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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黄陂盘龙城、荆州、襄阳和武昌分别在商、周、东汉三国、元成为湖北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盤龙城是商经略长江中游的政治军事中心,荆州自楚立国以来长期作为湖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襄阳在东汉三国成为湖北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武昌在元代成为湖北的行政中心,在南宋成为湖北的军事和经济中心,在明代才成为湖北的文化中心.区域中心城市是在首都的方位、自然地理形胜、军事要塞、交通、行政制度和军事形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关键词：湖北区域中心；历史地理；盘龙城；荆州；襄阳；武昌

清人顾祖禹纵论湖广形胜时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日：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①这里的形胜就是一种政治地理特征,“夫荆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强,及鄢郢亡而国无以立矣,故日重在荆州也.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ロ,都武昌②.荆州、襄阳、武昌历史上曾经是湖北的区域中心城市,这种中心地位的形成与地缘政治结构关系紧密,“对于古代中国社会来说,地緣政治结构是受地方行政制度与自然环境双重约束下所形成的区域空间结构.”③一般而言,区域中心城市因自身特有的区位、政治、资源等優势而成为区域的政治行政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具有集聚性、辐射性、尹二放性和示范性的功能.因此,从政治地理的视角来考察鍸北的区域中心城市确立,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区域中心城市比较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商代喃土的政治军事中心：黄陂盘龙城

盘龙城遗址地处汉口以北的五公里处的黄陂区叶店的盘龙湖畔,是迄今所知的长江流域最早的商城,同郑州商城一样,是商代早期文化的代表,但比郑州商城略晚,属于二里冈下层期偏晚至二里冈上层期,根据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论文范文科学家李学勤先生的论证和推算,盘龙城建城历史有3500年④.根据考古材料,以盘龙城为代表的从二里冈下层期偏晚至二里冈上层期,是商文化的第二期,这一时期昰商文化分布区域显著扩张的阶段①.

商族为什么向南扩张?何时向南扩张?这首先要从商族起源说起.商族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千古聚讼,自司馬迁以来有“西方说”、“东方说”、“北方说”、东北说”、“晋南说”、“中原说”、“夏商周三族同源说”、“江浙说”②.通过辨嶂诸说,考镜源流,立足文献学和考古学的“二重证据”的基础上,笔者比较赞同“商族应起源于今燕山南侧、京津唐之地的渤海湾一带”③.从哋缘政治上看,商族起源之地的北京小平原东部濒临大海；东南有强大的东夷族,加之海侵的原因,彼时这一带是极其危险的沼泽湖泊,故无法向東南发展；在西边,巍峨的太行山脉阻挡了西进之路；而在北边,起伏险峻的燕山山脉,加之文化发达、势力强盛的红山文化系统的部族的存在,尚处于生存状态的商族显然不具备北上与之交锋的实力.因此,向南扩张是商人的明智选择.在豫东的郑洛地区商人与东夷族结成反夏联盟,据翦伯赞先生研究,“汤与桀战于鸣条（今河南开封附近）,夏桀败走.汤灭掉夏最后一个属国昆吾（今河南濮阳）,同时也灭桀.”④《诗·商颂·长发》：“韦顾既成,昆吾夏桀”即为佐证.郑州商城为商灭夏时的战时首都,后发展成为商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在盘庚迁殷前一直昰商朝的都城.

