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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合作：我接农村岳母到家里住，吃饭岳母不上桌，走进厨房一看我红了眼眶
图片来自网络
我出生在一个还算富裕的家庭里，家里有我和哥哥两个孩子，因为我是弟弟，所以父母有的时候难免也会偏心我一些，有的时候明明是我和哥哥一起犯了错误，而父母也只是会责怪哥哥，说哥哥给我做了一个坏榜样。我和哥哥从小感情就很好，尽管因为我这个弟弟，让他经常受到父母的责骂，可是这也并不会让哥哥觉得我这个弟弟不好，而讨厌我。
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哥哥就已经结婚了，哥哥嫂子是大学同学，听哥哥说他们从大一开始就恋爱了，嫂子也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那时候哥哥也没有什么积蓄，所以婚后也就直接和父母住在了一起，而我因为工作的原因，一般都是住在外面，所以哥哥和嫂子能住在家里，也能照顾父母，对于我来说可是大好事一件，不过自从小侄子出世后，父母就开始着急我的婚事了，甚至还给我安排了相亲，不过我并不想去相亲，所以就拒绝了。
在我二十八岁那年我终于带着老婆回家去了，老婆是一个农村里的姑娘，家庭条件也挺简单的，家里就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她的父亲早就已经去世了，岳母对我这个女婿是非常的满意。我父母看我好不容易带个女孩子回家，尽管老婆是农村姑娘他们也并没有介意，父母看我有了女朋友之后就一个劲的催着我们结婚，就好像怕老婆跟着别人跑了一样。
在父母的催促下我和老婆也就结婚了，婚后我们也并没有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因为我的工作在另一个城市，并且我也已经在那边买好了房子，也打算在那边定居了，婚后我心疼岳母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就跟老婆商量把她接到城里来，老婆自然是愿意的，可是岳母却不愿意，经过我和老婆的再三劝说，岳母也总算是答应来和我们一起住了，岳母来了之后就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尽管我让岳母不要那么辛苦，可是她就是停不下来。
岳母来我们家也有一个星期了，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我不能理解，那就是每到吃饭的时候，岳母总是不上桌和我们一起吃，每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她就在厨房里洗洗涮涮的，等我们吃完之后她再端着碗出来，这天岳母做好晚饭后又跟以前一样让我和老婆先吃，她一个人不知道在厨房里干什么，我走进去一看，岳母正在吃着一些剩饭剩菜，我一把就把岳母手里的碗抢了过来。
我就对岳母说，妈，您怎么能吃这些剩菜呢，这时岳母就支支吾吾的说，小旭，妈知道你是一个城里长大的孩子，你能接妈来大城市里生活，我也已经很知足了，我怕你嫌弃我这个农村里的老太婆，我女儿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么好的归宿，我不想让你觉得她的妈妈是一个脏兮兮的农村老太太，你看看妈这一双手，因为常年的干农活已经脏成这样了，怎么洗也洗不干净了，我怕你会嫌弃，所以就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吃剩饭，或是等你们吃完了之后再去吃！
看着这样的岳母我不禁红了眼眶，还好今天我走进来看了看，不然也不知道岳母的心里压力这么大，我把岳母拉到桌子上和我们一起坐着，并且我还对岳母说到，妈，我把您从农村里接出来，就是让您来享福的，我是您的女婿也是您半个儿子，哪有儿子嫌弃母亲脏的，以前您为了照顾悦悦吃了那么多的苦，现在就让我来照顾你们母女俩吧，说着我就把桌上的菜给岳母夹到碗里去。
我也看见岳母眼里的泪水，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不管她们是贫穷还是富有，都会尽自己的能力把最好的给到自己的孩子，我的岳母就是这样伟大的母亲，遇到这样的母亲，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孝顺她呢！以后我一定要和老婆一起好好的孝顺岳母，让她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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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小说双年展岳母的后现代生活(中篇小说)
所属栏目：小说故事 & 文化大革命 & 好听的话 & 怎么去　　曹多勇　1962年出生于淮河岸边的大河湾村。现供职于安徽省淮南市文联。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作家》、《山花》、《钟山》、《大家》、《天涯》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选载。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与人合作）获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好日子》获年度安徽文学奖。短篇小说《塌陷区》、《这日子应该平静似水》分别荣获第四届、第五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著有长篇小说《大河湾》、《找活》等。系安徽省文联签约作家。一级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第一章　序曲　　岳母头一回在我们家蒸野菜、吃野菜是在清明节这一天。说起来这还是岳母与妻子争嘴斗气的一个意外收获呢。　　清明节赶在星期六，周末两天、加上星期一法定休假一天，一连三天不上班。星期六一大早，妻子跟我说，我们今天带着孩子一起去山南新区玩一玩怎么样？我说，好呀，我们去山南新区透一透气，玩一玩，散一散心。岳母住在我们家。妻子说的“我们”是指我们一家三口子，不包括岳母。我知道妻子这是有意寻找一个我们一家三口人单独相处的机会，或者说逃离跟岳母呆在一起的机会。妻子心里不喜欢岳母，跟岳母有积怨。妻子跟我说定这件事，转脸去跟岳母说，妈，过一会我们去山南新区，中午不回来吃饭，你不用烧我们的饭。山南新区有农家乐饭店，妻子肯定想在那里吃晌午饭。不想岳母有意把话题岔开来，问你们带不带乐乐一块去？妻子心里一咯噔，知道岳母想找茬了。或许岳母去不去山南新区不在意，在意的是妻子连客气都没客气一下子。经过岳母这么一提醒，乐乐拉着妻子的手央请说，妈妈，让姥姥跟我们一块去玩嘛！妻子不接闺女的话茬。乐乐五岁不懂事，哪能知道妻子的一腔心事呢。岳母跟乐乐说，姥姥爬山爬不动，你们一家三口子去吧。岳母这么说话是一种虚假的推托，更是一种说话的技巧。果真乐乐不乐意地说，姥姥跟我们一块去嘛，姥姥能够爬上山。去山南新区要翻过一座山。山不高，不存在爬得上去、爬不上去的问题。妻子呵斥乐乐说，不要纠缠姥姥，姥姥在家看家，不去！乐乐噘着小嘴说，姥姥不去，我也不去。　　闺女这么一倔强，妻子的计划搁浅住。妻子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失去主张，不知道该怎么办。　　妻子与岳母争嘴斗气，就是两个女人的双边战争，我夹在中间帮谁说话都不好。就说今天这事，岳母与妻子哪个对、哪个错？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说话，我不去做调和，她俩闹别扭，我在家怎么呆？我只好小心翼翼地两边和稀泥说，我们四个人一块去吧，晌午想在那边吃就在那边吃，不想在那边吃就回家吃。妻子看一看岳母，看一看乐乐，只好这样子缴械收场。　　妻子噘着嘴带头走出家门。我能看出妻子既生岳母的气，也生闺女的气。岳母在我们家天天接送乐乐上幼儿园，与乐乐关系很融洽，乐乐说话一直向着她。妻子气乐乐整天一副小叛徒的样子。岳母装着没事地领着乐乐走在中间。乐乐是个无知的孩子，走在路上又蹦又跳的。我背着一包吃的喝的左右不适地走在最后。　　就这么四个人走在去山南新区的路上，别别扭扭的，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家子人。　　所谓山南新区，就是前两年山南的几个乡镇划归我们市。而后市政府往那边修通一条隧道，花一笔大价钱邀请国内著名高校、著名设计院做出一张规划图，哪里是新的市政府所在地，哪里是奥林匹克主题公园，哪里是大型商贸城，哪里是高档住宅区，哪里是医院，哪里是学校，看上去一应俱全，应有尽有，实际上这些还都属空中楼阁，只存在于规划之中。真到山南新区，到处都是空地，到处都是农田，规划中的东西一样都没有落实。闲暇里市民喜欢去那里，一处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虚幻东西，往往比现实中早已存在的更加地撩拨人心。任凭你去想象，任凭你去猜测，任凭你去指手画脚。每个游玩的市民都是山南新区规划的具体参与者与制定者。　　山南新区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幢两层楼房，它的造型是一架巨型钢琴，钢琴旁边竖立着一把同样大得吓人的小提琴。小提琴的音箱部分是大门，楼上是展厅，山南新区的整体规划沙盘就呈现在这里。当然它是不能随便向市民开放的，只提供给那些有来路的参观者。不过不要紧，市民见到这架钢琴就等于实地参观山南新区了，谁还会对虚幻的沙盘感兴趣呢？　　——这就是山南新区之于普通市民的实际价值与作用。　　岳母显然不会真的对山南新区感兴趣。