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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少年巴比伦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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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承接了原著的思想,不过更给了人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路小路能找到白兰.而原著更伤感些!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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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巴比伦》：电影好看，但还是不如小说有趣
电影介绍可上网看，小说有趣，介绍几段如下。当年读路内《花街往事》，随笔一则短文，附录于尾，聊以为笑。
第一章 悲观者无处可去(节选)　　张小尹和我一起坐在路边。她说：“路小路啊，你说说你从前的故事吧。”　　这一年我三十岁，我很久没有坐在马路牙子上了，上海人管这叫街沿石。这姿态让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对张小尹说：“你去给我买一杯奶茶，我就开始讲故事。”我爱喝路边的奶茶，我也很爱上海的高尚区域，马路牙子相对比较干净，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轻时住过的那座城市，马路边全都是从阴沟里泛出来的水，街上没有奶茶只有带着豆渣味的豆浆，这都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　　张小尹是地下诗人，她把诗贴在网络论坛上，后面跟着一屁股的帖子。我也跟帖，夸她写得好。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她很能走路，沿着中山西路风生水起地走，我在她后面跌跌撞撞一路小跑，觉得自己像个残废。等我们同居之后，她忽然又变成了一个不爱走路的人，走着走着就把手扬了起来，嗖地跳上一辆出租车。　　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马路上的出租车很少，口袋里的钱也不多，坐出租车就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那时候和女孩子逛马路，会用一种很温柔的口气说：“我们还是走走吧，一起看看月亮。”一走走出五里地去。那时候的女孩子也很自觉，没有动不动就坐出租车的，她们通常都推着一辆女式自行车，恋爱谈完了，就跳上自行车回家去，也不用我特地送她们。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时候我二十岁，生活在一个叫戴城的地方，那里离上海很近。九十年代一眨眼就过去了，我的二十岁倒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些实际的时间与你所经历的时间，像是在两个维度里发生的事情。　　我对于爱走路的女孩有一种情结，我在中山西路上对张小尹说：“我们谈恋爱吧。”后来就谈恋爱了。恋爱之后，她再也不愿跟着我一起走路，而是爱坐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我这个情结算是彻底破灭，不过，事情不算很糟糕，张小尹不爱走路但她爱写诗，写诗的女孩是我的另一个情结。　　我当然不可能要求一个女孩又能写诗又能做菜，又聪明又漂亮，还得是个走路一族。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对女孩没什么要求的，人品好一点就成了。张小尹说：“我不要听你说人品，我人品很好的。我要听你讲以前的故事。”张小尹是所谓的八。后，她爱听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好吧，就像你的大学时代是在图书馆和网吧里度过的一样，那是二十一世纪初吧，那就是你的青春最香甜最腐烂的年代。我呢，恰好香甜腐烂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我想，带着果子的香味而腐烂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多么明媚，多么鲜艳。　　在这个故事的开始，我模仿杜拉斯的《情人》说：该怎么说呢，那年我才十九岁。或者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说：很多年以后，路小路坐在马路上，想起自己刚进工厂的时候……　　我想，我要用这种口气来对你讲故事，像面对一个睽违多年的情人。我又想，如果这些故事在我三十岁的时候还无处倾诉，它就会像一扇黑暗中的门，无声地关上。那些被经历过的时间，因此就会平静而深情地腐烂掉。　　我对张小尹说，我二十岁那年的理想，是在工厂的宣传科里做个科员。张小尹一听就乐了：宣传科啊?那不就是画黑板报吗?　　黑板报不用天天画，大部分时间，宣传科都很清闲，什么都不用干。出了生产事故，有人不小心死了，或是不小心被机器切下来一条胳膊，宣传科就出点安全知识黑板报。有人生了第二胎，或是不小心未婚先孕了，宣传科就写点计划生育小知识。就这么点事情，一共有十来个科员轮流干。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每天早上泡好自己的茶，再帮科长泡好茶，然后，摊开一张《戴城日报》，坐在办公桌前，等着吃午饭。宣传科的窗台上有一盆仙人球，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照在仙人球上，有一道影子像个日晷，上午指着我下午指着我对面的科长，午饭时间它应该正好指着科室的大门。如果你每天都有耐心看着这个日晷，时间就会非常轻易地流逝。
