，都被开除公职，有的判劳改，有的送劳教，有的交农业社监督改造。剩下的“情节较轻、有悔改表现”的100多个右派分子，每月发24元生活费，由警察押送到林场监督劳动。林场是新建的，地处高寒山区。场长、会计和技术员从林业局派去的。每个工队有下放干部、开荒队员，他们是改造者，右派分子是被改造者。那些下放干部，有的是积极分子，是下去镀金准备提拔的，有的本身就不干净，他们对右派特别“左”。开荒队员，原是城里的无业人员，其中不乏小偷流氓，他们都是被赶到林场去的，并非志愿去自食其力的。那些人素来以整人为乐，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整右派，而且还会得到支持，何乐而不为呢？右派每天的劳动任务是挖8000——10000个树窝，其规格是长、宽、深各一米。晚上还得推磨或上山砍柴。按人头供应的副食品，下放干部和开荒队员才有资格享受。右派每天只能吃几两包谷面和一份清水白菜汤。个个都饿得肿脸泡腮的，场医的诊断却是：右派懒，长胖了；开出的“药方”是：多劳动。对所谓反改造的右派当然不会宽容。他们可以把右派拉到雪地上罚跪，积极分子们或用雪团砸右派的头，或给右派头上泼冷水！右派们生不如死！有的偷跑到离林场不远的劳改磺厂去要求当劳改犯人，但磺厂又不收留。有的只得远逃新疆劳改农场。1979年落实右派政策时，劳改的活着回来了，劳教的活着回来了，远逃新疆劳改农场的活着回来了，被开除交农村监督改造的，除一个老地下党员饿死外，其他的也活着回来了，林场里却留下了38具右派分子的白骨！改革开放后，有个社员上山挖药材，发现一具骷髅。从他口中那颗金牙判定，那是当年黑夜上山砍柴失踪的洪右派的遗骨。洪是进军西南的老干部，他躲过了国民党的枪林弹雨，在和平时期却把老命丢在深山野岭，还获得了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现任某中学的一位副校长说，他父亲和叔叔都是右派，父亲被开除交农业社监督改造，有幸把命保住了，身强体壮的叔叔把命丢在林场了！他们一家走访了好多个当年在林场改造的右派，也没寻找到叔叔的尸骨！他哪里知道，那时整死一个右派，好似踩死一只蚂蚁！如果不是难友挖坑掩埋，只能等饿狼饱食一顿！
　　最近，《天津老年时报》介绍了语文专家张中行在历次运动中为什麽没有受到激烈冲击，其原因是得力于他坚守的一句格言：慎言语。张先生直到70岁以后才写文章。他至今还在告诫青年：写文章不能说假话，但也不可能把心里的话都写出来，人还得学会保护自己。但我认为，张先生只能算是一个幸运者。在反右运动中，莫名奇妙地当上右派的不乏其人。据《中国“左”祸》介绍，1958年1月，云南省昭通专署刚满16岁的机要员李曰垓被告知到山区农场劳动锻炼。当他背着行李在冰雪中走了五天，来到农场办公室，一位干部却宣布说：“按照地委整风办公室的通知，你已经是劳教人员了。”李睁大了眼睛，问：“我犯了什麽错误？什麽罪名？什麽帽子？依据在哪里？通知书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我们都不知道，你也不用问这些，已经给你编入右派分子劳教小组，明天出工。”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他写的申诉材料达百多万字。他因“抗拒改造”三次被判刑。1975年被捕的“罪名”竟然是：他申请和“阶级敌人家庭”的姑娘结婚是“反动行为”。后又被诬组织反革命“大同党”，一关又是三年半！我们县有个姓鲍的小学教师，反右时他在搞扫盲。1958年他被通知到林场劳动。鲍老师享受了四年多的右派待遇，1962年接到被精简回家的通知。1979年，落实右派政策时，他却不能像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得到“改正”恢复工作的通知。因为右派分子的名册中没有他的大名。鲍老师并非特例，马占宇就写了一篇《“右派黑户”生存现状》。吉林白城保民农场当年收押了800多右派。如今有十多个丧失“右派户口”的人，还挣扎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独自品尝着凄凉的人生。这些人的档案被原单位注销，失去了包括右派在内的所有身份证明，成了“盲流”，后来无法获得“右派待遇”。这个又老又病的男人世界，多数人已神情呆滞，表情冷漠，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名字，靠民政救济生活。所不同的是，鲍老师还领了200多元退职费与家人团聚，而保民农场那十多个老人只能在那里等待死神！
　　这场运动也并非全无是处。有的人入了党升了官，有的人报了仇雪了恨。“火线入党”——入党升官，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云南省富民县公安局长王仕、检察长杨明、法院院长沈俊和县委副书记李义，因在1956年不同意县委书记把所谓的“破坏互助合作”的“漏划富农”、“反革命分子”李凤英逮捕法办的决定，时隔一年，县委书记就以“反对党的领导”、“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反革命”等罪名，将他们统统戴上了右派帽子。老党员冯雪峰在三十年代与周扬有过争论，这次周部长给冯老革命送了一顶右派帽子，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文聿在他的书中提出的几个问题：为什麽灾难连着灾难，周而复始？为什麽自残了英灵雄气，自息了挺进新世纪的壮曲？为什麽自残自害，批判、告密、劝降、迫害、处分……几乎成了生存的空气？花开似血，无数英烈追求的思想、信仰与创造的自由何在？人的尊严和人的崇高何在？他没回答，我读完了也没找到答案
　　反了右派，“左”就更可爱了。随之而来的是：拔白旗，交心——反保守，反右倾——大跃进——以阶级斗争为纲——给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党，提了缺点就是对现实不满——最后迎来了文革。
　　毛泽东曾一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将国民党、蒋介石赶到那座孤岛上去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中国独立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任务；第二件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完成了反修防修、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
　　最近，我重温了文革这段历史。师东兵的《文革史——告诉你一个真实的1966——1976》，按中共中央有关决议精神选录了当年报刊上的一些珍贵的资料。文聿的《中国“左”祸》也用了不少的篇幅记下了文革中一些令人不忍卒读的惨烈事件。
　　伴随反右倾、大跃进而出现的虚报浮夸风越刮越猛。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毛泽东不得不承认：有很多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毛泽东爱研究历史，而且善于古为今用。1959年，他看了颂扬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精神的湘剧《生死牌》后，在一次会上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并希望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海瑞是明朝人，而吴晗又是明史专家。他想再赶一回浪潮，写出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后来又应约写出了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出于对政治运动不可测的恐惧心理，在写海瑞时还为自己挖了条防空壕：在文末加上几段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话。