她所感兴趣的是与妻子的争嘴斗气。四十分钟过后，我们翻过一座小山（走隧道绕路很远），就远远地看见那架钢琴。半道上我把身上的背包交给妻子，背着走不动路的乐乐走在最前面。我在潜意识里不想夹在两个女人中间，背着乐乐虽说受累一点，心里却是轻松的。妻子走在中间，岳母落在最后。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步履维艰，早已是岳母的真实写照。妻子从岳母身上得到一丝满足与快意，像个孝顺的闺女，停下来等候着岳母。　　妻子关切地说，妈，你不用走这么快，建春跟乐乐不等你，我还不等你吗？　　建春是我的名字。　　岳母不停地喘气，脸上有一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懊恼。实际上岳母是不该跟妻子斗这个气、逞这个能的。你说你来山南新区干什么呢？妻子更加关切地掏出一瓶矿泉水、一块面包张扬在岳母面前。　　妻子说，妈，你一个人坐下来歇一歇吧，我们在那边的钢琴下面候着你。　　岳母当然不会接吃的、接喝的，更不相信闺女说的是真心话。　　岳母说，我不饿，也不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乐乐喊，姥姥快一点，钢琴快到了。　　岳母说，姥姥能赶上你，姥姥有劲着呢！　　不知岳母哪来一股子力气，超过妻子，猛然朝着我这边跑上一段子。妻子惊呆了，好像刚才岳母的一副疲惫状态是伪装出来的。我知道岳母这是在拼命地挣扎着，企图向我们证明着什么东西。是证明腿脚有劲不算老？还是证明没有输给妻子呢？妻子迷惑地看一看岳母，转脸把一团无名火往乐乐身上发。妻子说乐乐，你快点从爸爸背上下来走，姥姥这么大的岁数都走得动，你这么小的岁数走不动？我只能从背上放下乐乐。乐乐却高兴地说，我能跑过姥姥。我心里一酸，差点流出眼泪。　　在岳母与妻子的这场争嘴斗气中，我只能选择做一个旁观者，乐乐却无可选择地做了一个道具。岳母利用乐乐对付妻子一下子，妻子再反过头来利用乐乐对付岳母一下子。乐乐是无知的，也是无辜的。乐乐参与两个女人的争嘴斗气，却始终不知道。　　山脚下是一条平坦的道路，乐乐跑在最前面，岳母撵着乐乐走第二，妻子走最后面。妻子一脸沮丧，我却与她无话可说。一大片农田迎过来，小麦一棵棵正努力地往上拔着节。田埂上有几个老女人，在那里撅着屁股寻找着什么，挖掘着什么。我知道她们是在剜野菜。具体剜些什么野菜我就不知道了。岳母就是这种时候突然决定不走了，干脆一屁股瘫软在地上，大声地跟我们说，你们去玩吧，我在这里歇一歇。岳母的举动有点缺少由来，有点出人意料。　　妻子“哈哈”地笑着说，妈，我看你跑得这么麻溜，心想你一口气就跑到钢琴那边呢！　　岳母不再跟妻子一般见识，说，妈不想去那边玩了。　　我说，乐乐，你留下来陪姥姥，我跟你妈先去钢琴那边等候着。　　岳母说，我不用乐乐陪，歇一歇我就回家。　　我心想岳母是没力气跟着。妻子则心想岳母是逞能失败不好意思跟着。　　妻子被岳母斗败，我看着心酸；岳母被妻子斗败，我看着同样心酸。哪能丢下岳母不管呢？我掏出手机说，妈，你拿着手机，你在这里玩你的，晌午我们去哪家农家乐，打电话跟你联络。岳母不接手机说，我晌午回家吃。妻子心软下去说，妈，你就拿着手机吧，你一个人回家吃什么？岳母一脸神秘地说，我回家吃好的。　　这时候我们没想到岳母留在这里是为了挖野菜。岳母说“我回家吃好的”，就是吃野菜。　　第二章　下岗　　说起来，妻子与岳母的积怨由来已久了。　　十年前，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岳母、岳父所在的厂子垮掉了。一夜间，他俩双双变成下岗工人。厂子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那一年建造的，是一家老厂子，也是一家大厂子，职工家属上万人，算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四大厂子之一。就是这么一家老厂子，到了一九九八年春天，“哗啦”一声，寿终正寝，关门停业。数千名职工走出工厂大门，做鸟散状，人人心惊胆寒，一个最现实的大问题摆在面前——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具体到岳母一家子，那一年岳父五十岁，下岗前是机修分厂的一名铆焊工；岳母四十八岁，下岗前是卫生陶瓷厂的一名注浆修坯工。说到铆焊工，大多数人能明白；说到注浆修坯工，大多数人不明白。注浆修坯，就是往石膏模型里灌注泥浆，待数小时后，脱开石膏模型，蹲便器或坐便器的泥坯就出来了，而后修坯、晾干、成型，而后上釉、入窑、烧制，一件陶瓷产品才能生产出来。岳父下岗，两腿迈出工厂大门，很快与徒弟合伙开了一家焊制钢门钢窗的门市部。岳母则一直闲散在家里，整天望着自己的一双手，不知道该干什么好。　　按理说，岳母跟岳父是一家子人，是两口子，岳父挣钱、岳母持家，不是说日子过不去。比起人家两口子都找不着事干的强八倍。再说岳母家的负担不算重，岳母的公公婆婆在附近的新庄孜煤矿上，已经退休在家，靠着退休金过生活，在经济上不用他俩操心。岳母岳父跟前三个孩子，上面两个是男孩，下面一个是闺女。两个男孩高中毕业，都安排在煤矿上。老大成了家，单独过日子，不用他俩操心；老二快成家，该操心的也操心得差不多。一个闺女上高中，要说操心就操心这么一个老丫头。再有就是他俩自己一日三餐的日子。一个门市部开着，岳父见天干活挣着钱，你说岳母有什么可发愁的呢？反过来说，岳母就是不愿持家，想出去做事，门市部不是没活干。　　岳父说，你不愿在家呆着，就去我那里搭下手。　　岳母眼睛一瞪说，什么？你让我去当小工子，你把我当作什么人啦？　　岳父说，你不愿做小工子，就去收一收钱、管一管账，当老板娘。　　岳母眼睛瞪得更大地说，我不去做你的帮凶，跟你一起去剥削人。　　岳父笑一笑说，那你就在家呆着，我养活你，你剥削我。　　岳母眼睛一点一点地小起来，一点一点地暗下来。　　岳母语气虚弱无力地说，我不剥削你，也不要你养活。　　岳父说，那你就出去找别的活干，受别人剥削。　　岳母说，下岗工资够我吃了。　　岳母、岳父按月拿下岗工资一百四十三块钱。　　所以，岳母下岗呆在家里，不是找不着事干，也不是没有事干，而是不愿做事情。究其缘由，套用一句时尚的话语，就是就业观念没有转变过来，依旧沉浸在“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是工厂的主人翁”的传统意识之中。说开来，像岳母这种人不在少数，可以说很普遍，在下岗职工中存在着一大批。　　也难怪，岳母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文革”时期是红卫兵，去北京天安门接受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初中毕业后下乡、入党，两年后抽回陶瓷厂；“文革”结束后学文化，上夜大，拿一张陶瓷职工中专文凭，当过厂劳模、市劳模、省劳模，可以说一心扑在工作岗位上，三个孩子全是婆婆一手带大的。从表面上来看，岳父做铆焊工，是个技术工种。其实在陶瓷厂，注浆修坯工才是厂子的核心技术、关键岗位。说白了，铆焊工在陶瓷厂算什么呀，修修补补的，铆铆焊焊的，用岳母的话说，都是一帮游手好闲的二混子干的。岳母在厂子里有政治地位，在家里也有“政治地位”，三个孩子交给婆婆带不说，家务活也是岳父一手包揽着。岳父在厂子里不怎么干活，在家里不得不干。岳母上班没早没黑，岳父不烧饭吃不上，不洗衣服脏衣服就得扔在那里发臭生霉。　　岳父无可奈何地摇头说，我娶你做老婆，到头来还得我洗衣裳、我烧饭伺候你。　　我们这座城市靠近淮河，属于北方，男人大多数都是家里的甩手掌柜，当家不做事。　　岳母不去承岳父的这份情，反倒说你在厂子里不干活，就得在家里干活。　　岳父问，为什么呀？　　岳母说，你在厂子里不干活、不创造价值，你那份工资就是我劳动创造的。　　在那么一种国有企业的体制下，不能说岳母说得没有一点道理。可这种道理直接说给岳父听，他心里肯定不快活。心里不快活，就扔下脏衣服不洗，扔下冷锅不烧。岳父不会直接说自己要“罢工”，而是说车间揽着一批活，要加班加点干活，要去创造价值。接连几天，岳母没去上班，岳父就去上班；岳母下班回到家，岳父还在厂子里。岳母不去戳破岳父的花招，一天注浆修坯忙下来，她也没力气去烧饭、去洗衣裳。岳父自然还是吃不上饭。一堆脏衣服几天搁下来都有一股刺鼻难闻的臭味了。岳父长叹一口气，还是得洗衣服，还是得烧饭。　　第五章　吃喝　　常言道：女人的胖是吃出来的，女人的懒是睡出来的。岳母现在就是一个又胖又懒的女人，就是这么一句常言的忠实实践者。　　前后有两年半时间，岳母每天大致都是这样安排的：早上七点钟起床，七点半下楼去小吃摊上吃早点，一般情况下，两根油条，一碗油茶足够了。八点钟，回家上床睡回笼觉，十一点半钟起床，去附近饭馆吃午饭。午饭也相对简单，“稀里哗啦”赶紧吃饱肚子去赶麻将场。一日三餐，晚饭才算是正餐。岳母不着急，先是从麻将场回家，洗个热水澡，梳洗打扮一番，神清气爽地开着车子去找饭馆。晚饭的地点不固定，反正开着车子，再说晚上又是兜风的好时光。岳母很少在市中心区吃饭，更多的时候是去偏僻一点的地方，找特色饭店，吃所谓的家常菜。岳母就一个人吃饭，不喜欢喊别人，别人喊她她也不去。在岳母的生活里，除去几个牌友，不跟其他人来往。几个牌友也只是单纯的牌友，仅限于麻将桌子上，下了麻将桌子，又似陌生的路人。　　岳母每天晚上喝一瓶啤酒，开头喝白酒，喝不下去，改喝啤酒。在岳母心里，喝酒的欲望还是起源于岳父，“他能够天天喝酒，我为什么不能天天喝酒？”岳母点上两个小菜，两个大菜，就开始喝酒了。所谓小菜是指凉拌黄瓜、油炸花生米之类的。岳母最爱吃小葱拌豆腐，每天晚上必须来一盘。所谓大菜是指红烧菜，猪肉，羊肉，牛肉，鸡肉，鱼肉之类的。岳母最爱吃红烧肉，每天晚上必须来一碗。小菜就酒，是配角，大菜才是主角，才是岳母重点关注的。岳母喜欢纯红烧菜。红烧肉就是尽猪肉，红烧羊肉就是尽羊肉，红烧牛肉就是尽牛肉，决不掺杂配料。红烧鸡、红烧鱼更不用去说了。这种菜岳母吃嘴里觉得实在，觉得过瘾，觉得满足。岳母不进单间。一个人怎么进单间？在大厅里，拣一个靠近窗户的座位，就这么一个人慢慢地吃菜，慢慢地喝酒，慢慢地打发时间。隔着一层玻璃，窗户里面人声吵嚷像是一个现实世间，窗户外面人影绰约像是一个虚幻世界。