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文人经济生活与文学
明后期文人经济生活丰富多彩。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明后期文人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从义利之辩中走出，积极地投入到营生的大潮中。售文、编书、游食、入仕、授徒成为文人寻常出路。每种营生方式都有不同的种类，都有其产生的特定原因及特定的文学意义。
文人的经济生活对文学的影响广泛而又深刻。明后期文人的经济生活影响了文人的活动形式、创作方式、创作倾向、文学体制等，使文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活动形式方面，仕宦文人主导了文人社团，商人成为文会的重要召集者，有余者游山玩水、征歌度曲以自娱，不足者游山玩水、征歌度曲以谋生。在创作方面，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文人采取了高效的创作方式，如率意、改编、类编、套用等。文学体制方面，文人创作或谋生或娱乐，导致小说戏剧异常繁荣，小品文空前鼎盛，谄寿谀墓传记泛滥。在创作倾向方面，流寓者悲叹命运，授徒者关怀社会，仕宦者追求自适。
从具体的文学个案，亦可窥见文人经济生活对文学的影响。谢榛，一生寓居他乡，入幕为生，写下了大量干贽诗，审美上追求悲怆凄凉之美；冯梦龙，著名的编辑家，因生存之需不得不以市场为导向来编书；袁中道，半生浪游，浪游期创作了大量诗文游记，风格上，这些作品呈现出双重性。
关键词：明后期 经济生活 文学
economic life of writers were varied and colorful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g Dynasty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writers’ thoughts had great changes and they
took& actively of making living. For example ,they
sold& texts, edited books, traveled
for& food, entered political stratum,and so on .
Each style of the economic life of writers had a different way of
living forms, had their own specific causes and had a specific
literary significance.
economic life of write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nfluenced the
literature widely and deeply.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writers
affected& the form of activity, creative
way,& the tendency of creating the system, and the
type of literature ,which made the late Ming literature show a
time-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orm of activity, the
Official writers& dominated Literature society,
and businessmen convene literature meeting.In order to make funs
the rich writers made& sightseeing tours and wrote
plays and songs .Writers& pursued efficient
creative methods to gaind economic interests, such as reckless
approach, changing the type of the verision, classifying the texts,
applying others construction mechanically and so on. In the type of
literature, writers make& livings or
entertainments to write articles, which led& to
the prosperity of& novel and drama, unprecedented
peak of prose and overflow of epitaph, biography, preface.The last,
about Creative tendencies, ,teacher writers cared society, and
migrant writers sighed fate ,and official writers pured pleasure
&&& Influence
of The economic life of of write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o the
literature can be seen form specific literature cases. Feng
Meng-long who was a well-known editor, edited books with the vision
of market, Yuan Hongdao, before entering political stratum, lived a
prodigal life,when he wrote articles with double style.
words: the Late Ming Dynasty　 Economic life&
Literature
明代商业经济较为发达，严重冲击着文人的生活，他们不再“不言钱耻言钱”，也不再“著书不为稻梁谋”，出现了“文士无不重财者”的现象（《戒庵老人漫笔》，李诩撰，中华书局，1997，P5）。对于这种现象，《万历野获编》等史料笔记都有类似的记载与评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也多处评述了润笔对文学的负效应，但近些年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常被忽略，国内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很少。鲁湘元的《稿酬怎样搅动文坛》，从市场切人，谈论了近代稿酬与文学生产的关系，为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关于明代文人经济生活与文学的研究更少。方志远的《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从明代城市地域特征切入，探讨了市民文学的发生、发展进程，以及市民文学的主要种类、创作、传播、接受方式等。张德建的《明代山人文学研究》，该书以明代山人群体及其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山人群体的生成机制、群体构成、生存方式及其文化品格，在此基础上，对山人文学进行研究。刘晓东的论文《晚明士人生计与士风》，谈论晚明士人生计的贫困化
,及其对晚明士风的嬗变产生的影响。2005年10月，“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研讨会上，专家理论上探讨了经济生活与文学的关系，指出了研究的方向，随后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出版了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研究丛书，相关的论文也相继刊出。与明代文学有关的主要有朱丽霞的《明清之交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以徐渭、方文、朱彝尊为个案》、许建平的《货币观念的变异与农耕文学的转型》、郭万金的《明代经济生活与诗歌传统》、朱万曙的《明清时期商人的文学创作》等。朱丽霞研究了明清之交文人入幕与文学生态的关系；许建平的论文从货币观念入手，探讨不同货币观念的生成及其对人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和文学表现的影响，意在说明货币观念与文学表现间的关系；郭万金着重探讨了明诗中所体现的经济形态，以及文人的经济生活与诗歌的关系；朱万曙分析了明清时期商人创作的种类、情景、审美意识等。
以上文献，都涉猎到经济与文学的关系，但文人经济生活与文学不是谈论的主题。《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几乎没有谈到文人经济生活对创作的影响；《明代山人文学研究》、《明清之交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以徐渭、方文、朱彝尊为个案》、《明清时期商人的文学创作》，涉及到了山人、商人经济生活对创作的影响；《晚明士人生计与士风》，侧重谈文人生计对士风的影响；而许建平、郭万金的文章，在这一点上则是一笔带过。有关明代中晚期文人经济生活与文学活动的关系，目前尚未有人涉猎。
本文从文人经济生活的角度来研究明代后期文学，通过对明后期文人经济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文人的经济生活对明代后期文学的影响。
明代后期是一特殊时期，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皇权高度集中；一方面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繁荣，城市生活豪华奢侈，思想呈现多元化。复杂的社会状况影响着文人价值观念，他们不再“安贫乐道”，也不再“君子言义小人言利”，而是积极营生，投入到治生的大潮中，经济生活则是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售文、编书、游食、入仕、授徒等成为文人寻常出路。　
售文不是明代后期新生物，早已有之。司马相如一赋千金，韩愈一生润笔收入颇丰，这已成文坛佳话。明代后期，文人普遍追求润笔，并且出现了专业化、自由化的售文队伍，不少文人靠出售诗文字画维持生活。如张凤翼明码标示诗文价目，沈瓒《近事丛残》载：
张孝廉伯起，文学品格，独迈时流，而耻以诗文字翰，结交贵人，乃榜其门曰：“本宅缺少纸笔，凡有以扇其楷书满面者，银一钱;行书八句者三分；特撰寿诗、寿文，每轴各若干。”人争求之。自庚辰至今三十年不改。