没想到，皇历年年变。1964年，毛泽东听康生和江青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何况那“骂皇帝”也会令某些人联想到“影射”一词。毛泽东历来都强调文化要为政治服务，从1950年起，就先后组织批《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新人口论》、《刘志丹》，他怎麽会容忍《海瑞罢官》这支“大毒草”自由泛滥呢？——文革中，不但将《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怒潮》《抓壮丁》《红日》《兵临城下》《林家铺子》《苦斗》《三家巷》等定为修正主义影片，对作者、编导、演员给以批判，连古典小说《水浒》也被拿来联系当时的政治加以大批特批——于是，江青就到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经毛泽东看了三遍，交江青送到上海发表。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旨意，纷纷发表不同意见。
　　龚育之写的《“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提到，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为这场斗争定了性：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1966年2月，中宣部对批判《海瑞罢官》所涉及的一些政策问题形成了一个材料，以彭真为首、陆定一为副，包括康生、周扬、吴冷西的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成立于1964年，其任务是指导全国的文化大批判、清除修正主义流毒）讨论后拟成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向中央常委汇报，中央常委通过了，又派人将《汇报提纲》送到武汉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也同意了。毛泽东还向彭真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二月提纲》于2月12日由中共中央批发全党贯彻执行。但是，毛泽东在3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和3月28日到30日的几次谈话中，又批评他自己曾经同意过的《二月提纲》，批评中宣部是“阎王殿”，提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师东兵的《文革史》中记下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5月19日，“五一六通知”发下来了，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题的社论，将《通知》内容向全国宣传。文革的序幕演完了，正幕揭开了！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据李雪峰在《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中透露，5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刘少奇主持下，听取了邓小平介绍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后，一字未改，一致通过的。“通知”批判了“二月提纲”，说它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撤销了“五人小组”，设立了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通知”强调：“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被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善于运筹帷幄的刘、邓哪会想到，他们宣布设立的“文革小组”后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那些年，最高当局的文件、命令，都是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三家并列公布和下发），成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得力工具，成了残害他们的刽子手，也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工具，他们主持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竟是为自己备办的一根绞索。5月18日，会议继续，仍是刘少奇主持。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先点了陆定一的名，邓小平就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随后，林彪又点了罗瑞卿和杨尚昆的名。5月23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过了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跟随毛泽东多年的刘、邓又何曾想到，他们把彭、罗、陆、杨掀倒了，紧步其后尘的竟是刘、邓、陶。
　　文革运动最精彩之处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造神，二是恐怖。
　　1965年，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他认为还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也就是对他本人的崇拜。林彪投其所好，找到了一条攀登权力高峰的“捷径”——在各种场合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竭尽所能奉承迎合毛泽东，率先在军队出版发行《毛主席语录》，还题词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毛泽东十分欣赏，把这本“语录”拿给安徽省委的领导说：这个本子不错。这本书共有23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还没有这个本子多。马恩列斯文章太长，还是短些好。于是决定大量出版发行，人手一册。林彪一有机会都要显示其“高举”“紧跟”的虔诚。据李雪峰回忆，每当毛一讲完话，林就马上说两句：第一句是毛主席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拥护。有一次谈到中苏关系时，毛说苏要负90%的责任。林在一旁说：99%。文革初期，毛说不宜搞急刹车。林赶快接上：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他带头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是“在高指示”，“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他们手中的《人民日报》也一再鼓吹“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林彪的许多“言之必极”的神化毛泽东的讲话，使中国人民十七年来逐渐形成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变成了根深蒂固的迷信。坐在神坛上的毛泽东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最亲密的战友”刘少奇踢翻了，把林彪指定为接班人；林彪垮了，王洪文又被指定为接班人；再后来，又认为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这好似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皇帝废立太子一样简单。