其实这些跟岳母一点相干都没有。岳母一个人是孤独的，也是寂寞的。岳母只有拼命地吃菜。但岳母要开车，从来不喝第二瓶啤酒，或者说不敢喝更多的啤酒。大约深夜一点来钟的样子，岳母开车回家，不洗脸，不刷牙，一头拱床上睡起来。　　岳母很少失眠，胖子是失眠的克星。　　偶尔岳母也会去市中心的高档饭店，吃高档菜，吃海鲜。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的就是人的肠胃，还有就是人的味蕾。那些高档菜吃进岳母嘴里就不是那种滋味，海鲜更是有一股子忍受不了的海腥味。岳母习惯吃家常菜，家常菜最对她的胃口。　　一天一天，岳母很少逛商场，不去美容店，不去洗脚屋，不去酒吧，不去歌厅。从表面上看，岳母开着一辆宝马车很风光，很时尚，很新潮。其实岳母很封闭，与家人隔绝，与朋友隔绝，与社会隔绝。但在市民的眼里，岳母是个名人，是个有车有房有钱的名人。有人找岳母想拍产品广告，岳母摇头拒绝说，我要钱干什么？我自己的钱还愁着花不掉呢。有人找岳母想做电视访谈，岳母摇头拒绝说，我还需要出名吗？出名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有人找岳母想合伙做生意，岳母摇头拒绝说，我这一辈子的事情，陶瓷厂破产前就做完了，我现在就是要好好地清闲清闲。有人想给岳母介绍对象，岳母摇头拒绝说，我现在不需要男人，我要是需要男人的话，干吗要跟我原来的男人离婚呀。　　岳母什么事都不去做。整天不是吃就是睡，不是睡就是吃。　　人的睡觉欲望不可能无限制地膨胀。比如说每天睡觉不可能超过二十四小时。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你也不可能连续睡觉。人总是要吃、喝、拉、撒的。除非你是一个接近死亡边缘的植物人，没了睡与醒的界限。岳母一天睡觉超过十个小时，已经足够了。所以下午要找牌友打麻将，所以晚上吃饭要花三四个小时。相对一个忙人来说，最紧缺的就是时间，最值钱的就是时间。相对一个闲人来说，最难打发的就是时间，最不值钱的就是时间。在岳母面前，时间就是一条重度污染的河流，臭不可闻，流淌不断。　　岳母不可遏制的还是吃。比如说开头吃红烧肉，吃一块、吃两块、吃三块，嗓子眼腻味就吃不下去了。喝啤酒也一样，倒一玻璃杯，勉强喝一半，肚子就撑个差不多。红烧肉不管哪个厨师烧，不管怎么烧，都是油腻腻的。岳母喜欢吃，闻着香，吃着香，却吃不多。一顿吃个两三块，已经不得了。岳母不喜欢喝啤酒，喝啤酒是对自己的一种强迫，是对自己不能喝白酒的一种惩罚。“我喜欢吃红烧肉就天天吃红烧肉，我不喜欢喝啤酒照样天天喝啤酒。”喜欢的喜欢，不喜欢的强迫自己喜欢——这就是岳母扭曲的吃喝准则。渐渐地岳母一碗红烧肉能吃半碗了，一瓶啤酒也能喝半瓶。终于有一次，不知不觉间，一瓶啤酒见底，一碗红烧肉见底。岳母呆愣住，不相信自己能够这样子。　　岳母自己问自己，一碗红烧肉是我吃掉的？一瓶啤酒是我喝掉的？　　岳母似乎还有能力吃更多的红烧肉，喝更多的啤酒。岳母好像听见肚子里的馋虫喊叫说，我还要吃红烧肉，我还要喝啤酒。　　岳母开始控制自己的食欲，跟无限膨胀的食欲作斗争。可岳母的态度又是暧昧的，令人疑惑的，看似克制着食欲，实则纵容着食欲。岳母去找饭馆是积极主动的，自觉自愿的。岳母吃菜喝酒是兴奋异常的，两眼放光的。岳母每晚都得吃一碗红烧肉，喝一瓶啤酒。如若这家饭店没有红烧肉，或红烧肉的口味不适合，岳母肯定不会来第二趟。两年间岳母从这座城市的西边吃到这座城市的东边，从这座城市的市区吃到这座城市的郊区。有几次岳母开着车子专程去更加偏远的乡村，去吃那里的特色菜。一个肥胖女人的形象就这么在看似不经意间悄悄地塑造出来了。有一天，岳母在家中照镜子，自己把自己吓住了。镜子中那个自己熟悉的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扇类似于猪肉的身子，白花花的，肥嘟嘟的，散发着一股难闻的猪臭味，好像要撑破镜子，好像要在镜子里爆炸。岳母一连三天克制着的食欲，不吃红烧肉，不喝啤酒。前后坚持三天，三天过后岳母又彻底地释放开。　　这是一家很地道的土菜馆，就在岳母家附近。这里的红烧肉味道最对岳母的胃口，岳母来这里吃的红烧肉次数也最多。在岳母的评判体系中，这里的红烧肉味道就是标准。岳母就是拿着这把尺子，去衡量其他饭店的红烧肉。符合的就是好，不符合的就是差。时值土菜馆开业十周年店庆，菜打八折优惠，啤酒免费无限量畅饮。岳母开车路过这里，看见店庆的横幅标语，“嘎吱”一声把车子停下来。这一刻，岳母不愿走远了。岳母闻见八折优惠的一块块红烧肉香味，看见免费畅饮的一瓶瓶啤酒。岳母自己跟自己说，我干吗要约束自己不能去吃红烧肉呢？我干吗要约束自己不能去无限畅饮啤酒呢？　　岳母下车走进土菜馆，大声地跟服务员说，来三碗红烧肉，三瓶啤酒。　　一个饕餮者就这么出现在这家土菜馆里。岳母一块一块猛劲地吃肉，一口一口猛劲地喝酒。一块肉，一口酒。一口酒，一块肉。岳母一副凶狠的样子，不像在吃喝，倒像在杀人。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当三碗红烧肉吃下一碗半、三瓶啤酒喝下一瓶半的时候，岳母开始呕吐起来。岳母“嗷唠、嗷唠”呕吐的声音像是在打雷，像是在爆炸。岳母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干净，竟然趴在桌子上“呼呼”地睡着了。　　从此，岳母不再吃红烧肉，不再喝啤酒。岳母这是吃肉喝酒伤住了。　　就在岳母呕吐的这个晚上，岳父住进医院。岳父肝脏疼痛得实在支撑不住，才打电话叫一辆救护车去医院。实际上岳父肝脏疼痛很长一段时间了。时断时续的，晚上疼得厉害，白天好些。疼痛越来越厉害，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岳父知道这种疼痛不是好疼痛，肯定能要他的命。岳父疼痛一次其实就是向他生命的终点靠近一步。岳父咬牙支撑着，不愿意去医院。　　岳父知道肝脏疼痛的原因是喝酒。岳父原先喝酒，心情舒畅，酒从嗓子眼流下去是顺溜的，滋润的，喝进胃里是安详的，妥帖的。那时候岳父喜欢一边喝酒，一边抽烟，一边喝茶，一边听戏。兴奋时岳父会跟着电唱机哼一哼。岳父是个左嗓子，五音不全，音调不准，男腔女腔不分，生旦净丑不辨。纯属自娱自乐，自我消遣。　　岳父住院，一查是肝癌晚期，惟一的补救措施就是赶紧开刀做切除手术。医生让家人做好一切准备。明确地说岳父这种时候上手术台已经很危险，很可能上去就下不来。一家人慌乱起来，岳父却显得很镇静。岳父上手术台前，向家人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见岳母一面。三个孩子很为难，一方面不愿意去请岳母，一方面觉得去请没把握。岳父的母亲说，你们不去，我去。老太太不理解儿子的要求归不理解，儿子的一份心愿老太太还是想尽可能满足的。老太太找到岳母门上，岳母态度坚决地说，我不去！他凭什么要见我，我凭什么去见他？　　老太太说，就凭你俩夫妻二十多年，就凭你俩共同生下三个孩子。　　岳母说，我俩结婚原本就是错误的，我俩生孩子更是错误的。　　老太太说，难道你连一点夫妻的情分都不念？　　岳母说，我俩离婚都快五年了，还有什么夫妻情分呢？　　老太太知道现在劝说岳母很困难，丢下一句话离开了。　　老太太说，三天后我儿子动手术，他在生死的门槛上等着你，去与不去你看着办吧！　　这是上午岳母睡回笼觉的时间。老太太走后，岳母睡不着觉。岳母一边紧皱着眉头作咬牙切齿状，一边使劲地撕自己的睡衣。岳母自己问自己，你真的不去看一眼李解放？你真的是一副铁石心肠？岳母自己回答自己，我不会去看李解放一眼，我真的长就一副铁石心肠了。这个时候，岳母分裂成两个人，一个是虚幻的岳母，一个是真实的岳母，虚幻的那一个去审视真实的那一个。审视的结果，真实的岳母告诉虚幻的岳母，她心里真的把岳父彻底忘记了，一丝留恋的痕迹都没了。虚幻的岳母告诉真实的岳母，我在心里痛恨你，我不能饶恕你。岳母撕破睡衣，就伸手撕抓自己胸脯上面的肥肉，两只手往两边撕抓，像是要把自己的一颗心扒出来，看一看上面积存着多厚的一层灰，或者冷冻着多厚的一层冰。岳母两眼像两口毁弃的枯井，始终干涩着，没有一滴眼泪。　　三天后岳父没有死在手术台上，岳母才暂时从这种分裂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岳母一生很少痛苦过，这是惟一一次刻骨铭心的痛苦。岳母一生很少失眠过，这是惟一一次刻骨铭心的失眠。　　岳母跟岳父共同生活二十多年，说不上两人有什么感情，就是搭伙过日子，就是共同生育三个孩子。岳母主动提出跟岳父离婚，原本是想跟陶瓷厂做个彻底了断。其实说到底，还是跟岳父没感情。岳母是个不懂得爱的女人，或者说是个没有爱的能力的女人。在这个世界上，岳母从来没有爱过岳父，从来没有爱过三个孩子，也就从来没有爱过自己。岳母的这一生，就是裹挟在强大的时代惯性中走过来。早年参加红卫兵大串联、当知青下放农村，而后招工进陶瓷厂，当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做厂里市里省里的劳动模范，一直到厂子倒闭破产。从表面上来看，陶瓷厂关闭，岳母沦为下岗工人，而后决然地与岳父离婚，好像已经从强大的时代惯性中挣脱出来，实际上很快又被另一种强大的时代惯性裹挟进去。岳母去传销，去暴饮暴食，以及其后几年的炒股票，炒基金，都说明这一点。　　岳父与岳母共同生活二十多年，虽说没有多少爱，却渐渐地产生一种深深的依赖。这种依赖不是相互间的，是单方面的，岳母可以不依赖岳父，岳父却不能不依赖岳母。岳父与岳母就像两根相互支撑着的木棍，年深日久，根部腐朽，岳母突然抽身而去，岳父感觉整体摇晃不稳了。有一段时间，岳父跟一个中年女人也交往过，也同居过。他俩共同生活不到半个月就分手。岳父与这个女人分手，跟岳母与传销员分手，不是同一种类型的分手。岳母与传销员分手，是岳母在生活中容纳不下男人，不需要男人。岳父在生活中需要女人，可这个女人不适合岳父。这个女人与岳母截然相反，是个依附性很强的女人，什么事都是岳父说了算，什么事都是岳父拿主意。岳父需要的是一根替代岳母的木棍，这个女人却是一根依附岳父的藤子。岳父跟这个女人说，你找一个比我好的吧。　　半年后岳父病死在医院里，时间是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零三分钟。　　