第二章 水泵之王（节选）　　我爸爸说过，在工厂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然也要学会保护自己，遇到爆炸千万别去管什么国家财产，顶着风撒丫子就跑，跑到自己腿抽筋为止。除此以外，我必须努力工作，像驴一样干活，否则读职大的理想就会泡汤。　　我说：“爸爸，你一辈子做丁程师，吃屁个苦。你没资格这么要求我。”　　我爸爸说：“你知道什么?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去做搬运工，搬了整整三年的原料桶。”　　我说：“耶?这事儿你可没跟我说过。”　　我妈插进来说：“你爸那阵子倒了大霉了，而且不敢说，说出来就要被厂里送去劳动教养。” 我说：“你现在说出来。你们厂要是敢把你送去劳教，我就弄死你们厂长。”　　我爸爸还真搬过原料桶。七一年那会儿，我还没生，我爸爸当时是技术员，陪我妈去看电影，陡然看见当时的厂长和一个女科员，并且就坐在我家二老前面。我听说那时候搞男女关系都是在电影院里，黑乎乎的地方，便于偷偷摸摸，还有人一边看着《红色娘子军》一边手淫的。很不巧，厂长一扭头看见了我爸爸，我爸爸没吱声，带着我妈就溜了。这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爸爸和厂长都仿佛它不存在似的，双方近乎默契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半个月以后，我爸爸去仓库领材料，农药厂的仓库大得很，我爸爸在里面转悠了一圈，听见有动静，以为是耗子，就走过去察看，先是看见了两双鞋，接着看见了一条裙子，接着又看见一个奶罩耷拉在一堆角铁上。再接着，我爸爸看见了厂长和女科员。我爸爸站在他们和一堆衣服之问，觉得这件事就像做梦一样。如果你不想捉奸而偏偏两次捉到了奸，就会有类似的幻觉产生，以为自己在做淫梦。可惜，淫梦之后是噩梦，我爸爸被调到了车间里去搬原料桶，六十公斤一桶的原料，从车间这头滚到那头，每天得滚上一百多桶，差点把腰给废了。　　我说：“你别说了，我今天就找人去把那厂长给废了。”　　我妈说：“八百年前的事了，那个厂长后来被抓进去了。”　　我爸爸说，当时要不是忍气吞声，就该被那厂长捏造一个罪名送去劳教啦。当时，一个厂长要整一个小技术员，易如反掌，只要在他的抽屉里放几块钢锭，就能以盗窃罪论处，严重的还能被判成破坏生产罪，劳教都算是轻的，可以直接被送去劳改。我爸爸做了三年的闷葫芦，别人问他哪里得罪了厂长，他就装成是个白痴一样想不起来了，这才算躲过一劫。一直到拨云见日，那厂长被群众检举，判了徒刑，我爸爸才长叹一声，从白痴又变回了正常人。　　我说：“爸爸，你真不容易，搬原料桶那会儿还顺带把我造了出来，辛苦了!”我妈听了，顺手在我脖子后面拍了一巴掌。　　我爸爸埋怨我妈说：“当年，要不是你闹着要去看电影。我怎么会撞到厂长?”　　我妈说：“你自己笨。在仓库里看见了裙子奶罩，还非要去看个究竟。你不会跑开啊?”　　我爸爸说：“奶罩上又没写他们的名字，我怎么知道又撞上了厂长?”　　我爸妈要是拌起嘴来，简直是无休无止。趁这个工夫，我做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假如让我去搬一辈子的原料桶，从一九九三年一直搬到二。三三年，在这四十年里我每天搬一百桶原料，每桶原料重六十公斤。刨去星期天在家休息，我这一辈子就得搬动七万多吨重的东西。距离倒不是很远，也就几十米。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就是把一幢大楼挪到了街对面。这个结论无疑是很悲观的。　　我受了安全科的教育，其实并不怕自己被炸死。倒B说了，被炸死是一种概率。看了展览室里的死人图片，人会产生两种错觉，一种是觉得自己明天就会有类似的遭遇，如我的化学课代表；另一种是觉得这事情横竖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比如我。我坚信此生不可能被炸上天，然后再一片片地落下来，我认为自己会老死在某一张病床上，身边有我的儿子孙子重孙子，我既不可能是烈士也不可能是案例，我的照片绝无可能出现在全国的化工单位里。但是，另一件事情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我：假如我被分配去做一个搬运工，那就没有任何概率可言了，这七万多吨的重量就是我的宿命。　　后来我爸爸说，搬原料桶，如今都是农民工干的事情，绝对轮不到我这个拥有正宗高中文凭的人来做，这叫人才浪费，国家对此非常重视的。我爸爸拍了拍我忧郁的后脑勺说：“放心吧，你起码也是个钳工。”　　其实，我爸爸还是不能理解一个悲观者的想法。我把这件宿命的事情想明白了，就知道，即使我做了钳工，也就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让几万个水泵起死回生；我当营业员是一辈子数人民币，当科员是一辈子看日晷，当工程师是一辈子画图纸，都没什么意思。我这个想法不能说出来，因为实在太无趣，无趣得简直想去死掉算了。　　我会永远记得去报到的那天，也就是安全教育的次日，我站在劳资科的吊扇下。那个吊扇把所有的热风都灌到我的脑门上，吹得我晕晕乎乎，好像要升仙一样。这种记忆由于它本身就近似于一个梦，于是它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被我反复磨洗，成为一个锃亮的硬块。　　那天是正式报到，小噘嘴坐在办公桌后面，我站着。和我一起站着的还有六个男的，加上她，很像八仙过海。小噘嘴很不满意地说：“怎么才来了七个人?其他人呢?”　　我实在很想告诉她，那场安全教育课把其他人都吓跑了，剩下的七个人都是神经异常坚强的，是敢死队，是强力意志，是他妈的查拉图斯特拉。我当时觉得这种安全教育也太操蛋了，后来我才明白，倒B其实没有错，他的第一轮教育就是考验我们的神经。那些没有坚强的神经的人，那些不能死心塌地在化工厂扎根的人，迟早会闹出生产事故，害死自己，或害死别人。他们会拉错电闸，放错原料，拿错饭盒，而且这种人干了错事也不会觉得羞愧，死在他们手里的人最好自认倒霉。　　小噘嘴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梳着一个马尾辫，她用一个发套套住辫子，于是这根辫子就不是尖尖的马尾巴，而是像一根圆溜溜的大红肠，挂在她的脑袋后面。我搞不清这根红肠有什么好看的，但她乐意这样，我也管不着。小噘嘴穿着厂服，不蓝不绿的那种，我注意到厂服上还有一个字母T，就在她左乳靠上的位置。为什么会有一个T?我反应过来，这是“糖精”的起首拼音。若干年之后我想起这个事情就要笑，一个女孩子家，胸口标着个T，可不是要引起别人的误会吗?不过，小噘嘴当时的样子，还真的像个T，七个大小伙子站在她面前，她居然也无动于衷，脸上的表情相当冷漠，相当不耐烦。　　小噘嘴从抽屉里拿出一叠资料，说：“现在给你们读一下工厂纪律。”　　她照本宣科把条例都读了一遍。这本古怪的劳动纪律手册全是关于惩罚的条例，迟到早退旷工打架抽烟喝酒违章操作。她读到婚前性行为的时候脸上稍微不自然了一下。婚前性行为也要处分。后来她解释说：“这本劳动纪律手册是八五年编的，到现在没怎么改过。”最后还有超生，她说，超生必须强制人流。我心想，这关我屁事，谁敢把我送去做人流，我非宰了他不可。　　我的视线越过她，朝窗外看去，我发现劳资科简直就是一个炮楼，正前方可以远眺厂门和进厂的大道，左侧是生产区的入口，右侧是食堂和浴室。在这个位置上要是架一挺机枪，就成了奥斯维辛的岗楼，或者是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这个位置实在是太好了，是整个工厂的战略要地。很多年以后，我遇到个建筑设计师，他向我说起监狱的设计，最经典的是圆形监狱，岗哨在圆心位置，犯人在圆周上。这种设计方式非常巧妙，没有视觉死角，而且犯人永远搞不清看守是不是在看着他。一说起这个，我就想到了化工厂的劳资科，我虽然没见过圆形监狱，但我见过劳资科，确实很厉害，没有人能逃过他们的眼睛。　　那天，我想着想着就走神了。