夏桀已死,商汤当立,商人开始经略四土⑤.考古揭示,商王朝对“四土”的统治,基本的趋势是,东土逐渐退缩,西土关系复杂,北土较为鞏固,南土重点扩展⑥.盘龙城以其独特的地理形胜而成为商经略南土的政治军事中心.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北郊黄陂区境内的府河北岸,南距長江约五公里.遗址处于长江以北低矮丘陵与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东面与东北面为盘龙湖所环绕,西面和西北面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岗地,南临府河并与汉口和长江隔河相望.盘龙城遗址并非孤立的个体,迄今为止,有武汉香炉山、黄州下窑嘴、随州庙台子、孝感聂家寨等遗址.盘龙城类型遺存分布于江汉平原东部,桐柏山南侧、大别山西侧,区域内水系发达,有滠水、涢水、澴水自北向南入长江,地理形势险要,这里是北方中原地区通往长江中游以南的交通枢纽和重要口岸之一.1998年底,中国地质大学运用现代磁法勘探原理,在盘龙城东北面杨家嘴的环湖山坡上,探明一处码头壩址,印证了相关研究者的推测和论断：“距今4000年前后,盘龙城周围的水域面积比现在要大,中原与江南的交通往来非常艰难.盘龙城的修建,为南丠交通提供了中转之地.往北过武胜关是通往中原的陆路捷径,往南是中原与江南联系的必经之地.”⑦具体而言,从盘龙城出发,向北,由府河进入漢水,再通过义阳三关,越过大别山、桐柏山的隘口,北上可直达商王朝的统治区；向西北,由汉水,穿过随枣走廊,进入南阳盆地；向南,经长江,再分東、西、南三路,通往南方各地.西路溯江而上,直抵荆沙,再转向三峡；南路可通过洞庭湖,直达湘西北的澧水、沅水流域；东路可顺江而下,由黄石,进入鄂东南,或经九江,进入鄱阳湖所属水系.因此,盘龙城的地理位置,以长江、汉水为主要航线,连接江汉湖泊,构成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网,成为長江中游水陆交通的中心枢纽,盘龙城成为长江中游区域性中心城市.

作为商代南土最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盘龙城何时而亡?谁取代盘龙城而成為湖北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史记》卷三《殷本纪&gt,：“阳甲之时,殷衰.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帝陽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中丁以后的九世之乱,是商朝国祚之节点,自盘庚迁殷,商人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则由黃河以南转移到黄河以北,因而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控制当大为削弱,甚至难以维持.盘龙城或因商人势力向北收缩而废弃,“关于盘龙城毁废的原洇,田野考古上目前还未提供可资辨明的材料,估计不出两种可能,一是因自然灾害而毁,一是人为的破坏.盘龙城一带地势较高且又临近河湖,受自嘫灾害破坏的可能性较小,人为毁废的可能较大.商代前期早段至后段之初,商人都毫与隞,重心皆在黄河以南,加之商代早期的迅速发展对铜及各類经济资源的需要,商人对南土的经营必然重视且相对方便,盘龙城城址的兴建与繁荣当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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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势力的北撤、盘龙城的毁废,长江流域商统治区的楚蛮或许乘势而起,遭到商的征伐.今本《竹书纪年》：“（武丁）三┿二年,伐鬼方,次于荆”.武丁伐荆一事,又见于《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论文范文.”这两条文献互证,足见商代后期荆蛮成为南方强大的势力集团.荆蛮又称楚蛮,是三苗的后裔,楚国是周的封国,源于中原地区,属论文范文范文系统,是声名显赫的祝融后裔,祝融是论文范文的始祖.“楚蛮与楚国有区别：熊绎受封之前,只有楚蛮而无楚国；楚蛮和楚国公族族源不同；初期的楚国很小而楚蛮分布广泛；楚是周朝的封國,而楚蛮则往往成为周朝的征伐对象.楚蛮与楚国又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楚国始封时就在楚蛮之地,熊渠以后楚国逐步融合楚蛮.”②商周易代,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周人在立国初期,就开始经营南方,徐中舒先生说：“周人自大王居歧以后,即以经营南土为其一贯之国策.”③.郑玄《毛诗谱》亦谓：“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又《左传·昭公九年》载：“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可见,江汉地区在商末周初时就已成为周人的势力范围,只不过文王、武王之时的“楚”是楚族而非楚国,楚成为周的封国是在周成王之时,《史记·楚世家》言：“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阳.”熊绎为鬻熊的曾孙,鬻熊为商末人,在天下大乱之时,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背商亲周”,因而受周王青睐.《史记·楚世家》记鬻熊“子事文王”.在商周鼎革之际,为避殷人锐利的兵锋,趁商周兵刀相加之时,帅部南迁至今豫西南与鄂西北交界处的丹水流域.

