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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喜剧小的美学研究——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的喜剧小品为例.pdf 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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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喜剧小的美学研究——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的喜剧小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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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小品是中国当代喜剧艺术中非常重要的样式之一。它的
脱颖而出和持续走俏可以说是中国艺坛上出现的、甚至是世界艺
术史上都少有的一个奇观。因此，完全有必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
解析它的审美价值。但是，国内直接研究喜剧小品的论著甚少，
学术界对这一艺术样式也有着激烈的争议。
喜剧小品具有与众不同的戏剧文本特征，包括人物鲜活、情
节简练、冲突迅捷集中、主题鲜明。从形式上来看，喜剧小品的
审美特征在语言上体现为生动通俗的口语的使用、多种修辞手法
的运用以及时尚话语的使用，在动作上则体现为人物行动的夸张、
典型和集中。如果对喜剧小品进行文化解读，则会发现喜剧小品
受到如此厚爱的原因，就在于它独特的文化特征：一是与时代同
步，二是契合了当代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三是透出了独特的文化
底蕴和艺术魅力。
喜剧小品的走红，与成熟的喜剧技巧是分不开的。当代中国
喜剧小品创作中常用到的艺术技巧有夸张、悬念、突转、误会、
悖谬。这些艺术技巧在当代中国喜剧小品中的运用分别产生了不
同的审美效果。
喜剧小品的传播和接受是不同于喜剧小品创作的另一层面的
审美活动。自诞生之日起，喜剧小品就积极活跃在各种舞台上，
并借助电视迅速进入亿万百姓的视野。就喜剧小品的接受者来说，
其接受心理受到地域和民族、时代、阶层、审美能力、从众心理
等因素的影响，其接受过程包括“观”(审美感受)、“品”(审美
体验)、“悟”(审美超越)三个阶段。
喜剧小品与大众审美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喜剧小品从发轫之
初便深深打上了鲜明的大众审美文化印记，其产生、繁荣亦受益
于大众审美文化，当然也受到大众审美文化本身所固有的消极因
素的影响。反过来，喜剧小品无论在当代大众审美文化中，还是
在中国喜剧发展史乃至艺术发展史上都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当然，在肯定当代中国喜剧小品的艺术价值和艺术地位的前
提下，我们绝不能忽视它现存的问题以及正在经受的前所未有的
严峻考验，同时应积极探索其可能的出路，如壮大喜剧小品的创
作队伍、深入学习现代西方喜剧艺术、开发荒诞式幽默喜剧小品
的精品等，并展望在不久的将来当代中国喜剧小品能够从大众娱
乐品升级为真正的艺术品，能够被更多学者和受众认可和满意，
最终以独立的喜剧样式载入艺术的史册。
关键词：当代中国喜剧小品，审美特征，艺术技巧，
接受心理，大众审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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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无悔】
& && && && && & 比央视春晚好着百倍的
《2017年中国知青春节联欢晚会》
& && &&&过年了，亲爱的知青伙伴们，央视春晚不好看？地方晚会没意思？那就看看最新的2017年中国知青春节联欢晚会吧！这才是春晚。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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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中国知青春节联欢晚会》& &
& && &&&视频
& && && && && && && && & 2016中国首届知识青年春节联欢晚会(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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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知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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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知青2015年春节戏曲专场晚会（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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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春晚，不会是孤芳自赏的自娱自乐[color=#999999 !important]
[color=#999999 !important] 17:54| 发布者: [color=rgb(153, 153, 153) !important]原作者: 崔玉宝[color=#999999 !important]
摘要: 知青春晚，不会是孤芳自赏的自娱自乐 看了央视春晚，抢了微信红包，在两天的喧嚣、热闹、忙碌之后，不想外出轧闹猛。正无所事事之时，看到江河发的一条微信，标题蛮有冲击力的：这台知青春晚要甩央视春晚八条街，看 ...
& && &&&知青春晚，不会是孤芳自赏的自娱自乐
& && &&&看了央视春晚，抢了微信红包，在两天的喧嚣、热闹、忙碌之后，不想外出"轧闹猛"。正无所事事之时，看到江河发的一条微信，标题蛮有冲击力的："这台知青春晚要甩央视春晚八条街，看得人热血沸腾"。　　现在自媒体发达，最火的自是微信。为搏人眼球，加之商业企图，微信里标题党盛行。看着标题很诱人，打开后却文不对题，完全不是那回事。当然，这知青春晚与标题党不同，于我们这些曾经的知青而言，还是有吸引力的。　　知青春晩早已有之，不是新创，只是以往都是各地自行其事、自娱自乐而已。今非昔比，自2016年开始，演变成了一档全国性的过年舞台盛宴。　　说是全国性的过年舞台盛宴，与央视春晚这种全国性的舞台盛宴自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君不见，央视春晚算是极尽豪华之能事了，不仅舞台流光溢彩，场面之宏大，也是屡有突破。今年的春晚，除北京主会场外，还在哈尔滨、上海、凉山、桂林设了分会场，这分会场也是突出地域特点，不仅创意别出心裁，场面也是宏大的。　　不是圈内人士，对这种场面如何运作完全是外行。春晚之前就在想，主会场演出时间长，分会场演出时间短，这主会场在演出时，分会场也应该是有演出的，怎会让这么多人干等?!而事实并非如此，没轮到时就是干等!在看了电视后方"涨了姿势"。　　东方卫视播的上海分会场候场演出的新闻短片，快轮到亮相时，导演呼叫"准备"，演出结束时，导演喊着"撤退"，都播出了。投入了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为的就是亮相这七分钟。　　毫无疑问，今年央视春晩连同四个分会场，无论是心智亦或财力，投入都是巨大的。然而无论如何精心，每届春晚都是众口难调，褒贬不一，今年的也一样。有时在想，这央视春晚虽然不能随便，除了要紧跟时代突出主旋律，也就是让大家图个高兴热闹，稍微节俭一点，也是未尝不可的。　　知青春晚也要花钱，也是有赞助的，然与央视春晚比有着天壤之别，可谓小巫见大巫，却是一样的高兴热闹，且让人回味无穷。　　参与知青春晚演出的有知名老中青艺术家，而更多的则是全国各地知青文艺团体的倾情献演。无论是串词、解说，亦或着装、舞姿，乃至歌曲、旋律，无不留有那个时代的痕迹，看着演出视频，会勾起渐行渐远的知青生涯的记忆。　　知青记忆幻化成的知青情愫，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那时的辛劳苦累，那时的悲痛绝望，虽至今难以忘怀，而对那片曾经生活过的土地却依然愿意亲近，依然不离不弃。经常返乡看望的，想方设法尽其所能反哺帮助的，都有。　　云南西盟插队知青韩晓玉，回上海后走上了区领导的岗位，工作关系结识不少企业家，遂有了做希望小学的夙愿。通过她的动员游说，牵线搭桥，十年里为云南普洱、丽江等地捐资助学逾600万。　　云南澜沧插队知青姚倬，回城后在上海画报社当摄影记者。退休后，他依然用镜头和影像不遗余力地宣传呕歌彩云之南。他满怀爱心，却能力有限，就积极承担上海同一苍穹公益基金会的日常工作，经常上海云南两头飞，开着私家车去车站机场，接送安排来沪培训的教师、学生。　　云南版纳橄榄坝农场知青章华虎，耿直的个性使然，在农场时曾被捆绑吊打，遭到诸多不公，回上海后却以德报怨，愈加怀念留恋那个美丽的边陲。他曾30余次重返版纳，重返农场，还先后创作了《我爱橄榄坝》等十余首歌颂版纳，怀念老职工的歌曲，网上至今可查。章华虎2010年因病去世，遗嘱将骨灰永远留在了那片魂牵梦萦的红土地。　　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　　过年了，辞旧迎新，喜气洋洋，举国欢庆。世事难料，喜庆中也会有悲伤。先有民警牺牲于歹徒刀下的报导，后有游客命丧虎口的新闻，再传27名中国游客在马来西亚遭遇沉船不幸，虽有20人获救，但仍有3 人遇难，4人不知所踪的噩耗。凡此种种，热点过后会被逐渐淡忘，不过，诸如此类的事件以后适当的时候需要的时候还是会被提及，不会永远埋没，因为历史上曾经发生，可以用以警醒后人。兹事如此，何况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运动乎!被人记住更是理所当然。　　所以，当今的知青春晚，用过年舞台盛宴的方式，来具象地唤醒了那段曾经的刻骨铭心的岁月记忆，对于我们这些曾经的参与者肯定是一种慰藉，而对于历史，则是一种不该忘却的社会集体性记忆。于我们这代人， 就个体而言，青春有悔无悔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后人通过那段历史，引发思考并从中汲取必要的启示，更好地引导社会前行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说，知青春晚虽是小成本制作，艺术水准也未必高，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甩央视春晩八条街，让人看得热血沸腾”也是言过其实，然而，对于这个思想文化多元包容的时代，又是不可忽缺的。唯此，知青春晚才不会，也不应该会是一场孤芳自赏的自娱自乐。　　2016年知青春晚云朵深情演唱的刀郎的《爱是你我》，是极能撩动人的心扉的，尤其一句"就算生活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更能折射看了知青春晚视频后此时的心境。这不也是一种难以割舍的家国情怀么?!　　爱是你我　　用心交织的生活　　爱是你和我　　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　　爱是你的手　　把我的伤痛抚摸　　爱是用我的心　　倾听你的忧伤、欢乐　　这世界我来了　　任凭风暴漩涡　　正是你爱的承诺　　让我看到了阳光闪烁　　爱拥抱着我　　我能感觉到他的抚摸　　就算生活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　　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