据说，人老了以后做梦，都是关于往昔的。人老了就没有未来了，即使在梦里也看不到未来。我三十岁的时候经常梦见往昔，拎着一个扳手，迤逦走向厂区深处的泵房，那里有一个阿姨和一台坏掉的水泵在等着我。梦里的我心情平静，一点也不觉得委屈。　　我想不起十年前自己是以什么心情去拆那些Show Rose了，我也忘了那些阿姨具体的相貌，四十多岁的女人在我印象中都是差不多的。只有一次，我记忆深刻。那次，我独自去糖精车间拆一个水泵，走进工作间，觉得很诡异。那个阿姨把四平方的丁作间布置成了一间温馨的闺房，有橙黄色的台灯，淡蓝色的布幔，椅子上是米老鼠的坐垫，最恐怖的是，她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张折叠床!阿姨斜躺在床上，瞄了我一眼，说：“二号水泵坏了，你自己去修吧。”　　我把螺丝卸下来之后，又跑进工作间，背对着阿姨打电话，叫起重工来扛水泵。趁这当口，阿姨问我：“你多大了?”我对着电话喊：“喂!喂!起重工吗?你们他妈的怎么还不过来?”墙上挂着一面小镜子，通过镜子我看见阿姨撇着嘴，懒洋洋地翻了个身，不理我了。　　我把这事情说给老牛逼听。老牛逼问我：“她长什么样子?”我形容说，浓眉，鬈发，血红嘴唇，还这么斜躺着。老牛逼说，那不叫斜躺，准确的说法是贵妃躺，两腿并拢，把手撑在腮上，如果两腿叉开那就不是贵妃躺了，而是潘金莲躺。我翻着眼珠回忆了一下，说：“腿倒真是并拢的。”　　老牛逼说：“那个女人叫阿骚，要离她远一点，她腿并拢的时候还好一点，要是又开了，全厂的男人都顶不住。以后糖精车间的水泵就让魏懿歆去弄吧。”　　“魏懿歆会不会出事啊?”　　“你放心，阿骚不喜欢结巴男人。舌头短，够不着。”　　关于修水泵，还有一些细枝末节可说。　　坏掉的水泵挑进钳工班里，被扔在角落，凑个黄道吉日，拆开了统一检修。据我所知，修好的并不多，其实钳工们根本懒得去修它们，每隔几个月，废品仓库的人过来清点一下便全都收走了。　　我爸爸有时候会问我：“小路啊，你的水泵修得怎么样了?”我只好糊弄他，“这两天在学修真空泵。”他就对我说一大堆真空泵的工作原理，最后加了一句：“学会修水泵，跑到哪个化工厂都有饭吃。”　　有一天，我指着钳工班里大大小小的水泵，对老牛逼说：“师傅，你什么时候教我修水泵?”　　老牛逼说：“学这个有什么用?你还是帮我去管自行车摊吧。”　　我说：“师傅，你总要教我点什么吧?不然等我满师了，跑出去什么都不会，你也不见得有面子啊。”　　老牛逼说：“你修好了水泵义怎么样呢?会给你加奖金吗?”　　我说：“不会。”　　老牛逼说：“那你修不好水泵又怎么样呢?会把你辞退吗?”　　我说：“也不会。”　　老牛逼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所以你还是去帮我看自行车摊吧。”　　事隔多年，我想起老牛逼那一身松垮垮的肉，眯着眼睛看水泵的神态，以及他横着走路的样子，我总觉得他像个哲学家。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人干了四十年的钳工，揍过车间主任，修过无数台水泵，既不尊重女人也不尊重知识，他就会变成一个哲学家。（《少年巴比伦》节选）
第三章 白衣飘飘（节选）　　我师傅老牛逼有个车摊，摆在他家的弄堂口，离化工厂不太远。每天下班，他在那里摆开全套修车工具，补胎打气校钢丝擦车子。据说他年轻的时候还殴打顾客，后来老了，打不过别人，就叼着香烟斜眼看别人。人们之所以光顾他的车摊，是因为方圆一公里之内再也没有人敢和老牛逼抢生意。他说这叫托拉斯，假如他牛逼的范围不是一公里，而是十公里，他就可以雇几百号人，开一个修自行车的公司。我认为这就是他的理想，可惜他老了。　　自从有了我这么个徒弟，他的车摊就提前了营业时间，本来是下午四点半开张，现在下午两点开张，我坐在车摊前，他去泵房找阿姨寻欢作乐。上班时间摆车摊属于旷工行为，抓住了就是处分，像我这种小学徒连受处分的待遇都没有，直接可以开除。　　摆车摊很简单，遇到有打气补胎的，我都能应付下来，假如是车轴断了、钢圈弯了，我就只能狂奔回厂里，叫老牛逼亲自出来修。我在那里干了几天，生意惨淡，因为我总是对着过路人傻笑，别人看见我这个样子，以为我不怀好意，即便真是要修车的也不肯过来，我自然乐得清闲。后来我实在无聊，蹲在路边研究这条巷子，这巷子很深，一侧的房子沿河而建，其中有一问就是老牛逼家，但我没去过。这条巷子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猪尾巴巷。后来，有个晒衣服的老太太告诉我，清朝的时候，这里住着个大善人，叫朱仪邦，做了很多善事，为了纪念他，就把巷子的名字改成“朱仪邦巷”，本地人读了几百年，读成了猪尾巴。我心想，这位朱先生真是倒霉，做了一辈子的善人，到头来还是被人讹读成了猪尾巴，可见，做好人也未必就能流芳百世。　　半个月之后，有个女的骑着自行车经过，她看见我蹲在路边，呆头呆脑地张望着半空中虚幻的景象，仿佛嗑了药丸一样。她好像并不介意我是个傻子，跳下车子问我：“车摊是你的?”　　我被她打回了神，说：“是啊。”　　“擦车子多少钱?”　　“小擦两块，大擦五块。”　　所谓的小擦，就是把车子表面的油污和浮尘擦掉，这比较容易；所谓大擦，则是把车轮卸下来，把钢珠掏出来，一个个都擦得像镜子一样锃亮，往车轴里涂上黄油，再把机油灌进车链子，把所有的螺丝螺帽都拧紧，把刹车校准到最合适的位置。小擦好比是澡堂子里搓背，大擦就是按摩院里的马杀鸡。我会搞小擦，但没搞过大擦，和我修水泵一样，拆得下来，装不上去。　　她说：“大擦吧。”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不耐脏，所以要擦车)，目光炯炯地，居高临下扫射着我。在此之前，我还没有被女人的眼神这么痛快地扫射过，当然，我高中时候的校长除外，但她是个老太婆，不但扫射过我，家长会上还扫射过我爸爸，我们两个都怕她怕得要死，假如她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穿白裙子还有一双杏核眼，不管是点射还是扫射，我都情愿被她射死。　　趁我找扳手的工夫，白裙子姑娘问我：“糖精厂的?”　　“你怎么知道?”　　“废话，你穿着工作服呢。”　　我看了看自己身上，不错，蓝不蓝绿不绿的工作服，左胸有个T，人人都知道是糖精厂的。　　她又问：“钳工班的吧?”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糖精厂的?”　　“这你就不用管了。”　　那天我鬼使神差，没有跑回厂里去叫老牛逼，而是从T具箱里掏出扳手，给她做大擦，不，给她的自行车做大擦。这是一辆淡紫色的飞鸽牌女式车，龙头弯弯地翘起来，好像两条高举的腿，非常性感，坐垫上还留有余温，让人间接地感受到了她的屁股。我心猿意马，操起扳手，开始卸车轮。她坐在我的板凳上，看着我把车轮卸下来，把钢珠擦亮，再装上去。