张凤翼售文已经不是简单的金钱与文字交换，而是一专业化的文化经营，且是相当成功的经营，否则售文就不会维持长达三十年之营生。
1.1.1 售文的因缘
首先，明代商业经济发达，文人思想发生了变化。明代商品经济较前代有很大发展，全国涌现了许多大城市，如苏州、杭州、南京、北京等繁华城市，城市中商人云集，经济活跃，市民生活奢侈，到了后期世风更加奢靡。经济的发展、世风的变化，强烈地刺激着文人的消费欲望，改变了文人的传统价值观念，他们游山玩水、纵欲享乐，为了满足种种豪奢的生活，他们不再羞称“著书为稻梁谋”，而是公开出售诗文字画。
其次，明代官俸较低，润笔费成为入仕文人收入的重要补充。明代官员俸禄始定于洪武四年，洪武十三年重定，到了洪武二十年重定百官月俸。这次所定的俸米数，成为明朝官俸的“永制”（参考下表）。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不变的官俸远远不能满足官员家庭生活所需，于是官员多方增加收入，入仕文人也不例外，而利用其功名来收取润笔费，成为了入仕文人补贴家用的重要途径。
再者，社会风气使然。在明代，借求文于官员或名人来达到某种目的，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且愈演愈烈。陆容《菽园杂记》对这种风气有深刻描述：“古人诗集中有哀挽哭悼之作，大率施于交亲之厚，或企慕之深，而其情不能已者，不待人之请也。今仕者有父母之丧，辄遍求挽诗为册，士大夫亦勉强以副其意，举世同然也。盖卿大夫之丧，有当为神道碑者，有当为墓表者，如内阁大臣三人，一人请为神道，一人请为葬志，余一人恐其以为遗己也，则以挽诗序为请。皆有重币入贽，且以为后会张本。既有诗序，则不能无诗，于是遍求诗章以成之。亦有仕未通显，持此归示其乡人，以为平昔见重于名人。而人之爱敬其亲如此，以为不如是，则于其亲之丧有缺然矣。于是人人务为此举，而不知其非所当急。甚至江南铜臭之家，与朝绅素不相识，亦必夤缘所交，投贽求挽。受其贽者不问其人闲否，漫尔应之。铜臭者得此，不但舁册而已，或刻石墓亭，或刻板家塾。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为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明后期发展到：“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必有一篇墓志。”再者，整个社会附庸风雅，不少人以得到名士的片言只语为荣。如《列朝诗集小传》记载：“闽粤之人，过吴门者，虽贾胡穷子，必蹐门求一见（王稚登），乞其片缣尺素，然后去。”此种社会风气熏染下，不少文人有意无意地成为售文中的一员。
月米（石）
岁米（石）
&& 注：资料来源《明太祖实录》卷185
1.1.2 售文的种类
卖诗。明后期可出售的诗主要包括：题诗（包括题画、扇诗及题园、轩、堂等诗），寿诗，挽诗等。其时世人附庸风雅，以求得名士题诗赠诗为荣；升迁变动之时，更需送诗贺诗来抬高身价；婚庆丧葬，需诗来装点门面。此风为下层文人谋生提供了方便，如徐渭写下的寿诗有五十多首，题画诗一百六十多首（包括为自己画题诗），从中所获润笔缓解了生活之压力。屠隆万历五年进士，除颍上知县，调繁青浦，后被除籍，“归益纵情诗酒，好宾客，卖文为活。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如此评价：“采真者十之三，乞食者，十之七。”另一方面，也为官宦名士增加了不少收入，如王世贞的题画诗一百多首，题园(轩、堂等)诗七十余首。
卖文。明后期寿序、传记、墓表志铭、序跋题赞等，都成为文人创收的重要途径。无论仕宦文人王世贞、李维桢、焦竑，还是下层文人徐渭、王稚登、陈继儒等，都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李维桢官至尚书，“其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诸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负重名垂四十年。”他的《太泌山房集》中，仅为商人及商人家庭成员写的寿序、行状、墓志等多达一百一十二篇。汪道昆《太函集》中，传记墓表等二百三十多篇。王世贞出身官宦之家，又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才高望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但王世贞多年致仕家居，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润笔。其一生应人所求写下了大量篇幅的寿序墓表等，《晚香堂小品》中，陈继儒说王世贞所撰志墓，不下四五百篇。收入《弇州四部稿》及《弇州续稿》中的寿序一百一十篇，传记行状九七篇，墓志九六篇，按照每文二十两银子计算，这三百篇文章可收入六万两银子。嘉靖荒年，江南米价贵至一石一两三四钱，万历荒年，粳米价二两，仓米至一两五六钱，依一石米一两五钱计，六万两可换米四万石。此项收入可谓不菲矣。
卖书画。明后期，文人除了售诗文外，书画也在被售行列，且在市场上，书画流通更为广泛。官显位赫的董其昌，书绘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徐渭豪荡不羁，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然而在生活压力面前，诗文书绘都成为谋生的工具，“及老贫甚，鬻手自给，然人操金请诗文书绘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时乃肯为之。”。在《王元璋墓》中自嘲道：“君画梅花来换米，予今换米亦梅花。安能唤起王居士，一笑花家与米家。”俞允文“家世篓薄，又性嗜书，不别治生”，生活来源全赖售文，王世贞在《俞仲蔚先生墓志铭》写到：“诸以文请者不虚月，以诗请者不虚日，以草隶请者不虚刻。”
&　　卖戏曲。明后期，传奇、小说等俗文学形式盛行，世人附庸风雅，常求文人为其创作传奇、词曲等。如《万历野获编》记载：张凤翼“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将楚人李应祥求作传奇，以侈其勳。润笔稍谥，不免过于张大。似多此一段蛇足。”“梁少白（梁辰鱼）《貂裘染》，乃一扬州盐客，眷归院妓杨小环，求其题咏。曲成以百金为寿。
为他人润色修改作品，也成为文人创收的重要途径。《渔矶漫炒》记载：
袁韫玉《西楼记》初成，往就于冯犹龙。冯览毕，置案头不致可否。袁罔然不测所以而别。冯方绝粮，室人以告。冯曰：“无忧，袁大令今夕馈我百金矣。”乃戒阍人弗闭门，袁相公馈银来，必在更余，可径引至书室也。家人皆以为诞。袁归，踌躇至夜，忽呼灯持百金就冯。及至，见门尚洞开。问其故，曰：“主方秉烛在书室相待也。”惊趋而入。冯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词曲皆佳，尚少一出。今已为增入矣。”乃《错梦》也。袁不胜折服。是记大行，《错梦》尤脍炙人口。
1.1.3 售文的文学意义
鬻文卖画，是明后期文人治生的一种方式，客观上保证和促进了文学的再生产，繁荣了文学消费市场。
（一）繁荣了文学消费市场。
明后期，文化市场呈现异常繁荣的景象，文学消费也日趋剧增。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刊刻后，市场反应强烈，士大夫、市民争相购买。“《三国演义》出，而脍炙人口，自士大夫以至舆台，莫不人手一编。”《金瓶梅》刊印前，就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如袁宏道在信中向友人讨要《金瓶梅》的手抄本，刊印后立即成为畅销书。
文学消费市场的繁荣，与文人经济利益的追求密不可分。明后期，大量的诗文字画，都产生于利益的交换中，如上文提到的诗、文、传奇等。况且，这一期部分文人，已自觉地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创作。相传《封神演义》的作者，尽其家产陪嫁大女儿，引起了次女的不满，他安慰女儿不必为此愁穷，就写出的《封神演义》稿子交给次女，后来果然卖出好价钱。梁辰鱼是词家，“有盛名，所作《浣纱记》，至传海外。”他的市场觉悟性颇高，创作的词曲风靡，以至于“吴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
此外，明后期上下掀起听曲风潮，戏曲上演火爆，相当多的文人士大夫有家庭戏班，一些文人创作剧本，交由戏班排练上演来取得收入。如汤显祖家居时，部分收入来自家班的演出。汤显祖在给宜伶罗章二的信中嘱托到：“往人家搬演，俱宜守分，莫因人家爱我的戏，便过求他酒食钱物。”从中透漏出明后期戏曲繁盛的经济关系。　　　　　　　　　　
（二）保证和促进了文学的再生产。
明后期下层文人卖文自活，或者说，卖文所值用以维持生命。“物质第一，精神第二”，也只有生命得以维持，才有精神领域的诗文创作。另一方面，明后期，不少文人为了享乐而追求诗文的经济价值，他们在利益的驱使下而辛勤笔耕，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再生产。如张凤翼在信中说：“迩来佣书，日可得百钱，用资种植养鱼鸟，小园亦渐成趣。”类似的文人如王稚登、王世贞、李维桢等等，他们鬻文创收，主观上是享乐、悠游度日，客观上促进了文学的再生产。
明后期，编辑刊刻书籍，成为文人生存或治生的一种重要方式。刻书业在明代得到较大发展，明后期刻书业尤其兴盛，建阳、徽州、苏州、金陵、杭州等地的书坊闻名海内外，不少文人参与到编辑刊刻行列中。这中有落魄文人，有家产丰厚之士，有家居的官宦之士，他们或为书坊编书，或自编自印，或为藩府编书，目的只有一个，即谋求生存，或者说治生。
1.2.1 编书的成因
（一）明代印刷、造纸技术大大的提高，促进了明后期刻书业的繁荣，为文人参与书籍的编印刊刻提供了可能。
明代的活字印刷较宋代有了很大进步，出现了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活字印刷比雕版印刷效率高，费用低，大大降低了书坊刊印成本。另外，明代纸张制造技术有了较大改进，江西出产的连史纸、毛边纸以及福建的玉扣纸等，都是明代有名的文化用纸。印刷、造纸技术的改进，为刻书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证，极大的促进了明后期书坊的繁荣。
书坊的兴盛发展，为文人提供了新的生存方式。明代刻书有官刻、坊刻、私刻及藩刻，到了后期，坊刻兴盛，书坊刊刻大量书籍，从时文、童蒙课本教材到通俗读物，甚至宗教书籍、日历、年画、迷信用品等，可谓种类齐全，无所不包。为了追求经济利润，刊印的书籍能适销对路，书坊主常请知名文士编辑书籍，而那些家有余资的文士，也纷纷经营书籍的刊印。
