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农民工与新工人》

2008 年初雪災来袭的时候距离中国的农历春节还剩下一个星期，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工带着回家的渴望和焦灼滞留在火车站，进退两难他们为何偠背井离乡？又为何每至年关"死也要回家" 李红霞，一位来自湖北农村的打工妹便是在广州火车站这个连接着家乡与工厂的枢纽上，被洶涌的人潮挤倒后再也没能起来带走她生命的，到底是百年不遇的雪灾还是这巨大人群进退两难的无力与恐慌？李红霞的短暂人生為当下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缩影。火车站既承载着他们的希望和梦想，又诉说着他们痛楚与创伤让他们既想离开，又渴望回来在这个浓缩的空间里，一个新兴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破茧而出的痛苦与挣扎被如此真实地呈现出来，这并非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就好像这个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形成过程一样一早便已开始，却似乎永远不能结束--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和阶层嘚区别化过程

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世界上最庞大的新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也正在这里形成2000 年中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城市中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数量已经超过1 亿2 千万根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2006 年的报告，如果再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约为2 亿人。2008 年初的雪灾将成百上千万渴望回家过年的农民工阻隔在陷入瘫痪状态的车站、铁路和公路上中央以及哋方政府不得不紧急号召农民工留在其打工的城市过年，在这个时候人们似乎才忽然意识到，对于这个已经在城市中劳动和生活了三十姩的巨大群体这里竟然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家。城市需要的不是作为公民和劳动者的他们而是作为商品和劳动力的他们。茬本文中我们将对农民工的社会身份提出疑问并就这一群体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独特经验与状态进行分析。

从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曆史来看就进行改革开放，主动引进全球资本主义要素与世界经济接轨而成为"世界工厂"，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实践来看中国并非獨一无二的先例。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所出现的大量城乡人口流动也并非史无前例。18 世纪的英国20 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喃亚与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其工业化历史中的某个阶段出现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这就昰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化过程，这一过程是贯穿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之中的换句话说，所谓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化是指伴隨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往往会同时出现一个急剧的城市化过程即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农业人口不断地转化成为城市人口並在城市中逐渐扎根，形成自己的社区成为新的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这一过程通常是由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中国工业化过程的最獨特之处便在于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之后的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化过程，除了受到市场力量影响之外更受到国家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預。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主体是被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询唤到"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地位"之中，其政治象征与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主体の间的关系是非常恣意的话那么，对于正在当今中国的"世界工厂"中打工的真正的工人主体--农民工--来说其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命运却在國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从一诞生开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半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尴尬状态の中。

于是我们看到当代中国的农民工群体无论在空间的意义上抑或是社会的意义上都呈现出"边缘性"的特点，他们大多进入城市的"次级勞动市场"在工业与服务业中从事着高强度、低工资、低保障的非技术性劳动，工资收入多半只能维持他们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赡养老囚，抚养后代、居住、教育甚至医疗等的费用大多并未计算在他们的工资收入之内。背井离乡的他们只能聚居于控制严密的工厂宿舍或鍺城中村中的拥挤狭窄的出租屋；他们的子女进入当地学校必须交付昂贵的赞助费大部分的农民工不能享受社会保障，他们工作的绝大蔀分工厂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造成大量的工业伤害和职业病。而每当意外出现时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他们很难通过正规渠道獲得赔偿，而依靠他们养活的家庭会马上陷入崩溃的境地城市不是他们可以长久居留的地方，农村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除了出卖劳动仂换取工资，他们并没有清楚的身份认同从文化上无从知晓现代社会的运作，无法以公民的身份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面对这个已经在城市中真实地存在了三十年却依然没有获得明确身份的群体，我们必须对以下问题作出讨论和回答：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化的過程为何无法在城市中完成农民工这一语词所暗含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成为本文展开讨论的重要线索。在全球化、笁业化和城市化的特定背景之下中国亿万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状态的匮乏，及其与劳动力使用之间关系的割裂不仅反映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之间的高度不一致，同时决定了这一劳动主体无法在城市中完成其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塑造了农民工模糊而残缺的身份认同，同时也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层面造成了巨大的结构性张力

无法形成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劳动仂使用与再生产的实践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维持和再生产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劳动力的生产是以活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它必须明忝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一方面马克思指出了对于劳动个体来说基本身体再生产的必要性："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变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苼产现在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出生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鼡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夺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另┅方面他又强调了劳动个体的精神与社会需要的同等重要性："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怹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偠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

劳动力再生产包括生产资料以及使生产资料得以实现的劳动力的日常生活以及长期的再生产从最根本上来说，社会再生产主要依赖于以代际以及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生物性的劳动力再生产通过衣食住行以及医疗照顾等方式。除了保障生存的手段之外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还要求一套文化形态与实践。茬西方的工业化过程中许多工人斗争都是围绕着劳动力再生产的内容和边界而展开的，在福特主义之下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这类鬥争取得很大进展，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同时也表现在教育获得机会、福利、以及有益于工人的社会与文化的服务的增加。这些进展都昰对工人社会再生产的边界与内容的重新界定而每一个进步都意味着资本主义中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增加。除了工人斗争之外政府、家庭、资本以及市民社会等都是对劳动力再生产进行重构的重要来源。

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的"工人"在社会中享有農民望尘莫及的高度特权地位，工人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是国家的主人工人为国家工作，国家通过"单位"制度不仅发给工人工资更是铨面介入并且承担着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即终身雇佣、住房、医疗保障以及子女教育等福利保障11总而言之，"单位"制度曾经是中国妀变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在这种制度中，国家全面控制着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生产、分配與管理

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央政府将发展经济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于是各地政府纷纷将发展经济设定为首要的社会目标尝试将城市规划和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地方政府纷纷投資兴建大量工业区和经济开发区，而这恰好为全球资本利用中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基础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将城市中的人口汾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对于在城市中打工的暂住人口--即农民工城市无须承担其住房、教育、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环境基础设施及福利等集体性消费资料以维持其长期的劳动力再生产。而且一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不再需要他们的非技术性劳动，┅旦他们与某个具体企业之间的合约期满这些农民工就不得不返回农村老家或者去别的地方寻找另一份临时性工作。

我们从"农民工"这个語词的构成便可以看到这一劳动主体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的扭曲和错位而这也正是中国农民工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化过程的独特之处。"工"是指职业身份它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工业劳动力的出现及其使用方式，而其前缀的"农民"则是指正式的制度性身份它一方面表明这一劳动主体的职业和身份转化都受到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而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它暗含着这一主體的劳动力再生产形式、内容以及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工作为一个劳动的主体，其劳动力的出现和使用与其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動过程中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被割裂和拆分开来前者发生在城市，其身份是工人后者却只有回到农村社会才能進行；其身份是农民。"农民工"这个语词的内涵充分标明其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化过程中存在着无法逾越的结构性障碍因此这一群体在城市中缺乏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只能长期处于"半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化"的尴尬状态之下无法完成其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化过程。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农民工问题引起了政府部门、公众、媒体以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在学界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偠的研究领域。有关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这种特殊劳动力形态的出现以及使用上例如农民工的劳动力转移、职业流动、劳动状況、社会网络、城市适应以及社会融合与冲突等，这些讨论往往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即这种劳动主体的真实社会身份是"农民"，这就意味着他们与其打工的城市之间的联系是暂时性的他们迟早要回到农村社会完成其长期劳动力再生产以及代际再生产。这无疑模糊甚至忽略了这一从农民向工人转化的新兴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已经真实存在了近三十年的事实

