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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登录：阿乙出了一本小说集，集结了他最好的 12 篇短小说_城市_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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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乙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 年 8 月阿乙满四十岁了。他委托了他的朋友、书评人徐兆正选出了从他的四部小说集里选出了这部《五百万汉字》。其中包含的是：徐兆正从 60 篇小说里选出的这 12 篇最好的中短篇小说。本书简介阿乙满四十岁了。他委托了他的朋友、书评人徐兆正选出了从他的四部小说集里选出了这部《五百万汉字》。其中包含的是：徐兆正从 60 篇小说里选出的这 12 篇最好的中短篇小说。 城市阿乙出了一本小说集，集结了他最好的 12 篇短小说
徐兆正说，《五百万汉字》试图呈现阿乙在这十年来在短篇小说领域的写作成就，但却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阿乙。
作者简介：
阿乙，1976 年生，曾当过警察、体育编辑、文学编辑。出版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单行本《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
书籍摘录：
在编选后记里，选编小说者徐兆正说：
福克纳曾在一封致马尔科姆·考利的信中说道：“即使是个短篇小说的集子，其形式、整合就跟长篇小说一样重要——要自成一体，单一的，围绕一个音调，整合中有对位，向着一个结局、一个终曲。”
不揣冒昧地说，这也是本集的意旨：《五百万汉字》试图呈现阿乙在这十年来在短篇小说领域的写作成就，但却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阿乙。那个在小镇与城市经验的裂隙间，在志异的虚构、经验的重构以及观念的图像化之间，在技法的在场与声音的消隐之间——愈来愈坚定的小说家形象。
部分小说节选：
就是这样一个人，老天为了酬报他，派蝗虫、鼠疫、军阀和土匪把土地轮番刮一遍，刮得尘烟滚滚，人心惶惶，官办的、洋办的、民办的邮政机构通通歇业。这样，他就由一个怀才不遇的人迅速变成能者多劳的人，不停地接这个口信，带那个物件。他一直想证明自己是最优秀的，他也完全证明到了。他名声日隆，开始成为那些活寡妇、白发人的寄托，他一到某地，某地就倾巢出动，围着他要结果。他说死了，人们就哭，他说还没死，人们就捶着心窝给他粮食。他送信只有一个原则：照单全收。现在的邮局还要问包裹里有没有摩丝有没有剧毒物品，他却是什么也不管的。而这似乎也成为他的传奇，传说最广的一件事是他给土匪窝送去了一个裤裆的秘密。
《五百万汉字》
这段资料让我想起我同学的父亲，他曾经是个铅字工人，闭着眼能从字库里挑出你想要的任何字，领导视察印刷厂时，厂长都要他出来演示一番。但是后来一项叫激光照排的技术让他没用了，他就去没有技术含量的门卫室上班，每天借酒浇愁。
那个时候我去他家，总能听到他像疯子一样唠叨，无非是李叔生逢其时，死得其所，而自己不过是丧家之犬。我没怎么在意，和同学一起玩游戏，直到有一天，我才猛然从他身上感觉到世人的屈辱与悲壮。他抱着一堆无用的铅字死了。
同学的父亲在公墓占了一个很小的位置，而他说的李叔却以铜像的姿态傲视整个陵园，在大理石基座上，雕刻有“视死如归”等字眼。后来我被抽调到党史办上班，看了很多解放前后的资料，才知道李叔是怎样死的。领导当时让我写了个《李康烈士小传》，我正正规规写了一万字，现在我看到勾艳玲的新闻，就想把李叔的事迹弄成小说，以纪念所有被毁灭的聪明，和曾由聪明带来的无限快感。