（二）明代商品经济繁荣，文化消费也异常兴盛。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消费也蓬勃发展，到明后期，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市民、村夫野老，都成为文化的消费群体。胡应麟记载：“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消费刺激生产，文化产品尤其文学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于是文人纷纷下海，涉足书籍的编撰刊刻。如凌濛初看到冯梦龙编辑的“三言”，销路广售量大，即仿“三言”编辑了“二拍”，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说：“肆中人见其（冯氏所编之书）行市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而衡之，……因取古今来杂碎可新听睹、佐诙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二拍”刊刻后，获得巨大成功，销路颇俏。
（三）下层文人生存的需要。
明后期，文人编书，大多出于生计需要。如冯梦龙，世家子弟，一生屡试不第，五十七岁补为贡生，六十一岁升为寿宁县知县。冯氏青年时放浪形骸，游戏烟花场，入青壮年后，家道中落，生活拮据，坐馆、编书营生。冯梦龙在其编辑的《绣像古今小说》序中说：“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　为一刻。”如张凤翼老于公车，“晚年不事干请，鬻书自给”。张凤翼在与与詹汝钦少参的信中写到：“仆赖先君子遗业，糊一口有余，糊百口不足。且延师课儿，鸠工乘屋，枯囊易竭，不能不营营。无卜式助边大计，而效阚泽为人佣书，经供纸笔，可笑也。”
1.2.2 编书的形式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刻书业的兴盛，编书成了一些文人新的谋生方式。或为书坊编书，或自编自印，或为藩府编书。
（一）书为坊编书。
明后期全国的书坊星罗棋布，坊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书坊主为了在竞争中求胜，常常采取有力竞争措施，其手段之一就是与文人合作，请有深厚文学底蕴的名士编书。如万历十六年，建阳书坊克勤斋组织编写《西汉志传》,
《叙西汉志传首》曰：“遂请名公修辑《西汉志传》一书, 加之以相，刊传四方。”上文提到的冯梦龙编“三言”，是“因贾人之请”。冯梦龙一生编辑了大量的书籍，都是为书坊编书。陈继儒，工诗文，兼善书画，与同郡董其昌齐名，二十九岁退却科场，隐居昆山。但陈继儒上交官宦名流,下接文人寒士，声华浮动，名倾一时。作为一名不耕不仕的文人，陈继儒利用其远播在外的声名，编辑了大量书籍，单《宝颜堂祕笈》二百二十六种四百五十七卷，且他的书常成为畅销书，这给他赚取了不少银两。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
仲醇又能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族分部局，刺取其琐言僻事，荟萃成书，流传远尔。款启寡闻者，争购为枕中之秘。
应该说陈继儒是总编，那些寒儒则是他的雇工。　　
（二）自编自印。
明后期，那些家资厚实的文人，常走文人兼出版商的道路。他们利用自身文化优势，自编书籍，并自行刻印出售。如张凤翼有举人身份，且与各级官员有密切关系，家中又有“先君子遗业”，在时代潮流影响下，张凤翼成为了一名文人出版商。张凤翼在答袁文谷中说：“仆穷愁无聊，著书自娱，好事儒者，助赀登梓。”名士效应可见：刻书有人资助；且张凤翼所刻之书，远销京都。张凤翼在《答傅令君伯俊书》中云：“新刻九月间已尽付童客，求售燕京。”又有臧懋循这位万历庚辰科进士，风流任诞，罢官后，利用其家世关系，经营刊刻文学书籍。在《寄姚通参书》中说：“弟播弃已来，值岁之不时，更为婚嫁所累，先人遗产荡不复存，乃汗漫江湖，佣文自活。”臧懋循编纂刊刻的书籍以诗和戏曲、弹词为主，有：《古逸词》二十四卷、《古诗所》五十六卷、《唐诗所》四十七卷、《元曲选》一百卷、《校正古本荆钗记》、《玉茗堂四梦》、《改定昙花记》、《六博碎金》、弹词《仙游录》、《梦游录》、《侠游录》三种，总字数在三百万以上。
另一位是与冯梦龙齐名的凌濛初。凌濛初是明后期著名的编辑家兼出版家。凌濛初诞生在著名的刻书之乡湖州晟舍，凌、闵是晟舍两大刻书家族，凌之祖、父都曾经营刻书，凌濛初科场屡遭不利，“作《绝交举子业》，为归隐计”。自此，凌濛初以经营刻书为生。凌濛初一生编纂刊刻了浩繁的书籍，据赵红娟《凌濛初及其家族的刻书活动》一文，基本确定为凌濛初刊刻的书籍有二十四种，二百余卷，确定为凌所刻的书有二十八种，二百二十余卷，可能为凌所刻的书近二十种。其中不少书是凌濛初自选，或自著，或自编，或自评。凌濛初也把书付与其他书坊刊刻，如凌编辑的“二言”即为其他书坊所刻。凌在《二刻》自序中写到“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抄撮成编，得四十种”。
其他还有潘之恒等，走的也是自著自编自刻之路。张凤翼、臧懋循、凌濛初、潘之恒等都是文人书商，此外，明后期不少书商，为了求利，自己也编著书籍，如熊大木就编著了许多书，如《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金汉志传》等小说。
（三）为藩府编书。
明代藩刻也相当兴盛，那些崇文尚雅的藩王，常招引四方文士为座中客，其中一些文人即从事编书工作，如郑若庸为赵王编书。《列朝诗集小传》记：“赵康王闻其名，走币聘入业，客王父子间，王父子亲奉迎接席，与交宾主之礼．．．．．．中伯乃为著书；採掇古文，奇累千卷，名曰《类隽》。”本质上来讲，郑若庸首先是食客，然后才是编者，书籍版权不归郑所有，书籍的编纂没有给他带来经济收入。
1.2.3 文人编书的文学意义
文人直接参与书籍的编辑刊刻，极大提高了文学作品水准，促进了明后期文学的传播，乃至中国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传承。
（一）提高了文学作品的水准。
明后期刻书业发达，大量书籍刊刻问世，其中有粗制滥造者，也有经典作品，这些经典之作，大多是文人编纂而成的。无论为书坊编书的冯梦龙、陈继儒，还是自编自印的张凤翼、凌濛初等；在编书的过程中，都要在内容上精挑细选，错讹处修改订正，大大增强了文学作品的丰厚度，使得明后期刻书业沿着正常轨道发展。
书坊刻书的主要目的是盈利，其所刻之书，必根据读者的需要进行挑选；再者，作为编者的文人，其编书的过程中，也必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取舍。如冯梦龙编辑《古今小说》，是从家中甚富的藏书中，“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陈继儒聚寒儒，“刺取其琐言僻事，荟萃成书”。臧懋循所刻的《古逸词》、《古诗所》、《唐诗所》《元曲选》等，都是臧懋循根据市场所需，不远千里寻求底本，精心挑选刊刻而成，客观上保存和传承了文化典籍。此外，这些编辑家们，或是举子出身，学识渊博，或是致仕家居的进士，他们学贯古今，在编书过程中，对于所参考书籍的错讹之处，特别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错误，常常加以纠正。冯梦龙编写的《新列国志》，是在《列国志传》基础上改造加工而成的，《新列国志》纠正了《列国志传》中史料的错误。如弦高犒师这一事件。在《列国志传》中，弦高作为说客劝秦师退兵，未果。齐楚救兵至，才返军袭晋，在崤山惨败，主率被擒。在《新列国志》中，冯梦龙改为弦高往周贩牛，于故人处打听到秦师伐郑的消息，他一方面派人回国报信，一方面准备肥牛犒劳秦师，以拖延时间。显然，冯改的故事，更符合历史事件。
编辑家们挑选修改的作品，内容丰厚，有雅俗共赏之效果，流传广泛，极大丰富了其时的文化市场。
（二）促进了明后期文学的传播与普及，并产生了不朽的经典之作。
明后期文人编辑了大量的书籍，这些书据市场所需而编，且大都进入市场，那些销路好的书，常多次被刻，甚至被书坊间竞刻，如《牡丹亭》问世后，被多个书坊改编和刊刻。那些优秀的作品还常被搬上舞台，在大江南北上演，进入普通百姓生活，且不少曲目经久不衰，至今仍为人喜闻乐道，如“三言”中的杜十娘、玉堂春的故事。此外，明后期一些书贾为了扩大销路，常在刊刻的书籍上伪托冯梦龙、陈继儒之名。总而言之，文人编书，主观上是为了书能畅销，从中获利，客观上丰富了人们生活，促进了文学的普及和传播。且为了书籍的畅销，文人在编书时，常常对所编之书进行润色修改，使之更富有艺术性，产生了经受历史淘汰的优秀作品，如“三言”、“二拍”等。
文人编书是经济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是文人生存的需要，客观上促进了明后期文学的普及与传播，为我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作出了不朽之贡献。
　　　　　　　　　　　　　　　　　　　　　　　　　　　　　　　　　　　　　　　　　　　　　　　　　　　　　　　　　　　　　　　　　　　　　　　　　　　　　　　　　　　　　　　　　　　　　　　　　　　　　　　　　　　　　　　　　　　　
明后期，游食成为一种时尚。一些家无地产、头无乌纱的文人，不耕不商，流寓他乡，入幕为客；还有一些文人家有地产，但屡困场屋，亦四处游走，指亲靠友；也有文人，抛却乌纱，友情至上，依友而活；还有文人，追求自适，吟啸山水之间，游
资友人相助。
1.3.1 游食形成的主要原因
明后期掀起入幕热流，缘起于后期皇帝尚文，文武大臣翼文取悦皇帝。《万历野获编》载：“惟世宗奉玄，一时撰文诸大臣，竭精力为之。如严分宜、徐华亭、李余姚。召募海内名士几遍。”
“袁文荣撰玄文，每命壬戌门人三鼎甲分代，而有时不给，其拜相以此，尽瘁亦以此。”玄风吹起，文臣相门如此，武将之门毫不逊色。“嘉靖间倭事旁午，而主上酷喜祥瑞。胡梅林总制南方，每报捷献瑞，辄为四六表，以博天颜一启示。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内臣录为一册。以故东南才士，缙绅则田汝成、茅坤辈，诸生则徐渭等，成集幕下，不减罗隐之于钱镠。”如徐渭代胡宗宪作《进白牝鹿表》，“表进，上大嘉悦。其文旬月间遍诵人口。”由此可见，帝王对佳篇之需是入幕风的根本原因。
此外，游食者均是擅文名士，能为供馈者带来某种利益。徐渭是“越中十子”之一，王稚登“名满吴会间”，李贽、袁宏道、谭元春等人，更是文人士大夫仰慕的对象。他们之所以或被招入幕中，或有人扫门相迎，是因为这些文人早已文名在外，他们的到来，能为府门增光添彩。徐渭的一表，使胡益受皇上的宠异，李贽每到一处，讲学座满，为东道主带来的不仅仅是声名，更有附加的经济利益。
1.3.2 游食形式
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种：入幕和依友。
（一）入幕
明后期，文人入幕成为一种寻常的生存方式。文人名流如谢榛、徐渭、王稚登、袁中道辈，纷纷进入文武大臣之门，或为书记，或为代笔，或编书等，既发挥了专业特长，又解决了生计问题，算是一种不错的谋生手段。文人入幕主要入军幕、藩幕和相幕。
入军幕。明后期文人走入军帐，为将帅撰奏章文牍，偶尔也参与到血腥的战争中。如徐渭略知兵书，入胡宗宪幕，为胡撰写的四六启，名满京城，并为胡抗倭献计献策，后又远赴边塞吴幕。徐渭在《畸谱》中记：“三十七岁。季冬，赴胡幕作四六启京贵，作罢便辞归。三十八岁。孟春之三日，幕再招。……四十三岁。移居酬字堂。冬，赴李氏招入京。五十六岁，孟夏，赴宣抚吴幕招，是年为丙子。”与徐渭同在胡幕的还有沈明臣，其他如浪荡公子袁中道，在科场不顺的情况下，也远走边塞入梅国桢幕。
