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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写的《我们仨》这本书一共有多少面啊?
以及第三部分的第二回的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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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版本可能会不一样我买的一共有165页第三部分的第二回有55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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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杨绛() 我们仨的世间传奇
作者：曾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不介入政治，没有承担预言和拯救的社会责任，这样的文人在精神上有没有可能高贵？在杨绛先生的一生中，这样的设问她曾不止一次面对，并且也给了自己的回答。
死亡和灵魂的对话
1993年12月，杨绛助钱锺书选定《槐聚诗存》，埋首书房一个多月为他誊清了书稿。她在自己的&生平及创作大事记中&对此事有几句简单记述，写得淡淡，现在读来却让人感触：&我抄诗错字百出，锺书皆未校出。我二人皆老且病矣。&日期是1994年1月，杨绛第一次在记事中提及书斋之外现实衰老的逼近。
1994年杨绛83岁。自那以后，她开始不断面对身边亲人的生死病痛。两年间，她三姐闰康和大姐寿康先后去世。钱锺书因肺炎入院，之后一直卧床，再没有回到他们三里河南沙沟的家。1995年冬，对两位老人最残酷最沉重的打击袭来：一向对父母照顾周全的女儿钱瑗突然病倒，查出是肺癌转脊椎癌，已经晚期。
钱锺书住院在南城，钱瑗在西山脚下。三人分居三处，杨绛独自牵挂照顾着两个病人，奔波于北京城的这条漫长对角线上。钱瑗病中，她每天为父女传话，将女儿写的文章读给钱锺书听。钱瑗去了以后，她在悲痛中还要设法向钱锺书隐瞒，装作女儿安好，这样支撑了四个月，才对钱锺书说了实话。
在我们采访中，熟悉杨绛先生的人对她最深的印象都是，先生任何时候见到都含蓄节制，举止拿捏恰到好处，从不示人以心绪不好的一面。但是得到钱瑗病危消息的那天，朋友吴学昭记述，&伟成等一群人走后，当时家中只杨绛一人。她与叶大姐通电话时失声痛哭&。
1997年早春，钱瑗去。1998年岁末，钱锺书去。87岁的杨绛，失去了生命中仅有的两个最亲的人，孤身一人怎么面对人世和死亡？
1999年，在精神和身体最伤痛的日子，她决意翻译柏拉图的《斐多》，把它作为精神的最后庇护所。这本对话录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饮鸩而死的当日，和他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谈的是生与死的问题，主要谈灵魂。苏格拉底在饮鸩致死前，对负责处理他丧事的Crito说，你埋藏的是我的遗体，不是埋苏格拉底。
相信这些文字和思想，给了杨绛以&哲学的慰藉&。年近九旬的老人，用一年时间把这本对话录译完了。她自称不识古希腊文，对哲学也一无所知，按照自己翻译的惯例，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而力求通达流畅。&我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钱锺书年轻时候在给杨绛的信中曾说他的愿望，&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实际成为他们一家人的处世准则。他们尽可能远离政治，用无功利追逐的读书来抵挡人世的风风雨雨。现在，杨绛独居于失去人生至爱和陪伴的痛苦中，通过和苏格拉底的&笔谈&，为灵魂找到出口。她没有被悲痛击倒，决意一个人替&我们仨&，继续做做学问的愿望。
自译注《斐多》开始，从87岁到105岁，其他老人安享的晚年，在杨绛就是不停地阅读和工作。她看着瘦弱的身子，却有坚忍耐力，做完了很多人一辈子也未必做到的事情：写作出版散文集《从丙午到流亡》（2000）、《我们仨》（2003）、《走到人生边上》（2007），编订8卷本250万字《杨绛文集》（2004），为小说《洗澡》续写了《洗澡之后》（2014）&&
杨绛虽然一直谦称，和钱锺书比，她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事实上，她的写作才华和深厚学养早就为学界所识。夏衍就曾跟人说：你们捧锺书，我捧杨绛。
杨绛和钱锺书结婚后，陪伴他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后又游学法国巴黎。她没有正式入过学，只在巴黎大学注册过一个学位，想攻读法国文学，却因禀赋深厚，仍在西学体系中得到浸润和训练。1938年回国后，她很快就有了剧作家的成就。年蛰居上海做大家族&灶下婢&期间，她挤出时间写来养家糊口的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都被搬上舞台，风靡上海文艺界。五十年代她开始翻译巨著《堂吉诃德》，为此从头学习西班牙语；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小说《洗澡》和散文集《将饮茶》、《杂忆与杂写》，流传甚广。尤其《洗澡》，描写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经受第一次思想改造的故事，1988年相继在香港三联书店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繁体和简体版后，海内外好评鹊起，小说家施蛰存赞其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这样的杨绛先生，是钱锺书先生口中&最才的女&，但她为自己设定的角色首先还是&最贤的妻&。在&五七&干校时期，&文革&时期，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至钱先生1998年去世，我们从各种文字中看到的杨绛先生，永远是那个张开瘦弱双臂，为家人挡住一切侵扰伤害的人。但她并非普通意义上那种家庭的贤内助，而是优美地平行于钱锺书人生坐标的一条辅线，以自己的学养，毕生助其完成煌煌巨学。
在生命最后一程，对她更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是帮助三联书店定稿出版《钱锺书集》，另就是整理钱锺书生前的读书笔记和手稿，包括中文笔记、英文笔记和日札。钱认为这些东西&没用了&，但杨绛不这么看，她觉得这些是他一生积累的知识，对其他学者做研究是有用处的，而保存手稿最好的方式是整理出版。
