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过生日时的那些习俗，如今还有几人知道？
现代人过生日，大部分是吃蛋糕、吹蜡烛外加唱生日快乐歌，而其实这些习俗，都充满了西方的影子。
关于过生日吃蛋糕，有这么一段传说。在公元前的欧洲，人们坚信生日时，灵魂会被邪魔入侵，所以在这一天会邀请亲朋好友吃饭聚餐，而这个时候会拿出蛋糕来招待客人。在那个时候，蛋糕还属于奢侈品，比较名贵的，只有在这种大型的聚会上才会享有，而大多也是皇室贵族才会有这个资本。
施洗者约翰牺牲场景的油画，画面中央是希律王正在和他的家人、大臣庆祝生日。
点蜡烛，也是起源于古希腊的一个传说。人们都信奉月亮女神阿耳特弥斯，一到她的生日庆典，人们都会在祭坛上供放很多蜂蜜饼，并点亮蜡烛，用蜡烛的光来代表月亮的光辉，营造一种神圣的氛围，以表示对月亮女神的崇敬。而这种习俗逐渐传到了过生日时点上蜡烛，将美好的愿望赋予孩子的身上。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在生日蛋糕上要点上与岁数相同的蜡烛，然后再由寿星一口气吹灭蜡烛，据说，这是因为古时的欧洲人相信烟是能够升入天堂的，许愿后一口气吹灭蜡烛，那么自己的愿望就随着烟一同升到了天堂，这样愿望便可实现了。
至于生日快乐的歌曲也是起源于一首原本与生日无关的乐曲里。有这样姐妹俩，一个叫玛德里德·希尔，是路易思维尔市的一名幼儿园教师，一个叫柏蒂·希尔，是该校的校长。姐妹俩曾经一起写过一首歌，歌名为“大家早上好”。这首歌由于其欢快的旋律，迅速在儿童中间流传开来。
1893年，两姐妹发表了一部歌曲集，题名为“幼儿园的故事”。31年后，一个名叫罗伯特·H．科尔曼的男士未经姐妹俩的允许，私自出版了这首歌。更糟糕的是，他在这首歌后又加上了一段，即大家熟悉的“祝你生日快乐”，科尔曼先生增加的第二段歌词使这首歌很快就十分流行。最终，姐妹俩的第一段歌词消失了。“祝你生日快乐”，这首惟一的生日歌完全取代了姐妹俩原来的歌曲。
玛德里德于1916年逝世后，柏蒂与其另一个妹妹杰西卡出面将科尔曼先生告上了法庭。最终这首歌被赋予了版税。
好像感觉今天我们在进行的生日礼节，基本都脱不开西方的影响。那么，我们中国的古人在过寿时，又有哪些习俗呢？恐怕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吧。
在我国古代，生日即诞辰、诞生日，老人的生日叫寿诞。古代生男孩要在门左边悬上一张弓，所以男子的生日又称“悬弧日”、“悬弧之辰”。
南北朝以前没有过生日和祝寿的风俗。《诗·小雅·蓼莪》载：“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生日那天，要思念父母生养的艰辛，作哀戚状，是不能宴乐庆贺的。
不过，先秦两汉盛行随时随地向人献酒、献金上寿的礼俗。《诗经》中有许多上寿的记载。如在《诗·大雅·江汉》中：“虎拜稽首，天子万年。”又《诗·小雅·天保》：“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诗·豳风一七月》：“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这里是分别向天子、贵族、主人上寿。
战国时期燕国太子丹为了刺杀秦始皇，请荆轲喝酒，“酒酣，太子起寿”。鸿门宴上，范增为刺杀刘邦，召项庄“人前为寿”。
祝寿时，往往会伴随着送寿礼。战国严仲子请聂政刺杀侠累，“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战国时期齐国人鲁仲连帮助赵国解邯郸之围，赵国平原君“以千金为鲁连寿”。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都是随时献酒祝寿的习俗。祝寿、献酒和献金上寿，虽有祝愿健康长寿之意，但都不是在生日这天进行，只是单纯地上寿，而不是庆祝寿诞。
《四仙拱寿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此图是一幅祝寿图，看见空中南极仙翁（寿星）驾鹤飞过，四仙欢呼雀跃。
生日这天就不庆祝了吗？也不是，但一般给孩子在儿童时期居多。《汉书·卢绾传》记载了卢绾的父亲与刘邦的父亲同住一里，交情极深。俩人的妻子在同一天分别生下了卢绾和刘邦，里中父老备羊酒为他们祝贺，文曰：“及高祖(刘邦)、绾壮，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羊酒。”这“复贺”的时间也就是指的两个孩子的出生纪念日。
南北朝的江南地区，有着“试儿”的风俗，应该算是过生日的雏形。在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风操篇》有这样的记载：
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亲表聚集，致宴享焉。
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抓周”。唐宋时，这种“试儿”风俗传到北方。北宋初大将曹彬周岁时，父母把各种玩具、器物、干戈、弓矢、纸笔等放到他面前，任他自己抓取。曹彬左手执干戈，右手提一祭祀用的俎豆，一会儿，又拿了一枚做官的大印，其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
《颜氏家训·风操》记载周岁试儿后，接着说：
自兹以后。二亲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尔。无教之徒，虽已孤露，其日皆为供顿，酣畅声乐．不知有所感伤。梁孝元年少之时，每八月六日载诞之辰，常设斋讲。自阮修容薨殁之后，此事亦绝。
当时过生日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双亲在世，生日那天设酒庆贺，父母去世后，就不再过生日了。另一种是所谓的“无教之徒”，亦即民间，父母去世后仍置酒乐，庆祝生日。所以，顾炎武的《日知录》卷十三讲：“生日之礼，古人所无。至齐梁间，乃行此礼。”
《隋书·高祖记》记载隋文帝曾下诏：“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这里的“武元皇帝”和“元明皇后”是杨坚的亲生父母杨忠和吕氏。杨坚在生日当天要求举国吃素以此追思双亲，哀戚如此，燕乐更无从谈起。
把生日搞成庆贺活动的习俗起源于南方地区，以儒学为根基的中原地区对这种习俗是相当排斥的。此外，据史书上记载，唐太宗坚持不搞生日庆贺，他提倡“感伤”反思，这说明即使是在隋唐大一统的历史条件下，虽然生日祝贺的习俗礼仪已从江南传遍全国，但依然有许多人维护传统，不搞生日庆典。
而唐太宗的后人们则不这么认为。据清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9考证，封建帝王确定在生日举行大型祝寿活动始于唐代中期。729年农历八月，唐玄宗置酒宴招待群臣，庆祝自己的生日。宴会后，尚书左丞相源乾曜、有丞相张说率文武百官上表，请以玄宗生日八月五日那天为“千秋节”。
此后，唐代皇帝不但在生日祝寿，而且除唐德宗外，都为生日取了专用的名称。如唐肃宗生日叫“天成地平节”，唐武宗生日叫“庆阳节”，唐宣宗生日叫“寿昌节”，唐昭宗生日叫“嘉会节”等等。
郭子仪祝寿图
唐代自唐玄宗始，每逢皇帝生日全国都休假3日举行庆祝活动，“朝野同欢”。在京城，群臣向皇帝祝寿，献上甘露、醇酎和“万岁寿酒”。各道节度使为博得皇帝欢心，则献上大量珍物宝玩。京城以外的官吏百姓也要做寿酒宴，来庆贺皇帝生日。
由于封建帝王的倡导，上行下效，各级官僚借送生日贺礼之机拉关系、交权贵，在宋代成为普遍的风气。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在奸臣秦桧擅权时，“四方皆以其生日致馈。其后州郡监司率受此礼，极其僭侈”。以至于1156年，为刹僭侈之风，宋高宗还曾下诏，禁止在职官吏过生日收贺礼。但从各种文献记载看，这道禁令并没有起太大作用，其后送生日贺礼之风仍然盛行。
宋代除生日送财物外，还有生日献诗词的风气：大文学家苏轼《东坡全集》中就有多首祝贺生日的诗，如《表弟程德孺生日诗》等。南宋朱熹在母亲60岁生日时，为母亲写了一首祝寿诗《寿母生朝》，民间的祝寿活动自此盛行起来。
寿诞那天，要设寿堂，挂寿联、寿图，摆宴庆贺。寿联上写“寿比南山松不老，福如东海水长流”之类的联语。寿图有《寿星图》、《王母献寿图》、《八仙庆寿图》、《麻姑献寿图》等。麻姑是传说中的长寿女仙。
东晋葛洪的《神仙传》说，她能指米为珠，曾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东汉桓帝时，麻姑降蔡经家，年似十八九岁．说近日蓬莱海水又变浅了。
寿宴中不可缺少的是汤饼和寿桃。汤饼即面条，生日面条叫长寿面。生日吃面条的风俗盛行于唐朝。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赠进士张盥诗》讲：“忆尔悬孤日，余为座上宾，举筋食汤饼，祝辞添麒麟。”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前录》讲，生日“必食汤饼者，世所谓长寿面者也。”所以，唐朝去庆贺生日的人，还自称“汤饼客”。生日汤饼有长寿之意，寿诞上自然不可缺少。
桃是长寿果，传说，汉武帝好长生之道，西王母将三千年一熟的蟠桃送给他，汉武帝食后欲留核种之。西王母说：“此桃三千年一实，中土地薄，种之不生。”西王母还向汉武帝传授了长生之道和修炼长生的符书。《西游记》中，孙悟空偷吃蟠桃、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说法，更加强了人们对寿桃的重视。民间庆寿的寿桃，一般用白面制作，尖部染上红色。
现代人一听做寿，以为都是给老人的，实际上在古代，做寿就等于过生日。一些地区小孩10岁的生日由外婆家给做，称“爱子寿”；青年20岁的生日由岳父家做。民间还有“做九不做十”的说法，即逢整十时在虚岁数九的那年做寿。有的地方“男不做十，女不做九”，“十”、“九”和当地方言“贼”、“鸠”谐音，故不做。40岁不做，因“四”与“死”谐音。
还有做冥寿的，也叫作阴寿，指祖先亡故以后，每逢整十，子孙就设神像或神位于堂中，对之行礼，设坛延僧，诵经礼忏，以此表示后人的孝念。冥寿亲戚朋友有送纸扎锭者，也有登堂拜祝的。
古人相信行善积德延年益寿，扶贫济弱、修桥补路都可以积德。不过，这做起来并不容易，所以就产生了可以积寿、增寿的象征性行为，诸如诵经礼忏、焚香祷告、庙观施舍、放生动物、抄写经卷等。
我国民间习惯以百岁为上寿，80岁为中寿，60岁为下寿。从60岁开始，各地风俗每逢五、逢十，或者逢九就为当事者举行祝寿活动。
《红楼梦》中贾母过寿的剧照
按照旧俗，每个人并不是生下来就可以有资格做寿的，做寿是一件极其重要而慎重的事，所以第一次做寿就更是慎之又慎。
在许多地方，第一次做寿都是由丈母娘来操办的。在四川西部，这叫做“开寿”；在福建、浙江一带则叫作“女婿寿”。大体情况是，在女婿婚后第一次过生日或女婿满30岁生日时，岳父岳母带着礼品到女婿家去贺寿。所带礼品有黄鱼、猪肉5千克，米酒2瓶，面条5千克，衣服2套以及桂圆、枣子、橘子等。
如果是百岁大寿，那则是街坊邻里的大事，不管亲疏远近全都过来给他祝寿。大家要给寿星刻碑立传，宗族也要将此事记录到族谱里。