李叔最后的死是用一颗子弹实现的，子弹从头左边太阳穴钻入，陷在脑浆里没有出来。执行枪决的军统周苍黎把冒着烟的枪往地上一丢，叹口气说：“可惜那五百万汉字了。”
一九一五年欧阳博存等人编写《中华大字典》时，收录汉字不过四万八千个。到了一九五九年，日本诸桥辙次编写《大汉和辞典》，汉字也只有四万九千九百六十四个。但是周苍黎相信李叔的脑袋里有五百万个汉字，就像我现在也相信一样。
11 月 19 日，搜救人数降为 20 人；
11 月 20 日，搜救人数降为 15 人；
11 月 21 日，搜救人数降为 10 人；
11 月 22 日，搜救人数降为 5 人；
11 月 23 日，搜救人数降为 3 人；
11 月 24 日，搜救人数降为 2 人；
11 月 25 日，搜救人数降为 1 人。华莱士孤独地走上山，他感觉自己的身躯像纸条捆绑的柴禾，随时要散落一地。他对自己说，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走到一个山坡时，他看了眼群山，看出自己的渺小来，便将一面红色的旗帜插在那里。天完全黑掉后，华莱士孤独地走下山，他在小卖部买了一包烟，抽上几根，然后发动那辆日本原产的吉普车。上柏油路后，华莱士看着地面像河流一样流淌，脑子一边理这些天的情况，却是理到哪儿就卡壳在哪儿，他知道自己要睡了，便睡了，他睡了很久，然后被一声巨响惊醒，他看到车子抵着一根巨大的树。他感觉胸前的肋骨剧痛，好像是要死了。他疲乏地想，不会有三百人、五百人、一千个人来寻找他了。他不是事情的元，或者，他不是元的事情。
11 月 26 日，青山空无一人。
朱丹转过脑袋，看见刘国华的母亲正揪着一团白手绢，捂着唇鼻哭泣。哭着哭着，她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捉住鼻尖，清脆地擤下鼻涕，然后继续歪头歪脑地哭。在她大腿上有一张缀着白花的死者遗像。在意识到朱丹看她后，她站起来，大声说：“可恨这女子，这些年来总是到我家来，不是骗我儿子在广东，就是骗我儿子在福建，说是我儿子一定要赚可以买下一个县的钱才肯回来。你骗了我们多久啊。你这个骗子。”
朱丹说：“对不起。”
接着她转过来，对法官说：“我现在呼吸平稳，神态放松，医生说得对，当我转身面对恐惧时，恐惧便也如此。”
此后，公诉人要求出示证物。那两箱子白骨便被抬来，其中一只下肢还套着皮鞋，多数骨头被当众剁裂，裂口像开放着的喇叭花。“可以想见当时用力之猛。”公诉人说。
“这并不意味什么。你并没有证据表明此案系他杀。”律师说。
“我们有被告总共八份供述。”
“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而轻口供。”
“被告，你自己怎么看呢？”法官这时又慈悲地说，他的态度引得旁听席上一片震动，一伙由刘家邀来的亲友拍起桌子来，纷纷批评起这世道来。却是这时听到朱丹说：“我要说是我杀的，你们就会判定是我杀的；我要说不是我杀的，你们也就很难判定是我杀的。我如今要说，是我杀的。
“你们可以知道，我家地板上有一块划痕，那是他皮鞋蹭的。你们可以看见他的鞋根有蹭掉的痕迹。那是我勒死他时，他的脚在本能地往地上蹭。他喝了我泡过安眠药的茶水，睡过去了，我扯下电话线，缠住他颈部，勒死他了。当时他的脑袋靠着我这边肋骨，这块肋骨现在还痛。
“人是我杀的。没什么好说的。你们刘家提出要赔偿，我这些年一直在积，积了有七万，算是对你们的补偿。”
她说完后，现场一片安静。那刘母举起遗像，想说却不知道说什么，便摇晃着它。“别让我看到他，恶心。”朱丹说。在处决她前，她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说：晓鹏，你一定要相信我是爱你的，我一直就在爱你。我们的儿子属于你。
她在牢里一直跪着，死命地闭着眼，就像枪决在即，但最终她是被注射处死的。
《极端年月》
1998 年 2 月 14 日下午
天空浩大，一只鸟儿忽然飞高，我感觉眩晕，便低下头。影子又一次叠在残缺的尸体上，就像我自己躺在那儿。