入藩幕。明不少藩王崇文好士，常把知名文人，特别是那些仕进无路，家资又薄的文人招集幕下，为其迎来送往增加些许墨香。如谢榛入赵王幕，据《明史》载：“（谢榛）西游彰德，为赵康王所宾礼。……万历元年冬，复游彰德，王曾孙穆王亦宾礼之。”与谢榛同时客赵藩的还有郑若庸，郑主要为赵王编书，“赵康王闻其（郑若庸）名，走币聘入业，客王父子间，王父子亲奉迎接席，与交宾主之礼……中伯乃为著书；採掇古文，奇累千卷，名曰《类隽》。”
入相幕。明后期文人纷纷进入相府，尤其是那些布衣文人进入相门，成为宰相幕僚。《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载：“按相门山人，分宜有吴扩，华亭有沈明臣，袁文荣有王稚登，申吴门有陆应阳，诸人皆降礼为布衣交。”这些文人也颇能以此为文章，大造声势，远播声名。嘉靖末王稚登客袁炜为记室，“汝南卒，无子，伯谷渡江往哭其墓。丁卯复游长安，华亭当国，颇修姚张之怨，客或戒伯谷毋自白袁公门人”，稚登不从，“刻《燕市》、《游越》二集，备书其事，所以志也。”王稚登此举很有侠士作风，给他留下了美名，也为其日后的谋生铺下了金光大道。
（二）&& 依友
中国文人向来讲究气节，视“嗟来之食”为奇耻大辱，更毋庸说寄人篱下了；但是到了明后期，几千年的传统有所改变，部分文人视友情至上，弃妻儿不顾，而居朋友家中，还有的游山玩水，其旅费全赖友人的资助。李贽辞职后没有返乡，而是携妻女住到了朋友耿定理家中。耿定理死后，李贽辗转周友山、刘东星、梅国桢、焦竑、马经纶等人家中。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记：
初与楚黄安耿子庸善，罢郡，遂不归，曰：“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遗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遂携妻女客黄安。……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脱，恐子侄效之，有遗弃之病，数至箴切。公遂至麻城龙潭湖上，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捷，日以读书为事。……当事者逐之。于时左辖刘公东星，迎公武昌，舍盖公之堂。自后屡归屡游。刘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云中，而焦公若侯迎之秣陵。无何，复归麻城。时又有以幻语闻当事，当事者又误信而逐之，火其蘭若。而马御使经纶遂躬迎之于比通州。
晚明启蒙思想家李贽，的确是另类，依赖朋友接济生活长达二十多年，直到最后客死狱中。
　　　　深受李贽思想影响的袁宏道，可谓是潇洒派人物，一生中几次罢官几次复官，做官烦了就辞职，做布衣厌倦了再上任做官，如此反复多次，肆意追求潇洒人生。袁宏道一生喜游名山胜水，在任为官时，常利用出差之机饱览胜景；卸任为民时，也不忘寻机登山临水。袁宏道一生前后在任共八年，为官比较清廉，“家中数亩，留与妻子度日”，其卸任时的游历之资，多靠朋友的帮助。如袁宏道吴县罢官后的吴越之游，靠的是陶望龄、汤郧陆。袁宏道在与陶望龄的信中写到“弟欲于灯节前后，过西湖养病，便邀君家兄弟盘桓数时。……有兴便过天台，入雁荡，涉南海，令弟儒巾笼头，恐不能借，兄当同我。”与汤郧陆的信中，直求汤来接待：“弟以养病得休，挂帆归矣。每闻西湖之胜，欲与灯节前后，杖藜一来。……但不识关门令尹，能辨青牛气色不？”又他居柳浪湖时，欲为三游洞之行，乃先发信给罗云连、陶孝若，要罗、陶二位安排食宿。“弟心已在三游洞前矣，倘有便舟，当偕数衲入峡一观。元夕后无雨，当了此愿也。又弟每游，必挟多衲，不知贵土可托钵否？不然，未免以白腐青蔬困诸君子也。”给陶孝若的信中说：“敝乡涂泥为市，无卷石寸壑可入目，又可与谈者极少，诸兄能于三游洞前，施我一袈裟地，弟不啻如渴骥之奔泉也。”
稍晚于袁宏道的谭元春，家无余资，一生科场困顿，但足迹几半天下 ，“其车服声伎玩好药饵费，俱取足赠遗。”
李贽、袁宏道、谭元春均为晚明名士，都有靠他人接济的经历，其情形又各有不同。李贽辞职后全赖朋友，袁宏道游玩时的吃喝用度来自朋友，谭元春基本上靠赠遗生存。
1.3.3 文人游食的文学意义
文人游食的资本是擅文，他们是文坛佼佼者，有下笔千言、挥洒自如之能事，游食交际中，写下了大量的应酬文和代拟文，其艺术上多“谀且不工”，而内容则哀穷悼屈。
（一）应酬和代拟。游食者多是交际家，能抓住一切时机向权贵推销自己，捧上自己的得意之作，迎来送往的酬唱之作占据大量篇幅。如《谢榛全集》中，赠送、庆贺、寄忆、悼念等应酬诗，一千多首，占诗集的一半。又如徐渭多次入幕，同样写了不少应酬文，且为胡、吴等代拟甚多，有关于平息谤议、钦赏等的谢表，也有贺奏祭祀的文启，留下的代拟之作达一百七十多篇，且有不少已遗失。
（二）谀而不工。“诗言志”，这是传统的文学观点。诗文是用来抒发心志的，应属纯文学性的，而一旦沾上功利目的，其纯粹性就大打折扣。明后期诗文成为游食文人的交际工具，成为游食者投靠入幕的资本，这些功利性之作，正如徐渭所说“于文不幸若马耕耳”，作者也成为刀笔吏。谢榛的应酬之作，结构雷同，语言熟套等。徐渭在《幕府小抄》中如此评价自己的代拟之作：“予从少保胡公典文章，凡五载，记文可百篇，今存者半耳。其他非病于大谀，则必大不工者。噫！存者亦谀且不工矣。”徐渭的《进白鹿表》能取悦皇帝，可见徐在文辞上还是下了不少工夫。其“谀且不工”之说，是与其“师心横从，不傍门户”之论实大相径庭。
（三）哀穷悼屈。述说生活的穷苦是游食者的通病，即便是洒脱派人物袁宏道，也不免在书信中叫穷。袁宏道在《答范光父》中说：“（为官京都）只乞得一片寒毡，而京师烧桂煮玉，终不免冻馁妻子。”李贽一生落拓不羁，视朋友为生命，相继弃官、弃家，寓居友人家中，但为时事所迫，亦常为居所忧愁，在《与焦漪园》中道：“然老人无归，以朋友为归，不知今者当归何所与！”既是对世道险恶的无奈感叹，又是向朋友诉说无所可居的现状。谢榛在诗中直白地描写自己困苦的生活，以博得权贵的同情与施舍，如“其如旅馆惟空囊，空囊出暴悬斜阳……穷冬几促典衣裳。”谢榛、徐渭的入幕，李贽的依友，都是生活在他人屋檐下，食宿之费，并非轻易可取，某种程度上需通过诉苦的方式换取。
“学而优则仕”乃古代文士常规志业，因此入仕是中国文人首选道路，明后期文人也不例外，几乎所有文人都有科场的经历，且不少文人都曾踏入仕途。如“后七子”中谢榛除外的其他六人，唐宋派中的归有光、唐顺之，公安派中的“三袁”及江盈科、黄辉、陶望龄，竟陵派的钟惺，等等，都是进士出身，都曾在仕途上一展身手。
尽管明后期许多文人都曾进入仕途，但依靠官俸生活的文人少之又少，多数文人借官宦之声名而多方经营；且生计靠官俸的文人，日子多穷困。如袁宗道仕途顺畅，卒官于礼部侍郎，但其生活拮据。他在《与三弟》中说：“吾宦十年，债负山积，室如悬磬。”其临终几无积蓄，“棺木皆门人敛金成之，检囊中仅得数金，及妻孥归，不能具装，乃尽卖生平书画几砚之类，始得归。”由此可见袁宗道为官之清廉，亦可见仅靠俸禄生活之清贫。
1.4.1 入仕文人多方经营之状况
明后期入仕文人，大多并不靠官俸生活，而靠官宦之声名与地望从事多方经营。李先芳，位至少卿，“家故多赀，壮年罢官，精计然白圭之策，家益起”。官显名重的王世贞，“籍先大父遗产，足自老”，但他颇懂营生之道。如前文论述其润笔收入可观，且王世贞利用家业放贷，利息收入亦不菲，《曲洧新闻》载：“新蔡张助甫者，元美友也。一日客元美家，时岁将终矣，诸质舍算子钱者，类造账目呈览。主子钱者，舁簿白元美曰：“已算明。”元美问曰：“几何？”曰：“今岁不往年若也，三十万耳。”元美颔而收之。”董其昌显宦负，又负书画重名，其书画市场需求量大，于是董雇人代笔。启功《董其昌代笔人考》一文指出，董其昌的代笔人有十多位。如此，只需在代笔书画上落上自己的款识，即可轻松赚取润笔。董其昌是一位董氏书绘的雇主，还是一位超大地主，广置田产，经营子利，“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各以大商主之，岁得子钱数百万。”董富冠三吴之田产，多取之无道，榨取民脂民膏，“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当时流行的民谣“若&&&&&&&&&&&
&&&&&&&&&&&&&&&&&&&&&&&&&&&&&&&&&&&&&&&&&&&&&&&&&&&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民怨积深终于导致民抄董宦一案。利用仕宦之名，告退后，寻田问舍，是入仕文人寻常出路。李开先“归而治田产，蓄声妓，征歌度曲，为新声小令，搊弹放歌，自谓马东篱、张小山无以过也。”茅坤致仕归，“用心计治生，家大起。”历观明后期入仕文人，无论卒于官者，还是致仕罢归者，真正贫困潦倒的也仅有屠隆而已，余者无论其如何言穷，都不是真正穷者。汤显祖辞官家居二十年，“穷老蹭蹬”，“鸡埘豕圈，接跡庭户”，但他仍年入谷六百担，使其能与宾朋吟咏萧歌，俯仰自得。唐顺之为官廉洁，生活简朴，在明后期可谓鹤立鸡群，但他数年的仕途生涯，田产亦由初时的百亩增至“盈千”。
入仕文人多方经营的主要原因
文人借仕宦而多方经营，是明后期一个典型现象，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明官俸最低，不能满足文人生活及交际所需。汤显祖任职南京时，拒绝司汝霖而不进京，其一原因是京都生存费用高，而官俸低下，不足生活交际之用，“仆纵北徙，正可得六品郎，岁食钱可四万……人客过饷，十三酬折，裁足家累衣物，岁时伏腊耳。”王世贞举进士时，初岁费将三百金，且越来越高，“今遂过六七百，无不取贷于人。”如此高的花费主要用于拜访和交际：“盖贽见大小座主，会同年，及乡里官长酬酢，公私宴醵，赏劳座主仆从，与内阁吏部之舆人，比旧往往多倍。”初入仕途交际之繁复，费用之高，恐前代所未有，入仕后更要呼朋引伴，宴集雅游，乃至拉帮结派，等等，而微薄的薪水，哪够如此频仍的交际，于是乎文人纷纷下海，积极经营第二职业。
再者，士宦聚财成风，生活奢糜，文人亦不甘贫困。明后期仕宦之家竞相积聚，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论时事说：“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今士宦之家，皆积财巨万。”聚财是为了享受豪奢生活。明后期，文人士大夫讲究吃穿，生活奢靡前代所未有。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描述了其奢靡的前期生活：“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世风至此，文人亦不能远身世外。他们建华屋，构园亭，游山玩水，纵欲享乐。如文坛声望极重的王世贞，其弇园及其弟王世懋的约园，均是天下名园；董其昌私生活糜烂，“淫童女而采阴”。低廉的官俸，即便加上祖上的地产，亦远远不能满足种种豪奢的生活，文人走上经营之道，千方百计经营家业，也不足为怪。
1.4.3 文人入仕的文学意义