　　历史上的皇帝，只有文武大臣上朝时才山呼万岁，而那些年全国人民都得向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都得连呼三个“万岁无疆！”——与古代不同的是，接着还要再呼三个“永远健康！”——他随便说句话，其效力高于党章，盖过宪法，可以把国家主席打进地狱，也可以把一个二杆子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圣旨”一下，天涯海角都要传达不过夜，都要集会欢呼。无论是高官，或是老百姓，都得对他“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家家供毛泽东像（旧时供的“家神”，“君”前还有虚拟的“天、地”，“君”后又有“亲”和“师”，如今，不讲天地良心，还要和父母、老师划清界限，当然都不能上“家神”了），人人捧《毛泽东语录》；个个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农民种“忠”字粮，养“忠”字猪；工人织“忠”字布，炼“忠”字钢。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国。当时有人在欢迎孙中山的小旗上称他“万岁”，遭到了他的痛斥。1945年庆祝抗日胜利大会，有人提出在大会上呼“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也遭到蒋介石反对。而在“人民共和国”里却到处都是“万岁”声，真算得上史无前例。有时历史真会开玩笑，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彭真被毛主席打倒了，第一个提出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刘少奇也被毛泽东打倒了。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时间，红色恐怖笼罩全国。打、砸、抄、杀，成了“革命行动”。据《中国“左”祸》记载，无数的古文物被当作“四旧”毁坏，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佛像的头被砍掉，北京颐和园佛香阁的释迦牟尼塑像也被砸碎了！外国修女被赶走，清真寺被封闭，古兰经被烧毁。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1966年八九月间就被毁掉4922处。在红卫兵眼里，那些“封资修”代表人物就是活着的“四旧”。抄家，打骂凌辱，扫地出门，成了家常便饭。6月18日上午，北大生物、化学、中文等系的部分学生将40多个干部、教师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扭打，校工作组奔赴现场加以制止。6月20日，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转发了北大关于“六一八”事件的简报，并加上按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毛泽东在武汉听说后，立即作了批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毛泽东否定刘少奇的意见的批示发出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反对各级党委、残酷迫害各级干部，大搞打、砸、抢的浪潮。（引自《晚年毛泽东》）。年近八旬的书法家沈尹默六十多年珍藏的古今作品、古帖古书，全被烧毁。老画家刘海粟的家被抄24次，所有字画全部抄光。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市，在破“四旧”中，死在红卫兵手下的有一千多人。7月28日，江青在一次会上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麽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8月下旬，公安部长谢富治对其下属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8月26日，北京大新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部长的指示，民警闻风而动。不但给红卫兵提供“四类分子”的情况，还以“四类分子”的“不法行为”激励红卫兵对他们的仇恨。从8月27日起，红卫兵在公安民警的配合下，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仅仅三天，这个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亲属有325人，被满门抄斩的有22户，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他们进而将其认定的所谓“黑七类”、“狗崽子”、“混蛋”的青年学生押进“劳教所”，施以“上吊试验”“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澡”“打靶”“突刺”“扫堂腿”等惨绝人寰的酷刑。在“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中有的被打死、烧死、勒死，有的被整成终生残疾。他们不但“革”活人的“命”，死人的“命”也“革”。北京定陵万历帝后的尸骨在“打倒保皇派”的口号声中被砸碎焚烧。山东武训墓被砸，开会审判其尸体后再将其焚毁。海南海瑞墓被砸烂，连看墓老人也被整死！《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也遭劫，红卫兵砸碑掘坟，将其头盖骨抛露荒野，还从蒲氏后代家中搜出他所珍藏的书籍、字画、手稿，付之一炬！已故科学家朱洗生前曾反对消灭麻雀，也被砸碑掘坟、曝其尸骨！我国“破四旧”的“红色恐怖”使太平洋彼岸的联合国都震惊了。8月1日，毛泽东却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说，你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在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他穿上军装套着“红卫兵”的袖章站在天安门楼上，向全世界表示他就是“红司令”。在红卫兵暴行节节上升之时，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站在毛泽东身旁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成果……你们做得对，做得好！”谁都明白，这是一场有人领导、有人安排、有人支持、有人捧场的暴力行动。