& && & 杨志平执导中国知青春晚 体现主流价值与美学传播
& &&& 10:58:53& &来源：& &作者：& &编辑：徐硕
　　由杨志平任总导演，中国知青演艺联盟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知青春晚"现场节目录制，晚在北京温都水城演播大厅落下帷幕，春节期间将在香港卫视文艺台及网络新媒体播出。知青们从晚6点到凌晨12时40分，连续录制了35个节目近6个小时的时间，依然都精神抖擞，"知青精神"那不灭的火炬仍在心中燃起，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吧。
　　一、知青春晚的文化价值
　　过去我们对"文化"本质的认识还有很大偏颇。那"文化"到底是什么呢？它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所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文化"应该有物质形象、制度行为、精神理念这三个层面。而"物质形象"层面，是看的文化，是文化的实体内容。晚会开幕的第一个节目就是知青雷锋联盟的歌舞《大海航行靠舵手》，演员们手捧红宝书，跳起了"忠字舞"，表达了知青们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之情，这一下子就把你带到了年代的那段历史。知青们正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广阔天地，并在那里大有作为的。我们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正视历史才能更好的面向与开拓未来。大家也常常谈到"知青文化"，那什么是"知青文化"呢？在今天看来，它一定是面向时代潮并反映主流价值观的文学艺术。来自沈阳的昭盟知青王运强演唱、知青姐妹伴舞的《最美的歌唱给妈妈》，让现场的知青们无不动容。他们从难忘的"知青岁月"走来，他们说年轻的人生也有过困惑与迷茫，可正是在茫茫的牧场上，在洁白的蒙古包里，在与牧民们共同劳动与生活中，了解了国情、理解了生活、锤炼了意志，从而培育了"爱国、敬业、创新、奉献"的知青精神，并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可以说知青春晚，正是从"物质形象"层面，进入到了"精神理想"之境界。因为美学之魂不是飘渺的，最终要落到人的心灵之中。英国雕塑大师 Antonr Gormley 说过一句名言，"肉体只是生命的形式，精神才是生命的力量，而生命的能量应该在文学艺术中被感受到。"心灵有家，生命才有路--也许这就是我们知青春晚的文化价值。
　　总导演 杨志平
　　二、知青春晚的艺术哲学
　　我们知道，美学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之美，特别是文学艺术之美的审美欣赏与审美创造的经验总结。而作为社会现象的美学构成了一种艺术哲学，也可以说美学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你看知青春晚上，作曲家王佑贵再次唱 起了《我们这一辈》，他高亢浑厚的音色，足以打动你心灵的歌词，让知青们难忘那记忆犹新的磋陀岁月。还有各地知青的散文诗《枸杞花开》、小品《向阳花》，特别是插队在革命老区延安的北京知青管景虹带着她的芭蕾舞团，跳起了优美轻盈的芭蕾舞剧《万泉河水》。晚会正是用文学创作的"赋、比、兴"，来策划编排节目构成的，让知青们从"悲伤的内心"走向时代"黎明的曙光"，这本身就是一个联系与发展的观点，是一种哲学的思考。40多年过去了，沈阳赴昭盟知青至今还与阿旗乌兰木骑的年轻朋友保持着联系，老知青王运强和乌达合作演唱的《一个遥远的地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让你在晚会现场感受到：他们的生命历程与精神追求都在歌舞中得到了体证，并让你感动得热泪盈眶。理性的思维是通过感性的认识而不断升华的，因此一代人的坎坷经历与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构成了知青春晚美学传播的主旋律。总导演杨志平也谈到，"我虽然不是知青，但很想了解那段历史，那段知青生活。要把知青岁月中形成的知青精神弘扬下去。"
　　三、知青春晚的社会意义
　　明年是我国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自从有了知青群体也就有了知青文化。虽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到1980年代就结束了，但"知青文化"一直在延续与发展，成为了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而早期的知青文化大部分是以"伤痕文学"为特点。从美学的审美角度去看，我以为这应该是非主流文化。到了199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主流的知青文化开始形成。其特点是：以弘扬主流价值观的文学作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本次知青春晚可以是一个鲜明的案例。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文艺团体代表，欢聚一堂，载歌载舞。他们说，"知青不仅是岁月的记忆，更是一笔精神财富，在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新时期，仍然需要传承知青精神。"历经50年的风雨洗礼，知青们大都进入了老龄人口，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后知青时代"。如何让知青们"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已是一个社会的话题，因此知青春晚的文化底色一定是一个宽广的社会维度，这就要求你"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一点导演们做到了。你看为什么晚会最后，由杨志平总导演作词的知青春晚主题曲，并由沈阳赴昭盟知青与赤峰阿旗乌兰木骑共同演唱的《我们还要一起歌唱》，能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特别是晚会接近尾声时，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一起，连唱了8首老歌的《知青歌曲大串烧》，再次引爆现场，再次掀起潮水般的掌声。从这一场景上就会看到，知青春晚不仅是浓缩与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更是给老知青们提供了一个"新春团拜的大舞台。"因此，知青春晚的社会意义就在于：面向未来，我们能够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继续弘扬知青文化，传承知青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的中国梦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作为老知青们，更要感谢富怡天津包盈、鹏飞乐集团、唯尔克干细胞生物科技（辽宁）有限公司、赤峰阿旗汗廷酒业、北京嘉德御投资管理等企业以及企业家们的鼎力支持，让知青们有机会有舞台，去弛骋梦想，携手前行
& && &&&激情澎湃的年代---写给所有经历过知青的老一辈
　　父亲今年已经63了.今晚突然给了传了个文件过来,说是让我改改.我知道,父亲是想我 看看,看看这篇关于知青的文章.文章看了个开头,就不太想看下去了,因为心酸.我一直觉得父亲很伟大,但从来没想过父亲在17岁的时候就拥有了比我如今更加坚毅的心智.如今的我,还在为了车子,房子而奋斗着,已经觉得生活很坎坷了.但和父亲当时相比,我就犹如生活在天堂中.是现在的环境太好?越往下看,越觉得谁欠了我一样,欠了我们家三代一样...
　　全文如下:
　　知青回忆录
　　回 城 路
　　每个知青都渴望着回城，我却整整做了八年的回城梦，这段经历，让我懂得了人生的知足和幸福。
　　那是1969年元旦过后，宜宾第四中集体插队到屏山县。记得离城那天天刚亮，格外阴冷，金沙江大南门码头，汽笛响起，船渐渐离岸。岸边人群不断挥手，夹杂着呼喊的嘱咐声，母亲摘下眼镜，低头擦着泪......。
　　船逆水行驶5个多小时，到了屏山县城。第二天从县城出发，步行几十里山路到杨柳公社，开始还较好走，眼下也只是些小山，可越走越心焦，山越来越高，路越走越难。快到公社时，抬头，已是群山耸峙，峰峦四起，几只老鹰在半山腰回旋，望得人头晕；低头，脚下羊肠小道，一边是悬崖，一边是陡坎，看得人脚软。两天前还胸怀蓄志，大有作为的憧憬，面对崇山峻岭早已荡然无存。
　　山乡与城市的反差，一下子让你无所适从。特别是那还不算原始的煤油灯，让你感觉到生活的辛酸，体验到夜晚的难熬。油灯跳动着一朵小火苗，闪烁着微弱的红光。我们把火苗挑得很大很大，都窜起长长的黑烟了，还觉得不亮。四面土墙像一只大盒子，把我们连同灯光笼罩。屋里弥漫着昏暗，我们围着灯坐，背后就是一片漆黑，被灯光放大了的头和手投射在墙上，像晃动的藏形怪影。
