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常考题型及高分题技巧超强解析，考试多拿10+就看这个啦~
中考是每个初中生一个重要转折点，中考成绩的高低，直接决定了高中的层次。语文科目在中考中占据了120分的分值，很多中学生误认为语文的学习仅仅需要依赖长时间的积累。其实，语文科目的学习看似毫无章法，没有规律，但有经验的同学一定能够从学习过程中找到技巧，拿到高分。
今天，于老师为大家整理了初中语文科目常考题型及其相对应的高分解题技巧，助你在2018中考中再多拿10+哦，初一、初二的同学们也建议收藏学习！
一、词语的比较（选词填空）
１、比较词义，尤其是意思相近的词，一定要仔细辨别两个词在程度、适用范围、感情色彩的方面的区别。
２、选好之后应该将相关句子多读几遍，反复体会。
二、语句作用、含义分析题
１、句中用了关联词“虽然……但是……”，这组关联词表转折关系；用了关联词“不但……而且……”之类，这类关联词表递进关系，两者用意都在于强调后者。　　
２、倒装句的作用：往往是强调前置（即调到前面）的部分，例如：“甚矣，汝之不惠”就是为了强调“汝之不惠”的程度是“甚矣”。又如“并不见佳，我以为”一句是为旗帜鲜明地强调作者对“雷峰夕照”这一胜景的评价是“并不见佳”。
３、评价、赏析一句话：应从两个方面入手，先评写作特色、语言特色，如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表现手法，语言或生动或优美或讲求对称或准确严密……再评思想内涵，即阐明这一句表达了什么观点，给你什么感受、启迪、教育……
４、分析一句话的含义也可从分析关键词入手，着重体会关键词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
５、说明文语段中分析一句话，要紧扣住说明内容、说明对象的特征和说明文语言的特色（准确、生动）。
６、记叙文语段中分析一句话，要紧扣住文章所渲染的特定气氛、表达的感情、人物形象的特点等。
７、议论文语段中分析一句话要紧扣住论点（或是全文的中心论点，或是所在段的分论点）以及议论文语言的特色。
８、关键句子主要包括五个方面：①点明题旨的句子；②描写、议论、抒情的句子；③总结全文的句子；④起承转合的句子（如相互照应的句子和起承上启下作用的过渡句）；⑤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的句子（如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反复、反语、设问、反问，特别是引用的句子）。
理解关键句子主要是指能体味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如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喜怒哀乐、褒贬态度及思想倾向等。同时要理解句子在文中的功能、作用、特点。
指明语句所用的写作方法：一定要注意文体特征和名词使用的准确性。
三、问答题型、常规答题术语及技巧
（一）社会环境描写的主要作用：
１、交代作品的时代背景。
２、在回答时必须结合当时当地的时代背景，指出文段中环境描写的相关语句揭示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
（二）自然环境描写（景物描写）句的主要作用：
１、表现地域风光，提示时间、季节和环境特点； ２、推动情节发展； ３、渲染气氛； ４、烘托人物形象（或人物心情、感情）； ５、突出、深化主题。　
（三）句子在文章结构上的作用分析：
１、对上文（或全文）：照应上文、首尾呼应、总结上文（或全文）； 　
２、对下文：引起下文，打下伏笔、作铺垫； ３、对上下文：承上启下（过渡）。
（四）用自己的话回答问题：
１、这种题目往往就是限定不能直接用原文中的语句来回答，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也就是暗示你原文中有相关语句，所以你首先应该找出原文中的相关语句；
２、现在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原文中的语句变成自己的话，可以采用下列方法：
①概括大意法，适用于原文相关句子较长的情况；
②翻译句子法，适用于文言文语段；
③解释重点词法，适用于原文语句中有生僻词；
④变换句式法，适用于原文使用的是疑问、设问、反问的语意未能完全明确的句子，而题目又要求做出明确表达的情况。
（五）文段中主人公的判断：
原则：必须依据本文的主题。例如：《孔乙己》——“孔乙己”。
散文（包括杂文、通讯、一般记叙文）中的“我”等于作者本人；而小说中的“我”不等于作者本人，而是作者在生活的基础上通过虚构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
（六）根据阅读短文的感受谈自己的看法或体会：
１、用第一人称；
２、采用１＋２或１＋３的形式，先用一句话概括出自己的看法或体会，再用两三句话谈谈理由，可以摆事实、也可以讲道理，如题目有相关要求，还要注意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
（七）根据语境，补写心理活动：
１、必须用第一人称；
２、必须仔细研读具体语境。
（八）根据短文提出的观点补充举例：
１、可举名人事例，有更大的说服力，并能展示出自己的知识面，但一定要写准确人物、事件，切忌张冠李戴。
２、也可举凡人事例，可以编造，但要注意具有真实感，切忌过于夸大，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编乱造的。
３、格式：人物＋事例＋简短评价
（九）文段中事例的概括：
１、必须包含两个要素：人物＋事情；
２、其他要素如：时间（季节、年代）、地点、环境如果有特定意义，也应概括在内。
（十）划分段落、层次，概括段意、层意：
要注意理清文章的线索，借助文章中的过渡性的段落、句子和词语，表示时间变化的语句，表地点转换的语句，还要注意人物出场的先后顺序。
（十一）提炼中心、主题：
要注意体会本文的主要内容和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以及蕴涵在文中的思想感情。注意一些常用词语，如概括主要内容，一般用：本文记叙了……，描写了……，介绍了……，通过……，等等，如概括写作目的和思想感情，一般用：表达……、抒发……、赞美……、歌颂……、揭露……、鞭挞……、讽刺……、说明……、揭示……、反映……等。
（十二）判断文段的说明中心（说明内容）：
答题方式：
１、实物说明文：说明对象＋对象的特征
２、事理说明文：关于……　……的道理（原因、方法、原理等）
３、程序说明文：……　……的操作或实验或制作的过程
本句用了……的说明方法，生动形象、具体直观、深入浅出（科学准确）地说明了……（说明内容），使读者……
（十三）说明文中词语作用的认识与辨析：
主要有两种题型：
Ａ、“××”词好在哪里？
★答题方式：用了“××”词，生动地（准确地）说明了……事物的……特征，能够激发读者的兴趣（符合实际情况，具有科学性）。
Ｂ、“××”词能不能删掉？
★答题方式：
①不能，用了“××”词，生动地说明了……，能够激发读者的兴趣，去掉就没有这种效果。
②不能，删掉“××”词，句子的意思就变成了……，显得太绝对化；用了“××”词，准确地说明了……，符合实际情况，留有余地，具有科学性。
（十四）文段（各种文体）中指代词指代对象的判断：
１、常考的指代词有：这、那、这些、那些、其他、以上、如此、此……；
２、一般是往前找；
３、找到之后，将找到的内容放在指代词所在句中读一读，看是否适合。
（十五）说明文中的主观题及其解答：
着重要表现创新意识、科学精神。
主要题型：
１、对文中的内容进行简明、准确的改写。如：根据提示给事物下定义、文字图表式处理、图表文字化、简要概述所举例子等。
２、对文中内容进行合理的补写。如：加标题、结合语境补写句子、对文章说明的对象按要求进行补充说明。
３、联系实际举例说明。（要符合文段的说明中心的要求）
４、对文章说明的现象提出合理化建议与设想。（要有科学性，切忌胡编乱造）
５、对语言的表达特色进行评说。（结合说明顺序、说明方法、说明文语言特色来考虑）
（十六）识别或提炼中心论点、分论点：
１、论点出现的形式和位置 论点应该是明确的判断，是作者看法的完整陈述，在形式上应该是较完整的句子。位置：①标题、②开头、③篇末、④论述过程中（注意承上启下的过渡句）、⑤表述不集中，需要概括 。
２、当碰到文中没有现成的表达论点的句子时，尽管有一定难度，但也有方法可循：需要在准确理解全文内容的基础上，抽取文章核心，依据论题和论据，参考作者要解决的问题，准确判断和提炼作者的观点，然后用自己的话加以概括。
３、要注意的是，有些文章中表达中心论点意思的句子不止一句，需要加以比较，找出最简洁、最明确的句子。
（十七）分析论据与论点的关系：
答题方式：本文（段）的论点是……，这里所列举的……属（事实或道理）论据，是为了从（反面或正面）证明这个论点，……
（十八）辨识论证方法，分析其作用：
１、回答这类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常见的几种论证方法的概念，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别，然后结合语境，具体内容具体分析。
２、答题方式：这一段（一句）运用了……论证方法，论证了……（论点），显得……（好处）。
（十九）仿照原文中表述论点（分论点）的句式，提出自己的一个观点：
１、回答这类问题，首先要整体感知文章的内容，再根据阅读文章的启示获取独特体验，最后用规定的句式表述出来，并构成一个论点（分论点）。
２、这种题目既考查联想能力，又考查语言表达能力，还考查把握分论点与中心论点关系的能力。
（二十）开放性阅读试题的解答：
这类试题实际就是要考查学生对选文内容或重要句子的感悟能力。要求学生把阅读与生活、阅读与写作、阅读与学习方法、阅读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要求根据选文材料谈看法、感受和启示；
２、结合实际阐述对选文内容的理解；
３、对文中的人物进行评说；
４、根据生活、学习经验，判断优劣，对选文材料谈自己独到的见解；
５、联系实际对文中说明的现象提出合理化建议和设想；
６、调动知识的积累，考查选文材料由内向外的延伸和课本外与内的联系（如理解选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作品中的文学典型、名句等）；
７、发挥联想、想象补写有关内容；
８、对文中的艺术手法或美点进行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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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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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里，可以发现他们的观点除了依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五社会形态说以外，也受西方中国停滞论的影响，其中最大的影响来自韦伯，虽说对许多严肃研究者来说，韦伯的大量观点都已经成为笑谈，早已不是什么值得认真驳斥的言论.比如马克垚说“韦伯认为，基督教中的清教教导人生要勤俭、诚实、守信用，……，人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从而有助于西欧产生出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清教这样的伦理，致使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韦伯的这一假说经过许多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批驳，现在已经可以说没有人再相信它。”[31]《导言》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也说过：“宗教改革体现的断裂又该怎么说呢？它是否帮助资本主义摆脱忧虑、后悔、不再受良心谴责，从而能振翅高飞？这是马克斯.韦伯在1904年出版的小册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基本论断。……他的论证十分复杂，使人有茫无头绪之感。他想找到具有特殊心态的，即具有理想型‘资本主义精神’的少数新教徒，因而需要预设一系列的假定。他在时间上从现在向过去倒着论证，因而使问题变的更加复杂”“如同吕西安.费弗尔一样，我对马克斯.韦伯的玄妙推理并不恭维。”[32]p628还比如沃勒斯坦针对韦伯的观点说的　　“任何复杂的思想体系都可拿来为任何特殊的社会或政治目的服务，一般来说这似乎是确定的。完全有理由写出一部不错的著作，名为《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引者注：类似在所谓亚洲四小龙以及日本崛起的时候，还可以写《儒家伦理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腾飞》）。而加尔文派神学亦可以认为有反资本主义的含义”[33]p182彭慕兰等人那里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评价。