以前也见过尸体，比如刺死的，胸口留平整的创口，好让灵魂跑出来；又比如喝药的，也只是嘴唇黑掉一点。但现在我似乎明白肉身应有的真相：他的左手还在，胸部以下却被炸飞，心脏、血管、肉脂、骨节犬牙交错地摆放在一个横截面里。这样的撕裂，大约只有两匹种马往两个方向拉，才拉得出来吧。
五米外，躺着他烧焦的右手；八米外，是不清不楚的肠腹，和还好的下身；更远的桥上，则到处散落着别人的人体组织和衣服碎片，血糊糊，黏糊糊。桥中间的电车和出租车，像两只烧黑的鱼，趴在那里，起先有些烟，现在没了。
上午我往桥上赶时，已看到小跑而回的群众在呕吐，现在风吹过来，我还是支撑不住，我抱头蹲在地上，可是又觉得那尸体自行立了起来，在研究自己可怕的构造。我猛然看了一眼，它还是面目模糊，一动不动地躺着，我便被这孤独弄得可怜起来，便拨媛媛的电话，对她说：我爱你。
媛媛说：你说些什么啊？
我说：我要保护你一生一世。
媛媛说：你没事吧？没事的话我挂了。
我真想拉她衣领，告诉她，我庄重地说“我爱你”，并不是因为今天是情人节，而是因为一颗很小的炸弹，像撕叠纸，撕了很多人。很多人，虎背熊腰的，侏儒的，天仙的，丑八怪的，说没就没了，说吃不上晚饭就吃不上晚饭了。
可是等找到合适的词，电话却响起嘟嘟的声音。
我撕破喉咙，大喊“操你妈”，天空轻易地把声音收走。我又将手机砸向石块，那东西只跳了一下，便找个草丛安静待着了。我慢慢靠上树，跌坐向树根，坐成一樽冷性的雕像。不久，媛媛的电话打过来，我又知自己心间其实埋着汹涌的水。媛媛一说“对不起”，我的泪水便冲出眼窝，汩汩有声。
我说：我只是想见到你。
《意外杀人事件》
这个火车站是荒谬的所在。如果不是产权不明，地产商一定会拆了它，现在，野草从货运操场长到候车室，招惹来大量的老鼠和黄鼬，我们除非着急拉屎，否则不去那里。
假如我们是一只很大的鸟儿，当我们盘旋在 1998 年 4 月 20 日的雎鸠镇上空，就能看到这样一些事情：副县长李耀军意外擢升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实验中学老师陈明義跪在百货大楼门口磕头；良家妇女李喜兰的老公又去北京治疗不孕不育了；一支外县施工队在公园外的水泥路上挖出一道巨大的坑；而林业招待所的会计冯伯韬正追着信用联社经警何老二要去下棋。我们将这些信息分拣、归类，就会抹去最后也是最不重要的一件。
这几乎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场景：冯伯韬躬着身子扯住何老二的制服下摆，而何老二背着双手走在前头，遇见熟人了何老二就向后努努嘴，意思是“你看看，你看看”。雎鸠镇的人们早已熟知两人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就像月亮必须围着地球转，地球必须围着太阳转，可是这天他们的眼睛睁大了，心脏狂跳起来。他们觉得冯伯韬是拿着一把刀子押何老二进地府，他们看到冯伯韬刀子一样的目光。他们不能拦下何老二说你要死呢（就像不能拦下公路上的卡车说你要发生车祸呢），这不可思议。
《鸟看见我了》
白雪冰柜在墙角嗡嗡叫着，我走过去，拉开盖子一看，剩的猪肉、羊肉、兔肉、野猪肉、鸟肉还都有。今天是乡政府请县里人，怪不得吃不完。我找出大碗，一样拨一点，拼了一碗。我点着煤气灶，烧热锅，把菜倒进去，锅里冒出呲的一大声。我手抖了抖，放下碗，去查看门闩，闩上了，透过玻璃看，外边黑麻麻一团，什么人也没有。
热菜端上桌后，空荡荡的房子好像有了生气，我把李老爹留的白酒拿出来了，倒好，十分幸福。要是天天有酒喝，有肉吃，有女的戳，就好了，可是勋德说：“你应该知足了。你十三岁就上清盆街了。”
封缸酒有炒麦子的味道。我闻了闻，眼睛也闭上了。然后就在我也要嗨一声时，门笃笃笃地响起来。我傻坐着，也不知道拿东西盖着。接着窗玻璃又当当当响了三声，望过去，一个男子站在那里，直愣愣地看着我。
我拉开门闩，光一下扑在他身上，照出苍白的脸来。他的头发夹杂一些白发，眉毛吊得高高的，下唇扣得死死的，胡子拉碴，一眼看出就不爱说话。我望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就躲开了，好像犯了错。
