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立传本来是大人物的事，他们的传记千千万万个小人物在看，人们怀着崇敬、好奇的心情去看他们是如何成为大人物的，想从中得到借鉴、启发，梦想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变成大人物。

我自不量力，居然也给自己立起传来！

我既不是伟人领袖，也不是开国功臣，更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没有潘安般的貌，子建般的才，不过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农民，为什么心血来潮，突然想起给自己立传来呢？是想哗众取宠，自我表彰？或是另有图谋？非矣！原因有四：一、始作俑者应归代县退下来的一批老干部。他们认为我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名企业家颇具传奇色彩，要我把经验教训写出来，给仍在贫困线下奋斗的年轻人以启发；二、自己年岁已高，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们大多已不在人世了，既然写回忆录，自然会写到他们，也算是对故友的一种纪念；三、我上有列祖列宗，自己以后也会变成列祖列宗，写这部回忆录既是缅怀先人，也是留给后辈儿孙的一笔精神财富；出版后赠送亲朋好友，也是一种精神慰藉；四、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觉得能在生前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总比百年之后人们站在我的墓碑前，道听途说地评价段玉贵这个人要准确。鉴于上述原因，终于下决心出版《路在脚下》这部回忆录了。

我的人生是不幸的，但也是万幸的，不幸的是一出娘胎就被送到养生堂，至今仍不知生父母是谁，且又幼年丧父，童年失学，过早地挑起了家庭重担；万幸的是母亲收养了我，矢志未嫁，并把我养育成人，长大后还娶了终身支持、呵护我的妻子李粉白。我的成长， 完全得益于这两位伟大的女性；我的成就，则应归功于千千万万个农民工兄弟，以及在我人生各个阶段支持我的各界朋友们。

个人命运，往往和国家命运紧扣在一起。在我少年时期，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

，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欢欣鼓舞地投身到建设美好家园中，到处是欢乐的海洋，到处是战斗的歌声，我虽年少，却也投身到了这场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然而，三年困难时期，我也尝尽了苦头，如果国家不实行供给制，我恐怕早已抛骨荒野了……文革期间，我已是一名青年了，牛村村子小，段姓人家多，所以不存在派性，更没搞武斗，破“四旧”仅搬了戏台上的两个兽头。这个时期，政治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重叠进行，牛村是个山区小村，土地贫瘠，物产不丰，饥饿时刻威胁着全村人，所以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学大寨运动中，我时任村支部书记，带领社员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水利基本建设，打井时差点献岀生命，由于成绩突出，我意外地被选入县革委领导班子，没过几天，又戏剧性地被划为“三种人” 的圈子，从此，我带着心灵创伤隐居下沙河村。回想那段历史，学大寨运动给了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这种精神支撑我走过了大半辈子，并受益无穷。改革开放犹如春风细雨，灿烂阳光，既温暖了神州大地，也滋润了我将要干枯的心。我毅然走出牛村，踏上了修路架桥这一建筑行业。三十年的奋斗，三十年的耕耘，我秉持“修良心路，挣干净钱”这一原则，修了上千里路，架了上百座桥，从一个十几人的工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三站三厂”的大型民营企业公司。

成功后的我，没有“穷娃娃有了钱，忘了前些年”，更没有忘记仍在困境中的乡亲们。我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吃穿依旧简朴，却每年要拿出上百万元扶危济困，这既是母亲传给我的优良品质，也是我的社会责任，我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生命尽头……

论事业我是成功的，论人生我是艰辛的。我的荣辱同人民共和国与共，我的兴衰和中华民族并存，一个人没有能力扭转乾坤，只有顺应历史潮流，才能发挥自身优势，这就是我的切身体会。

纵观这部回忆录，我认为本土作家郎眉存还是写出了我的个性，写出了时代特征，属于习总书记提倡的“正能量”作品。人类要进步，时代要发展，民族要繁荣，家族要昌盛，没有“正能量”支撑怎么行呢？《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部小说艺术水平确实很高，但很多青年人读后却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这对人类发展有什么积极意义呢？可见“正能量”对社会进步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这部回忆录将要出版了，我深深地感谢为这部作品付出辛苦的所有朋友们！|

人人都有生辰八字，我也有，但不准确，因为我是一个刚出生就被遗弃了的孩子！自己没有记忆，生父母不知身在何方，养生堂更没有历史档案，现在的生辰八字，大概是养母按时间推算岀来的。
阎锡山一生功过在案，人们对他有褒有贬，毁誉参半，但他统治山西时期却办了一件人道主义善事——创办慈善院。这件善事有口皆碑，为民称道。咱们代县的几所养生堂，就是阎锡山时期创办的慈善院，其宗旨是收养孤儿。这一善举拯救了成千上万名孤儿，我便是其中之一。
我的养母叫朱三白。1947年农历八月初一那天，她陪二姐一早进城去买红头绳，当路过古城时，被养生堂婴儿的哭声所吸引。二人进到里面，见寄养的婴儿不少，马上引起了她俩的兴趣。二姐的目光投向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婴，母亲的目光则落在了我的身上。我本来是被放在一个角落的小床上，又黑又瘦，并不显眼，可能是因为哭声响亮，才吸引了母亲的眼球。
母亲那年三十八岁，她先后生过三个女儿，大姐翠花，二姐桂花，三姐存花。大姐二姐均已岀嫁，三姐也有了婆家，只是尚未岀嫁。由于望子心切，母亲和养父抱定了一个不生儿子不罢休的念头。母亲当时刚生过一个孩子，但没成活，奶水正好，具有得天独厚的收养条件。也许是上辈子结下的母子缘分，母亲一看到我时就倍感亲切，双眼发岀异样的光芒，萌发了抱养的念头，因为没和养父商量，难免有些踌躇。二姐当时已出嫁，不知什么原因，生下孩子总不能存活，也有抱养孩子的念头，所以一个劲地鼓动母亲各抱养一个。母亲点点头，走到我面前，轻轻地抚摸着我，我竟然再没哭一声。她老人家检查了我的身体，没发现有什么毛病，就和养生堂一个叫善人的负责人协商起来。母女俩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收养一男一女的口头协议。
农历八月，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母女俩兴高采烈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二姐挑着扁担，扁担两头挂着两只箩头，前边箩头里放着我，后边箩头里放着二姐的女儿。我和外甥女好象懂了事，一路上没哭没闹。说来 也可笑，同一天出生，同一天被人抱养的两个孩子，一瞬间产生了辈分，我成了她的舅舅！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一担挑起两辈人。
天黑前，母亲和二姐各自回到了家中。
我的生父母到底是谁？我长大后多次寻根问底，但始终没有达到愿望，听知情人讲，说我大概是古城人，这话是真是假无从考证，但我相信自己是古城人，因为我需要一个岀生地！所以我至今对古城这个村子充满着感情。生父母为什么要遗弃我？是出于战乱？因为代县当时刚解放，政局不稳，匪患未除，他们避祸他乡遗弃了我？或是出于贫困饥饿？还是子女多养不过来？或许……总之，我是被遗弃了！不过，我虽然被他们遗弃，但我从内心还是感谢他们的，是他们给了我健壮的身体，敏捷的头脑，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如果他们把我弃于荒野，或是用水溺死，也就不会有《段玉贵回忆录》这部书了。
母亲进了家门时，正巧养父牵着毛驴进院，他先是一愣，知道是件什么事后，像天上掉下凤凰一样高兴，连毛驴都没拴就抱起了我，连声说：“像咱家的娃娃，像咱们家的娃娃！”养父从来不掉泪，那天眼圈却红了。
就这样，我成了牛村人，成了段家的掌上明珠！在我的身上，寄托着他们的希望和未来！
牛村，位于代县西北边陲，距县城三十三华里，相传是清代崔庄富户牛家的庄园，因此而得名。它东邻下官院，南接官庄村，西壤崞县炭峪村，北面则是著名的九龙村。离佛教圣地白人岩不足十公里地，距雁门古塞大约三十里，别看它是个不起眼的小山村，却是古代将士出征漠北的必经之地，更是朝圣拜佛的必由之路。解放初期，这个村子人口不足二百，土地千亩有余，人均耕地不少，但百分之百是旱地，土头浅，不耐旱，铁锹下不到一半就是河卵石，是个靠天吃饭的穷村子。春秋两季多风少雨，夏天十年九旱，遇上荒年连粪堆都撒不开，是全县有名的穷地方。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很少有人外岀谋生。我在这里落地生根那年，正是代县解放不久之际，全村正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我的养父刚分到三十亩薄田，还有那头小毛驴，他说是我给带来的福气。母亲点头赞许，说这个孩子将来肯定大福大贵。