　　我们插队是4个男生，都才17岁。时值寒冬，吃过晚饭，就各自上床睡觉。吹熄灯，更感山乡的寂寥。墙上有一扇竖嵌着木条的小窗，朔风嗖嗖嗖地往里钻。窗外没有一丝星光，睁眼和闭眼都一样，伸手不见。远远有几声狗叫，我裹紧了被子，还是觉得冷。我听到有人翻身，床叽嘎、叽嘎地响，脸上骤起鸡皮疙瘩，我一下把头蒙进被子里。
　　时间在这里被拉得很长，我们数着天数过日子，除了生活上有些简单对话，相互间话语很少，大家的心里都装着难以表露的苦闷：想回城。
　　过了两年左右，终于有单位来公社招工了，这好似早春的阳光，将大地解冻。最让知青们兴奋的是一个国营大单位也来招工了，这就是宜宾造纸厂。
　　我们首批插队到杨柳公社97名知青，有宜宾造纸厂的职工子女。我父亲也是这个厂的职工，只不过，文革初父亲被划为“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家门上钉了一块黑牌“历史反革命分子”。这次招工，自己觉得低人三分，就躲在队上，没有去公社开知青会，就连赶场都没敢去，怕看见厂里招工的认识我，会与公社领导提及父亲的事情。这次招工，有8名知青回了城，我们队上有1名知青也走了。
　　我能猜想到他们回城那欢蹦乱跳的一路狂奔，我能体会到他们当上工人的骄傲和自豪，我最羡慕他们的是，能永远陪伴在父母身边，那是多么美好的向往啊！我也庆幸他们回城，等他们都走完了，不是就会轮到我了吗，我是这样简单的安慰自己。但我也知道，我这样家庭的知青要想回城，条件一定很高，一定要有很好的表现。
　　队上挖板地，我用的锄头有7斤半，比一般社员的重2斤；点包谷，社员挑的粪桶装70斤，我挑的能装80斤；送公粮有30里山路，社员一般都背80斤，我就背90斤。我很少去知青队上串队，怕因我的家庭出身遭人斜眼，又怕没干活，社员、干部对你印象不好。我手上渐渐凸起了硬茧，肩上也慢慢长出了厚皮，干活也像模像样了。有社员说：“唉，还真有点像农民了。”我明白，这是好心的社员对我的同情。我也知道，自己在烈日风霜里有点“老化”了。队上也信任我，选我任出纳员。
　　又过了两年，队上其他两个知青也相继招工回城了，就剩我了。我没能招工回城的家庭原因，公社的知青和很多社员还是都知道了。后来，有两次招工推荐，我都因父亲问题被剔掉了。
　　宜宾二轻系统集体插队到公社，又来了34名知青。重庆大渡口钢铁公司也集体插队到公社，也来了62名知青。公社知青多了，公社开会、赶场也热闹了许多。但招工的单位少，名额也有限。好不容易盼来一个招工的单位，又只招一、两名。有的仅招本单位的子女，否则就到其他公社或别的县去内招。这样，就便是初一招一个，十五走一双，十年也招不完。
　　队上田少地多，地里多种包谷，薅包谷草要数薅二道草厉害。那是炎炎夏日，包谷长到人多高，叶子又粗又长，两边布满像锯子一样的小齿，弯腰锄草往前走，双臂被叶齿划出道道血痕，汗水一浸，如刀割肌肤。我只好穿上长衣长裤，衣服被汗水湿透，披在身上继续锄，等晒干了又穿上，衣服上总是留下一圈一圈的白色盐印。就是戴上草帽，脸上也还是被划伤，那手背上更是横七竖八布满划痕。
　　一天傍晚收工时，我实在难忍口渴，扑在田边饮喝牛脚窝里的剩水，水已经被火辣的太阳晒热了。当晚我开始拉肚子，一次接一次不停的拉，从屋外拉到了屋内，从屋内拉到床前，根本等不及，一连50、60次，拉的我筋疲力尽，后来就拉血了。大概到了下半夜，肠子像要拉断一样无法忍痛。第二天上午，保管员来叫我晒麦种，才发现我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社员赶来砍竹子，绑了一乘简易的滑竿，把我抬到公社诊所。一位姓曾的医生给我打完针后，我才醒过来。曾医生对我说：“如果还来晚点，我就没得办法了。”我感谢队上的社员们，老天爷不要我死呀。
　　我浑身无力，根本无法走回生产队，我只好投靠离诊所较近的一名知青李德君家。李德君接纳了我，两颗孤寂的心苦相慰藉，我们成为了终身好友。我在那里休息了半个月，身体逐渐好起来。
　　我回到队上，仍是日出而作，但日落还不能息，还得忍着饥肠辘辘的难受，乘天没黑尽，能看见走路，赶紧挑了水，又还要推好磨，才烧火煎包谷粑。一直要忙到小半夜，才让空空的肚子稍得填充。在夜深静谧，只灯独影下，疲惫的身躯躺在床上，思念亲人之情无法抑制。我便唱起这夜半歌声，禁不住两行热泪，顺着眼角往下滚落。不知是歌声伴着泪水，还是泪水伴着歌声告别每一个夜晚。
　　山乡的生活同样磨炼人。当地有句顺口溜：“挑水下沟，砍柴上坡，磨子叫才烧锅。”挑水、砍柴、推磨样样体力活，不说女知青胜任不了，农村妇女也拿捏不动。如挑水，难就难在下雨天。
　　有一次，连下了几天雨，收工时天黑了，桶里已经没水了。我头戴斗笠，左手提马灯，右手紧紧抓住扁担头，挑着水一步一滑地往坡上走。每走一步都得踩稳了才走第二步，平时十几分钟，这次走了半个多钟头。又无法换肩，右肩压得又酸又痛，右手也握得乏力。我咬牙坚持，不远就快到家了。不知是紧张疲劳带来的动作迟缓笨拙，还是马灯照明视线不好意识恍惚，前面那只水桶在坎上一撞，那一点点反作用力，就使踩在像油一样泥泞里的脚往下滑，我想稳住已经不行了，身体瞬间失去重心，嘣咚！人倒桶翻，一只桶滚下坡摔成几大块。我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捡起摔坏的和另一只桶回到家，怎么办？我用另一只桶和面盆接屋檐水，烧热后洗了脸、脚，连晚饭也不想做了，饿了一夜，睡了。第二天，我接屋檐水用，接雨水吃。
　　后来，修“宜宾—屏山”的公路，修“红旗水库”，队上每年都有外派用工。社员们有家有舍的都不愿去，我愿意去，那里农村青年男女多，知青也多，又是集体伙食，每天有半斤粮食补助。工分每天12分，计件包工能挣20分，虽然一个劳动日10分只值1角4分钱，一年我能做到4千多分。修公路，我被评为锦屏区“筑路五好民兵”，后来又让我任公社筑路施工员。修水库，我担任水库指挥部宣传员兼大队伙食团长。我在水库工地上加入了共青团。
　　一天，我招工回城了，我高兴地推开家门，爸！妈！我回来了！白发老母抱着我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地唤着：“儿啊……。”我也在抽泣中一下惊醒，又做梦了。
　　回家的路也不算遥远，但在心里却似千山万水，无时无刻不期待着与父母团聚，
　　每年春节，我都会回家，早早就做准备。队上分的不多的黄豆、米豆、糯米，喂养的一、两只鸡，以及生的蛋（自己不在队上，就请社员帮忙喂鸡），队上年终决算分到的钱，尽量都一一带回家，这些都是我不吃不用省下的。我从不把农村的酸楚和劳苦告诉家里，不忍心让父母担忧。
　　家里很穷，父母每月只有25元生活费，父母都已经60、70岁了，父亲还患胃溃疡和冠心病，母亲高度近视。为了维持生活，给父亲看病，母亲四处借钱，寅吃卯粮。每月25元到手，全部就还光了，又向别人借。不然就求人“邀会”（民间的一种借贷形式）。母亲总是需要接头会，拿到钱留作生活费后，其余又还债。母亲也是厂里皆知的能干人，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春节回家，我会去凑搭别人的“班子”（临时的干活组织）干些力气活，给母亲生活上的补贴，另外也找些回队的船钱。像抬石头，挖土方，搬运砖，扛树木等，啥子活都干。遇上厂里开职工大会，父亲行走困难，要提前到会场，等主持人宣布：“将‘四类分子’押上来！”父亲就得同其他四类分子们把黑牌挂在脖子上，低头弯腰走进会场，站成一排，接受批斗。我要在会议结束前，来到会场外，等人散尽，才见父亲战战兢兢地拄着拐杖走来，我迎上去，背父亲回家。
　　父亲除参加“劳动改造”，还要打扫家门前一条水沟。我春节或中秋节每次回家的当晚和回队的头晚，一定要把水沟清扫得干干净净，把水沟的污泥铲捞彻底。
　　父亲几十年来一直喜欢川剧，文革时父亲也因川剧“罪”加一等。在威逼恐吓下，父亲内心从未屈服，从未停止过申诉。父亲有初中文化，字也写得很好。我偷偷看过父亲用复写纸抄下的那些申诉书，我在沉静中读懂了父亲内心的执着和坚毅。
　　人生路总有崎岖，在挫折和苦难面前要挺直腰，这样的道理人人都懂。但当自己的命运被别人掌控时，要挺直腰就难了。
　　1975年，有一个小单位来公社招2名知青，生产队和大队都推荐我到了公社。在公社的推荐会上，武装部长一段发言堪称官场经典：“推荐‘四类分子’家庭知青，要慎重，要向城里的工人老大哥负责！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就打洞洞。阶级斗争的弦，千万不能松呕！”这话既出，谁还敢发表意见呢。这个决定性的发言，又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路。
　　我得知这个不难揣测的结果后，身心交瘁，躺了两天。有社员给我端来胡豆酱、咸菜，也有社员劝我：“就在农村安个家吧。”
　　我也反省自己，我的付出还不够吗？我也知道我不能与出身好的知青比，但我竭尽全力了。我身心伤痕累累，病魔也助纣为虐欺凌我这个苦命的人儿。我想起父母无依无靠就心酸，父母朝思夜盼倚门而望的情景，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想通过真诚的努力，老实的表现，能换得那些命运“主宰者”的怜悯和允诺，只要能回城，不管什么单位，不管什么活都行！
　　1976年春节回家，得知厂里一位“历史反革命分子”韩潮的儿子韩小文上吊死了。23岁的韩小文是宜一中知青插队到宜宾县金坪公社，全公社知青和社员都极口夸赞的好知青，就是招工回不了城，政审过不了关，他挣扎不过这潭“深渊”。
　　韩小文的悲剧，让我震惊。现实太苛刻了！世道太不公平了！谁也没想到，就在他死后第三年，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以惊涛骇浪之势，将天下知青推出“苦海”。特别是在云南的上海、北京、成都的知青在办理回城户口时，有的派出所根本来不及为成千上万的知青办迁移手续，被人潮夷为了平地。最后，有的公社干脆将公章用一根铁丝栓在门柱上，随便知青写什么证明，抢到公章盖上就行。用这样的证明也能在回城地办理户口及粮食关系。韩小文那不闭的双眼看到了这一天，但他没等到这一天，他成了家庭出身不幸的牺牲品，成了阶级成份无辜的殉葬者。
　　1976年春节后，我又回到了山乡，又见一年梨花开，又是一年春耕忙。命运多舛，还得接受；生命逼迫生存，日子还得过；对亲人的思念，是我内心的坚持和力量。虽然回城的路已经一片渺茫，但我还是等，也只有等，等太阳出来的那天吧。我在无望与希望的心境交错中苦熬。
　　命运总还有惊喜。就在1976年底的一天，我在水库工地得到从公社带来的消息，通知我办理病残回城手续，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我从40里外的大山深处快步急驰地奔回队上，看见姐姐带着6岁的侄女在队上等着我，我才知道，是家里给我办了假病残。
　　船离开了屏山县码头，顺金沙江向东进驶，驶向我魂牵梦萦的故乡，我激荡的心如同激扬的江水，跌宕起伏，耳边仿佛传来父母的呼唤。船头划破滔滔江面，洋溢起欢腾的浪花，两岸刀切斧削的悬崖，被抛向船后。美丽的山乡，那是我伤心落泪，心灰意冷的地方。
　　我感到眼前的江面更加宽阔了，一点也不觉有隆冬之寒，好似早早迎来了这和煦的春风。前方，是我新的希望，新的理想，重新奋起的大道。
　　两年后，父亲问题平反昭雪，我顶替进了宜宾造纸厂。
　　两年后，我喜结良缘，与父母同叙天伦。
　　两年后，我乐获嘉礼，得一佳儿。
　　两年后，我勤奋工作，加入了共产党。
　　两年后，我考取省自考和川师汉语大专文凭......