这么一步步地擦完，她始终一言不发。她长得很漂亮，头发是深栗色的，我一边擦车一边偷偷观察她，和她的眼神碰撞，她也毫不介意，依旧用那种冷淡的目光扫射我。等我大功告成之后，她站起来，绕着车子转了一圈，问：“擦好了?”　　“擦好了。”　　她非常聪明地说：“那你骑一圈给我看看。”　　我跳上车子，没骑出去二十米，前轮忽然不见了，这是评书里的马失前蹄式的摔法，我看见青石路面骤然扩大，填满了我的眼睛，然后，我的下巴就成了起落架。我爬起来摸自己，还好，下巴蹭掉了一块皮，但牙齿还在。摔完之后，我把车扛起来，拎着那个脱了臼的前轮，又回到了她的身边。　　她问我：“哟，摔得怎么样?”　　“还可以，”我说，“好险。”　　“哟，你都摔成这样了，还好险?”她歪着头说。　　“要不是你让我骑一圈，这一跤就该是你摔的了。”　　她冷冷地说：“少废话，咱们是先装轮子呢。还是先送你去医院?”　　我说：“还是先装轮子吧。”　　我后来常常想起那一幕：一个摔破了下巴的青工在弄堂口装车轮，另一个年纪比他稍长的白裙子姑娘在旁边看着，嘴角还挂着一丝嘲笑，周围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这件事情本来不应该让人觉得愉快，可是，假如它不是愉快的，那就会显得很悲惨。悲惨不应该是年轻时代的主旋律，所以我说，很愉快，很爽，一个修车的能遇到这种事情是很浪漫的，妈的。　　我把车轮装上去以后，白裙子姑娘又绕着车子转了一圈，说：“怎么着?你再骑一圈给我看看?”我盯着那辆车，看了半天，说：“大姐，我还是叫辆三轮车送你回去吧。”　　把她送走以后，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生疼，就从工具箱里揭了一块胶布，贴在伤口上，可是疼痛并不减弱，反而更厉害了。我坐在板凳上，回忆那个自裙子的长相，我认为，她一定就是糖精厂的职工，假如她去厂里汇报我的情况，上班摆车摊，按旷工处理，我马上就会被厂里开除掉。　　我独自坐在弄堂口，想着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我希望自己被开除掉，我做了一个月的学徒。捡破烂，拆水泵，锉铁块，擦车子，像一代又一代的学徒一样，重复着这种生活。这种青春既不残酷也不威风，它完全可以被忽略掉，完全不需要存在。　　我摆了半个月的车摊，不但生意惨淡，还把下巴摔破了。老牛逼跟我算了一笔账：这半个月里，我给十六个人打过气，给四个人补过车胎，打气是五分钱一次，补车胎是一块两毛钱一个洞，总算下来，我替他挣了五块六毛钱。老牛逼说，干了他娘的半个月。挣了五块六毛钱，这不是傻逼吗?我说，我也没办法，运气不好，就会变成傻逼。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算了，你还是跟我学修水泵吧。　　后来，我和老牛逼讨论过一个问题，关于人类的机械天赋。照我看来，人的天赋形形色色，有人适合当作家，有人适合当杀手，但作家和杀手毕竟是少数，在我身边的人几乎都和机器打交道，这就是说，机械天赋必须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天赋。可惜，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机械天才并不多，瓦特算是一个吧，爱迪生也可以算，还有造飞机的那对什么兄弟。这说明机械天赋并不是那么的普遍，它可能和作家、杀手一样，都是一种稀有的天赋。可是，靠机器混饭吃的人远远多于作家和杀手，连歪卵这样的人都可以去开刨床。　　当时，老牛逼拿出一张水泵的构造图，又找了个报废的水泵，让我拆开，再按图纸装上去。我麻利地把水泵大卸八块之后，就再也装不上去了，这和我修自行车如}}；一辙。这件事情证明我是个没什么机械天赋的人，我认为，是我的早期教育出了问题。我小的时候，家里比较穷，唯一的电器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只有巴掌那么大，发出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哼，我爸爸把耳朵贴在上面听，全是刺啦刺啦的噪音，邻居以为他在偷听敌台，也凑过来听，原来是本地的天气预报。另外一个机械物件，是个生了锈的小闹钟，也是巴掌那么大，每天早上六点钟准时敲响，敲出来的全是不和谐音，好像噪音摇滚的前奏一样。　　读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很有机械天赋，立志要当小发明家，手工劳作课上，我们跟着老师折纸，纸飞机纸青蛙真好看，该同学却做了一个会飞上天的模型滑翔机。老师惊叹于他的天才，就让我们向他学习。这个小神童说，他六岁的时候就把家里的闹钟拆了．然后又装了上去，闹钟居然还会走还会叫。我以这神童为榜样，回到家里就想拆闹钟，被我爸爸发现，眼明手快一把抢走，救下了那台劳苦功高的闹钟，顺便赏了我一记耳光。我爸爸说，这台闹钟是家里唯一会报时的东西，假如弄坏了，上班迟到扣奖金，所以打我这记耳光并不是为了闹钟，而是为了奖金，这就打得很值得。从此以后，我就彻底和机械绝了缘，后来班上的小神童又组装出了一台收音机．虽然也是刺啦刺啦的，但毕竟是会发出声音了。我看着他的收音机，心想，要是把我家的收音机给拆了，就听不到天气预报，我妈晾出去的衣服就会被雨淋湿，这又是挨耳光的事情。这种情形维持到了我十六岁，家里有了电视机和大台钟，有一天那个生了锈的小闹钟再也不肯走了，它锈得就像一个铁饼，我爸爸忽然想起了若干年前的那记耳光，对我说：“小路啊，你小时候不是一直想研究闹钟吗?它现在坏掉了，你去拆着玩吧。”我翻了他一个白眼，爸爸，我已经十六岁了，生理卫生课都上过了，我已经到了对人体结构感兴趣的年纪，闹钟就留着您自己研究吧。　　我装不上水泵，老牛逼并没骂我，而是安慰我说，这个铁棚子里有一大半的机修钳工都不会修水泵，只会拧螺丝，所以不用太担心，有机械天赋的人本来就不多，如果要求每个钳T都得有一副这样的大脑，世界上的钳丁肯定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值钱。说完，他把我手头上的零件又扔到了废品堆里。　　老牛逼说，做钳工很简单，对于泵房的老阿姨来说，只要你给她换上一个会转的水泵，她就会很舒服很满足，谁管你能不能修好那个坏泵呢?　　那一年老牛逼六十岁，已经过了机修钳工的黄金年龄。比如，一个机修钳工需要有较强的臂力，才能拧开那些生锈的螺丝，但老牛逼的手臂上，肌肉已经看不见几块，全是松松垮垮挂下来的脂肪。又比如，机修钳工需要有很好的视力，而老牛逼已经戴上了老花眼镜。更要命的是，他的记性一天不如一天，对于那些复杂的水泵，有时候连他自己也装不起来了。　　老牛逼告诉我一个故事，说他三年前曾经带过一个徒弟，这徒弟是一个机械白痴，不但不会修水泵，连拆水泵都不会，连拧螺丝都不会，他他妈的是用兰花指捏起扳手拧螺丝的，那样子好像是在给水泵做马杀鸡。老牛逼看不顺眼，一巴掌掀过去，立刻把他揍得嘤嘤地哭，样子十分可怜。老牛逼最烦别人哭，呵斥不住，三五十个巴掌飞过去。后来泵房的姿色阿姨们看不下去了，纷纷数落老牛逼，说他虐童。