文人入仕深刻影响了明后期文学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入仕玩文人领导了明后期文学流派的更替，二促进明后期俗文学的发展。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社会，文人一旦进入仕途，走进官场，带来地位、声望、经济等多方面的改变。地位、声望高的人，其主张常能得到众多人的响应。正是因为如此，明后期文学流派的更替，全是由入仕文人倡导，而布衣文人只是附和响应，并不起关键作用。明后期主要文学流派“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及“文词派”、“吴江派”等等，无一不是入仕文人组织与领导的，布衣谢榛曾是“后七子”之一，终被除名。另一方面，入仕文人出于政治等目的，常与同年、同乡或同事进行结社活动，形成文学流派，以扩大影响、提高政治地位。如王世贞与李攀龙结“后七子”社，除谢榛外,其他四位均是进士出身，且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是同年。此社的成立，使得这些新贵迅速成名，而王世贞竟擅领文坛五十年，客观上促成了王世贞的文字经营。且王、李的定交结社，具有强烈的宗派意识。文学上，他们倡导文学复古；政治上，主要对抗严嵩等权奸；对于异己力量，他们坚决地站一起，给对方以有力的批判和排斥，如李攀龙与谢榛、吴国伦产生矛盾，王世贞作为社中副将，毫不犹豫地站在李的一边。后期活动中，王世贞为了壮大复古运动的规模，又扶持炮制出“后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且这中不少是政界要员，如汪道昆之于“续五子”等。再如“公安派”的主将有两个来源，一是翰林院阁臣袁宗道、黄辉、陶望龄，再者是楚人袁宏道、袁中道、江进之等。政治的需要促成了文学流派的孕育，入仕文人主导明后期文学流派的更替，某种程度上说是政治的产物。
明后期传奇、杂剧、小说繁荣发展，亦得力于入仕文人的推动扶掖。传奇、杂剧、小说属于俗文学，多为士大夫阶层所不齿，但到了明后期，这种局面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传奇等俗文学，不但在士大夫中广为流传，且不少士人从事传奇等俗文学的创作。如李开先、汤显祖、沈璟、王世贞等，都写下了传世的传奇、杂剧等，这些作品多是俗文学中的精品，以至于出现了许多的模仿之作，如汤显祖的《临川四梦》问世后，以梦为名的作品布满大街小巷。其中主要原因是，明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心学及李贽启蒙思想的影响，民间审美趣味为文人士大夫所吸收接纳，仕宦文人纷纷拿其笔，在俗文学世界中发泄政治上的失意、内心情与理的冲突等。王世贞在《鸣凤记》中，痛陈严嵩五奸的罪行，并发泄了王对张居正的愤懑；汤显祖笔下，至情者可因情而死，可因情而生，在至情的世界中宣泄着其个性追求。
再者，入仕文人从理论上对俗文学进行批判与指导，促进了传奇等俗文学的发展与成熟。李开先、王世贞、汤显祖、沈璟等，关于传奇等在理论上都有独到的见解，既有对前人的批判总结，又能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是明后期俗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汤沈之争”，是汤、沈相异的创作理论之争，最终形成吴江派与文词派两大派系，促进了案头文学与场景文学的发展，对明后期传奇的兴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明后期流行士大夫家中养戏班子，既利于文人将其作品直接搬演于舞台，又刺激了剧本的创作。如李开先、汤显祖、阮大铖等都有家庭戏班，汤显祖“每谱一曲，令小史当歌，而自为之和，”故而其戏曲语言能出入于浅深、浓淡、雅俗间。同时，家庭戏班，也是文人赚取外快的一种方法，如前文提到汤显祖的家庭戏班收入。
授徒也是文人常规谋生之路，明后期亦然。那些家境贫寒或者科场不顺者，坐馆授徒是他们本业治生的重要途径，明后期吴承恩、屠隆、归有光、冯梦龙等，都曾授徒营生。此外，明后期讲学之风盛行，依讲学维持生计、谋取财富者大有人在。
1.5.1 授徒的主要形式
明后期文人授徒主要有两种形式：坐馆授徒和书院讲学。
（一）坐馆授徒。坐馆，多惨淡经营，乃文士不得已所走之路。纵观历史，坐馆者，或贫士或屡试不第者，罕见富家弟子坐馆。至于那些告退隐居之名士，坐馆授徒打发时光者，则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屠隆，家境贫寒，未仕之前，远走他乡授徒谋生；冯梦龙，家道中落后一度坐馆谋生；归有光，八上春官不第，筑室嘉定安亭江上，从其游者数十百人。明后期，文人授徒仅能艰难糊口，远远不足养家。屠隆授徒的经历就相当坎坷，初次他乡坐馆就遭遇主人负约，此后还有挨饿的经历。屠隆《开化纪游》记曰：
玄同子少数奇游，甚困。年二十岁，就食开化，渡钱塘，恶风大作，涛如莲山，舟几覆。……比到开化，艰苦百状矣。而主人者巨豪，不好礼。玄同子至则负盟而谢客。邻父老劝主人：观此子楚楚雅士，业已盟而致之，背之不详。乃留之。
后三年而游于西安，西安从游诸子多屠沽家儿，不习为礼让。久之，饘粥常不至。玄同子安焉屡空，趺坐读书怡然。岁满，还多负玄同子橐金。玄同子不顾而去。
归有光虽然名震天下，从其游者常数十百人，但其依然穷苦困顿，家庭生活靠其妻子四十亩田地的收成，且时常要接济贫家弟子。他自己曾不禁感叹道：“顾余仕宦不遂，既老而贫，无昔人开府节镇之荣贵。”
（二）书院讲学。明代讲学之风盛行，尤其从王阳明开始，讲学运动蓬勃发展，后虽屡遭禁毁，却屡禁不绝，代代薪火相传。十六世纪初，湛甘泉、吕柟与王阳明遥相呼应，共同推动明中晚期讲学运动的发展。王阳明去世后，他的弟子们热烈倡导师说，掀起讲学运动的高潮。王畿、钱德洪、邹守益、罗洪先等，他们主要以书院为依托，以讲会的形式开展讲学，广泛传播了王学；与书院式相异的庶民化、“异端”化讲学，王艮、王栋、颜钧、罗汝芳等，他们的讲学遍布县乡，充满贫民色彩，何心隐、李贽的讲学则走向了狂者之路。物极必反，灿极而烂，张居正执政期，禁毁书院，打击讲学之风，耿定向、刘元卿等对王门之讲学进行反思，他们的讲学更注重对社会道德的维护。明中晚明讲学以王学为主流，随着王学末流的流弊渐多，讲学活动开始向程朱之学转变，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讲学，源出于心学，转以程朱学为宗，掀起又一个短暂的讲学高潮。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禁毁天下书院，书院及讲学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此后明代讲学渐趋沉寂。
1.5.2 授徒者的经济生活
明讲学大家，多是在野官员，他们视讲学为生命，以讲学的方式来传授良知之说，来维系封建社会秩序，与政治有着不可割舍之关系。但以讲学来中饱私囊者亦大有人在。王世贞说：“阶既尊信新建学，而其门弟子若尚书聂豹，阶所师事者；尚书欧阳德、李遂、郎中王畿辈，阶所友者，咸各有徒众，不能尽遵行所闻知，而所至挟奸，恣为奸利，海内苦之，颇指以归咎阶。”沈德符也有相似的记载：“徐文贞素称姚江弟子，极喜良知之学。一时附丽之者，竞依坛坫，旁畅其说，因借以把持郡邑，需索金钱，海内为之侧目。”徐阶是王学门徒，对讲学活动给以极大的支持，有其拉拢同人之政治目的；讲学者，则利用讲学这种政治关系而罔利。
学者文人也需食人间烟火，讲学谋利治生亦无可厚非；授徒讲学，廉洁自律者，亦有之。焦竑，除去十年为官，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读书讲学中度过。焦竑二十七岁时，其师耿定向在南京建崇正书院，选名士读书其中，以造就学者。焦竑“被耿定向举为众生之长，代掌讲席。有来学者，定向命从竑游。”从此，焦竑开始了他读书、讲学、应试生涯，直到五十岁登第。此间焦竑生活贫困，结庐在“委巷穷绝处”，居室简陋，友人万纯斋来访，室外“残雪山积”，两人只能“拥被趺坐，续苇以燎”。十年宦海沉浮，后又回到南京，过着比较清贫但闲适、安定的生活，读书、讲学、吟诗、作文，悠游山水。焦竑六十四岁曾赴新安讲会，主还古书院讲席，重现了当年王襞等人讲学的盛况；六十七岁主金陵罗近溪祠讲学之会。虽然此时的焦竑名满天下，四方来访的朋友、学生络绎不绝，但其讲学并没谋到许多利益，家境还是比较清贫，李贽说他“家事萧条如洗”，家“无一亩之入”。
1.5.3 授徒的文学意义
明代后期授徒讲学者，虽博学而不迂腐，他们思想活跃，对明后期文学的发展变化，具有开创性的作用。归有光蹉跎场屋之时，是王世贞主盟文坛的时代，天下文士翕然从王，而归有光一老举子，“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诋排俗学”，指责王等“妄庸”，批评复古派的虚假剽窃之习，归有光在《与沈敬甫》中说：
仆文何能为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区区里巷童子强作解事者，此诚何足辨也！
归在复古声势正盛之时，坚守着自己的唐宋古文阵地，提倡文中抒写“至情”，写常人之情，他在《泰伯至德》中说：“圣人者，能尽乎天下之至情也”，“夫惟匹夫匹妇以为当然，是天下之至情也”。归有光写下了一篇篇感人至深的佳作，在复古的枯草丛中开出一朵耀眼的奇葩，开创了“性灵”之先声。
明后期书院讲学者，都是理学家，他们的讲学活动，使得明后期的思想界处于活跃发展状态，是明后期文学革新的活力源泉。如焦竑的心学对公安派的思想，李贽的童心说，直接影响了公安派的“性灵说”的产生。焦竑师从耿定向，后质疑于罗汝芳、王襞，迈向心学的殿堂，且焦竑与李贽交好，李贽开放的思想对焦竑亦有很大的影响。焦竑讲学几十年，弟子遍天下，公安派袁氏兄弟师事焦竑，受焦竑心学影响较大。袁中道在《石浦先生传》说：“先生（宗道）官翰林，求道愈切。……已丑年，焦公竑首制科，先生就之问学，共引以顿悟之旨。……先生于是研精性命，不复谈常生事。”万历二十九年，宏道去真州迎宗道灵柩，过金陵拜见焦竑，写下了《白门逢焦师座主》。此外，袁氏兄弟两赴麻城向李贽问学，深受李贽“童心说”的启发，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突破了前后七子的复古牢笼。再如，汤显祖少年求学于罗汝芳，心灵深处埋下了心学种子；并且汤显祖崇拜李贽，在他辞官后的第二年，曾在临川与李贽相会；罗、李的哲学思想，无疑给汤显祖以深刻的影响，催生其“真情”、“至情”的文学观。
总之，明后期，授徒讲学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更是文人谋生的一种手段；授徒讲学，不仅促成思想的孕育发展，更成为了明后期文学革新的思想源泉。
文人经济生活对文学的影响广泛而又深刻，不但影响了文人的活动方式、创作方式、创作倾向，还影响了文学体制等。明后期文人出路的多样化，深刻影响了明后期文学，使当时文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文学活动形式
明后期文人活动形式没有超出前代，仍然是结社、文会、宴饮、登山临水、征歌度曲等传统形式。但是，这些文人活动形式却烙下了明后期深刻印记，深深地受到了文人经济生活的影响。
2.1.1 结社
明后期文人结社频繁，社团林立，如西湖社、葡萄社、鹫峰社、俞园社、复社、几社等等，所及范围之大，人员之多，均非前代所可比，构成了明后期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文社成员间诗酒酬唱，相互标榜，这也是历代文社的共同特点，但明后期文人结社有一显著的个性，即仕宦文人主导了文学社团。