但是必须承认，马克垚所谓的“现在已经可以说没有人再相信它”未免是太乐观了！事实上,韦伯的观点在许多一般人的心目中，似乎还带有神秘的光环，远没有死去，依然被某些人奉为圭臬，当成宝贝，甚至在许多中国的所谓专业学者的论文里（如张和平的《从韦伯的社会学假说看资本主义萌芽与清代中国社会》[34]，还有文革时期的顾准之类），仍旧把韦伯一百多年前的观点当成什么新颖的东西，来作为支持他们思想的论据。许多自以为深刻透彻的言论，如果仔细一看，就可以发现源头还是出自一百年前韦伯。他的观点到现在之所以在中国还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与其说是其论证的严密，思想的深刻，倒不如说是他的观点本身就迎合了某些国人的偏见与心理癖好。所以我们有必要对韦伯涉及资本主义产生以及中国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因的论述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和批判这里根据的资料主要有这三本，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35]，《儒教与道教》[36]，《世界经济通史》[37]。为了简明方便期间，我们也主要按照韦伯这三本书的内容分别加以分析和批驳。 [url=]第一节、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和驳斥在韦伯的文字里，我们随处都可以感到一股腐臭的种族优越主义文化优越主义的气味。而这种对西方文化的狂妄吹嘘，以及傲慢自大的情绪很大程度来源于其知识的浅陋和对其他民族其他文明惊人的无知之上。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导言》中，韦伯列举了科学、史学、音乐、绘画、印刷术、建筑、国家ZF机构等等方面的内容，在每一项上，他都绞尽脑汁，竭尽全力的挖掘出西方的优越性，拼命矮化其他民族该领域的水平，从他论证的过程中，可以强烈的感受到他那种偏执的近于扭曲的思维方式，很明显，他从拼命的贬低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成就，以及抬高吹嘘西方文化的优越性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精神乐趣，产生的快感不下于使用了兴奋剂。甚至我们还可以看见这样赤裸裸的观点，他说“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在西方，并且仅仅在西方，某种类型的理性化甚至在显然互不依赖的生活范围中也获得了发展。因而揣测其根本原因在于遗传差异，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笔者承认自己倾向于认为，生物遗传具有很大的重要性。”[35]导论p13-p14种族主义的倾向真是呼之欲出，纳粹能诞生于这样的思想环境和土壤之中，也并非是没有原因的！由于本文主题的关系，我们并不打算对这些论断进行逐一分析和驳斥，事实上任何一个稍有知识的人，都能把韦伯的这些完全建立在无知和井蛙观天基础上的谬论驳斥的体无完肤。我们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韦伯所谓的“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㈠、何种对韦伯的观点的解读更符合他的本意？从书名顾名思义，就能知道，韦伯试图论证阐述的是新教伦理与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理解韦伯本人的论述上就存在分歧。按照大多数人的看法，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韦伯证明的是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韦伯事实上并没有作出这样的论断，那些反对他的人某种程度上也是冤枉他了。布罗代尔说“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让他说他没有说过的话。有人硬说他曾断言，新教是资本主义的起源，而他只是认为，新教和资本主义凑巧同时诞生。人们夸大马克斯.韦伯的推论，以便更好的摧毁它：在最早这样做的人中间，就有威纳尔.桑巴特。他边推论边讽刺说，新教的初衷毕竟是试图要回到福音书宣布的贫困状态去，这对经济生活的结构及其扩展是个真正的危险。至于禁欲生活的规律，我们在圣托马斯和经院神学家的著作中已可找得到！清教主义至多是主张苏格兰式不近人情的吝啬的一个派别，是对小店铺主的一种教诲”[32]p630 如果我们仔细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就可以发现布罗代尔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在许多地方，韦伯都不得不承认：“路德、加尔文、诺克斯（Knox）、弗埃特（Voet ）的老牌新教与今天所谓的进步几乎毫不相干”“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的论点，即资本主义精神（就上述解释的暂定意义而言）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人所共知，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这在宗教改革之前业已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种论点的有力驳斥。相反，我们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地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35]p41 但话必须说回来，有许多东西是不能光从字面上看的，如果光是咬文嚼字看表面意思，布罗代尔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通看全书，读出韦伯字里行间的倾向，无法抑制甚至无法掩饰的意图的话，那么恐怕就是另外的感觉了。事实上也并非完全如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反对韦伯的人故意歪曲他的观点夸大他的观点，把不属于他的观点强加在他头上，以便更好的摧毁它，事实上似乎更多的是韦伯的支持者追随者几乎众口一词的把韦伯自己本人都没有得出的结论加在韦伯的头上。比如自诩为韦伯理论的阐释者的张和平的这一段话“源于‘预定论’、‘天职观’的新教伦理不仅造就了以勤勉、刻苦、节俭、营利为人生准则的清教徒，同时也由此营造了一种以‘形式合理性’为内涵的精神氛围，进而逐渐将社会引入到非人格化（把人交给上帝、变成上帝的奴仆）、数字化（可计算性）、概念化、规范化、律法化以及注重方法和工具的新时代，这些都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具有某种内在的亲和关系。这种时代精神……通过它能够合理地组织资本和劳动，亦即通过严密的计算和使用合法的方式有系统地追求预期的利润，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34]再有一副孤独愤愤嘴脸的顾准的话“最后想说一下‘忍欲’、‘节约’与清教徒精神问题。清教徒精神，确实是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其间，并不仅仅是‘节约’和‘忍欲’，还要加上（a）不是仅仅为了传子传孙，永保富贵，……（b）‘上帝的选民’的意识，换句话说，就是要以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宗教精神。以上几种精神，互相结合，可以表述为崇尚个人才能，力主个人权力神圣的‘极端个人主义’。这是路德—加尔文教改革以后，经过一系列历史事变激荡出来的精神面貌。”[10]p326这些人显然都是把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当成是新教伦理当成宗教改革的造物了（讽刺意味的是，韦伯本人是把这种观点说成愚蠢的教条主义的论点，仿佛有先见之明的提前给他的徒子徒孙一记响亮的耳光）。这样的一种情形，如果完全用偶然或者用个别人的不负责任，读书不求甚解来解释（当然不能否认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恐怕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韦伯毕竟是某些人的精神祖宗，不至于象他的徒子徒孙那般幼稚！你看他很谦虚，说的话都很有分寸！只是弄清楚什么程度上影响，以及哪些具体方面可以找到解释。这样的态度真是谨慎，不武断，让人赞叹。但是应该指出这只是一种错觉，大部分人之所以会认为韦伯是论证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并非是偶然的。如果说韦伯最终没有能够做出这样的论断，那么这仅仅是因为他的脸皮还没有厚到可以完全不顾事实的胡说八道的程度（他的徒孙倒并非脸皮厚，而是缺乏基本知识），是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尽管他竭力希望做到这一点），而并非是他不想做到这一点。事实上他在书中从头到尾诱导暗示的都是新教伦理对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决定性的作用，有了新教伦理就会有资本主义精神，没有新教伦理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布罗代尔虽然透彻理解了韦伯事实上的论断，却倒是没有理解韦伯的苦心孤诣了。反而是威纳尔.桑巴特等人更加切中要害。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来看一下韦伯在这本书中观点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他论证了哪些东西，没有论证那些东西，在他的论证中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正确的？不用说，核心问题自然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楚概念，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
本帖最后由 胡马依北风 于
16:04 编辑
㈡、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下的定义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自然和资本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顺理成章，我们得先看看韦伯理解的资本主义是什么，然后一步步顺着他的思路考察下去。韦伯说“我们可以给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下这样一个定义：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
“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无论是用现代的簿记方式，还是用其它不管多么原始和粗野的方式。总之，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项事业开始时，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35]导论p5
从韦伯对资本主义的这个理解来说，中国从古代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是资本主义了，或者至少是存在资本主义了。事实上韦伯也正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就这种意义而言，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即使是具有相当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核算的），在经济文献允许我们作判断的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是早已存在的。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在古代地中海地区，在中世纪以及在近代，都一直存在着。这些都并非只是孤立的冒险事业，而是完全依赖于资本主义事业的不断更新，而且甚至是连续运转的经济企业。”[35]导论p6
他的意思当然不会是来说其他文明和西方一样，对他这样极端疯狂的西方中心论者，那是不可想象的，他关注的自然是西方所独有的资本主义。所以他紧接着就说“但是，除此以外，西方在近代还发展了一种极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资本主义在其它地方还从未出现过，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