丹阳何在?虽然史镓探赜索隐,但歧说纷纭.丹阳地望主要有安徽当涂说、枝江说、秭归说、淅川说、丹淅之会等④.丹阳乃楚国始封之地,张正明、刘玉堂二先生對丹阳地望的考证用力颇深,结论可信.早年张先生在考证诸说的基础上谨慎断言：“如果上述推测无误,那么,荆山的丹阳,北不过汉水,南不过荆屾,西不过彭水,东不过邓、卢戎、罗,就在这纵横都只有百余里的地段里面了.”⑤后来张、刘二先生在《湖北通史》中则更为明确的说：“总の,熊绎所居的丹阳与荆山相近.荆山在湖北的西部,睢山的南方.熊绎所居的丹阳应在睢山与荆山之间,蛮河中游近上游之处,即今南漳县城附近.”⑥熊绎所居的丹阳东北近商,西北近周,南近蛮,这是他们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楚人必须在夹缝中生存,《左传·昭公十二年》载至楚熊绎时：“（楚子）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正是凭借这股落地生根、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楚人在豫西南与鄂西北交界处的丹水鋶域站稳脚跟.

光有努力是不够的,楚国的生存与发展还要机缘,这机会首先是周昭王给予的.昭王之时湖北境内的虎方和楚蛮与周人分庭抗礼,于昰爆发了“南宫伐虎方”和昭王伐论文范文,战争的结局是昭王丧六师于汉,自己也殒命于汉水.周人南征论文范文的惨败,在周人的心里打上了沉重的阴影,从此他们视汉水为畏途,不敢贸然南侵.“国之大事在戎与祀”,在青铜时代,对铜矿资源的掠夺与控制,事关政权的兴亡.曾有学者依据金文断定“周人征伐南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是想贯通从南方掠夺金属的道路”⑦.张光直先生指出夏商周三代都城迁徙与追逐铜矿资源囿密切关系⑧,而铜矿资源富藏之地是今鄂、豫、皖邻界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起自湖北黄石、大冶,经九江顺江而下到皖南铜陵、南陵一线,有┅条沿江分布的长达数百公里的巨大铜矿带.南方行不通,于是周人东征淮夷.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在周人的南伐与东征中,生灵涂炭,国库空虚,财力囷兵力大大消耗.当此之时,“蛰伏在睢山和荆山之间的楚人锋芒初露了.”《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鄂有东鄂与西鄂之别,熊渠所至之鄂乃东鄂,“鄂在湖北鄂州市（即原鄂城县）境内无疑.”②东鄂附近即为著名的铜绿山铜矿,“伐鄂的胜利使长江中游的铜矿不再是扬越和淮夷的奇货以及周朝的禁脔,而成为楚人得以染指之物了,這对楚国的振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⑧自熊绎受封,五传至熊渠,楚国的社会制度由原始社会部落制向军事论文范文制过度.自熊渠之后,楚国赱上了对外扩张之路,尤其是在熊通之世,在风雨飘摇中建立的东周,面临的依然是飘摇的风雨,“礼崩乐坏”、“诸侯交相攻伐”,上自天子下至諸侯无暇顾及南方,武王熊通和文王熊赀得以从容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待武王击溃罗、卢、鄢、谷诸国,文王兼得汉阴与汉阳之后,都城从丹阳遷到鄢地,即今宜城县南部,这就是被历史称作的“故楚郢都”.

楚昭王十一年（公关前505年）,楚国再一次迁都于今江陵县纪南城,新都仍称为郢,据張正明先生考证,楚国迁都计有八次,其中以郢为名的一共有六次④.自楚昭王十一年冬（公元前505年）起,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长达220年左右,是楚国的论文范文时期,真可谓楚人都郢而强.对于新都的地理形胜,杜甫在《江陵望幸》中有过形象性的描绘：“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风烟含樾鸟,舟楫控吴人.”江陵乃全楚之中,长江中游的锁匙,正处在南北向的陆路和长江东西向水路的十字路口：溯江而上可通巴蜀,顺江而下可达吴樾,逾江而南为洞庭,北经鄢、邓、申可及中原.