　　但这才仅仅是开始。根据毛泽东的部署，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派”。据斯诺说，早在日，毛泽东就已下决心：刘少奇必须下台。陈显明写的《晚年毛泽东》也有同样的记述。1964年底到1965年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开始在农村开展的“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叫“小四清”，后来在城乡开展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叫“大四清”，又称“社教”——笔者）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毛泽东把刘少奇看作中国最大的“走资派”，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下决心搬掉刘少奇。陈显明说，这场斗争是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后爆发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刘少奇也积极抓阶级斗争，认为“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组织了数百万干部到基层抓“四清”运动，并创造了“四清”运动的经验——即所谓“形左实右”的“桃源经验”：人人“洗澡”，个个“下楼”。——据我县党史记载，1964年11月县委集中部分县、区、公社干部到县城参加第一期“社教三干会”，到会1458人，大部分都受到批判斗争，127人被排为三四类，其中72人分别受到管制、劳教或党纪政纪处分。康乐公社的“四清”运动所取得的“成绩”更为“显著”：6人被判徒刑，13人被判管制，94人被戴上“反革命”帽子，40名党员和83名基层干部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他没像林彪那样所谓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毛泽东著作。这次会议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时，刘少奇认为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刘少奇的提法，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显然是指刘邓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和李富春等主持的国家计委。这等于告诉全党，在中央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刘少奇虽多次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但都没有争取到毛主席的谅解。后来，毛泽东对别人说，他在“四清”时已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也提到了1964年那场斗争，再次证实了斯诺的说法。
　　文聿在《中国“左”祸》中说，《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革的烈火很快就燃烧起来，特别是聂元梓的大字报见报后，风潮来势汹汹。刘、邓飞往杭州，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大局。毛泽东手一挥：“我暂不回京，由你们相机处理吧。”刘、邓急忙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紧张讨论，最后决定，根据历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做法，向各基层单位派驻工作组，指导文化大革命，恢复正常秩序。决定传给毛泽东，毛泽东回复表示同意。应该说，刘少奇一直是尽量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按传统的方式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但是，7月18日毛泽东突然回京，向刘少奇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利用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学生中频频活动，以便在工作组问题上制造群众与刘少奇更严重的对立。8月1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次中央全会。在4日的会议上，毛很气愤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第二天，在中南海大院出现了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中央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走到前台，指挥造反派把矛头直指“刘、邓司令部”。
　　毛泽东要利用个人崇拜打倒刘少奇，选择了“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林彪作助手。未经全会选举，原来的几个副主席在媒体上再没提及，林彪却被宣布为唯一的副主席了。林彪也不负所望。1966年，在一片“打倒刘、邓、陶”的呼喊声中结束了。1967年元旦清晨，刘少奇住的院子里就出现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等大幅标语。1月6日傍晚，在江青一伙的策划下，刘少奇和王光美被诱出中南海，王光美被带到清华园批斗。13日深夜，毛泽东又假惺惺地派秘书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给以安抚。临别，毛还亲自把刘送到门口，客气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事过两个月毛泽东就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欺人之作，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是讲的孔孟之道。于是，在全国掀起了批斗刘、邓的恶浪。8月5日，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张贴一周年，《人民日报》登载了这张大字报的全文，并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社论，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刘、邓、陶被关押起来，受尽了折磨。刘少奇举着宪法抗议，还抱着幻想给毛泽东写信：“我已失去自由。”毛泽东又是怎样回应的呢？十月下旬，毛泽东主持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对这一决定，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举手反对。在整彭德怀时紧跟毛泽东的刘少奇，何曾想到：时隔几年厄运就落到自己头上了！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还在强调：“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引自《晚年毛泽东》）。此时的刘少奇总该明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内涵了吧？1969年10月，林彪一伙又以战备疏散为名，要把病情危重的刘少奇赶出北京。林彪书面报告毛泽东，毛听后当即指示：烧掉。这一细节足可看出毛比林更老辣。他不能让后人从档案中查到他迫害一个只靠鼻饲维持性命的老人的片言只语。不过，毛泽东比林彪还是多一点人性。党的“九大”开后不久，林彪向毛泽东报告：判处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毛泽东批示：“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王光美能有今天，不能不感谢毛泽东的大慈大悲。