这里的自由劳动作何解，理性又作何解？我的看法是他所谓的自由劳动就是指拥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而“理性”就是指“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核算”。
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所谓的西方所独有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样的，甚至判别方式都如出一辙，都是根据是否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作为特征。下面为了简便起见，在不做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都是指韦伯所谓的西方独有的资本主义（即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
我们来看他的进一步的论述“这种组织方式在其它地方仅只略有迹象而已。不自由的劳动组织方式甚至也曾达到过相当程度的理智性，但只是在种植园内以及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存在于古代奴隶工场中。在封建贵族的采邑内，在采邑工场和使用农奴劳动的庄园家庭工业中，这种理智性差不多没怎么发展过。可以确证的是，使用自由劳动的真正家庭工业在西方以外的其它地方只是极为个别地存在过。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一般是在国家垄断企业（但也完全不同于现代工业组织）中，频繁地使用日间劳动者才导致过生产组织的产生，但也从未产生过我们在中世纪就业已有过的那种理性的手工业学徒组织。”[35]导论p7
他的论述存在很大的谬误，比如他所谓的自由劳动，在中国古代很早的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而并非如他所说的仅只略有迹象而已。这点是限于他的无知，对中国历史了解的匮乏，也不必苛责。
然后韦伯就陈述了他所认为的中心问题：“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纯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到底，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这种发展在不同的文化中只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要么是冒险家类型，要么是贸易、战争和政治的资本主义，要么是作为获利手段的经营）；中心的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35]导论p9
如果将之转换成中国学者的术语，那么其实这个中心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随着一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条件发生变化，人们的意识也发生改变，追逐利益的活动本身就导致上层建筑的改变，并进一步强化巩固经济基础的变化，从而使新的社会从旧的社会中诞生。
从表面上看以及韦伯的自我宣称看，韦伯的看法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很接近很类似的。比如他说“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
也就是把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放在一个基础的根本的位置上，然后再考虑意识形态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这样的思维模式当然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如出一辙。
但是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发现，在韦伯那里，意识观念道德伦理乃至宗教等等的作用决非是从属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是完全具有独立性的能起到支配作用的因素。
比如他质问说“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一个在理性的法律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司法阶级在法律和行政机关中取得统治地位铺平道路，但是，资本主义利益绝非独自地促成了这一点，甚至在其中也没起主要作用。因为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创造出那种法律，各种全然不同的力量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都曾发挥过作用。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35]导论p10
既然经济利益在所谓理性法律（这种理性法律按韦伯的说法是和所谓的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相配套的）的形成中并没有起到主要的作用，既然经济利益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文明其他国家没有走上西方所独有的道路，那么自然只能谋求别的解释了。那么韦伯所谋求到的解释是什么呢？
他说“以上所有情况中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也就是他把问题的症结归结到所谓的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上去了。他进一步说“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收入本书的研究论文中我们将讨论这些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35]导论p11
应该说这才是韦伯真正想表达的内容！他这里已经在诱导读者暗示读者,所谓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导致西方走上独有的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现在我们可以切入正题，看看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究竟是什么？他引用了富兰克林的一大段话，这里我们不打算全部摘录，只取其中几句做代表。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谁若是糟踏了一个五先令的硬币，实际上就是毁了所有它本可生出的钱，很可能是几十英镑……切记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得注意……要当心，不要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视为己有，生活中要量入为出……要当心，不要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视为己有，生活中要量入为出。……谁若丢失了五先令，实际上丢失的便不只是这五先令，而是丢失了这五先令在周转中会带来的所有收益，这收益到一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会积成一大笔钱。”[35]p12很显然，这不过是一个商业社会中很自然就形成的一些朴素经验的总结，一些格言警句而已，在任何一个商业发达的社会中，比如中国古代，这样的警句箴言都绝不少见，甚至是司空见惯的。然而韦伯却把这些商业社会的市侩训条，人为的拔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即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上去了。他是怎么拔高的呢？
他说“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诚实有用，因为诚实能带来信誉；守时、勤奋、节俭都有用，所以都是美德。按逻辑往下推理，人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在富兰克林看来，假如诚实的外表能达到相同的目的，那么，有个诚实的外表就够了，过多的这种美德只能是不必要的浪费。事实上，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讲述他如何皈依这些美德，或者关于严格保守自己节制的形象如何有价值的讨论、以及如何努力自谦尔后得到众人赏识，所有这些都证实了上述的印象。按照富兰克林的观点，这些美德如同其他一切美德一样，只是因为对个人有实际的用处，才得以成其为美德；假如能同样达到预期目的，仅仅换个外表也就够了。这就是极端的功利主义的必然结论。”[35]p15
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不单是发迹的方法，他宣扬的是一种奇特的伦理。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而不是愚蠢的表现。这就是它的实质。……雅各布•福格（Jacob Fugger ）曾与一个已退休的商业界同事谈话。这位同事想劝福格也退休，因为他赚钱赚得够多的了，该让别人也得到些机会。福格断然拒绝了他的劝告，说那么做是卑怯，“他福格另有想法。钱，在他来说。只要能赚，他就想赚”。
“福格的话所表现的精神显然与富兰克林的大相径庭。前者表现的是商人的大胆和在道德上不具褒贬色彩的个人嗜好，后者则是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本文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就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亦即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从问题讨论的方式上便可明显地看出，我们这里所论述的只是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35]p14“事实上，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在其中。这种至善被如此单纯地认为是目的本身，以致从对于个人的幸福或功利的角度来看，它显得是完全先验的和绝对非理性的。人竟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这种对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关系的颠倒，从一种素朴的观点来看是极其非理性的，但它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正如对于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诸民族来说这条原则是闻所未闻的一样确定无疑”[35]p15
也就是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的首要原则就是“人竟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一句大白话：为赚钱而赚钱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其他的道德伦理以及物质需要都从属于这个目的本身，赚钱本身就成为了最高的目的。而且这种精神这种原则已经上升到一种伦理规范的高度，如果违背了这种伦理规范就是不道德的。对于这种奇特的伦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曾经描绘过，不过在那里它的名称是“金钱拜物教”。