传统寿礼有一套仪规。先要设寿堂，摆寿烛，挂寿幛，铺排陈设，张灯结彩，布置一新。到了生日那天，寿堂正中设寿星老人之位，司仪主持仪式，亲友、晚辈都要来上寿。辈分不同，礼数有别。
平辈往往只是一作揖，子侄辈则为四拜。有的并不设寿翁，客人只是到寿堂礼拜，而由儿孙辈齐集堂前还礼。
当然平常人家也有不设寿堂，只设寿案的。旧时北京这情形时，多是到香蜡铺请一份木刻水印的“本命延年寿星君”的神马儿，夹在神夹子上，头前摆上寿桃、寿面，点上一对红蜡，压一份敬神钱粮而已。
寿筵是寿礼的重要一环，主家往往大开宴席，款待来客。宴席的馔肴不外乎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但少不了的是面，俗称“长寿面”。
贺寿的来客都要携带寿礼，诸如寿桃、寿糕、寿面、寿烛、寿屏、寿幛、寿联、寿画、寿彩、万年伞等。这些礼品中但凡能缀饰、点画图案的，一般都要有象征长寿的图案。
可惜的是，随着晚清的西学东渐，生日蛋糕、吹蜡烛这种西方的习俗渐渐融入到社会中。开始只是一些上层开放人士给孩子过生日时会学习西方，后来逐渐在民间也流行开来。及至如今，虽说在一些老人寿辰上也有过传统习俗的痕迹，但是大多人对此知之甚少。实际上，虽然过生日的形式多种多样，即便现在我们习惯了过生日吃蛋糕吹蜡烛，但是也不妨碍我们了解古人的文化，毕竟那是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参考资料：《以孝齐家：孝与社会风俗》 秦永洲，吴伟伟；《生之由来 生庚生肖与寿诞礼俗 四色彩图版 》 张恩台；《传统礼仪民俗万年历》王作楫，王臻。
(来源：一本正经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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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初见不夜城(2)
” 我站在风中的街头，看着她的身影消失于远处，不禁有点意乱神迷，我仰望着被霓虹照亮的天空，问自己：“这就叫飞来艳福？” “我怎样？”苇子带着满足的表情问道。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了。 苇子是一个让人快乐的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她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这次也是在深夜，她跑过来说：“走吧。去吃点东西。”我们去了旁边的一家“天下一品”的拉面馆，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吃下去，刚才还伫立在寒冬街头的我立刻有了精神。不是有句老话叫“饱暖思***”么？长久以来跟爱梅的争吵，我们之间已经很久不做那事了。当我瞥见苇子在大衣领口后隐约的乳沟，我就感觉到我的体内那种莽撞的冲动。我想当时我是脸红了。 苇子或许看穿了我的心思：“你走开一两个小时没关系吧？”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便摇摇头，“没事。” “那我带你去休息一下。”她笑了。 休息一下？我的身体更加紧张了。我回头望望那灯火辉煌的相亲俱乐部。那里，爱梅也许正跟哪个男客人亲昵，在一起聊天呢！苇子细白的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我的心抑制不住地跳荡着。 “你来吗？”她黑白分明的眼睛盯着我。 我咽了口唾沫。 我们出了店门，往歌舞伎町著名的建筑风林会馆方向走去，在那后面有很多家情人旅馆，包括我曾经打工的那家。进了一家旅馆的大门，我的脑中嗡地一阵乱响。现在回想起来，身为男人，有时候真的是只用下半身来思考问题的。 苇子交了两个小时“休息”的钱，拿了钥匙和我乘电梯上楼。在狭小的电梯空间里，我的身体已经有一部分迫不及待地要跳起来了。 进了房间，我打量着周围的陈设，和我原来打工的那家情人旅馆没太大的分别，但不同的是我现在不是清扫员，而是个客人。苇子脱掉大衣，说：“先去洗澡吧。”随后开始很自然地脱衣服。我在一旁还有些羞涩，三下五除二脱光了之后立即冲进了浴室。不一会儿，全身赤裸的苇子拉开门大大方方地进来，看到我箭在弦上的样子，哈哈笑了起来：“真可爱！” 洗完澡后的一个多小时，让我终身难忘。那晚我们做了两次。苇子向我展示了她娴熟的床上技巧。第一次，她主动为我###。 我还曾自我吹嘘为情场高手，但此刻却知道，在性爱经验上，我不过是个小学生罢了。因为当苇子主动爱抚我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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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上七点开始到深夜一点多，我都站在大街上拼命拉客。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去各个店“开拓”我的事业。当时，在歌舞伎町开陪酒酒店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人还几乎找不到一个，而来自中国台湾的人开的倒有一百多家，多年后，我看报纸上披露，有一万多名台湾女人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新宿歌舞伎町付出了她们的青春岁月，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当时这些酒店都是我要活动的区域。在来日本之前，我从没接触过台湾人，难免有些好奇。认识的多了，我发现，如果对方愿意和我讲普通话的，大多是对大陆人有好感，比较亲切；要是碰上除了台语就说日语的，对我的态度就不那么友善，甚至还有敌意。不过，大家在日本都是为了赚钱，基本的合作还是可以维持。 为了与更多的店建立协作契约，我用尽了全部的招数。有时我要请一些店的老板吃饭，有时要作为客人去消费一下，在开拓新市场的同时，还要逐个到那些已有契约的店里收钱。在工作当中，我偶尔会与苇子幽会，吃饭或者***，另外，我心里也还挂念着“相亲俱乐部”里爱梅的情况。还有，“保护伞”的情绪也要照顾到，我时不时要去“上高地”咖啡店或“白木屋”居酒屋耐着性子听真武吹牛。一晃一夜就过去了。赶早班电车或骑自行车回到高田马场那间破破烂烂的房间后，我倒头便睡。偶尔爱梅春心动了，我也要好好侍旨行事。然后便是昏天黑地地大睡。但是，不管睡得如何像死猪一般，我在中午一过就得睁开眼睛。简单吃点面包，喝杯牛奶，而后在下午三点赶到开门的“钱汤”去洗澡。洗完澡后，头发还是湿漉漉的，我就得赶回家，在镜子前精心将头发梳理成型。不管多忙，这一项内容都是不能怠慢的。 头发梳理整齐后，我换上西装，再重新奔往歌舞伎町。这就是我在那时每天的生活模式。那时，我已经知道爱梅怀了孕，虽然跟爱梅的关系已经很淡漠了，但是，带着就要当爸爸的激动和喜悦，我决心要更加加倍努力赚钱。 努力总会有回报，我在歌舞伎町的“地位”突飞猛进地提高。渐渐的，我在这一带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可。我活动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1989年夏天起，除了第一番街之外，旁边的一条街也成了我的地盘。而且为了能拉到更多的客人，我的活动范围又扩大到区役所大街上。一直到1990年初，与我签订成交回扣契约的店铺已经超过了二十多家，相应的，我每个月的收入也大幅上涨。 仅仅站在大街上招呼招呼客人就能赚那么多的钱？当然没那么简单。很多同胞效仿我的样子，也开始干起引路人行当，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超过我的水平。对这一点，我很自信。 我的长处在哪里？首先在于表达能力。关于日本的色情业不同服务种类的内容，初来乍到的人肯定会面对一堆古怪的名词不明所以。我在开始拉客的时候也仅仅知道大概，就像当初对“相亲俱乐部”的认识，所以我不得不下力气先把概念搞明白。为此，我只得自己先掏腰包到各种各样的店里“消费”，以便掌握各个店的服务和特点。这也全赖我先前的一点资金基础。同时，日本有很多色情店铺不接待外国客人，对于这样的店铺我也要心里有数。如果是一般的陪酒酒店的话，倒用不着一定要亲自去体验，因为价位和内容大致差不多，只是有的陪酒小姐会跟客人去旅馆开房间，而有的不会。 但日本人开的性感澡堂、粉色沙龙什么的那些地方，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就很难向别人介绍。 第五章就此分飞(2) 自己进去花钱体验的另一个好处，是有益于与店里的人搞好关系。跟他们聊聊天、偶尔一起吃顿饭什么的，这些都是“套瓷”的诀窍。日本人，或者说我们东方人都重视这种人际关系的交往。我在这些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又为日后与新的店面签约打下成功的基础。 而且，作为“案内人”的引路，真的是一种功夫。比如说带客人去性感澡堂，有些拉客的，根本就说不清楚某家店里具体有哪些服务、价格和时间的规定，以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仅仅从价格来说，这种店有的只要一万多日元，有的却在十万日元左右。这些店的价格，有的分成入浴费和服务费两部分，前者少而后者多，一般是先消费后结账。那些为赚钱不择手段的皮条客，可能会只报前者的价格，想把客人先随便糊弄进去，但这很快就会带来纠纷。明明是总额需要两万日元的店，带客的却只提及入浴费为五千日元。当嫖客接受完服务打算离开时，突然要多收一万五千日元，客人当然会发火：“根本没听说还有别的费用啊！”这种争吵有过几次之后，店里自然不再愿意与这个拉客的继续合作。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善后工作从不怠慢。当客人与店里发生矛盾、纠纷时，尤其是外国客人无法用日语与店家沟通的情况下，店里会立即拨打我的bp机，后来是手机。一接到电话，我会飞奔到店里，在他们之间做调停和翻译。这些努力做多了，店家和我之间会建立起信赖的关系。这种信赖关系，才是我干这行生存的基础。 除了提供色情服务的店铺以外，还有一些出售黄色录像、书刊的书店和成人性用品商店也与我有回扣契约关系。这种店，就更不能仅仅只把客人带进门就算完事，我与客人们一起进店，用普通话或广东话向他们详细介绍商品的性能，在与店方讨价还价时为他们充当翻译。当然，客人如果不买东西，我是拿不到回扣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还是一个商品导购员。 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五十来岁的香港客人，这位老兄大腹便便，两只手的十根手指恨不得全都戴上金灿灿的戒指，手腕和脖子上还套着粗粗的金链子。我看见他在一家性用品商店的门前转悠，立即走上前去，用广东话说：“老板，要不要进去看看？” 他登时眉开眼笑：“你是香港人？” “不是啦。我只是会讲广东话。”我老实交代，“去看看？我给你翻译。” 