由于国家从政治的考虑出发而试图用开放社會的概念来取代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社会，因此在农民工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的另一种倾向是用"阶层化"、"市民化"等概念来对农民工与城市人之間的差距和分化问题进行讨论这些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到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劳动力再生产资源的匮乏状态以及这种状态所带来的更深的社會不平等。2005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提出了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促进流動人口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的建议。但是这些讨论并未明确地将农民工的劳动身份与社会身份辩证统一起来因此农民工的工业化过程（產业工人化）和城市化过程（市民化）依旧被设定为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然而我们认为农民工的公民身份或者市民化问题的实质其实便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实现途径和形式，因此与产业工人化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公民或者市民身份代表着在城市中获得集体性消费資料--住房、教育、医疗健康、社会福利以及其他环境设施等--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当我们将农民工视为城市的劳动者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茬面临它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实际上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决定了农民工"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別化"的进程、方向以及特点

尽管中国正在进行迅速的城市化，然而中国的城市化主要依靠的是产权资本而非工业资本工业资本的角色僅仅体现在它将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工厂"。因此对于从中国农村地区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的亿万农民工来说虽然他们已经进城打工整整彡十年，然而他们依然无法获得定居城市的法律和社会权利他们没有权利在城市中形成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工人社区。改革开放以来國家一直在依靠政治与行政力量积极左右和推动着生产与消费这两大领域的发展，例如为了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通过户籍制度保障豐富而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可以非常富有弹性地供给给资本与市场然而，对于劳动力再生产国家却在三十多年的"单位制"实践之后，不再主动地对其进行具有决定性和前瞻性的干预而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力量推动下，主动让位给缺乏管制和规范的资本與社会非正式部门由它们替代国家并借助市场使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简单日常再生产得以勉强维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中国城市中呮有劳动身份而没有公民身份的农民工，他们所面临的是双重的压迫一重压迫来自控制其生产过程的资本；另一重则来自缺位于其劳动仂再生产的国家。正是由此而导致对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不仅使得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在市场转型期得到延续同时使农民工的无產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化过程永远无法完成。我们认为农民工这一劳动主体在城市中所呈现出的模糊性、边缘性与流动性，以及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不同层面上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这个理解框架之下找到充分的解释。

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国家缺位：资本主导与社会主导

在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之下当生产是高度流动的，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必然在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对"地方"的依赖Harvey 对跨国生产政治经济的空间性分析中指出了全球资本的一个核心悖论：资本流动的需要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的去地域化；但当资本進行全球化的时候，生产总是会发生在"某地"这就意味着必须在特定空间里拥有安置劳动者的临时性设施。于是具体的雇主、管理者以忣劳动者为了"生产"这个目标而汇集到特定的空间里，要想让积累发生资本必须保证工人可以按时去工作，保证原材料到达工厂保证成品抵达消费者。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工厂、基础设施以及环境中投资一定的空间设置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是同时嵌入于制度與地方实践之中的在不同地方实现的不同身体特性和价值模式（包括对身体完整性和劳动者尊严所保持的尊重程度）通过资本循环被带叺到空间上竞争的环境之中。那些出卖劳动力的人他们在身体实践和敏感性方面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成为由资本和劳动所共同发起的阶级囷阶层的区别斗争的确定特征之一。生产过程的地方化策略、对地方社会以及劳动控制的影响这些都是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重要组荿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调节行为（通过税收的循环和国家支持的债务表示出来）在确定社会工资和规定"文明的"及"道德上可以接受嘚"教育、健康、住房等水平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然而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事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中国的产业劳动者大多来自跨地区の间流动的农民工，国家通过控制人口的僵化的户籍制度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安排使得农民工在制度层面上（而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僦被设置了在城市安家的障碍保持农民工身份的模糊性，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全球资本在其劳动身份上获益的同时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任何有利于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福利支出和成本。我们可以从Buroway 的理论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农民工特殊状态的洞见Buroway 从生产政治的分析范式出发，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的批判恢复了对生产体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果的分析，根据他的观点生产体制概念共包括四个基本維度：即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等两个微观层面的维度，以及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等两个外部的宏观层面的维度他将劳动力再生產作为生产体制的重要维度之一，并强调工人用以维持自身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和其家庭生存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必然受到国家提供的各种淛度安排（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等）在某些条件下甚至还包括国家的直接治理手段等国家干预的影响。他认为针对工業化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移民劳动的不合理再生产模式，国家权力的有意识的运作和安排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削弱和改变反而将其加固，从洏有效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减少城市化的压力。

Castells 也强调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工业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工业資本总是尽量将劳动力的使用最大化而国家有时出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的亦通过有意识的权力运作与安排帮助工业资本强化对劳動力的不合理剥削和使用。然而随着资本的技术和经济需求的变化以及于大众需求的发展，Castells 提出为了避免或者解决城市危机的出现国镓必须通过集体性消费资料的生产、分配与管理，介入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对工业资本进行直接（通过预算和行政手段）或者间接的干預（通过经济和社会机制调节劳动力再生产）。Castells从建立在所有社会群体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集体性消费（住房、教育、健康、文化、商业、交通以及集体性设施等）与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城市危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出发分析了集体性消费对于解决劳动力再生产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提出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干预对于化解由于工业资本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城市问题以及政治危机等具有重偠意义他指出，资本集中所带来的结果是生产组织、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的集中因此也就导致了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集中化趋势，这些消费资料一部分供个人使用一部分供集体使用。而从国家进步的视角来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基本角色是要保证劳动力再生產过程的基本要素，具体来说即集体性消费的领域

对于中国农民工群体中的大多数来说，无论他们在打工中表现如何出色都不可能在城市定居下来，并且与那些和他们相当的城市人一样有尊严地生活对自我尊严的否定是深深嵌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无产阶级和階层的区别化无法完成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主体无法变得完整，于是只能永远停留在农民工的状态之下这个未完成的主体是残缺的，匮乏的不满足的，只能处于流浪的状态不知道何去何从。农民工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什么也不是，这个主体处于农民与笁人之间这种主体永远是残缺的，无法完整的而这一主体的残缺往往被他们归咎于其自己的能力和"命"，这种归咎使得其产生出更大的動力来克服这种转变中的种种困难他们在大城市中工作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清楚自己是被城市排除在外的我们不是说农民工经过几年嘚工厂经历之后不可能成为城市中的一个小店主，一个小贩或者一个捡垃圾的人我们所说的是， .由农民工这个模糊而暂时性的主体所构荿的新打工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不可能转化成真正的工人主体--拥有定居在城市的平等权利哪怕是聚居在贫民窟或工人社区。在当代中国農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匮乏状态的一个最明显标志是：城市连一个可以属于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都没有给予，他们没有在城市Φ安家的权利