我们先不论韦伯这个“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是否合理，是否恰当，至少在韦伯那里,这个概念的含义是已经确定的。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是新教伦理和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们不妨先列出三种关系，然后逐一的看其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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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新教伦理有利“资本主义精神”的三种关系都不能成立第一种关系是，新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也就是如果没有新教伦理就不可能有这个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种关系，新教伦理维持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存在，也就是没有新教伦理的话，就算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也不可能维持下去第三种关系是，新教伦理既非导致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也不是维持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的原因，而是对资本主义精神从弱小到壮大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推动和促进的作用，为资本主义精神在初始阶段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舆论环境。我们这里可以提前说一下，即使单纯从韦伯本人的分析来看，这三种关系也没有一种是成立的（当然他本人并没有明确的承认这一点）。
1、是否新教伦理导致了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
我们就先从第一种关系开始分析吧！注意到上面引用的韦伯的话中有这么一句“对于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诸民族来说这条原则是闻所未闻的一样确定无疑”，这里的“原则”，当然就是韦伯所谓的代表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则了！那么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呢？首先可以注到意，韦伯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已经是特指他所谓的西方独有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因为他前面已经有一段申明的话“我们这里所论述的只是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所以他这里所谓的“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诸民族”就是指中国、印度、巴比伦，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等等了。也就是说他认为在这些国家文明里，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没有的，闻所未闻的。然后在一段有强烈暗示诱导色彩的话（富兰克林的父亲是加尔文教派信徒，还有富兰克林自传中引用过圣经中的话）之后，韦伯说了这么句话“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观念只是出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恰恰相反，我们在下面将追根溯源，会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某个时代找到它的由来。”将这句话同上面的话结合起来看，会得到什么结论呢？首先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在非基督教的国家文明中是不存在的，其次在西方，这种精神则是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就存在了，至于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你就自己去猜吧！当然，你其实也用不着去猜了，韦伯的话里话外都在诱导你，暗示你，那就是西方的宗教精神，西方的新教伦理啊！ 如果你嫌前面“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这句话还不够明确。那么韦伯的这段话，就已经是近于拉着你的耳朵对你喊了，他说“富兰克林虽是一个无特殊色彩的泛神论者，但他那加尔文教派的严父却在他幼小的时候就反复向他灌输一条来自圣经的古训。因此，如果我们问为什么‘要在人身上赚钱’，他在其自传中所做的回答用上了这条古训：‘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什么偏偏是摆脱了基督教信仰的泛神论者富兰克林提出了韦伯所大力推崇的资本主义精神，而不是富兰克林笃信新教加尔文教派的严父提出呢？显然他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他所谓的富兰克林受到严父的灌输，引用圣经的古训，不过是自欺欺人自我安慰之谈而已。事实上引用圣经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天主教徒可以引用，新教徒可以引用，甚至非基督教徒也可以，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把一句话从其原由的语意背景下割裂出来抽取出来，然后用来满足自己的意图，这不过是一种常用的手法，采用类似的手法完全可以从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甚至佛经中抽取一句话来达到完全相同的目的。当然最有力的质疑是，事实是否真如韦伯所说的那样，在其他国家，其他文明中，不存在他所谓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如果事实完全相反的话，韦伯的种种诱导暗示（他也只敢停留在诱导暗示的层次）也就不攻自破。我们很容易就找到现成的例子了！又一次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例子恰恰是韦伯的中国崇拜者提供的！张和平在《从韦伯的社会学假说看资本主义萌芽与清代中国社会》一文中引用了这么一则清代的文言小说，我们也不妨全文转引。张和平说“清代乾隆年间沈起凤创作的文言小说《谐铎》，以“鄙夫训世”为题讲述了一则故事”，下面就是这则故事的内容了：“鄙夫训世新安某翁，挟千线至吴门作小经纪。后家日泰，抱布贸丝，积资巨万。常大言曰：‘致富有奇术，愚夫自不识耳！’有数人齐款其门，乞翁指授。翁曰：‘此诀不传。汝等各携百钱来，为予作谈资，当授汝。’至夜，携钱俱至，翁命之坐，曰：‘求富不难。汝等先治其外贼，后治其内贼。起家之道。思过半矣！’众曰：‘何谓外贼?’翁曰：‘外贼有五：眼、耳，鼻、舌、身是也。眼好视美色，娇妻艳妾，非金屋不能贮，我出数贯钱买丑妇， 亦可以延宗嗣；耳喜听好音，笙歌乐部，非金钱不能给；我登乐游原听秧歌，亦可以当丝竹。若置宝鼎，购龙涎，无非受鼻之累；我闭而不闻其香，终日卧马粪堆，亦且快意，致山珍，罗海错，无非受舌之欺：我食而不辨其味，终日啖酸齑粥，未尝不饱。至块然一身，为祸更烈：夏则细葛，冬则重裘，不过他人美观，破却自家血钞；我上遵皇古之制，剪叶为衣，结草为冠，自顶至踵，不值一饯。此五者，皆治外贼之诀也。’众曰：‘何谓内贼？’翁曰：‘内贼亦有五：仁、义、礼、智、信是也。仁为首恶，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我神前立誓，永不妄行一善，省却几多挥霍。匹夫仗义，破产倾家，亦复自苦，我见利则忘，落得一生享用。至礼尚往来，献缟赠紵，古人太不惮烦；我来而不往，先占人便宜一着。智慧为造物所忌，必至空乏；终身只须一味混沌，便可长保庸福。若千金一诺，更属无益，不妨口作慷慨，心存机械，俾天下知我失信，永无造门之请。此五者，皆除内贼之诀也。精而明之，不爱脸，不好名，不惜廉耻，不顾笑骂。持此以往，百万之富，直反掌间耳。有志者好为之。’众唯唯，出钱置座上。翁视之，皆纸钱灰也。叱曰：‘我尽心指授，尔何以此相戏?’众曰：“翁论诚佳，但人世恐行不去，只宜以此教鬼。”言未毕，尽现鬼相。翁反身欲遁。众曰：‘畜生道中，有四万八千鬼，候翁教诲，即请同行。’翁愕然，既而泣曰：‘君等稍缓须臾，容予拨置家事。’左箱右笼，稽查殆徧，而无一物可携。乃叹曰：‘做尽一生富翁，仍向穷鬼队中捣鬼去也。’众起揶揄之，翁亦顿仆”根据张和平的分析，这则故事中这个新安某翁表达的观点实质上和富兰克林的话一样，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表现，把赚钱本身上升为最高的目的。张和平说“如果我们将小说中这位鄙夫的发财经与前引富兰克林的言论做一下对比即可发现两者之间是何等相似：在他们的人生哲学中，赚钱成了人生的唯一目的，其它一切东西都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一目的的需要。照他们的看法，钱只能用来生钱，决不可以听凭欲望摆布而把钱分流到诸如用来自我满足这样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不要被金钱以外的其他一切东西所诱惑，生命只有当其能够充当创造钱财的实体工具时才能体现其价值。至于道德之事则更应当做如是观，多余的道德只能是徒然的浪费——在这一点上，富兰克林尽管没有象小说中‘鄙夫’那样把道德之事表述的那么简单、露骨，但有迹象表明，二人的基本观点也是不谋而合的”。当然，在我看来小说鄙夫的观点和富兰克林的言论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什么区别呢？也就是富兰克林的言论，往再大里说，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些商人的朴素经验的总结而已，至于韦伯把它拔到一个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吓人高度，那全是韦伯自己借题发挥，引申推论出来的，与其说是富兰克林的观点，不如说是韦伯本人的观点更恰当，富兰克林从来没有说赚钱本身应该成为最高的目的，人就应该只被赚钱的动机所支配和作用，更没有说过道德伦理应该从属于赚钱的目的，只要能赚钱，挂张道德的外皮就足够了，这全是韦伯本人想当然的发挥。他是拉虎皮做大旗，拉富兰克林的言论来为他自己定义的资本主义精神壮声势，从这倒是可以看出韦伯色厉内荏的本质来。而这篇文言小说中的鄙夫的观点倒是可以不折不扣的做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注脚。这篇小说的主人公确实赤裸裸的宣扬“人竟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甚至道德伦理都完全从属于赚钱的目的了，用不着再做任何引申发挥，鄙夫的观点已经足够清楚和一目了然了。当然这里还有必要纠正张和平一个错误，张和平似乎以为这篇清代的小说是根据清代的社会现象来写的。其实根本谬误，这则小说的原始材料是抄袭自明代人的记载，具体可见明代人赵世显的《芝莆丛谈》以及明人顾大韶《炳烛斋随笔》。如果说有区别，就是这个满清统治下的人在明人的记载的基础上，自作聪明的加入了鬼神之说，借以用流行的道德标准进行抨击而已。对于这点，下面我们还会详细谈到，这里就不展开了！看来事实真是有些煞风景，不给韦伯这样的人留情面。别的国家不论，至少在中国，韦伯所谓的这种西方独特的其他民族闻所未闻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完全存在的，而且就其表达的方式来看，似乎比富兰克林的言论更正宗更纯粹，更接近于韦伯的本意！单从这个例子本身就已经足够说明韦伯试图把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归结为某种西方独有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根本谬误。或者客气一点，这个例子至少说明，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它的产生和什么新教伦理没有任何关系，和什么西方独有的宗教精神神秘主义或理性思想扯不上任何关系！没有什么新教伦理的其他国家，照样能产生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与其说它是什么宗教精神的产物，倒不如说它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之后必然会产生的现象！到了这里，第一种关系基本上可以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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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新教伦理维持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存在？
让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关系，是不是资本主义精神虽然不是新教伦理所产生的，但它的长久存在却需要新教伦理的维持呢?是不是没有新教伦理的话，就算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也不可能维持下去呢?