他兴致勃勃地和我进了店门，转了一圈，指着“南极二号”问： “这个扁娃娃是个什么玩意？” “它跟气球的原理是一样的。打开这个空气阀门，它就会膨胀成一个大小和真人差不多的玩具人。然后，请注意下面这个孔，是什么东西马上就会明白。请把手指放进去试试看，怎么样，感觉如何？是不是很好？” 我这样给他介绍着“玩具娃娃”，这个香港人捧腹大笑： “噢！原来是这东西。比我老婆要强一百倍。买了！” 一桩生意就这么做成了。像这样的小商店给我的回扣是商品价格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客人买一万元的商品的话，我拿的回扣就是一千日元。 我的经营活动需要的不只是这些，还得辅以自我宣传。比方说我的名片。我独自做导游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印名片，而且第一次就印了五千张。在名片上面，我印上了自己的照片、富士山的画面、bp机号码。到了1993年，手机一开始上市，虽然价钱很贵，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个，将号码也增加上去。为什么印上自己的照片呢？这样可能会让对方感到安心，这是建立信用的根本。至于印上富士山，对于外国游客来说更是理所应当。富士山在中国人眼里，无疑是最具有日本象征意义的风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nhk拍的连续剧都不会忘记，在描写70年代末中国代表团来日本参观合影的往事时，要以富士山做背景。所以，我的名片也充分显示出了日本的特色。 发名片的对象当然也是各国华人。第一年每次五千张，我就增印了两次。也就是说，一年之内，我给一万五千人发过名片。 每逢东京召开国际性的展销会或是举办大型商贸会议，就会有大量的华语圈的或其他地区的人踏入歌舞伎町。他们都是我的好主顾。 “你好！从台湾来的吧？吃饭了吗？”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要不要看‘秀’或是‘喝花酒’？” “知道日本的成年人玩具吧？带回去可是件不错的礼物。” 不管“商谈”是否成功，会不会被拒绝，我都无一例外地献上我的名片。有很多人当时虽然转身走了，可是随后却会打来类似于这样的电话： “喂，你是李先生吗？那天在歌舞伎町，你给过我名片。当时因为有女同事在场，所以不好说。其实我很想去看看脱衣舞，今天能给介绍介绍或带我去吗？” 第五章就此分飞(3) 经过这样的努力，我的生意越做越兴旺。我的客人也不限于普通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著名人士。我带过香港警务署的高层人物去看脱衣舞，而以私人身份来日本的台湾当局官员在我介绍给他一家中国内地人开的酒店后非常高兴。像这些不平凡的客人，给的小费也会多得让人吃惊。 给我印象最深的名人还是国内某知名大导演。 我原本就喜欢看电影，来日本后，这位大导演的电影一部不落。当他出现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xx导演，我是你的崇拜者，能给签个名吗？” 我兴奋地上前打招呼。他表现得很随和，一点也没有架子，在我的名片反面签了名。这张名片我一直当宝贝珍藏着。 他对我这个在异国他乡做着一种“另类”工作的年轻人似乎很感兴趣，他提了许多问题。 “你是从国内来的？” “老家是哪的？” “你在这儿干吗呢？” “做什么工作？” 能跟他说话让我受宠若惊，这是我唯一一次主动免费做“导游”。 “我在日本的服装设计学校留学，晚上在歌舞伎町做点为人民服务的事，挣点学费和生活费。您想去哪里？这里我熟极了，哪儿我都能带你去。” 他提出想去脱衣舞场看看。与其说是因为男人的欲望，我想不如说是他作为导演的体验生活和受到“探究心”的驱使。他对日本这个邻邦的风俗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此后，他几次来日，每回我都会给他介绍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去过男同性恋俱乐部、人妖酒店、sm咖啡店等处。他每次都认真地仔细观察着一切，最后笑着和我道别： “小李！谢谢你！又让我长了次见识。多保重啊！” 我还有过国家元首级别的客人。那是在1989年昭和天皇驾崩之时，某国国王在十几名耳朵上戴着耳机的保镖簇拥下出现在歌舞伎町。 我用蹩脚的英语向其中一个保镖试着搭腔： “要不要看现场表演？” “什么表演？” “脱衣舞表演。” 全身肌肉、穿着黑色西服的保镖站住了，他问： “哪儿？”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还是把他们带到了“t”脱衣舞场。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直到第二天看电视新闻，才知道他们是某一小国的国王和他的保镖们。 这类小故事实在太多了，讲都讲不完。 然而，在这一段忙碌的工作中，我突然听到了好友陈海波遇害的消息。 案件的发生是突如其来的。 这天快中午了，我还在家里睡觉，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敲门。我一摸身边，爱梅已经不在，肯定又出去逛商场了。因为她自己有钥匙，所以不会是她。那么，门外一定是那些推销商品或宣传宗教的家伙，真是讨厌的骚扰。我没理会，但敲门声继续着。也许是爱梅忘了带钥匙？我嘴里嘟囔着，只好起身去开门。 门一开，我登时愣了。外面是两个西装革履的男子，朝我欠身致意，一个胖胖的掏出证件，说：“不好意思，打搅你了。我们是警察。” 警察？这还是我第一次和日本警察面对面地打交道。我的心里一慌，脑海里闪过的是我没犯什么罪啊，难道在歌舞伎町拉客是违法的？我尽力使自己镇定：“你好。有什么事情？” 胖警察说：“我们可以进来么？” 看起来这么客气，也许没什么要紧事。我渐渐放下心来，可是家里又小又乱，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到楼下行么？”两个警察交换了一下目光，胖的说：“好吧。” 我回到屋子里换好衣裤，和他们下了楼。胖警察指着旁边的一间咖啡店说：“我们去那里。”我跟着他们走过去，发现他们对我并没有戒备的意思。 坐下来后，我要了杯咖啡。胖子说：“李先生，能不能把你的外国人登陆证给我看看。”我说：“没问题。”他接过来端详了一下又还给我：“你和陈海波是同学吧？”他把陈海波的名字用日语读出来，我还没听清：“什么？” 瘦警察拿过来一张报纸，胖子递到我面前，指着上面一块用红笔圈起来的文章：“这个，中国留学生，是你的朋友？”我看到了“陈海波”三个字才明白，然后一下子瞥见了文章的标题：《中国留学生被杀》。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几个星期前他还来过新宿，在街上和我聊了十几分钟，告诉我他搬了家，还买了一辆汽车。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胖警察又说：“我们听学校的老师讲，你和他是不错的朋友。在他留下的通讯簿里，也有你的名字。所以想请你提供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五章就此分飞(4) 我的思绪完全混乱了。认识他也不过一年，现在他已成了亡者。“他是怎么死的？”胖警察指了指报纸。我读了一段，上面的意思是说他在停车场被人用弓箭射中后脑，随后又被捅了十几刀。箭？这简直像武侠小说里的内容。 胖警察开始询问我关于陈海波的一些问题，比如平时和谁交往比较多，与我见过几次面等等，我都如实回答，瘦警察则在一旁记录。但当他问起我陈海波平时的收入来源时，我却以不知道作答。陈海波一直在老虎机赌博店用假卡牟利，可我要是说出来，岂不是出卖朋友？好在那两个警察也没有继续追问。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们问完了问题，胖警察拿出一个古怪的小夹子和一盒印泥似的东西，让我留下双手的指纹。反正我是清白的。我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这时候，一股悲伤忽然涌上了心头，毕竟，陈海波是我在异国结识的朋友。我对胖警察说：“如果找到了杀死他的凶手，请一定告诉我。”他笑了笑：“一定。”然后和瘦子留下了名片，“再想起什么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两个警察走后，我回到家，茫然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我想到了范勇，便下楼给他打电话。 “警察也找过你？”看来警察在此之前已经和他谈过了。范勇说案子发生在前天深夜一点多钟，地点在陈海波刚搬去不久的新住处的地下一层停车场。当时陈海波好像从车里出来往楼梯走去，箭就射进了他的后脑，但这并不是致命伤，凶手随后上来对他刺了十几刀。范勇昨天下午被带到了警察局，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他甚至讲了和陈海波一起打假卡的事。 “海波最近得罪什么人了？谁和他有仇？”我问。 范勇在那边回答：“我也不清楚。他搬走后我们就不在一起了，我前一段去了大阪那边。” “接下来你怎么打算？” 他的语气听起来很颓丧：“还能怎样？这行不能干了。我想开个饭店什么的。现在还不能回国，否则好像和我有关似的。” 此后我一直等着那两个警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案件被破获的消息，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依旧没有消息。我和范勇见过面，他的说法是一个中国人被杀，日本警察是不会认真破案的。 接下来，一件更让我焦头烂额的事情发生了。 1989年3月的一天，深夜一点多钟，我和苇子在剧院广场最西边的电影院门口会合，然后到位于西武新宿车站前大街上一家台湾人开的饭店“中国菜馆”去吃饭。 导游的工作给我带来的收入月月倍增，但在那之前，那些看起来装修豪华的中国料理店，我是根本不会光顾的。我在外面吃的，还只限于在一家店面很小的“后乐面馆”站着吃上一碗加肉拉面，或是去那些便宜的套餐店，不顾周围瞥过来的眼光，掏出从中国带来的豆腐乳和在饭菜里一起吃下去。 说起那家“后乐面馆”，与我着实有些缘分。我在歌舞伎町给过往行人发放相亲俱乐部的广告纸巾时，就知道这家最便宜的面店，每天都在这儿吃饭。吃的并不是客人常叫的荞麦面和日本面条，而是加肉拉面。至今，我依然觉得还是这家的加肉拉面是歌舞伎町味道最好的。理由是这种拉面的味道和我小时候母亲为我做的拉面的味道非常像。现在的我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人了，当年，我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困难生活，那时孩子们是很难尝到点可口的饮食的。每当我在这家店吃拉面，就不由自主地思念故乡，思念我那过世多年的母亲。 不过，当我导游的工作蒸蒸日上，钱也多了之后，我就不再那么“寒酸”了。我每日自由出入于歌舞伎町的各大中国和日本饭店，尽情品尝不同特色的饮食。民以食为天嘛，一个人如果有追求美食的欲望，也就会对自己的人生产生动力。 在新宿的歌舞伎町到大久保之间，有许多家味道不错的正宗中国饭店。