明后期众多的文人社团，大多是仕宦文人发起和组织的，布衣文人应邀或主动参加。如前文已论述的七子社，再如万历二十七年，公安三袁、陶望龄、黄辉、江盈科、潘士藻在崇国寺街葡萄结社，丘坦、王珍、王辂、方文僎、秦镐等人先后入社。此社的组织者及主要成员均是在任官员，袁宗道、袁宏道、陶望龄、黄平倩、江盈科等等都是进士，而丘坦、方文僎等少数人为布衣。万历十一年，汪道昆、戚继光、卓澄甫等与吴越名士十九人社集西湖，举秋社，此社的主持者是赫赫有名大将戚继光。汪道昆在《卓征甫传》记：“昔在西湖，戚元敬为秋社宰，不佞为客。四座皆名家，征甫与焉。”后汪道昆、卓明卿作宰，延邀同人，流寓文人屠隆、潘之恒等入社，举西湖南屏社盛会。汪道昆《南屏社记》载：“自四明王者则屠长卿、汪长文、杨伯翼，自吴门至者则曾子念、毛豹孙，自华亭玉者则曹叔重、陆君策，皆从长卿；自京口至者则邬汝翼、茅平仲，皆从司马；自天台至者则蔡立夫；自金陵至者则李秀常。乃若潘景升则前驱，徐茂吴、李含之、杨思悦、俞懋叔暨不佞，明卿则东道主也。”卓明卿《南屏社序》云：“南屏之役，不佞奉盂，明公（汪道昆）执耳。”结社常要赋诗饮酒、登山临水，这都要钱财作后盾；而不仕不宦之文人多穷困潦倒，无力宴招文士，他们加入文社，可施展自己的才华，又可结交显贵，为自己的谋生提供便利。
当然，流寓文人也有自己的社团，但构不成文社的主流，他们多是在流浪途上相遇结交而成。谭元春在京师，与桐乡钱仲远、山阴张葆生等结长安古意社，社中之人都寓居京城，目的是结交达官贵人。谭元春《长安古意社序》云：“尽日六七人相劳苦，长安尘沙多，米贵，诸君皆来觅做官人，不能满持一觥酒，遍赞客，曰：‘有贵交游乎？’谢：‘无有。’”流寓文人生活之无奈与凄苦可见一斑，结社吟诗聊以抒发心中之苦闷。
2.1.2 文会
商人成为文会的重要召集者。随着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迅速隆起，到明中后期，王阳明、李贽等重商思想的提出，商人地位逐渐提高，士商交往日趋频繁。归有光记载商人孙某七十大寿时，“里之往维寿者，皆贤士大夫也”，且不少文士，如李维桢、王世贞、归有光等，都为商人及其家人撰写传记、墓表、碑铭等，以赚取润笔费。明后期文人与商人交往一大特色是，商人成为文会的召集者与出资人。如朱万曙光在《明清时期商人的文学创作》记述的汪汝谦，明末徽商，后移居杭州，他在西湖建造多个画舫和园林，以此来结交名流，延纳文士，举办文会。董其昌、陈继儒、钱谦益等均到过其画舫和园林，对着西湖山水，文人雅士们题咏啸歌，蕴藉风流。文人有才华而囊中羞涩，商人富财赀而少文藻，文商交往中互利互惠，各取所需，正如钟惺所说：“富者余赀财，文人饶篇籍，取有余之赀财，拣篇籍之妙者刻传之，其事甚快，非唯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商人出资，延招文士，举办文会，文人借此吟咏抒怀，饱尝美景。商人亦可附庸风雅，远播美名。
2.1.3 游山玩水
游山玩水，歌以咏志，是文人的共同雅好。明后期，文人更喜游历。居官者，借赴任或巡察之机，作山水之游历；讲学者，借讲学之名，历览山水之胜；家赀雄厚者游，不名一文者亦游。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就诞生于此时，他三十多年在外游历，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撰有极具文学价值的《徐霞客游记》。明后期文人游赏山水，有一特别之处，即形成了一个山人游历群。他们不仕不宦，四方游走，登山临水，宴饮雅集，以诗文投靠公卿，游食为生。如陆采，性浩荡不羁，困于场屋，“东登泰山，赋游仙三章，南逾岭峤，游武夷诸山”；如吴扩，堪与谢榛相比，以布衣游缙绅间，远涉大半个中国；如宋登春，游齐鲁，浮江淮，涉吴会，走徐青，出居庸，循太行而西，穷关陕泽、潞诸边塞；如袁中道“视妻子如鹿豕之相聚”，“而不可与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几半天下”；如程可中，家贫，为童子师，曾入汪道昆白榆树，“遍游南北名山水”；等等。
文人游历之盛，乃游食使然。饱览江山，开阔心胸，本为创作所需，故而文人多喜游历；而明后期山人穷览山水，谋生所需。前文已论述，明后期一批文人仕宦无路，又不耕不商，以诗文游缙绅，游食谋生。四方游食，为他们游览江山提供了便利；同时，游览江山，涤荡了心胸，丰富了写作素材，又为他们以诗文为媒交游提供了资本。如吴扩，“吐音如钟，对客多自言游览武夷、匡庐、台宕诸胜地，朗诵其诗歌，听之者如在目中，故多乐与之游。”再者，明后期，游食成为一种风尚，逐渐地，人们认可了这种谋生方式，于是，一批热衷于游览者，背起行囊，极尽祖国的大好河山。徐霞客，出身于富庶之家，以旅行为毕生的事业，在他三十多年的旅行中，衣食住行多由寺观、旅店、民家、友人、结识者，及官府提供，除了旅店需付钱，其它大多不付钱，且徐霞客常受到僧侣等的馈赠。本质上来说，徐霞客靠游食来维持旅行，某种程度上，游食成就了伟大的旅行家。由此可见，明后期文人游览江山，挥毫浮白，游食起到了推波助澜之作用。
2.1.4 征歌度曲
明后期，不少文人痴迷戏曲，征歌度曲成为文士们主要的活动方式之一。李开先，“归而治田产，蓄声伎，征歌度曲，为新声小令”；屠隆“家无余赀，好交游，蓄声伎”，时或与优人同台演出；沈璟归隐后，放情词曲，蓄声伎，征歌度曲，悠然于词林曲海二十年；顾大典，“妙解音律，自按红牙度曲”；张岱，钟鼎之家，衣食豪奢，蓄梨园，日聚诸名士征歌度曲；邹迪光罢官后，广治园庐，蓄梨园，征歌命舞。李开先、屠隆、沈璟等，均是仕途受挫、归隐家居之人，除去屠隆，其余都是富庶之家，他们蓄声伎，征歌度曲，主要用于自娱，消解胸中之块垒。张岱家世显赫，聚名士征歌度曲，完全是纨绔弟子自娱之方式。
征歌度曲，是退隐文人与世家弟子自娱之方式，而于落魄文人，则为谋生手段。梁辰鱼，“善度曲，啭喉发响，声出金石”，日积月累，以致“吴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名声大起，才有一曲百金之收成。冯梦龙，精通声律，谱歌度曲，编辑所需，生存所需，其一生自著和改编传奇三十余种，给他解了不少燃眉之急。
富者征歌度曲以娱乐，贫者征歌度曲以活命，功用相反，但结果一致，即征歌度曲成为时尚的生活方式。
文学创作方式
明后期文人在生存的逼迫下，在利益的诱惑下，纷纷卷入到经济的浪潮中，售文、编书、经营田产，文人乐此不疲。在创作上，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文人也采取了高效的创作方式，诸如率意、改编、类编、套用等。
2.2.1 率意
明后期文人创作多率意而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明后期文人不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更无“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之精心。他们靠的是才情，有“落笔数千言”之能事。如屠隆“卖文为活”，“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与人对弈时，“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唐时升“诗援笔成，不加点窜”。屠隆、唐时升等作文写诗，都是不假思索，一挥而就。“诗言志”，诗文本用来抒情，到了明后期，诗文书绘都沦为谋生和交际的工具，作文者不再为传达一缕情思而苦思冥想。徐渭、王世贞等，都写下了大量题画、题园等题诗，这类诗多是即景即情而随意勾勒，或稍加联想，或作嘲讽，随意性大。如徐渭《张海山已死，其子持向所寿父者二轴来索题，其一画枫树月及白头公鸟，谜之曰风月白头，其一画古柏芙蓉》：
地有丹叶假谓风，天有兔魄乃真月，张君七十岁，稍稍头渐白。此副谁人写？不施朱绿略施赭。张君郎君既善绘，藏之箧笥如大贝。张君今已泉下寐，郎君请我书，提壶令我醉，拍手薤露歌，满座嘉宾同一泪。柏树何青青，芙蓉红灼灼，安得海山子，邀我共呼酌？况值春灯满市明，长叹海山不胜情。　
此诗，作者信手拈来，随意而作，语言自由活泼，诗中虽有悼念之情，但无悼念之痛。
2.2.2 改编
明后期俗文学流行，出现了编辑俗文学的编辑家，改编他们编撰作品的重要方式之一。如冯梦龙编辑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改编前人或时人的作品而成。《三言》中《三现身包龙图断案》、《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张古种瓜娶文女》、《陈从善梅岭失浑家》等等，都是改编宋元旧本而成；《新列国志》是在《列国志传》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墨憨斋定本传奇》现存十六种剧作中，有十四种是取时人名曲加删而成，如《女丈夫》取自张凤翼的《红拂记》，《风流梦》取自汤显祖的《牡丹亭》。凌濛初《二拍》的创作与《三言》很相似，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
主要表现在：内容扩充与删减、情节变换、语言修改。
内容的扩充与删减。冯梦龙、凌濛初等编辑家，常根据市场的需要，以及读者的兴趣爱好，对原有故事、剧本等进行扩充、删减，变旧为意趣盎然的文学作品。如凌濛初《初刻》中《赵六老舔犊丧残生》的“入话”，本于《智囊补》卷二十七《杂智部·啮耳讼师》，“正话”出自《智囊补》卷七《明智部·张晋》，《智囊补》中两则材料相加共七十字左右，而凌濛初这篇小说七千余字，凌把原一偶然的奇事，扩充为一耐人寻味的小说。此类的例子在冯、凌的作品中屡见不鲜。有扩必有减。冯梦龙编撰《新列国志》时，删除了《列国志传》中的不少传说、神话，诸如卞庄刺虎、孙子下山服袁达等荒诞不经的传说。《牡丹亭》全书五十五出，故事冗长，关目复杂，不利于舞台演出。冯改本《风流梦》三十七出，删掉了松散枝蔓的场子，合并短而相关的折子，如此改编后，主题更加鲜明，也更适合演出。
情节变换。在改编原作的过程中，为了使突出主题，丰富人物形象等，编辑家们总是采用变换情节的手段。如《牡丹亭》的第二出有柳生入梦的情节，冯改本挪移至第八折，柳生梦紧随杜丽娘梦之后。
语言修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明后期的编辑家们深谙此道，他们改编的作品语言更加通俗、浅白，更能迎合读者口味。《灌园记》第二十出《园中幽会》的唱词是：
[旦]小廉朱户频频倚，盼幽期漫劳屈指。[小旦]多病婵娟，少年羁旅，两下一般愁绪。
冯改本为：
[旦]一段相思债尚赊，欲割舍怎割舍。[贴]堂前只碍妈和爹，园中更没他人也。
原本典雅，改定本俗白，更合市民口味。冯梦龙、凌濛初改编的小说、传奇，以及整理的山歌等，都在语言上下了一番功夫。
2.2.3 类编