对于这一点，韦伯自己就做了明确的否定的回答!他承认，就他所处的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所谓资本主义的生活法则，根本无须任何宗教伦理的维持。残酷的经济竞争本身，适者生存的法则本身就迫使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商人企业家遵循富兰克林所说的那些训条。我们来看他的原话
“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可谓是一个人生在其中的广漠的宇宙，他对这个人来说，至少对作为个人的他来说，是一种他必须生活于其中的不可更改的秩序。他只要涉足于那一系列的市场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他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假如一个制造商长期违犯这些准则，他就必然要从经济舞台上被赶下去，正如一个工人若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准则就必然被抛到街头成为失业者一样。所以，当今的资本主义既然已经左右了经济生活，它事实上就是在通过经济界适者生存的过程教育着、选择着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下，确实不需要什么新教伦理来维持资本主义精神。甚至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对待宗教本身就是厌恶排斥态度，他说：“今天，充满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倾向于对教会采取一种漠不相关的态度，假使不是敌视的态度的话。对天国的虔诚的厌倦这种想法对他们的积极本性也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宗教对他们来说显得是一种将人们从尘世的劳动中诱开的手段。如果你要问，他们这种使自己食不甘味、夜不安枕的活动意义究竟何在，他们为什么对自己拥有的一切永不感到餍足，从而显得对任何纯粹世俗的人生观如此地无动于衷，他们也许会回答（假如他们知道答案的话）：“是为了供养子孙后代”。可是这种动机却并非他们所独有，传统主义者也有着同样的动机。因此，在大多数场合下，而且更正确地说，就只不过是这样：这种需要人们不断地工作的事业业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事实上，这是唯一可能的动机，”[35]p26
“因此，今天已经不存在把获取财富的生活方式与任何单一世界观（Weltanschauung）进行必要联系的问题了。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再求助于任何宗教力量的支持了。尽管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到宗教企图对经济生活施加影响，然而这种不正当的干预已经微不足道了，已经不能与国家制定的规章制度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相提并论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确实有着决定他们的观点和态度的趋势。谁要是不使自己的生活方式适应资本主义成功的状况，就必然破产，或者至少不会发家。但是所有这些都是近代资本主义在它已经取得了支配地位，已经摆脱了旧有支柱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现象。”[35]p28韦伯自己应该把道理说的够清楚够透彻了，就不需要我再来多说什么了。
3、是否新教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精神从弱小到壮大的发展？
那么就只剩下第三种关系了。也就是虽然新教伦理既非导致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也不是维持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的原因，但是它对资本主义精神从弱小到壮大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推动和促进的作用，为资本主义精神在初始阶段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舆论环境。而没有西方的新教伦理的话，这点是不可能实现。
⑴、“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古代和西方是否遭受到不同的待遇？
张和平在《从韦伯的社会学假说看资本主义萌芽与清代中国社会》中想要论证表达的就是这层意思。他之所以举出那个清代小说中的故事，用意就是说明，同样的观点，同样的思想，在中国和西方遭遇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对待！看他发的议论：“然而尽管两人所持的基本观点异乎寻常的相似，但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富兰克林就能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伟人、哲人，而在几乎同时期的中国，这种人只能成为世人争相嘲弄、唾弃的鄙夫。出现这一巨大反差决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反映了中西方国家在时代精神以及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他这一段话中，有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富兰克林之所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伟人、哲人，并非是因为他说的这段话，而是他另外方面的作为。如果硬要死抠道理，说西方国家心目中的伟人、哲人能够说这段话，本身就能说明问题。那我随便举个例子就能反驳这样的观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伟人哲人司马迁，他甚至说“天下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话可比富兰克林的话程度严重的多了，但司马迁依然是中国传统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推崇所敬重的伟人哲人。第二错误是我前面说过了的！富兰克林的话和新安某翁的话本身就有实质性的差别，所以才会遭受到不同的对待。富兰克林的话只是单纯对经商致富一些经验的总结，意思是如果要致富的话，应该注意哪些，遵守哪些规则。这样的一些话，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会遭受什么太的非难，中国古代就有范蠡归隐后经商致富成为陶朱公的佳话。也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嘲弄鄙弃范蠡。那些拔高的引申的观点，都是韦伯强按到富兰克林头上的！而新安某翁的话，则是把一些经验性的东西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道德伦理的高度，认为应该把赚钱本身作为绝对目的，为此肉体欲望享受可以彻底抛弃不顾，传统的道德伦理也可以完全废弃扔掉。这样大胆直白的观点受到嘲弄非议反对，很正常。不要说在近代的西方，就是在现代的西方，你如果宣扬这种赚钱就是目的本身，其他什么道德伦理都可以扔掉，做个民意调查，看看大多数人是赞成你还是反对你？我想这个结果是不必做试验也可以猜测到的。事实上即便是富兰克林这种单纯的商业训条式的观点，在当时的西方，恐怕主流观点都是持有鄙薄态度的。韦伯自己都供认了这一点，他在引用了富兰克林的话之后紧接着就说“这些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教导我们的话。费迪南德·古恩伯格（Ferdinand Kurnberger ）在其《美国文化览胜》（Piure ofAmericanCulture）一书中认为，这些话是美国佬的一份自白，因而予以尖刻的讽刺。”看见没有？予以尖刻讽刺！！这就是当时资本主义还走在美国前面的西欧人的看法！这对某些人来说，真是无情的嘲讽！有些人因为民族自卑自虐心理，动辄上纲上线，把一些极为正常的现象上升到批判中国本土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的高度，其实不过是在制造笑话，最终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已！再退一步说即便是实质性完全相同的观点，如果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也完全可能受到的不同待遇。表达的委婉一点，与表达的直露一点，所受到的回应，完全有可能是天差地远的，这也应该是常识了。鲁迅似乎就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孩子做生日，一个客人说希望孩子长寿，主人高兴的眉开眼笑；另一个客人说这孩子肯定会死掉，结果被乱棒打出。其实这两个客人说的话中包含的事实都一样，但待遇完全不同，这足够说明问题了
第三个错误是张和平说小说中那个新安某翁的观点，在中国只会受到成为世人争相嘲弄、唾弃的对象。这也是他无知产生的错误。我前面说过了，清代人沈起凤的这篇小说中描绘的故事，其原始材料其实是出自明朝，他只不过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下自作聪明的篡改，加入了他自己的说教。那我让我们来看看明代人对这个故事是什么态度！在陈宝良写的《明代的致富论——兼论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引用了如下几则明代的材料，我们不妨看一下。第一则是明代人赵世显的《芝莆丛谈》中的一段话“有贫生与富翁比屋以居，清旦具衣冠，之邻翁，请所以致富之术。翁曰：‘致富之术无他，在去其五贼而已。五贼者，仁、义、礼、智、信也。五者有其一，则穷鬼随之矣’”[39]很显然沈起凤小说中新安某翁的人物原形就出自明代人所记载的这个富翁。事实上明人的记载还不止于此，在明人顾大韶《炳烛斋随笔》（清孙胜雨钞本）中有这么一段话“贫人问求富之术于富人。富人曰：‘欲学吾术，先去五贼。五贼者，仁、义、礼、智、信是也。’此亦偾世之言耳。若五物尽去，则必丧家亡身矣，何能富哉！故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诚可去也。义则多廉洁，多慷慨，有碍于富，诚可去也。礼则多辞让，多仗义，有碍于富，诚可去也。惟智与信则不可去。征贱征贵，知取知予，至于趋利避害，偎炎附热，非智其何以知之？凡富家，必有任用之监权，凡巨贾必有行财之小商，非信其何以御之？故前三者，实富之贼；而后二者，乃富之翼也。求富者去其三贼，存其二翼可也”你可以随便把顾大韶的这种态度称为什么态度，总而言之，绝对不是张和平所谓的“嘲弄、唾弃”的态度。平心而论，这是一种相当理性的分析的态度。事实上这段理性分析本身就是建立在承认把赚钱致富作为最高的目的基础上进行的，然后再是分析，为了实行这个目的，应该怎么区别对待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道德。比如按照顾大韶的分析，仁、义、礼这三样确实对赚钱致富有妨碍，所以应该去掉，而智、信这两样对赚钱致富则是不可缺少的，是“富之翼”，所以不应该去掉。把这段话同韦伯说的这段话“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诚实有用，因为诚实能带来信誉；守时、勤奋、节俭都有用，所以都是美德。按逻辑往下推理，人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在富兰克林看来，假如诚实的外表能达到相同的目的，那么，有个诚实的外表就够了，过多的这种美德只能是不必要的浪费。事实上，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讲述他如何皈依这些美德，或关于严格保守自己节制的形象如何有价值的讨论、以及如何努力自谦尔后得到众人赏识，所有这些都证实了上述的印象。按照富兰克林的观点，这些美德如同其他一切美德一样，只是因为对个人有实际的用处，才得以成其为美德；假如能同样达到预期目的，仅仅换个外表也就够了。这就是极端的功利主义的必然结论。”对照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富兰克林的名字放在韦伯这段话里，其实并不适合，很牵强，因为事实上富兰克林的话里引申不出韦伯所说的这些东西来，但如果换成明代人顾大韶的名字，那就是完美贴合了，顾大韶的那段话简直就是韦伯这段话的完美示例。
⑵ 没有证据表明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更好的舆论环境
到这里，我们对张和平短短一段话中就有三个错误的分析算是完毕。但是我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到这里我们充其量只是说明，在对待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上，中国和西方并不存在某些人所想象的那种区别！至于新教伦理本身是否在资本主义精神从弱小到壮大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是否为资本主义精神在初始阶段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舆论环境这个问题，还没有给予解答！