老阿姨的意见在老牛逼那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何况他并不是个虐待狂，更不是屁精虐待狂。老牛逼对徒弟说：我不打你了，但你也别用兰花指拧螺丝，行不行?兰花指实在太给老牛逼丢脸了。过了几天。奇迹发生了，徒弟背着一把吉他来向他告别，还在钳工班里弹了一曲，最后向大家挥了挥他那只连鸡都掐不死的兰花手，从此南下深圳，做起了流浪歌手。　　老牛逼叹了口气说，从前他也会拉二胡，在二胡和钳工之间选择了后者，假如他当初坚持拉二胡，现在至少也是在工会里做个小干事了，说不定还能去文化馆混混。他说，修水泵很无趣的，什么傻子不会拧螺丝啊?如果说修水泵很牛逼，这是一句谎话，只能用来骗骗车间主任和姿色阿姨。假如你真的因为想打车间主任而去学修水泵，那简直是本末倒置，你应该去做黑社会才对。　　说实话，我很羡慕那个兰花指，他虽然没有机械天赋，但却有乐器天赋，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自己的天赋。我呢?我蹲在钳工班的铁皮屋顶下，只能证明自己没有机械天赋，但却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里。这很悲哀。我想，假如我的天赋是杀手，那该怎么办?马上杀一个人，来证明自己?假如我的天赋是作家，那就更恐怖，比杀人还复杂，难怪那么多作家都选择了自杀。　　我经常躺在钳工班的简易躺椅上胡思乱想，所谓的躺椅，就是用几个人造革坐垫拼起来的椅子，可以舒服地靠在上面。天气好像渐渐凉了起来，铁皮房子里的温度有所下降，躺在漏风的地方觉得很舒服。这时候，职大的理想就离我远去，像云朵消散在天空中。我想起那个白裙子姑娘，我很想找到她，姑娘和大学不一样，姑娘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是一个结，难以消散，永远散发着刺鼻的味道。　　有一年，张小尹拿着一张报纸给我看，说中国的啤酒里含有甲醛。她问我，什么是甲醛。我说甲醛啊，那东西我熟，甲醛用于油漆纺织造纸，家里装修的那股怪味道就是甲醛，能把蟑螂都熏死。其实就是医学院里泡死人的福尔马林，可是这玩意怎么会跑到啤酒里去了呢?据我所知，甲醛超标会使人身上起疹子、肝脏坏死、肾脏衰竭，男的阳痿，女的停经，非常可怕。
做电工不用穿工作服，电工是仅次于仪表工的干净工种。只有在大检修的时候，我们才套上工作服，至于平时，则是一身枪驳领双排扣的西装，笔挺地穿在身上。九十年代初，枪驳领西装非常流行，双排扣子最好是金色的，更神气。那时候还流行穿太子裤，又肥又大，裤腰上打着八到十六个褶子。太子裤配金色扣子的枪驳领西装，脚下是一双白色的真皮运动鞋，就这么个鸟样。这种装扮走在厂里非常吓人，认识的人知道是电工发神经，不认识的还以为是外商来考察。这种装扮还有个特点：枪驳领西装很长，而太子裤显得腿很短，我们就是一群上身笔挺修长，而下身短成一橛的怪人，自己还觉得很时髦。　　那时候我没有枪驳领西装，为了穿得跟他们一样，我央求着我妈，去裁缝那里做了一件。我妈看了也很满意，说我神气得不得了。我穿着这件西装到处招摇，后来不穿了，因为只有民工才穿枪驳领的西装，非常巧合的是，他们穿着这种西装砌砖头、捡垃圾、骑三轮，和我们当年如出一辙。　　到了夏天，西装不能穿了，我们还是穿太子裤。上身则什么都不穿，就这么光着，八个褶子的太子裤配上光膀子，使我们看起来就像一群阿拉伯舞娘。夏天的早晨，我们骑车到电工班，把衬衫一脱，就这么站在电工班门口抽烟。我们还把皮带松开一个扣，裤子就松松垮垮地挂在胯上，露出肚脐三寸之下的一小撮阴毛。路过的师傅们看了，纷纷叫好，小姑娘则面红耳赤，急匆匆地跑过去。　　那时候白蓝看见我的舞娘装束，骇得目瞪口呆。我赶紧提裤子，免得她看见我的阴毛。后来她说这个裤子好，肥大宽松，勃起的时候看不见。我立刻想起自己在医务室里昏迷的事情，妈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她又嘲笑我说：“当心老阿姨流鼻血。”　　我做电工的第一份活，就是去换灯泡。那天小噘嘴刚走，电工班班长就对我说，去制冷车间换灯泡。电工班班长三十多岁，绰号鸡头，这个绰号很难听，他以前的绰号叫鸡鸡，更难听，做了班组长才升级为鸡头。鸡头就鸡头吧，总比鸡鸡好听一点。他给了我一个380伏的灯泡，并且告诉我，灯泡分为两种，220伏和380伏的，如果把220伏的灯泡塞到380伏的插口上，那个灯泡就会变成一个小型的炸弹，玻璃碎片崩到眼睛里就会变成瞎子阿炳，以后只能到工会里去拉二胡。我战战兢兢地拿着灯泡。鸡头又说，去制冷车间找黄春妹吧。　　我问鸡头：“黄春妹是谁?”　　鸡头说：“一个很胖的女人，大概有你两个那么宽，很容易找的。找不到就问别人吧，制冷车间都知道黄春妹。”　　我听他这么形容，觉得有点心虚。鸡头皱着眉头说：“怕什么?一个胖女人就把你吓成这样，那要是遇到瘦女人怎么办?”他说的近乎黑话，我又听不懂了。鸡头就把身边的一个青工叫过来，陪我一起去，他叫小李。我以前没见过他，他说：“哦，我是从橡胶厂新调来的。我见过黄春妹的，很胖的。”鸡头说：“对，就是那个胖老虎。”　　那天我和小李去制冷车间，他比我大一岁，技校毕业，学的就是电工。我们都是新人，相互结伴胆子大，于是揣着灯泡，扛着梯子，哼着小曲去找胖老虎黄春妹。　　路上，小李说：“你们这里，那种阿姨，原来叫老虎啊。”　　我问：“你们橡胶厂呢?”　　“我们那里叫蝗虫，又叫菜皮，叉叫烂污女人。”　　我问小李，为什么鸡头说胖女人比瘦女人好对付。小李挠了挠头说：“我也不大清楚，以前橡胶厂里的师傅说，瘦女人欲望很强烈的，会把人吸干掉。”　　那天，我和小李跑进制冷车间，到操作室一看，见了鬼，一个人都没有，更别提黄春妹了。这种情况很可怕，可以直接去安全科举报他们，无人看管的车间随时都可能爆炸。小李放亮了嗓子喊：“黄春妹!黄春妹!”可是机器的轰鸣像战斗机在我们头上呼啸，根本听不清他的声音。我和他分头去找，过了一会，小李冲过来对我说，他找到黄春妹了。我跟着他跑过去，发现在车间偏僻角落的一架鼓风机前面，晾着一些女式内衣，都是零零碎碎的小布片，其中却有一个巨大的白布兜子。我问小李：“黄春妹呢?”　　小李指着白布兜子，大声喊：“这是黄春妹的胸罩!”　　我见过的最大的胸罩就是在制冷车间里，它飘啊飘地晾在昏暗的角落，白色的，缝制得很差，胸罩上的带子被风吹得绞作一团。小李说，这只能是黄春妹的胸罩，除非制冷车间有另外一个胖子。我和小李都忍不住上去摸了摸，虽然我们都知道，随便摸一个晾出来的胸罩是件非常恶劣的事情，但我们纯粹是为了证明眼前看到的这一幕并不是幻觉。　　我对小李说：“妈的，你找到她的胸罩有屁用啊!”　　小李说：“你笨啊，只要守着胸罩就能等来黄春妹，她总得戴着胸罩下班吧。”　　我说：“这他妈哪里是个胸罩啊?这分明是一个降落伞。”　　后来，我们看见制冷车间的大门口晃进来一个巨大的影子，这影子慢慢移动着，当她晃到我们眼前时，我确信，这就是降落伞的主人黄春妹。出乎意料的是，她并没有急于让我们换灯泡，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香瓜子，用那只钵大的拳头抓着，塞到我和小李的手心。