岳父死的时候眼睛没有闭合，一直望着病房的房门。家人知道岳父盼望着岳母能来。岳父最终只能带着遗憾走了。　　第六章　炒股　　直到妻子生产我才知道岳母还活着。这之前妻子跟我说她的父母都死掉了，现在的亲人就剩下她的两个哥哥。实际上这两年与我们家稀稀落落走动的也就是妻子的两个哥哥。妻子回避说岳母活着，妻子的两个哥哥也回避说岳母活着。或许在他们兄妹三人的心目中，岳母确实死了，比岳父死得还要早。　　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妻子预产期差两天，就早早地住进医院待产。一天过后，妻子的肚子开始阵痛起来，一阵紧似一阵，一阵比一阵疼痛，闺女像是个沉不住气的孩子，一心想早点来到这个人世间。俗话说，儿奔生，娘奔死。女人对生产怀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这是正常的。可妻子在这方面表现得好像更加厉害。一会儿找护士来听胎音，一会儿喊护士来量血压。妻子觉得一切不正常，护士却说一切都正常。妻子脸色煞白，拼命地喊叫，不停地流汗。在妻子生产方面，我显得特别地无能与无助。我信不过护士，还是去把医生喊过来。医生像个杀猪的屠夫，手持不锈钢器械，探进妻子的下半身，把胎儿检查一遍，厉声教训妻子说，你现在喊叫什么呀？早呢！有你这么生孩子的吗？　　遭到医生一番呵斥，妻子暂时停下喊叫。妻子的恐惧感不可能消失，只是暂时收敛起来。妻子大睁两眼直直地瞪着天花板，一副举棋不定的样子，像是想着一件什么大事，又迟迟地不能确定下来。果然妻子突然跟我说，你看要不要打电话把我妈喊过来？我心里一惊，问妻子，你不是说你妈已经死了吗？妻子说，我妈才不会死呢，她活得比谁都精神。也就是这时候，我才知道岳母真的没有死。原来就是那个几年前摸着福利彩票大奖、开着大红色宝马车的传奇女人。说实话，我很想见一见这么一个富有传奇的女人，我想见一见这么一个从未谋面的有钱的老丈母娘。然而妻子一连打出好几个电话都没有联系上。妻子没有岳母的电话号码，妻子的两个哥哥也没有。看来三个孩子真的是与母亲断绝来往。妻子的两个哥哥很奇怪，问妻子，你要她的电话做什么？妻子说，我在医院里要生孩子了。两个哥哥说，你生你的孩子，跟她说干什么呀？妻子回答不上来。是呀，既然妻子不认岳母做母亲，妻子生孩子就跟岳母不相干。难道这一刻妻子想认岳母这个母亲了？妻子辗转几个人总算找见岳母的手机号码。妻子把电话打过去，激动得眼泪“哗啦哗啦”往下流。　　电话接通，岳母问，喂，你是哪一个？　　妻子说，我是月月呀。　　月月是妻子的小名字。　　岳母在电话那端迟疑很久，显然早已淡忘月月是谁了。　　妻子长长地喊一声“妈——”说，我现在在医院里，快要生孩子了。　　没想到岳母在电话里说出来的话，跟妻子的两个哥哥一模一样。岳母语气冷冰冰地问，你生你的孩子，跟我说干什么呢？　　妻子呆愣住，不知道怎么去回答这句话。妻子猛然地在电话里哽咽着说，妈，你快点来医院一趟，我生孩子就想见一见你。　　岳母依旧不为所动，依旧冷冰冰地说，我现在在股市上没空闲去。　　这一刻妻子的表情很复杂，有点尴尬，有点自咎，有点委屈，有点愤怒。妻子说，就算我白打你一回电话，就算我白喊你一声妈。　　妻子拿手机的一只手一直在耳边颤抖着。妻子燃烧在眼睛里的光亮一点点暗淡下来。我知道刚刚在妻子心里活过来的岳母又一次死去了。　　第二天妻子顺利生产一名女婴。　　岳母现在炒股，确实很忙。要是不赶在周末股市休市，天天得去股市。岳母与其他几人合用一间大户室。几个人都是女人，还都是肥胖的女人。在大户室里，桌子、椅子、电话、空调机、饮水机应有尽有。最关键的是每人桌子上都有一台电脑，各种股票瞬息变化的曲线图，在电脑的显示屏上一目了然。周一到周五岳母天天来这里，比政府公务员上班按时多了，也操心多了。要是在显示屏旁边再安装一台心脏显示器的话，岳母心率的波动肯定与股票的波动是合拍的，是一致的。　　岳母哪里懂得怎样去炒股呀？　　这么繁杂、这么专业的知识，也不是岳母一时半刻所能掌握的。岳母不会去花这么一番工夫，也不会去动这么一番脑筋，大户室的几个人女人共同花钱雇佣了一名理财师，替她们理财，替她们动脑筋。这就是金钱的好处，金钱与知识置换，与智力置换，而后可以转换成更多的金钱。然而股市就是赌场，炒股就是赌博，任何人想要正确地判断瞬息万变的股市都是痴心妄想的，也是不现实的。理财师的工作就是帮助雇主去分析、去判断、去预测。是购，是抛？购买哪种股票，抛售哪种股票？真正当家的还是雇主。说起来或许你不可能相信，在同一个大户室，雇同一个理财师，别人炒股就是炒不过岳母。说开来，股民就像一条条拼命追赶猎物而狂奔不止的猎狗，从表面上来看，获取猎物靠的是实力，其实大多靠的是运气。岳母就是凭借运气去炒股。别人怎样去谣传归谣传，同在一个大户室的几个女人，还是心知肚明的。她们说，我们没有梅艳芳有运气，我们身上长出来的是赘肉，人家梅艳芳身上长出来的才是运气呢。事实摆在面前，人们不得不相信运气这种说法。最具说服力的恐怕还是好几年前岳母摸大奖这件事。几个女人说，全市二百多万人口，大奖最终被谁摸去了？还不是梅艳芳这个女人吗？　　几个女人一协商，干脆辞退理财师。岳母买什么股，她们跟进什么股；岳母卖什么股，她们跟抛什么股。竟然真的赚到不少钱。　　岳母炒股以后，日常生活改变不少。一日三餐，早饭没有改变，晌午一顿简餐也跟从前差不多，只是从前自己下饭店，现在大多在股市里吃外卖。改变最大的是晚餐，不仅固定在一家饭店就餐，更主要的是改成吃西餐了。三明治，汉堡包，意大利面条，果酱，色拉，油炸牛排，沙丁鱼罐头，咖啡，红茶，人头马，XO，等等。自从那次岳母吃红烧肉、喝啤酒呕吐过后，一块红烧肉不能吃，一口啤酒不能喝。一夜之间，岳母的肠胃西化了，直接跟国际接轨了，原先不屑一顾的西餐，现在吃起来倒是最合口味不过了。　　这是市中心惟一一家正宗的西餐馆，岳母每天晚上就固定在这里就餐。晚餐依旧是正餐，岳母依旧很重视，先从股市回到家里，洗个热水澡，梳洗打扮一番，更换一套适合在西餐馆就餐的衣服，开车就去了。这里的就餐环境优雅，明暗适中的灯光，时隐时现的音乐，找不见中式餐馆的嘈杂与喧闹，更缺少中式餐馆的酒肉味道、世俗气息。虽说岳母吃西餐至今分不清什么是主菜、副菜，什么是冷盘、甜点，什么是白汁鲑鱼与蛋煎鲑鱼，甚至分不清绯利牛排与纸包鸡哪一种好吃。岳母吃西餐、喝洋酒，可以说是一种主观上的刻意选择，只是为了过一种跟从前不一样的生活罢了。　　现在岳母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上午没时间睡懒觉，下午没时间打麻将。周末两天股市休市，要么去健身房的跑步机上跑一跑步，要么去保龄球馆打一打保龄球。岳母去这些地方不是为了减肥，就是为了锻炼，就是为了淌汗，就是为了过一种跟从前不一样的生活。岳母现在身价号称千万，最起码算是个金领阶层吧。　　有一个周末，市证券公司与深圳证券总公司联合举办一次大户股民联谊活动，具体就是选派部分大户股民去深圳的一个度假村，打一打高尔夫球，参加一个与股市相关的商务论坛。我们这座城市没有高尔夫球场，也没有飞机场，从省城乘坐飞机才能去深圳。好在度假村就在深圳宝山机场附近，一帮人早上从家里启程去省城，午饭前就早早地赶到了度假村。前后在那里逗留不到一天半时间，周六晌午到，周日下午返回。对岳母触动最大的，不是第一次打高尔夫球，不是第一次见着平常在电视上才能见着的各类股市专家，更不是商务晚宴上西餐之丰富、洋酒之名贵，而是深圳那边的人太有钱了。听说这家度假村的会员卡，银卡一年十万，金卡一年百万。银卡与金卡的区别是，银卡只允许家人在这里消费，金卡才允许在这里开会、做活动。不是度假村会员当然可以来这里消费，只有会员才享受的优惠待遇，就不存在了。许多国内外政界要员、商界巨头都曾来过这里，度假、休闲、开会、洽谈。他们留下的一张张巨幅照片就悬挂在度假村墙壁上，成为一种装饰，成为一种诱惑。虽说岳母来一趟深圳，没有去市区半步，却还是被这里浓郁的铜臭味熏倒了。　　岳母从深圳回来一把抛出全部股票，转手从商业银行一把全部买进各种基金。岳母这么做的原因是嫌股票赚钱少，想去基金市场淘一大桶金。我要挣钱！我要多挣钱！实践证明岳母这么去做是正确的，此后两年狠赚了一大笔钱。其实那时候股市泡沫已经显现出来，傻子去购买基金都能赚着钱——这是后话。　　妻子生产出院这一天，岳母还是赶到医院里。　　岳母一身大汗，气喘吁吁，说是从健身房刚出来，说是健身房就在医院附近，说是健过身一下才想起妻子生产这件事。　　岳母说，只是不知道你们出院没出院。　　请注意岳母说出的是“你们”这个词，或许在岳母的心里，根本就与妻子不相干。她不是妻子的亲娘，妻子也不是她的亲闺女。　　这是我第一次见岳母，她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老，也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胖，富富态态的一个女人，样子有点像中央电视台半边天的节目主持人张越。妻子扭着脸，生着气，坚决地不搭理岳母。我跟岳母不熟悉，说不上话。场面有点冷漠，岳母有点尴尬。其实岳母可以不来，或者现在转身就走。岳母没有这么做。　　岳母说，我来一趟总要看一眼孩子吧？　　岳母提出这个要求，为难的是我。妻子不可能去育婴室抱孩子，我去抱孩子最起码要征得妻子同意吧。　　我小声地问妻子，要不要把孩子抱过来喂奶？　　妻子看出我的迂回战术，说你想抱你抱，你不想抱你不抱。　　妻子这么一松口，我赶紧去育婴室抱孩子，希望岳母看一眼孩子快点走，快点结束这场不愉快的会面。　　孩子出生三四天，一身皱皮，一脸皱皮，至少我看不出长的是丑是俊，是眼大是眼小，是单眼皮是双眼皮。岳母见着孩子的那一瞬间惊呆了。确切地说，岳母是被孩子的长相惊呆了。俗话说，隔代遗传。孩子的鼻子、眼睛、嘴巴、耳朵，无一不像岳母。岳母看见孩子，就像看见自己生命的原初状态。我抱孩子的时候，她是睡着的，现在醒过来，睁开眼睛看着岳母，嘴巴咕哝着像是要与岳母说话。岳母的心灵震颤了，语无伦次地连声说，你看看这个小人，你看看这才几天呀。岳母伸手想抱孩子，却把手缩回头说，姥姥一身臭汗怎么抱你呀。岳母慌忙翻自己的口袋，空空的什么都没掏出来。岳母说，你看看你看看，姥姥一分钱都没带着。　　岳母果断地跟妻子说，你去我那里坐月子。　　妻子就是这时候跟岳母说话的。妻子与岳母毕竟是亲娘俩。妻子说，去你那你有空照顾我？