我的养父叫段兰锁，是段家的长子。这个家族名不见经传，世代为农。由于奶奶爷爷去世早，养父从小就成了当家人。他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他养大成人的，而且还给两个弟弟娶了媳妇。
听长辈们讲，养父长着瘦长的身子，背稍微有点驼，是个常年难见一面笑的人，话也不多，但很勤快。收养我那年刚满四十七岁，由于中年得子，又分到毛驴分到地，双喜临门，脸上才开始有了笑容。
那年养父刚和叔叔们分了家，他分到正瓦房一间，西耳房一间半，还给母亲分回一顶五尺大的榆木洋柜。他和母亲计议说，咱们抱养了别人的孩子，不能让娃娃白顶门垫户，将来给他闹个独院，盖三间大瓦房。母亲比养父小十五岁，是原平市牛石窖村人，离牛村有上百里路，十六岁那年嫁给了养父。由于年龄悬殊，从小又受“三从四德”孔孟文化的熏陶，所以对养父的话总是言听计从。二人夫妻多年，没红过脸，没吵过架，她相信养父一定会给我盖起三间大瓦房。
自从有了我，养父更加勤快了。冬闲季节，村里人靠着村中央那棵老槐树晒太阳，而养父却赶着小毛驴开始往地里送粪了。养父很精明，他不跟着毛驴白跑路，而是肩挑着担，手牵着驴，这样人挑驴驮，没几天功夫，地里就堆满了粪堆，只等来年春暖花开，走马种田了。
由于有了毛驴，也就有了交通工具，养父盘算着开始做生意了。他听人说贩炭能赚钱，就试着去外祖父村驮炭，然后去代县卖。养父走了一趟，觉得比种地强多了，从此就干起了贩炭生意，而且越干越有信心，越干越有办法。最初是毛驴驮炭，自己跟在后面，后来干脆给自己做了一个背架子，拣七八十斤重的大块炭放上去，然后背起来，随着毛驴一道翻山越岭。那时没有公路，牛石窑到代县需经过山路十八盘，崇山峻岭，羊场小道，冬天还常常大雪封山，这样的环境，其险可想而知。养父并不惧怕山高路险，反而喜欢白雪满天，因为天气越恶劣，贩炭的人就越少，他的炭运到代县能卖个好价钱。
牛石窑距代县足有一百八十多里路，养父往返一趟需要三天时间，有时在半山腰住宿，有时在代县城过夜，吃的是母亲烙的玉米面饼子，喝的是竹编水壶里的冰碴水。我每听到母亲讲述这些往事，眼睛总会发酸。人常说母爱如水，父爱如山，这句话太确切了！
我一岁时，还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亲人们都“猫猫狗狗”乱叫，养父认为不成体统，决定给我起个官名。养父是个不花一文闲钱的人，按现代人的话叫“抠门儿”，但为给我起名字，却花了不少血汗钱。他在代县卖炭之余，找了几家起字号的店铺，给我起了十多个名字，他把这些名字一一仔细斟酌，认为“玉贵”这个名字好，因为玉乃石之珍品，有天然之灵气，常用它来比喻和形容一切美好的人或事物……贵就是各个方面优于一般人，高于一般标准，值得重视、敬重的人……他认为这两个字合起来更能体现他对我的期望，就这样，段玉贵这个名字就叫开了。
养父是个很谨慎的人，从不丢东西，由于常年低头走路，有时还能捡点什么东西回来。听母亲说，1948年春天，养父差点丢了那头全家唯一值钱的小毛驴。什么原因呢？是毛主席路过代县的缘故。四月七日那天，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路过代县，整个代县城沸腾了！当时养父正在炭市上卖炭，听到这个消息，驴也没拴就随着人潮向政府大院奔去……白塔下，人头攒动，大伙都想一睹这位给了我们房、给了我们地的人民领袖，但由于安保严格，戒备森严，人们的愿望落空了，毛主席早和中央机关人员上了五台山。养父返回炭市，小毛驴不见了，他心急如火地找了半天，终于在滹沱河畔找到它。养父回到牛村，在大槐树下着实吹了一番，人们都很羡慕他，因为他是牛村唯一差点见上领袖的人。从此，养父在村里的身价高了许多。
我对养父没有什么记忆，因为我三岁时，他老人家就去世了，关于他的故事，是听长辈们和母亲零零星星讲述的。但有一件事，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按常理说，一般儿童在三岁时是不会有记忆的，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却存储在了我的大脑皮层里。好像是初冬季节，因为院子里已飘起了雪花。那天，养父贩炭回到家中，咳嗽气短，痰中带血，人明显瘦多了，一进门就倒在炕头上睡觉。当时母亲正抱着我，问养父是不是病了。养父摇摇头，说累了，睡一觉就没事了。养父刚有了鼾声，突然又醒了，从怀中掏出一个干烙（两头扁、中间鼓的一种烤制面食），还有一个木柄拨浪鼓。养父摇了几下，扔给不远处的我。我眼睛一亮，摇晃着身子跑过去抓住这两样东西。那个干烙我一口气吃了，那个拨浪鼓却耍了好些年，记得我当村支书的时候还在，后来搬家时不知怎么弄丢了，真可惜！它倒不会成为什么文物，但它却是我对养父怀念的一种实物，正如母亲那顶洋柜一样。
养父不知得了什么病，九月十二一大早就躺倒了身子。那天养父刚给毛驴上过草料，打算赶大雪封山前再贩一趟炭，进屋拿干粮时突然爬在锅盖上，从此再没起来。他的病因至今仍是个谜，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是累倒的。
养父咽气时，交待了母亲三件事：一、劝母亲嫁人。因为母亲那时才四十出头，他估计守不住寡。他拉着母亲的手，哽咽着嘱咐她无论嫁到哪儿，一定要把我拉扯成人。不要改姓，能打住狗的时候一定回牛村；二、如果母亲不嫁人，想方设法完成他的遗愿，给我盖三间瓦房，娶一房媳妇，以续段门香火；三、城里炭市上还欠几个钱，安葬他后要回来。
当天晚上，养父永远合上了双眼。阴阳择日，二十八送行，二十九出殡。我不记得了，听人说送行那天我还为养父摆过一碗供菜，由于个子小，够不着供桌，是大姐夫拉了一个小凳子，我蹬上去才把那碗贡菜放在养父灵前，当时的情景十人看了九人掉泪。灵前摆放着养父生前的一张小照片，是日伪时候“良民证”上的一张照片，也是他一生唯一的一张照片。现在，我对养父的记忆全凭这张照片了。

葬礼很简朴，红粥素糕一班鼓。出殡那天，打引魂幡的任务自然落在了我的身上，但我那时还小，走不稳路，大姐夫一手抱着我，一手打着引魂幡，后面是养父的薄皮棺材，就这样安葬了他老人家。
养父永远走了，往日热闹的院子寂静下来，唯有那头小毛驴饿了时嚎叫几声，并用嘴唇舔着牛槽，养父背炭用的背架子没有意识，静静地竖在驴圈旁。
打引魂幡是我到段家的第一件功劳，我虽然没有能力为养父养老，却为他老人家送了终。
第二年，三姐也出嫁了。从此，我和母亲开始了孤儿寡母的艰辛生活。
养父刚过了头周年，大姐和大姐夫要回内蒙去了，他们全家走的那天，母亲抱着我把他们送上雁门关。大姐和母亲颇为伤感，二人哽咽无语。离别的时候到了，大姐哭得抬不起头来，父亲新丧，幼弟弱母，她难免更多一些牵挂，但举家过日，不能久留牛村，只好挥泪告别。
看着他们全家人消失在雁门古道，我发现母亲的泪水已湿了大半个衣襟，尽管我每天在她怀中，但还没有真正观察过她，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正面观察她老人家，我发现她苍老了许多，本来乌黑的头发也白了不少。
养父死后，那头毛驴被母亲卖掉了，因为她既不会赶牲口，更没力气往它背上搁粪口袋，而且每天还要消耗草料。养父生前人际关系本来就很少，如今更显得门可罗雀了。门可罗雀这句话不假，那年冬天，刚下过雪，我还用筛子捕到好几只麻雀呢！
不知为什么，近日来我们家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而且有不少生人。
母亲四十刚出头，而且生得也不丑，我渐渐明白，这些来人是给母亲说媒的，不知为什么，我幼小的心灵里非常憎恨这些人，所以每当他们上门，我总躲在门后偷听，我害怕失去母亲，没有她我一天也活不下去。母亲对那些人说，以后就不要登门了，我们家玉贵还小，我不愿他看后老子的脸色。一次她和三姐谈话，更应证了她的决心。她和三姐解释了不嫁人的几个原因，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担心我，另外是那两间半寒窑。她清楚我的叔叔、哥哥们，一个个懒得要命，只知道卖家里的东西，如果她此时嫁了人，我将来回来，连个立讨吃棍的地方也没有了。
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母亲自己心里明白，养父的遗愿她根本无法实现，凭自己的能力盖三间大瓦房？简直是天方夜谭！能把我拉扯成人就是天大的造化了。她没有能力耕种养父留下的三十亩旱地，只留下几亩土头厚、离村近的地块，种些黍谷度日，剩余的地让村里人白种了。母亲无法开源，却会节流，平日里节衣缩食，逢年过节连一斤肉都不舍得买，到了集市，只买些肠油，因为肠油最便宜。只有在我馋得不行、嚷嚷好几次后，母亲才会托人去阳明堡买个糖腰子给我吃。我那时吃的是菜团子，穿的是“百家衣”（补了又补的衣服），母亲常叹息说委屈我了，早知如此，还不如……我当然明白她老人家话里的意思。
一天，母亲说第二天要带我进城逛逛，我以为她在哄我，有些不信。她说炭市上欠的那几个钱她托人要过多次，掌柜的是只白皮虱子，总赖着不还。母亲有些生气，决定亲自去讨要，说有的是字据（欠条），还能刁人？
隔壁二大爷常讲，代州城是个好地方，四个大城门，数不清的古牌楼，鼓楼有多么高，白塔有多么尖，钟楼上那口大钟够几百斤重，敲响它声音能荡到雁门关以外，街如何宽，人如何多……母亲入睡了，我仍胡思乱想着，一夜几乎没合眼。
进城那天是夏天还是秋天？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个季节有了叫蚂蚱。一早，