钱锺书的手稿装了几大麻袋，7万多张，多数是字迹已模糊的散页和纸片。杨绛戴镜逐页辨认，再仔细剪贴、分类和梳理，最后交到商务印书馆影印。
日复一日，她不慌不忙地，一个人在书桌前做着这些繁浩的工作，边整理边交付出版。2015年年底，《钱锺书手稿集》终于全部出齐，其中包括《容安馆札记》3卷，中文笔记20册，外文笔记48册。
钱锺书刚离去的时候，杨绛曾说：&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一位和她比较亲近的三联老编辑告诉本刊，日听到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真有一种感觉，好像她就是把钱先生这些事情都做完了，打扫干净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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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一节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人，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
&&&&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们三个或四个五个不等。只不过各家各个样儿罢了。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一）
&&&&一九三五年七月，钟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
&&&&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牛津大学的秋季始业在十月前后。当时还未开学。我们下船后曾在伦敦观光小住，不等学期开始就到牛津了。钟书已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我正在接洽入学事。我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学额已满，要入学，只能修历史。我不愿意。
&&&&我曾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美国韦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因为奖学金只供学费。我的母校校长以为我傻，不敢向父亲争求。其实我爸爸早已答应我了。我只是心疼爸爸负担重，他已年老，我不愿增加他的背累。我指望考入清华研究院，可以公费出国。我居然考上了。可是我们当时的系主任偏重戏剧。外文系研究生没一个专攻戏剧。他说清华外文系研究生都没出息，外文系不设出国深造的公费学额。其实，比我高一级的赵萝蕤和我都是获得奖学金的优秀生；而清华派送出国的公费生中，有两人曾和我在东吴同学，我的学业成绩至少不输他们，我是获得东吴金钥匙奖的。偏我没出息？我暗想：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做培养对象呢。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觉得很不服气。既然我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钟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可是牛津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我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钟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让我借光的了。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老金家供一日四餐———早餐、午餐、午后茶和晚餐。我们住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窗临花园，每日由老金的妻女收拾。我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我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我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我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我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我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清静。我为自己定下课程表，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学期开始后，钟书领得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两条黑布飘带。他是我国的庚款公费生，在牛津却是自费生，自费的男女学生，都穿这种黑布背心。男学生有一只硬的方顶帽子，但谁都不戴。领奖学金的学生穿长袍。女学生都戴软的方顶帽子。我看到满街都是穿学生装的人，大有失学儿童的自卑感，直羡慕人家有而我无份的那件黑布背心。
&&&&牛津大学的大课，课堂在大学楼；钟书所属学院的课，课堂借用学院的饭厅，都有好些旁听生。我上的课，钟书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课。他最吃重的是导师和他一对一的课。我一个人穿着旗袍去上课，经常和两三位修女一起坐在课堂侧面的旁听座上，心上充满了自卑感。
&&&&钟书说我得福不知。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课程。我看了，自幸不在学校管辖之下。他也叫我看看前两届的论文题目。这也使我自幸不必费这番工夫。不过，严格的训练，是我欠缺的。他呢，如果他也有我这么多自由阅读的时间，准会有更大的收获。反正我们两个都不怎么称心，而他的失望更大。