邓小平被送进了远离北京的一个工厂软禁起来。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操纵下，社会上掀起了打倒“大土匪”“大军阀”“三反分子”贺龙的波涛。毛泽东虽一边安慰他：“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但年已73岁又身患重病的贺龙被整得死去活来，毛却没有为他说一句活。贺龙那颗当年敌人出价10万大洋的头颅再也不值钱了，在日就被化为灰烬了。彭德怀这只“死老虎”被毛泽东重新提起：“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最高统帅发了话，自然就会有雷厉风行的行动。76岁的彭德怀被折磨死了！罗瑞卿从长征任保卫局长到解放后当公安部长，几十年来，都亲自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年近五旬的罗瑞卿还刻苦学会游泳。该算得上忠心耿耿了吧？毛泽东却在一份有关罗的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有所警惕。”林彪主持的一次会议遵照毛的批示，狠揭狠批罗的所谓“反党篡军的罪行”。罗瑞卿被整残了！1966年8月，72岁的傅连璋被整得路都走不动了，自己还弄不清楚是怎麽一回事。他写信向毛泽东求救：1934年我救过你的命，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结果还是被整死了！被整死整残的干部无法尽数。《中国“左”祸》中有一组统计数字，194名党的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中，除有病和死亡的31名外，有96名被加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等罪名受到迫害，占中委总数的58.9%（另据《文革史》记载，八届中委、候补中委193名，受迫害的占65%；中共八届监察委员会，60名委员、候补委员中，受迫害的占62%；全国人大常委会115名常委会委员，受迫害的占52%以上；全国政协159名政协委员中受迫害的占46%以上），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副部（省）级以上干部被立案审查者达75%，他们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长期监禁。湖南长沙的造反派喊出的口号是：“炮轰九级（从刘、邓到生产队长）司令部！”被整死和被逼自杀的不计其数（据戴煌说，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总数的17.5%，没被立案审查的也难免要挨批斗，“火烧”，几乎无一幸免）。所谓“内人党”一案受诬陷者就达346000多人，其中16222人被迫害致死。所谓冀东“叛徒党”一案，受迫害的达84000多人，其中2955人被整死，763人致残。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案，又衍生出31件“叛徒集团”案，涉案人数达数十万，大批干部被投入监狱。那时，此类“集团”案要多少有多少。当然，对“阶级敌人”都是绝不施半点仁慈的。公安部长谢富治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喊出了“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全国各地立即掀起狂潮。据不完全统计，各级公检法干警遭受打击迫害者达34400多人，其中被迫害致死者1100多人，被打伤致残者3600多人。以维护正常法律秩序为天职的公检法，居然被不正常的无序状态所吞没！各级政权瘫痪，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1967年3月，数百万军人一夜之间取代了被打倒的干部。1969年中共九大后，军队将领几乎占政治局席位三分之二。由于中央文革王力等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文革中执掌大权的军人也有8万多人受到迫害，其中1169人被迫害致死。
　　1966年这个寒冷的冬天，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展趋势发出最新最高指示：“1967年将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他73岁生日那天，用洪亮的声音说：“祝展开全面内战！”随之，暴力行为不断蔓延，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残忍行为使许多地区血流成河。由“文化大革命”发展为“武化大革命”。其理论支柱就是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军队支持的就是“左派”，是“革命组织”，不支持的当然就是“保守派”，是“反动组织”。康生、江青等人又提出“武装造反派”，指示部队“必要时可发枪自卫”。军队“支左”——给“左派”发武器“文攻武卫”。《中国“左”祸》列举了很多著名事件。其中：1967年1月新疆石河子事件，打死24人，打伤74人，事后双方又互抓对方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曝尸。1967年5月，广西两派组织武斗，仅“四.二二”一方就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名被捕，后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加上攻击方的损伤，总死亡人数达1470人，被俘8445人；烧毁房屋2820多间，面积达46万平方米，使10000多户50000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6000万以上。湖南道县还放出了杀人“卫星”。1967年8月到10月，历时66天，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杀死4193人，另有326人被迫自杀。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杀人“成绩”也可观，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826人，最小的仅出生10天。杀人的手段有：枪杀，刀砍，沉水，炸死，投消水洞，活埋，打死，勒死，烧死，摔死。山东郯城一次武斗，一方打死对方18人，还将死者挂在树上练习打靶！我们四川当时有两支驻军，各支持一派，两大派都有枪炮，想起那内战的惨烈就不寒而栗！我的故乡是一个山区县，武装部的部长和政委各支持一派，两派都武器，全县都是战场。这派占上风抓住对方的人即就地正法，另一派占上风又疯狂地报复对方。到底死伤了多少无辜？没有人说得清楚。相比之下，倒是我工作所在县比较幸运。武装部先说甲派是“革命造反派”，支持他们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党史称其为“前革委”），把乙派打成“反革命”，给以镇压；后又说乙派是“革命造反派”，支持他们砸烂了“伪革委”成立了另一个革命委员会（党史称其为“后革委”），乙派掌权后又狠斗甲派的“坏头头”。好的是只有一派掌权，一派有枪，真枪实弹的大仗始终打不起来。所以，冤死鬼相对要少一些。更惨的是，还有军队直接参与派性斗争，镇压赤手空拳的群众。日，宁夏青铜峡的军队对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01人，打伤打残133人。康生还称“这是革命行动”。