岳母说，我花钱雇一个月嫂。妻子摇头说，我还是回自己家，让建春照顾我吧。岳母看看我，她是第一次见着我，恐怕也是第一次知道我的名字吧。岳母跟我说，那建春你就好生地照顾月月坐月子，我有空闲去你们家看你们。　　我跟妻子结婚就住在她们家的一套老房屋里。妻子满月，也没见岳母来一趟。我认为住在老房屋里，岳母过来不方便。妻子说，我爸早不在了，她有什么不方便的？你不了解她，她就这么一个人，心肠硬着呢。　　孩子的小名叫乐乐，这是妻子起的。那天岳母拒绝来医院，妻子就决定给没出生的孩子起名叫乐乐。妻子说，我为什么不快乐，我的孩子为什么不快乐？我为什么要让一个不相干的人来看我，我为什么要让一个不相干的人来看我的孩子？　　再次见着岳母，乐乐都已经两岁了。　　这一天，我跟妻子带着孩子一起去看一个楼市的开盘，正巧在路边看见岳母。　　现在买房子，还是等一等？我们一直犹豫确定不下来。这么一犹豫，麻烦就来了。股市一天一天涨，楼市就一天一天跟着涨。股市涨是岳母的福星，楼市涨是我们的灾星。妻子在一家公司上班，一个月一千来块钱。我在市里的一家文化单位上班，一个月也是没有好多钱。利用手里的笔写一写稿子，连个抽烟喝酒钱都不够。我们暂时住在妻子家的那套老房屋里，不说有她两个哥哥的一份，就算掏钱把产权全部买下来，面积小也不能算长事呀。岳母有钱不假，可她有钱归她有钱，莫说我跟妻子结婚没见过她的一分钱，就是妻子生产她照样一分钱不愿往外掏。岳母不是看楼市开盘，而是隔着一条马路，远远地旁观着。旁边有一家市商业银行，岳母现在天天来这里，把握着各种基金的涨落，就像过去天天去股市一样。这一会，岳母出来透一透气，观望一下街边的风景。一下子，我们跟岳母碰个脸对脸，想躲闪都已经来不及。岳母倒是主动乐呵呵地跟我们打招呼说，你们来看房子，怎么到现在还住在老房屋里呀？岳母说这种话，我听了心里很难受，像是在谴责我这个男人没本事，她家闺女跟着我受了委屈。妻子怀里抱着乐乐不搭理岳母，腾出一只手扯拉一下我的衣服，小声地跟我说，莫搭理她，我们走。我不知道妻子说话岳母听没听见，却见岳母跨一步走近妻子，伸手拉住乐乐的小手。岳母跟乐乐说，姥姥带你去吃肯德基好不好？乐乐不认识眼前这个老女人就是她的姥姥，却答应一声，好！好吃是孩子的天性。更何况是肯德基这种侵略性很强的外来快餐呢。妻子很不满意孩子的答话，说乐乐，妈妈是怎么跟你交代的呀？童言无忌。孩子当着岳母面回答说，妈妈说不要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妻子表扬孩子说，你知道这么做，就对了。岳母放下孩子的小手，陌生而又屈辱地望着妻子。妻子怀抱着孩子赶快走开。孩子的眼睛越过妻子的肩膀一直看着岳母，岳母也一直看着渐渐远去的孩子。妻子两眼溢出眼泪，岳母没有看见，孩子没有看见，我看见了。　　这次与岳母邂逅，促成妻子下定买房子的决心。妻子说，我不想让别人再看我们住老房屋的笑话了。别人是个模糊的群体，但我知道这里边肯定包含着岳母。　　大约半个月过后，岳母出人意料地来到我们家。她专程来我们家一趟，说出一件使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要替我们家炒基金。岳母说，现在基金就像夏天汛期淮河里的水位，眼睛看着往上涨，一天一个样子，你们现在还守着那么一点死工资傻不傻呀？我替岳母安座，我替岳母倒茶，就是不能随便说话表态。岳母能来干涉我与妻子的“内政”，我却不愿去干涉她与妻子的“内政”。能看出妻子对岳母的到来，从心里还是很厌烦。毕竟她们有很深的积怨。妻子明确地跟岳母说，我们家的钱都交房屋的首付了，就是基金涨破淮河大堤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逮鱼摸虾。岳母笑嘻嘻地说，我知道你们手上紧巴，我借你们十万块钱购买基金怎么样？岳母手上提着一只包，真的带着十万块钱来。妻子害怕地往后退两步，像是岳母包里带着的是颗定时炸弹。妻子态度坚决地说，我们家不借你一分钱，我们家也不去购买一分钱基金。妻子的这种态度岳母像是早已经预料到。岳母把钱从包里一扎一扎拿出来，堆放在我家的桌子上。钱是真钱，一万块钱一扎，一共十扎。岳母说，我借给你们钱，我替你们炒基金，我替你们赚钱，你们一点点风险不用担。妻子不相信地问，赔本算谁的？岳母说，怎么会赔本呢？就算赔本也只能算我的。妻子赚钱的欲望被岳母一点点钩出来。妻子问岳母，你说这十万块钱我们怎么借？眼见岳母施展的“骗术”妻子要“上当”，我不得不出面阻拦。我跟岳母说，我的工资要去偿还银行住房贷款的利息，我们家借不起十万块钱。岳母说，你这个女婿怎么跟我闺女一样呆头呆脑的呀，我不要你们写借条，我不要你们立字据，我来一趟跟你们说一声，只要你们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我与妻子像是做着一场梦，岳母一扎一扎把钱塞进包里拿走了。同样做梦的还有孩子。乐乐从幼儿园回家，见到桌子上有一大包令人垂涎欲滴的肯德基吃食。什么炸薯条，什么炸鸡腿，什么热狗，什么汉堡包，还有在电视上做广告的最新潮的蓝莓蛋挞。乐乐知道我们不会购买这些食物，十分敏感地问，是不是狼外婆来了？妻子说，哪来的什么狼外婆，她是你姥姥。乐乐说，我喜欢这个姥姥。　　你说这是岳母玩的一场游戏也好，你说这是岳母拐弯抹角地资助我们也罢。反正半年过后，岳母结结实实地把三万块钱码放在我们家的桌子上。岳母说，最近基金情况不太好，大前天涨到三万零五百块钱，前天跌到不足三万块钱，昨天回涨一点我赶快拿出来，我想再不拿出来的话，怕是还要往下跌。岳母像是真的替我们炒基金一样，除去三万块钱，各种银行结算单据一应齐全。购买的是哪几种基金——十万块钱购买好几种基金，从某月某日到某月某日，投入本钱是多少，获益是多少，全部都有真凭实据的。妻子虽说听不懂，岳母当着妻子面却尽量地交代个一清二楚的。岳母跟妻子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得这么详细呢？这说明我确实在替你们炒基金，这说明三万块钱确实是你们的。基金的收益不可能是三万块钱整，零头二十多块岳母也放在桌子上。岳母一一交割清楚，最后说，属于你们的三万块钱已经放在这里，属于我的十万块钱我已经收回头，现在我替你们炒基金这件事就算结束了。　　岳母丢下三万块钱走了。岳母说她要去幼儿园看乐乐。有段时间，乐乐回家也说姥姥经常去幼儿园看她。　　三万块钱正是我们装修房屋所急需的。当着岳母面，妻子望着这三万块钱没有推辞，我也没说其他话。记得岳母那天临走时说过这么一句话。岳母说，要不是看在乐乐的面子上，我会借给你们十万块钱购买基金吗？你们做梦去吧！看来要说岳母有什么改变的话，乐乐确实是个关键。　　第七章　野菜　　转眼到了今年春节。年初七上班，年初六晚上岳母突然打来电话说要到我们家过一过。电话是妻子接的，她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神色慌张地不知道怎么回答。岳母听见妻子说话吞吞吐吐，支支吾吾，问，我到你家过几天难道都不照吗？我们这地方人喜欢说照不照。照就是行的意思，不照就是不行的意思。妻子问，那你说几天吧？我好跟建春说一声。岳母说，我走闺女家，还要女婿同意吗？妻子说，我们家是建春当。岳母不客气地说，你怎么会跟娘一样，没找着一个好男人呀。妻子驳斥岳母说，我们家建春对我好，遇事不让我操心当家。岳母笑起来说，这么说是你不想让娘去。妻子心虚地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岳母说，那你让建春接电话，我跟他说一声。妻子当然不会这么傻地把电话交给我。妻子说，建春现在不在家。猛然岳母声音哽咽起来说，其实我就想去你们家看一看乐乐，春节幼儿园放假，我一次孩子没见着，心里想得慌。这一次轮着妻子心肠坚硬起来，依旧坚持说，那也得建春回家我跟他说一说。“啪”一声，妻子就把电话挂掉了。　　岳母要来我们家过一过确实有点意外。不管是我还是妻子，岳母在我们心里都是一个陌生人，都是一个谈论起来感到很别扭的人。妻子跟我探讨这么一个问题，岳母给我们家三万块钱是不是一场骗局，是不是一个圈套，目的就是为了这一天，能来我们家过一过。妻子说，两个哥哥家有两个嫂子拦着，她是一步家门跨不进去，我们家要是你不出面拦着怎么办？妻子说话的意思，她不好阻拦岳母，我好阻拦岳母。我说，这种事我做不出来，你也不要打着我的旗号阻拦岳母。我一方面继续本着不干涉妻子与岳母之间“内政”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同情岳母、替岳母悲哀——三个孩子家没一个家门能走进去。实际上这些年岳母就一直生活在没有亲情的荒漠世界里。在现实生活中年老的岳母或许可以不要男人，但绝对不能说不要亲情。妻子说，要不三万块钱还给她，省得她今后提起这件事，我在哥哥嫂子面前抬不起头。妻子深陷积怨不能自拔，我也没有好办法。我说，你看着办。三万块钱相对我们家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妻子在嘴上说一说还钱可以，真要她拿出三万块钱去还给岳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最起码现在家里就没有这笔钱。去借钱，问谁借？我向妻子分析说，岳母要来我们家其实跟这三万块钱关系不大，或许就是想来我们新家住几天，跟乐乐玩一玩。我这么一说话，就等于在这件事情上当家作主了。妻子说，怕就怕有你后悔的时候。　　半年前，岳母就不怎么去银行炒基金了。各种基金连连下跌，一年时间不到，基金缩水缩掉一多半钱。岳母被基金牢牢套住，想解解不开，索性就扔进银行不管不问了。　　年初七岳母到我家，说是过一过，过到清明节这一天也没有离开的意思。这期间，岳母在我们家每天负责打扫室内卫生、上街买菜、一天烧三顿饭、接送乐乐上幼儿园，任劳任怨，就像一个典型的家庭老太太。面对这样的一个岳母，你很难把过去种种不好的“劣迹”安在她身上。好像过去的岳母是一个岳母，眼前的岳母又是一个岳母。好像过去的岳母是生活在各种传说中，眼前的岳母才生活在现实中。好像过去的岳母是虚假的，眼前的岳母才是真实的。说实话，只有妻子时时刻刻提防着，对岳母不放心，而我却觉得有这么一个老人在身边，看家，看孩子，真的是省心许多。