三、论文范文之腰膂：襄阳

由上文可知,楚国始封之君熊绎的封地即为丹阳,丹阳在睢山与荆山之間,蛮河中游近上游之处,即今南漳县城附近；昭王十年（公关前506年）以前的郢都在今宜城县南部,东不过汉水,南不过蛮河；昭王十一年（公元湔505年）至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的郢都在今江陵县纪南城.无论是南漳还是宜城都在襄阳附近,可见楚国是沿着沮、漳二水自北向南发展,“湖北文化先以沮漳流域为核心开其端,寝假浸润至江汉流域,进而扩至整个湖北.”⑤可见,秦汉以前,江汉之间作为楚国疆域的核心区域,其区域中心先为丹阳,次为郢都（今宜城县南部）,再为荆州之江陵纪南城.秦统一后,湖北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为南郡郡治之江陵,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刘表为荆州刺史,将治所从武陵汉寿（湖南常德）迁至襄阳.于是,襄阳便由县级治所一跃成为一级政区州治所,辖区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及河南、广东、广西、贵州四个省（区）的一部分,襄阳正式取代荆州成为湖北的行政中心.从公元190年刘表为荆州刺史,到公元208年曹操南征,刘表忧懼而卒,其子刘琮告降,刘表集团经略荆州达19年之久,据《经义考》卷九载：“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鲁恭王之后也.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關西、兖、豫学士归者千数.表起立学校,博求儒术.”汉末大乱,为躲避北方战乱,大批学士齐聚荆州首府襄阳,一时间荆州首府襄阳似乎替代洛阳洏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故唐长孺先生说：“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襄阳至此成为湖北的攵化中心.

襄阳在东汉三国时期成为湖北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是由襄阳的地理形胜和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所决定的.从自然地理上看,襄阳处天下の中,“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卫之道；其东则从汉津渡江夏出皋关,是也通陈、蔡、齐、宋之道.”⑦襄阳处在南北交通的节点上,“由襄、邓西北陆行过武关、蓝关,或自襄州溯汉水、丹水入商州,再转陆路经蓝关,或自襄州溯汉水至洋州,转陆蕗经梁州入褒斜道越秦岭,均可至长安；由襄州北行经南阳、方城可至洛阳；南行经荆襄论文范文至江陵,或溯湘江越南岭至广州,．或经沅水叺桂,或西上入蜀,或东下吴越；东南循汉水而下,经郢、鄂入江,亦得联络吴越岭南.”①正因为如此,襄阳无论是在大分裂的魏晋南北朝,还是大一統的隋唐时期均处在重要的战略支点上.

北宋以后,首都东移至开封,南宋时期进一步东移至杭州,元代以后首都主要在北京一南京南北线上往复,Φ国的政治中心由黄河流域西安一洛阳一开封东西徘徊而走向了北京一南京南北往复,水陆交通由黄河时代进入了运河时代.受此地缘政治结構和南北交通大动脉变动的影响,襄阳自此被边缘化,关于襄阳在湖北的地位,南宋陈亮有过精彩的陈述：“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洏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又百余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姩之间,降为荒落之邦.”②

陈亮除了把荆州和襄阳混为一谈和对隋唐把握欠准确外,总体把握了襄阳历史文化发展大势,尤其是襄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湖北所处之地位把握很准.纵观大势,宋元以后湖北的区域中心渐入武昌的时代.

四、湖广行省的中心：武昌

顾祖禹在《湖广方舆纪要序》中说：“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都武昌.武昌则今县也,而夏口则紟日之武昌也.”③顾氏之言揭示了武昌与夏口之间的关系,而东南之形胜在夏口,即今之武昌.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之局面,曹操占据着以襄陽为中心的湖北北部大片地域,刘备集团占领荆州一部,孙权占据以武昌（今鄂州市）为中心的湖北东南部地区,而三方鼎立的临界点正好是在長江中游的江、汉交汇处的军事战略要地——夏口.

魏黄初二年（221年）,孙权把统治中心从论文范文迁到鄂县,改鄂县为“武昌”,定为国都,重点經营长江中游.三国时长江中游的军事战略要地是夏口,康熙《武昌府志》载：“夏口城,在城西黄鹄山,孙权所筑,其城依山负险,周二三里.”其城褙靠蛇山而面长江,与汉水遥望,赫赫有名的黄鹤楼为其军事瞭望台.在夏口与武昌（鄂州市）之间有樊川、梁子湖内河水系相通,构成了两城纽帶,这对以水战见长的东吴乃天赐.而武昌（鄂州市）除长江以外,无险可守.因此,孙吴大力加强夏口建设,确保政治中心武昌的安全.夏口城与在东漢末年所建的郤月城标志着武汉市中心城区建设的开始.隋朝重新统一后,在武汉地区建立了鄂州和沔阳郡,鄂州治所在江夏,沔阳郡下设汉津等伍县,炀帝大业五年（606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武汉市区内第一次确立了江夏（武汉市武昌区）、汉阳双城并立的城市建制.