我和苇子去的这间“中国菜馆”就是其中的一个颇有名气的。每次到这家饭馆，我都要点那道“甲鱼药膳汤”。一般的日本人到中国饭馆总是要同样的几道菜，什么青椒肉丝、麻婆豆腐，其实每个饭馆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菜的名称和内容也千差万别。苇子在我的介绍之下，也尝试了不少以前没吃过的菜肴。 已经临近打烊的时间，店里却还是坐满了客人。 我和苇子就像一对夫妇一样，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前，一边品着美味的甲鱼汤，一边甜言蜜语着。碗里冒出的温热香气撩拨着两个人的情欲。 “李！你，真的没有女朋友？” 面对她动情的眼睛，我能怎么说呢？“没有！老婆也好，女朋友也好，一个也没有。我可是不喜欢说谎的。” 第五章就此分飞(5) “那，在你心目中，我算你什么人呢？” 我们的手在桌子底下紧紧握在一起，眉目传情。 就是在这个当口。 突然，有人抓起桌子上的杯子，将啤酒泼到了我的脸上。 我本能地迅速抓起桌子上的啤酒瓶，从座位上弹跳起来。 “什么人？” 我的面前，是满脸涨得通红的爱梅…… 后来爱梅说，我辞去“相亲俱乐部”的工作后，是顶替我在街上发纸巾的那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向她告的密。因为同是中国人，我们俩经常站在街上聊天。说话没有顾忌的我把我和苇子的关系不小心告诉了他。他可能向我的妻子告了密。 “你这个王八蛋！刚刚多赚了点钱就开始找女人了！”爱梅气得全身发抖，声调都变了。日本女人在这种时候不知会怎么表现，也许会哭泣，也许会打我一个耳光，也许只是默默地走出去而已。而爱梅可是典型的中国女性，她哪肯善罢甘休。如果当时有一把刀的话，我想说不定早就捅进我的身体里了。 她随后把矛头指向了呆住了的苇子：“你这个小日本！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你这个混蛋！”她的手掌同时打向了苇子。 苇子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但没躲开那一掌，气愤的她当即反击。两个女人开始打了起来。中日战争爆发了。而我，不过是黄海中一只不知所措的小船。我拼命想分开两个互相撕扯着高声叫骂的女人，但却无济于事。 几分钟后，几名店员和客人上前才拉开了她们。 苇子拿起自己的大衣，看也没看我一眼就走出门去。我就这样失去了来日本后的第一个“情人”，而我和爱梅的夫妻之间也产生了再也无法修复的裂痕。 那一夜，爱梅骂了我一个狗血喷头，而我只有默默承受。我知道的确是我的不对。但是……但是，我当时真的很想问问她：如果是一个被妻子羞辱的男人，在外边找一个可以分享快乐和悲伤的女人，那算不算是一种罪过？！ 冲突的第二天，我开始担心苇子。对她的担心让我心绪不宁，非常难受。我的所作所为一定是伤到她了，但愿，不会伤她太深。我拨打她的传呼，但她始终没有回话，我只好留言向她道歉，她仍旧没有回音。在那条街上，她的身影也仿佛消失了。我独自一人走在曾经与她共同走过的街道上，看着头顶的霓虹灯闪烁，回味起和她在一起的许多记忆，我告诉自己：也许，她是真的喜欢我…… 爱梅那时正怀着身孕，离孩子出生的时刻越来越近。尽管如此，我们的关系依然日渐恶化，事态愈加严重。到最后，我们两个人之间吵架成了家常便饭，而且还勾心斗角、相互监视、相互提防，已经没有什么残存的感情了。 我也开始雇了个“侦探”监视她的行动。所谓“侦探”，也就是那个向爱梅打小报告的家伙。我只要稍微给他一点好处，他就马上变成了我的耳目。在胎儿成长到六个月之前，怀着身孕的爱梅外表根本看不出身材的多大变化，她仍然在那家“相亲俱乐部”做着她的那份充当“诱饵”的工作，一些色迷迷的男人的影子也在她的周围忽明忽暗的逡巡着。爱梅生了孩子之后，我才得知，爱梅一直跟一个银行职员勾搭在一起。 在这样煞费心机的日子当中，我迎来了“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开学典礼。 4月，我在位于新宿希尔顿饭店召开的开学典礼上，作为“留学生代表”上台发言。这可是一项殊荣，我请过去打工时认识的一位专修大学的日本学生吃了一顿饭，让他帮我拟了一份日语发言稿，然后背得滚瓜烂熟。当天上台发言时，我做出一副现场发挥的样子，结果非常成功。作为“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我感到自己立即被老师们寄予了厚望。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副校长亲自上前紧紧握住我的双手，鼓励我好好学习。 不管工作和家庭遇到多大难题，我都竭力出勤，不耽误听课。“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教学制度极其严格，迟到三次就算一次旷课，出勤率达不到百分之八十五的话，就不能升级。我在上学的四年当中，出勤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虽然最后没有得到全勤奖，但还是连续两年都得到了“精勤奖”，奖杯至今还被我精心收藏着。 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上课，晚上七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在歌舞伎町打工。这种不寻常的紧张生活，尽管劳累，但令人难忘。 爱梅的肚子越来越大了。我当时还不知道她有外遇，所以也更加高兴，因为我与前妻一直没有生过孩子，现在爱梅终于要为我生一个孩子了。所以，我尽量忍受着爱梅越来越大的脾气，闲下来的时候，带她到韩国去玩，偶尔也去日本的温泉疗养。可是，爱梅有一天突然跟我说：“小牧，我看我还是把孩子打掉算了。”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五章就此分飞(6) “为什么？”我着急起来。 “反正我们的感情都这样了。你说我们有必要吗？”她冷冷地说。 我差点跪下来求她了：“我以后会对你好的。我保证！只要你为我生个孩子，一定！” 为了表示我对爱梅的歉意，也为了改善我们的关系，我几乎每天都带她去逛公园。1989年10月的时候，为了迎接即将出生的孩子，我们把家搬到了新宿区下落合的哲学堂公园附近，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就近去公园散步了。还记得1990年初春的时候，爱梅就要临盆了，我带她到公园里看樱花，如雪一般的花瓣缀满了枝梢，清风吹过，飞飞扬扬的，如梦幻一般，我对爱梅说：“等你生了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天天都来这里，看樱花的盛开，看樱花的飘落，我会让你跟孩子幸福快乐一辈子的。” 日，爱梅生了一个男孩。我见到儿子，欢喜得嘴都合不上了。爱梅把丈母娘和她的哥哥、表弟一起办到日本，照顾她和孩子，我身上的负担一下子加重了，家庭的开销也立刻增加了好多。丈母娘来后不久，妻子马上又回到那个“相亲俱乐部”打工，她骗自己的母亲说在饭店做服务员。昏了头的日子又重新开始了。我无法掩饰愤怒的心情，但看到孩子可爱的睡相时，又什么都能忍下来了。 我成了一个身兼数职的男人。“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学生、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导游、丈夫、父亲。现在回顾当时的情景，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会儿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能量和精力？而且最重要的是，自己还有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能逾越过去的自信。 当我告诉真武自己有了儿子时，他像自己当了父亲一般高兴。我们在区役所大街上的一家寿司店“野郎寿司”举杯庆祝。 他一边往嘴里塞着裹着金枪鱼片的寿司，一边说： “小李！你不是说夫妻关系不好吗？该干的时候还是毫不含糊啊！孩子长得像谁？” 经他一说，我突然发现自己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拍着自己喝多了酒精的脑袋，想回忆儿子长得什么样，但却想不清楚。眼睛好像是细长的，耳朵是小小圆圆的，鼻子嘛……我突然愣住了。而且，我的脑海里又晃过了爱梅有外遇这件事。 “哎！这么一说，跟我长得可一点都不像啊！” 第二天早上回到家，我一遍又一遍仔细地盯着孩子的脸。 “确实不像我！” 眼睛倒是很像爱梅。爱梅过去的眼睛就是这种细长的丹凤眼，可现在却拉出了大大的双眼皮。到日本之后，她改变的不仅仅只是对我的态度问题。这一年当中，她的外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单纯只是热衷于浓妆艳抹，她做过几次整形手术。原本细长的单眼皮，现在变成了漫画里的美女那样的大眼睛。原来从正面能看见两个鼻孔的鼻子，早已变得没有人能认出来。除了脸，她那对让男人盯住了就不再愿意离开眼睛的e罩杯巨乳，实际上里面注了什么硅胶。她在整形和美容化妆品上花的钱，在中国都能买套不错的房子了。 妻子什么都变了。她不再是我在中国时认识的那个天真的女孩子，也不再是刚结婚时那个言行中流露着甜蜜温柔的妻子。 我有些恼恨地问她：“你不觉得这孩子没有一点像我的地方吗？” “不会吧？” “可是确实不像啊！” “你想说什么？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说不是你的孩子？” 我用话套她： “我知道你跟个小职员在一起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和那个男人的？” 我发现爱梅的脸色在瞬间起了变化。 “你有什么权力说别人？你跟那个日本女人的事我还来不及跟你算账呢！你给我收敛着点儿！” 我再也忍耐不住了，叫了起来： “是你先开始的！你这个婊子！” “你居然对自己的老婆能骂这种话？别以为我还会原谅你。没错！我有个日本男人。那又怎么样？你这个丢留学生脸的拉皮条的，就凭你的本事，在这异国他乡能养活我过上好日子么？要是不来日本，我何至于跑去做什么诱饵？这不都是你造的孽？想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告诉你吧！连我都不知道。” 来日本后我第一次哭了。全身震颤，强忍着声音，我蹲在墙角，抽泣起来。 孩子生下来三个月后，我和爱梅分居了。她不知在哪儿重新租了房子，带着她母亲和孩子，头也不回地走了。最终，孩子交给她的母亲，带回了中国。 在那以后，我和她在离婚问题上不知吵了多少次。我想，我真不应该当初介绍她到“相亲俱乐部”打那份“诱饵”的工。没有多长时间，爱梅就被泡沫经济时代日本有钱人的做派迷惑住了。说到底，我只是个没有钱没有地位的穷留学生，靠当引路人能挣几个钱？而她心里巴不得尽早和我离婚，找个日本人结婚。到时候签证也有了，好日子也不愁了。想要钱，却又不想劳累，还想过好日子，想永远待在生活环境优越的日本。她一定是这样想的。 书包网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章就此分飞(7) 1990年10月，我们正式离了婚。