“鸟儿呢？”我说。他把一个散发着腥气的尼龙袋丢在地上，我数了二十块钱给他，然后等着他转身走掉。可是他偏着头咕哝着，我听不清，问：“你说什么？”
“盐。”他说。
图片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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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微信公众号阿乙：这次冒险写长篇小说 差点丢了半条命
小说家阿乙的第一份工作，是警察，然而朋友却说他有一种“亡命”气质。这种气质用在小说上，就是孤注一掷闷头写。阿乙是紧张型人格，因为焦虑而写作，因为写作而焦虑。从前专写短篇，为了副词用“曾”还是“曾经”反复推敲。写不过去的坎，就正面强攻，于是生病了。
在2014年生大病前，阿乙开始写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到一半去住院，本以为小说没了，没想到还是割舍不掉。等到写完，又觉得不爽，反复修改，甚至重写一遍。
小说叫做《早上九点叫醒我》，题目灵感来源于他看见博尔赫斯的一篇访谈录，博尔赫斯说自己要写一个短篇小说，就用这个名字，最后却没有写。这个题目阿乙觉得饱含深意，就拿来用了。小说故事源于道听途说，经验却是扎实的，类似阿乙熟悉的“乡村异闻录”——一个乡村“一霸”饮酒过度，死于睡梦中。村民土葬之，等到众人掘墓，才惊觉此人曾短暂“复活”。大故事里套着小故事，旁逸斜出，阿乙写得辛苦，“半条命都没了”。
《早上九点叫醒我》
作者: 阿乙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17-12
“文字本身有强大的力量，会挣脱标签”
问：在当下的中国文坛，您被誉为最有实力的小说家之一，这些年随着《鸟，看见我了》《情史失踪者》等小说集推出，北岛、格非等前辈作家推荐，以及新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也许会收获更多名声。但我想说一个细节：今年您去法国参加新书活动，谈到有一个从里昂赶来的读者对您说，您不应该再继续忙除了写作以外的工作，应该闭关写作。读者突然冒出来对您说这些，怎么看？
阿乙：我有私心，除了写作以外的其他活动，我并不上心，闭着眼睛就去了。我自私地以为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自己想清楚了一个问题——这些活动不会跟着文字流传，白驹过隙一般。
对于公众给我的标签，我也不排斥，文字本身有强大的力量，会挣脱标签。我最初的短篇作品，编辑和我商量，能不能归在“犯罪小说”门类下，我有点为难，不想进“类型文学”的框，后来我想到销量和编辑的收入挂钩，就答应了。我作品的第一个版权代理公司在国外也把我包装成了“中国的犯罪小说家”，还曾经约我在美国的一家报纸上开专栏，谈中国的犯罪问题。我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实在不了解这个领域。基本上外界赋予我任何东西，我都不会反抗，我就用文字本身说话。现在我想无论国内外的读者，都不会把我定义为一个犯罪小说家了吧。
问：那么您是否介意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化？
阿乙：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主张。当然，阿加莎o克里斯蒂和雷蒙德o钱德勒这样的作家是犯罪小说领域的巅峰，但我缺乏这种才能和兴趣，我不会写玄幻小说、犯罪小说这样的类型文学，但如果有出版商为了销量而把我归到类型文学之下，我不会有异议。
我记得几年前，99读书人推出一个阿根廷作家的书《牛津谜案》，反响不错。这个作家叫吉列尔莫o马丁内斯，是一个数学教授，写的小说却有浓郁的博尔赫斯风味，但出版方出于推广需要，就把他的书包装成犯罪小说，请马丁内斯来中国，却苦于在中国找不到犯罪小说家，就把我叫去对谈。在塞万提斯学院，我私底下对马丁内斯说，我对犯罪小说的标签真不感冒，我觉得他写的也都是纯文学。马丁内斯说，是啊，我们就像是标签下的戏子。其实，对于用文字说话的作家来说，标签无法诬蔑您。