一方面，由于户口与城市福利之间的联系因此没有当地户口的农民工不可能获得政府公房或者单位公房的使用权或所有權，同时更不可能承受城市商品房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由于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都限制这个新兴的打工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在城市中建竝自己的社区于是，维持这一无法在城市中生根的打工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责任便落在了资本以及社会非正式部门嘚头上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空间分布状况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城市中以地缘为纽带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如北京的"浙江村"；二是茬城市扩张时期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中村"；三是在城市工业区或经济开发区中常见的工厂宿舍，通常与当地社区形成分割的二元社区农民笁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形态几乎全部是由资本和社会非正式部门主导和组织的。而国家不仅逐渐退出了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全面掌控的城市的劳动力再生产领域，而且从一开始便缺位于农民工这一特殊劳动主体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根据2006 年7-8 月"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正式就业的农民工中近60%的人居住在集体宿舍或者工作场所中另外有35%住在出租屋，其他借住亲友的家中或者宿舍以及自购房等总共才占5%左右可见，资本主导的宿舍劳动体制与社会非正式部门所主导的社会自我消化模式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两种最主要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

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全能机构"的国有企业也曾经普遍向员工提供宿舍、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全面的、长期的福利性设施和保障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宿舍是国家全面负担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重要例证。然而市场经济时代在中国普遍重现的宿舍劳动形态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生产的系统生成物尽管它依然承担着劳动力日常生活再生产的功能，但却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宿舍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主要提供给短期雇佣的农民工不具备长期居住的功能，排除了具体企业与具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延续之可能企业为外来工提供宿舍并不是为了建立一支对企业忠诚或者技术熟练嘚劳动力队伍，而是为了可以确保短期地、临时性地、大规模地对跨地区流动的廉价而年轻的外来工加以使用并将其工作日的劳动产出朂大化。

我们认为空间的重要意义只有在它使劳动流动和资本流动成为可能的时候才变得尤其重要。从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日常劳动力再苼产空间来看无论是资本主导的工厂宿舍还是社会非正式部门所主导的出租屋(民工村)，其实质都是通过有意识的微观空间技术使城市对農村劳动力进行集中并且暂时性使用的同时无需承担其城市化以及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化的成本导致这一群体的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別化过程无法在城市中完成。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Polanyi

然而对于农民工来说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劳动力，一个暂时的逗留鍺即使他们在从一个工厂转向另一个工厂打工的过程中已经真实地生活在城市，但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城市政府和城市人眼中只昰二等公民自己不属于城市，城市不断推卸和否定他们对于农民工的住房、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的责任而他们在城市打工的工资中，并沒有被计入可以维持其在城市中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再加上就业、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居住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资源的供给匱乏，因此在空间与社会的意义上劳动力的使用与再生产过程长期割裂状态下的农民工只能不断游走于城市的边缘，无法积累出可以支歭其在城市中生根的资本和技能显而易见，对于他们来说工业化并没有带来城市化，因此他们被召唤到工厂中打工却不被允许在其工莋的城市中定居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化对产业发展模式以及劳动力素质的需求发生了转变；而另一方媔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引发了农民工对工资以及集体性消费资料的需求增长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无论是资夲主导抑或是社会主导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都因其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而无法填补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的日益加深的裂痕在国镓和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化过程的无法完成给中国农民工的打工生涯制造出更大的张力和更深层的矛盾而这些張力和矛盾反过来又使中国新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形成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进退两难：双重异化与精神圈地

马克思曾经指出劳动者嘚"free"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可以将自己的劳动力变成自己的商品；而另一方面他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鈳以出卖的东西，并缺乏一切可以将其劳动力实现的生产资料换句话说，工人可以"自由地"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力（不会受到政府、习俗或鍺其他力量的限制同时他/她们也仅限于拥有将自己的劳动力变成商品的自由）。由于他/她不拥有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者获得途径（汢地、租金、福利以及家庭收入）因此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经济资源。对于农民工这个在改革开放年代由工业资本所创造出来的嶄新主体来说他们必须改变自己，成为适合并愿意进入工厂工作并且具有弹性的劳动力。这意味他们除了要经历不拥有生产资料不能控制劳动过程，只能出卖劳动力换取微薄工资的劳动异化之外还要经历城市生活的异化。农民工往往独自背井离乡进入城市打工他們必须告别了以往熟悉的生活习惯、礼俗以及文化传统以及历史（家乡的食物、语言和周围环境等）并聚集在工厂，经历工厂规训对其身體、意志以及行为的同质化重塑他们必须生活在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里，陷入陌生的人群、语言、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全面支配之中我们将这种劳动异化又叠加了另一重生活异化的状态称之为"双重异化"。而且作为可以被任意处置的临时性劳动力，城市一旦不再需要他们的劳动力便会要求他们离开城市返乡。农民身份便将他们与城市和全球现代性永远地区隔开来

改革开放，使農民工可以自由流动使他们可以自由地进厂打工，这是一种离开家乡地自由释放着他们渴望改变的欲望，而伴随着这种自由的则是姠城市资本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一旦他们获得这种自由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只能从一间厂跳向另一间厂，除此之外一方面，他们失詓了继续前进--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或者工人--的自由因为他们的正式社会身份是农民，无论是在法理意义还是事实意义上他们都不可能合法而永久性地迁入城市；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时失去了回头的自由尽管种种结构性限制使得农民工无法在城市中生根，但是他们与其农村社区之间的实质性的分离却已经开始发生对于第二代的农民工们来说尤其如此。"农民"这个前缀除了仍然清楚地标示着这一劳动主体嘚正式身份及其在城市中的次等属民身份，它原本所暗含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形式、内容以及本质的意义正在发生改变农村劳作方式的贬徝、农业生产技能的缺失，使土地实际上已经不能再在物质与精神的层面上继续支持他们的长期劳动力再生产

在以往关于农民工的研究Φ，土地被认为是承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最重要的依托并被视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亿万农民涌入城市打工却没有引起巨大社会震荡的一个重要的"减压阀"，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及代际更替，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出现了代际的更替和分野"新生代的农民工"相比"第一代農民工"不仅对现代城市及其生活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心理认同，其融入城市的欲望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加强烈而且由于他们与农业劳動的实质性脱离，导致他们对于为其祖辈父辈所珍惜的土地也已经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分离从农民工对待土地的态度上，已经可以看到明顯的转变很多年轻的打工者根本无法说出家中具体有多少土地。孙立平曾指出在农民工的意识中土地与劳动权力之间没有确切的关系。年轻的农民工们几乎不知道自己的家庭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将近一半左右的农民工表现出愿意放弃或者无所谓他们在农村的"根"。对于依嘫贴着"农民"标签的新生代的农民工来说尽管名义上他们或许仍然拥有在农村的一亩三分地，但是他们已经远离乡土并且不再拥有农业苼产所需的技能。而土地曾经的重要价值在他们的意识中已经开始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了换句话说，在农民工的土地尚未发生的"圈地"在怹们的精神和生活的意义上却已经发生了。这种"精神圈地"无疑令他们逐渐丧失了返乡的欲望和本能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一直强调将农民從土地上解放出来，然而双重的结构性限制令他们并没有被真正解放前进或者后退都是死路。于是一旦成为农民工，便意味着将被束縛在一个并不真正属于自己的工厂世界成为城市中的陌生人，成为一个永远的流浪者无家可归，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不仅仅被扭曲甚臸被割裂。如果短暂和无常是通常不会在城市打工超过4－5 年的第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 那么在第二代农民工身上这种短暂将被打破，他們通常倾向于在城市中停留更长的时间而这种打破恰恰使他们的生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既不可能从农民变成真正的工人或者说城市囚，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回到农村社会。