我的第一次婚姻维持了四年，这一次也正好满四年。人家说婚姻有所谓的“七年之痒”，我却过不了四年这道门槛。我还是挂念着那个孩子，于是在离婚之前，我提出了要做dna亲子鉴定的要求，但却被爱梅拒绝了。从那以后，我在日本没见过孩子和爱梅。她不在那家“相亲俱乐部”打工了。我不知她和那个日本男人之间的结果是怎么样，我知道，她后来回了深圳，住到了我们两在一起时的房产。近来，我又设法找过她和孩子，但是她卖掉了以前的房子，不知现在何处。无论如何，我愿意祝福她。毕竟，她曾经是我的妻子，我的爱人，我生命中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第六章随波逐流的人(1) 和真武的交往可以说不断地在发展。 歌舞伎町中的各色人等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后台”，但实际上他与我的关系已经相当于“朋友”了，他好像也为交了我这样一个朋友而显得很高兴。我不时被他叫去参加一些他的同伴之间的聚会，每次他都会把我这样介绍给大家：“这位是从香港来的李先生，是我的兄弟，请大家多多关照！” 偶尔，他还会叫我去一些与他工作有关的正式场合，开始我还很紧张，可他交代我：“你什么也别说，只在我旁边坐着就行了。”然后，他会这样给对方介绍：“这位可是香港黑道上的……”不管平时表现得怎样温和，黑道上的人毕竟还是黑道上的人，所以我常常被他当做吓唬对方的工具。不过，这就好比是一种交换，因为原本他做我的后盾也是没有索求报酬的，我们彼此便形成了这种默契。 于是，我们之间的友谊日渐加深。但说到底，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真武没有向我要“保护费”。如果是最初我还挣不到钱的时候还能理解，但后来当我挣的钱越来越多时，他依旧没有开过口。何况，我的收入有多少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后来我才得知，真武欠了几百万日元的债。 不过，真正的黑社会成员是酷爱脸面的，不管多么缺钱，他们外表上也要做得让人看不出任何破绽。面子和自尊心高于一切，这一点和中国人的性格比较相近，真武就是属于这种人。这可能是一种武士道精神的延续吧。 所以，想来想去，真武从未向我要过一分钱，只能说，他应该是挺喜欢我的，他一定是把我当成了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朋友来对待，而我也同样。最后一次见到真武是我正为离婚困扰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大概是在1990年9月前后吧。 一天晚上，我正站在大街上“当班”，真武像往常那样，身穿白底黑条的西装，昂首阔步地来到我的身旁，用中国话和我打招呼。 “你好！小李！” “好！托你的福！真武。你的中国话说得不错嘛！不过，在你最喜欢的香港，说的可是广东话哦。” “是这样啊！那，广东话的‘你好’该怎么说？” “雷——侯——！”我告诉了他广东话的发音。 于是他一脸满足，一路“雷侯！雷侯——雷侯……”地高声练着发音，淹没在歌舞伎町嘈杂的人流当中。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真武。他突然从歌舞伎町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状况如何。 他喜欢成龙、洪金宝的功夫片，在日本就可以得到满足。可是，我答应他去香港时为他导游和去大富豪的事，就永远成了泡影。回想到他为我撑了两年腰，还从为付过他钱，实在有对不住他的感觉…… 1991年上半年，也就是在真武消失不到半年的时间，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成员铃木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 真武消失后，歌舞伎町的人们开始还在猜测他的去向，后来，也许是觉得他不会再回来了，他的威慑力也随之消散，而我也再次成为那些日本皮条客的排挤目标。但是，这一次这帮家伙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出招，对我当街发动群殴，而是找来他们的“后台”来威胁我。 “喂！中国小子，是谁允许你在这儿拉客的？” 铃木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开始就采用了盛气凌人的口气，想用他的气势来镇住我。他的个子很高，体格健壮，面孔长得像漫画上的标准的坏蛋，他身后不远处是那些用他来吓唬我的日本皮条客，他们一个个在那里窃窃私笑。这些家伙可能盼着我跪倒在这个黑社会壮汉的面前乞怜，然后任他们摆布。 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没有什么经验、不知所措的中国人了。我以不变应万变，一直静静地等他发完威风。几年的“斗争经验”使我清楚地知道，他来找我的唯一目的就是钱，这是明摆着的事。 我没有用什么强硬的方法和他抗衡，而是略施了点小计，便收了他的威风： “铃木先生！干脆这样吧！你看我们找个咖啡店谈谈怎么样？”我提议。 话一出口，铃木感到很意外，可能没有想到我这个外国人这么“入道”，刚才的威风一下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稍微顿了一下，马上咧嘴笑着点点头。 在“上高地”咖啡店里，我和他“推心置腹”，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很勤劳但运气不佳的外来单干户。我苦苦抱怨目前生意的不景气，做出一副垂头丧气的倒霉模样。我央求了半天，磨了近三个小时，最后以每个月只交一万日元了事。从此，铃木就变成了我的“后台”。 其实，在他来找我之前，真武的不辞而别使我不仅感到友情上的失落，更重要的是，我的拉客工作将面临很严重的威胁。我本来就在考虑应该找一个正式的“后台”来撑腰，但前提是我不会自己主动上门去求的，只等对方自动上门来。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来歌舞伎町消费的华人越来越多，因而我的地位也将变得越来越特别和重要，无论哪个“后台”都不会无视或者轻易放弃我所能够带来的利润。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六章随波逐流的人(2) 铃木恰恰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期而至的。既然他是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的成员，而且，外形看上去也孔武有力，能够替我挡去不少麻烦。所以，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 生活是真实而残酷的。 生活是不会停止的。 人要吃喝拉撒睡，还要满足自己的七情六欲。在战场上，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回到家中照旧吃饭、睡觉、喝酒、***，还要开玩笑、大哭大笑，也照样骗人或被人欺骗、与人争吵、恭维人或被人吹捧……啊！人，真伟大，人，万岁！ 忘了是哪个心理学家还是社会学家说过，人的最基本的欲望是生存，而在生存这一首要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自然会考虑发展这一主题。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而且，东西方的哲学有着惊人的共同之处，上述理论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解释，那就是：饱暖思***。 1990年10月与妻子离婚后，我重又恢复了自由之身，我只有三十岁，精力也依旧充沛。我在“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紧张的学生生活和繁忙的导游工作当中，也不放弃对爱的追求。事实上，在东京流行时装学院上学的同时，我又有了女朋友。 南希出现在第一番大街，是在1991年的夏天到来之前。 当时我站在街上拉客，南希主动上前和我打招呼。 “你好！”她用英语说。 英语能力十分欠缺的我愣了一下，她马上换成蹩脚的日语继续说： “我，在这里，工作，行吗？” 她就是南希，当时二十八岁，是出生在英国的犹太人。他们欧洲人就是自在，她在世界各地一边周游，一边摆摊贩卖一些小首饰、小挂件什么的，就这样游历到了亚洲，在汉城待了一年后来到日本，看到在歌舞伎町也有做同她类似的小生意的外国人，于是也想在这里支一个摊位。 她属于是比较娇小的那种西方女性，但胸前晃动的两个丰乳和肥臀使我无比兴奋，就像长途跋山涉水之后的蜜蜂撞上了一片梨花林。我天生就喜欢丰满而性感的女人！ 弄明白她的目的后，我立即打电话给我的“保护人”铃木。通常从以色列等地来的外国人在歌舞伎町街头做小生意的，每个月要交三至五万日元的保护费，因为我的“面子”，铃木痛快地答应只要她交一万日元就可以了。我收起电话，为了将她“套牢”，我将和铃木的讨价还价添枝加叶地告诉了她，当然，我不会吝惜适当地夸大一下自己“势力”。南希高兴极了，夸张地表达她的感激之情，一下子扑上来紧紧抱住了我。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俩像一对搭档那样，在街头开展自己的生意。南希的摊位非常简单，在两个纸箱子上面摆放两个特制的托板，罩上黑绒布，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银色的小饰物，包括戒指、耳环、项链和各种体钉，日本的年轻人模仿西方人的“酷”，把这些“体钉”穿在鼻子、耳朵、嘴唇、乳头、肚脐甚至***，我见过杂志上登过的最恐怖的家伙身上竟然钉了一百六十多个这样的“体钉”，当时我想别说上飞机时他过不了安全检查关，就是死了拉去火葬之后也会烧出一大块金属疙瘩。南希对她的生意很在行，经常是一边制作商品一边招呼客人，由于她的商品大多是随意发挥的，很有个性，因此销路还不错。 我和南希彼此能够互相照应。南希买饮料或者上厕所时我帮她看着摊位，有西方游客经过时，她替我宣传，帮我做翻译。同样，有华人游客对南希的商品感兴趣时，我就替她翻译，还充当一个优秀的推销员。我喜欢闲谈，南希也是个开朗而外向的性格，一有空闲，我们就聊天。我们谈话时用的是日语。她的日语不好，发音非常奇怪，我只能听懂一半的意思，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交流。 异国他乡，两个孤男寡女，天天在一起熬生活，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我们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并且有了更深一层的关系。 说实话，第一次和西方人***，我非常好奇和兴奋，尤其是以前看过很多洋鬼子的“###儿”，很早就有“跟洋妞儿试一试”的冲动。但实际上经历了之后，才知道和期待当中的情形根本不同，结果完全不尽如人意。看来西方人的体格乃至器官和东方人的就是不合，让我深刻地领会到了很久以前就流传的那个“耳挖勺和耳朵眼之关系”的笑话。 