“作者需要在适当时机拂袖而去”
问：谈谈您的新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我读这个长篇经历了“涩——顺——滞——止”这样的过程，小说叙述口吻来回切换，黑暗又结实，并不好读，您写这个长篇时觉得吃力吗？
阿乙：我有强迫症，完美主义倾向。写了一点，又觉得通篇都有问题，于是从头开始看，像扫雷一样，这样的工作只适合短篇。我写一万字的短篇需要一个月，这样的焦虑时间段我可以忍受。格非说他必须进入某种情境才能写作，我也如此。我们都没有海明威的强力，站在咖啡馆里就能写作。我在家有时候为了等一首歌需要等好几个小时，不停换歌单，直到遇见有感觉的曲子，单曲循环，才能“到那个世界里去”。音乐会影响写作的节奏。
完美主义倾向的人不适合写作，会觉得每个地方都充满漏洞。写第一遍时我用一个词觉得好，第二遍看觉得应该换个同义词。我以前在“曾”和“曾经”之间纠结过很久，后来金宇澄对我说，我这样折磨自己，不行的。
这个长篇写了一半，我就生病了，住了很久医院，也不知道什么病，吃激素，抱着等死的心态回家养着，电脑也“隔离”了，每天看很多日本电影，不再写作。这样无所事事了三个月，有一天又坐到了电脑前，甚至键盘都忘记怎么打了，但还是想再看看自己写的长篇，心有点痒。于是我给自己定了计划：在睡饱的状态下，每天写两个小时。结果这样做效率很高。那段时间我岳母来照顾我，后勤有保障，我的写作也接上了。用不了多久，我就写完了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字斟句酌地写了一两年，后半部分却花了没多久。日拱一卒，不知道哪一天就写完了。
问：小说结尾，我的阅读感受是“戛然而止”，您是故意为之吗？据说您曾经写过一个更完整的结尾。
阿乙：这个小说的结尾，本来还有一章，写故事发生地村庄“艾湾”消失了，变成了水库，什么都没有剩下，只有一张红色布面沙发漂浮在水上，这就是当年主人公宏阳家里的沙发。有两个人在水库边议论这个事，找到了迁徙到附近的村民，请他们回忆当年发生了什么。像话剧一样，甲乙丙丁，每个人轮流诉说。
关于更完整的结尾，我和朋友徐兆正曾玩过一个文字游戏，把完整的结尾写成了一首长诗。但这首长诗没有收进小说里，我觉得该结尾的地方，没有必要写“尽”。写“尽”的话，就是一段这样的描写：人们看见棺材里的人，像虾米一样死僵的状态。因为曾经有过“复活”，他强烈地挣扎，手指上白骨都露出来了。这个结尾不难写，但是我觉得全部都交待就无味了，于是停笔。可以说是我有意为之的一种“反动”，对作家“贪恋”笔下故事的“反动”。
问：但我觉得这个结尾结束得可能有点“早”了，很像一部“未完成”的小说。
阿乙：也许是停得有点早，但我是蓄意的。曾经我读过余华的一个短篇《现实一种》，我认为这个短篇是“神作”，好到不能再好了，就像“上帝交待给他的任务”。《现实一种》写兄弟俩互相残杀，非常精彩。但结尾处，作者“不舍得离开”小说，于是在结尾处“延长”了，以致于小说的尾巴变得很“油滑”。小说大部分时间都是零度的冰冷叙事，但结尾处却油滑了起来。
对于小说来说，创作者本来是“神”，但余华在结尾却露出了“人的尾巴”，絮絮叨叨，作者不肯走。余华后期的作品，像《兄弟》《第七天》，都告别了“神”的部分，就是一个油滑的人在油滑地讲故事。《现实一种》甚至是余华艺术态度上的一个转向，他没有对“油滑”刹车，没有对自己警惕。在写作上，我曾经非常崇拜余华，《现实一种》读完后我觉得隐隐有不妥，直到读完第十遍，才找出了最后10%的漏洞。回到我自己的长篇，结尾处我就警醒自己，作者需要在适当时机拂袖而去。
问：这部长篇的灵感源头是什么？小说主人公宏阳的原型怎么来的？
阿乙：一个叫方慧的80后女作家，很多年前告诉我一件异闻：她外公的世居之地，安徽某农村，那里有一个人喝酒过量而死，村民把他埋了。但政府不允许土葬，于是开棺掘墓，发现这个人曾经“醒”来，痛苦地求生过。为了刨棺材板，两手骨头都“越过”皮肉露了出来。我听完后一直想写这个故事，开始写短篇，不过瘾，扩写成中篇，还是差点意思，于是重写，就有了这个长篇。