一 走进寒窑的“王宝钏”
我跟粉白谈恋爱的事在牛村已是个公开的秘密了，大多数人持赞成观点，认为我们俩年龄相仿，相貌般配，我又机灵能干，是天生的一对。也有一些人不看好，认为两家经济条件悬殊太大，二人虽然天造地就，但恐难成眷属。还有一些人认为我是香火头，一头热。
面对人们的议论，我们俩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不知该不该和父母挑明。其实，双方父母都听到了人们的议论，他们也处在焦虑之中。
母亲对粉白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她清楚自己的家底，人家给得起，自家也娶不起，她老人家唯一的念头就是给我娶个大山里的闺女，或是身体有残疾姑娘，能续起段门香火就谢天谢地了，像粉白这样的姑娘，她想都不敢想。母亲看过一出旧戏，叫《天仙配》，她不相信粉白这个天仙会嫁到我们家里来。
粉白的父亲叫李补元，母亲叫窦云云，他们一家在村西头住着。粉白总共有兄妹四人，哥哥早个残疾人，半哑巴，说话“呀呀吚吚”。她是家中的次女，由于她生得乖巧，父母自幼十分疼爱，把她当成掌上明珠看待，所以对她的婚姻大事格外关心。当听到粉白和我谈恋爱后，二位老人急得团团转，日夜坐卧不安，反复追问女儿到底是真是假。粉白的性格比较内向，不善言辞，但却是个主意坚定的人，大概是出于害羞，也可能是默认，对父母的问话始终没有答复。老俩口感到事态严重，他们清楚，女儿不表态其实就是一种表态，那就是默认。他们想不到我跟粉白能联系在一起，一下子陷入了失望和焦虑之中。
粉白的父亲在村里是个精明能干的人，由于勤劳，再加上持家有方，虽然也靠挣工分生活，但日子过得比一般庄户人家要滋润得多，夏不缺单，冬不少棉，逢年过节总能吃上猪肉粉条杂烩菜，在村里算上等人家。他对我的人品和能力无可挑剔，只是嫌我家太穷，他认为自己的女儿比较尊贵，应该嫁给工人、干部，或是上等人家，嫁给段家……他怎么都无法接受！老人家思前虑后，认为事情的关键还在女儿身上，于是背上干粮出了门。
我自认为此事十拿九稳，便忙开婚前的准备工作了。粉刷了墙，打扫了院，窗户上糊了白灵灵的粉连纸。二大娘送了我一对鸳鸯戏水红窗花，老会计还帮我写了一幅“婚礼上要斗私批修，洞房中抓阶级斗争”的结婚对联。母亲虽然半信半疑，但也跟着我忙碌起来，从洋柜里取出棉花，准备给我缝装新被褥。
一天，我正在打炕，二狗突然跑进门，说粉白跟人 去公社领结婚去了！晴天一声霹雳，我浑身顿时像浇了一盆冰碴水，从头凉到脚！在炕洞里直发呆，手里的土坯也落了地，打了个粉碎。
粉白的父亲这些天一直在为粉白物色婆家，他背上干粮走村串户，寻亲友，访朋友，找了几家富户，听说当人还都不错，他让女儿随他相看，粉白一家都没去，气得老汉直跺脚。这天，他寻死觅活，非让女儿去公社跟一个工人结婚。粉白无奈，人是去了，但没在结婚登记表上捺手印。老汉瞪了眼，正欲训女儿，却被公社秘书反训了他一顿，说他有封建思想，让他看看赵树理写的《小二黑结婚》，什么年代了，还搞包办婚姻这一套！秘书说这话时正好公社书记在场，反训了秘书一顿，因为那时赵树理已经被打倒了，《小二黑结婚》正受批判，他让老汉看……书记也不清楚让他看什么，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爱情方面的电影或其它读物。
我听到这个消息长出了口气，继续打炕，摸泥时把泥抹子耍得飞快。
粉白的父母见犟不过女儿，也只好顺水推舟。一天，他们托了我本家的一个叫段七明的孙子来提这件事。人说人穷辈分大，这话不假，段七明那年已经四十八了，我刚满二十，但他却见了我总是爷长爷短的。我们二人来到粉白家，他父母再没说愿意不愿意的话，而是说起了嫁娶的乡俗。按常理说，定亲就要给岳父母下聘礼，聘礼钱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行情，那时有首流行曲：“千五票子担五粮，后面拴只大绵羊。”这就是那时的行情，但牛村是个穷村子，行情没有那么高，一般是四百多到五百出头，在这个范围内自由浮动。粉白的父亲开口了，直接说了一个数字，聘礼一千一！我一听心上凉了半截，人家还是不愿意，故意拿这个数字逼我自退。我当时也不好说什么，站起来，说这个数我确实拿不出来，只好告退了。我刚走到大门口，段七明喊我，说还有商量的余地。这次粉白的父亲说出一个中肯价，五百五。我虽然拿不出这笔钱，但也不好再反驳了，踌躇了半天，说先交四百，余下的一百五婚后再交。老人家也算痛快，再没还价，婚事就这么定了。那天，我以未来女婿的身份在粉白家吃了一顿饭，猪肉、粉条、油炸糕，我发现我碗底的肉不少，一定是粉白悄悄掖在我碗底的。
母亲翻遍洋柜底，总共找出七十二块钱，那还是我的割蒲所得。余下的三百二十八元钱去哪儿找呢？对我而言，这确实是个天文数字！那时的老百姓，家里存百元钱的没有几家，银行又不放贷，我只好沿门逐户张口借钱。人与人之间的友情，钱是最好的试金石，我的人缘确实不错，大伙五块的，十块的，一上午就给我凑了一百大几，干妈和干爹的最多，三十块，是干爹一个月的工资，而且还不让偿还！傍晚，我正愁余下的几十元去哪儿借，粉白进了门，悄悄塞给我三十块钱，说是她妈给的零花钱。我当时感动得差点流出泪来，它不是三十块钱，而是粉白一颗赤诚的心！
当我把零零碎碎四百元钱放在岳父炕上时，我发现他老人家脸上露出愧意。我那时对他们不理解，认为他们嫌贫爱富。但换位思考一下，也确实情有可原，谁不盼望自己的子女生活得更好一些呢？这笔钱虽然到了岳父岳母手里，但后来也逐渐花到我的家庭里边，特别是他们的外甥女身上，但当时却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聘礼交了之后，还应该给新娘子买几套装新衣服。我那时已经山穷水尽了，去哪里找装新衣服钱呢？好在粉白体谅我，把应该有的几身衣服变成了一条裤子。我记得给了粉白一条灯芯绒裤子，是紫红色的。这块面料也不是我买的，是小伙伴九元送的。
喜日子一天天临近，我也应该换件新衣服穿吧？但没有，母亲含泪给我把旧衣服洗干净，用熨斗熨得平展展的。新衣服可以没有，但装新腰子却不能没有，因为本地有忌讳。腰子是一年四季穿的贴身背心，俗称“腰子”。冬天穿棉腰，夏天穿单腰，春秋两季穿夹腰，既保暖护腰，又便于劳动。粉白决定自己岀钱缝腰子，我陪她去下官院小卖铺扯回六尺花布，正好每人一件。粉白边裁布边笑，因为印花不适合我穿，布面上印着大朵大朵的牡丹花，明显是被面料，但当时只有这种布，只能将就了。粉白很快做好两件腰子，她那件牡丹花朝外，我那件花朝里，把里子当成面子用。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既好笑又心酸！
结婚证是在阳明堡公社领的，当我捺下红红的手印，看着眼前的粉白时，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肚了，从此刻起，她就成了我的人！我们相处多年，从没说过一个“爱”字，但彼此心中都有个“你”，这是不是叫大爱无言呢？我兴奋地展开结婚证，见上面印着毛主席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从此后，我凭着这个本本，和粉白共同驾起了家庭这辆车，风风雨雨一直走到现在！
从公社回到家中，已是中午时分，院里已坐了几桌乡亲们，他们正等着吃我俩的喜酒。
我拉着粉白给毛主席像和母亲鞠了躬后，粉白推开了屋门，坐到了打满补丁的装新被子上。从此，她成了这一间半寒窑的主人，也开启了她“王宝钏”式的艰难生活。
《王宝钏》这岀戏广为流传，在民间很有影响力，故事大意是： 时期朝中宰相的女儿，不顾父母反对，下嫁贫困的为妻。被父母赶出家门，住在破瓦寒窑。入伍后，独自一人在寒窑中苦守18年。后来登基做了皇上，夫妻团聚，将王宝钏封了皇后。粉白当然不会有当皇后的机会，只有苦守寒窑的命运，但她却相信我，认为跟上我苦也会变成甜。
我们俩的结合，是粉白不嫌贫爱富的结果，和二人台里的两句唱词一样：“灯瓜瓜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
我和粉白的婚姻，艰辛里透着幸福，欢乐中含着眼泪，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们没有忘记给过我们帮助的人，而且永远不会！
新婚后的我并没有感到幸福，而是象变了一个人似的，整日愁眉不展。一家三口的吃穿用度不是问题，而那四百元外债却像一座大山，时刻压在我肩上。靠队里劳动，这辈子也够打了！我必须走出去赚钱养家，偿还外债，去哪儿呢？那时全国形势一个样，人们没明没夜地跟地球干仗，唯一的收入就是挣工分，根本想不到发外财。一天，古城的朋友李旦小来看我，悄悄告诉我一个发财门路，去宁武县黑包工队打工，给林场修路。我听后吓了一跳，这岂不是搞资本主义吗？但家庭的窘相促使我铤而走险，也只好逼上梁山了。我们俩约定，后天晚上在阳明堡三岔路碰头，连夜上宁武。因为白天不敢走，国家正整顿盲目外流人口，随处有检查站，沿路有收容所，还有专门整治外流人员的稽查队，俗称“捉鬼队”，如果让“捉鬼队”捉去，说不定还会劳教几年呢。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出远门，母亲不免有些担心，但也没办法，只好给我收拾行装。行装其实很简单，两床补丁被子卷一卷就完事，再带两身替换衣服就行了。两身旧劳动布衣裳让母亲费了不少辛苦，因为上面满是磨破的窟窿，她在昏黄的油灯下整整补了两个长夜，把膝盖跟屁股部分补了大补丁，针线很密，她知道这些地方容易破。长大后我喜欢上了看古诗，当读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时，总会想起母亲屋里的灯光。粉白虽然也不愿意让我走，但她比母亲想得开，一早去阳明堡给我买了两双高腰胶鞋，又嘱我上山时拿根棍子，先拨草，再迈步，因为山里的蛇大部分是毒蛇，不像平川的菜花蛇，咬一口也没事。
我和李旦小到了宁武东寨，那地方林子多，劳力少，偷聚着几家包工队。我和李旦小加入了本地一家包工队，这家包工队不伐木，只管修路。包工头姓史，他见我人小机灵，又会写字，就安排我当了记工员。他知道我家境困难，给了我最高待遇，每天三块一毛钱工资，这让工友们十分羡慕。
包工队没有房子住，住在一个古庙里。工友们有的打地铺，有的搭绳床，我瞅准一口村民寄放的棺材，把行李放了上去。这些工友大部分和我一样，都属于盲流人员，但他们大多没娶过老婆，生活压力不大，所以发了工资后，免不了大吃大喝几天。食物对我从小就有诱惑力，现在同样有，但我学会了克制，懂得了攒钱。他们聚餐往往选在晚上，因为白天没时间。说是聚餐，也不过是煮几斤鸡蛋，炒点蘑菇，有时候也从老百姓家中买只母鸡煮着吃，每当他们聚餐，我就提前钻进被窝里，用被子蒙住头。工友们待我十分友好，强拉硬拽要我和他们一块就餐，我紧扣棺材帮，死活不下去。他们见我不岀去，把熟鸡蛋扔到我被子里，我又扔出去。我不是不近人情，而是还不起嘴债，人家请你三顿，你该请人家一顿吧？虽说一顿饭花不了几块钱，但我那时必须斤斤计较，因为我清楚我的家底！
一天晚上，工友们酒足饭饱，鼾声四起，我却睡不着了，披了件上衣悄悄出了门。
外面下着雨，山风吹着树林子，传来阵阵涛声。闪电不时照亮小庙，横眉竖眼的泥塑钟馗更显阴森。