没过多久，南希也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 说到底，我们只不过相当于在路上偶尔擦肩而过的两个异国陌路人，互相的吸引中包含着很多并非友情和爱的因素，比如寂寞，比如性饥渴，比如需要排解的乡愁。我也就没有、或者说也不能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毕竟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昨天还在朝夕相处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一下子销声匿迹，这在歌舞伎町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以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第六章随波逐流的人(3) 可是，几个月后，南希又意外地出现在这条街上，挺着一个大肚子。 我后背都凉了，出了一身冷汗——莫非，她怀的是我的孩子？ 然而，她的身旁还多了一个留着长头发的日本年轻人，这使我隐约感到一丝不太确定、不太明显的轻松。 “李，你好！最近怎么样？我和这个人结婚了。” 我虽然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仍然觉得这事情过于唐突。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我怎么一点也没有察觉？唉！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种事情在歌舞伎町也并不算是什么稀奇事。我若无其事地跟南希的丈夫打个招呼，那个家伙朝我鞠了一躬：“听说您以前很照顾南希，多谢了，今后仍请多多关照。”看上去这家伙也就二十出头，也不像有正当职业的工薪族，可能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接下来，南希和她的那个年轻丈夫又在这条街上继续了几个月多的买卖，然后，再次像风一样消失了。 曾经趁着她丈夫不在，我半开玩笑般地问南希： “孩子什么时候生？到底是我的种还是你丈夫的种？” 南希听到我的玩笑后，哈哈地捧腹大笑，没有回答，但说不定她心里完全是另外一番滋味。也许早在我之前，她就认识了她的丈夫，而情人旅馆的一夜，只不过是她对我照顾她那么久的一种回报吧？不过，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形，看来永远都是一个谜。 1991年的仲夏夜，歌舞伎町的霓虹灯闪烁着异样撩人的魅力。 我像往常那样一身正装，伫立在歌舞伎町的喧嚣当中。 西装革履，头发梳理得像英国绅士般一丝不苟，胡须剃得不留下任何痕迹。身高一米七八，体重五十四公斤。对自己的外表充满信心——我笔直地站立在大街上，不管天气有多炎热，我依旧衣冠楚楚，毫不马虎。头上的汗水可以用女孩子们送的夏奈尔手绢拭去，腋下也自然不会忘记及时喷上除汗香剂，所以，我根本不用担心过往行人会从自己身上嗅到异味。一切都是那般完美，简直用言语难以形容。 我点着一枝万宝路薄荷烟环顾四周。一些着五颜六色日本夏装和服的年轻女子从我身边款款走过。那些身穿旗袍的妖艳的中国女孩虽然也很性感，眼前这些着夏装和服、踏着小碎步前行的日本女子的身姿同样令我抑制不住怦然心动。 白皙的脖子、清晰的锁骨、凸显的丰胸、和服下那扭动着的腰肢燎起了我的欲念，这欲念与炎热同步，使我难以再平静地站立下去。 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我突然感到腹中一阵“骚动”，饥饿感朝我袭来。我这才想起午饭之后我只喝过几瓶软饮料，于是便往与剧院广场相反方向的那条小路角上的“后乐面店”方向走去。 平时，这会儿我一般都会招呼哪位同行或某家店的小姐一起去“青叶”或“上海小吃”去吃些诸如甲鱼、螃蟹什么令人有胃口的东西，但是今天却没有这份心思。我忽然想换换口味，重温一下那种带着家乡风味的加肉拉面。 吃完拉面，走出店门，外面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 我喜欢夏夜降雨，雨飘洒在被白天的炎热晒透了的柏油路面上，脚下会升起一层薄薄的白色气体，灯光映照着，更使这条迷人的街道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色彩。 我在“后乐面店”对面剧院广场中的一家电影院门前避雨。 掏出一枝烟，点上。缓慢地深深吸上一口，然后一点一点从嘴里吐出烟来。 一名在大街上为“卡巴库拉”陪酒店拉客的年轻女子将手帕顶在头上，一路小跑来到我的身旁。她那被雨打湿的头发经灯光一照，现出一轮彩色光环。 “雨说下就下起来了！看来今天很难拉到客人了。” 我一边说着，一边递上手里的干手绢。 “谢谢！” 她微笑着，用声调奇特的中国话道了谢，然后告诉我，她早就知道我。这可一点也不奇怪。在这一带，我可比那些日本人皮条客资格老得多。 于是，我们一边在房檐下避雨，一边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 这位刚刚年满十八岁的女孩告诉我一些她自己的事。比如她崇拜某位歌星，抗日战争期间她奶奶曾在中国东北住过。另外她还问我一些诸如对日本年轻女孩的某些奇异穿戴的看法之类的话题。她说这些的时候，就好像在与她的一位同龄朋友谈天，没有一丝隔阂感。我也对我们的话题充满兴趣。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嘭——” 一声巨响突然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一瞬间，我甚至误以为是一个响雷，因为声音实在太大了。 “啊——”就在这声音响起的同时，身旁的女孩发出了一声尖叫。 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很快就明白了一切。 书包网bao.想看书来 第六章随波逐流的人(4) 在“后乐面店”前面停着一辆小轿车，一个年轻女子正呈“大”字躺在上面痉挛着。“是她……”我认识这个女子。 “有人跳楼自杀啦！” 立刻有很多人围在了小车周围。除了那些过路行人之外，他们全是些在歌舞伎町谋生的各色人物，有皮条客、性感服务女、陪酒小姐、招呼客人的风俗店女…… 他们之中不乏我认识的中国酒店的老板娘、陪酒女和一些面孔熟悉、常在这一带转悠的游手好闲的中国人，当然还少不了一些在歌舞伎町一带活跃的黑社会成员，而且每一张脸上都泛着充满好奇的红光，眼睛也发出异样的色彩。也许，每天周而复始的生活使人感到麻痹了，大家都喜欢感官上的刺激，我也不例外。 很快，随着一阵鸣叫声，救护车和警车都赶到了，现场唧唧喳喳乱作一团。日语、韩语、英语、泰语，还有普通话、上海话等等各种各样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真是热闹非凡。 小轿车周围迅速被拦上了黄色的警戒线，围观的人群对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出了不满的怨声。但很快，这一切都被一阵欢呼声所替代，我也忍不住脱口叫了出来——她还活着！ 原来，是那位曾做过为男人洗澡的风俗店女智子，她从“后乐面店”所在的那栋九层大楼的楼顶上跳了下来，幸好落在停着的这辆小轿车上。她在落到车顶的瞬间，没有反弹再摔到地面上，只是陷在车顶上，这一切简直太偶然了。如果摔到地上的话，她早就头颅碎裂，脑浆和鲜血四溅，一命归天了。如果再继续想象的话，那更让我后怕：如果正巧我就在那个位置站着的话……要知道，那可正是我平时固定站的位置。 对智子本人不知道到底算不算是一件好事，她没有死。看着她痛苦挣扎的姿态，居然还有人发出了失望的声音：“啊！怎么没有死！”说这话的是一个黑帮小组员。 只要一想起她那像中国农村姑娘般淳朴的笑脸，我就会有一种揪心的感觉。 她就是被歌舞伎町这一“毒牙”毁掉的可怜的女子之一。 智子——我认识她是在自杀事件发生的半年前。她的年龄我没有问过，我想应该在二十五岁上下。她长得有些胖，脸也不好看，但还是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可爱之处，至少不令人生厌。 那是一天傍晚，我到一家与我有契约的日本人开的性服务澡堂去拿我应得的那份报酬。当时正巧店长外出买东西，出来接待我的就是智子，她很大方地说：“你是李先生吧！我知道你。你是专门拉客人的对吧？经常给我们带一些外国客人来的。” 智子对初次见面的我没有任何生疏感，很自然地跟我搭起话来。我笑着问了她的名字，然后订正她说：“我不是拉客的，是导游。” 从那以后，只要遇到我在街上招揽生意，智子总会走过来打招呼，聊上几句，时不时的还会递给我一罐咖啡或其他什么饮料。她总是一身夏奈儿的名牌装束，但不幸的是，她的打扮总是与她有些不相称。 圆圆的脸、容易轻信，这就是她。每当我看到她那纯真的笑脸，我就不能不暂时停下工作与她寒上几句，她甚至会一脸认真地听我告诉她歌舞伎町有十七个外星人这种不着边际的话，并信以为真。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她其实就已经有些要出事的苗头了。 “你知道外星人是什么样的吗？”我问她。 “我怎么会知道？我们还是谈谈别的吧！李哥，你有女朋友吗？” “我有老婆！”那时候我还没有跟爱梅离婚。 “不会吧？不可能，你骗人！不行，你怎么会有老婆？” “我为什么不能有老婆？” “不行就是不行！——哎！我跟你说，昨天我又输给‘大工源-了！” “大工源”是一种非常有人气的弹子赌博游戏机。这一机种拥有“爆裂机”之称，之所以有这一称呼，是因为输赢都非常大，是一种赌博性极强的机种。如果坐上一个好台，一天甚至可以挣到二十万日元以上。而一般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一个月也拿不到二十万日元。相反，如果运气不好，一下子就输掉十万、二十万日元也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而这些弹子赌博游戏机是那些被称做“扒金宫”的弹子游戏房提供的，就是以前陈海波和范勇经常去的地方。由于日本的法律明文规定不许赌博，所以这种“扒金宫”在名义上仅仅是游戏房，客人用现金购买仅限该店使用的代币，然后将代币投入机器中，机器画面（近年来大多换成液晶显示屏了）中的图像便会转动起来，客人随即分三次选定图像，如果三次停止的图像显示了同一号码，就算客人赢了，机器中会流出一部分钢珠，客人赢得越多，钢珠积累得便越多，最后，客人将钢珠交给店里的服务员，由服务员计数后，发给客人相应的“奖品”，也就是标志钢珠数量的小牌。比如客人一共赢了三千二百零五粒钢珠，而这家店规定五百粒钢珠等于一张小牌，那么最后客人便可获得六张小牌，剩下的二百零五粒钢珠则可以交换为一包香烟或者两盒巧克力等。这样，在形式上这家店并没有给客人提供赌博服务，但是，在离这家店约二十米远的地方，会有一个小窗口，专门“收购”奖品的小牌，比如每张收购价格为一千日元，那么刚才的客人就可以从那里换回六千日元。有一些人每天就沉湎在这种变相赌博当中，有输有赢，当然总体上说，最大的赢家永远是店方。 bao.