问：这部长篇里出场人物非常多，“政”字辈人活在后代的口述里，“宏”字辈是主力，“施”字辈人似乎只有名字没有面孔，其实主要叙述者也就是宏梁和他的外甥许佑生，其他人的出场都寥寥几笔带过，甚至在某些章节集体出现，闹作一团，读者很难分清谁是谁。您是否想过，这么多人物出场，会造成阅读障碍？
阿乙：这些人物，其实是克隆我自己的家族图谱。我爷爷辈是“政”字辈，父辈是“宏”字辈，我是“施”字辈人，小说里的“艾湾”也脱胎于我的故乡。虽然人物众多，有些人物只需要出场一下，不具备重要意义。但在写作中，再小的人物您都要给他一点笔墨。
比如其中有一个片段，讲葬礼上“做道场”，请道士来吹奏，“宏”字辈有宏柒等兄弟三人敲锣打鼓。这样的人在葬礼上要出现的，葬礼需要音乐，他们就是“乐工”，但您不能说“有乐工若干”，需要具象化。其实这三人比道士吹得还好，但因为羞涩，他们需要道士带头，甚至和道士一起拟定了手势，暗号起，他们再吹。
问：谈论一本小说，除了人物塑造，更专业的读者会关注技巧层面的问题。《早上九点叫醒我》里的写法能看出意识流痕迹，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写法。我记得您从前有个中篇《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被质疑严重模仿加缪的《局外人》。这本新书里，您对西方现代派小说写法有什么借鉴？
阿乙：现在我就这一部大型作品，里面确实受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小说里有一段，是人物“飞眼”的酒后叙述，没有标点的意识流似的独白，这种写法在初稿的前三章里大量出现。有几年我读福克纳，中了他的毒，这个小说有点向他致敬的意思。
不过，我没有写序言，之所以不写，是因为从前我如果写序，说某本书是向谁致敬，立刻会有人跑出来指责我，这本书抄袭了福克纳，那本书模仿了加缪，如果我不说谁是我写作的崇拜对象，他们（读者）也不会这么说。至于您说这部小说里意识流的写法，我还真不是想学乔伊斯。乔伊斯的书我读的少，关于意识流我主要读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读完一卷半，想着下次住院时再好好读完。
“您让我去海边玩，我还是低头看书”
问：据说您的另一个强迫症就是阅读，走到哪里都要带着书。
阿乙：我整天拿着书走来去走，其实未必看进去多少，但如果身边没有书，我就无所适从。如果就这么两手空空在地铁车厢里站着，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这几乎成了一种病态。我的阅读量非常大，遗忘的速度也很快，需要做笔记。现在我开始练字，不是为了做书法家，是为了克服焦虑。本来一天写两张，看见家里那么多废纸，我越写越多，一天写十几张，把自己写得伤痕累累，简直有毛病。我想我天生就是这样，让我去海边玩，前面是自由女神像，我还是低头看书。我从小到大都是紧张型人格。
问：既然您每天都在读书，您的阅读版图里的作家是否也有排序？
阿乙：我的阅读世界里的确存在排序。在世界文坛里，好作家的“容量”、野心和重要程度是不同的，按我的口味，依量级来分，轻量级的就像是鲁迅、芥川龙之介；中量级的像是加缪和海明威；重量级可能是福克纳、福楼拜，也许还有卡夫卡。但是最高层次，也就是超级作家，莎士比亚，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也就那么寥寥数人。这些超级作家就像大山，您只能站在前面瞻仰，您想和大山较量一下，只能头破血流。我很幸运，这些年的阅读恰好是按这个量级递增顺序来的。
这些人里，福克纳是那种让您找不到漏洞的作家，即使是翻译过来的文字，您依然找不到破绽，我甚至到了痴迷福克纳的程度。他的创作水平也是有阶梯的，从《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开始，往上走是《八月之光》，再往上是《喧哗与骚动》，最后是《押沙龙，押沙龙》，如果您按照这个顺序读福克纳，收获无法估量。