　　度过了八年的严寒后，什么样的冬季都平淡了。我也知道，老天爷折腾后总会有眷顾。这些接踵而来的欣喜，让我倍尝生活的幸福。
　　知青一代，是空前绝后特立独行的一代，是吃苦能耐无比知足的一代。知青大返城，是历史的转折，是民心所向，是祖国迈向新世纪的动员令，是改革开放的集结号。
　　每年清明，我会到父母坟前痛悔我当年的不孝和无奈。我也抽空，多次回队看望善待我的乡亲们。至今，我也忘不了在那坎坷岁月里的患难知青兄弟。
　　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那个近乎疯狂的年代，沉与浮都是自己的选择。
　　回首知青生活：有人觉得短暂有趣，一笑置之；有人觉得经历曲折，如获财富；有人觉得凄苦悲凉，咬牙切齿。有人高喊“青春无悔”，有人诅咒扼杀青春。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生活还在延续，脚下的路还在向前。
　　当年，我们这一代曾一起站在回城的起跑线上，而起跑有先有后，那是人算。今天，我们又一起面对晚照迟暮，走完这人生的道路仍然有先有后，这是天定。
　　时间会冲淡一切恩怨，但冲淡不了那刻骨铭心的遭遇。时间会冲淡一切记忆，但冲淡不了那知恩图报的情结。
　　这个世界有苍凉，也有温暖，就让苍凉隐藏在背面，把温暖馈赠他人；人的一生有痛苦，也有欢乐，就让痛苦掩埋在心底，把欢乐荡漾在脸上。
　　人间将充满爱，我们共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
被歌声缠绕的记忆：语录歌，红歌，样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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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7:26& && & 作者：王明析
　　记忆的混沌和清晰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我们原本以为很清晰的记忆，有时候并不完全吻合历史真实;反之，有时很混沌的记忆，却是历史真实的重现。　　我一直认为我的记忆很好，但我知道，我的记忆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因为我生活中曾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很残酷、很铭心刻骨的往事，现在回忆起来，本应该记住的有些细节都完全没有印象了。　　但是，被歌声缠绕的一些有关记忆却相对清晰。至少，那歌的旋律是牢牢记在心上了，也包括一些歌词。现在，我要回忆的往事都与歌声有关。为了保留真实的记忆状态，我在本文中引用的歌词，都使用记忆中的歌词。它们可能有误，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一种很顽固的真实;尤其是与之相伴的场景和当时的社会氛围。　　就从童年开始说起吧。我完全没有过儿歌的记忆。按理说，父亲喜欢音乐，能拉一手漂亮的二胡;母亲也喜欢唱歌，可是我印象中，他们从未教我过任何一首儿歌。我从他们那里熟悉的歌，居然都是一些成人歌曲，像《渔光曲》《松花江上》《十送红军》《宝贝》《金瓶似的小山》《马儿啊，你慢些走》《逛新城》《草原晨曲》，甚至《王大妈要和平》(这是一首什么歌?)我今天也能唱几句。而事实上，这些歌他们也根本没有教过我;我能记住它们，全是因为他们在家里唱，我自己听会的。　　我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与“文革”同步。小学一年级还没有念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就迅速降临到务川这个边远小城。一段时间，十字街是全城最热闹的地方，这里人头攒动，吵吵嚷嚷，五颜六色的传单满天飞，天天都像在赶腊月场。街头跳舞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搞大辩论的，开斗争会的，无一不伴随着声嘶力竭的歌声。《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人们可能比较熟悉了，而另一些歌则很可能比较生疏。例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还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此句要重复一遍)。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些话本来是毛泽东对“革命”的解释或者定义，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个人理解，它怎么会变成一首歌来唱呢?事实上，它们的确是当时很流行的两首战歌。唱这类“语录歌”的几乎都是务川中学的学生。他们虽然派别有异，但都腰扎皮带，肩戴红卫兵袖章，手里捏着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一边齐声高唱，一边合着那念经似的干硬节奏，一下一下挥动着手臂，义愤填膺地怒视着对方。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那一派才是最最(重叠两个副词也是学习当时的时代语法)忠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红卫兵，所以唱的都是毛主席语录歌。他们有时对唱，有时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想用那种响遏行云的歌声在气势上去压倒对方。　　我那时好像忘了家里遭逢的不幸，或是那灾难还未降临?反正，印象中，我经常都挤在十字街的人丛里看闹热。那时还有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我也很熟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此句要重复唱一遍)。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印象中，一个姓唐的男生唱这首歌最为严肃认真，他身材高挑，常常站在队列的排头，身后就是红旗。在唱歌之前，他首先要抑扬顿挫地朗诵一遍，然后才微仰着头，用坚毅和渴望的目光看着虚无的前方，纵情歌唱。虽然他所在队伍里的人都在唱，但我总感觉是他一人在唱。那架势，真是大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迈。　　与这些干硬的歌声相比，我那时更喜欢看十字街街头的文艺宣传表演。我印象中经常演出的队伍也来自务川中学。后来在实验学校教书的徐老师好像还是那支文艺宣传队的台柱之一。这当然是我的臆测，因为她总是出现在舞蹈队的中心，人又长得很漂亮。许多年后，我去实验学校“检查工作”，我们在一起聊天时，我几次想和她说起当年有个小男孩曾对她这个舞蹈美女的景仰，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现在想起来，她们当年的舞姿，一点儿都不婀娜多姿，手势和体态的变化很像是今天的某种广场舞。但她们当年唱的歌我却是牢牢记住了：“毛主席的光辉，嘎啦呀吉诺诺，照到了雪山上，伊拉强巴诺诺，啊~~~啊~~~~照到了雪山上，伊拉强巴诺诺。”“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身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不知道当年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是些什么人，是否有几个比较出名的作曲家。一想起他们能把“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两句话谱成一首歌来反反复复地唱，什么时候停止全看指挥的意思，我有时就会禁不住胡思乱想。因为这已经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干吼、干嚎了。这种歌的风格是否前有古人我不得而知，但它流风所致却深深影响到后来。“文革”中这类歌特别多，早期不说了，即使到“文革”末期，人心思静厌乱已是大势所趋时，只要我们打开收音机(包括每天的广播)，依然可以经常听到下面这两首很吵人地“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　　就是好!　　就是好来就是好(啊)　　就是好!　　…… ……　　东风吹，战鼓擂，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美帝，　　而是美帝怕人民。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历史车轮不可抗拒、不可抗拒!　　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　　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后一首歌还稍讲道理，第一首歌简直就是在强词夺理。有一年看春晚，见一群大红大绿的男女在舞台上像疯子一样跳来跳去、翻来覆去地就吼唱一句“咱们老百姓，今儿呀今儿呀真高兴”，我就总是抑制不住要想起“就是好来就是好(啊)就是好”这首经典嚎歌。　　回忆“文革”早期的歌，绝大多数都充满阶级斗争色彩，火药味儿很浓。只有极少数歌的旋律优美动听。印象中，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就属于这类特例。我想，这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这首词的特定内容不能谱写成“战歌”，否则，它仍有可能会被谱成“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这首七律赌咒发誓的念经腔调。同期还有一首歌，旋律也较优美，词也显得有些忧伤，大约是武斗中失意的一派“革命战士”在抒发自己心中的憋屈，因为我后来从一个碟子上看到这首歌名叫《远飞的大雁》，多数歌词相同。而我印象中，它当时的词是这样的：“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北京，革命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那时歌颂毛泽东的歌多得不计其数，我至今能唱的不下二十余首，印象中较深的一首，上世纪90年代初好像被李玲玉翻唱过：“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在尽情的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在整整十年里，会对一个人出现那么多的颂歌。那完全是个不讲理的时代，例如，每天早上的广播一开始就是《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结束播音，放的都是《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既然有人是“大救星”，怎么又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呢?我那时年幼，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那些大人呢?他们想过吗?或许想过，但谁又敢质疑这里面的荒谬?　　痛定思痛，那真是很悲惨的十年，正史都谓之“十年浩劫”。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类颂歌忽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最著名的歌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世世代代铭记着毛主席的恩情》，但它已经是这类颂歌的尾声了。华国锋成了中国共产党新的总书记后，一首山西名歌《交城山》又享受了类似《东方红》的待遇，被重新填词用作新的颂歌开始出现在电台和广播中，可惜只播了一年多的时间，很快就随风而逝了。　　2　　人的天性是喜欢歌声的，即使身处苦难的境地，也会有苦难者的歌，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可苦难年代留在我记忆里的歌，有时却没有苦难的味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后来有时在想，前期“文革”那几年，我的家庭已遭逢巨大的不幸，我怎么还可能记得住那么多“红歌”?