韦伯本人的倾向和暗示，显然是肯定的，他说“一种如此适应资本主义的各种独特性的生活态度最终能够得到选择，而且能左右其他的生活态度，那么，这种生活态度在开始时就不可能是起源于若干孤立的个人，而只能是一种为一切人群所共有的生活方式。……这里，我们要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就够了。这个事实就是，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马萨诸塞），资本主义精神（就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而言）无疑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以前就已存在。……位于新英格兰的各殖民地则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由传道士、神学院毕业生在一些小商人、工匠以及自耕农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这里的因果关系正好与按唯物主义观点得出的因果关系相反。”[35]p16-p17
然而这样的看法有多少根据呢？根本站不住脚跟！仅仅从理论上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确实在资本主义秩序确立以前，就已经有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从这点上说，这种精神是否有资格称为资本主义精神都值得怀疑）。但是要知道，资本主义秩序确立以前，同样存在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同样有高度繁荣的货币经济，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原始的形式不过是一些商人在商业活动中需要恪守的信条而已，遵从这些信条的商人能积累更多的财富，能在竞争中更多的压倒对手获得胜利。商业竞争本身就起到一个选择和确立并扩大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同样无须依赖于什么新教伦理。
韦伯继续他说“资本主义精神（就我们所用的意义上而言）为了取得统治的地位，必须同各种敌对力量的世界进行搏斗。我们引用的富兰克林的话所表现的那类思想，虽曾令一整个民族为之喝采，但在古代和中世纪，则肯定会遭排斥，因为它会被认为是最卑劣的贪婪，是一种完全没有自尊的心态。”[35]p17也就是说，在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处于受排斥和鄙视的状态。这段话的言下之意大约是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能从受排斥和鄙视到令一整个民族为之喝彩（这也是韦伯痴人说梦臆造出来的），新教伦理肯定是功不可没了。然而遗憾的是，韦伯从来就没有提供任何有力的论据来证实这点，相反他的大量论据倒是可以用来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资本主义精神的深入人心与其说是新教伦理推动的产物，倒不如说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利益商业观念突破了宗教观束缚的结果！
⑶韦伯没有解决新教的天职观念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们还是继续来看韦伯那种希奇古怪的思路，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确实曲里拐弯的绕了一个相当大的圈子，可惜，绕来绕去，绕到最后，都没有绕出他想要的结果，还是一团糊涂帐，一片不知所云，用来糊弄蒙混那些不动脑筋的跟屁虫倒是可以，但要想说服那些真正仔细分析过他的思路逻辑的人，那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了。他先是力图说明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和那种传统的对黄金的贪欲，那种靠赚钱以谋取私利方面绝对不讲道德的作法之间的区别，他说“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自从有了人，就有了对黄金的贪欲，有一些人让黄金欲成为不受控制的欲望，并全身心地顺从它。”“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要有可能，就必有置任何伦理道德于不顾的残酷的获利行为。在对外国人和非同伙人打交道时，贸易也象战争及海上掠夺一样，常常是无法无天的。”[35]p18
那么区别究竟何在呢？韦伯的论述本身就充满了含糊混乱矛盾的地方，我们只能尽量来捕捉他思想的线索了，我们来看他的这一句话“在‘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这样一种意义上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一直与之斗争的最重要敌手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主义的那种对待新情况的态度和反应。”[35]p19
这句话的重点大概就是“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如果尽力来理解韦伯的意思，那么他的意图大概是说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为赚钱而赚钱的生活态度本身是要求伦理认可或者或者说本身可以上升成为伦理原则的，那这样的解释似乎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真如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赚钱本身就成为目的，本身就成为一种原则，那么也完全可以把它说成是对金钱的贪欲，至于这种贪欲能否变成被伦理认可的生活准则，则并不取决这种精神或这种贪欲本身的内容，而只取决于社会环境发展的情况。
韦伯的本意可能是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这种赚钱的原则，并不意味着对本能欲望的放纵，而是意味着对本能欲望克制。而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有助于促成这点。但很显然他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如果赚钱本身就成为了原则和目标的时候，那么它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最大的欲望，赚钱的过程就是放纵这种欲望发泄这种欲望的过程。如果说是对其他肉体的本能欲望的克制，那么在传统的守财奴，也同样会因为积累金钱的欲望而克制一切其他的欲望。正因为在韦伯定义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本身和他试图建立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联系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导致韦伯下面的论证更加混乱支离，矛盾百出，离题万里。
前面说了按韦伯的说法资本主义精神是“人竟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他是要设法建立新教伦理和这种资本主义精神间的联系，然而接下来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却去转而大谈劳动者应该具有的精神了！是什么呢？我们摘引他的原话“劳动必须是被当作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当作一项天职来从事。但是，这样一种态度绝对不是天然的产物。它是不能单凭低工资或高工资刺激起来的，它只能是长期而艰苦的教育的结果。”[35]p21
“只是对于那些有着特别的宗教背景，特别是有虔信派背景的女孩子来说，才有不同的情形。……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种以劳动为自身目的和视劳动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35]p21-p22
这样的观点出现一本题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中确实是令人大跌眼镜，我们不知道他说的究竟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呢，还是新教伦理与共产主义精神？因为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共产主义的要求是劳动本身成为目的，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义务劳动，不计报酬的劳动等等。而韦伯却居然在这里大谈特谈“劳动必须是被当作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当然我们这样说其实还不够确切，因为共产主义实质上说的是创造性的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从事的那种机械重复劳动则决不应该成为什么第一需要，成为劳动目的本身的。所以韦伯这里论述的应该新教伦理与奴隶主义精神更恰当一点。
当然，也许对韦伯来说，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本身就包括两个方面，对工人对劳动者来说就应该是为劳动而劳动，而不管工资高低，都要拼命的劳动，而对资本家来说则是为赚钱而赚钱，而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精神苦行精神则有利于这种态度的形成。而我不明白的是，同样一种新教伦理，为什么也有这种势利眼，对地位不同的人产生如此不同的效果呢？如果说劳动和赚钱本来就是统一的，所以对资本家来说为赚钱而赚钱就是为劳动而劳动，那么为何到了工人那里，就又不统一了呢？
韦伯就算证明了新教伦理能够使得工人为劳动而劳动（实际上，不过是胡扯），那对证明新教伦理与为赚钱而赚钱的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又有什么帮助呢？
总而言之，如果看到这里，我们对韦伯的奇特思路只能是一头雾水。
韦伯在下面还有一大堆不知所云的话，这些话对于他的论证目的而言并没有任何的帮助，不过倒也不是没有价值的废话，倒是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的基督教那里，从来就是被鄙视和压制的对象。鄙视和压制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一直被某些人诟病的儒家
比如这段话“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教义则把资本主义获利的精神斥为卑鄙无耻，或者至少不会给予这种精神以积极的伦理认可。象本杰明·富兰克林采取的那种伦理态度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最重要的是，这是资本主义集团自身的态度。只要他们不肯放弃教会的传统，他们毕生从事的工作充其量不过是某种在道德上毫无建树的东西，……它就对拯救构成威胁。各种资料表明，富人们往往在临终之际将巨额钱财捐献给教会，用以补赎自己良心上的愧怍，有时甚至还将他们过去从负债人那里巧取豪夺来的高利退还给原主。”[35]p29
我们再看下去，一直到第三章《路德的“职业”概念》中这段话“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35]p34
这里我们才看清了韦伯逻辑的实质，原来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是教导每个人都必须完成自己的天职，这样我们好理解了。既然工人的天职就是劳动，所以新教伦理就应该让他为劳动而劳动，既然资本家的天职是赚钱，那么他当然就必须为赚钱而赚钱。如此这般便构成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似乎到这里韦伯便可以得胜回朝了。但是且慢！我们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以发现，把这种“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同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那实在是牵强荒诞已极！！
难道工人天生是工人，资本家天生就是资本家？如果这种所谓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真的被一个社会贯彻落实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只能是彻底僵死停滞的社会。
说穿了，这种说教，其实就是叫人安分守己，循规蹈矩，安于现有的社会地位分配给他的角色。这样的一种说教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不缺少，把它同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只能说韦伯病急乱投医，思想混乱的不一般。