她说：“吃瓜子呀。”　　我握着那堆瓜子，还带着她手上的温度。我必须很负责地说，黄春妹不是老虎，她只是长得胖一点而已。她脾气很好，我们去换灯泡，她在梯子边上看着。呵呵地笑，还帮我们扶着梯子。她给我们看她打的毛衣，那是一件像蚊帐一样大的衣服。这姑娘快三十了还没嫁出去，假如瘦一点的话，真是个不错的老婆。黄春妹还问我们，有没有合适的对象给她介绍一个。我和小李面面相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回到电工班，我对鸡头说，黄春妹不是老虎。鸡头根本不想知道，他觉得胖成那样的女人就是老虎，不管脾气好不好。我对鸡头说，这太不人道了。鸡头说：“你们真有空，还跟她聊天啊?吃了她的零食没有?”我和小李老老实实地点头，同时又说了降落伞那一节，鸡头哈哈大笑，说我们脑子有病。结果，过了一个礼拜，附近管工班、钳工班的人都跑过来嘲笑我们，说我们是变态狂，喜欢看女人的胸罩，还要凑上去闻闻，最后发展到路小路和李光南(就是小李)专偷人家的胸罩。我和小李面对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师傅们，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　　我二十岁那年只是希望厂里的灯泡长命百岁地亮着，除此以外别无所求，我既不是强奸犯也不是变态狂，对女人的胸罩虽然很有兴趣，但决不至于到偷一个胸罩来闻一闻的程度。工人说的那些全是谣言。但是，活在世界上，老是要为自己是不是变态而争辩。实在很无趣。而变态这个词恰如烙印，只要我跟它沾上边，别人就永远会记得我是个变态。后来厂里有人偷窥女浴室，保卫科的人第一时间就来调查我和小李的动向，说我们是重要嫌疑犯，或者是从犯，或者是教唆犯。
做电工不用穿工作服，电工是仅次于仪表工的干净工种。只有在大检修的时候，我们才套上工作服，至于平时，则是一身枪驳领双排扣的西装，笔挺地穿在身上。九十年代初，枪驳领西装非常流行，双排扣子最好是金色的，更神气。那时候还流行穿太子裤，又肥又大，裤腰上打着八到十六个褶子。太子裤配金色扣子的枪驳领西装，脚下是一双白色的真皮运动鞋，就这么个鸟样。这种装扮走在厂里非常吓人，认识的人知道是电工发神经，不认识的还以为是外商来考察。这种装扮还有个特点：枪驳领西装很长，而太子裤显得腿很短，我们就是一群上身笔挺修长，而下身短成一橛的怪人，自己还觉得很时髦。　　那时候我没有枪驳领西装，为了穿得跟他们一样，我央求着我妈，去裁缝那里做了一件。我妈看了也很满意，说我神气得不得了。我穿着这件西装到处招摇，后来不穿了，因为只有民工才穿枪驳领的西装，非常巧合的是，他们穿着这种西装砌砖头、捡垃圾、骑三轮，和我们当年如出一辙。　　到了夏天，西装不能穿了，我们还是穿太子裤。上身则什么都不穿，就这么光着，八个褶子的太子裤配上光膀子，使我们看起来就像一群阿拉伯舞娘。夏天的早晨，我们骑车到电工班，把衬衫一脱，就这么站在电工班门口抽烟。我们还把皮带松开一个扣，裤子就松松垮垮地挂在胯上，露出肚脐三寸之下的一小撮阴毛。路过的师傅们看了，纷纷叫好，小姑娘则面红耳赤，急匆匆地跑过去。　　那时候白蓝看见我的舞娘装束，骇得目瞪口呆。我赶紧提裤子，免得她看见我的阴毛。后来她说这个裤子好，肥大宽松，勃起的时候看不见。我立刻想起自己在医务室里昏迷的事情，妈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她又嘲笑我说：“当心老阿姨流鼻血。”　　我做电工的第一份活，就是去换灯泡。那天小噘嘴刚走，电工班班长就对我说，去制冷车间换灯泡。电工班班长三十多岁，绰号鸡头，这个绰号很难听，他以前的绰号叫鸡鸡，更难听，做了班组长才升级为鸡头。鸡头就鸡头吧，总比鸡鸡好听一点。他给了我一个380伏的灯泡，并且告诉我，灯泡分为两种，220伏和380伏的，如果把220伏的灯泡塞到380伏的插口上，那个灯泡就会变成一个小型的炸弹，玻璃碎片崩到眼睛里就会变成瞎子阿炳，以后只能到工会里去拉二胡。我战战兢兢地拿着灯泡。鸡头又说，去制冷车间找黄春妹吧。　　我问鸡头：“黄春妹是谁?”　　鸡头说：“一个很胖的女人，大概有你两个那么宽，很容易找的。找不到就问别人吧，制冷车间都知道黄春妹。”　　我听他这么形容，觉得有点心虚。鸡头皱着眉头说：“怕什么?一个胖女人就把你吓成这样，那要是遇到瘦女人怎么办?”他说的近乎黑话，我又听不懂了。鸡头就把身边的一个青工叫过来，陪我一起去，他叫小李。我以前没见过他，他说：“哦，我是从橡胶厂新调来的。我见过黄春妹的，很胖的。”鸡头说：“对，就是那个胖老虎。”　　那天我和小李去制冷车间，他比我大一岁，技校毕业，学的就是电工。我们都是新人，相互结伴胆子大，于是揣着灯泡，扛着梯子，哼着小曲去找胖老虎黄春妹。　　路上，小李说：“你们这里，那种阿姨，原来叫老虎啊。”　　我问：“你们橡胶厂呢?”　　“我们那里叫蝗虫，又叫菜皮，叉叫烂污女人。”　　我问小李，为什么鸡头说胖女人比瘦女人好对付。小李挠了挠头说：“我也不大清楚，以前橡胶厂里的师傅说，瘦女人欲望很强烈的，会把人吸干掉。”　　那天，我和小李跑进制冷车间，到操作室一看，见了鬼，一个人都没有，更别提黄春妹了。这种情况很可怕，可以直接去安全科举报他们，无人看管的车间随时都可能爆炸。小李放亮了嗓子喊：“黄春妹!黄春妹!”可是机器的轰鸣像战斗机在我们头上呼啸，根本听不清他的声音。我和他分头去找，过了一会，小李冲过来对我说，他找到黄春妹了。我跟着他跑过去，发现在车间偏僻角落的一架鼓风机前面，晾着一些女式内衣，都是零零碎碎的小布片，其中却有一个巨大的白布兜子。我问小李：“黄春妹呢?”　　小李指着白布兜子，大声喊：“这是黄春妹的胸罩!”　　我见过的最大的胸罩就是在制冷车间里，它飘啊飘地晾在昏暗的角落，白色的，缝制得很差，胸罩上的带子被风吹得绞作一团。小李说，这只能是黄春妹的胸罩，除非制冷车间有另外一个胖子。我和小李都忍不住上去摸了摸，虽然我们都知道，随便摸一个晾出来的胸罩是件非常恶劣的事情，但我们纯粹是为了证明眼前看到的这一幕并不是幻觉。　　我对小李说：“妈的，你找到她的胸罩有屁用啊!”　　小李说：“你笨啊，只要守着胸罩就能等来黄春妹，她总得戴着胸罩下班吧。”　　我说：“这他妈哪里是个胸罩啊?这分明是一个降落伞。”　　后来，我们看见制冷车间的大门口晃进来一个巨大的影子，这影子慢慢移动着，当她晃到我们眼前时，我确信，这就是降落伞的主人黄春妹。出乎意料的是，她并没有急于让我们换灯泡，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香瓜子，用那只钵大的拳头抓着，塞到我和小李的手心。她说：“吃瓜子呀。”　　我握着那堆瓜子，还带着她手上的温度。我必须很负责地说，黄春妹不是老虎，她只是长得胖一点而已。她脾气很好，我们去换灯泡，她在梯子边上看着。呵呵地笑，还帮我们扶着梯子。她给我们看她打的毛衣，那是一件像蚊帐一样大的衣服。这姑娘快三十了还没嫁出去，假如瘦一点的话，真是个不错的老婆。黄春妹还问我们，有没有合适的对象给她介绍一个。我和小李面面相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回到电工班，我对鸡头说，黄春妹不是老虎。