细想起来这是十分恐怖的：在“革命”的名义下，你的家人和你已经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变形了，你对“红歌”居然还是如此的“情有独钟”，而且几十年过去了，它们的旋律和歌词还牢固地蜷缩在你记忆的仓储。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不长记性的白痴?是非不辨的糊涂虫?历史的健忘者?1969年左右，我居然还记了这样一首奇怪的歌，它是根据毛泽东当年的“最新指示”谱写的。我现在还能通过哼唱，回忆它的大部分内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此句要重复一次)。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紧接着还要朗诵一次：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此句有重复)。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最后一句的后几个字可能有误，因为这歌的旋律实在是不好听，故未记住它。　　记得在哪本书中曾看到过这样的记述：一些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听到某个欧洲音乐大师的某部作品，他们就会痛不欲生，赶紧远离。原因是当年在集中营里，纳粹就是一边播放着这个大师的作品，一边将他们这些犹太人往焚尸炉里赶。　　我知道，大师的音乐是无辜的，有罪的是纳粹。我现在很困惑的只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居然会让我一边生活在屈辱和苦难中，一边还熟记了那么多的“红歌”，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怀疑这些“红歌”的伪崇高和对基本生活常理的违背。记忆中，我的父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唱这类“红歌”的，我父亲甚至从来没有用二胡拉过它们的任何一个乐句。而我有时兴致好，至今还会在无意识状态中哼一两句某首“红歌”的旋律。这是不是说，“红歌”传递的某种东西已经渗入我的骨髓?是不是这样呢?有时细想我觉得非常可怕。而事实是，这样的杞忧并非空穴来风。关于此，后文我将再叙。　　但所幸的是，我发现，即使在那些最严酷的年代里，我还是开始在一些很特殊的场合，慢慢知悉了一些与“红歌”完全不同的歌曲。时间大略是1970年左右，正是我小学快要毕业即将上初中的那两年。那时我还不知道有“黄色歌曲”这样的称谓，所以，这个时期让我记住的一些歌，不但旋律不完整，词也显得零零碎碎。我能记住它们，好像是因为我保姆儿子的原因。他是老三届高中生，因为家庭出身属于“黑五类”，所以他没资格当红卫兵，但红卫兵也没有来骚扰他家。当时他逼窄的房间里经常聚有几个年轻人，好像都和他同样是逍遥派。他本人长得很帅，曾被不止一个漂亮的街坊姑娘所喜欢，一段时间还和其中一个姑娘谈过一阵恋爱，可惜后来未修成正果。去年我和他在遵义步行街相遇，我有意问起当年的一些事，他在稍微思忖了十几秒钟后告诉我：不久前，他和那个曾经相恋过一段时间的姑娘还在贵阳相遇过，对方还有些旧情难忘;说只要他有勇气，她今天还愿意怎么怎么。这当然是他的一面之词，有自作多情的嫌疑，但那个姑娘当年的确很喜欢他，我是亲眼目睹的，其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今日某些情色电影中最浓情的画面。他们那时可能以为我懵懂不省事，而实际上不是这样。人对某些事的领悟是天生的，近似本能;即使他在童年时期不明就里，但只要他能牢记那画面，有朝一日，他往往会豁然省悟。　　我现在能记住那些词曲都比较特殊的歌曲，想来应该是因为保姆儿子他们那帮逍遥派的原因。除此以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的来源渠道。这些歌多半都有一点儿故事情节在里面，比如有一首歌，旋律很忧郁，它唱的是：“对门山上的姑娘，你为什么这样忧伤?泪水打湿了你的衣裳，是谁叫你这样悲伤?”还有一首歌，旋律也很好听，豪迈中带有一点儿漂泊的味道：“在这里，我听过大海歌唱。在这里，我嗅(?)过蓝色的花香。我曾在这美丽的南洋，遇见了一位马来亚的姑娘。我和她曾谈起我的故乡，我和她曾……”这后一句“我和她”究竟在做什么，我从来就没有听清楚过，大约是他们吐字含混，或者是我忘了。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这首歌我最喜欢的是那句“遇见了一位马来亚的姑娘”。“马来亚”三个字之好听，之罗曼蒂克，甚至让我当知青时偶尔还为之胡思乱想。同期另一首歌也很有异国情调，可惜词记得十分不全，只能记住前两句：“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结束，大批中学生被发配农村当知青，语录歌慢慢不再风行。1971年，我进入务川中学读初中。两年里，经历了两位音乐教师初步的文艺熏陶。　　第一位教师是陈富权，他教了一首我至今觉得仍比较好听的歌，词曲作者为大名鼎鼎的西哈努克亲王。在这首名曰《怀念中国》的歌里，这位被废黜的柬埔寨国王对支持他的中国深情讴歌道：“啊!亲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啊!亲爱的中国，我们高棉人啊，永远把你怀念……”末两句歌词记不清了，大意反正就是对中国感谢得不得了，爱得不得了。他当然应该这样，一辈子吃在中国，住在中国，玩在中国，再不深情怀念中国说得过去吗?后来我们还听说，西哈努克亲王爱上了京剧《沙家浜》阿庆嫂的扮演者洪雪飞，说他曾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想把洪雪飞娶为己有，但是被总理巧妙地回绝了。我们当时都有些信以为真，毕竟“文革”时期，浪漫故事乏善可陈。后来想起这事，显然是“民间故事”的可能性较大：西哈努克的妻子莫尼克公主那么漂亮，他怎么会对洪雪飞想入非非?　　第二位音乐老师是唐尔钟。有关唐老师轶事等值得一记的地方，我已在《我苍白温暖的少年时代》一文中有过较详细的叙写。此不赘述。我只讲他在初中阶段教我们的两首歌，虽然仍是“红歌”，但曲尚好听，所以至今记得：“黄洋界上同站岗，鄱阳湖畔同插秧。解放军野营到山村，荆棘划破绿军装。为咱亲人补军装啊，井岗儿女喜洋洋。”(《为咱亲人补军装》)这首歌节奏欢快跳跃，和这之前听厌了的语录歌相比，曲风有些焕然一新的味道。另一首歌基本上同属此类型，有浓郁的湖南民歌风味：“天上太阳红呀红彤彤，心中的太阳毛泽东。他领导我们翻身得解放哟，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咿呀咿得哟啊，呀呀得哟啊，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天上太阳红彤彤》)　　大约从读初二开始，我对音乐的兴趣开始快速增长。等到进入高中，因为在父亲的引导下对二胡多少有一点儿入门的意思，开始在本子上陆续抄一些歌，有关歌曲的记忆就变得逐渐丰富起来。这时《战地新歌》开始陆续出版，其中一些歌，当时广为传唱，如果仅仅从旋律看，我觉得至今尚属动听，例如《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我爱祖国的蓝天》、《老房东查铺》等。另外一些歌，整体上看不足道，但有的段落却写得非常精彩。记得读高中时，好像是为纪念某个节日，或者是要参加县里的歌咏比赛，学校抽调了一百多名高中生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合唱团，由唐尔钟老师担任指挥。他选了《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首歌，因为歌的难度较大，我们每天课外活动时间，就集中在主教学楼后面的空地上刻苦排练。这是一首颂歌，开始部分旋律庄严，显得气势恢宏：“江山万里闪耀着金色的光芒，我们伟大祖国日益繁荣富强……”接下来的一段3/8节拍旋律优美无比，词也写得漂亮，女生们唱得真是声情并茂：“幸福的伽倻琴在海南江边激荡，热烈的迏卜鼓在天山南北敲响，欢快的芦笛吹奏在槟榔树下，彩色的马头琴回荡在内蒙草原上，在你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心花怒放，在你的哺育下各族人民茁壮成长。”但是，再往下的部分就变成嘈杂的干吼了：“千山万水向你欢呼，千歌万曲向你歌唱……”——无休无止的重复让人实在不忍卒听，而我们一百多少男少女却唱得十分的声情并茂。　　进入高二，我开始又接触到一些“黄色歌曲”。那时我家住在县酒厂，厂里有一个罗姓青年工人，聪敏异常，我在中篇小说《永远的罗伊》前两节中曾实写过他的一些趣事，例如他和他的那些同学对“黄色歌曲”的喜爱。除了《黑眼睛的少女》《小路》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外，他那时还特别喜欢《滇池圆舞曲》这首歌。当然，我也很喜欢。但我那时从来不敢旁若无人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声高歌：“曙光像轻纱漂浮在滇池上，西山的龙门映在水中央。像一位散发的姑娘在梦中，渔家姑娘歌声悠扬。”每次他唱到后两句时，那种自得自信的笑容都令我感慨不已。姑娘，纷披的散发，而且是在梦中，这太令人神往了!那时，我们在夏天都喜欢去洋溪河凫澡，回城的山路上，如果走在女生背后，常常可以看到她们搭在肩上的润湿的长发。微风一吹，长发纷扬，本身就很漂亮了;如果那女生这时还翘起手指将那长发轻轻往耳后勾勒，那就简直可称是迷人。尽管大多数男生都对漂亮的女生有一颗歆羡之心，但是仍然没有哪个敢在公开场所稍有一点点儿公开的表露。男女生之间的交往，一直很讲究距离。我们那时已经在偷偷传抄一些“黄色歌曲”，比如《在那遥远的地方》、《敖包相会》、《送别》、《丽达之歌》、《小路》、《红莓花开》等，但都唱得偷偷摸摸，尤其是唱到“姑娘”“心上人”“爱”这样的字眼时，往往吐字含混，囫囵带过，彼此还会相视一笑。我现在想起那种笑，真是不知该如何形容，它好像有些羞涩，但也似乎显得有些不怀好意;而这种所谓的不怀好意，我现在想，其实更应该像是一种情感长期被压抑后，努力呼吸到一口人性的新鲜空气后的解脱。那个时候，所有国产电影和文学作品都是拒绝表现和描写爱情的，什么都上纲上线为阶级仇，民族很，政治压榨人性，要想在歌声中传递爱的心声，无异于自找苦吃。所以，人们在唱这些歌的时候，大多显得小心翼翼，像酒厂青工“罗伊”那样旁若无人引吭高歌的，还真是难找。　　大约是1974年暑假，我回遵义老家还经历过一件事。有一天，62级大学毕业的堂姐下班带了几个朋友回家，吃完饭，他们将门关严之后，就听一个瘦瘦的男人拉小提琴。那是我第一次听《梁祝》，很震惊它旋律的优美。几个人为这个男人的演奏录了音，可是，在将磁带重听一遍后，他们又将它清洗掉了。事后我问堂姐怎么不将它保留，清洗了多可惜。堂姐告诉我：就是这样偷偷听一下已经有些冒险了，哪里还敢保留录音。堂姐人长得娇小，戴了副眼镜，唱歌的声音却饱满而富于激情。我从她那里转抄过两首我感兴趣的外国歌：《深深的海洋》、《樱花谣》。带回县城后，没敢示之我的同学，只是偶尔用二胡拉一下。要好的同学一听就知道是“黄色歌曲”，问我这是什么歌，我谎称不知其名，说是在遵义听来的。　　“黄色歌曲”不敢公开唱，《梁祝》这样的音乐作品也只能偷偷听，漫忆往事，实在有种恍然若梦之感。比较而言，这个时期的一些外国电影插曲还颇受人们的欢迎。当时放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较多，《宁死不屈》中的那首插曲尤其为我们深爱：　　赶快上山吧勇士们，　　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　　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　　我们的祖国就要获得自由解放。　　这首歌旋律婉转而又激昂，煞是好听，一段时间我们曾经常在校内外结伴而唱。　　朝鲜电影那时更为流行，它们的插曲大多数旋律优美，已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例如《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中的插曲《祝福》，旋律凄婉，甚至比某些“黄色歌曲”更为动听;《一个护士的故事》的插曲《护士之歌》，旋律欢快跳跃，我们当时也特别喜欢：　　蓝蓝的天空中飘着白云，　　我们的心中充满欢乐。　　