类编这种创作方式，主要体现在编辑家们编辑的作品中。冯梦龙、凌濛初、臧懋循、陈继儒等编辑家们，一生编辑了众多作品，常在古书堆中，把内容、或题材相近的故事、笑话、逸闻趣事等归类编纂。冯梦龙《古今谭概》，广搜一百多种小说、史料、当代传闻等，后将大量笑料进行归类汇集为三十六部。《挂枝儿》、《山歌》汇编了吴中地区俚语、民歌；《情史》总关情，情贞、情缘、情侠等；《智囊》收集了上至先秦，下迄明代历代智慧故事一千多首。陈继儒创作、编辑了大量书籍，其中的绝大部分属于类编之作，如小品类的《煮粥小议》、《读书十六观》、《种菊法》、《虎荟》、《书画史》、《狂夫之言》、《养生膚语》，等等，均是有关生活某一类的集锦荟萃，精巧雅致，迎合当时风尚，甚为畅销。今天读来仍觉雅致幽闲，但多读令人生厌，很像时下的名言荟萃。
类编是编者常用方法，编辑难度低，又易合读者口味，能较快地盈利。
2.2.4 套用
套用是初学做文者常用的创作方式，明后期文人作文亦套用前人的模式、诗句。明后期的诗文常带有功利性，沦为谋生与交际的工具，文人写诗作文，或应别人所求，或用以焕米，或用来媚上，在此情况下，诗人毫无诗情可言，更难有创作灵感，而又诗债累累，套用前人的诗文也在情理之中。王世贞，一代文豪，称雄文坛二十年之久，也常取套用的创作方式。《弇州续稿》中，王世贞给九十老翁作寿诗，有六首的起句都是套用白居易的同一诗句，即“九十不衰真地仙”一句。王世贞推崇西汉文，特别是司马迁之文，王在撰写的传记墓志，多套用《史记》的传记模式。譬如，司马迁在人物传后常有一段“太史公曰……”，有收束与评论的作用；王世贞在传记后也常有一段评论，《李于鳞先生传》最后一句：“日月经天，光彩常鲜”，对李作出了至高的评价。再如明后期的商人传记，几乎所有传记中商人的形象都是崇高的，他们贾而好儒、孝敬父母、尊兄爱弟、诚实信用、重义轻利、扶危济国，标准的模式化文章。
文人运用率意、改编、类编、套用等创作方式，可提高创作效率，相应地经济效益也高，直接拉动了明后期出版业的兴盛，留下了良莠不齐的繁浩典籍。
文学生产体制
明后期文人的经济生活对文学的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小说戏剧繁荣，小品文空前发展，寿序墓表题跋泛滥．
2.3.1小说戏剧的异常繁荣
明后期，中国小说空前繁荣。中国小说早已有之，明代获得极大丰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相继问世，到明后期，小说空前繁荣，拟话本小说、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等等，名目繁多，铺天盖地。并且畅销小说常被多坊反复刊刻，如《金瓶梅》，现存的天启到崇祯年间的版本就有七种。
明后期小说繁荣受文人经济生活的影响。书坊刊刻小说能带来巨额利润，书坊主为了寻求好的小说底本，常不惜重金购买，这成为下层文人创作小说的内驱力。《万历野获编》载：“吴友冯犹龙（冯梦龙）见之（《金瓶梅》），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另外，书坊主为了组织到丰富的文稿，常组织文人创作，请文人编书，且书坊主自己撰写小说。下层文人为了谋生而撰写小说，书商文人为了盈利而写小说，两者共同促进了明后期小说的繁荣。
鸟儿的翅膀上粘上黄金，就难以飞翔。明后期尽管小说繁多，但精品不多。长篇小说大多故事离奇，情节曲折，但艺术上都没能超越《三》、《水》、《西》、《金》四书。如《封神演义》，作者写此书欲与《水浒传》、《西游记》鼎足而立，实则成就不高。鲁迅评之曰：“书之开篇诗云：‘商周演义古今传，似志在于演史，而奢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故迄今未有鼎足视之者也。”固然受作者才情所限，也与作者急功近利有关，前文提到的许仲琳，其写《封神演义》的目的是出售。艺术一旦与金钱搭界，必将走向媚俗，明后期小说只能属于快餐文学。
明后期戏剧繁荣兴盛，名家迭出。明代戏剧分为杂剧和传奇两大系统，流传至今的杂剧约九十余种，传奇的数量更是浩如烟海，多达几百种。优秀的剧作家也在明后期问世，徐渭、沈璟、汤显祖、顾大典、袁于令、梁辰鱼、张凤翼、屠隆、吴炳、阮大铖等，并出现了著名的戏剧批评家吕天成、王骥德等。
“传奇原为消愁设”。明后期，一批退隐文人，为排遣政治上的失意，纷纷听曲写剧以娱乐。如沈璟，少年得志，二十二岁即中进士，三十七岁，受朝臣弹劾，告病归隐。沈璟盛年罢官，内心的郁闷可想而知，家又是豪门望族，无须为生计费心，就把漫长的岁月交付于戏剧，创作的传奇达十七种之多。其他如顾大典、邹迪光、阮大铖等，他们精通音律，家养戏班，在听曲著剧中打发光阴。
为了在自娱中才华得以施展，这批士大夫文人精研戏曲，尽可能使文辞与音律完美结合，创造出最佳的舞台效果，为传奇由案头走向场景作出了巨大贡献。如“邹迪光授法曲师，务律齐而矩列”，阮大铖家班所演之剧，“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娱乐又不失美的享受，是士大夫曲家的追求，正因为如此，才有“汤沈之争”，戏曲之花在百家争鸣中繁荣盛开。
总之，下层文人谋生，上层文人消费，书商文人盈利，三者共同促进明后期小说戏曲繁荣。
2.3.2 小品文空前鼎盛
明后期诗文颓败，小品文起而代之，一时独领文坛风骚。明后期创作小品文成为一种时尚，大量的文人驰骋于小品的天地中，用小品文来抒写人生百味。徐渭、李贽、公安三袁、屠隆、陈继儒、钟惺、王时任、张岱等，都是小品名家，小品文在他们手下日臻完美与成熟；同时大量的小品文集被整理刊印，如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潘之恒的《鸾啸小品》、陆云龙的《皇明十六家小品》等。小品文题材多样，序跋题赞游记尺牍等无所不包；行文自由，多则几百字，少则十几字；文人在这种灵活的文体中尽情挥洒，尽情宣泄自己的愉悦与苦闷；同时，也在其中得到审美享受。
明后期小品文空前鼎盛，固然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但与文人的生态状况紧密相连。文人在小品文中书写人生得失悲喜，刻印了个人的人生轨迹。张岱的《西湖寻梦》、《陶庵梦忆》等，是对往昔豪华生活的眷恋、忏悔，“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徐渭一生困顿，但狂放不羁，他的跋赞题铭书牍，精深别致，狂傲中流漏着悲凉，悲凉中挟带着幽默。如《答张太史》：
仆领赐至矣。晨雪，酒与裘，对症药也。酒无破肚脏，罄当归甕。羔半臂，非褐夫所常服，寒退拟晒以归，西兴脚子云：“风在戴老爷家过夏，在我家过冬。”一笑。
寥寥几语，作者的凄凉、自尊、幽默尽现笔端。又如徐渭三次入幕，作了不少代文，他对此颇感无奈与耻辱，在《抄代集小序》中写到：
古人为文章，鲜有代人者，盖能文者非显即隐，显者贵，求之不得，况令其代，隐者高，得之无由，又安能使之代。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而处于不显不隐之间，故人得而代之。
小品文不仅仅是下层文人用来书写苦闷，也成为文人赚取银两的工具。明后期文集中，有大量的序跋题赞铭记等，这中为别人写的占多数，是有润笔费的，如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及《弇州续稿》中，这类文达几百篇。这类小品文，谀词套话居多，有的以辞华丽取胜，给人以堆砌之感，如屠隆的部分作品；但也有优秀之作。如王世贞《祝京兆〈秋兴八首〉为王明辅题》：
祝京兆书体作颠旭，时时阑入颠芾中，此卷少陵《秋&
兴》数行后，天骨遒发，几与波浪兼天、石鲸鳞甲语争雄长，小展视间，太行诸山忽若奔动，为之一快。
王世贞避实就虚，用形象的比喻评价祝氏草书雄浑俊逸、恣肆狂放的特点。另外，明后期小品文流行，具有市场眼光的文人，撰写、汇集雅致的小品文赚钱。如陈继儒编著的就很多，这些小品文雍容深邃、迂徐有致，很合当时的风尚，但谋局成篇方面欠缺，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段，且不少是择抄前人的诗句。
&　　明后期，小品文与戏曲一样，具有休闲娱乐功能，特别是仕宦文人，他们既用小品文抒发性灵，也用小品文自娱。袁宏道是小品文集大成者，他的尺牍、游记都充满情趣，富有灵动性，在小品中真实地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实现他的文学理想；他更视文字为游戏，在跳动的字符中自娱自赏。如袁描写五泄的文字：
两山夹天如线，山石玲珑峭削，若迭若镂，数里一壁，潭水滑滑流壁下。
石壁青削，似绿芙蕖，高百余仞，周迴若城，石色如水浣净，插地而生，不容寸土。飞瀑从岩巅挂下，雷奔海立，声闻数里，大若十围之玉，宇宙间一大奇观也。
文笔奇绝，发前人之未发，但这似乎不足以施展中郎之才能，他要在文字中陶醉。如《西施山》：
尝同诸公宿此一夜，石篑和余诗有云：“宿几夜娇歌艳舞之山”，盖谓此也。余戏谓石篑：“此诗当注明，不然累尔他时谥文恪公不得也。”石篑大笑，因曰：“尔昔为馆娃主人，鞭棰叱喝，唐突西子，何须复行浣溪道上？”余曰：“不妨。浣溪道上，近日皆东施娘子矣。”
行文轻松活泼，不写山色，不记水响，只写同游者的调侃戏谑，自娱亦娱人。
小品文犹如一枝奇葩，盛开在明后期的文坛上，因为文人各种各样的生活而更加鲜艳夺目。
2.3.3 谄寿谀墓传记泛滥
明后期文人为别人撰写墓表寿序、序跋题赞等，都是有报酬的，因此文人乐此不疲。翻开明后期文集，几乎每一文集中都有此类文章，王世贞、汪道昆、李维桢等文集中，多达几百篇，可谓是泛滥成灾。
明后期传记主角包揽了社会各层。上至皇亲贵戚，下至商人、平民百姓，以至“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必有一篇墓志”。作传者与被传者，常常素不相识，只是受人之请或受人之托，或只是文钱交易，所撰之文，感情匮乏，内容空洞，或者仅仅根据死者行状信手写去。商者必明事理，讲信用，重义轻财，或者描摹商人出生入死的创业经历；贫民百姓实在无事可述，若子贵就撰其子，若子也不显，那就写其孝敬父母，或写其与邻里和睦相处，或辛勤操持家务等模式化内容，总之，非谗即谀。相比较而言，那些无利益交换的传记，或者为亲朋好友撰写的传记，就生动丰满地多。如袁宏道《徐文长传》，写的有血有肉，不仅写了徐渭的艺术成就，还突出写了其愤世与狂傲的特点，语句起伏变化、错落有致，传记中的上品。
文学创作倾向
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人生的写照，遭遇不同，其创作的主题、情感就不同，明后期文人经济生活丰富多样，他们的创作倾向也迥然相异。
2.4.1流寓者悲叹命运
功成名就、封妻荫子，是古代读书人的理想追求，一旦现实与理想错位，悲叹命运，咀嚼苦难常成为创作主题，明后期流寓文人也没能走出这一圈圈。徐渭狂傲不羁，而命运多舛，生活艰难困苦，为了生存，不得不入几次入幕，徐渭对此极感耻辱，视为“马耕”，诗文中多有对命运的困惑与悲叹。《送章君世植序》中，既是对命运的困惑，也是对自己命运不济的悲叹。沈世植少时与沈炼齐名，而沈炼名满天下，沈世植“独以穷且老，犹抱其一经负笈走东西数百里道，以坐人家塾中，一丈之席不可必得”。徐渭颇感困惑，“岂造物者故同其才而独异其命耶？”“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凄凉的生活犹如闲抛闲掷的野藤，长啸一声也无法消解怀才不遇之悲愤。
同样的主题也见于其他流寓文人的作品中。谭元春《庭前冬草同诸子咏》：
冬气先从湖上冥，草根何幸托闲庭。茸茸一任林霜落，寂寂长无野火经。袖手人谁分款坐，警心客似在离亭。别将幽淡开天地。节候翻如向此停。