韦伯，自己也明白难以自圆其说，所以他不得不承认“几乎不必指出，路德并不具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意义上的、或者说在任何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今天，任何一个极其热烈地赞颂宗教改革的这一伟大成就的宗教派别，都决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对资本主义表示支持。毋庸置疑，路德本人也一定会坚决否认与富兰克林的观点有任何联系。”[35]p35
“路德在从事改革活动的最初几年里，由于他认为职业基本上是对肉体而言，就世俗活动的形式来说，他的主要思想同《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七节）中保罗的那种漠视现世的末世论观点有紧密的联系。……追求超出个人需要的物质利益，必然显示出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并且很明显，物质利益只有牺牲他人利益才能获得，所以要受到直接的谴责。”[35]p36-p37
“在个人从事的具体职业中，他越来越认为履行神意安排给人的特定义务是上帝的专门旨意。……他日益强烈地强调上帝意志的作用，特别是对生活中具体事件的影响，使他越来越多地走向从上帝旨意的概念出发的传统主义解释。个人应当永远安守上帝给他安排的身份、地位和职业，把自己的世俗活动限制在生活中既定的职业范围内。由于路德的经济传统主义本来就是保罗淡漠世俗的思想影响的结果，到后来，这种学说具有越来越强烈的信奉神意的色彩，把绝对地顺从上帝的意志与绝对地安于现状等同起来。”[35]p37
要把这种绝对顺从上帝的意志绝对地安于现状的思想同资本主义精神挂起钩来，难度确实是大了一点。
韦伯自己不得不承认，要指望路德的新教能够对资本主义精神有什么扶助，那只能是痴人说梦了。
幸好新教并不是只有路德一家，还可以在其他派别的新教上寻找希望。韦伯也正是打的这样一个如意算盘。他说“因此，单纯在路德意义上的职业观念对我们研究的问题的重要性至少是有疑问的。这就是在此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样一些教派，其现实生活和宗教动机之间的关系较之于路德派更容易理解。我们早已提到过加尔文主义以及新教其他教派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所起的显著作用。……路德精神的后继者们在加尔文主义那里也发现了不同的精神在起作用，天主教会直至今天都一直认为加尔文主义是他们真正的敌手。”[35]p38
那么韦伯的愿望是否就此实现了呢？可惜，仍旧是渺茫得很。他再一次不得不预先给自己找台阶下，“我们以加尔文、加尔文宗和其他新教派别的著作作为起点来研究古老的新教伦理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应将此理解为，我们期望发现这些教派的任何创始人或任何代表人物把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视为他们终生工作的目的。我们也不能以为他们中的任何人会把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作为自身目的，会把这种追求看作具有肯定的伦理价值。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伦理观念的改革从来就不是任何宗教改革家（我们这里指门诺、乔治·福克斯、和卫斯理）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他们既不是道德文化团体的创立者，也不是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革或文明理想规划的倡导者。灵魂的救赎，而且仅仅是灵魂的救赎才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中心。他们的道德理想及其教义的实际效果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而且是纯宗教动机的结果。因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教改革的文化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大概在我们重点研究的这些方面，是改革家们未曾料到的，甚至是不想达到的。这些结果往往同他们本人所想要达到的目的相去甚远，甚至相反。”[35]p40-p41
当然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背离原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韦伯真能从这个角度寻找到论据来证明他预定的论断的话，那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可惜的是他依然没有。
到这里为止，事实上韦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论据来支撑他预设的论点，在他的文章里到处铺陈着他对读者的暗示和诱导，可是当凑近认真一看，仔细分析，却都是空对空的废话的堆彻，全都是在打太极拳，和他想要证明的结论之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所以他不得不说出我们上面曾经引用过的一段话，变相的承认自己的失败（或许在他看来这也并不算失败，只要能够实现对一些没有头脑的读者的暗示和诱导的任务，对他来说，就已经是足够满意的了）：
“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的论点，即资本主义精神（就上述解释的暂定意义而言）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人所共知，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这在宗教改革之前业已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种论点的有力驳斥。相反，我们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地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
上面已经说过了，之所以有这么一段话，并非是他谦虚他谨慎，而只是他实在还没有脸皮厚到可以完全不顾事实胡说八道的地步！
⑷新教的上帝选民预定论依然和“资本主义精神”对立
下面剩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两章——第四第五章，我们就来看看在这两章中韦伯弄清楚的宗教力量的影响是什么？从宗教力量中找到的解释又是什么？
按照韦伯的说法“教会就反复地告诫人们切莫相信朋友间出自友谊的帮助，在英国清教文献中尤其如此。甚至和善的巴克斯特（Baxter）也奉劝人们要对最亲密的朋友存有深深的怀疑，而贝雷（Baily）则直接了当地告诫人们切勿相信任何人，切勿对任何人让步。唯有上帝才可以信赖。……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世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诫，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渐渐地，完成这些工作开始具有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35]p53-p54
由此来看，宗教的影响就是把人变什么友谊亲情都可以抛在一边不管，完全丧失人性的奴仆或者干脆说就是变成宗教的驯服工具。
从韦伯的这话，我们倒是可以多少理解为什么在中世纪一直到近现代，西方人可以一边从事着大规模屠杀、掠夺殖民地、贩卖黑奴、抢劫、残酷压榨剥削童工女工的时候，还可以一边心安理得，以为天经地义。原来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打着上帝的招牌。“服从上帝的圣诫，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都在客观的，非人格化的，为他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
倘若以此来解释所谓新教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虽然仍属牵强，但也颇有启发性。但很显然，上面并没有指出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区别，这显然和韦伯的意图是不符合的。那么所谓的新教究竟有什么独有的特点能够使得他发挥传统天主教所没有的神奇的作用呢？
原来所谓的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有这样一种奇特的观点，他们认为
“我们所知道的仅是：人类只有一部分能够得救，其余则被罚入地狱。如果假定人类的善行或罪恶在决定这一命运时会起作用，则无异于认为上帝的绝对自由的决定能够受人类的支配；而上帝的决定又是永恒地固定了的，……得到上帝恩宠的人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恩宠，而上帝拒绝赐予恩宠的人也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这一恩宠……他们应该属于教会并遵守教规，但不能以此得救，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他们也被迫遵守上帝的戒规……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任何可能性都被完全排除（而这种排除在路德派中并没有达到其最终的结论），这一点构成了与天主教的绝对决定性的区别。”[35]p51
“因此，对于每个个人如何确知自己是否是选民这一问题，在他的心底只有一个答案：只要我们知道上帝已经选定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感到满足了。下一步就只能依靠那种出自真正的信仰的、对上帝的无言信赖了。加尔文原则上反对这样一个假设，即可以从人们的举止行为上推论出他们是选民还是被罚入地狱的人。这是一种不正当的企图探求上帝的秘密的行为。上帝的选民在现世生活中与被罚入地狱的人毫无外在差别，选民所有的主观感受，如“神圣化了的”[35]p56
这个观点的意思就是世界上的人有一部分是上帝的选民，另一部分人则不是，是上帝的选民就可以得救，如果不是上帝的选民则只能进地狱。是否成为上帝的选民，完全看上帝自己的高兴，就算你做再多好事善事，只要不是上帝的选民就依然必须进地狱，反之的话，你就算做尽坏事，大约依然可以进天堂。
这一观点的巧妙之处大约就是从心理上把人变成宗教的绝对奴才。本来的话，如果好人没有好报，难免使人对所谓上帝有抱怨怀疑的情绪。现在，新教的观点则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你就是上帝的奴才，上帝爱把你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任何行为都不是你能决定的，想通过做好事或者坏事，来猜测决定上帝的作为，那就做梦去吧。
韦伯继续解释道“上帝的选民在现世生活中与被罚入地狱的人毫无外在差别，选民所有的主观感受，如‘神圣化了的滑稽精神’，被罚入地狱的人也是有可能体验到的。但是只有唯一一个例外，就是：被罚入地狱的人缺乏那种使人期待的‘决定性’，那种对上帝的笃信不疑。”[35]p56
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信仰上帝或者虽然信仰但还不够坚定，那么你肯定就是被罚入地狱，但是即便你彻底的坚定的信仰上帝，你依然不能摆脱被罚入地狱的可能性，那还看上帝高兴与否。
用这样的观点去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时候的种种暴行劣迹，果然倒是更有说服力，那些已经成为资本家当权者的人，可以认为他们既然能够爬上高位，本身就已经是上帝选民的标志，“得到上帝恩宠的人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恩宠”，那么烧杀抢掠这些事情，当然不在话下，干的再多，也依然是上帝之选民。而那些底层的劳动者工人，则惟恐害怕被认为是对上帝的信仰不够坚定，所以就算被压榨的血泪交流，那也只能忍气吞声，老老实实，以便表现他们恪守上帝给他们规定的天职的精神。
但可惜，这只是我在帮韦伯在论证，韦伯自己的论证却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他绕了大半天的弯子，想要把新教伦理同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依然是枉费心机。他不得不承认：“在阅读巴克斯特的《圣徒永恒的安息》（Saint's Everlasting Rest）或者《基督教指南》或其他人类似的著述时，人们一眼便会吃惊地发现，它们在讨论财富与财富的获得时所最强调的乃是《新约》中的伊便尼派的成分。按照这种看法，财富本是极大的危险，它的诱惑永无休止，与上帝之国的无上重要性相比，对财富的追逐毫无意义，而且，它在道德上也是颇成问题的”[35]p89
“在清教徒的著作里，对追逐金钱财富的谴责非难却是俯首即拾，无穷其多，我们可以拿它们与中世纪后期的伦理文献作一番比较，后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要开明得多。而且，他们是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表达其对追逐财富的种种疑虑的；为了能理解这些疑虑不安中所包含的真正的伦理意义与底蕴，我们必须对其加以深入地探讨。他们执持反对态度的真实道德依据是：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与屈从于肉体享乐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事实上，反对占有财富的全部理由就是它可能召致放纵懈怠。”[35]p89