党的培育使我们获得荣誉，　　战斗中锻炼我茁壮成长。　　啊!伟大领袖，　　我们永远热爱你。　　战士一颗火热的心，　　永远向着你。　　当时喜欢这部朝鲜电影，还因为那些笑容灿烂而又漂亮的朝鲜女兵。她们穿一身剪裁得体的军装，恰到好处地勾勒出身体的曲线，太诱人遐思了。　　朝鲜电影当时最出名的是《卖花姑娘》，故事情节凄惨而又煽情，电影播放时，场内到处都是抽泣声。它的几首插曲，也因为歌词很人性化，更是风靡一时。其中一首《夕阳落下山》，旋律凄婉缠绵，尤其为我深爱，以致我在乡下当知青那两年的某些黄昏，成了我的二胡保留曲目。　　3　　“文革”期间，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歌声曾风靡大江南北。这就是京剧唱段，当时谓之“样板戏”的革命现代音乐。　　创作要严格遵循“样板”，从主题思想到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甚至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扮相、站姿、手势、说话的腔调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超越雷池一步，可以想象这样的“样板戏”是多么乏味。事实上，“样板戏”的故事的确乏善可陈;就是今天徐克重新翻拍的《智取威虎山》，虽然动用了大量现代科技，施展了浑身解数，反面人物的扮相仍然极端恶俗，非常之脸谱化，看着让人惨不忍睹;故事仍然经不起推敲，有非常明显的“样板戏”创作理念作祟其间，难以卒看。　　但是，“样板戏”的一些唱段的确好听，不仅为当时的许多人喜欢，甚至今天也能为不少人接受。我读小学六年级时，在实验小学(那时叫东方红小学)曾参演过《沙家浜》中的“智斗”一场戏。我演刁德一，所有唱段居然全是从广播中听会的，县文化馆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哈文老师在指导我们的排演时，印象中，他没有纠正过我的任何一句唱腔。由此可见，“样板戏”在那个时代的普及程度是多么高。　　但是，有关“样板戏”的回忆，我印象至为深刻的人和事还是与父亲密切相关。1971年夏初，父亲在母亲省地县三地反复地奔走上告申诉中，因为支“左”部队(对地方进行“军管”的部队，后来也谓之“军宣队”)的直接干预，终于获得平反，提前三年从贵州省金华劳改农场结束劳改回到务川，被安排在县酒厂做了一名会计。风华正茂之年，坐了五年的监狱，父亲的内心究竟有多少苦楚愤懑，我那时并不很了然;我当时很庆幸的是，因为父亲的及时回来，我终于能顺利进入初中(我的一个姓黄的同学，当年就是因为家庭的关系被初中拒之门外，至今也只有一个小学学历)。后来慢慢长大，阅历渐多，曾经的某些往事才开始让我慢慢地意识到，父亲当年对某些“样板戏”唱段的酷爱，原因应该不仅是它们唱腔的好听，还有它们唱词的别致。比如《智取威虎山》中常宝唱的那段反二黄导板：　　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　　座山雕杀我祖母掠走爹娘。　　夹皮沟大山叔将我收养，　　爹逃回我娘却跳涧身亡。　　娘啊!　　避深山爹怕我陷入魔掌，　　从此我装哑人女扮男装。　　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　　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想娘。　　盼星星，盼月亮，　　只盼深山出太阳，　　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　　只盼着早日还我女儿装，　　只盼讨清八年血泪帐。　　恨不能生翅膀、持猎枪，　　飞上山岗，杀尽豺狼!　　这段唱腔原为女声，但父亲苍凉的声音听上去却是别具风味。我有时拉二胡，他会主动让我为他伴唱：“来，自立，我们唱段京戏。”。我那时虽然也会唱这段，但是过门却记不全，所以父亲在我的伴奏下，后半部分就唱得有些费力。但我看到，他并不因为我的伴奏缺失就停止不唱，相反，越到后面，他唱得越是投入。从“盼星星，盼月亮……”开始，后面全是流水一样的快板，因为少了许多过门，我已能跟上他的节奏。但是，我每次看到他在唱这后半部分时，总是完全置我的伴奏于不顾，身心如入无人之境，只管唱、唱、唱!直到将最后一个字的尾音彻底拖足，才戛然而止。　　显然，父亲在唱这段京戏时，联想到了他的遭遇。这时他虽然已“平反”并补发了五年的工资(那时在小城的一般人家算是一笔“巨款”了，我多次听母亲抱怨有人提到这笔钱的事：大意是这钱能买回来一个人所经受的痛苦吗)，但他最为看重的“政治生命”依然没能得到彻底恢复，以致我当时在务川中学一次次申请入团而未果。最后一次连表都填了，仍是全校唯一不被批准的一个;下来才得知是他曾经当过“右派”，我在填表时，没有向“组织”如实坦白交代。那天下午，父亲得闻原委后怒不可遏，若不是母亲严厉阻止，他竟要去务川中学找人“兴师问罪”。　　父亲在县酒厂当会计那些年，除了“罗伊”的那帮同学有时来家里和他交流二胡，听他唱戏外，县城还有一两个喜欢京戏并能拉京胡的人也和他有来往。印象中，十字街小操坝附近一个姓周的年轻人，好像叫“鱼儿”(谐音)的，一段时间里，和他的朋友来我家的次数稍多。因为“鱼儿”会拉京胡，父亲唱京戏时，就有些如鱼得水的意思了，这时他选的就全是老生和小生的唱段，例如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少剑波、马洪亮、还有《平原作战》中唱“披星戴月下太行……”的那个“李向阳”原型所唱的重要唱段，父亲都在“鱼儿”的京胡伴奏下有滋有味地唱过。但我印象中，他唱得最精彩的还是李勇奇的那段二黄碰板：　　早也盼，晚也盼，　　望穿双眼，　　怎知道今日里，　　打土匪进深山，　　救穷人脱困难，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啦)。　　亲人啦，　　我不该青红不分，　　皂白不辨，　　我不该将亲人当仇人，　　羞愧难当。　　三十年做牛马天日不辨，　　抚着这条条伤痕，处处疮疤，　　我强压怒火挣扎在无底深渊。　　乡亲们悲愤难诉仇和冤，　　乡亲们切齿怒向威虎山。　　只说是苦水无边无涯，　　谁料想铁树开花、枯枝发芽竟在今天!　　从此我跟定共产党，　　把虎狼斩，　　不管是水里走火里钻，　　粉身碎骨也心甘，　　扫平那威虎山我一马当先!　　我现在固执地认为，父亲当年在唱到有些“样板戏”选段时，一定联想到了他的坎坷经历，否则他不会唱得那样声情并茂;即使他经常拉的一些二胡曲，我觉得也有这个意思。他并不喜欢有些时髦的歌曲(是因为歌词所致吗)，我好像从来没有听他拉过《地道战》中的插曲《太阳出来照四方》，但却经常听他拉《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映山红》;这两首曲子我那时都拉，因为我觉得旋律都算好听;父亲则只拉后者。我现在在想，这未必不是因为《映山红》的歌词勾起了他的一些伤感情怀;因为，他有时会自拉自唱：　　夜半三更(哟)，　　盼天明。　　寒冬腊月(哟)，　　盼春风。　　若要盼得(哟)，　　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还有一首二胡曲，他那时也经常拉，和《汉宫秋月》类似风格，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数年后，我才知道是《苏武牧羊》。　　大约是1978年上半年，我正在遵义师专读书，突然收到他的一封来信。收到那封信时我就觉得意外，因为以往都是母亲写信。看到信封上他龙飞凤舞的遒劲笔迹，我意识到这封信一定有特殊内容。果然，他在信上告诉我，他已“彻底平反了”。我虽然看不到他喜悦的表情，但从他信上那些激情洋溢的文字看，他真是有点儿像某些电影上描写的那种情态：我终于找到党了!党终于让我重新回到了它的怀抱!他在信上也说了几句有愧疚意思的话，大意是因为他的原因，我们兄妹这些年受他牵连了。但很快，他笔锋一转，就要求我坚信党最终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我那时正因为高考考分不低却读了个地区师专而郁闷，也有些肤浅可笑的孤傲，所以对父亲“剑外忽传收蓟北”的那种喜悦就看得特别淡，心里还有些哂笑之意。而他却“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无论转战哪个单位，都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众口称誉。最后从县人民银行行长位置卸任调回遵义市分行时，县委政府的领导居然到他的单位开了一个座谈会，并赠他一块匾。他很高兴，回到家，仍在兴奋中，说据他所知，像他这一级别的干部，还没有哪个有过这样的殊荣。但我们一家人看着匾上“热爱金融，清正廉洁”八个字，却是一片善意的哂笑。妹妹甚至戏曰：我喜欢的是前面四个字。　　4　　我起意写这篇随笔文字，还有一个诱因至今未提。我想，现在是时候了。　　其实，青少年时期，我对一些有浓郁“颂圣性质”的“红歌”是很喜欢的，因为它们旋律的确很入耳，堪称优美动听。像《北京颂歌》《我爱祖国的蓝天》《每当我唱起东方红》《十送红军》等，如果单以旋律而论，那种排山倒海的恢宏气势，跌宕回旋的轻舞飞扬，以及欲说还休的缠绵凄婉，我以为都是声乐作品中的经典。更多的“红歌”虽然达不到这种纯音乐的美感效果，但极为难听的还是少数，相当一部分则属于应景之作，近似早期“文革”中的语录歌。　　大约是语录歌的生命力太有限，1970年左右，上面推出了一批“集体重新作词”的“革命历史歌曲”——今日中央电视台推荐的“抗战歌曲”多在其中——好像有十首左右，大多数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歌曲和流行于街头的抗日救亡歌曲。印象中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救国军歌》、《大路歌》、《游击队之歌》《毕业歌》《革命将士出征歌》等。我当时读小学五年级，因为这批歌的词曲都和语录歌大不相同，我很感兴趣，一些歌至今能唱，哪怕记不清歌名，例如：“我擦好了三八枪，我子弹上了膛。我背上了子弹带，勇敢上前方(中间还有两句记不清词了)。我刺刀拔出了鞘呀，叫他把刺刀尝。别看他武器好，正义在我方，我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撂倒一个，俘虏一个，缴获他几支美国枪。嘿!我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撂倒一个，俘虏一个，缴获他几支美国枪。”歌词很过瘾，但后来我发现，这些歌经过“集体重新作词”后，很随意地篡改了真实的历史。比如《革命将士出征歌》，原词很有时代特色，也生动形象：　　全国动刀兵，　　一齐来出征，　　你看那大旗飘扬多威风，　　这路人是哪里来?　　西北边区陕甘(噢)宁。　　军民要齐心，　　抗日打先锋，　　这一个主张全国都响应，　　今番渡得黄河来，　　誓把敌人消灭(噢)净。　　能将带精兵，　　威武世无伦，　　红旗下是咱的领袖毛主席，　　周副主席并肩站，　　还有朱德总司(噢)令。　　敌后出奇兵，天下都闻名，　　谁不知常胜将军刘伯承，　　能文能武是陈毅，　　勇猛善战数贺龙。　　但我们当时唱的词完全不是这样，歌名是否《革命将士出征歌》也不是很有把握，但肯定是这首歌，因为旋律我太熟悉了，并且能记住大部分歌词。我记得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词：　　前方打胜仗，　　后方支前忙。　　展开游击战，　　人民力量强。　　撒下天罗和地网，　　打得那敌人无处藏。　　经过“集体重新作词”后，这首歌的歌词十分空洞无物，至于朱德周恩来刘伯承贺龙陈毅等人的名字，也全部不见了。再例如创作于1935年《救国军歌》，这首著名的抗战歌曲由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它的原词是：　　枪口对外，　　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　　我们是铁的队伍，　　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　　枪口对外，　　齐步前进!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　　装好子弹，　　瞄准敌人，　　一弹打一个，　　一步一前进。　　我们是铁的队伍，　　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　　装好子弹，　　瞄准敌人，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　　由“集体重新作词”后，它的歌词完全变了(可惜已记不全)——　　跟着毛主席，　　万众一条心。　　