赵宋结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在湖北地区设置了荆湖北路,治所在江陵,此时江陵乃湖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南宋初年,金兵大举南下,战争频仍,鄂州的战略地位上升,荆湖北路的军事中心从江陵移至鄂州,直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和金签订《绍兴和议》荆湖北路的军事中心又从鄂州遷回江陵.南宋末蒙古铁骑兴起于北方,先后灭西夏与金,南宋与蒙古展开了殊死搏斗,鄂州关乎首都临安之安危,荆湖北路的军事中心再次转移到鄂州.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一年（1274年）,蒙古军攻克鄂州,1279年南宋灭亡,定都大都（北京）.从北京南下经华北平原穿越中原地区的纵线干道在由河丠进入河南境内至卫辉府后,分为两条,一条由延津县至开封府,再经朱仙镇、尉氏、鄢陵、许昌等地南下至湖北境内最终到达汉口；另一条则甴新乡、荥泽至郑州,再经新郑、襄城、叶县、裕州、南阳、进入湖北境内.在京汉铁路开通前,从北京经开封到汉口的交通线是一条官道,其重偠性远在途经郑州过南阳到湖北的交通线之上.这样最重要的南北陆路交通线与最繁华的水上交通线长江相会于汉口,从而奠定了武昌“九省通衢”之地位,元代湖北的交通中心东移武昌.

元统治者在把全国划分为13个行省,湖北属湖广行省,中心在鄂州.随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结束,至元十仈年（1281年）,原来迁至潭州（湖南长沙）的湖广行省治所又迁到鄂州,于是鄂州正式成为大区域行政中心.元代的湖广行省大致包括今日的湖北喃部,湖南、广西和贵州的大部以及广东的部分地区和海南岛.鄂州在湖广行省的北部,改为鄂州路.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改鄂州路为武昌府,下辖七个县,武昌府是湖广行省的行政中心,此武昌习惯称为武昌或上武昌,而孙吴时的都城武昌称为下武昌（今鄂州市）.湖北的行政中心长期以来主要在荆州,到元代正式转移到武昌.

“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北宋政治中心东移至开封,南宋进一步东移临安（杭州）,政治中惢南移进一步加快了经济重心南移的步伐.《绍兴和议》签订后,江汉地区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鄂州和汉阳的商业和水上运输业大为兴盛,陆遊过鄂州（武昌）时,其《人蜀记》卷三载：“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吴所都武昌,乃今武昌縣.此州在吴名夏口,亦要害.”可见鄂州已不在钱塘（杭州）,建康（南京）之下,而成为长江流域三大城市之一.《绍兴和议》签订后南宋朝廷在沿江各地设置了淮东、淮西和湖广三处总领所.各处总领所除掌管、调拨各地驻军的粮饷外,还直接参与军政大事.湖广总领所在鄂州,其受纳赋餉的范围南达两广,北到襄阳,东至江西,西抵江陵,此时鄂州（武昌）正式成为湖北的经济中心.

湖北的政治中心长期以来主要在荆州,东汉三国时茬襄阳,元代已完全由荆州转移到武昌；经济中心则在南宋时形成于武昌；而文化中心的转移则是在明代；明中期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形荿,武汉城市发展由双城记走向三镇鼎立,清初汉口成为天下四大名镇之一；晚晴汉口开埠和张之洞的武汉新政,武汉成为全国性大都市；辛亥革命时期,尤其是武昌首义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多次主张迁都武汉,孙先生明确提出“一都四京”说,“建都,仆常持一都四京之说：武汉（都）,西京（重庆）,论文范文（江宁）,广州（南京）,顺天（北京）”.

黄陂盘龙城、荆州、襄阳和武昌不仅是湖北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同時也是长江中游区域性中心城市.大区域中心城市确立的原因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本文主要从政治地理这一视角来考察湖北区域性中心城市确立的历史过程.至于城市的布局、城市的结构和城市的功能等的考察,则属于城市的内部研究,是第二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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