鸡头根本不想知道，他觉得胖成那样的女人就是老虎，不管脾气好不好。我对鸡头说，这太不人道了。鸡头说：“你们真有空，还跟她聊天啊?吃了她的零食没有?”我和小李老老实实地点头，同时又说了降落伞那一节，鸡头哈哈大笑，说我们脑子有病。结果，过了一个礼拜，附近管工班、钳工班的人都跑过来嘲笑我们，说我们是变态狂，喜欢看女人的胸罩，还要凑上去闻闻，最后发展到路小路和李光南(就是小李)专偷人家的胸罩。我和小李面对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师傅们，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　　我二十岁那年只是希望厂里的灯泡长命百岁地亮着，除此以外别无所求，我既不是强奸犯也不是变态狂，对女人的胸罩虽然很有兴趣，但决不至于到偷一个胸罩来闻一闻的程度。工人说的那些全是谣言。但是，活在世界上，老是要为自己是不是变态而争辩。实在很无趣。而变态这个词恰如烙印，只要我跟它沾上边，别人就永远会记得我是个变态。后来厂里有人偷窥女浴室，保卫科的人第一时间就来调查我和小李的动向，说我们是重要嫌疑犯，或者是从犯，或者是教唆犯。
第九章　我的伤感的情人（节选）　　回首十多年前，我在白蓝家门口被她抱住亲吻，在此之前我只亲过一个女孩，在此之后我亲过多少个，自己也数不清了。这些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得对她说“我爱你”，起初我说得很勉强，我不习惯说这句话，后来说多了也就顺口了。有一天我发现，这句话总是我在对她说，她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问她，这是不是军队里的口令，我是不是她的下级。她听了就笑，她试图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也失败了。这件事写出来很肉麻，到此为止吧。　　我把厂报上发表的诗拿给她看，她懒洋洋地坐在体检床上，对我说，已经看过了。我就做出很深沉的样子问她，写得怎么样。她说，反正也看不懂啊，好像不错，有骆驼和鸟什么的。后来她皱着眉头说．你一个小电工，应该写点灯泡和马达，写什么骆驼和鸟啊。我听了很生气，照她这个逻辑，只有动物园的饲养员才能写骆驼和鸟。但她不愿跟我绕舌头。我说，白蓝，这些诗是献给你的。她瞪大眼睛说，既然是献歌，为什么不在副标题上注明一下，反而要跑过来特地告诉她。我说我怕厂里人碎嘴，而且这些报纸都用来擦屁股了，怕玷污你的清白。她就笑我是个神经病，写的诗那叫什么玩意。这件事写出来也很肉麻，但还是写一写吧。　　九三年厂里换了新厂长，风纪为之一变，再也没有阿姨敢在上班时间打毛线了，吃零食也是不允许的，洗胸罩尤其禁止。犯了事的，就被写到劳资科的黑名单上，以便日后发配糖精车间。此后没多久，白蓝的医务室里又来了个厂医，是个大嘴肥婆，屁股像麻将台一样大，嗓门低沉雄浑，据说是新厂长的亲戚。此人上马，大家就猜测白蓝也要去糖精车间了。因为医务室本来就清闲，属于冗员，放着两个厂医在那里，不符合当前的管理原则。这个大肥婆令工人感到恐惧，她不太懂医术，有一次小李眼睛里飞进一粒铁屑，疼得睁不开眼，跑到医务室去治疗，白蓝正好不在，大肥婆把小李按倒在体检床上，翻开眼皮吹了半天，还是不管用，她就用镊子夹着一块纱布，按在了小李的瞳孔上。李光南惨叫一声，从体检床上弹起来，捂着眼睛逃出了医务室。　　自从有了大肥婆，我就不能去医务室了。谁要是去找白蓝，大肥婆就会站在她身后，直勾勾地看着别人，这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到底是应该揍她的左眼呢还是右眼。这种念头不能让它发展下去，假如付诸于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我对白蓝说，外面有传闻，你也要去糖精车间。她就笑笑，也不回答我。后来我去问小噘嘴，劳资科到底什么意思，厂医也要去上三班吗?小噘嘴说，现在厂里的劳动力紧缺，本科生都要去上三班，以前的规矩都不算数了，全都乱了套啦。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自蓝，她说：“让它去乱吧。”　　九三年秋天。厂里开大会，由劳资科长胡得力主持，干部和工头们都必须参加，普通职工也可以站在后面旁听。开会的地点是在食堂楼上，那里是一个大礼堂，有一个舞台，还有DJ台。这地方平时是用来搞舞会的，或者联欢会，或者卡拉OK大奖赛。据老师傅们说，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长年累月开思想斗争会，不搞娱乐。　　那天我也站在后面，叼着香烟旁听。台上坐着的是一群中层干部，台下的情形是这样的：基层干部坐在最前面，后面坐着工段长和班组长，再后面坐着先进工人，之后就是些叼着香烟嗑着瓜子的普通工人。普通工人全都站着，而且有一条白粉笔画出来的线，就在脚底下，不许跨过这条线。这情景和卡拉OK正相反，娱乐的时候都是工人抢在前面，干部被挤到后面。　　我发现白蓝坐在最后一排，但她没回头看我。　　那次大会开得很顺利，首先是庆祝全厂提前完成年度产值计划，其次庆祝糖精车间扩产，再次庆祝新厂长走马上任。最后是重申劳动纪律问题，胡得力先是不点名地批评了几个基层干部，然后点名批评了几个懒散工人，其中就有路小路，上班时间调戏化验室的小姑娘；另一个是水泵房的阿骚，至于她上班干什么坏事，倒是没有明说。后来工人起哄了，在下面大声问：“胡得力，阿骚到底干了什么坏事?”胡得力不理，继续对着麦克风说话。有个师傅揪着我问：“路小路，你调戏阿骚啊?”我说操你妈，长了个猪耳朵啊，我是调戏化验室小姑娘，没有调戏阿骚，我跟阿骚没关系。周围人听了，哄堂大笑，将我一把推到白线以内。我要往后退，他们就往前推我，后来我索性就站到了前面去，孤零零地凸出在人群之外。白蓝回过头来，她对着我看。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个行将枪毙的人，站在刑场上，四面八方有很多人围观叫好，正前方是神情肃穆的刽子手，而她就是我的秘密情人，在潮水般的人群中向我观望，不知是悲伤还是嘲弄。　　所谓的大会顺利召开，就在那一刻结束了。胡得力见我站在人群前面，从他那个角度看去，我大概不像个枪毙鬼，倒像是闹工潮头目，起义军的首领。胡得力对着麦克风大喝一声：“路小路，你就要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了，还这么嚣张!”下面的工人听了，面面相觑，送到糖精车间是最严厉的惩罚，厂里调戏小姑娘的多的是，从来没听说被送去造糖精的。　　我本来不想说话的，听胡得力这么说，我就用双手拢在嘴巴上，对他喊：“胡科长，不要乱讲话噢，这里有很多糖精车间的人噢，去糖精车间我觉得很光荣噢。”工人们回过神来，有个糖精车间的阿姨说：“胡得力，操你妈，糖精车间就不是人了吗?”这阿姨真可爱，要不是她身上散发着甜味，我简直想拥抱她一下。　　后来保卫科长站了起来，抢过话筒，指着我说：“把路小路拉出去，拉出去!”