想看书来 第六章随波逐流的人(5) 那一阵子，我偶尔也去玩儿，智子对它简直就像对自己的恋人那般着了迷——如果那时她有一个能让她从心底信赖的恋人的话，也许…… 在这次闲谈后不久，我从她在的那家澡堂的店长口中得知她已经辞了那份工作。我问了理由，店长笑着给我做了一个往自己的胳膊上注射的姿势。 智子在注射毒品！我立即想起她的那些不着边际的话和一些奇怪的神情，原来如此。还不仅仅只是这些，后来我还从一个黑社会成员那里，听说智子还向黑社会借了十天就要收取百分之十至二十利息的高利贷，最终总额超过了八百万日元。 在歌舞伎町，有好几家这种专门为风俗店女提供高利贷的机构和个人，他们的生意大都很红火。那些为还债而落入红灯区、进入风俗店挣钱的风尘女子们，有很多都因心情忧郁、逃避现实开始吸毒或注射毒品，结果，她们不但没有还清债务，还背上了更多的新债。这些女子一旦被毒品困扰，没听说过还有谁能重新开始新的人生的。想想也是，如果她们中的谁具备能戒毒的坚强意志，当初也不会跑到这儿来挣钱了。 这样的女子我已经亲眼见到了不止五六个，她们的悲剧命运和结局都大致相同。被黑社会榨干了油水，被老板所骗，陷入毒品当中不能自拔，最后不知什么时候，便悄然从这条街上销声匿迹。 大约两个月后，我在剧院广场附近的一家弹子赌博游戏房又碰到了智子。 当时智子脸上正挂着两个又大又黑的眼袋，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两眼无光地盯着座位前的“大工源”显示画面。身体虽然还像过去那样略有些胖，但昔日饱满的两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得瘦削而憔悴，那神情看了真让人心痛。我坐到了她身旁的位子上。 由于店内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我必须大声说话才能够让她知道我的存在： “智子，很久不见了！” 听到我的声音，她朝我转过头来，小声应了一下，但整个脸就如同木偶那样没有一丝表情，然后又漠然地对着弹子机继续较劲。 每家弹子房都为客人们准备了很多如单卡收录机那么大小的塑料盒子，用来装赢到的钢珠。看到她身边空空如也的塑料盒子，我知道她今天的手气很背。 我从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罐咖啡递给她，说了一句：“你的脸色不好，还是早点回家休息吧！”她接过咖啡，嘴巴动了一下，似乎在向我道谢，但是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显示屏，我知道根本无法使她离开这个鬼门关，便无奈地走出了这家店。一个星期后，就发生了前文所述的自杀场景。 事后我从一名认识的警官口中得知，事件发生当日，智子因为注射了毒品神经处于错乱状态中，想必她当时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从楼顶上跳下来的。 智子自杀之后，大约又过了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我正在街上埋头于我的歌舞伎町“导游”工作，突然，背后被谁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竟是智子笑眯眯地站在身后，还是那张胖胖的脸，上面并没有写着什么特别的信息，一如既往。 “智子？你还活着！” 我有意开着玩笑。 “我可死不了。连骨头都没断一根。哎！李哥！跟我一起去弹子房赌一把玩玩吧！” 她边说边满不在乎地笑着。这女子可真是个怪人，发生了那样的事，她还照样没事人一般又回到了歌舞伎町…… 第七章犯罪浪潮(1) 所谓“斯那库”（陪酒）这一行业，本来是由日本人占据着的，但是在泡沫经济时代，来自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年轻女子大量涌入歌舞伎町，她们从日本陪酒女郎身边夺走了大批日本客人的同时，也将这些日本客人消费的大笔日元寄回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女孩的“进入”，又使歌舞伎町陪酒女郎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经争斗，逐渐形成了韩国店与中国店平分天下的格局，而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店渐渐变得屈指可数。 最早的日本人经营的斯那库百分之九十都是强调“卖艺不卖身”的，大多是陪客人唱唱卡拉ok，喝酒聊天，顶多就是打情骂俏。在泡沫经济时代，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陪酒女郎为了赚取日本人钱包里的日元，开始破坏“行规”，使得日本店日益萧条。而90年代开始，中国人开办的酒店一家接一家开张，“服务项目”也越发朝着“简单明了”发展，直到今天，如果哪家中国酒店还敢称“卖艺不卖身”的话，保证它门可罗雀。 而且，很多酒店也渐渐发展成犯罪的温床。比如，到90年代末兴起的盗用信用卡的犯罪高潮，有些店主与伪造信用卡团伙勾结，在店里的刷卡机上连接一个信号读取器，客人结账时在刷卡机上留下的个人资料同时也被这个读取机获得，然后店主将这个读取机交给犯罪团伙，他们就能很快地复制出这个客人的信用卡，然后在香港、汉城等地疯狂购物。 曾经有好几个跟我有合作的店主，向我打听是否能够介绍伪造信用卡团伙给他们，因为每提供一个客人的数据，他们都可以获得非常丰厚的报酬，我一一回绝了。而且，我一旦知道哪一家店在进行这种交易，便会以各种理由解除合作关系，或者不再将客人往那家店里介绍。尽管这样我的收入会受到明显的损失，但是我不能让我领去的客人一个个遭到这种犯罪的袭击，那样不仅使我的信誉受到损害，而且，日本的警察也不会让我这么轻松地在这条街上继续站下去了。 继斯那库之后，出现了各种保健按摩店，也是走的色情的路子。首先韩国人开始经营保健按摩店，由于价格适中，效果良好而受到日本客人的欢迎。马上，在歌舞伎町一夜之间就冒出了很多华人按摩店，尽管不能否认其中有的店确实是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保健按摩师，然而绝大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按摩的牌子，却做着色情的勾当。 刚开始的时候，为了给客人做介绍和服务说明，我也试着进了一家名为“丝绸之路”的保健按摩店。为了体验“一般客人”所享受的接待，我没有暴露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一个东北口音的小伙子很热情地请我换鞋，并半跪式地给我准备好拖鞋，使我觉得他们的服务精神还可以。随后，东北小伙子用不太熟练的日语向我介绍他们的服务项目：“基本保健六十分钟八千日元，每延长半小时三千日元，您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可以按八折优惠。”我沉住气，问他还有什么服务项目，他很机灵地说：“我建议您试一试我们的vip服务，六十分钟才一万五千元，怎么样？” “哦？这个vip都有什么服务啊？” 我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可不可以……这个——”我将两手指尖对上，向怀里扇动了几下——这在日本就是性交的意思。 小伙子有些神秘地说：“这个——您可以同小姐商量，我们，不能直接说的。”说完，拿过一本影集样的册子，打开一页，“这位，娜娜小姐，手法很好。这个，叫幸子，您看，长得很卡哇伊吧，才十九岁啊！” 我从心底感到悲哀。五十年前，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许多中国妇女身负国仇家恨，为了不做“慰安妇”，甚至以死相抗。而在国力强盛、经济发展的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孩子远渡重洋来这里从事色情行业呢？！我真的想不通，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传统尊严的迷失？ 为了工作，我不得不把戏继续演下去：“这样吧，我先做个基本保健，到时候再说吧。” 小伙子将我引到一间用木板简易隔离出来的“按摩间”，这里的灯光微弱，勉强可以看到对方的五官。 小伙子退出后一分钟左右，我“指名”的丽华小姐进来了。她学着日本人的样子朝我鞠了一躬，然后用比刚才那小伙子还不流畅的日语结结巴巴地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然后背书般地一个词一个词地说：“请——把——衣服——脱掉，只剩下——内裤，躺到——床上。”我的天啊，真正的日本人恐怕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这样的日语水平也敢单独接待客人？我心里直打鼓。 我按照她的指示，躺到了类似国内诊疗台那样的一张床上。说实话，这位小姐的手法实在不敢恭维，要力道没力道，找穴位就更别提了。熬过了漫长的五十分钟，小姐退去，那位小伙子进来，微笑着问我是否需要“升级”，我觉得根本没有那个必要了，便对他说：“今天没有时间了，以后再来。”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七章犯罪浪潮(2) 后来，我听说这家店还算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强买强卖的行为，有的店里不管客人是否需要，派出小姐上去就扒客人裤子，然后还“克扣”客人的时间，以提高床位使用率。当然，这样的店统统维持不了多久，便吓得客人唯恐避之而不及。但是那些经营者也真是敢想敢干，到了后来，有些店开张不到一个月就倒掉，他们也不怕，因为根本也不需要回头客，凡是被拉进店的客人就狠宰一刀，到了一个月，不会再有新客人来了，或者惹上麻烦了，便关门溜之大吉，过不久换个铺面，重打鼓另开张。 然而，这些中国酒店和按摩店等的开张，使得歌舞伎町涌进了大量的华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要么是签证过期潜伏下来的留学生，要么就是经过蛇头运送、偷渡上岸的淘金客，他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中国话，也带来了复杂的背景和人际关系。从常理上讲，人数越多，坏人出现的概率当然也就越大。更何况，他们来到的地方是本来就不太平的歌舞伎町，这里本来就充满了暴力和色情。 当时，在新宿、池袋这一类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在中国餐馆、咖啡馆里往往都会有中国人在那里海阔天空地谈论犯罪。他们中有的是小偷们在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有的是专靠弹子赌博游戏房作假赚钱的团伙在互相交换情报。他们以为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旁若无人地大声商讨犯罪计划。 我有时能听到闲逛在歌舞伎町的中国人说着这样的话： “日本可真是个犯罪天堂！” “只要一踏上日本的国土，当小偷就等于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骗日本人简直比在中国骗一个小学生还容易。” 