妻子提防着岳母、对岳母不放心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不言自明的。妻子跟我说，我比你了解她，谁知道她哪天会折腾出什么事情来。岳母具体会折腾出什么事情呢，妻子也说不准确。妻子盼望着岳母能快一点离开我们家。岳母却安安稳稳地一天一天过下来。要不是清明节来临，或许妻子与岳母之间的芥蒂就渐渐地消除了。　　每年清明节给岳父上坟都是妻子的大哥操心，电话里约定一个时间，兄妹三人一起去，培一培土、烧一烧纸，说一说话。兄妹三人从不同的方向聚齐在岳父坟上，上过坟又分三个方向离散开。今年原本想安排妻子的两个哥哥上坟后来我家吃一顿便饭的。原因是我们搬过新家，他俩还没有来过。说起来，兄妹三人生生分分的根源还是落在岳母身上。岳母岳父离婚，一个家四分五散，兄妹情分日渐淡薄。岳父死后，兄妹三人就更少走动了。妻子的大哥往我家打电话的时候，岳母正好带着乐乐下楼去遛弯子，岳母回来妻子也没跟她说这件事。在电话里妻子也没跟大哥说岳母在我们家。在妻子的心里，岳母呆在我们家是一件很难向两个哥哥启齿的事，给岳父上坟同样跟岳母一点不相干。所以星期五这一天妻子去上坟，岳母不知道，妻子的两个哥哥也没能来我家看一看、吃一顿饭。妻子回到家，心情沉闷是自然的，一张脸也挂拉开。妻子心里的积怨重新向岳母释放开，岳母还不知道。你可以说岳母活得单纯，你可以说岳母活得麻木，你可以说岳母活得没心没肺，你可以说岳母活得超凡脱俗。妻子的一副心事，岳母猜不出；妻子的一张脸色，岳母看不见。妻子已经视她为仇人了，岳母还是一点感觉不出来。　　清明节这一天，妻子提议我们一家三口子去山南新区透一透气，玩一玩，散一散心。岳母非要跟着一起去。这才有本文开头岳母在半道落下来挖野菜的事情。这才有岳母挖野菜、吃野菜引出来的一连串麻烦事情。　　岳母烧出两样野菜，一样是蒸野菜，一样是野菜烙饼。清明节这天傍晚，我们一家三口从山南新区回到家，岳母就把这两样野菜端出来，一副乐滋滋的样子说，我让你们尝一尝鲜。妻子这才明白岳母落在山南新区干了什么事情。妻子说，原来你留在半道上是挖野菜？你说这野菜有什么好吃的？岳母说，你不吃，建春吃，乐乐吃。妻子说，我问你这野菜有毒没有毒，能吃不能吃？妻子在岳母面前一说这种不论理的话，岳母就不言语了。妻子不罢休，继续追逼着说岳母，你看人家挖野菜，你就挖野菜，你跟我说一说这都是些什么野菜呀？岳母当然知道。岳母手指蒸菜说，这里是野豌豆花。岳母手指烙饼说，这里是野蒜。野豌豆花、野蒜，是两个赋有诗意的名字。乐乐一听，两眼生亮，就把小手伸上去，想尝一口。乐乐说，妈妈不吃，我吃，肯定好吃得不得了。妻子白一眼乐乐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就知道吃、吃、吃。妻子这么一说话，就等于许可乐乐吃野菜。岳母得到乐乐支持，一脸容光说，当然好吃，要不是姥姥有意给你们留着，我一个人晌午早吃光了。妻子洗洗手，洗洗脸，进卧室休息，隔着门缝听见乐乐一口一声地直叫野菜好吃。乐乐狼吞虎咽，夸张得不得了。　　蒸野豌豆花，就是野豌豆花拌上面粉蒸出来，浇上蒜泥油盐就能吃了。野蒜烙饼，是野蒜切碎和出面，一块一块烙出面饼来。野豌豆花吃嘴里有一股清香味道。野蒜烙饼更是有一股野香味道。　　乐乐雷声大雨点小，吃几口，小肚子就饱了。我见样尝一尝，算是给岳母一个面子。蒸好的豌豆花依旧能看见豌豆花淡蓝色的花瓣。野蒜烙饼里依旧能看见野蒜翠绿色的叶片。　　剩余的岳母一个人吃掉了。　　原本心想岳母挖野菜的事就此会结束，哪想到第二天下午岳母又去山南新区挖野菜去了。这一次岳母路程跑得远，挖野菜时间长，竟然把去幼儿园接乐乐都忘记了。下午五点钟，幼儿园里只剩下乐乐一个孩子没有家长接，阿姨把电话打在妻子的手机上。妻子急忙问，我妈呢，她怎么没去接？阿姨说，这我怎么会知道啊。岳母一向接送乐乐准点守时，态度积极，所以妻子才这么疑惑不解的。妻子不相信，吩咐阿姨让乐乐接电话。妻子问，姥姥真是没接你？乐乐委屈地哭起来说，妈妈，你快点来呀。　　妻子慌忙放下手上工作，打的赶往幼儿园。　　傍晚我下班回到家，还没见着岳母回来。岳母去了哪里，妻子做了许多无端的猜测。妻子说，最可能的一条就是去幼儿园接乐乐的途中突然撞着车、或患脑溢血什么的。岳母这么胖，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正常的。可我们一直没有见过岳母吃药，也没听岳母说过她有“三高”呀。妻子说，我都去幼儿园的路上查问两遍了。妻子问我，你说她要是不明不白地死掉怎么办？妻子这么猜测是有一定道理的。岳母没有亲戚朋友可走，上街买菜是在上午，商场超市什么的不愿意去，就算临时有事，不能去接乐乐，也应该打个电话说一声呀。　　天完全黑透时，岳母灰头土脸回到家。妻子一看岳母手上提着的两包野菜，便知道岳母去干什么了。岳母看见乐乐才知道自己忘记一件什么大事情。岳母不好意思地说，我走半道上心里还想着有一件什么事忘记了，可怎么也想不起是接乐乐。妻子哭笑不得地说，你能为了挖这么一点野菜，就把乐乐扔在幼儿园不管不问，还惹得我们担心到现在？岳母遭受妻子一顿数落是肯定的。妻子说，你没来我们家，我们家安安静静的，自从你来这个家，我们家就再没安宁过。　　妻子这话说重了，有意想撵岳母走。　　岳母不说话，收拾收拾东西，真的要走了。我挽留岳母说，吃过晚饭走吧。岳母说，我回去吃，我回去蒸野菜吃。乐乐每天从幼儿园回家要睡上一大觉。岳母临出门，在乐乐睡觉的房门边迟疑良久，还是没有走进去。或许岳母这一生做过许多大大小小的错事，或许岳母面对这些大大小小错事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错。但这一次岳母意识到错了，最后才没有见乐乐。　　岳母提着两大包野菜走掉了。岳母走的时候流着眼泪，妻子留在家里流着眼泪。两个人的恩怨绕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点上。我束手无策地夹在她俩中间。　　岳母离开我家后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要在山南新区开一家野菜馆。当然野菜馆不一定全部经营野菜，但野菜肯定是野菜馆的主要菜系。岳母准备在当地农村流转几十亩土地，盖野菜馆，种野菜。山北往山南打通一条隧道，但不通公交车，岳母这些天每天都骑着脚踏车去山南新区，找那里的村委会干部办理相关手续。要是你去山南新区游玩，碰巧看见一个匆匆忙忙地骑着脚踏车的肥胖女人，说不定她就是岳母。岳母前些年开宝马车开够了，现在她就是要骑着脚踏车经风经雨晒太阳。至于野菜馆开得怎么样？岳母与三个孩子今后关系如何？我只好在小说续篇中告知诸位读者了。岳母要是真把野菜馆开起来，整天指挥菜农、厨师忙个不亦乐乎的话，其生活状态也真的改变，过的就是真正的现代生活，而不是后现代生活了。　　哦，岳母！　　责任编辑　朱继红　　一连好多年，在他俩之间还存在着一件更加荒诞的事情，那就是岳母比岳父工作忙，劳动强度大，却不一定比他往家拿钱多。　　这话怎么说呢？　　岳父在厂子拿一份固定工资，每个月基本工资多少，奖金多少，大致是固定的。岳母拿计件工资，每个月按产值、产量合计计算，多多少少不是固定的。若是按陶瓷厂的工资表，可以肯定地说岳母要比岳父工资高。岳母在生产一线，岳父在生产辅助单位。岳母的工资比岳父高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岳母往家里拿钱却没有岳父多呢？原来岳父按月除去厂子里的一份工资，还有一部分收入是外出干小活得来的。岳父手上有铆焊技术，社会上经常有人找他干小活。这样每个月干下来，岳母的收入就比不过岳父。岳父挣钱多，岳母不去羡慕，反而心里反感，嘴上批判。岳母说岳父这是吃里扒外，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这是企业的蛀虫。岳母说这话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事实根据的。岳父他们出厂子干小活，都是去一些小单位。这些小单位要设备没设备，要材料没材料。岳父他们去干小活，带的设备是厂子里的，甚至带的材料也是厂子里的。这不是吃里扒外是什么？这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是什么？这不是企业的蛀虫是什么？　　企业管理这样松动，说来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也不是一个两个方面造成的。国有企业是国家的，是大家的，谁都有责任管，又谁都没责任管。这就是国有企业管理的一大弊端之一吧。真是说不清，理还乱。　　岳父收入多、空闲多，生活要求自然而然地就比岳母高。岳父抽烟，喝酒，饮茶，听戏。听戏听唱片，听泗州戏。泗州戏是一种地方戏，俗名叫拉魂腔，咿咿呀呀，呀呀咿咿，哭腔哭调的，尾音一拖拖多长，真像勾住人的魂魄一点一点往悠远的地方拉着拽着。晌午或傍晚、尤其是傍晚，岳父动手烧出两个下酒菜，一边抽烟，一边喝酒，一边听戏，甚至还要泡上一杯浓茶，抽烟、喝酒、听戏的间隙饮上那么一大口，显得更加地有滋有味。岳母与岳父吵架往往也是从这个时候兴起的。试想想，岳母在车间劳累一天，一身泥巴，一身汗水，一进门看见岳父这么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心里会有何感受呢？岳母没有休息天，没有节假日，只有产值与产量，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家就是吃饭睡觉的场所，其余时间都呆在车间里。　　岳母“啪”一声关闭电唱机，手指指着岳父的鼻子说，你看看你哪里像个工人阶级呀？　　岳母这么破坏岳父的生活情致，岳父还不敢生气，没办法生气。岳父躲避开，不跟岳母一般见识。岳父冲着岳母笑一笑说，我这样不是工人阶级，你这样是工人阶级照（行）了吧？　　岳母不会没有一点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像其他家庭妇女似的跟岳父打一顿、骂一顿，岳母一说话肯定还是一种批判的口气。　　岳母说，我看你跟过去的地主老财没什么区别！　　岳父连声说，好，好，好，我就是过去的地主老财照（行）了吧？　　