两个厂警跑过来，扶着我的胳膊。我们都很熟了，他们也不好意思动真格的，就对我说：“老弟，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走吧。”我说：“不用你们架着，老子自己走。”但后面的工人却堵着门，哈哈大笑，就是不让厂警押我出去。我对厂警说：“我也没办法，除非你们把我从窗口扔下去。”那两个厂警试图扒开人群，忽然之间，帽子被人摘走了。后面的工人抢到了大盖帽，就在半空中扔来扔去。厂警很尴尬，大家其实都是熟人，他们也不能发怒，就对我说：“都是你小子闹的，明天你得请我们吃饭。”两个厂警回过头来，对着保卫科长挥手示意。保卫科长还在喊：“押出去!押出去!”厂警也火了，对他说：“操他妈，押个鸟啊!有本事你自己来押!”　　那天会场上一片大乱，后面的工人哦哦地起哄，前面坐着的干部和工头也笑得前仰后合，只有舞台上的干部都板着脸。保卫科长也下不来台，跳下舞台，打算亲自来押我。我隔着很远，指着他鼻子说：“你敢过来，老子把你淹死在厕所里。”这时大家想起方瞎子把保卫科长推到茅坑里的事情，简直都笑翻了，有人大喊：“方瞎子拉电闸喽!”干部们大惊，纷纷抬头看顶上的丑光灯，灯都亮着呢，分明是造谣。　　这时，胡得力拿起话筒，用足力气大喊一声：“不许胡闹!!!”我们厂的礼堂，用的是两个大音箱，就放在舞台两侧。冷不丁一声大吼，音箱发出山呼海啸的巨响，坐在音箱前面的人齐声大叫，向后倒下一大片。爬起来之后，有几个干部指着胡得力大骂：“胡逼!耳朵都被你震聋了!”　　保卫科长这一边，因为我揭了他的短，就扑过来要跟我拚命。我也觉得奇怪，他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雄伟，好像最近吃多了激素，有这个闲工夫还不如去跟方瞎子较劲呢。后来白蓝提醒我，保卫科长这是要在新厂长面前表现表现自己，也没有像我这样的，当众揭短，他当然要拚命。我当时可不知道这些，摆好架子，等着他扑过来。我和他之间相距大约五十米，趁他跑过来的工夫，有个师傅朝我手里塞了一根电工皮带，对我说：“照他脸上抽，准保躲不开。”我身边两个厂警吓坏了，一个攥着我的胳膊，一个抱着我的腰。我说见了鬼了，人家要打我，你们抱我干什么，拉偏架啊。厂警说：“把皮带放下!”我把皮带扔地上，可他们还是不放手。与此同时，后面的工人一哄而上，架住了狂奔过来的保卫科长。厂警对我说：“求你了，路小路，路小爷，你赶紧走吧!”　　我对厂警说，本来是要走的，但他既然要冲过来打我。我就不能走，不然他还以为我怕他!别的干部我不敢打，保卫科长我可不怕，打赢了他，我就能取而代之。厂警又好气又好笑，说：“你当我们保卫科是山贼啊?”趁着身后的人群松动，他们两个死命把我往外拽。那一瞬间保卫科长的上半身也突破了人群，身体呈四十五度角，两个拳头在我眼前乱舞，他妈的，这种拳法能打得死个鬼。　　就在这时，舞台那头一阵惊叫。众人回头去看。只见胡得力浑身精湿，目光呆滞，水泵房的阿骚拎着一个塑料水桶站在他边上。这塑料水桶我们都认得，是清洁工用来拖地板的。胡得力被阿骚浇成了落汤鸡，胡得力被拖地板的脏水从头到脚浇了个透，胡得力被浇过之后居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一刻，全场无人说话，我和保卫科长也忘记了打架。我们都静静地看着胡得力。在一片静默中，阿骚阿姨鄙夷地说：“胡得力，你这个王八蛋。”然后她扔下水桶，轻盈地扭动着胯部，在众人复杂的目光注视下扬长而去。　　那次大闹会场，白蓝在大礼堂外面对我说：“路小路，你的政治生命彻底完蛋了。”后来她又说，这不应该叫政治生命，应该叫职业前途。我对她说，我的职业前途本来就是做工人，我该怎么混，自己心里清楚，不用你多嘴。她说：“你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不是找死吗?”我不耐烦地说，我读过一本书，叫《红楼梦》，里面有个叫袭人的，就这么啰嗦。她说：“你就嘴硬吧。”说完就走了。　　那天我还去参加了工会的卡拉OK比赛。厂里本来安排在大会之后举行这么一次比赛，后来大会闹成一锅粥，干部全都跑掉了，工会的人就很犹豫，打算取消比赛，但工人师傅不答应。工人师傅说，今儿个真高兴，卡拉OK助兴。工会的人说，不行啊，这是卡拉OK比赛啊，评委都跑光了还比个屁啊。工人问，评委是谁。工会的人说，当然是干部啦。这下工人师傅都不干了，说：上班要被他们管，唱他娘的卡拉OK也要他们管，简直狗屁，我们自己做评委。就有几个工人自告奋勇跑到主席台上去打分，后面有人把电视机混音器LCD全都搬了出来。当时我在楼下，望着白蓝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六根拽着我的袖子，拖我上去唱卡拉OK。　　倒退十多年，我所生活的戴城，满大街都是唱卡拉OK的，不但家里有卡拉OK，连饭馆、茶馆、澡堂里都有。那时候也不去包厢，包厢太贵，通常是在一个大厅里，两块钱唱一首歌，对着电视机轮流嚎叫。后来我也成了个卡拉OK迷，嚎叫谁不会啊?
私人藏书提要之《花街往事》这是一部阅读时不断产生快感的长篇小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真实的民间叙事。小说以戴城蔷薇街（花街）苏华照相馆摄影师和他的两个儿女为叙事圆心，多角度展现了花街的人生世相。摄影师是“书生型的佐罗，整片街区最好看的男人之一”，他的女儿顾小妍也“美得冒泡”，可儿子顾小山却天生是个“歪脖子”。父子三人都有各自的生活圈子，摄影师专业技术好，加之单身男人的身份，且是“舞林高手”，故事少不了有些惊心动魄；女儿在中学也不是等闲人物，即使进入大学后，故事也一如既往的让人唏嘘感慨；而顾小山几乎就是个流浪儿，混在江湖的传奇经历同样波澜壮阔。小说把普通人真实残酷的生活写得淋漓尽致，芸芸众生的追求、向往、无奈，莫不显示出人性的复杂，人生的艰难。虽然小说几个部分变换角度采用了不同人称的叙事口吻，但作者始终恪守冷静的叙事姿态，只在生动的叙述描写，绝少主观意愿的介入。小说中最精彩的一些段落，把人物对爱的渴望焦虑和瞻前顾后写得入木三分，令人过目难忘。阅读一个陌生作者的好小说很容易让人对他（他）想入非非。《花街往事》让我对这个叫路内的作者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又阅读了《少年巴比伦》（2007年第6期《收获》）。这是路内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虽不如《花街往事》那样叙事缜密，描写生动，但书写的“原生态”生活景观却精彩纷呈。尤其是小青工路小路的“伤感情人”厂医白蓝，小说对她的描写可谓于漫不经心中有一种力透纸背的经典意味：白蓝才是真正的情人，因为她同时又是“我”（路小路）最真心的朋友。现今这个时代，能有兴致细读长篇小说的时候是不多的，但路内的两个长篇却让我每每读得一个人偷着乐。（选自《忧郁的告白》，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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