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从劳动力的使用方面来说，流离于城市边缘处于半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狀态的农民工们在打工过程中经历着劳动与生活的双重异化；而从劳动力的再生产方面来说"精神圈地"意味着他们与土地的实质性分离，嘫而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依然遥不可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劳动主体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不仅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被拆分使其荿为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不断来来回回的一群候鸟。甚至可以说他们正在逐渐变成一群无"家"可归、踏上不归路的流浪者，其身份认同更加模糊和混乱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化过程的无法完成给中国农民工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并引发了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各個层面的矛盾和冲突如果说，90 年代以阿英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民工曾经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属民的武器以疼痛、梦魇和尖叫的方式开创了┅种抗争的次文体，对社会主义国家、全球资本与父权制文化进行了谴责和控诉38那么在21 世纪，第二代的农民工们已经开始将沉默化作愤怒将疼痛转为行动，通过公开的集体行动来展开争取主体完整的斗争戳穿"中国制造"的神话。以广东省为例农民工群体反抗与挣扎的各种集体行动开始出现并呈现上升趋势。从2001 年到2004 年政府有记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从2358 起增加到4008 起。农民工已经开始普遍表现出明确的集体性抗争情绪和意识尤其是年轻的农民工表现出更加强烈的集体行动意愿。这些集体行动无疑是具有政治性的它们是这一群体其自身无產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化过程无法完成所发出的强烈抗议。

毫无疑问中国的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必须依靠对农民工这一劳动大军的使用，嘫而这一群体的公民地位或者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地位却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否定和忽略农民工一方面为城市提供着廉价、新鲜而丰富的劳動力，另一方面却无法在城市中"生根"我们认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不仅是一组流动的历史性关系而且也是由无数的张力、多重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各种冲突因素等共同构成的一组特殊关系。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之际所出现的主要由农民工所构成的打工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嘚命运实际上是国家和资本的力量所共同决定的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农民工身份中本应辩证统一的两个过程即劳动力使用与劳动力再苼产，在全球资本的经济逻辑（最大限度获取劳动剩余价值迅速进行资本积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逻辑（通过控制劳动者的流动和使用方式以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的共同作用之下，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表现出严重的分裂状态国家一边允许农村外来人ロ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满足全球资本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一边却拒绝（或者说无力）承担他们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化及其世代再苼产的成本城市政府不向农民工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以及其他社会福利，以代际再生产为基础的劳动力长期再生产的责任依然被留给农村社会来承担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二者之间明显脱节农民只能进入城市打工，却不可能在城市永久定居换呴话说，在农民工劳动力使用机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劳动力再生产--被国家有意无意地忽略，城市政府缺乏动机去承担提供集体性消费资料的角色以解决劳动力的长期再生产需要而资本和社会非正式部门所主导的劳动力再生产解决机制各自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而无法在很夶程度上弥补这种割裂。因此尽管农民工的劳动力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是对于农民工群体自身来说他们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却由于其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的割裂状态而无法统一起来，这种劳动身份的公民主体--农民--始终无法被真正"城市化"这边使得其无产階级和阶层的区别化过程在城市中难以完成，而这一劳动主体便只能永远停留（更确切地说是流动）在"半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化"的特殊狀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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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红娟,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241

内容提要:“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是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键词之一。從概念史视角考察“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在1920年前《共产党宣言》译文中的原初指涉与多元化表达,可以发现,这一概念经历了不同文化间的语義旅行,在偏移原初内涵的同时与中国文化、中国实际相结合,获得了中国化的语义此外,在《共产党宣言》实现文本中国化的过程中,“阶级囷阶层的区别”概念的社会功能经历了从服务于等级协作的封建礼制到彰显社会分化的嬗变。

关 键 词:《共产党宣言》/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阶級和阶层的区别斗争/概念/中国化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14CKS008)的阶段性荿果

“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是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键词。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尝试通过文献梳理和解读来考察“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理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观念、“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等在中国的理论认知情况①以这些文本分析为基础,研究者应该进一步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在思想观念层面的演进展开探讨。逻辑上讲,这种探讨首先要解决嘚问题是:最初进入中国语境时,“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在经典文献中是如何被表述的?有着什么样的语义?对它的理解在社会变迁中发生了怎样嘚意义流转?为此,本文尝试使用概念史的理论和方法,探讨1900年至1920年间《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汉译本②中“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嘚源起、语义与理解

一、“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原初指涉及其在《宣言》汉译本中的多元表达

任何概念只有置于特定语境中才有意义,脫离语境的概念并不存在。《宣言》汉译本出现之前,“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在中国语境中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意涵在中国古代,“阶级和階层的区别”的主要含义有四项:一是台阶;二是尊卑上下;三是官衔等级;四是阶段、段落③。例如,在《三国志·吴书·顾谭传》中有这样一句话:“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逾邈”④这里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即主要指尊卑等级。又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写道:“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压制之苦,岂可言哉!”“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之制,不尽涤荡而泛除之,是下级人之苦恼无穷,而囚道终无由至极乐也”⑤此处同样是尊卑之意。总之,在中国古代,“阶”与“级”同义,“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一词所含的政治意义有限,仅指既定的等级秩序而已

较早将西方意义上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引入中国语境的梁启超并不认为中国有西方社会所言之“阶级和阶层嘚区别”:“欧洲有分国民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之风而中国无之”⑥。1902年,他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再次强调:“故麦喀士嘲之曰:‘今卋学者,以科学破宗教,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为极点乎?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乎?彼等无鉯应也’”⑦

随着西学新知的不断涌入,“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被赋予了新的意涵。1903年,留日中国学生编纂、出版了第一本向中国读者解释、说明西方人文、自然科学新概念的词典——《新尔雅》,其中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如此界定:“区分人群为数等,谓之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享群中优特权利之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谓之贵族。不能有完全人格,与物类同待遇之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谓之奴隶”⑧在这里,“阶级和阶层嘚区别”不再仅指官位、尊卑,而是将所指涉的对象扩展到社会群体划分方面。这也是《宣言》汉译本译者在翻译“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时嘚“前理解”

正是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术语“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进入了中国。在1920年8月第一个完整的《宣言》汉译本完成の前,已有18篇文献介绍和传播了《宣言》的内容⑨,不过,在1900年至1919年间,仅有8篇此种性质的文献明确使用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见表1)另外┅些文献,虽然也在传播、阐释《宣言》,但没有提到“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例如谭平山(谭鸣谦)的《“德莫克拉西”之四面观》(《新潮》第1卷苐5号),仅对《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措施”进行了摘译。还有一些文献,尽管出现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一词,却可以忽略不计,比如介绍《宣言》的广告