　　即使不参加任何一派组织，也难躲过那场劫难。1968年初夏，旅大市近郊某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在栾家大队筹备“活学活用”讲用会，突然下令把一个忠厚的农民许家长拉来交待问题。徐反复说他是贫下中农没有问题。结果被打得不省人事，又以大队“农代会”的名义判处“反革命分子”许家长有期徒刑十年。许家四处上访，得到的答复是：“要相信新生的革委会”。迫害连续不断，又诬其女儿施“美人计”与大队支书勾搭。7月15日，许家老少七人全部被迫自杀。他家墙上留下两个大字：屈死！
　　连国家主席都被活活整死，草菅人命就不足为奇了！究竟有多少人死在红卫兵的皮鞭下？有多少人在武斗中毙命？有多少人含冤自杀？有多少“反革命”被处极刑？又有多少无辜者被拘押囚禁、被强制劳动、被流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日向全国人大的报告说：文革中经过法律手续错判的“反革命”案件有17万5千多个、18万4千余人。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估计，1966——1976年各级法院判处的反革命案犯约占全部被判处案犯的28%。据戴煌说，从1978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全国对“集团”的和个人的冤假错案已平反的就有300多万件。我国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未见官方公布。胡平在一篇文章中说，保守估计在172万以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提到，不会低于200万；一个外国人写的书中透露，文革中丧生的数目大约773万。1980年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向邓小平求证。邓说：“永远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式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列举了很多令人不忍卒读的案例。有一个人不过说了“江青凭什麽当中央文革的负责人？”“早请示，晚汇报，像念经似的，这是搞迷信，很庸俗！”就被判了死刑。有一个人响应号召，“狠斗‘私’字一闪念”，说了一些心里话。他说，对毛主席在反右中说的“引蛇出洞”“阳谋”等等，一度不理解。竟也被开除党籍，判刑15年。有一个人喊了“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要求“江青还我八亿人口的文化生活！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恢复！”也招来杀身之祸。在毛泽东眼里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他给江青的信中非常自信地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反右运动已经够“左”了吧？随后又来反右倾，大跃进，刮共产风。刘少奇所推行的“桃源经验”本来就够“左”了，但还是一再批他“形左实右”；在“左”到登峰造极的文革中，毛泽东还连续不断地发出“最新最高指示”把反“右倾”推向高潮。就连“左”得可爱的林彪败亡后，有人说林彪是形“左”实右，毛泽东则给予纠正：林彪不是“左”的问题，也不是右的问题，而是极右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举国要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2月，经中央主要领导人批准决定，两报一刊发表文章向全国提出严正声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3月，华国锋、汪东兴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华国锋在会上提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们还是认为“左”得不够。中共党史上危害最烈、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左”祸，直到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才宣告终结。但其《新闻公报》仍强调：“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难道他们不知道由于一“左”再“左”，国人遭到了多麽深重的灾难？中国在国际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被指责为“不讲文明的国度”、“野蛮的民族”？
　　文革的“成就”不仅仅表现在被整的人数庞大，也表现在经济衰败程度上。继大跃进损失约1200亿元以后，文革损失又达5000亿元。1955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分量的4.7%，1980年，下降为2.5%，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我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水份有多重，老百姓并不怎麽关心，但生活每况愈下，大家都明白。那些年，别说粮棉肉蛋这些奢侈品，连食盐都要凭票供应。我同村有一家姓乔的，老的老，小的小，日子过得很苦。儿子是党员，生产队开社员会，他奉命宣读“形势大好”的“最高指示”。其父当众发牢骚：我解放前当叫花子，逢年过节只要上门喊一声“发财”，还能讨到一碗饭，几块肉。人家办红白喜事，还要给叫花子摆一席。现在，过年都见不到油星星，讨饭都无门，再怎麽喊“形势大好”也不能填肚皮！在那饥馑的年代，甚至发生过吃人肉怪事。曾任广西来宾县委副书记的王祖鉴被划成右派后，流放到武宣县打杂。文革中，他发现当地有人吃人肉，他列出了100多个人被杀后吃掉了的严酷事实，秘密地托广州的朋友向北京报告。他因“告黑状”还遭到县革委会惩罚。据任过钦州专员的雷平说，合浦县吃人肉的数字要超过武宣县。
　　我们的任务本来是要改变“一穷二白”，而文革却反其道而行之。全国的富人统统都被消灭了，大家都一样穷，全国的银行储蓄存款人均不到25元。大学关了门，有学问有思想的人是反动学术权威，连一般知识分子都成了臭老九，有行政管理能力和有领导才能的人又是走资派，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造反派领袖，最后也成了反革命、小爬虫、变色龙、坏头头。
　　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写了胡耀邦1977年春针对“两个凡是”曾说过：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又涌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所以在三年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麽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麽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这样的社会，还能谈得上什麽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麽我们会落在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麽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诸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