这一段话倒是印证了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的 一条注释[33]p207内的观点：　　　“可是人们今天常常想当然的认为，加尔文教是一种鼓励商人进取精神的宗教。这种教义赤裸裸地主张加尔文颂扬进取热情或鼓励人们相信商业中的成功是上帝选民的标志。对加尔文教进行如此歪曲，并非不可想见，尽管不值一提，它不仅是一种歪曲，而且是一种为严格的加尔文教派所特别厌恶的歪曲”总而言之，新教伦理不但对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毫无帮助，恰恰相反只有反对阻碍和批判之作用。
第二节、韦伯对中国儒家的批判是否能够成立？下面我们来分析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的观点.首先有必要引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一段话，之所以在这里引用，因为这段话更适用于《儒教与道教》一书这段话如下:“我们至少必须告诫那些迄今未得门径的读者不要夸大我们这些考察的重要性。汉学家、印度学家、闪米特学家或者埃及学家当然会发现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事实。我们只希望他们在核心论点上找不出根本性错误。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只能竭尽所能靠近这一理想，但到底有多大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显而易见，假使一个人被迫只能依赖翻译文献，并且必须利用和估价各种碑铭、文献或著作，那么他就不得不使自己依赖一部常常引起纷争的专著，却又无法对这部专著的优劣作出准确无误的评判。这样一位著者必须对他的著作采取谦逊的态度，况且目前能够到手的第一手资料（即碑铭和文献）的译文，与现存的、重要的资料相比还少得可怜，用于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更应该谦逊地估量自己著作的价值了。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一种暂时的性质，那些论述亚洲的部分尤其如此。”[35]导论p1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韦伯主要讨论的是西方的新教，所以这一段故作谦虚的表态多少是有些无的放矢了。但是拿来用在《儒教与道教》一书，却是恰到好处，正如韦伯自己承认的那样，他对中国的了解相当的无知，大多是皮相之谈，更有许多地方严重歪曲事实。我们所能佩服他的只是他能在这样无知的情况下，就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来写这种性质的著作。我们不会象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样，对《儒教与道教》进行那么详细的分析，只在大体上进行针对性的批判韦伯在这本书里对中国的儒家做了大量的污蔑和攻击，按照他的说法,儒教中国人“从来也不对某一神圣的‘事业’或‘观念’善尽恭顺之道”，“‘道’既非‘事业’或‘观念’，而只是有约束力的传统主义礼仪的体现。它的戒律是‘虚无’（Leere），而非‘行动’”；缺乏商务上的信赖，“只重视维护面子，结果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猜疑。”；“儒家的所谓自我完善乃是一种亵渎圣明的、崇拜生物的理想”；而且“还相信巫术”；还有儒教只会教导人适应世界，而不能改造世界。等等，诸如此类应该说，所有这些加在儒家头上的罪名，只不过是韦伯建立在无知和偏见基础上的一派胡言！别的且不说，就以所谓的事业和观念而言，中国的儒家从来就有对事业对信念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一代又一代儒家学者加在自己身上的重担，指导自己的行动准则！这样一种豪迈的精神，是西方匍匐在宗教和上帝面前的侏儒和奴才所不具备的。至于所谓缺乏信赖，更是胡扯，礼义仁智信，所谓信也就是诚信，本就是儒家行为道德规范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且儒家的信也被实实在在的运用到商业上去，根据明代的人李乐的《续见闻杂记》中的记载“李乐的老师唐枢有一位同宗的侄子打算经商，苦于没有资金，就与唐枢商量。唐枢就对他说：‘汝往市中问许多业贾者，其资本皆自己有之，抑借诸富人者乎？’他宗侄就去了一倘市场，并作了调查，回来告诉唐枢：‘十有六七是从富人那里借来的资本。’唐枢就说：‘富人有本，只欲生利，但苦人失信负之尔！未暇求本，先须立信；信立，则我不求富人，而富人当先觅汝矣’”（转引自[40]）陈宝良对此发议论说“这一段记载充分说明，富人资本，只求生利，这是一种必然。经商之前，在资本的获取上面，首先就是建立起一种信用。显然唐枢见解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信用在信贷制度上的重要性。所谓的信用，原本只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而在此已被提高到商人的一种精神，并成为重建商人伦理的基础”相反西方建立在对上帝信仰之上的道德，普遍缺乏诚信，按照布罗代尔的介绍可，西方在近代前，普遍缺乏商业上的信用“所有店铺主都可能遇到拖欠或者赖帐这类倒霉的事情，一位名叫弗郎斯瓦.波姆罗尔的制枪工匠闲来喜欢做诗，他于1632年抱怨生计艰难，出门讨帐，煞费苦心，赶上拖欠，得有耐心” “所有这些信件出自里昂不同商人的手笔，……在路易十四时代，兰斯一名商人轻易不肯借贷，他引用一句谚语为证。“借钱时称兄道弟，还债时骂**养的”由于信贷法规很不完备，便产生连锁性的依附关系和困难”[32]p57布洛赫的著作中更交代了在西方近代有弄虚作假成风的传统“不仅个别人喜欢作伪，而且那是一个偏爱弄虚作假的时代。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前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盛行的那几代人之间，……诸如此类的赝品真是不胜枚举。在那些岁月里，好象整个欧洲都回响着一曲声势浩大的谎言交响曲。在中世纪，尤其在八世纪到十二世纪，弄虚作假的现象泛滥成灾，那时伪造了大量的特许状，牧师团法规，教皇法令，其中大多数自然是为了私利而编造的，例如为教会获得有争议的财产，维护罗马教廷的权威。”“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那些被公认为最虔诚，甚至是最正直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参与这种勾当。可见作伪能够不违背公共道德。至于剽窃在当时本来就被公认为理所当然的。厚颜无耻的编年史家和圣徒行传的作者都整段整段的抄袭前人的著作。”[42]p71-p72这些事实足以把韦伯的谬论戳穿！至于韦伯所谓的儒家的自我完善，是亵渎神明，崇拜生物，这更象是一个无知的宗教狂徒对别的思想的攻击性呓语，这也就不必多说了。我觉得有必要再来分析一下，儒家与西方的基督教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儒家是以为人本，西方的基督教则是以上帝为本。儒家之所以能以人为本，是文明高度发达,学者知识分子很早就摆脱了原始人类的蒙昧，而是用理性的态度去分析判断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把人本身作为价值判断的出发点。而西方的基督教本身就说明西方人仍旧残留着大量野蛮人愚昧的特征，野蛮人欺软怕硬的特征，对于自己强大的力量，那种无条件的膜拜的奴才的心理。儒家的行为动机是内心需要，是类似于康德的绝对命令，西方的基督教是以恐吓威胁利诱欺骗为手段；稍微了解一下基督教就知道，它到处充满着恐吓威胁，比如说你如果不按照基督教的训条办事情，你就会下地狱，你就得不到上帝的救赎等等，相反，你如果按照基督教的训条做事情，你就有可能上天堂。相反，在儒家看来，任何人的行为首先都必须出于他自己的意志，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任何外在力量都不应该强迫一个人去违背他的意志。所谓的“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为大丈夫”，“所谓的士可杀不可辱”，甚至儒家还借鉴了佛教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样一种完全依靠个人内心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基督教这种建立在恐吓欺骗威胁利诱基础上的奴才哲学心理动机所不能比拟的。从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的态度来看，儒家对知识的看法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绝对不能不懂装懂，或者包办一切知识。所以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并不妄下断言，完全可以提出假设来解释事物，但同时也并不垄断这种解释的权力，容许别人提出相反的观点来反对这种假设基督教的实质则是要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解释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整个自然界的话语体系，它并非和自然科学是不同的领域，恰恰它本身就建立代替自然科学的无知野心的基础之上，它本身就建立在强不知以为知的基础上，它本身就建立对思想的垄断基础上，谁如果提出和它的观念不同的看法，就会被它看成是异端是需要加以仇恨和攻击的对象，至今基督教仍然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攻击不已，道理正在于此正因为此，儒家对待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的看法是君子和而不同，纵使有异端，也试图通过论辩来驳斥对方，西方的基督教则是随时用火刑柱来伺候。此外中国儒家对待商业的态度，对待消费的态度也远比西方的基督教要开明得多，宽容得多。甚至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本身的弟子当中就有大商人，孔子周游列国的活动也是他的大商人弟子资助的。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相对西方的基督教（包括新教），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种更为合理进步的思想，对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有更好的推动作用。而基督教本质则是一种野蛮愚昧落后的思想体系（即使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也是如此），如果说它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什么关系，那也是阻碍的作用，而非是促进的作用。中国没有走上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近代落后于西方，不应该从儒家与新教的区别着手，而是另有原因。第三节、韦伯对城市、市民、法律等问题的观点也不正确下面我再分析韦伯的第三本书《世界经济通史》中的观点.对于这本书，我们所要批驳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最后三章,即28章、29章和第30章。首先来看韦伯的这一段话“只有西方懂得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它既有专职行政机关又有专业化官员和以公民权利义务的观念为基础的法律。这个制度要想在古代以及在东方发端是绝无发展可能的，只有西方才懂得什么是法学家所制定并予以合理解释和适用的合理法律，只有西方，才有公民权利义务的观念，因为也只有西方才有那种特殊意义的城市。而且也只有西方才有现今这个词义上的科学”[37]p265现代国家是只有西方懂得的，理性法律是只有西方才具备的，公民权力义务是西方才有的，什么特殊意义的城市也是西方才有的。总而言之，西方是独一无二的，既然什么都是只有西方才有的，那么西方率先进入资本主义，领导全世界，那自然就是应有之义，其他民族其他文明注定只能成为西方的陪衬，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二流乃至三流角色。这就是韦伯要表达的东西，如果只有韦伯一个人这么说，那么当然可以将其视为文明自大狂的呓语，但是，他这样的观点似乎很有市场，时至今日，仍旧有许多中国的学者将这样的话当成圣经来供奉。这里我也并不打算就韦伯这段话中的每一个要点进行详细分析，而是只选择其中我认为重要的并且影响力大的部分加以展开论述。至于其他的几点比如所谓“现代意义的国家”，所谓“现今词义上的科学”，这里用一两句话带过就可以了。与其说只有西方懂得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倒不如说中国从很早的古代就已经懂得并且实际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