隐居这个词出现于魏晋时期，隐士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常常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很难自拔。魏晋至南北朝，因卷入政治风波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大名士有：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鲍照等。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心态，远离政治，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纯自然生活。而我，什么都不是，既不是显官达贵，更不是文人逸士，不存在什么隐居不隐居，之所以迁居下沙河，是想清清静静生活，本本分分做人，抚养子女，俸侍老母，再不想去染诣政治、显山露水了。
我重新操起了父亲留下的明钩子锄，和下沙河的社员们一道迎朝霞、送晚霞，无忧无虑地劳动着。
下沙河村是阳明堡公社的一个大村子，全村有510口人，170个劳力，2100亩耕地，自然条件跟牛村差不多，不同的是有1000多亩水浇地，地理位置又比牛村低，容易打出地下水。当时已有机井一眼，但无法满足全部土地的灌溉。支部书记是我的外甥女婿，外甥女正是母亲一肩挑回两代人的那个小女孩。外甥女婿叫李妙锁，为人忠厚老实，但好人主义严重，外交能力欠缺，缺乏斩钢杀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能力和魄力，是将才而不是帅才，作为主要领导就不那么称职了。我是个局外人，不关注下沙河的政治，但外甥女婿有时请教我些问题，我总是善意地提一些建设性意见，从不插手任何具体事务。他如需要我岀面办些事情，我也毫不推辞，总是积极地去办，尽量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
二姐的院落不大，有半亩多大，我劳动之余，最大的乐趣就是收拾院子。院子里种满了各色蔬菜，葫芦、豆角、西红柿等，样样俱全，屋檐下还栽了两簇母亲最喜欢的洋牡丹。围墙四周也不空着，挖窝种瓜，每到秋天，墙上爬满了不同形状的大倭瓜，有的挂在墙里，有的爬出墙外。院里没水，我就去大街上的水井挑，水井上搁着一架古老的木头辘轳，它的“吱呀”声常常引得社员们返头膲我。我有的时间和力气，体力劳动可大大缓解精神压力。
一天傍晚，我正在瓜架下张罗着喝酒，亲自凉拌了一块豆腐， 现淹了几根黄瓜，打开了一瓶“二锅头”烧酒，刚喝了一口，只听门环响，窗台下的小黄狗叫了起来。我抬起头来，见宁副书记骂骂咧咧地进了门，后面还跟着吴书记。他见我正在品酒，指着我：“你他妈倒自在，害得我跟吴书记四处找你，我还以为你跳了井呢！”我忙站起来，邀二位书记喝酒。宁副书记从怀中掏出一包碎肉，撂在桌子上，说：“来，吃骡子肉！”“骡子肉？”我感到有点意外，这年月，哪来的骡子肉？宁副书记端起我的酒杯呷了一口酒，又用手撕下一块骡子肉，边嚼边说：“香骡子臭马肉，这肉还真越嚼越香。”吴书记也坐下，我们三个人喝开了酒。宁副书记问我知不知道骡子肉是哪里来的？我回答不上来。他说牛村的那头大青骡死了！我吃了一惊，大青骡子一直好好的，刚长起四对牙，正是受好苦的年龄，怎么突然死了呢？牛村没了它，那几千亩地……我不由站起来。宁副书记开始数落我：“你跑到这儿享清福，队里的事不闻不问，像不像个支部书记？像不像个革委主任？你的党性哪里去了？今儿大青骡死了，像你这样不负责任，日后人还要死呢！你回去瞧瞧，牛村乱成什么样子了！”吴书记不像宁副书记那么火爆，慢慢告诉我，大青骡是吃了带铁钉的草料死的，剥开骡子胃，铁钉已穿破了肠子，说明饲养员把没筛过的干草倒进了牛槽里。宁副书记又告诉我，全村人分了骡子肉，我全家的那几份让我四哥领走了，说是抵顶了那八斤莜麦了。我气得攥紧了拳头，我并不是气那点骡子肉，而是气在任的大队干部们，骡子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怎么能让它跑到社员们的肚子里呢？我对那头大青骡是充满感情的，它在牛村的功劳绝不亚于一个好劳力，套车驾辕，拉回社员们的救济粮，队里的化肥，还有家家户户烧的柴炭，春天送粪耕田，秋天运粮驮盐，即便到了冬天也不闲着，农田基本建设战场上常见它的身影，磨面坊里常响起它的铃铛声，默默无闻，与世无争，是一位标准的“五好社员”，而今它却……饲养员老耿叔也真是的，辜负了我对他的重托！宁副书记警告我：“段玉贵，我告诉你，你现在仍是牛村的一把手，对大青骡子的死你要负全部责任！改日公社召开全体大队干部会，专门让你上台做检查！”吴书记温和地对我说：“玉贵同志，我知道你现在思想压力很大，包袱也很重，但你是一名共产党员，要正确认识组织上对你的处理决定。县革委副主任没当上，但仍是牛村的支部书记，我现在以公社党委的名义通知你，马上回牛村主持工作！”我是蒙羞后第一次见公社领导，满心的委屈真不知从何说起。我千辛万苦、扎扎实实地学了六年大寨，不但没功，反而成了“四人帮”的黑爪牙，既然定型是“三种人”、“黑爪牙”，我还有干下去的必要吗？我出于两种考虑，决定不再参与政治了，一种考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再干六年，说不定又成哪种人了；第二种考虑是：全国正在清理“三种人”，公社党委继续留用我，领导们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两位书记见我态度坚决，不再劝解，令我随他们一道回牛村定班子。
牛村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了，一把手是丁牛牛，他是经我提名、公社党委认可后才上任的。在起用丁牛牛问题上，我没有掺杂任何个人因素，是经过认真考虑，认为他可以为牛村人付出牺牲才提名的。
宁副书记这个人有时真能异想天开。一天，我刚锄过几垄高粱，在田埂上用小石子擦明钩子锄，宁副书记跑来找我，他提出一个想法，让我担任下沙河村的支部书记。我真有点哭笑不得，这不是开玩笑吗？他很认真，说下沙河自然条件比牛村好，可各方面工作就是上不去，看来没个能人挑头不行，所以他向公社党委提出建议，打算任命我为支部书记。我当即回绝，并讲了不少理由，最后一条是不能拆外甥女婿的台。他笑了笑，问我能不能帮他跑跑外交方面的事，特别是水利方面的事。又说最近地区水利部门有一笔水毁工程下拨资金，下沙河那年正好被洪水刮了上百亩地，让我去趟地区水利局，帮下沙河争取一些资金。这个忙我可以帮，当即答应了宁副书记。
在水利局，我见到了许多熟面孔。他们也知道了有关我的消息，都为我的遭遇愤愤不平，并爽快地答应给下沙河拨一笔款，还留我在忻县多住些日子，散散心，看看戏，又告诉我北路梆子剧团和文公团开始演旧戏了。
旧戏吊住了我的胃口，我忙里偷闲，在忻县住了三天。
我看的第一场古装戏是《杨门女将》，贾桂林饰佘太君。行头是全新的，岀场演员又多，整个舞台花团锦簇、剑舞梨花，演员们精湛的表演，把杨家儿女雪国耻、报家仇的豪情壮志表现得淋漓尽致。贾桂林的七十二个“咳咳咳……”更是把整个剧情推向高潮。我被震撼了，联想起儿时看过的古装戏，更感到这种艺术魅力无穷。戏曲艺术以虚拟传神为主，“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我数了数台上的演员，不过十几人，却象征着千百万杨家将，披坚执锐，杀出雁门，直赴金沙滩……
第二天看了一场二人台，剧目是《走西口》，地区文工团表演的。给我的感觉不如村里土摊摊上演得有味，演员倒是名角，扮太春的男演员叫尹占才，是有名的二人台表演艺术家。女演员是张玉兰，也是名角。他们刚从北京回来，随山西省歌舞团去中南海给华主席表演家乡戏，获得了华主席的高度赞赏。可能当时这类小戏还处于不开放状态，演岀形式非常古怪，乐队不在舞台两边，而是在舞台正中，用一层纱隔着，一位身着燕尾服的指挥用乐棒指挥着前后台，演员既要表演剧情，又要看指挥的棒子，让观众觉得十分别扭。《走西口》的后两句唱词应该是“走岀二里半，返回头来看，我瞭见小妹妹，她还在那房上站……”但却改成了合唱：“不忘当年走西口，紧跟华主席向前走……”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不伦不类的表演，真让人啼笑皆非。《二人台》艺术源自民间，表演形式活泼自由，如果用芭蕾式的手法去表演，简直是在糟蹋这种艺术！由于《走西口》不够一场戏的量，接着又演了一出新编戏，好像叫《陈三卖猪》。夫妻二人从一个纸筒筒里望见了四个现代化的蓝图，我感到滑稽可笑，没等演完就出了剧院。
尽管古装戏还没有完全解禁，尽管表现形式仍羞羞答答，但我却嗅到了一股政治气味，那就是万紫千红的春天即将来临！
1978年冬天没下雪，天气却非常寒冷，我足不岀户，在家里欣赏着我的新电器，一台“春雷” 牌收音机，这是我在忻县时托朋友买的。我虽说远离了政治，但仍时刻关心着政治，这些天，收音机里不断广播着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什么“真理标准” 大讨论啦，邓小平又出山啦，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承包了集体土地啦，等等。我想，这是春天的信息，“大锅饭”时代即将结束了。
一场场政治地震也波及到了山西，好多人迷惘困惑，对小岗村的经验和做法不理解，认为是“复辟”，“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然而我却暗自高兴，认为不饿肚子的时代即将到来。我算了算，我们全家可以分到二十亩。我有的是力气，有的是劳动技能，还有父亲那把明钩子锄，一定会过上“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幸福生活。但我也清楚，北方的政治跟北方的气候一样，春风一时半会还不会刮到这里，人们还得坚持一段苦日子。我为了摆脱政治压力，还去了趟组织部，问我在不在平反之列。组织部门回答说：“多会给‘四人帮’平了反就轮上你了！”看来坚冰一时难以打破，我不再抱任何政治希望了，他们称我哪种人也无所谓了。我返回下沙河，象一头受了伤的狮子，独自躲在草丛里舔自己的伤口，除了参加集体劳动，便在家中享受天伦之乐。
在此期间，我协住外甥女婿新打了三眼深井，并争取回机井的配套设备，使下沙河的水浇地面积一下子增加到1600余亩，一跃成为阳明堡公社的先进村。
粉白又怀孕了，成天腆着个大肚子出来进去，既要操劳家务，又要照料两个挨肩女儿，虽然有母亲帮着，但仍忙得脚不沾地，那种付出和牺牲，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营养又不好，一年四季高粱面，脸色总是蜡黄蜡黄的，我很心疼她，但又替不了她。我不知她心里后悔不后悔嫁给我？但从她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态度去看，她一点都不后悔。一天，我陪母亲聊天，说起粉白，我说这胎无论男女，再不能生了，她的身体要紧。母亲半响无语，慢慢才说：“咱们段家人缺，多几个孩子也无妨，你爹临终的交待我时刻挂在心上。玉贵，你也不小了，大道理比我懂，人们说的‘香火’是指男孩吧？还有，人答应了人的事叫不叫‘信用’？我答应过你爹，保证咱们段家不绝后，他听了这句话才咽了气。尽管他现在死了，我答应过他的话……”母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再能说什么呢？但愿粉白这一胎是个男孩！
粉白临盆了，又是一个女孩，她没有血色的脸上露出了愧意。在我的坚持下，这个孩子还是送人了，尽管粉白满心不情愿，但她一生没违拗过我，只好悄悄掉眼泪了。
那年尽管粮食仍欠缺，但糊糊拌汤总还能填饱肚子，可贫穷一直困扰着我。大女儿已经上学了，可有时连点铅笔、橡皮钱都掏不出来。二女儿一直营养不良，需给孩子补充点奶粉，可去哪儿找奶粉钱呢？母亲还是有办法，她把小米用温火炒熟，再用石头锤子捣成面，又找了一个铝制暖壶盖，用铁丝做了一个柄，然后倒入米粉和水，把它伸进灶膛里，边煮饭边煮米粉，这样既能消毒又还加热了米粉，是个了不起的创举！母亲的灶膛艺术很有造诣，在炭火四周放满生红薯或土豆，饭熟后红薯等也熟了，绵腾腾，甜盈盈，一点都不比专业师傅烤得差。还会烤没去皮的玉米棒，没去壳的鲜毛豆荚等，但最拿手的是煎鸡蛋，往勺头里少加点油，然后把勺头伸进灶膛，片刻油冒了烟，然后磕一颗鸡蛋进去，一会儿一个黄澄澄、油浸浸的煎鸡蛋就做好了。我在儿时，母亲用这种煎鸡蛋解了我不少馋，而今这门艺术又用在了我女儿身上，虽说解了燃眉之急，但里面却蕴满了心酸。
沉重的压力，郁闷的心情，使我的烟瘾更大了，今年我种了不少蓝花烟，院里旮里旯拉种的都是这东西，由于顶头早，打支叶勤，烟杆长得又粗又壮，这几天我正集中精力收获它。烟苗已经半干了，还是绿茵茵的，等到干透后，就上碾子碾压，然后用细筛子筛去渣沫，就算成品了。今年冬天又将一事无成，我打算用这些有害物质来消磨时光，抑制情绪。一天，我晾晒完烟，坐在碾轱辘上看大女儿和二女儿玩跳绳，忽见二狗急匆匆进院，向我悄悄摆手。我忙过去，他低声告诉我，说你的房子被四哥拆倒了！我听后顿时火冒三丈，二话没说，从粪堆上操起一把铁叉向牛村跑去。
我赶到旧宅，院子里已经是一片狼藉。碎砖烂瓦遍地都是，横七竖八的椽檩，断壁残垣的土墙，破烂不堪的门窗，那株老杏树也未能幸免，主枝已被倒下来的大梁压断，连父亲留下的牛槽也底朝了天。四哥他是在泄愤？是在复仇？症结还是那八斤莜麦？乡亲们已围了一大圈，他们感叹着，并发出了阵阵谴责声。我冒火的双眼在人群中搜索着，手中的铁叉也越握越紧，如果四哥当时在场，我准让他身上瞬间长满窟窿！我在人群中发现了赤脚医生，不知为什么，我此刻憎恨他的心情比憎恨四哥还强烈。他见我眼里闪着凶光，忙拨开人群溜走了。新任支部书记告诉我，他已命令基干民兵捆了四哥，现在送到公社去了，又劝我别生气，说他明天一早去公社，要求重判他，按现行反革命处理。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下沙河，我要等四哥回来算笔账！
在牛村我已无家可归了，只好住在二狗家。二狗正好用火枪打住一只野鸡，又买了二斤猪肉，在锅里炖着，我进门时已经熟了，满屋子飘着香喷喷的肉味。要在平时，我早就流口水了，可今天却连谗人香的肉味都没闻出来。二狗开了一瓶“二锅头”，我没喝二两就醉了。二狗只好把肉盛了一半，放到柜顶上，留着我明早吃，如果放低了，孩子们就会抢光。
第二天一早，我没去公社，而是去了祖坟里。这是段家的老坟，从立祖的长辈开始，已经埋了几代人了。我找到了父亲的坟，还有两位叔叔的坟，他们弟兄三个，又生出了我们叔伯弟兄六人，真所谓“一龙九种，种种有别”，四哥的行为能对得起段家的先人吗？他不是在糟蹋我，而是在糟蹋祖宗！我本来是不属于这座坟茔的，但既然来到段家，就应该承续香火，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以光宗耀祖，可事业还未起步，四哥却……我正难受着，忽见公社的通讯员小李骑车赶来，说张主任在公社等着我。
我赶到公社，领导们正开党委会，我只好在院子里边散步边等待，不想无意中发现了四哥。他被捆绑在一间破房子里，头发蓬乱，目光呆滞，看到我时不知是出于自责，还是害怕，低下头去。