在岳母面前，岳父从来都是高高地挂起免战牌，抱着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　　岳母不想罢休地，一句话比一句话尖刻，像是要把岳父逼进死胡同。　　岳母说，你这副样子要是在“文化大革命”肯定要遭受批斗的。　　岳父说，好，好，好，我在“文化大革命”肯定要遭批斗照（行）了吧？　　岳父一句硬朗话都不说，岳母没办法。　　岳母最后下通牒说，有能耐你不要上我的床。　　岳母放下批判的姿态，终于转到夫妻生活的话题上。　　说实话，就是在“文革”时期，就是在他俩工作结婚初期，在诸多方面岳父还是比岳母优越的。“文革”是个特殊的年代，好多工厂都是停产、半停产。那时候陶瓷厂以生产碗盘子日用瓷为主，不说停产、半停产，连天加夜生产还完不成计划指标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不管是哪个派别，不管怎样闹革命，闹到最后饭总是要吃的，碗盘子都是必需品。岳母那时候就在生产一线，闹革命的唯一手段就是多干活、多加班。岳父那时候手上技术过硬，在厂子里数一数二的，也经常多干活、多加班。不过岳父加班干活的场地不在厂子里，多是在附近郊区农村。那时候提倡走一条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人民公社兴修水利什么的就找到厂子里。岳父他们带着卡车拉着设备、材料就去了，一连好多天吃住在那里。同样那是一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住宿可以马马虎虎，吃喝却顿顿少不了酒、少不了肉。厂领导带队去，人民公社领导相陪着，岳父他们干活的需要吃好的，领导干部同样也需要吃好的，所以顿顿吃的喝的都安排得停停当当的。岳父一年间要出去好多趟，吃喝不花一分钱，外出算出差，回到厂子里还要多拿一份补助钱。要说岳父、岳母收入上面的不平等，恐怕从那个时候就有苗头了。岳父喝酒抽烟的习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一点一滴养成的。　　有一次，岳父从农村回头带着满满一工具包农副产品：花生和芝麻。岳父有点得意忘形地问岳母，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去人民公社又吃又喝又拿吗？岳母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知道你这不是去支农，而是去坑农，是去害农。岳父说，我去坑农，我去害农，人家愿意，人民公社怎么不请你去呢？岳母说，那是人民公社的革命群众没有擦亮革命的眼睛，没有看透你的狼子野心与丑恶嘴脸。岳父说，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吧，我学的技术才是技术，你学的技术不叫技术。岳母说，照你这么说，我们陶瓷厂靠着你的技术，碗盘子的产量质量就能上去了？岳父说，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的技术好比是地方粮票，我的技术好比是全国粮票，你的技术一出厂子就作废了，我的技术走到哪里流通到哪里。经过岳父这么一比喻，岳母承认他俩技术的不同处。不过岳母还是说，我看陶瓷厂搞革命生产靠的是我，不会是你这样的二混子。　　岳父目光十分悠远地说，你就等着瞧吧，今年我就要带徒弟，赶明徒弟带徒弟就是我的徒孙。　　岳母说，你带徒弟又能怎么样，陶瓷厂也改不成机械厂。　　岳父说，陶瓷厂改不改机械厂我不知道，我知道我是越老越值钱，你到老了什么都不是，一场空屁拉。　　岳母说，那我俩就走着瞧，就怕你吊不郎当的一个二混子，有一天厂子开除你，看你往后还去坑农、害农，还去人民公社骗吃又骗喝？　　岳父一脸油气，一身酒气地说，不用说往后，就说眼前这些天，我是吃肉吃腻了，喝酒喝足了，十天半个月我都是不用喝酒吃肉了。　　那些天岳父在农村，三个孩子在奶奶家，岳母一个人在家顿顿吃清水下挂面，一点荤腥没沾着。　　一不留神，岳母几十年后的命运被岳父早在几十年前就预测出来。陶瓷厂“哗啦”一声垮掉，岳母手上的技术作废掉，岳父带着徒弟开门市部。岳母头脑空空，两手空空，不知道该干什么好，更不知道问题出哪里。岳母两眼空茫茫地问天问地，陶瓷厂就这么说一声垮掉就垮掉了？我从今往后每个月只有一百四十三块钱的下岗生活费？　　其实陶瓷厂垮台是有一个漫长过程的。岳母岳父面对陶瓷厂一天一天走向死亡的心理准备是不一样的。简单地说，岳父属于自救派，岳母属于等死派。岳父早早地看出陶瓷厂的一条死亡道路，就算陶瓷厂拖着不死，发不出工资、发不全工资，也必需自己找一条出路。岳父原先带着徒弟出去干小活，大多是人家找上门，现在是主动出击，先拢住一部分活源，为将来开门市部做一点基础性工作。岳父做的另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明里暗里准备好一套干活的工具。扳子、钳子等小工具，岳父现成的有。岳父要准备的是值钱的大设备，车床、刨床什么的。怎么去准备这些大件设备呢？每年年底车间都要处理掉一部分报废的设备，当废铁卖给废品收购站。这些设备怎么报废的，能不能维修再使用，岳父心里清楚得很。岳父就是从废品收购站转手回收这些能够使用的设备。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岳父稍微在设备上做一做手脚，说不定一台完好的设备就当作废品转移到他手上。　　岳父在心理上、物资上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就等着陶瓷厂垮台了，就等着自己开店了。　　岳母的等死派与岳父的自救派不一样。在心理上岳母从来就不相信陶瓷厂会垮台。岳母坚信，陶瓷厂是国家的，国家是不会让国家的厂子垮掉的。在岳母的心里国家是无所不能的代名词，大不了印钞厂多印一些钞票，银行多贷几回款子。岳母很主人翁地从反面想，就算陶瓷厂垮掉，这么多职工家属吃饭怎么办？前后有两年时间，产品积压，车间处于半生产状态，一年间有一半时间岳母可以闲在家里，不需要去车间上班。当然不上班就开不全工资，开一半还不能按时开。岳母在家里闲不住，每天照常去车间，把通往车间的一条路扫一扫，问一问分厂领导什么时候车间能够开工生产。分厂领导需要值班，天天坐在办公室。岳母天天去问相同的话，分厂领导心里很反感。分厂领导说，你去问大厂领导吧，这种事我们分厂领导怎么当家呢？岳母不怕见人，直接去问大厂厂长。大厂厂长可不是好见的，求见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排着队。银行的，要求厂子完善固定资产抵押手续；供电的，催要拖欠下来的电费；报社的，采访厂子的下一步改革思路&&好不容易轮着岳母，厂长一问是厂里的职工，说，你看我都忙成这样子，你还来添什么乱子呀？厂长是新换的，不认识岳母。岳母说，我代表广大职工来问你的问题最重要。厂长说，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最重要，可我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车间能生产。岳母有点生气地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还当谁家的厂长呀？厂长说，我也不想来当这个厂长，这是市里决定的。岳母一下子无话可说了。　　厂长说的是实话，陶瓷厂这个烂摊子就像一把饿皮虱子，谁想去招惹，谁想放在自己的头上去抓挠？市里下决心，进行企业改制，职工人人交钱参股，成立股份公司，推举董事会。市里在企业推行这项改革的难度很大，由谁去领导呢？市里有绝招，几家大企业，一家派一个区长去任厂长，干好了就是下一届副市长人选，干不好自己想着去吧。果真这边一改制，那边一个个企业就死了。　　陶瓷厂破产一个月后，岳母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领着一帮人把厂子门前的公路堵上了。　　这一个月来，岳父整天忙着门市部的活，很少回家吃饭，很少去顾及岳母。岳母在家喜怒无常，不持家，不烧饭，岳父回家吃喝不上，只好吃住在门市部。厂子关门的头些天，岳母眼泪汪汪地在家里哭，用岳父的话说，像是死了老子娘。厂子破产，有不少女职工像岳母一样，整天在家泪水洗面，却很少有男职工像岳父一样，这么快就能找着一件适合自己做的事情，能够挣着钱养家糊口。所以说，岳母的哭跟有的女工哭不一样。别的女工哭是因为家庭生活没着落，惊慌，恐惧。甚至有女工不堪企业破产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与经济压力，悄悄地自杀了。岳母在厂里呆了二十多年，跟厂子有感情，企业一下子垮台，心里难过，哭一哭，流一流眼泪，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与疏通。几天过后，岳母不哭了，整个人却目光呆滞，无精打采，许多问题在心里拧成一个个死结，没办法去想通。而后岳母走出家门，去东家，去西家，秘密地策划堵路的事情。　　岳母鼓动女工去堵路，抓住一条说得过去的理由。纺织厂同样是一家破产企业，人家的女工年满四十五周岁就能退休，而陶瓷厂的女工非得年满五十周岁才能退休。为什么一样的破产企业会有两种退休政策呢？政策是市里制定的。女工问厂领导。厂领导去问市里。市里答复说，纺织厂是女工密集性行业，四十五周岁退休是上面新近规定的。上面没说陶瓷厂女工可以四十五周岁退休，市里不当这个家。这种解释显然不能说服陶瓷厂女工，晃里晃荡站不住脚。她们纺织厂女工是女工，我们陶瓷厂女工就不是女工啦？同样是国有企业女工，她们是大老婆生的，我们难道是小老婆生的？　　岳母去的人家都是年龄超过四十五周岁、快到五十周岁的女工。说起来陶瓷厂就是一个女工密集性的行业，百分之八十是女工。岳母花几天时间一鼓动，很快联络几百口子都属于同一种情况的女工。她们一起抱着一丝幻想，或者说怀有一个梦想，去堵一堵路，去闹一闹，市里一仁慈，她们就堂而皇之地办理退休手续了。那时候退休工资一个月能拿四百多块钱，这比下岗工资一百四十三块钱多多了，勉强维持一家三四口人的温饱不成大问题。　　堵路的行动是在五更开始的。厂子门前的一条路是贯穿我市东西的主干道。