199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在池袋附近办完事，肚子有点饿，抬腿随便走进一家门面有些旧的中国餐馆。 虽然已经到了晚饭时间，但看来店里的生意并不好。除了比我先来的三个客人外，没有别的客人。我一眼看见满是油污的墙上爬着一只蟑螂，于是打了退堂鼓。正打算扭头走出去另寻一家，却听见坐在最里面那张桌子上的三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大声喧哗的年轻客人说的是上海话，好像谈论的不是什么好的勾当，我心里一惊，便决定在这家店坐下用餐，且听听他们要做的事情，别到时候影响了自己的生意。 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有意找了张桌子背对着他们坐下。向店里那位无精打采的中年男服务员用日语点了份烩面，然后拿起一份当天的体育报，假装看着。我虽是湖南人，但因为平日与开酒店的上海老板娘接触比较多，几乎能听懂上海话。 “不行！那儿有黑社会的把持着。”一个人嚷嚷道。 “黑社会有什么好怕的？那帮家伙平时又不会带武器。” “碰到警察怎么办？” “怕警察还能挣到钱？遇到麻烦赶快跑就行了。反正又没有人认识我们。” “不过，还是不想与黑社会有冲突，有没有别的办法？” “你怎么这么包！真有什么就揍一顿，日本的黑社会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他们三个人好像在谈一宗什么“买卖”，无法明确知道到底是何种勾当，但大体上听得出来，好像是准备从饮食店或酒吧一类的地方抢钱。我假装不经意地瞟了他们一眼，从外表看不出异于常人，与普通的语言学校学生没有什么区别，衣着上一点不像是干坏事的那种人。 可是，仅从外表是无法判断人的好坏的。 后来成为歌舞伎町最大势力的福建黑帮，他们当中不管是偷渡来的、犯罪潜逃的，还是老老实实的留学生，都一律不注重自己的穿着和打扮。在每天工作的歌舞伎町乃至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东京街头，最让我感到恐怖的人，不是那些衣着华丽时髦、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的黑帮分子，而恰恰是这些穿着落伍的汗衫加廉价运动鞋、尽量躲避众人眼光、阴着脸自顾自走路的中国人。换句话说，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福建帮。相反，北京黑帮和东北黑帮却与日本的黑社会有类似之处，打扮得非常招摇，他们倒比较容易从外表上区分出来，当然这也要因人而异。 后来，那三个上海人又开始大声议论其他的事，我感到他们刚才说要做的事也只不过像是吹吹牛而已，便随意吃了点烩面，赶紧离开。 还有过这样一件事。 那是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那天的工作结束后，深夜两点多，我走进情人旅馆街附近的一家扑克牌游戏店。这是一种店牌上打出“一日元游戏”的赌博店，赢了以后可以像弹子赌博游戏房那样换得奖品，再拿奖品换得钱。这种游戏并不合法，但那时我有了点钱，也偶尔玩玩赌博性的游戏，只不过玩的金额比较少而已。 第七章犯罪浪潮(3) 这家店在地下一层，一般的综合性电子游艺厅只能开到十二点，而这家店由于规模很小，游戏机的种类也很少，可能在注册时耍了点手腕，比如按照“咖啡厅兼营游戏机”登记，就获得了彻夜营业的权利。 店里当时只有一个客人，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穿着艳俗的西服套装，头发烫的是那种典型的黑社会“专用”的短平小卷花头。我瞟了一眼他的左手手指，缺了一根小拇指，看来这是一个黑社会里很年轻的小喽。 他一边玩着游戏，一边与那位中年店员好像关系很熟地交谈着。 “喂！m先生，快让我赢一点吧！这台机器的设定是不是太低了？”每一台游戏机的赔率都是可以设定的，有的店家因为生意不好，为了招揽客人，就会把设定调高，使客人很容易赢钱，然后再将设定调低，那么，客人就只有“填楦”的份儿了。当然，一般客人是不知道某家店及某台机器的设定赔率的，不过老手只要试上几把，大概就能知道这台机器是否能赢钱。 “哪会呢？我们可一直是良心店啊。怎么样，最近你们的生意做得不错嘛！听说你们每天晚上都去韩国酒店狂欢，泡韩国妞儿。” “不行，不行，我们又不是大组织，有钱的只是头儿，哪能轮得到我们这些人？像我这样的小喽哪有什么指望。真羡慕那些胆大敢自己干私活挣钱的，我原本也想试试，谁知，你看，手指头被砍掉了。哈——哈——哈……” 看样子这个年轻人是管理这家店的某一黑社会组织负责收钱的，难怪他们两人这么熟。黑社会中大多纪律严明，不许成员额外收取保护费等，万一破坏了规矩，要么挨一顿臭骂毒打，要么被扫地出门，切手指头还不算最重的惩罚。 这时，随着自动门铃的一声鸣响，几个中国人走了进来。他们嘴里冒着浓烈的酒味，嘴里说着一些听不懂的方言。 是福建人！ 皮肤较黑，眼睛比较大，额头宽宽的，颧骨高高的——这就是一般福建人的特征，眼前的人们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另外，看上去还很凶。他们和在池袋的中国餐馆里见到的那几个不准备干好事的上海人明显不同。他们在那个年轻的黑社会成员面前一点也没有收敛的迹象，还故意挑衅般地在他面前大口吐着痰。我一边注视着自己的游戏机画面，一面紧张地担心着，不想有什么不测发生。 我看了看那个日本年轻人，他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将一个空易拉罐向那帮福建人踢去。 我假装去厕所，走到那个年轻人身边，附耳向他耳语道： “那帮人很危险，小心点！” 我是认真的。但他却厌烦地瞪着我说：“你要干吗？”然后用没有小手指的那只手拨开我，让我走开。 看来他没有听出我的中国口音，否则也应该会有所顾忌，真是个不识相的家伙。那帮福建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本能地感觉到要发生什么——结果证明我的担心是对的。 那伙人玩游戏还不到五分钟，就开始对着游戏机又踢又打起来。 完了，要出事！ 我假装没有看见他们，低头玩自己的游戏，但那个日本黑社会的年轻人可不干了，他可是这家店的“保护者”，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如果坐在那里不声不响，岂不把自己的脸都要丢尽了？保护这家店可是他的职责，更何况那个中年店员也一直恐怖地看着那些福建人，这时也向他嘀咕起来。 年轻人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将手里正喝着的可乐罐向那几个福建人扔了过去： “混蛋！你们这些外国佬！干什么呢？赶快给我滚出去！” 刚才一直大声叫嚷着的福建人都一下子愣住了，接着，他们同时站了起来。面无表情，一个个都冷若冰霜。其中一个脸色阴暗、眼光可怕的瘦高个一言不发地向年轻人走去。 嗵—— 随着一声低沉的声音响起，黑社会成员的下身被突然踢中，他“噢！”地大叫着跪倒在地。 那个瘦高个回头给同伴们使了个眼色，几个福建人一齐冲上去，用椅子狠砸那个年轻人的脊背，抓住他的头发将头向地板不住地猛烈撞击。鲜血立刻流了出来，那个中年店员欲来制止，也立即被打倒在地。 危险！ 我迅速看了一眼大门，离我只有几米远——逃吧！ 一个福建人回头看着我，嘴里说了一句什么，然后用手指着我的脸冲我走来。由于我上班时的穿着一向比较讲究，今天又是没有回家直接来这里玩，估计他们把我也当成一般的日本客人了。 我用尽全力推倒了面前的游戏机，使它挡在了我和这个人之间，趁着对方一时无法接近我的间隙，我向大门口飞奔而去。在出门的一瞬，我看见那群福建人神情紧张地看着我的方向，嘴里大声叫喊着什么。 bao。 第七章犯罪浪潮(4) 此后的数日，我没有去上班。后来从铃木的口中得知，被那些福建人打得不成样子的年轻人，是歌舞伎町里一个势力弱小的黑社会组织的组员，他被打成了重伤，住院去了。 “我还听说——”铃木最后加上了一句，“他的***都被那伙人剜掉，滚落在地板上了！” 令警察不解的是，这伙福建人并没有抢劫店里的钱，打完人之后很快就逃之夭夭了。我想，他们大概是担心我逃走后打电话报警，所以慌忙逃离了。 后来，这一有伤日本黑社会面子的事件并没有被公开，“***事件”只作为“道听途说的谣言”在歌舞伎町流传了一阵子，也就逐渐被人们遗忘了，但是，我却是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 犯罪问题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歌舞伎町。我耳旁常常听到一些日本人被中国黑社会暗算的流言，但据我所知，其中大都是编造的谣言。实际上，不管中国人在这里增加了多少，有多少中国人走上犯罪道路，歌舞伎町也依然还是日本人的天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时日本的一部分新闻媒体过于渲染一些干坏事的中国人和中国黑社会的可怕，他们一遇到发生了中国人犯罪的案件就大肆报道，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歌舞伎町已经被中国人黑社会所控制了，这就未免太夸张了。 我虽然碰到过那次福建人暴打日本黑社会成员的事件，但这种事情毕竟还是极少的。只不过当时显著增加的中国人犯罪活动和不良中国人频繁出现，促使这些传言更加危言耸听起来罢了。虽然犯罪的人增多了，但是，真计较起来，也不过是近六十万在日华人中的极少数。然而，使我感到极其愤怒的是，因为这一小撮犯罪的中国人，使得日本的警察和许多日本人都对中国人另眼相待。在90年代中期，我还曾经在位于高田马场的一栋公寓楼入口处看到过这样一张招贴纸，上面印着“如果看到中国人，请马上打110报警”，这居然是管辖区的警察局张贴出来的。我被日本警察这种侵犯人权、毫无道理的做法惊得目瞪口呆。 不过，在“福建人痛殴日本黑社会事件”发生以后，我真正开始感到了一种生命将要受到威胁的不安。因为我在歌舞伎町已经太“有名”了。我担心，迟早会被这些不讲信义、财迷心窍的同胞们暗算的。 于是，时常站立在歌舞伎町大街上的我，也不得不与日本警察打起了交道。 话说回来，在歌舞伎町时间待长了，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从黑社会成员到街头小痞子、皮条客、陪酒女、风俗女、毒品贩子、流浪汉……可以说，都是些与普通市民相去甚远的边缘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都是繁华都市里生出来的畸形儿。 君临于由这些畸形儿组成的世界当中的上层人物可以说就是黑社会，而唯一能与他们相对抗的势力，也是在这条街上生存着的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物——那就是警察。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发起了一股打击黑社会势力的“清扫运动”，警察和政府号召小业主们拒绝向黑社会缴纳保护费，并在各个警察署专门设立“黑社会投诉部”，一旦有店铺或者个人遭到黑社会的骚扰，警察便马上出动，给黑社会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