有了儿子就等于马背上备了鞍，我现在已经是七口之家的家长了。靠那几个劳保费根本过不了日子，我必须选择新的职业。重操旧业，耕田养家？不，我分析过，种地只能解决温饱，而不能富裕。下海经商？一来没本钱，二来自己确实不是那块料。我突然想起了宁武那个史工头，何不找他谋点事干？几经周折，才得知他的信息，几年前就离开宁武了。我打算返回矿区考查一下，看看自己这两只脚究竟该踏上什么样的道路。

我从代县重返矿务局，待了很长时间，四处考察，也没选择下适合自己干的事业。我考察过跑运输，考察过小煤窑，也考察过批发市场，但都不适合我干。我很茫然，也很苦闷，好在我是个乐天派，没有闷出病来。我一边考察，一边欣赏着各类文艺节目。那时文艺界已经全面开放了，公家的，私人的，半公半私的，演出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唱大戏的，演小戏的，说评书的，演歌舞的，这些艺术团体充斥在大同的大街小巷，真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许多大型文艺院团，以及著名艺人也纷纷走向民间，到乡下巡回演出。我是个戏迷，逢演必看，逐渐成了半个行家，对剧情、演技都能评出个一二三来。我曾动过领一个二人台戏班子的念头，但与史工头的一次意外邂逅，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
一天，我刚从市里回到宿舍，听工友们说朔州大剧院今晚演张鸣琴的戏，庆祝美国人蛤蟆到安太堡开采煤矿。后来我才知道人家不叫蛤蟆，叫哈默，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老总。我听到这个消息很振奋，决定去朔州看这场戏，因为张鸣琴是著名晋剧须生演员，又是丁果仙的传人，她演的《下河东》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大人小孩都会模仿几句。这样一位名角来到雁北演出，错过观看机会确实可惜。我邀工友们一块看戏，他们说还要加班，于是我搭了一辆拉煤车向朔州奔去。
大同到朔州一百三十多公里，那时没有高速公路，是阎锡山时期修的一条旧柏油马路，路面窄不说，还坑坑洼洼的。路上挤满了拉煤的车辆，时不时堵车，原计划中午前就可到达朔州，不料下午五点多才进了城，足足走了八个小时。若再堵一阵儿车，张鸣琴的戏就看不成了。
演出地点不在大剧院，而是在职工礼堂。由于我去得晚，票已售完，我正在失望之际，一个票贩子凑前来，向我兜售他手中的戏票。我看了看，是五排正中。这么好的位置，应该是领导们坐的地方，票贩子怎么……票贩子见我怀疑，解释说是给外国人留的，外国人不懂戏，所以……看不看由你！我忙掏出钱，花高价买了一张戏票。
张鸣琴不愧是艺术大师，她做工自然，刻画精细，神、情、言、色皆有分寸。唱腔清晰洪亮，有一种行云流水的自然美，把赵匡胤困河东时的情感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不知是被艺术大师的精湛表演所感染，还是和剧中人物产生了共鸣，目光呆滞地盯着舞台，似看非看，但张鸣琴的唱词却字字入耳……
困河东遭凌辱心如刀绞，
愁的王两鬓白须赛银毫，
王好比凤凰落架鸡笼罩，
又好似大鹏展翅缺翎毛。
赵匡胤的困境不就是我眼前的困境吗？自从吃了劳保之后，我就被困在了雁北，钱没钱，人没人，靠墙墙倒，靠鬼鬼跑，人到中年，一事无成，这种半死不活的日子……我正苦恼着，忽听前排几个人叽哩哇拉地指着舞台乱叫起来。我觉得语言不对劲，忙探前身子观察，原来是几个外国人。最初他们听不懂唱词，只是呆头呆脑地傻看，后来见舞台上兵对兵、将对将地打起来，才有了兴趣，也不管别人看戏不看戏，乱叫起来。听一旁的人议论，我才知道这几个老外是美国人，他们的大老板就是哈默，邓小平还接见过呢。他们到安太堡煤矿有些日子了，筹备前期工作，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雁北的外国人。
散戏后，我正准备找家小旅馆住，突然肚子里一阵“咕咕”响，我才想起还没吃中午饭呢，忙找小饭摊，准备吃碗面条。刚走下台阶，发现一群人围着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观看，我也凑前去，见是一辆进口小汽车，“伏尔加”牌，俄罗斯名车。那时吉普车也不多，只有县团级领导才有资格坐，外国车几乎见不到，所以人们才感到稀奇。这时，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士挽着一位妙龄女郎走来，拨开人群，来到车前，打开车门。我定睛一看，这不是宁武那个姓史的包工头吗？他也认出了我，马上伸出双手，把我拉上他的“伏尔加”小汽车。围观的人们对我肃然起敬，我也觉得自己身价高了许多。
我们来到一家豪华宾馆，新建的，宏伟高大，金碧辉煌。我还是第一次走进这样排场的宾馆，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发山。史工头请我吃了一顿我有生以来最丰盛的大餐，龙虾鲍鱼，海参燕窝，连汤都有讲究，可惜不记得名字了。看来史工头是大富了，白嫩的手指上还戴着镶宝石的金戒子。席间，他告诉我，改革开放之后，他是第一个下海的，还干老本行，修路。他主要在晋南一带施工，最近听说朔州要上马一批大型煤炭企业，单靠火车拉煤运力明显不足，他分析公路建设高潮即将到来，所以谋求在此发展。但活动了一段时间，根本插不上手，又骂这地方人不好打交道，肥水不流外人田，统统让本地人干。又说修路工程平鲁县最多，但那个地方更排外，他打算还回晋南去。又问我的境况，当得知我吃了劳保后，劝我随他去晋南，保证给份大工资。史工头的话让我茅塞顿开，我打算试一试，看能不能在此揽点小活干。那位妙龄女郎一直陪着史工头，当她去了卫生间后，我问史工头是不是新娶的夫人。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老弟，好好赚钱吧，这社会，有了钱啥都不缺。”又悄悄告诉我：“小三！”
第二天，我就开始在朔州四处考察，首先到安太堡露天煤矿生活区参观，见草坪里的芳草刚透出嫩芽，成排的樱花在春风里绽放，广播里正播放着一首新歌，叫《春天的故事》：“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里岀岀进进的大多是外国人，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但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搭中国改革开放这辆快车。安太堡煤矿是邓小平亲切关怀诞生的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中国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煤炭生产基地之一。我发现，这么一个年产一千万吨原煤的大矿，只能靠火车运输，因为公路交通不便，不通港口，所以积压的煤炭很多。大矿如此，小矿又如何呢？我又考察了周边县市。
朔州那时还没建市，叫朔县，周边县也不叫区，仍称县。当时本地人根本没有经济意识，来此考察的大多是外国人或南方人，他们带来大批资金、技术、设备……一时朔州大地人来车往，春潮涌动，美中不足的是常常堵车。看来，修路已迫在朔州人的眉睫，我能不能从中分一杯羹呢？
我决心已定，不惜一切代价，从事修路事业。万一失败，大不了重返牛村种地。
我立刻返回矿务局，恭恭敬敬地向领导递交了一份辞职申请。王队长看后吃了一惊，说全矿几万职工，你还是第一个辞职下海的。不少好心人劝我，说不辞职照样可以下海，何必和金钱过不去呢。我回答得很委婉，说自己不愿意象只蚂蟥，一直依附在共产党身躯上吸血！
我在朔州呆了一个多月，四处找关系，寻靠山，希望能揽到一里路的工程，但毫无所得。领导们见我衣衫褴褛，抽着根蓝花烟，说话土里土气，自然不会把我放在眼里。我渐渐怀疑起自己来了，自己到底是不是这块料？是不是有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从局长办公室岀来进去的大多是衣冠楚楚的绅士们，而自己……是不是该做几件好衣服呢？是不是该买几包好香烟？是不是该给局长背后……可摸摸自己的兜里，确实掏不出几个钱来。一天，我再次失望地从局长办公室出来，由于正生着闷气，和一个准备进门的人撞了个满怀。那个人不知是小声嘟囔，还是在骂我，我没听清楚，但却听出他说的是原平话。又见局长从办公室迎出来，口口声声叫县长。我通过人打听，才知道他就是平鲁县鲁县长，原平人，我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到了平鲁县，当推开鲁县长办公室门时，见里边已坐满了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当地的包工头，他们围着县长吵吵闹闹要工程。那时不像现在，既不招投标，也不开论证会，只需领导说句话就行。我进到屋里，并没引起鲁县长的注意，他只顾埋头和交通局长给各包工队分工程。他昨天去市交通局要回不少修路工程，有高速路，普通路，还有不少“急造公路”。所谓“急造公路”是指人民解放军进军途中边行军边施工的急造工程，它往往和国家战略密切相关。平鲁县的“急造工路”是指晋煤外运所急需修的公路，平鲁县在朔州是煤炭主产区，而公路建设却远远滞后。县长给各包工队分了工程后，大部分人走了，有一小部分人不满意，他们不敢和鲁县长明着闹，但却赖着不走。县长火了，拍着桌子训斥他们，指责他们只嫌自己碗里肉少，没有全局意识，然后挥手让他们滚。等所有人走完之后，我才从墙角站起来。鲁县长望着我，有种曾似相识的感觉。我自报家门后，鲁县长有点愕然，问：“你就是段玉贵？牛村的？”县长又说自己也是原平人，老家在炭峪村，跟牛村隔着一条沟。又称赞我给炭峪村送了电，有共产主义风格，还告诉我他的老母亲仍在村里住着，他几次往县城接，老人家不去，说村里有了电，哪儿都一样。他又问我现在干什么工作，到平鲁来有什么事。我说了自己的想法后，鲁县长沉思半响，对交通局长说给他一段路吧。交通局长上下打量着我，明显对我产生了怀疑。鲁县长说段玉贵能领导好一个大队，一定能修好一里公路。交通局长也是本地人，迟迟没表态，见鲁县长阴沉了脸，才给我分了一段“急造工路”。
工程算是揽下了，可启动资金怎么办呢？我回了一趟代县，把母亲洋柜里的零钱，把孩子们的学费，儿子的奶粉钱，统统拿出来点了点，总共不到五百元。我初步算了一下，开摊子最少得上千元，剩下的钱怎么办呢？没办法，我把半大肉猪提前卖掉，把怀胎母羊让人牵走，还不够，我又找朋友们借了点，总算凑够了启动资金。
我施工的标段总长度五百米，盘山路，先从山脚开工。这段路的地质结构很复杂，下面是疏松的沙石层，中间夹着一层青石板，这种石头非常坚硬，锤子上去一个小白点，必须采取爆破手段才能奏效。这种路当地人是不修的，他们清楚里边含金量不大，干好能挣个高工资，干不好还会亏本。不过我有信心修好这段路，因为它是我的“处女作”工程，如果干不好，或者中途撒手，对我今后从事这项职业是致命的打击。我又拿出了当年“红旗渠精神”，没有重型设备人工上，青壮劳力雇不起找妇女，我亲自挥动八磅锤打纤，妇女们有捉纤的，推渣的，还有打夯做饭的，标准一个“娘子军”连。她们每人围着一个红头巾，远远望去，整个工地象腊梅绽放了一样。强烈的紫外线晒黑了她们的脸，干燥而寒冷的西北风吹裂了她们的手和脚，但她们没叫过苦，没喊过累，她们挣多挣少，我都从内心感激她们。工程进展得异常艰难，费半天功夫打眼，一炮下来只能崩锅盖大块石头，难怪往来的人们笑我，说：“老段，你来平鲁‘愚公移山’来了？”那段工程确实比“愚公移山”还难，但也是我走向成功迈岀的第一步。
搞工程没有好的技术人才不行，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有幸结实了马工程师，他是河南人，四十出头，是名副其实的修路专家。他对地质地貌、水文气象、测绘预算等无一不通，但就是有点性子犟，在好多工队干不长。一般技术员对老板总是言听计从，给老板出主意，想办法都离不开偷工减料，瞒实报虚，而马工恰恰相反，这是他在工队干不长的主要原因。我和他认识时他正准备回老家，说是回去收麦子，其实是刚让一家工队辞退。他不认可我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方案，但却认可我这个人。我提出给他的工资待遇后，他没嫌多少，就进驻了工地。现在想他当时可能有两个动机，一是认可我，二是和其他老板较劲，所以干得很卖力。他首先废止了我的施工方案，建议从下面疏松地层开工，然后再爆破青板石，这样放个小炮也能炸下许多石块。结果，工程进度提高了近半，我一下子对马工刮目相看。
工程进展到一半时，资金没有了，买不回雷管***，伙房里也仅剩点白菜山药蛋了。我正打算回老家筹集资金，马工向我建议，让我找鲁县长借支工程款。我第一次包工，还不想让鲁县长瞧不起，显得十分为难。马工笑我太老实，说人家没开工就拿到了预付款，哪有你这样搞工程的！恰好鲁县长等领导来工地检查，我红着脸提出想法，鲁县长很痛快，当即批了五千元预付款。
年底验收，别的工队的工程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而我的工程却全县评比第一名，原因是水稳层做得牢固，砌护坡舍得投资，路面自然就不会开裂。
这段工程总造价一万一千元，结算后，我净赚三千元。可别小看那三千元，那时的工资一个月才三十多块钱，你算算三千元是多少个人的土资？我当即给了马工一千元，又拿了点土特产品和五百元钱跑到鲁县长家。鲁县长一文没要，说我初搞工程就来这个，以后还干不干了？又说自己有工资收入，足够花，不稀罕捞外块。再说，平鲁县大如牛，要捞的话哪儿也不缺几根毛，劝我好自为之。不过，荞麦面鲁县长倒是留下了，说是年下做碗托儿吃。鲁县长确实话如其人，标准的毛泽东时期培养出来的好干部，我与他相交多年，从没有经济往来，当然，嫩玉米、鲜毛豆我是送过，那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勾通罢了，并不存在送礼一说。
我把所赚的拿回家那天，和粉白翻来覆去数了大半夜，那时没有大额票子，面额十元的票子就算大票子了，整整两千五，我俩都吓了一大跳，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又不知来得合法不合法，象偷了人一样，不自在了好几天。
企业之间的竞争往往是激烈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尔虞我诈，恶意中伤，暗中使坏，这些都是常用的手段。我在平鲁县开创基业并无任何优势，资金不雄厚，设备跟不上，社会关系很一般，又是外乡人，之所以能够鹤立鸡群，成为一枝独秀，完全靠的是“修良心路、挣干净钱”这一企业发展战略理念。
上回说过，平鲁县有筑路工队九十三个，而且都是本地人，他们社会基础好，人脉广，在那个什么都不规范的年代，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工程下来，人家挑了又挑，拣了又拣，把含金量大的工程弄走之后，才轮上外地工队上来拣骨头。我最初三年就是靠啃骨头挺过来的，所干的工程一般都在边远地区，交通不便，地质结构复杂，机械设备无法使用，仅靠人力、蓄力艰难地开山筑路。当我的队伍壮大之后，别人无法跟我竞争之时，有人说我背靠县长好乘凉，纯属子虚乌有，主观臆断。靠关系固然重要，但靠得了一时，靠不了一世，关键在于打铁必须本身硬。我在朔州站稳脚跟后，触角渐渐伸向了繁峙、原平等县市，而且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的成功没有什么秘诀，靠的是政策、管理、还有良心！