岳母她们计划着从车间搬出石膏模型设置一道路障，而后她们站在路障前后就可以了。岳母五更天到厂子里就发现情况有点不一样，这些女工的男人孩子都跟着一起过来帮忙。事先安排好的，哪些女工负责搬运石膏模型，哪些女工负责设置路障，哪些女工负责标语横幅。现在全乱了，搬运石膏模型的七手八脚的，设置路障的七手八脚的，张贴标语横幅的更是七手八脚的。乱就乱吧，一条道路很快被石膏模型封堵住，前前后后黑压压地站满女工。大车、小车、自行车都只能绕道行驶了。天亮时，情况往更复杂的方向发展了。这些女工的男人孩子不愿回家，他们说反正回家没事，我们帮忙帮到底。男人不上班是下岗没班上，孩子能不上学？一问才知道，这是一个不上课的礼拜天。更没想到的是，围堵的人群迅速增多，迅速扩大。一帮年轻的女工过来了，连着一帮退休老头、老太太都在家里呆着不安了。　　年轻的女工说，我们跟你们一起堵路出出气。　　一帮老头、老太太说，我们来问一问我们的医药费什么时候能报销。　　场面这么大，人数这么多，岳母心想过一会厂领导陪着市领导就会走过来。这些下岗女工堵路要求什么条件，标语上写得清楚：“我们要四十五周岁退休！”“我们要跟纺织厂女工同一个待遇！”岳母策划堵路的真正目的，是想见上级领导问一问：陶瓷厂垮掉，这么多下岗职工今后的出路在哪里？这么多家属吃饭怎么办？厂子的医院、学校谁去办？岳母积压一肚子问题需要问。然而上级领导没有给岳母一个解疑释惑的机会。等到半晌午，莫说一个领导没来，就连交通警察都没见着人影子。这条道路闲置下来，车子都绕道去走另一条路，交通警察过来干什么呢？　　那段时间，堵路的企业不在少数。有堵国道的，有堵省道的，有堵铁路的。堵国道的，市里重视，疏散人群，解决一些问题。堵省道的，市里也重视，疏散人群，解决一些问题。堵铁路的，影响更大，是京九大动脉，连武警都出动了。唯独岳母他们堵路，不是国道，不是省道，更不是铁路，就没人过问了。陶瓷厂相对偏僻，不靠国道，不靠省道，不靠铁路，原来他们堵的是一条可有可无的道路呀。　　挨近晌午，围堵的人群渐渐地稀少下来。孩子们觉得没什么好玩的，早早地四散而去。男人跟自家女人说，我回家烧饭，晌午饭我送过来。一帮老头、老太太更是松动开，一件与他们原本不相干的事，现在更是不相干了。女工们问岳母，还堵不堵？岳母不知道怎么回答话，自己也不知道是该堵还是不该堵。　　女工们一个一个相继走开，她们愤怒地把石膏模型一个个搬起来，“稀里哗啦”地摔在地上。陶瓷厂破产，这是石膏模型最后的用途与结局。岳母也气愤地搬起石膏模型。不过岳母不是直接摔地上，而是照着陶瓷厂大门砸过去。“哐当”一声巨响，看大门的惊慌了。看大门的跑出来，紧紧地拉住岳母，不让砸大门。看大门的说，你堵路不堵路我不管，可你不能砸大门。岳母说，厂子都不存在了，还要大门干什么？看大门的说，你要砸就是砸我的饭碗子呀。看大门的除去下岗工资，按月还有二百块钱补助。岳母放下手中的石膏模型，一屁股坐地上哭起来。　　再说一说厂领导、市领导的态度。厂领导及时地向上面作汇报，市分管领导说，他们堵就让他们堵一堵吧，我们去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据说市领导还是偷偷作了部署的，吩咐一部分警力紧急待命，一旦出现危及性命的乱子，他们就会及时地赶过来。　　会出现什么危及性命的乱子呢？什么也没有。三天后，公安局来人带走岳母，以聚众滋事为由，拘留岳母半个月。　　第三章　离婚　　半个月过后，岳母从看守所回来家。没人知道在这半个月中岳母经历了一番怎样的痛苦与挣扎。　　岳母去堵路，岳父不知道。岳父开店的街面与陶瓷厂有一段距离，所做的生意与陶瓷厂不相干，又加上这些天岳父吃住在店里，岳母想些什么事、干些什么事他自然不清楚。这一下岳父不得不知道了，公安局把警车开到家门口，一副明亮的手铐带走岳母。看守所可不是好进的，家人要送铺的盖的，还要交一笔吃饭钱。岳父口袋里带着钱，手上拿着铺的盖的，领着三个孩子一起去看守所看岳母。一路上，岳父跟三个孩子说，你妈就是这么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在生产车间当劳模当惯了，干什么事都想出风头，走在最前面，这下可好，“劳模”去了看守所。然而岳母隔着一道冰冷的铁门，要看守跟家人回话，不见家里的任何人。岳父问看守，她为什么不见我们？看守说，这我怎么会知道。岳父只得带着三个孩子往回走，一边走一边说，你看看你们娘，生气生在我们身上，好像是我们让她去堵路的，好像是我们让公安局把她抓起来的。　　岳母不见岳父，岳父觉得像是一件事没做掉，第二天接着去看守所。岳父烧一点好吃的带着，还想领着三个孩子一起去。三个孩子拒绝了。大孩子说，我要上班，不能请假。二孩子说，我要上班，请假请不掉。闺女说，我要上课，不去算旷课。三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是奶奶带着的，跟岳母一点不亲近。母亲在他们的心里只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一点实际内容都没有。岳母的婆婆说岳母，你就是一只下蛋的母鸡，“咯哒”一声下完蛋，其他什么都不管不问了。　　岳母这次同意见岳父。岳母是个干瘦干瘦的人，经过这件事一折磨，像是更加干瘦了。岳父原本是个白胖白胖的人，这段时间一忙，瘦了黑了，可跟岳母相比较，好像是更白更胖了。中间隔着一道铁栅栏，岳母看一眼岳父，岳父看一眼岳母，双方的眼睛是空洞的，像是两个陌生人在对望。看守是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不同意再次安排他俩会面，跟岳父说，昨天她都不愿意见家人，今天能愿意？岳父有准备，塞上一条烟，这家伙才答应去问一问。岳母岳父不说话，看守说，你俩有话快点说，没话就结束会面吧。岳父觉得应该先说话，没话找话也应该说几句。　　岳父问，你在这里还好吧？　　岳母说，好，好得很，我在这里很自在，能吃能喝能睡，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　　岳父说，这样就好，其实说开来，这件事也没什么，不是偷抢扒拿，更不是杀人放火，不就是领着下岗女工堵路吗？　　岳母说，要是偷抢扒拿、杀人放火倒好了，我蹲在这里就不亏了。　　岳父说，这个、这个&&　　岳父说话一说不好，就结结巴巴地“这个、这个”的。　　岳母说，你回家做好心理准备&&　　岳父说，我心里准备什么？　　岳母说，我出去就跟你离婚。　　岳父说，这个、这个&&　　好像岳母同意与岳父见面就是为了说“我出去就跟你离婚”这句话。　　岳母离开铁栅栏那一边，岳父坐在那里半天没动弹。贼眉鼠眼的看守说，老婆都走了，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　　岳父当然不相信岳母真的会离婚。岳父认为岳母说的是赌气话，是狗屁话。三个孩子不再去看守所看岳母，岳父也不再去。岳父心里想，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那我就不好再去看望你。陶瓷厂有不少职工却拐弯抹角地关心岳母，打探岳母在看守所里的情况。他们不能去看守所，只好到岳父的门市部。这些职工去门市部也不好直接问岳母情况，总是打着帮助岳父揽活的幌子。因而岳母在看守所的那半个月，门市部里的客户最多，揽活揽得也最多。活从四面八方排成队，一齐找上门，多得拦都拦不住，多得连岳父自己都奇怪，好像这些活都等着岳母进看守所才跑过来。岳父跟每一个关心岳母的厂里职工都说着同样的话。一句话是岳母说的，“我在这里很自在，能吃能喝能睡，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另一句话是岳父说的，“其实说开来，这件事也没什么，不是偷抢扒拿，更不是杀人放火，不就是领着下岗女工堵路吗”？　　半个月过后，岳母回家的头一件事就是跟岳父提离婚的事情。　　岳母问，你说我俩是去民政局，还是去法院？　　岳父依旧不相信地问，你真想离婚？　　岳母说，假离婚我还要跟你说？　　岳父说，这个，这个&&　　岳母说，我什么都不要，净身出家门。　　岳父问，你说说、你说说，你为什么跟我离婚呀？　　岳父一急，额头“咕嘟”冒出一层汗。　　岳母问，你真想知道为什么？　　岳父慌忙地点点头。　　岳母说，我俩认识是一种错误，我俩一起生活几十年更是一种错误。　　岳母好像把话已经说明白，实际上岳父却听得更加稀里糊涂了。　　岳父说，要离婚你去离，我不同意。　　岳母说，那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岳母、岳父相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侯岳母、岳父都是厂子里的显眼人物。岳父在厂篮球队打篮球，岳母在生产一线当工人。岳母在车间下力气干活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学习毛主席语录更下力气，一本红皮语录小册子能够一条一条从开头背诵到结尾。岳母经常地使用语录当武器，与别人辩论一些国家大事、世界大事，这是当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一种最流行方式。因此岳母理所当然就成了厂子里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胸前佩带着一朵大红花，经常地出现在各种表彰大会上。“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在这种场合中，岳母背诵语录的一副激情会更加地高涨起来。　　岳父出名是出在厂子篮球队。　　那年头，几乎所有的大厂都有一支篮球队，厂子与厂子相互间串门比赛，是那时最常见的一项体育活动。各届厂领导都重视厂子篮球队，比抓生产还要卖力气。那年头厂里没有大客车，一辆南京产跃进牌大卡车，在车厢上蒙上绿色帆布，便成了厂篮球队的专用车。三天两头，厂领导就带着篮球队出去比赛了。三天两头，别的厂领导就带着篮球队过来比赛了。篮球比赛的时候，生产车间可以暂时停产，职工可以专门看比赛。这一天，整个厂子就像过节一般热闹，就像开批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