全国同胞们，　　奋勇向前进。　　我们是抗战的队伍，　　我们要团结紧。　　高举革命红旗，　　勇敢向前进!　　跟着毛主席，　　万众一条心。　　高举革命红旗，　　勇敢向前进!　　改编后的歌词远远不如原歌词生动具体，同仇敌忾，至于最突出的改编在什么地方，我想大家都是心明眼亮的，已无需赘叙。“文革”期间，我虽然很多事都不能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此话熟记于“文革”，现在又开始经常听到有些“理论家”把它作为强词夺理的前提和依据)，但“革命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这句话却是耳熟能详。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思维作祟，我们有些“革命歌曲”急功近利的特点十分突出，有些歌词写得十分肉麻;还非常缺乏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试再举一例，即使在“文革”都结束一年多后，连《国歌》的歌词都会进行彻底修改：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　　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　　英勇地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　　高举毛泽东旗帜，　　前进!前进!!前进进!!!　　从小我就熟记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但长期以来，我们有些人总是对伟大领袖的谆谆教导不以为然，总认为自己比群众高明，总想用自己认为是优秀的作品去“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和引导人民”。而事实是，他们的“文艺观”或审美欣赏水平又常常是令人非常怀疑的;那种别有用心和虚伪就不说了。例如江青，一方面用“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指挥御用班子大搞“革命文艺作品”(实则阴谋文艺)如《反击》《决裂》之类，全力培植“样板戏”，一方面自己又在私下里大看外国电影和外国小说，而在全国人民面前，又说它们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垃圾。仍以音乐作品为例，1979年底，李谷一为电视片《三峡传说》唱的插曲《乡恋》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放后，很快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并于1980年2月入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但荒谬可笑的是，我们掌握“意识形态”大方向的某个高官，却很霸道地点名《乡恋》和邓丽君的歌是一样的“靡靡之音”，还说李谷一就是大陆的“李丽君”。因为领导发话了，所以李谷一和《乡恋》开始受到铺天盖地的粗暴的批判和围攻，那些批判的依据和理论之荒唐可笑其实就是“文革”遗风的表现。虽然大领导认为《乡恋》低俗，无奈广大群众喜欢;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现场设置了四部观众点播电话，无数观众点播的都是《乡恋》。当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坐镇晚会现场，看到无法向广大群众的呼声交差，便冒着甘丢官帽的风险，毅然让李谷一再一次上台，《乡恋》才在一种很特殊的环境下意外解禁。　　我意识到文艺特殊的教化作用或者说“洗脑”功能是很迟的;当然，仅仅靠歌声要想达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但歌声的潜移默化作用我认为绝不能小看。我很喜欢音乐，算得上大半个音乐爱好者，但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的“音乐人格”是分裂的。1979年，我师专毕业分到濯水二中教书，学校有一个刘姓老师，喜欢拉小提琴，虽然水平有限，但他敢在楼下住学生、楼上住教师的走廊上旁若无人地拉《何日君再来》就让我很佩服，因为这首歌有几句歌词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它本来是很人性的，但我居然觉得它颓废，有靡靡之音的味道;而这又不是受哪篇文章的影响，而是长期所受的“洗脑教育”潜移默化所致，现在想起真真是可怕——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看过一个音像资料，有学者指出“何日君再来”是日伪时期上海沦陷区人民对国府军队何日光复沦陷区的期盼，“君”是“国军”之喻。因此，这首歌一段时间还被日军禁唱——但我当时的确有些矛盾，我毕竟是为人师表的人民教师啊!可是这首歌的旋律又是如此动听，极适合用小提琴来表现。而且我知道，我拉小提琴，效果要比这个刘老师好。怎么办呢?我后来想到一个办法：趁周末大部分学生离校之后，去学校池塘边的土山旁拉。现在想起那煞费苦心的一幕，真真是矫情之举啊!如果有学生目睹，他日回忆这情景，真不知道会想些什么?　　时间很快又到了1986年，我此时在务川中学给两个高二班上语文。除了邓丽君蔡琴程琳和罗大佑等少数几个流行歌星之外，印象中，我对很多流行歌曲都比较抵触。我记得当时班上有两个女生特别喜欢一首歌，我至今不知道那歌的名字，但它的有几句歌词却记得很牢：“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度真美妙，因为有了你，所以没烦恼。”我当时觉得这歌有些轻佻，怎么会“我一见你就笑”呢?你们是女生呢，自尊自重一点儿嘛，矜持一点儿嘛。我心里是这样想的，还自以为很高雅很崇高。一次，其中一个女生不知因为什么事和我有了交谈，我话多(当老师的臭毛病!)，中途就说了自己对那首歌的看法，不料那女生看我的眼神突然就有了某种近似看怪物的味道，弄得我禁不住悚然心惊，从此以后，我再不和任何女生说那些自讨没趣的话。和男生闲扯就不同了，因为我还是算比较随和的一个人，还能勉强和他们打成一片，所以说话就不太有什么顾及;有时还讨论，也接受学生某一两条正确的建议和批评。但说起他们喜欢的歌，我多数都没有兴趣，尤其是《迟到》这首歌，那时我也不知道原唱是谁，唱得如何，但那几句歌词从他们嘴里唱出来，就像宋丹丹所说的那样，简直是要命!我至今记得他们下课后在楼道里长一声、短一声的哀号：“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她?)，喔——他(她?)比你先到。”那一声“喔——”哟，简直是唱得无比的滑稽;有人不唱前几句，专等这一声“喔”的到来，只跟着吼这一声，那场面就更是搞笑了。但是，我看到很多女生似乎又并不讨厌这首歌。于是，我知道，在有些地方，我已经大大落伍于时代了。　　我虽然努力去理解这些流行歌曲的合理性，但我发现，流行歌曲的旋律大多数都缺乏一种美感，似唱非唱，腔调怪异，尤其是离开了伴奏后，多数都难听到极点。我只觉得很多流行歌曲的词写得好，是人的思维，人的语言，大大超过传统歌曲。于是我开始慢慢接触它们，努力去理解它们。大约是到《涛声依旧》面世，我终于开始对流行歌曲少了许多偏见。　　我对流行歌曲的好恶应该比较本色，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完全不看那歌星的名气;有时甚至不知道歌手(网络歌曲)或歌星是谁。因此，也闹过一些有意思的小插曲。有段时间，在电视上每天都看到一个女的飞叉叉地又舞又唱，我就甩了一句话：“这女的是谁?长得那么难看，还好意思天天在上面唱。”我儿子那时大约在读初三，就在旁边对我惊呼：“你搞错没得哟?这是张惠妹吔!”下来了解张惠妹是谁后，依然不喜欢。有一首歌一段时间很流行，好像叫《两只蝴蝶》，旋律也还顺畅，但我总觉得歌词好像有一点儿“缺少骨气”。见一个熟悉的女士很是喜欢它，我就调笑了几句，不料她居然说我不懂感情;当然，她用的也是戏谑口吻。同样表达爱意的另一首很短命的流行歌曲《老鼠爱大米》，我觉得很有意思。另一位女士看我的眼神也在瞬间变得异样：“你怎么会喜欢这种歌曲呢?”我不知道她认为我该喜欢哪种歌曲，只是有些意会。这位女士是个音乐爱好者，会一点儿西洋乐器，我就没和她论理。本来我想说：“这词写得多好啊，多纯朴多实在——爱一个人就像老鼠爱大米一样，你还不放心吗?难道这不比那些说海枯石烂心不变的家伙要可靠得多?”　　其实，任何人都有他喜欢的歌曲。所谓高雅和低俗完全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再说，真正低俗的东西，它也绝对不会在大众长期流行。我们有决策权力的人，千万不要把广大群众都视为愚氓，千万不要轻易说什么艺术是低俗的，什么是高雅的，一天到晚就总是想着要用什么高雅的、积极向上的文学艺术作品去“引导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否认“自由引导人民”的理念。试想，如果大众喜欢，你却硬要说它低俗，这不是等于说大众是低俗的吗?“楚王好细腰”在历史上已成笑柄，步历史后尘是最可悲的。我想，只要我们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艺术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就一定会充满生机勃勃的活力与创造力，国家也将会逐步走向真正的繁荣富强，复兴民族梦。
& && && & 1967年长沙六千知青大逃亡始末
& && && && && && & 日01:06来源：人民网
　　摘要：长沙知青极为震惊，他们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
　　一、不能不说的话　　1978年的10月10日，云南农场一名女知青因为难产不幸猝死，引发云南知青的愤怒。下乡十年，平均年龄30岁，依然集体住在最初简陋的茅棚里，没有任何医疗设施，知青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他们联名上诉，自发组织请愿团一批接一批地向北挺进。　　日，请愿团百名知青代表北上请愿，因为重重受阻，代表们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羊角凹集体卧轨，他们手挽着手、沉默坚决地坚持了三天三夜……　　早在云南的上海知青返城风潮前11年零4个月，日的深夜，湖南长沙的六千知青开始了惊动全国的知青大逃亡。上海知青所有经历过的请愿、游行、绝食、卧轨，长沙知青早他们十几年就一一做过了。这和湖南的上山下乡运动要早全国四年有关，和湖南1964年的“彻底贯彻阶级路线”有关。　　1964年9月，长沙市六千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类子弟”占85%，这个比例在我们白水知青中还可上升到95%，且不乏学业优秀者。从数字来看，湖南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显然有失公允，使得六千少年下乡的动机中或多或少的带有“原罪”。　　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从16岁至20岁的年轻人干得有声有色，他们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有知青为病重的农民献血，有热心的家长捐款给生产队建发电站；他们写诗、写剧本，抒发自己的理想情怀、颂扬村里的好人好事，自编自导自演，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不少人写下了豪言壮语：“誓把青春献给党，扎根农村干革命……”　　江永知青的表现很快影响到了省内外，一位中央首长说：希望省省有江永。　　著名导演谢铁骊拍摄知青专题片《在广阔的天地里》，其中有一个大场景就是在江永，在我们白水公社拍摄的。他指着一座山头上的圳景塔说：“你们知识青年下农村不就是干革命吗？看，那就是延安塔，冲啊！”　　临时组织起来的知青有千多人，导演一声令下，大家就向着“延安塔”跑去……　　带有“原罪”的单纯少年，他们特别看重“革命的知识青年”这个称号。　　