细算起来，我和粉白结婚已经四十七个年头了，再过三年，就到金婚时代了。斗转星移，日月如梭，我们在忙忙碌碌中度过了大半辈子，然而却像一眨眼的功夫。人老心未老，仍觉得还像当年一样年轻，但在二人对视的时候，才发现红颜已去、两鬓如秋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什么是情，什么是爱，好像都麻木了，认为对方不过是个家庭成员罢了。但有一点，当我推开家门发现粉白不在时，心上像小孩找不到妈妈那样失落。她也一样，当我兴匆匆边开家门边说：“宝钏，我回来了！”她照样高兴得合不拢嘴。我想，这就是情，这就是爱！尽管我们俩都嘴笨，不善表达言辞，相互没有说过一个“爱”字，但感情却是真实的。她对我，对家庭，对街坊邻里，都无可挑剔，有口皆碑。她的品格，她的人性，我更是无话可说。当夜深人静，粉白熟睡之际，我有时默默地望着她，心中有说不出的愧疚和酸楚……我们眼下虽然已经衣食无忧、儿长女大了，但失去的青春却永远找不回来了！她年轻过一天吗？还真想不起来。她把整个身心都贡献给了家庭，没戴过一朵花，没穿过一件高档衣服，更没唱过一首纵情的歌曲，她的青春之火已经在默默奉献中燃烧殆尽了……想到此，我不由鼻子发酸，悄悄点燃一支烟叹息着……粉白醒了，她以为我病了，急着下床倒水取药。我忙安慰她，又和她忆及当年。她也很动情，从梳头匣子里取出当年的结婚证给我看。上面的手印依旧鲜红。毛主席语录赫然在目：“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我感慨地问粉白：“假如有来生，你还愿意嫁我吗？”粉白回答得很干脆：“只要你不嫌弃，我照样嫁！”这就是真实的粉白和我！我们的感情像陈酒一样浓郁，我们的爱情随着岁月渐长，有一首赞美妻子的歌，我觉得用在粉白身上丝毫不差“……一年三百六十五，买菜烧水洗衣服，下有儿女上有母，妻子啊妻子你挺辛苦……丈夫心里最有数……”
我是个游子，成年浪迹天涯，前些年没有通讯工具，我又不善写信问安，所以常常和家人失去联系，为此，粉白鬓角添了许多 白发。她担心我乘车出车祸，担心我上山摔下崖，又担心我吃不好伤了胃，我患了皮肤病之后，她更多了一层愁，怕我受潮着凉，怕我不忌嘴吃辛喝辣……总之，我一天不在家，她一天心不安。她像母亲一样关心着我，呵护着我，为我耗去了大半生心血。在我事业顺利的时候她为我高兴，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鼓励我放宽肚量。大半辈子过去了，她丝毫没有对不住我的地方，然而我却有时任性、冲动、发脾气。好在她了解我的个性，等我发完火之后才逐一和我讲道理，我往往无言以对，因为她讲的道理都是对的。
记得前几年我和几位朋友去云南谈一个工程项目，闲暇之余，我们闲转到一家珠宝店，店里全部是价格不菲的玉器，我被一对和田玉镯子吸引住了。这对镯子质地透明，颜色纯正，雕工细腻，一看就是件上品。而且款式端庄尊贵，非常适合中年妇女佩戴。我马上想到了粉白，她跟了我大半辈子，还没戴过一件像样的饰品，这件玉器不正适合她佩戴吗？我看了一下标签，标价一百万，吓了一跳！店主看出我的心思，和颜悦色地对我做产品介绍，说是一对难得的和田玉手镯，不仅当前适用，而且日后升值空间很大，极具收藏价值，又说我福人贵相，夫人一定尊贵漂亮，配上这对手镯更显气质非凡。我没在意店主对我的恭维，而是想粉白吃了这么多年苦，也应该享受享受了，价格虽然高点，但她受之无愧。几经讨价还价，最后七十五万元成交。店主是个厚道人，让我先拿货，等主人相看对后再付款。我兴匆匆地赶回家，对粉白炫耀地打开装镯子的匣子。不想粉白不但不高兴，反而对我发了火，说自己福小命薄，戴不起这么贵重的东西，又指责我穷汉变富，凸腰腆肚，忘了吃糠咽菜那些年。我没想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也发了火，扬言要砸这对镯子，最后还亏母亲出面，说了我顿不是，才平息了事态。说实话，粉白也看上了这双玉镯子，她考虑到我当时手头紧，正筹款买挖掘机，才发生了这场吵架。我事后分析，我们二人都岀于真心，我真心为她，她真心为家，两“真”相逢，才迸出了火花。事过不久，粉白悄悄买了一双廉价镯子戴上，我猜她的目的一定是在安慰我，否则她连那点钱也不舍得花。
常言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其中一本叫“婆媳经”。在家庭中，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明显、最常见的就出现在婆媳关系上。然而在我们家，自粉白进门后，她和母亲的关系不能说是相敬如宾，但却从来没有红过脸。母亲有三个亲生女儿，但我敢保证，在感情方面，三个女儿和母亲的关系没有一个能超越粉白的。她们婆媳之间为何如此滆洽？奥秘在哪里呢？我多次分析过，最关键的一条是相互真诚。在家中，粉白无论办大事还是办小事，总要先和母亲商议，把自己的想法，以及这样做的后果，先讲给母亲听，母亲同意后她才去办。这倒不是说母亲刁蛮，而是这样做她老人家喜欢。粉白在处理娘家人的事上更加小心谨慎，以免引起误会。岳父母相继去世后，本来我已把后事安排周到妥帖，如有不周之处，母亲应该责备我，但粉白还是左解释，右说明，生怕母亲说岀安葬父母应该是儿子的责任等话。粉白的哥哥是个聋哑人，没能力照顾自己，在资助方面，粉白从不表态，总是母亲先提出建议，粉白才拿上钱去实施。在儿娶女聘，走亲访友方面，粉白从不把母亲一个人丢在家中，而是搀扶着老人家共同出席，使母亲觉得大有面子。在经济方面，粉白从不争权，家中有多少钱，都交给母亲保管，这让母亲很过意不去。粉白有时随我外出，在逛商店时，首先想到给母亲买礼物，大到首饰衣服，小到拐杖痒痒挠等，买回的东西没有一件母亲不喜欢，老人家常感叹说媳妇比儿子强。老年人喜欢用拐杖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外人议论自己的女儿时，往往用拐杖在地上画圆圈，表示喜欢，议论到媳妇时，总是用拐杖截地面，表示厌恶。母亲则相反，议论到粉白时总是画圆圈。这也难怪，三位姐姐远在他乡，各忙生计，一年中难得回来看母亲一趟，母亲难免心中不快。粉白和母亲有时也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这些事往往产生在孩子们身上。母亲看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亲，人人都疼，不容受一点委屈。特别对我儿子，更是疼爱有加，抱在怀里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用代县话说叫亲的不顾头脸。粉白在孩子们不听话的时候，免不了呵斥、责骂，有时还打几巴掌屁股。这时母亲就不高兴了，边护受责骂的孩子边抱怨粉白，嫌她教育孩子没尺寸，打下个腿瘸胳膊拐的怎么办？母亲对孩子们的溺爱是出了名的，我曾多次领略过她老人家的余威。一次，我责骂儿子不好好读书，母亲先沉下脸看着，后来见我动手打儿子，她一下子扑上前，让我先打她，再打儿子，我忙停了手，直到赔了不是，母亲才消了气。母亲有母亲的道理，她认为孩子大了能写封信，能认得秤就行了，念书多了怕坏了脑筋，认不得秤怕人哄了。还说我从小没念几天书，不照样过得滋滋润润的。母亲的道理我和粉白当然不赞成，但面子上也得照顾她老人家。俗话说：“婆媳亲，全家和。”这句话一点不假，在粉白的精心维系下，这个大家庭是和睦的，平等的，充满欢乐的，最起码在牛村和下沙河是少见的！