问：谈完了作家，我想知道您对优秀小说的定义是什么？
阿乙：人物和故事。这两者对于小说的重要性，我的看法总在变化。当我认为好小说在于如何定义人物时，主要是受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影响，这部小说里老大老二老三以及私生子，每个人物的每一句话，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像是在给人物做辞典式的解释，对人物性格、思想制造长篇词条。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故事情节则很弱，几乎没有戏剧性，里面展现的就是“什么样性格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比如人物杰生那种深入骨髓的自私，伴随着他的话语表露无遗。
小说里故事也重要，我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一直喜欢欧o亨利，到现在我也是欧o亨利那种写法的忠实信徒，我的短篇在结尾处依然坚持要“转一下”，就是欧o亨利那种“出人意料，情理之中”的写法。
“孤注一掷就是我最好的写照”
问：您是1976年生人，已过不惑之年，如何看待您的前半生？《早上九点叫醒我》据说是您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为什么这么说？
阿乙：从前我写作靠的是激情进攻，激情就像野兽，想放出来就能放，但我认为未必是好事。现在越来越靠缜密的防守，我现在是“防守型作家”。写完这长篇，打个比方——“大山怀孕，折腾半天，生出两只老鼠”，我觉得我的文学生产方式有问题，这种方式最多适合五万字以下的作品。我一直就是写短篇的。这次冒险写长篇，快丢了半条命，所以我就和编辑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个长篇。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打定主意，写完这个长篇就开始享乐人生，不再做这种尝试了。
问：享乐人生？对于一个走到哪里都低头看书的人，我不觉得您能过这种生活。您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气质？
阿乙：有个好友有一天突然说，我有一种“亡命”气质，让他害怕。我当时很吃惊，我还自以为自己在朋友的印象中会很好呢。后来我觉得他说得对，我容易激动，被人诬蔑了清白，我会一下子失控，很容易“亡命”。
这种“亡命”气质和我是乡下人的后代有关系。我家里世世代代都是种田农民，保留了农人的一种对生命不珍惜的根深蒂固的秉性，就是那种“莽夫”的气质。农村里如果有个农妇受了一点侮辱，她很可能跺跺脚就回去喝农药死了，对于生命的鲁莽随处可见。我是个写作者，但我其实是个盲目的人。这种人，可能上千万的金钱收买不了他，但为了五块钱，他可能会拼命。
我这种人，孤注一掷就是我最好的写照。我早些年写作，就闷头写，怀疑自己的体能会跟不上，但是也顾不了那么多。我没有海明威的体魄，也没有那样收放自如的能量。我写就是一股脑儿地写。写作上，我可能是个“亡命之徒”。
问：您曾经说写作几乎摧毁了您的身体，现在您是个病人。您如何看待写作和疾病的关系？虽然写作可能摧毁了您的健康，但它是否也重塑了某部分的您？
阿乙：写作是否会损坏健康，我认为一个人写作的野心大到一定程度时，如果他的体能是羸弱的，那么野心就会压榨身体，让它受损。实际上就是自己巨大的期待与身体的承受力发生了冲撞，就会生病。生病这些年持续地写作，已经让我能坦然面对生死。
本文刊载于《北京青年报》b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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