1965年新年刚过，江永四个长沙知青的不幸死亡，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一是高泽源林场的男知青汪，因公去广西灌阳招募民工和定打挖山锄头，回场路上在突来的风雪中迷路冻死；二是大远公社两名刚满十七岁的女知青在一场大火中丧生，另一名跳窗的留住了性命，却失去了美丽的容貌和健康的体魄；三是瓦屋下的男知青陈，身体虚弱又不甘落后，在坚持犁完一丘田后咳血不止，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护几个小时之后就停止了呼吸。　　他们的死必然地引发出一些问题：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多是贫困队，本身不具备接收知青的能力，农民只能将老队屋、猪牛栏屋稍加改造让知青住进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烧死的两名女知青就是住在猪栏屋搭建的阁楼上，楼下储备着饲料、稻草等易燃物）；部分知青身体瘦弱承受不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患病得不到医治，意外死亡的情况仍不断发生。　　1966年后，随着知青的年龄增长，不满情绪悄然滋生。而这时，有人别有用心地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场自觉革命，写大字报，互相批判，互相伤害。这场自觉革命的结果实质上成了日后大逃亡的前奏。知青出身之“黑”被一一披露，令当地农民十分惊愕。　　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成立，他们的宣言是：“斩尽杀绝黑五类，永葆江山万代红”，画大红勾的杀人布告赫然在目。杀人手段之残酷，不忍再述。　　8月29日，湖南省驻军解放军陆军47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暴乱”，9月初的几天里还只能动用军用飞机在道县的上空往下投“禁止杀人、杀人犯法”的宣传单。9月27日，47军和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联合发出紧急通告，直到10月17日，历时66天的杀人事件才彻底平息。　　“暴乱”影响到周边十个地区，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县首当其冲，一个夜晚的速度，整个江永县就已经笼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未能幸免，一条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知青中的“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单。
　　二、诗人之死　　8月17日，长沙知青王百明和一知友在饭店吃早餐时，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谁是王百明？”王百明回答：“我就是。”　　“地主崽子王百明！”呯！呯！呯！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百明的脸上、身体里炸响，顿时鲜血喷溅，全身乌黑，当即死亡。年仅22岁。　　王百明的死绝非偶然。　　王百明何许人也？长沙市第三中学62届高中毕业生，中学生歌舞团乐队指挥、“红云诗社”主笔，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未被录取，1964年下乡。在江永县成立知青农艺队时，因出众的才华，成了农艺队的一员。　　王百明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是带着“原罪”下乡的。父亲本人只是普通的会计人员，他的罪恶是在解放前夕为岳父，也就是王百明的外公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车票并将他送上了火车。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几年，逢运动都是斗争靶子，被反复投入狱中，由反革命演变成历史反革命，加之右派头衔，最终失去工作瘫痪在家，对他的斗争才算结束。　　下乡后，王百明对农村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的一首小诗《吹烟》，写得抒情浪漫：不是虚浮，是向上的表现/虽无云的色彩，也想打扮蓝天/狂风吹不断我的躯体/我啊，和火热的生活息息相连。另一首长诗《新农民之歌》，写得激情澎湃：扶着犁，扬起鞭/赶着我的小黄牛朝前走/紧紧地追赶春天……这些诗句朗朗上口，在知青中影响很大。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无疑有些“左”，而对于1964年下乡的知青来说则颇具代表性。因为出身，他们的心灵深处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种“自虐”。　　挑担子只挑得起100斤重的拼着命也要挑上150斤、200斤，以折磨自己、以肉体的疼痛求得罪恶的洗涤、灵魂的升华；日记中经常写些勉励自己的话，写学习心得，对个人的思想行为严格地上纲上线乃至批判。因着一份真诚，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因着父辈的阴影，有着超出年龄的被扭曲的成熟。　　王百明在1965年9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要加强文学、艺术修养，在这方面为人民做出贡献来。要快，你的时间不多了！一年之后，将有大的变动发生。”　　他敏锐地感到，中国大地即将有一场重大的革命到来。　　“文革”一开始，连偏僻小县江永都沸腾了。红卫兵旗帜到处飘扬，派性组织针锋相对。　　自觉革命之后，同一批下乡的知青被划分了等级，有人评为劳模，有人已经内定要抓进看守所，有人已经关进了看守所。胆大的直接向省委写信申诉，并提出了江永知青安置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1966年秋，以零陵（今永州）地委书记宁生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到江永，对知青的安置工作进行考查。持正反观点的人有过几场大的辩论会，在辩论会上，王百明就知青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他以事实为依据深入阐述，令持反观点的人瞠目结舌。他的锐利的目光，标准洪亮的普通话，给到会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67年春节零点，江永县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头头为名，王百明和十几名知青被捕入狱。　　可以说，王百明是带有“原罪”下乡的知青中最早觉悟的人之一，他成了第一个被枪杀的目标，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有策划的必然。
　　三、集体大逃亡　　8月17日，王百明惨死的当天，消息传遍了各大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长沙知青极为震惊，他们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已经荷枪实弹的民兵到来之前，只能逃跑。当晚，六千长沙知青的大逃亡拉开了序幕。　　8月19日，零陵地区的长沙知青9名死于枪杀，15名受伤。之后，桃川农场知青俞沛昌中弹后流血过多死亡。　　8月19日，连结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桥被炸毁，对外联络中断，长途汽车停开。　　知青的大逃亡大致分为三路：一是经道县翻双牌山去广西全州；二是走麦岭；三是翻过都厐五岭去广西灌阳。　　8月17日，江永铜山岭农场跃进队的知青集中在队部“接受教育”，当场枪毙了两名地主、两名地主子弟，吊死了一名妇女，并说明今天处决的是第一批。在惊慌中度过了一天的知青，挨到夜深时99人（ 包括女知青怀里的小孩 ）悄悄地聚拢，一个挨着一个摸黑离开了队屋。连夜紧张行军，不敢有半点松懈，当太阳照耀着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时，同时也给予了大路上的民兵更为刺目的光芒。惶恐中他们发现不远处的一片田地里有部队战士的身影，机敏的一群人向着“救星”跑去。他们忘记了满腹心酸，忘记了饥饿困倦，绽开笑脸为军人唱歌，和军人一起割稻。部队派出了一部军车将他们送到接近株洲的火车站，上不了火车，一行人最后搭乘三部“运尸车”回到长沙。　　8月18日，一个“特派员”带着武装民兵来到桃川石枧村抓王百明的妹妹立明，就在天亮之前，她和知青点的全体知青已被村民们送走了。石枧村的农民深明大义、可敬可佩，为了安抚悲伤中的立明姐妹（王百明12岁的小妹因为学校停课闹革命也来到了石枧村）和愤懑不平的知青，生产队的青壮年农民都出动了，在村周支书的带领下，为知青挑行李，走四五十里山路，一直护送到驻军6950部队，眼见他们安全了才返回村去。　　这时的6950部队的大院里已成了难民所，逃亡知青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部队求救，部队官兵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妥善安置。像凤亭农场、迴龙圩农场、桃川农场、铜山岭农场等几个大农场的知青，在部队的保护下，一批一批地走广西麦岭，再往全州火车站去。　　翻越都厐岭的多是井边公社和大远公社的知青，当地人和广西灌阳的农民有一条往来的山路，因人迹罕至，只有本地人知道，翻过五座山岭就到了灌阳。井边知青先是十几人同行，沿途又汇集各路零散知青四十多人，山上岔路多，走到悬崖绝壁时幸遇灌阳方向而来的山民指引；虽几遭民兵拦截，几位领头的知青沉着冷静、机智应对，又有公社开出的红头证明作保，一路算是有惊无险。　　走了一天一夜后，队伍中发出了一个女生的虚弱的声音：“我再也走不动了，你们别管我，快走吧。”她说着身体直往地上倒。“这哪行? 既是一起出来就得一起回去! ”领头的周哥牵起她的手就走，另一名男生王哥在她身后护着，两人一前一后的不管山路多险，都未将她抛下。　　有一对恋人，女知青体弱，她能爬上千多米高的都厐岭就已经拼尽了气力，何况连续翻过了几座山岭，男生挑着两人的行李，边关照体力不支的女朋友，已经累得咳出了血。队伍中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在母亲怀里时不时发出饥饿的啼哭。其他人互相搀扶着前进，体力几乎耗尽。　　八月酷暑天山上冷风肆虐，多数人行前匆忙，衣服未带足，有几个知青听说邻队杀了四类分子，还有十几个知青被捆去了公社，吓得连刚煮熟的一锅饭都不敢吃了，拔腿就跑，哪还顾得上拿冬衣。危险眼见过去，衣着单薄的一群人却难挡风寒。饥寒交迫的队伍每前进一步已经显出了万分的艰难。　　在前面探路的几个男生发现半山腰里有户农家，赶忙上前交涉，请求弄点吃的东西。山民非常同情，马上烧火做饭，还特别杀了一只鸡。饭后为他们烧了一堆火，男生围着火堆睡在地上，女生享受优待进了里屋；老两口和三个女儿彻夜未眠，守护了他们一夜，第二天还煮了很多红薯给他们带在身上。知青感激涕零，各自掏出仅有的一角两角钱凑拢，以表感谢。　　走其他路线翻山越岭的知青并未有如此好运，遭遇民兵的突然袭击挨打之事时有发生。为躲避民兵的搜捕，很多人专抄荒草荆棘里的小道走，弄得遍体鳞伤，衣不遮体。　　江永大桥炸毁以后，从道县往永州成了一条回长沙的捷径。白水公社临近道县，先有一队人侥幸混过去了，第二批走的四名男生险些丢掉了性命。他们搭上一部过路邮车，结果在暴乱中心寿雁被抓，关了六天，每天惨遭一拨一拨的民兵殴打。那些人用扁担用砖头将几个手无寸铁的知青往死里打，四人被折磨得毫无动弹之力。命悬一线时竟出现了奇迹，当地有一人认出了他们，这人的兄弟曾在白水搞过社教，他往来白水多次所以认识。他找来了一驾马车，装满稻草，将四人藏进稻草里戏剧性地救了出去。更幸运的是，他懂草药，随即用草药为他们疗伤，四人得以保住性命。　　他们写信给留在白水的知青：“我们被抓，生死未知，千万不要再走这条路。”白水知青接到信后马上找到6950部队的政委，请求派人去道县营救遇难者。一位刚刚新婚的连长和几名军人到达了道县，在制止两派的斗争中，那位新婚的连长不幸罹难。　　军人之死使事态的发展更为险恶，部队官兵坚定了制止“暴乱”的决心，加强了对知青的保护。他们四处搜索，寻找滞留的知青。未有逃亡的白水知青当时正在田里割稻，模样装束与农民一般无二，致使军人未能发现。　　白水知青中素有一群思想者，遇事喜欢思考、讨论，在马列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