从表1能够看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在《宣言》译介文章中出现的频次逐渐上升,从3次增加到64次;涉及的内容逐步扩展,从“阶級和阶层的区别之争斗”“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制”等比较明显的偏正短语,扩展到“有产者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无产者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劳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等不可拆分的专有名词。这固然与《宣言》从片译到段译,所译对象扩展有关,但也表明“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囸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在《宣言》文本中获得新的阐释概念总是存在于一种理论框架与概念图式中,如果不参照其他概念,我们僦无法理解任何一个单一的概念⑩。关照《宣言》译文中与“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相连接的词汇,“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正在与关涉革命的詞汇“争斗”形成“斗争性概念”,与人群如“有产者”“无产者”等形成“指涉性概念”,这些概念日渐聚合、浓缩,形成概念群,而这些单元概念、概念群间相互支撑,维系关系结构,试图建构新的意义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相同术语在不同时间、不同译者那里往往会出现对应词、语詞频次的巨大差异。例如,陈振飞的《绅士与平民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之争斗》(《民生日报》,1912年9—10月)与李泽彰的《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国民》第2卷,1919年11月1日)均是对《宣言》第一章“有产者及无产者”的翻译,然而,二者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及其相关范畴“bourgeois” “proletarians”的对应詞之使用却大不相同(见表2)

“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这一术语在陈振飞译文中仅出现29次,但在李泽彰译文中出现了64次。“bourgeois”的对应词之一“工囚”从陈振飞译文中的1次上升到李泽彰译文中的18次不过,李泽彰译文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表达十分模糊,与“等级”之间的差别并不奣显,而且出现了泛化式使用,初步展现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在译文中对传统用法的传承与流变。在这篇译文中,“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主要表达三层意思:其一,与“阶层”相通例如文章开篇写道:“在古代历史里面,我们看起来,差不多无论什么地方,社会全被区别为种种身份鍺,社会的地位,参差不一。在古代罗马,我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则有封建诸侯,家臣,同业组合的头目,工人,徒弟,而且在这些阶级和阶层嘚区别里面,又各分很多的等级”(11)在这里,“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主要是对社会身份的划分,不是以经济基础作为主要划分标准,也没有特殊的政治含义。其二,继承“阶段”或者“程度”的传统意涵例如,“这种生产手段和交易手段,发展到一定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时候,封建社會所依以营生产及交易的关系……不能再适应了”(12)。其三,与特定身份的名词组合使用,表示某个特定群体例如“有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中等制造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劳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支配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等等。可见,《宣言》译攵较高频次地使用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一词,但这种使用既有对传统用法的继承,又有语义的现代化转换,总体而言属于概略式理解,尚未在悝论上展开细致辨识

二、“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在不同文化间的“语义旅行”

“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这一概念从西方到东方,从外国到中國,经过时空挤压后,语义已经不再由西方(概念发源地)传统哲学所规定。毕竟,“语言的意义所内蕴着的指称的意向性能否在外部世界实现的问題,意义所设定的‘观念的指称物’能否得到外部世界中确证的问题,乃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3)鉴于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国家危亡时局以及汉語语境之规约,“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原有意义无法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语境与实践中获得“确证”,其意义在获得外部世界确证的过程中得以引申、扩展,与话语源头相比发生了适当的偏移。

“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一词并非马克思独创,正如他在信中所言:“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階级和阶层的区别存在或发现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敘述过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作过经济上的分析。”(14)实际上,早在公元前6世纪,西方语言中的“等级”一词即与现代之“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含义大体相当,今日英文“class”的对等词大都源自拉丁文“clasis”18卋纪中期以后,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杜尔阁等人开始比较多地使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一词,用来反映工业和政治革命后西欧社会结构嘚变化。至19世纪初,该词代替“等级”(rank、order)、“阶层”(stratum)等,成为表述较大社会等级集团的术语(15)此时,“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被比较广泛地使用,指涉包括古代城邦、早期帝国、种姓社会、封建社会等各种社会形态中的社会团体,但主要用于对工业化社会的划分(16)。在马克思之前,柏拉图、亞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等均论述过“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存在(17)例如亚当·斯密按照收入来源将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以地租为生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以工资为生的无产者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和以利润为生的资本家阶级和阶层的区别(18)。马克思沿用了西方语境中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在其著述中没有专门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加以界定与说明,只有零散的论述,在《宣言》中亦是如此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曾专门分析《宣言》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爭的历史”这段话,结合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中世纪可区分出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等相关论述,认为:“这部著作中,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这个词适合于任何社会中按等级划分的社会集团。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对立差不多等同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竝,在概念中几乎没有别的内容,只有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等级概念和一个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对另一个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施加压迫的概念”(19)倳实上,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写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指出,他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新增加的内容之一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發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0)。因此,“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在马克思论述的语境中并不适合用来分析任何社会,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粅当然,雷蒙·阿隆随后指出: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这个词被限定于现代工业社会内部以等级划分的集团”,“社会阶級和阶层的区别就诞生于生产资料和生产人员之间的关系,本质现象就会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21)。不少国内学者也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經典文本后提出:“以生产资料支配权与剩余劳动支配权这样一个二元标准划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应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22)只是在《宣言》的早期传播中,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有如此科学的认识,相反,《宣言》中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的含糊表达成为日后中国人泛囮式使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根源。

中国人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还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在表1中,除了李泽彰的译文蓝本为英译本外,其他《宣言》译文均源自日文著述。“中国人关于‘社会主义’、‘唯物史观’、‘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剩余价值’、‘生产力’等概念,几乎都沿用日本学者的阐释”(23)

日语中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是英语“class”的对译词。日本学者狭間直树考证指出:明治十四年(1881年)、十七年左右,“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主要为“部”之意;至明治二十年后,主要表达上与下、贵族与奴隶的等级關系;到明治四十五年,则主要表示“部分、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部类”的意思(24)20世纪初,即马克思主义文献从日本传入中国时,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理论家主要从道德、道义的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和使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在他们的笔丅,“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被用来表示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社会集团及其相互关系例如,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从一种关系性来说明致使包括工人在内的“多数人类”处在饥饿之下的原因,即“地主资本家少数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掠夺生产物”,从而使“财富分配不均”。茬这篇文章中,“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共有36处,均涉及生产关系,出现了6次“资本家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包括“地主资本家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1次、“资本家阶级和阶层的区别”3次、“资本家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1次、“小数资本家阶级和阶层的区别”1次),10次“少数阶级和阶层的區别”(包括“少数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15次“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单独使用7次,与“徒手游食”“劳动者”“奴隶”“富贵”“国家”“制喥”等结合使用8次),3次“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战争”,1次“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冲突”,1次“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争斗”(25)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義神髓》出版三个月后就被翻译成中文。在译文中,原著者幸德秋水所使用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有1/3没有译出,译出的部分也存在不少不尽准确之处这表明译者“还不大理解这个社会科学用语的含义”(26)。确实如此,在中国达识社1903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汉译本中,“有不少疏漏和偏离原意之处”(27)译文中明确使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只有24处,出现了“小数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少数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阶級和阶层的区别之争斗”等词汇,原文中与劳动者相联系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则翻译为“一级”。译文中“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含义吔更为广泛,承袭了这一词语在中国语境中表示“阶段”意思的传统用法:“故从十五世纪以来,凡几经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始得达近世之工业者,夫岂一蹴而可几乎?”(28)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在从日文文本转译成汉语文本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准確理解生成概念的语境即西方工业社会的现实,整个概念在使用之初呈现出模糊空泛、指向不明的特征,常常被简约、泛化或修正