　　文革和反右都是极左的产物，使人民的权利丧失殆尽。不过，文革在10年后就被全盘否定了，“走资派”都得到了平反，除了被整死的，都官复原职了。受害最深的，倒是那年代的青少年。他们先被利用去横冲直闯，后又被赶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耽误了宝贵的青春年华。
　　文聿在《中国“左”祸》中为文革画了一幅素描：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有过这样全面、惨烈、深刻的大浩劫吗？一个人成为“上帝”，千万人坠入深渊。分明是“左”得登峰造极，却还要以新的更“左”反对“极右”；直到天空荒芜寻觅无望，深重的夜色中没有一点亮光；直到残忍的大地上铺满虚假的欢笑，空气中飘满谎言无耻的绚丽；直到古大陆颠狂、危机成东方的神话；……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遍布冤狱。从百姓、将军，到堂堂共和国主席，幸免遇难者，有几人欤？一任时光沉落，无数亡灵依然嘶啸不止，鸣冤声声：天大？冤大？……可怜我们华夏民族，崩浪般的人造灾难，奔若山腾，凝固成了东方最历史的壁画。
　　1981年，“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了，文革被否定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但那些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毛泽东干的。所以，官方为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领导人和社会知名人士发的悼词里，迫害者千篇一律都是林彪、“四人帮”——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功勋卓著的丁溪野、丁铁石、丁坚等回民支队首领，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被公安部立为“族字三号”大案。虽然“反革命”罪证没找到，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他们总是逃不脱挨整的命运，受尽了折磨！受牵连的有300多人。文革初，丁溪野等人被整得精力耗尽，还命令监狱医生注射强心针，要他们招供。丁溪野含冤去世后，当政者为了“继续深挖”，不准向丁氏家族任何人透露丁的死讯，并张贴布告，给这个所谓的“反革命党魁”判处有期徒刑15年。对这个长达28年的冤案，1979年中共沧州地委为其平反时，也没忘记把责任全部推给林彪、“四人帮”。林彪、“四人帮”所犯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人所共知。不过，《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谁写的？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搞“群众专政”（在江西又发展成“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的指令是谁下的？整死整残那麽多”走资派“”牛鬼蛇神“的是谁点的头？既然那麽多冤假错案都是林彪、”四人帮“背着毛泽东干的，那麽，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时候纠正那些冤假错案、为受害人平反昭雪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吧？但据戴煌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说，胡耀邦到中组部后，向主管中央及重大案件的汪东兴及中央办公厅某副主任一再要求把包括”三六“（即”六十一人案“）专案在内的重大案件交中组部复查处理时，汪东兴的回答是：那些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应该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也要贯彻华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连专案办公室的人也盛气凌人地用命令的口气对胡耀邦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帅孟奇的”叛徒“案也不能翻。薄一波是”六十一人“案的受害者之一，曾拜托一位老战友给专案组某负责人（曾是薄的老部下）带口信，希望他利用拨乱反正的大好时机一改旧习多做好事。但这位听了口信后气急败坏地说：“六十一人”的案件永远翻不了！这是中央定了的，毛主席批了的！所谓“六十一人”问题，早在“七大”时就已作过正式结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人都知道。时隔三十年，为什麽又要翻这本一清二楚的历史老帐呢？只能是蓄意整人！还有，“清理阶级队伍”“全面内战”是谁发动的？是谁把一个长期吸食吗啡的瘾君子林彪指定为接班人的？有人会说，林彪一伙整那麽多人毛不一定知情。但毛从来都认为林彪还不够“左”，即使后来批林也是批他的“极右”。江青这位“旗手”的特权又是谁授予的？有人还会说，毛泽东早就警告江青不要搞“四人帮”。但别忘了毛泽东紧接着说的话：“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江青不是王明，她没有写《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向来以投机、整人有术而著名的康生得知毛批评江青后，立即向毛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提供了证明人。但这并没影响特别痛恨叛徒的毛泽东对他们的信任。有人用“狐假虎威，借助钟馗”作比，倒是比较恰当的——毛泽东也说过，他们“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并没有丝毫否定林彪、“四人帮”的“功劳”的意思，如果没有他们的“句句照办”并且创造性地“活学活用”，哪能做到“立竿见影”？哪能会在短短的时间就使“全国山河一片红”？——这个“红”字既抽象又具体，谁都明白它的含义。
　　陈明显在他的《晚年毛泽东》中说，毛泽东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即“五七”指示）提高了林彪的个人威信。日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了对江青的信任。但他又多次提到：毛主席重用林彪，但又不相信林彪；毛主席相信江青，但又没重用江青。毛泽东将他的“亲密战友”指定为“接班人”，破天荒地写进了“党章”和“宪法”，位列一人之下十亿人之上，能说他对林彪不“相信”吗？至于江青，文革初就“破格”提拔为文革第一副组长，掌握了包括刘邓等高级干部命运的大权，“九大”又进了政治局，当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说他对江青没“重用”吗？毛泽东不但“相信”和“重用”林彪和江青，连他们的同伙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据《晚年毛泽东》所述，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和亲信人物都选入了党的“九大”中央委员会，在21个政治局委员中，他们的人占了11个，5个政治局常委中，他们的人占了3个。1973年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为召开“十大”作准备。王洪文被指定为党章修改小组负责人和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姚文元为“十大”文件起草人。通过“十大”和十届一中全会，江青一伙都进了中央政治局，张春桥、康生当了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当了副主席。1976年3月下旬，上海、南京出现了批判“四人帮”的大字报和大标语。4月1日，毛泽东就批准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电话通知。通知指出：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由此可见，江青一伙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