&&&&牛津有一位富翁名史博定。据说他将为牛津大学设立一个汉学教授的职位。他弟弟K．J．Spalding是汉学家，专研中国老庄哲学。K．J．是牛津某学院的驻院研究员。富翁请我们夫妇到他家吃茶，劝钟书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改行读哲学，做他弟弟的助手。他口气里，中国的奖学金区区不足道。钟书立即拒绝了他的建议。以后，我们和他仍有来往，他弟弟更是经常请我们到他那学院寓所去吃茶，借此请教许多问题。钟书对于攻读文学学士虽然不甚乐意，但放弃自己国家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是决计不干的。
&&&&牛津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刚从贵族中学毕业的阔人家子弟，开学期间住在各个学院里，一到放假便四散旅游去了。牛津学制每年共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然后放假六周。每三个学期之后是长达三个多月的暑假。考试不在学期末而在毕业之前，也就是在入学二至四年之后。年轻学生多半临时抱佛脚，平时对学业不当一回事。他们晚间爱聚在酒店里喝酒，酒醉后淘气胡闹，犯校规是经常的事。所以钟书所属的学院里，每个学生有两位导师：一是学业导师，一是品行导师。如学生淘气出格被拘，由品行导师保释。钟书的品行导师不过经常请我们夫妇吃茶而已。
&&&&牛津还有一项必须遵守的规矩。学生每周得在所属学院的食堂里吃四五次晚饭。吃饭，无非证明这学生住校。吃饭比上课更重要。据钟书说，获得优等文科学士学位之后，再吃两年饭（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硕士；再吃四年饭，就成博士。
&&&&当时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获得奖学金或领取政府津贴的。他们假期中也离开牛津，别处走走。惟独钟书直到三个学期之后的暑假才离开。
&&&&这在钟书并不稀奇。他不爱活动。我在清华借读半年间，游遍了北京名胜。他在清华待了四年，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去过。清华校庆日，全校游颐和园。钟书也游过颐和园，他也游过一次香山，别处都没去过。直到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上学，他北来看我，才由我带着遍游北京名胜。他作过一组《北游诗》，有“今年破例作春游”句，如今删得只剩一首《玉泉山同绛》了。
&&&&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钟书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以十八世纪为界，馆内所藏经典作品，限于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十九、二十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只可到市图书馆借阅。那里藏书丰富，借阅限两星期内归还。我们往往不到两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我们还有家里带出来的中国经典以及诗、词、诗话等书，也有朋友间借阅或寄赠的书，书店也容许站在书架前任意阅读，反正不愁无书。
&&&&我们每天都出门走走，我们爱说“探险”去。早饭后，我们得出门散散步，让老金妻女收拾房间。晚饭前，我们的散步是养心散步，走得慢，玩得多。两种散步都带“探险”性质，因为我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
&&&&牛津是个安静的小地方，我们在大街、小巷、一个个学院门前以及公园、郊区、教堂、闹市，一处处走，也光顾店铺。我们看到各区不同类型的房子，能猜想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着闹市人流中的各等人，能猜测各人的身份，并配合书上读到的人物。
&&&&牛津人情味重。邮差半路上碰到我们，就把我们的家信交给我们。小孩子就在旁等着，很客气地向我们讨中国邮票。高大的警察，带着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门推推，看是否关好；确有人家没关好门的，警察会客气地警告。我们回到老金家寓所，就拉上窗帘，相对读书。
&&&&开学期间，我们稍多些社交活动。同学间最普通的来往是请吃午后茶。师长总在他们家里请吃午后茶，同学在学院的宿舍里请。他们教钟书和我怎么做茶。先把茶壶温过，每人用满满一茶匙茶叶：你一匙，我一匙，他一匙，也给茶壶一满匙。四人喝茶用五匙茶叶，三人用四匙。开水可一次次加，茶总够浓。
&&&&钟书在牛津上学期间，只穿过一次礼服。因为要到圣乔治大饭店赴宴。主人是C．D．LeGrosClark。他一九三五年曾出版《苏东坡赋》一小册，请钟书写了序文。他得知钱钟书在牛津，特偕夫人从巴黎赶到牛津来相会，请我们夫妇吃晚饭。
&&&&我在楼上窗口下望，看见饭店门口停下一辆大黑汽车。有人拉开车门，车上出来一个小小个儿的东方女子。LeGrosClark夫人告诉我说：她就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女。LeGrosClark曾任婆罗洲总督府高层官员，所以认得。这位胡小姐也在牛津上学。我们只风闻她钻石失窃事。这番有缘望见了一瞥。当时中国同学有俞大缜、俞大姊妹，向达、杨人等。我们家的常客是向达。他在伦敦抄敦煌卷子，又来牛津大学图书馆编中文书目。他因牛津生活费用昂贵，所以寄居休士（E．Hughes）牧师家。同学中还有杨宪益，他年岁小，大家称小杨。
&&&&钟书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他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俩都笑得捧腹。向达说钟书：“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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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此，夫复何求。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是一本悲情却又温情致人的书。描写那个年代杨绛一家的悲欢离合。钱钟书和杨绛，两位身处乱世的学者，淡泊宁静，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在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尽头相扶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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