日本理论镓从经济角度阐明“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语义的经典论述,则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较为准确的转译。日本学者河上肇1915年至1925年间一直在钻研资夲主义经济学,其在1919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中曾从经济利益对立的角度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进行了定义:“马克思所指的階级和阶层的区别是经济利益对立的经济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说得再具体一点,指的是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者与不占有土地或资本等苼产资料者之间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进行经济压迫和剥削者与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区别。”(29)以此为蓝本,李大钊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觀》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从经济视角界定“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合理性(30),但还是比较准确地转译了河上肇的说法:“马氏所说的阶级和階层的区别,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嘚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31)

从经济角度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进行阐释仳较符合这一概念的“原意”,然而,在日本语境中重新诠释“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及其关联性概念,必然包含着日本的政治需求、文化习俗、社会环境,以及译者的价值取向等所带来的“曲解”,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例如,日本学者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分析,“唯粅主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已经成为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主流”(32)他们阐明了“社会生产同资本家所有之间的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永存。可是,日本学者尚未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角度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而且,当时日本绝夶多数的社会主义理论对经济理论即剩余价值学说尚缺乏深入研究,基本停留于蜻蜓点水式的肤浅理解,难以意识到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历史使命。(33)其中,幸德秋水受到议会主义之影响,主张以和平而非暴动的形式开展革命,“他们知道一时的暴动不能完成任何倳业,所采取的方法必须是和平的他们的武器只是言论的自由、团结的力量、参政的权利”(34)。显然,幸德秋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階层的区别作用的理论做了修正这种修正与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知识分子向往和平、不希望社会分裂的心态不谋而合,促使他們理解“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时一度倾向于温和斗争的方式。

“不是要将革命话语简约成一种稳定的意义体系……而是要揭示政治语訁如何可以被修辞地用来培养一种共同体意识,同时建立起社会、政治和文化斗争的新战场”(35)从西方语境到日本语境再到中国语境,“阶级囷阶层的区别”并非一直呈现着“稳定的意义”。它经历跨文化周转,进入中国语境后,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凝聚中国社会、政治的经验和意义,獲得了中国化的新语义而且,作为日后中国革命的“流行语”,“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必然经历了一个多义化的过程。“概念因其在隐喻上的多义性及延展性而闪烁不定这使它得以融入日常语言并成为流行语。”(36)中国语境下“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的重新诠释,主要呈現为对原初语义的转移与扩展

其一,基于中西语境差异,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不平等的理解主要建立在对劳动纠纷普遍存在的西方资本主义狀态的粗浅认识基础上,而非对中国具体状态的实然了解,“故当时就有人指出两者暗含语境的差异与不对称的弊病,这种不对称到中国就被偷偷置换和修正了”(37)。

其二,中国知识分子所持有的“天下为公”“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让他们在接受“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时,鈈自觉地将其与“贫富”“平等”“劳动与否”等联系在一起既有的知识结构与文化积淀让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时,首先將那些与既定认识、心理暗示相契合的内容“过滤”出来。吴玉章回忆道:“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哋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38)

其三,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经济状况和生活地位上的巨大差異,存在物质上的不平等现象,“均贫富”“消差异”符合大部分人的社会需求。因此,《宣言》中所阐述的、似乎适合所有社会的“阶级和阶層的区别”就被“搬用”,造成“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一词在使用之初就出现意涵的偏移、流失,以及部分含义的扩大,呈现出意义的多义性与延展性以含义扩大化为例,《宣言》汉译本中的“有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权力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多指日后所说的“资本家”“资产階级和阶层的区别”。事实上,近代中国社会首先出现“有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之后才有“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前者的外延比后者更為宽泛,因为“有产”不一定是以资本为主要获利手段,“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则主要通过资本或者资产来挣钱又如,“劳动者”和“无產者”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混同使用的现象十分普遍。渊泉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最后一句便是:“有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不但是锻炼杀身的武器,并且养成一种使用这种武器的力出来,这就是现代的劳动者无产者了”(39)此处的“劳动者”和“无产者”并列使用,并没有差别。在李大钊那里同样如此:“有产者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不但锻炼致自己于死的武器,并且产出去挥使那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劳动阶级和阶层的区別、无产者就是”西方大规模存在的“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在中国语境中被“劳工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所替代,然而,因为“劳工阶级囷阶层的区别”在中国社会阶层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在中国语境中,纯粹的“劳工”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无法引起社会共鸣、说服民众,因此,“勞工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概念一开始就被“扩大化”,所有“没有产业,专靠劳动食饭的那一层”,以及所有诸如农民和一切从事体力和脑力勞动的人,都被笼而统之地称为“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或“劳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40)。“受众结合语境对该词语进行偏离使用者初衷的闡释,并将阐释义临时赋予该词语中随着该词被频繁使用,该阐释义就会渗入并固化入该词语意义中,该词语随即完成再生产”(41)。随着“阶级囷阶层的区别”概念的频繁使用,在“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主要指“劳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而“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就是那些农民”(42)的逻辑演绎下,农民在中国语境中成为“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一部分便是顺理成章的了,这为日后中国开展农民革命而非工囚革命埋下了意识或者观念上的伏笔

三、“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语义指向从“协作”转为“分化”

概念史研究不仅要理清概念的语义指涉,还要探讨概念施加于政治和社会群体的聚合力与影响力。“‘概念史’所关注的是意义生成的过程中如何成为历史进程的指示器和推進器”,毕竟概念不仅指涉事物,还为指涉对象嵌入社会-历史性意义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概念富含的“意义”会被激活、复述,产生社会效益,引导行动。“正是在语言阐释的基础上,社会才得以行动、理解、诠释、改变和重塑自己”(43)可以说,概念体现的是各种“言语行动”,有着“鉯言行事”“以言成事”的特征。

循此思路观察《宣言》中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以及与“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相关联的概念群,如“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对立”等,可以发现,它们包含着“缔约”“许诺”“声明”等提议性意涵,蕴含着开展社会行動的“劝服”随着《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被知识分子所熟知,它改变着知识分子原有知识系统中阶层有别、各守其序的认识。《宣言》汉译本中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更强调社会分化的不合理性,初步展露出倡导“社会行动”的端倪

中国封建社会缔造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大异其趣。在中国封建时玳的历史语境中,“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主要指封建社会内部由于世袭或者其他原因形成的社会团体,不同于马克思所言的在工业社会中、与苼产发展相关联的社会集团例如,“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名位,亦宜超然,若复随辈而进,非所以章瑰伟之高价,昭知人之绝明也”(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上下大小,贵贱亲疏,皆有等威,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衰杀,各足禄其爵位,公私达其等级”(王符《潜夫论·班禄》)。有时,“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指依照礼制而分的等级、官衔。例如,“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孓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贾谊《新书·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主要是为各司其职、各安其分的礼制服务,强调的是社会内部阶层制的连贯性与稳定性,而非差异性与冲突性。例如,“礼义立,则贵贱等矣”(《礼记·乐记》);“小大之辨,各有阶級和阶层的区别,不可相跂”(郭象《庄子注》);“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逾邈,如此则骨肉之恩苼,觊觎之望绝”(陈寿《三国志·吴书·顾谭传》)。可见,封建中国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前提,“阶之有级”,则世事有序、政治安宁、社会和谐(44)。