人类最伟大的感情是什么？当然是母子情。孩子们和妈妈之间的感情要远胜于我，但我从不嫉妒，从不指责，因为那是粉白应该得到的。我在前文多处提到粉白为家庭、为子女的付出，称之谓贤妻良母一点都不过分。每个孩子都是她的心头肉，从出生到成人，都倾注了她的心血。我的孩子们都没有雇过奶妈，全部是粉白用乳汁喂养大的，在那个非常年代，人们连糠菜都吃不饱，我不清楚她那甘甜的乳汁是从哪里流岀来的。现代人从怀孕开始就注意营养均衡，卧床休息，适度运动……而粉白呢，临产前照样洗锅刷碗，产后没几天就得下地干活，这种超常规的辛劳是一般妇女无法忍受的，而她却坚强地挺了过来。当然也落下不少毛病，腰酸、气短、犯困，这都是月子症。她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当孩子们围坐在她身边嬉戏、打闹、要她讲故事时，她的脸上总会露出幸福的微笑。她看哪个都亲，包括被人抱养走的两个女儿，粉白是个很有钢骨的女性，很少掉泪，当来人把孩子从她身边抱走的那一刻，我发现她身子在颤动着，以手掩面，面壁而泣。此刻的我真是羞愧难当，身为人父，却没有能力养活这两个小生命！我想安慰粉白，然而却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儿子是在我们俩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出生的，他的来临，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喜悦，带来了希望。粉白更是自信满满，她的腰板挺得更直了！在孩子们的教育方面，粉白付出的比我更多，虽然她和我一样，没有多少文化，却也教会了孩子们一加二等于三，大字加一点念太字，然而更重要的是教会了孩子们如何做人。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影响着孩子们。如今孩子们都长硬了翅膀，各自成家立业，他们虽无大智大勇，但却个个都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工作着，这些都归功于粉白，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母亲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粉白一生的活动范围并不大，主要生活在牛村、下沙河、太原，然而她无论生活在哪里，都和哪里的邻里乡亲相处得非常融洽，包括对我有意见的人。四哥为了八斤莜麦和我持刀相见，粉白却能笑脸相迎，沏茶倒水，化解紧张态势。在下沙河盖房时，院里堆满了木材、工具、粮食等，我当时并不在家，却没有丢失一点东西，为什么呢？主要是街坊邻里帮着照看。人心换人心，五两换半斤，是粉白平时的为人，才换来了乡亲们的爱心。粉白平时不爱串门，但在乡亲们有了困难的时候她却跑得最勤，缺米送米，缺盐送盐，最大限度地给予帮助。有一年，二女儿发烧，母亲拌了一小锅白面疙瘩，放了不少姜，母亲原想让不病的几个孩子也喝上一碗。刚做好疙瘩，粉白从外面跑回家，说隔壁的二小子高烧三十八度，她回来做姜汤，当看到锅里的疙瘩时，也没和母亲商量，只给二女儿留下一碗，端起锅就出门了。母亲平时帮助人也很热心，但这次因为自家的孩子们没喝上白面疙瘩心上很不舒服。虽然是一件小事，但足显粉白的人格。在太原，楼上楼下，粉白相处的大多是城里人，属小市民阶层，这个群体没有农民厚道，往往为了芝麻大点小事像抓破了鼻子一样大喊大叫，而且见你过得好，还充满嫉妒心，背后说三道四。粉白并不在乎，以诚相待，尽量满足他们的利己心。日久天长，渐渐融入了这个群体，而且没有沾染上小市民的庸俗市侩习气，仍保持着农民阶层朴实厚道的作风。
百年修得同船渡，万年修得共枕眠。这句古话说穿了是“缘分”二字，但愿我和粉白世世有缘分，代代是夫妻！
二 与孩子们的情感世界
人是孤独的，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所谓“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秦楼楚馆，灯红酒绿，追欢买笑，这些都是片刻的荣华，暂时的富贵，而人更多的时候是独处。大人物在独处中思考安邦治国，仁人志士在独处中忧国忧民，阴谋家在独处中思考如何算计别人，又防止遭到别人算计。即使一位农民，也会在独处时计算一年的收入，明年的生计。我不是另类，也思考诸多问题，但相对简单。因为在工地忙碌上一天，晚上回到乐融融的家中，陪母亲妻子聊几句话，便和儿女们嬉戏在一块了。我是个老顽童，身边没有孩子就觉得寂寞难奈。如今儿女均已成人，但他们又有了他们孩子，这些孩子不是称我姥爷就是叫我爷爷，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仿佛也回到了孩提时代，玩得那么开心，那么天真，那么幼稚……只要和他们在一起，我不管在外面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受了多少委屈，他们的笑声马上会驱散一切不快，这种乐趣既缓解了我一天的劳乏，又放松了紧绷的神经，身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安慰。正因为我有一个和谐而又快乐的家庭，才使我童心未泯，青春永驻，体壮如牛。说真的，我除了有点皮肤病外，身体各个器官跟年轻人没有什么差别，这完全得益于孤独少，欢乐多，可见人的孤独是可怕的。
在当今社会，我的家庭可以算是个大家族了。我身边有三女一子，长女果林、次女月林、三女春林、儿子春光。大女婿李四四、二女婿王玉强、三女婿田春伟、还有儿媳马莉。以及从小送人抱养，长大后又相认的两个女儿，如果按姐妹排行，三女儿应该是换平，四女儿应该是爱青，她们在养父母的关爱下均已成人，而且已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三女婿叫张小钢，四女婿叫董小毛。我和粉白亲生亲养的五女一子，他们身边都有了一两个孩子，你说这个家庭大不大？每年中秋、春节两大节日，全家人聚在一块，真是人声喧沸，钟鸣鼎食，其乐可想而知。
在我身边的三女一子，除儿子外，三个女儿可以说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没有多余的钱供她们享乐，普通人家孩子们应该有的她们没有，一般孩子应该享受到的物质待遇她们得不到，而更多的是陪伴、照顾奶奶，帮妈妈烧火挑水，拉扯弟弟妹妹……什么叫巧克力，什么叫细点心，她们十多岁以前别说吃过，连名都没听过。她们的童年没有多少欢乐，幼小的心灵唯一盼望的是能填饱肚子，生病时能有白面碗圪瘩喝。每想到这里，我总有种负罪感，常常和粉白自责。孩子们都懂事了，经常说些感恩的话来安慰我们，但能挽回那段时光吗？我们夫妇，还有母亲，为孩子们的付出也确实不少，三个大人每天像鸟儿育雏一样为他们忙碌着，可家家如此，代代如此，有什么可炫耀的呢？孩子不仅是家庭的希望和未来，更是你精神的支柱。他们给你带来的欢乐是花钱买不来的，是权贵送不来的。孩子们对我是充满感情的，在他们幼小的时候，当得知我某一天要回来的消息时，都一大早就站在村口望我，不管等多长时间，总要见到我的身影才算。我从不空手回家，手头再没钱，也要买几把洋糖，（农村不叫水果糖）当他们每人分到几块时，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嚷嚷着说真甜。是啊，那种甜不是舌尖上感觉到的甜，而是心底里感受到的甜！
儿子在我们家自然是掌上明珠了，别说是我们夫妇二人的掌上明珠，也是几位姐姐的掌上明珠，长姐幼弟，情同母子，从小姐姐们就抢着抱他，哄他，自己分到好吃的东西不舍得吃，给他留着，上顿吃不了下顿吃。他更是我母亲的命根子，像《红楼梦》中的贾母溺爱贾宝玉一样溺爱他。在他顽皮的时候，我想训他几句，还得看母亲脸色。我小时候母亲照样疼我，但我每天像放出去的鹰一样傍晚才回家，母亲很少岀门找我，只有回家太迟才出门去找，而对我儿子呢，他还没跑出大门，就大喊大叫起来，时刻不允许离开她的视线。我也是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给家中打电话首先问到的是儿子。我当年曾笑父亲迂腐，给我起名字还花钱找人，但轮到我给儿子起名字时，才彻底理解了父亲。当然我没花钱找人，而是和粉白抱了本汉语词典翻了几天，也没找岀个合适名字来，原来起名字也是门学问。姓名不仅记录