　　两年前，《报刊文摘》上一篇短文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在不赦，是不是也该把那些直接责任人曝曝光，活着的要依法予以追究，死去的也要给与谴责。《中国“左”祸》中把杀害张志新的主要凶手公之于众了！1969年9月，毛远新亲笔签发了对张志新的逮捕令。9月24日以“现行反革命犯”将其公开逮捕。审判员开头就问她：“你为什麽这样嚣张地攻击林副主席？”随后就认定：“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由于张志新拒不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日，林彪叛逃摔死于异国，张志新的“罪行”该被推倒了吧？没想到，毛远新于1975年春天看了张志新的材料后说：“张志新死心塌地，活一天和我们捣乱一天，杀了算了。”毛远新下令法院对张志新改判死刑，而且不给上诉期，第二天就执行。日上午，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后再枪杀。她的遗体被肢解，肌肉被剔尽，只留下一具骨架。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说，沈阳张志新在粉碎“四人帮”前一年被割破喉管后杀死，长春的青年工人史云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月被缝起嘴唇两角杀死，堪称“异曲同工”！又一位英雄王酉申死于粉碎“四人帮”半年后，而李九莲不但死于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又两个月之后，而且还是在党的新时期召开了“十一大”的五个月之后。江西的青年女工因反对林彪、同情刘少奇，死得比张志新更惨！她的下颚和舌头被尖锐的竹签穿连在一起，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徒奸尸割去双乳。她的一张《反林彪无罪》的大字报，引起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学生、干部、知识分子的同情与声援。这些人都成了打击对象：被捕入狱的干部群众100多人，其中1人被判死刑，60人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在监狱之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有600多人，受株连的同学、亲友、熟人，有的挨批挨斗，有的被逼自杀，数以千计。李九莲因反林彪而入狱，林彪摔死于温都尔罕后该送她出狱并向他赔礼道歉才是吧？当时在江西主政的毛泽东的老资格警卫员陈昌奉却以省委名义下令：不准释放李九莲！1975年5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她拒绝签字，并绝食以求一死。1977年底，劳改犯人进行“年终评审鉴定”，她在做思想汇报时，首先对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相继辞世表示哀痛，后又对现在的当政者“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导”表示了担忧。结果，获得了“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罪名，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直到日，赣州地委书记杜昭还在会上强调：“李九莲反革命案是翻不了的。”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也作了相似的表态。1月25日，胡耀邦看了反映李九莲冤案的《内参》，当即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公安部部长作了批示，3月26日，江西省委常委才开会讨论，作出了对该案进行平反纠正的决定。1983年“严打”时，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的杜昭又把已被平反的一些李九莲案的涉案人重新抓起来，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给这些人新加的罪名是：上访闹事，谩骂领导，传阅有关“李案”的“机密”文件。据戴煌透露，全国因“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被处死的并不仅仅李九莲一案的两个人，共有50多人。看了“李案”的前前后后，就会感到，把这一“功绩”也挂在林彪、“四人帮”名下，恐怕他们也会感到受之有愧吧？
　　文革结束后，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受到惩罚的典型案例，《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就写了好几个。1974年，太原市的国家干部张珉等12人，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对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和散布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山西省公安机关根据省委书记的指示，于1975年将他们逮捕。粉碎“四人帮”一年又一个月后的1977年11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又根据省委的决定，判处张珉等3人死刑、1人无期徒刑、6人有期徒刑、3人管制3年。张珉等人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在院长江华的直接过问下，于1979年2月，山西省高院才撤销原判，无罪释放。承德市的青年女技术员董秀芝，因反对林彪、江青的罪恶行径，于1970年被捕，判处死刑。还没执行，林彪就叛逃。河北省革委会改判董秀芝无期徒刑。粉碎“四人帮”两年后，董秀芝才被释放出狱，但承德市委给她留了一条尾巴——“有错误观点”，不予平反。她受了8年的折磨，留下了难忍的病痛，生活困难，又无工作，曾两次跳楼自杀。承德市的广大干部群众义愤填膺，纷纷为她打抱不平。直到1979年9月，承德市委才为这个活着的张志新平反。张珉案和董秀芝案，山西省委领导和承德市委领导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吗？
　　张志新因反对林副主席而获罪，但她又是林彪罪行暴露后惨死于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之手的。毛远新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吗？但他后来又是毛泽东身边的“联络员”。据《中国“左”祸》记载，1975年夏天，毛远新曾代毛泽东“批示”报告，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又及时整理出《毛主席重要指示》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为这场运动煽风加油。我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