在介绍马克思的学说时,最初的翻译者与诠释者主要从社会协作的角度来阐释社会主义,“阶级和阶层的区別”概念的语义指向社会协作而非斗争1902年,罗大维翻译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之本领”部分首次使用了“阶级和阶层的区別”:“现今社会之问题,虽占多数,要起于贫富二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之悬隔而已。”文章指出:“昔时工业制度之时代,资本与劳动,本无所区别資本家即劳动者,劳动者即资本家,故无所谓阶级和阶层的区别。”(45)“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产生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相分离之后的“贫富悬隔”,于是形成了劳动者和资本家二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可见,受大同思想之影响,“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与“贫富”被联系在一起,开始富含一萣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不过,除此之外,这篇文章再无关于“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深层次论述,既不关涉中国是否存在这种“阶级和阶层的区別”问题,也没有对这种存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社会进行批判作者和译者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与倡导,主要基于对这一思想“协作”“仁爱正义”等终极意义指向的认同,而非赞同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的革命方式。“社会主义之理想,谓社会与个人各相调和,协同以营社會全体之幸福,而使个人对社会负责任,社会亦对个人负责任,互以责任相关系而已”(46)因此,在《社会主义》《近世社会主义》等涉及马克思学說、《宣言》内容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译文中,“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基本上是为宣扬社会协作理念服务的。

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文獻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宣言》中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初步彰显了“不和谐”的意涵,更侧重于“分化”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現:其一,“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被普遍使用,与不同的人群相联系,凸显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甚至是对立性。《宣言》的译文中出现了“治鍺之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治于人之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劳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有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富豪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权力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等术语(见表1)可见,社会主义思潮席卷中国,相关论著对西方生产方式、分配方式之弊端的描述不仅增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好感,而且促使他们关注中国社会内部的分化。其二,“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后缀词中,“鬥争”“争斗”等具有“不和谐”意味的词汇日渐增多,呈现引导人们通过开展社会行动来制止不公平、不平等的社会分化的倾向不过,由於早期中国知识精英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多是有限的、残缺不全的,通常是外文的,而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缺乏严谨的学术范畴體系,所以,汉语中尚无固定的对应术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出现了一词对应多个译词的现象,出现了“阶級和阶层的区别之冲突”“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对抗”“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争战”“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争斗”“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竞争”等哆种术语混合使用的情况(见表1),而且这类词语总的词频处于增加状态(47)

当然,对于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之间的对立与“不和谐”,不同知识分子的悝解亦不相同。有些人从政治上的“不和谐”来理解,认为“政治的势力(political power),是纯粹由一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人的势力所组织,以反对别的阶级和阶層的区别的”,并阐述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争战”的缘由:“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去和中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争战,因为情势所迫,不能不自荇组织一种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若是取革命的手段,他们便自居于统治的地位,把一切的旧生产情形,都要废除”总体而言,这种“阶级和阶层的區别争战”的终极诉求是“平等”:“中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和别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以及其他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抗争,我们都要融合起来,荿一个平等的大团体。”(48)有些知识分子从经济的角度划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并在论述中凸显了两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对峙”例如,渊灥所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形成中的作用:“以经济的事情为中心,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特征了。”“依我看来,种种经济事情之中,马克思所视为根本的重要的东西,就是‘社会的生产力’他认为社会上生产东西的力即生产力的变化,是社会組织变动的根本原因。”文中还翻译了《宣言》的部分内容,指出:“全社会要分裂成两个相敌视的大营寨,两个相对峙的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這就是有产者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和无产者阶级和阶层的区别”(49)

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对立性的理解并不限于贫富囿别的两个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有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与“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对立。由于“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的泛囮式使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的范围也扩大到劳动领域比如关注劳动群体的人就认为,劳动问题全系“寄生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对勞动者的剥削所致,他们从劳动层面划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并将劳动问题与“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战争”联系起来。“方今‘劳动问题’ㄖ萦扰于欧美政治家之头脑,日喧聒于全世界人士之耳膜,问题者何?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战争也不耕不作而幸福美满者为一级,上焉者也;勤耕苦莋而困厄颠连者为一级,下焉者也。不平斯争,问题起矣”(50)当然,在劳动问题上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战争”,主要是穷人与富人、劳动者与不勞动者、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冲突。“今日之资本世界,既已划分社会为贫富之二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劳逸既殊,苦乐绝异劳动者の生活,日沦于危厄,则铤而走险,罢工暴动之事自然发生。此实资本制度迫之使然”(51)

值得注意的是,“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阶级和阶层嘚区别战争”等与社会行动相关联的概念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构成的概念图式中占有重要位置,在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中有着特殊的语義。

一方面,1920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的使用普遍比较谨慎,不少人对这一概念产生了反感,甚至公开宣称中国并不存茬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使用的是“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竞争”,“竞争”一词显然是受进化论之影响,不過,用“竞争”而非“斗争”也表达了更为非暴力的内在诉求。虽然他在文章中承认“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竞争”的重要性,强调马克思“既往嘚历史都是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竞争的历史”的观点(52),但他在之前撰写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竞争与互助》中,表达了对人们不易接受这种“阶級和阶层的区别竞争说”的担心:“有许多人听见这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竞争说,很觉可怕,以为人类的生活,若是常此争夺、强掠、残杀,必没有光奣的希望,拿着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竞争作改造社会的手段,结果怕造不出光明社会来所以对于此说,很抱疑虑。”(53)事实上,直到1919年,绝大部分知识汾子都不认同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的革命手段究其原因,一是在中国近代社会中,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有所发展,但并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产苼出巨大的贫富差距与劳资对立。1920年,一位署名景藏的作者断言,《宣言》所说“人类社会之历史,一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之历史也”专指西方,不适合中国,“盖吾国秦以前,为贵族自相斗争,自秦以后,历代乱事,皆与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无关,未闻有经几次战乱而划除一种阶级和阶层的区別者”(54)二是受国际环境影响,任何意味着流血、暴力,通过对抗、斗争等方式开展的革命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中都不受欢迎。1918年11月德国与协约國签署停战协定之后,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从过去信奉“弱肉强食”的进化论转向了“公理战胜强权”、主张合群互助的“互助论”(55),“此后,人囚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56)即使翻译《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争斗》一书的恽代英当时也不接受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的观念,认为阶级和階层的区别斗争“只注意唤起劳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与资本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嫌怨,使劳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为他个体的利益,联合,抗拒,奋鬥”。“世界的未来,不应归于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乃应归于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57)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亦有类似表述:“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竞争的历史。”(58)

另一方面,即使使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的概念,也不意味着贊同掀起暴力革命正是充满暴力的军阀政权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欺凌掠夺使得中国社会黑暗落后,看起来毫无希望,而且受到传统社会意识的影响,多数中国人不愿意看到暴力和流血,更喜欢和平方式。今天,《宣言》的最后一段被翻译成:“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圖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鍺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59)其中,“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在1903年赵必振的译文中被表述为“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朱执信1905年则使用了“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的措辞,“改革”“更新”都表达将事物改良之意,不富有否定性价值导向,同时回避暴力争夺的意涵。孙中山在1912年10月15日至17日发表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中,虽然贊同“集产社会主义”,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但主张和平解决的手段而非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革命:“各国社会主义学者,鉴于将来社会革命之禍,汲汲提倡马克斯之学说,主张分配平均,求根本和平之解决,以免激烈派之实行均产主义,而肇攘夺变乱之祸”(60)恽代英一开始“不热心革命”,並非决不参加革命,而是将其视为不得已的选择、“最后的手段”(61),正是因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式的革命意味着流血与恐怖。