故乡对每一个人来说总有抹不去的记忆，挥不去的思念，绕不开的依恋。无论它美丽富饶，还是贫瘠干旱，在游子心中永远是一首歌，一幅画。故乡不仅活在现实的时光里，更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我离开牛村已经整整四十年了，但它却常常出现在我不经意的一瞬间，更多是岀现在梦里，这种故乡情结可以说伴随了我大半辈子。“从县太爷到‘三种人’”之后，我就举家离开了那个地方，按理说下沙河才是我的故乡，因为下沙河有我的房子，有我的口粮田，还有朝夕相处的乡亲们。但从感情上来讲，下沙河跟牛村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我的心中，牛村那片热土永远是我的故乡，它的每一点变化都牵动着我的心！
我贫穷时没有忘记故乡，富裕之后更没有忘记它！
在这部回忆录中，我多次提到水对牛村的制约，在孩提时代我就盼望着水，长大后更为水做过无数次奋斗，但均以失败告终。前几年看过一部外国电影，好像叫《唐.吉可德》，影片描写了一个外国骑士，行侠仗义，游走天下，做出了种种与时代相悖，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特别是他违反自然规律，跟风车作战的场面，给世人留下了笑柄。我常常想，自己当年在牛村治水，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不是同样违反自然规律，和《唐.吉可德》跟风车作战一样，也给牛村人留下了笑柄呢？我任支部书记的时候，书中描写打过一眼深井，其实不然，我总共打过四眼深井，都没成功，所以羞于出口，没有表白于世。其中两眼，是我在朔州包工期间打的，事先没和人说，自掏腰包，承包给打井队搞的。论打井技术要比四十年前高，论设备要比四十年前先进，可惜又打了两眼枯井！白白扔了几十万元。每当我回村探望故交好友时，看到人们仍在喝脏水，心里就特别难受，决心再当一次《唐.吉可德》，跟水再战一次，如果仍以失败告终，我将再不踏上牛村这片土地。
我的族侄叫段五毛，他现任牛村村长，当听到我要再次治水的消息后，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他告诉我，说政府也在关注着牛村的吃水问题，为此镇政府还专门开过会。我听后正中下怀，心想，唐.吉可德没有斗过风车，是由于势单 力薄，如果再多几个、几十个唐.吉可德，肯定会战胜风车。政府和民间共同解决牛村的吃水问题，一定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打深井这个方案彻底放弃了。经多方论证，确定从九龙湾引水入村，首先解决人畜吃水问题，然后再考虑灌溉农田。政府出资解决水管问题，我出机械设备、人工、还有部分现金，解决开沟、工资、水塔等诸多问题。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开工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条龙，汲尽了东海水，乘风飞回牛村上空，尽情地喷洒着甘霖……刹时，牛村干枯的土地湿润了，西石河、小石河、水塘、大街小巷到处是水。山峦绿了，田野绿了，千亩红高粱正在吐穗，由于吸足了水分，长出了长长的、红红的穗子……可惜这么美好的一个梦让粉白搅醒了，她听到我的笑声，用手捅了捅我，问我是不是梦见娶媳妇了？
线路仍选在当年架铁管引水的路段，因为是九龙湾到牛村的一条直线。当年人们用铁镐、铁锹开沟，河床底部全部是卵石，几十号人每天能挖多少米？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如今，水泥渡槽仍在，几十年的风侵雨蚀，现在仍完好无损，它见证着那段历史，记录着每一个贡献者！如今，修渠的那些人们大多已经故去，但他们当年的打夯声，拉铁管的合力声，仿佛仍在耳边。我想，当牛村通水的那一天，我会带领乡亲们到他们的坟前祭告，告诉他们当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调了两台大挖机在前方开沟，人工铺设塑料管子，装载机在后面填方，由于工程机械化程度高，所以前后没干两个月，各项工程就全部完工，只等开闸放水了！
通水那天，全村的老老少少都聚在了村北的水口前，他们既兴奋又怀疑，难道多少年的梦想今天会变成现实？当县领导宣布“牛村正式通水了！”的那一刻，湍急的泉水，顺着管道从水口喷射出来，人们先是一怔，接着是一片欢呼声雀跃声……我当时的心情是凝重的，没有随着人们欢呼，而是蹲在水口前，用双手掬起一捧水，送到嘴边……那水真甜，既有百草的芳香，又有松柏的新鲜味，是地地道道大山的精髓！我又捧起一碗水，举到头顶，缓缓洒下，以此祭奠当年那些治水的“大禹”们！
我任职期间，牛村的人口最多，三百多口人，而今却只剩不足二百人了。由于受条件限制，人们仍生存在温饱线上。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赚钱，有条件的户则迁居他处，以求发展。目前，不仅是牛村，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空村化现象十分严重。留在牛村的人们大多在四十岁以上，再过若干年，还会有牛村这个村子吗？有什么办法能使年轻人留在村里？这是我常常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然而，一棵核桃树却正在帮我实现这个理想。
通水那天我和乡亲们喝多了，在侄儿家睡了整整一个下午，睁开眼时早已月上东山了。我决定不回家了，在牛村住一晚。乘着酒兴，信步向村南走去。
路两旁的庄稼有齐腰高了，晚风吹得叶子“哗哗”直响，这里正是我当年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主战场，也是千亩红高粱的样板田，堤坝上的石头还在，隐约可见用白石头砌的“农业学大寨”标语。我正追忆着往事，不留神踏进一片瓜地，差点被瓜蔓绊倒。从菴窝里跑出一个人来，手拿一把铁叉，喊叫着向我奔来，他显然把我当成偷瓜贼了。我定睛一瞧，是位族兄。族兄见是我，忙把铁叉放下，又从田里摘瓜，邀我到瓜棚下吃瓜。族兄今年种了二亩香瓜，品种还真全，有“玻璃脆”、“灯笼红”等。牛村的香瓜在代县城也是有名的，由于土地干旱，香瓜水份小，糖度大，咬在嘴里又脆又甜，可惜产量不高，无法进行商品化生产。瓜棚搭在一棵核桃树下，核桃叶子宽厚肥大，上面已经挂满了乒乓球大小的青核桃。族兄告诉我，这棵核桃树刚满五岁，去年收了二百一十斤青皮核桃，他没等干透就卖掉了，卖下三百多块钱，他打算明年把自己的责任田全部栽上核桃树。族兄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举目望着这棵核桃树，心想，如果全村……我正准备细问族兄，见他站起来，说自己一天还没吃饭呢。他指了指铁叉，让我帮他看一阵儿瓜田。走了几步又返头告诉我，说田里有獾子，专拣熟透了的香瓜啃，如果听到“咔嚓”声，就把铁叉扔过去，那东西鬼精，半天不会再露面。族兄走后，我认真履行着职责，但半天也没见獾子的影。我见小桌上放着一小箩筐蓝花烟，随手卷了一支，当年，我的卷烟技朮可以说娴熟到家了，闭着眼一分钟就可卷十几支烟，现在仍没忘记，卷的烟跟香烟没什么区别，如果是生手卷烟，肯定是一头粗一头细，而我却上下一般粗，抽了一口，真冲，地道的小蓝花！我多年不抽这种烟了，现在抽起来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往事一古脑儿涌上心头……夏天的夜静谧而暖和，繁星点点，蛰吟虫鸣。不远处是父母的坟墓，他们永远留在了家乡，我将来也会留在那个地方。我边抽烟边想，我已这把年纪了，还能为家乡做点什么事呢？怎样使乡亲们摆脱贫穷呢？牛村有三千亩土地，人均十五亩，如果都栽上核桃树，三年之后，那会是一番什么景象呢？我当即给农业局的一位朋友打了个电话，询问了栽种核桃树的技术和收益。朋友告诉我，每亩土地可栽四十二棵核桃树，平均每株树可产三十斤干果，按现在的行情算，一株树可卖五百多元……我被朋友的回答唬住了，这每亩地的产值不上两万多元钱了吗？有这么高的收益，年轻人何需外岀打工，牛村不照样人丁兴旺，还会空村化吗？我虽然不相信朋友的预测，但我相信这是一条脱贫致富的好门路！
回到侄儿家中，我和他谈到栽核桃树的想法，侄儿也有改造牛村的雄心壮志，自然一拍即合。但他愁的是人小帽子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