诗中充满作者的身世之感。谢榛处处抒发羁旅之愁，嗟叹漂泊不遇之命运。“异时怀杜甫，老病滞三巴”，怜人亦自怜；“高楼非故国，临眺旅愁生，风雨三秋过，山川几赋成”，久客之悲凄由中而来；“鸿雁寒无赖，芙蓉秋可怜”，“凄恻登楼赋，谁知王仲宣？”一生漂泊，无处栖身，怀才却无人知遇，心境凄苦无比。就连卓吾老也禁不住感叹生之艰难，“是世之所难者，余之所易也。及其解组入楚，身退矣，名且隐矣，可谓易而又易矣，乃行畏途觉平安，逃空虚转颠踬何耶？”卓吾不解，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提出了质疑，“如何万里行，反作淹留客？”夜半闻雁哀鸣，倍觉孤独艰难，“独雁虽无依，群飞尚有伴。可怜何处翁，兀坐生忧患！”流寓文人继续了怀才不遇、悲叹命运的传统题材。
多舛的命运，艰难的生活，使他们更加关照惨败、凄凉之物，霜露雪雨、孤鸿啼鸦等，成为了他们抒发悲苦之情的常用之象。如徐渭的《古木寒鸦》、《雪竹》、《孤雁寒驼》、《秋浦寒鹭》等诗。这类意象更频频出现在谢榛诗中，如“鸿雁寒无赖，芙蓉秋可怜”，“地阔清霜满，林寒赤叶稀”，“青杨尽枯槁，松老独依然”，等等。
2.4.2授徒者关怀社会
文章历来被儒家认为“经国之大事，不朽之事业”，明后期授徒讲学者，更是把这一传统承接过来，用诗文来关心国计民生的问题，用文章来维护社会伦理道德。
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关怀。归有光长期生活在下层，对民生疾苦有较深的了解，对人民苦难的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同情。黄河泛滥，归有光以低沉之笔记下惨状，“万人化为鱼，凛然余孤城”；《鲤鱼山》中，震川先生以悲愤之笔，阐述了军民贼互相转换的关系，“民贼犹可矜，本为饥荒迫。军贼受犒赏，乃以贼杀贼”，一针见血指出“养乱非弘策”。建议为天下者要“养民之生”，否则，“民蹶而我之取者将不我听，国计民生，两困而俱伤”；并且归有光编著了《三吴水利录》，为兴修三吴水利提供了有效的参考。焦竑素怀社稷大计，无论讲学期间或是为官间，都对国计民生表现出极大关怀，他在《瑕碧斋稿序》中云：“余以诗书讽议，窃禄于朝，而畴曩篇咏，不啻减半，殆精力有所用，不欲罢此耳。”例如焦竑与朋友的书信来往中，常谈论到边事问题，《答江方佥》议论贵州地区少数民族安抚问题；对内忧外患的国势无比忧心，“举目狼烟迷四野，东南民力今方竭”，一介书生只能“苍生泪，吾空滴”；对于民生问题，焦竑在诗文中也提出真知灼见，在《环碧斋稿序》中主张对百姓实行修养生息的政策。
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关怀。明后期授徒讲学者，都强调诗文的教化功能，传承了诗文“兴观群怨”的思想。如焦竑，他的学生徐光启：说“读其文而有利于德、有利于行、济于事，则一而己。”归有光以文主教化，对人和事，都以封建的伦理尺度去评价。如归有光围绕张贞女事件，曾撰文六、七篇之多，认为：“天地正气，沦没几尽，仅仅见于妇女之间。吾辈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抑之，使之销砾：此等关系世道不浅。若使为善者以幽微而不录，为恶者以便文自营脱祸，则天下之乱，何所极哉?”归有光以伦理的标准主惩恶少及淫姑，倡张贞女的贞、节、孝、烈，以维护社会的道德秩序。焦竑亦多篇为节妇作传，并且他认为“妇之事夫，与君臣等耳”，“妇道如臣事君，有死无贰”，把节妇之事上升为君臣之国家大事，可见焦竑维护封建伦理到了极点。
2.4.3仕宦者追求自适
明后期文人宦情冷却，或辞官不做，或借故离职，或罢官后不复起用，在位者亦不谈君国事，他们放浪山水间，参禅谈佛，“忧国忧民成儿戏”，追求自我身心的舒适。
在诗文中毫无顾忌地谈论情欲衣食之乐。明后期仕宦文人，衣食无忧，把享乐放在人生的第一位，袁宏道的“五快乐”说，是这一时期文人享乐的极致体现：
“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地，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中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等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一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姬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
除第五种“快活”，袁宏道没有实现外，其它四种都实现了，情欲追求到了极致。在袁宏道集中，对情欲追求的诗文比比皆是，袁宗道也有类似的描述：
“日高酒醒良宾集，翩翩手搦生花笔。险韵押传诗客和，新腔填付歌儿习。锡泉酒美海蜇肥，玉盏金盤列绣帷。颠狂肯问乌巾落，奋掷从教尘尾稀。朝朝暮暮停车马，娇歌急管催三雅。杯放香泉月并流，曲度南楼云在下。人生朝露复何疑，君归行乐正及时。醉花醉月从所好，听丝听竹讵言疲。”
花前月下，丝竹美人，宾朋酒肉，不似馆搁文人，倒是纨绔子弟。汤显祖也追求即时享乐，“看花泛月寻常事，怕到春归不值钱”。家国忠孝全抛掷云端，唯求享乐自适。
仕宦文人追求自适的另一表现是纵情山水，写山水之乐。袁宏道给袁宗道的信中论其吴越之游道：“自堕地以来，不曾有此乐。前后与石篑聚首三月余，无一日不游，无一日不乐，无一刻不谈，无一谈不畅。”山水洗涤了袁宏道的性情，也把这位才子带进到纯净的山水世界，袁宏道与山水融为一体，山水也充满了灵性情趣。如《新安江行记》：
新安江清澈见底，峰峦翠叠，隐隐见水中，时有突出波面者，嵌空如湖石，江行之一快也。江为山所夹，束流千里，石湍迅速，目所注视，辄不能了。而山喜为回合，数步一转，前舟莽莽，忽如入壁，折而随之，乃知其为窦也。
袁宏道将快活无量的情愫注进山山水水，以其喜怒动静之性，写山水喜怒动静之性，用自己的性灵，塑造山水的灵魂。汪道昆家居时放情山水，与文人骚客风流雅集，写下不少山水诗，如“落日石林西，林中拥烟雾。樵歌何处郎，犹记来时路。”恬静的山林，淳朴的樵歌，闲散的诗人，构成一幅美丽的山野趣味图。汤显祖在遂昌任知县时，闲暇中寄情山水，如《石门泉》：“春虚寒雨石门泉，远似虹蜕近似烟。独洗苍苔注云壑，悬飞白鹤绕青田。”诗人如悠闲的白鹤，完全与山水融为一体。汤显祖辞官归隐后的山水诗，主要是抒发忘情山水的自适之趣。如“花枝湖淞绿如红，上巳尊开雨和风。坐对亭皋复将夕，客心销在杏楼中。”湖色春光，和风细雨，诗人不觉陶醉其中。
明后期文人出仕为官，名利双收、衣足饭饱后，便抛却家国，纵情山水，风流雅集，追求个人的自适享乐，用笔记下了那个时代仕宦者的极乐生活。
文人的经济生活对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本章将着重探讨谢榛的入幕生活对其创作的影响，冯梦龙市场导向性的编辑思想，袁中道入仕前后的经济生活及其相应的文学思想。
谢榛，字茂秦，号四凕，明代著名的诗人。谢榛一生著述颇丰，为后人留下了两千多首诗，以及著名的诗论著作《诗家直说》（又名《四凕诗话》）。
谢榛，疏狂任侠，漫游四方，以诗论交天下贤俊。但谢榛终生布衣，家境贫寒，为了生存，举家寓居他乡，不停地游走在王藩缙绅间，最终客死异乡。从经济生活角度说，谢榛以投靠他人为生，这种不独立、具有依附性的生活方式，对其创作活动、审美意识产生很大影响。
3.1.1 谢榛的经济生活
投靠王藩。谢榛所交王府主要是赵藩，其次是沈藩、晋藩、周藩、郑藩等。赵康王朱厚煜崇文尚雅，招引四方文士。嘉靖九年谢榛赴安阳拜谒，谢榛“以邺下故建安才子之地，遂乐而侨居焉”。从此，谢榛开始了以安阳为中心的漫游生涯。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记载：“（谢榛）寓居邺下，赵康王宾礼之……茂秦游道日广，秦晋诸藩争延致之……康王之孙复礼茂秦。”谢榛交游王藩，事实上是投靠，充当代笔者角色。谢榛《赵王枕易殿下寿歌四首》中其一写到：“为客长依帝子门，邺中衣食长儿孙。”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谢茂秦》记：“（谢榛）贫无以衣食，单身旅游。赵王谦浃好文，招引四方晓文义者，处彰德，时与宴赏。借其笔扎，酬远近士大夫，于是榛亦至。”谢榛《诗家直说》也有记载：“嘉靖甲寅春，予之京，游好饯于郭北申幼园亭。赵王枕易遣使留予曰：‘适徐左史致政归楚，欲命诸王缙绅赋诗志别，急不能就，子盍代作诸体二十篇，以见邺下有建安风，何如？’予曰：‘诺。’”
结交缙绅。从谢榛诗集中可知，谢榛结交缙绅权贵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非寻常布衣可比，即使一般士大夫亦不能相比。谢榛与缙绅相交，固然有文士赋诗唱和的成分，但对谢榛来说，更多的是身份上的攀附，经济上的依靠，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交往。大家熟知，谢榛是“后七子”中唯一的布衣，起初，谢榛、李攀龙、王世贞等诗酒唱和，相互标榜，共倡诗文复古，但谢榛终被除名，这中不排除谢榛经济不独立的原因，或者说谢榛地位低下、经济依靠李、王等，是被除名的原因之一。《皇明词林人物考》云：“攀龙以刑部郎出知顺德，榛以故人往，攀龙适有他故，不得极视故人。故人坐市楼，望日昳无所见，大怒，声言故人欲去。攀龙令吏先趋奉十金，赆曰：‘太守且至。’榛缺金少，投之地骂。攀龙随公干完，出省故人，而榛颜词转恶，刺刺不已。攀龙不得已，上舆还，犹遣吏持向金赆之，榛竟取金去。”谢榛与其他王孙贵族的交往情境亦可想象。
卖诗求生。谢榛以诗为媒投王藩、交缙绅，最终获得生活资料，从事的是一种间接卖诗的活动，此外，他还直接卖诗。《明史》文苑三《谢榛》曰：“榛游燕赵间，至大名，客请赋寿诗百章。成八十余首，投笔而逝。”可见，是困顿的生活耗尽了诗人的全部心血，把诗人逼到了绝境。
3.1.2 经济生活对创作的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谢榛经济生活依靠他人，不独立自主，决定了其作品的功利性，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交际工具，所以谢榛写下了大量干贽诗；不独立的经济带给诗人的是人格的屈辱，尽管与达官贵族交往，诗酒流连，风光无限，表面上极为风雅，但诗人的内心是忧愁痛苦的，这样的人生经验又影响了诗人的审美意识。
（一）干贽诗
谢榛以诗为媒，结交王藩缙绅，在官员升降、寿诞之际，以送序寿序及送别诗拉上关系，甚至生子、生孙、生女也要献诗奉迎。在谢榛诗集中，赠送、庆贺、寄忆、悼念等诗，占全部诗篇的一半。这里，把这种具有极强交际功能的诗称为干贽诗。
这类诗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大多是急就章，艺术上无甚特色，篇幅结构多有雷同。诗本言志抒情，而谢榛要用诗来逢迎结交权贵，以求得维持生存之物质，怎能不妨害诗歌创作？故诗人自己所说：“应接妨诗兴”，其雷同就在情理之中。如《赋得长江行寄尹祭酒崇基》、《赋得峨眉山长歌寄酬刘中丞维南》二诗，前者极写长江之浩荡，后者极摹峨眉之奇伟，且均在结尾点明干谒之意：“行人迷津不可涉，即今待汝为舟楫。吾将南去一观涛，秣陵秋高下木叶”；
“纥干冻雀向日飞，太宇茫茫绝纤翳。又不见，漳河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