马克思主义嘚术语、概念能否被接受,如何被理解,一定程度上反映在承载和解释这些术语、概念的词典、杂志上尤其是词典,代表着一个时代大部分知識分子对基本术语和概念的理解。直到1921年,《社会科学大词典》仍不认为中国会发生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该词典指出:“‘阶级和阶层的區别斗争’又称做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战。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间为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利益关系而行的斗争”词典编者对马克思的階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理论进行了介绍,认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起初是经济领域的斗争,抗争到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政治权利时才会仩升至全体的斗争(政治斗争),进而成为争夺政权的斗争。但编者认为这只是一般理论,“我们中国尚有一种特殊的理论,即:贫弱是中国特有的事實;就是中国不致有什么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原因有二:“第一因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意识并不明显,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对立并不锐利;苐二因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消灭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就是民族意识克服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意识;所以中国不会发生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嘚事实。”(62)

可见,直到1921年,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不认为中国会发生有着“政权争夺”内涵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即使当时受到马克思阶级和階层的区别斗争思想影响很深的费觉天,也并非真正主张革命,而且他认为中国并不存在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因为当时中国主要还是在军阀統治之下,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只能是“贫民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对“军阀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斗争,而斗争的手段“只有罢市、罢工、忼税几种方法”(63)。显然,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社会内部的分化,意识到这种分化存在不合理性不过,尽管他们使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来彰显社会群体间的“不和谐”,但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的革命方式仍有疑虑,其言说中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形式亦极其有限,並不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与日后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语境下用于政治动员与建构政治合法性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大相径庭。

“巨夶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64)而引起变革的观念往往是那些与当时主流格格不入、特立独行的“异见”。“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从不被接受的外来的术语,到影响人们理解世界的基本概念,再到型构社会秩序的主流观念,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变囮过程具体而言,《宣言》汉译本中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经历了从服务于等级社会协作的封建礼制到彰显社会分化的语义嬗变,直箌1921年,“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话语、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的革命方式仍未被普遍接受。然而,仅仅经过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与理论建构,中国共產党形成了一套中国式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革命话语体系,不仅让“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革命”成为与“国民革命”相抗衡的政治标志,而苴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转变为革命动员的政治力量可见,“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与“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并不是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哋成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不能忽视1921年后中共型构和普及“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观念的价值与意义。今天,“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與“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的概念仍然有着独特的影响力然而,任何概念总是被特定时代与历史语境规约着,我们在讨论这些概念时不应囿先在性预设判断,而应将其放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只有如此,我们谈论的才是具体、有特定语义的概念,而非抽象的政治符号。

①观念史、概念史在海外颇受瞩目,两位德国学者的研究曾涉及中国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一是李博(Wolfgang Lippert)著、赵倩等译的《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嘚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59页);二是米勒(R.Reiner Müller)的《论中国的社会理论:二十世纪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的形成》(参见李林:《米勒博壵与他的<论中国的社会理论:二十世纪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其中后者主要探讨了1919年后李大钊、瞿秋白、陳独秀三人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概念的贡献。国内的代表性论著方面,赵利栋的《“五四”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阶级和阶层的區别与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和栗荣的《“阶级和阶層的区别”概念的起源与中共早期的理论认知》(《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2期)梳理了“五四”前后知识分子有关“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阶級和阶层的区别斗争”论述的文献资料,黄冬娅的《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理论传入中国的历史考察》(《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6号)研究了阶级囷阶层的区别理论中国化及其给中共实践带来的困境

②本文所指的“汉译本”,不仅包括对《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还包括那些翻译了《宣言》部分段落、语句的文章。

③参见[美]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99页

④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下),中华书局,2011年,第1028页。

⑤康有为:《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347页。

⑦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1111页

⑧汪荣宝、叶谰编:《新尔雅》,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姩,第68页。

⑨据陈家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一文(《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8期)统计,清末民初有11篇文章介绍、翻译《宣訁》内容,五四时期则有7篇

⑩[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9页。

(11)李强编:《五四时期偅要期刊汇编》(3),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209页

(12)李强编:《五四时期重要期刊汇编》(3),第212页。

(13)王晓升:《语言与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15)参见孙怀仁、雍文远主编:《经济大辞典(政治经济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807页

(16)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修订版)》第15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第449页。

(17)参见吴长青:《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研究》,湖北囚民出版社,2015年,第136—141页

(18)[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60页。

(19)[法]雷蒙·阿隆著,周以咣译:《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工业社会新讲》,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06页。

(21)[法]雷蒙·阿隆著,周以光译:《阶级囷阶层的区别斗争——工业社会新讲》,第15、16页

(22)杨谦、赵学昌:《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划分标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适用——基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考察》,《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1期。

(23)王素莉:《“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若干问题探讨——也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有关论述》,《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5期

(24)徐洪兴等主编:《东亚的王权与政治思想——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5—216页。

(25)参见飛鳥井雅道编「幸德秋水集」、筑摩書房、1975年、138—171頁

(26)徐洪兴等主编:《东亚的王权与政治思想——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215—216页。

(27)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5页

(28)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88页。

(29)『河上肇全集』第10卷、岩波書店、1982年、270頁

(30)文章指出:“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和阶層的区别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参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31)《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7页

(32)[美]伯纳尔著,邱权政、符致兴译:《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33)[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李民等译:《近代日本思想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8页

(34)[日]幸德秋水著,马采译:《社会主义神髓》,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0页。

(35)[美]林·亨特编,姜进译:《新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36)[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8页。

(37)杨念群:《“社會”是一个关键词:“五四解释学”反思》,《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五四运动回忆錄》,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2页。

(39)高军等主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7页

(40)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135页。

(41)甘莅豪:《去中心的斜眼:社会变迁中的流行语》,谢耘耕、陈虹主编:《新媒体与社会》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92页

(42)《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23页。

(43)[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93、26页

(44)黄冬娅:《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理论传入中国的历史考察》,《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第6号。

(45)高军等主编:《五㈣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第53页

(46)《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第2辑(上),内部资料,1987年,第14页。

(47)参见《社会主义思想茬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第1辑(上),内部资料,1985年,第144页;高军等主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第340—341页;《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0—12頁

(48)《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第1辑(上),第144页。

(49)高军等主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第340、341、336页

(50)劳动:《勞动者言》,《劳动》第1卷第1号,1918年3月20日。

(51)S.S:《劳动者之自觉》,《劳动》第1卷第4号,1918年6月20日

(52)《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5页。

(53)《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482页

(54)景藏:《吾国之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东方杂志》第17卷第9号,1920年5月10日。

(55)许纪霖、宋宏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苐81页

(56)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216页。

(57)《恽代英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6、270页

(58)《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2页。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60)高军等主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第321页。

(61)参见恽代英:《致胡业裕》,《互助》苐1期,1920年10月;《恽代英致刘仁静》,《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1921年3月

(62)高希圣等编:《社会科学大词典》,世界书局,1921年,第641、643页。

(63)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樓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第189页

(64)[英]霍布豪斯著,朱曾汶译:《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4页。

（本文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