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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对统一战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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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与军事人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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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src='///ns.html?id=GTM-T947SH', height='0', width='0', style='display: visibility:')陆学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中产阶层正在崛起
　　摘要 新中国建立60 年来, 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大变动中, 变动的目标主要是使贫穷落后的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转变为繁荣富强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从 年, 历史称作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新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得到了重构。官僚买办阶级、地主阶级消灭了,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经济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 成为了国家的领导力量和社会基础, 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四个基本阶级的格局。从年称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在国家工业化的同时, 政府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从 年, 是中国大规模进行工业化、现代建设的新时期, 是中国阶级斗争进行的异常剧烈, 异常频繁的20 年。1978 年,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农业劳动者阶层有了变化, 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员工阶层快速扩大, 私营企业主阶层逐渐成长,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处于优势地位, 中产阶层正在崛起。
　　关键词 中国, 社会阶级, 阶层结构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这个变动自1840 年鸦片战争就开始了。历经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一化三改、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阶段, 一直处于大变动中。就其社会性质来说,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前, 属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 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作准备。新中国成立, 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 接着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新中国建立60 年来, 中国社会仍一直处于大变动中间, 变动的目标主要是使贫穷落后的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转变为繁荣富强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 经过一化三改、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 第一个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等多个社会大变动的阶段, 正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本文专就新中国60 年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情况作一个分析。
　　周秦以来, 中国是一个由皇权和封建官僚集团控制的农业社会, 由地主和农民两大社会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两千多年没有什么变化。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被迫开放口岸与外国通商, 洋务运动, 有了近代的工业和商业, 有了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走上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道路。但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地主、官僚阶级的封建统治, 近代的工业和商业发展得非常缓慢, 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也非常缓慢。直到1949 年, 中国的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以上, 中国的农民占总人口的89. 4%, 中国仍是个农业社会的国家。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60 年来, 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努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使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地变化, 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 几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 , 以下分多个历史阶段勾勒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演变的轮廓。
　　1 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1926 年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作了全面的分析, 系统深刻地阐述了关于新中国建立前的社会阶级阶层状况, 他是从分清谁是革命的敌人? 谁是革命的朋友? 这个视角来分析旧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情况是:
　　第一,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是两个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阶级, 他们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 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本文中还指出, 特别是大地主和大买办阶级, 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 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后来, 提出了官僚资产阶级。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 毛泽东说: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 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外, 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大资产阶级) 的剥削和压迫。
　　关于这几个阶级的数量, 有关方面没有公布过详细数据。关于地主阶级,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有过一个数据, ?? 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 连地主一起共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 。但这个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的说法, 是个估计数。1950 年代, 全国进行土地改革, 浙江省在土改后公布过一组数据, 全省地主占农户总数的2. 8% , 占有土地总量的20. 67% , 富农占总户数的2. 01% , 占土地总量的6. 7%。河北省定县, 地主占总农户的1. 9% , 人口占3. 01%, 富农占农户总数的4. 43%, 人口占7. 07%。定县是老解放区, 1947 年土改, 划定的地主富农多一些, 浙江是 年土改的, 划定的地主富农要少一些。全国大多数地区是1950 年代初土改的, 所以浙江的数据有代表性。
　　第二, 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在论文中称他们为中产阶级。1860 年代以后, 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工业, 产生了第一批资本家。他们办工厂、开矿山、开银行等新式企业, 这些人大多是由原来的官僚、地主和富商转化过来的。开始发展相当缓慢, 直到廿世纪初, 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法德等列强陷于战争, 中国的近代工商业才较快地发展起来, 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新兴城市迅速崛起, 一批民族资本家涌现出来了。
　　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城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级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 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 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 他们要自强, 要发展,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 所以他们也是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 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软弱, 自身力量并不强大, 有不少民资本家本就是官僚、地主转化而来或出身在官僚、地主家庭, 与这些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农民又有剥削被剥削的关系, 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两重性,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是动摇不定的中间派。
　　第三,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 手工业主, 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 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个阶级, 一般拥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或拥有专业技术知识, 自己劳动, 不剥削人。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小商人都是小生产经济, 中小学教员、小律师、医生、事务员属自由职业者, 都属于小资产经济地位。这个阶级人数众多, 同时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 一般都能拥护革命和参加革命, 是革命很好的同盟军。
　　第四, 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这里的半自耕农是指自有的耕田不够种, 还要租别人的田种, 或者还要出卖劳动力, 受人剥削。这就是后来称的下中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 他们受剥削最重, 是农民中极艰苦者, 极易受革命宣传。下中农和贫农在农村人口约占70%。所谓农民问题, 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小手工业者( 即农村中的五匠) 、店员、小贩的经济地位同贫农不相上下, 也是革命的力量。第五, 无产阶级。他们是现代工业的产业工人, 当时主要是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等产业的工人。中国的工人阶级, 他们人数不多, 毛泽东估算当时约为200 万人。但他们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 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 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的经济地位最低下, 除双手外别无长物, 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此外, 城市中的苦力、搬运夫、清道夫和农村中的雇农, 也属于工人阶级一类, 他们的经济地位同产业工人相似, 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生产上的重要。
　　第六, 游民无产者阶层。城市失业的人群中, 有很多人被迫沦落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 不得不寻找不正当的职业过活, 成为土匪、流氓、乞丐、娼妓, 成为游民。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 往往结成各种秘密组织, 这是个动摇的阶层, 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 也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
　　第七, 农民阶级。毛泽东这篇纲领性的文件中, 主要是精辟地分析了占当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但他没有把农民阶级单独列出来分析, 分散在各节中。他把农民阶级分为五个阶层。一、富农, 农村中的资产阶级; 二、自耕农( 中农) , 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 三、半自耕农、贫农,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 四、雇农, 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据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估算, 富农占农村人口的5%, 地主也占5% , 中农约占农村人口的20%, 贫农连同雇农约占农村人口的70%。
年经济恢复时期阶级阶层结构
　　1949 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结束了旧中国长期备受侵略、军阀混战、经济腐败、民不聊生的局面, 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的成立, 不仅彻底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 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和各级人民政府, 而且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等措施改变了原来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 同时也改造了旧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早在1949 年4 月, 中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 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据此, 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 立即将上述官僚资本收归人民政府所有。到1949年底, 人民政府共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业企业2 858 个, 没收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地方银行2 400 多家, 没收了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系统的运输企业和铁路车辆和船舶修造厂30 多家, 没收了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茶叶、中美实业等数十家垄断性贸易公司。没收这些官僚资本, 归全民所有, 经过改造、调整, 成为后来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主体。在没收的工业企业中, 仅职工就达129 万余人, 其中生产工人75 万人。到1949 年底,在全部工业资金91 亿中, 国营工业有70. 9 亿元, 占78. 3%, 已处于占主体的地位。
　　1956 年6 月, 新成立不久的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指出, ??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 发展农业生产, 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自此, 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新解放区全面展开, 到1952 年底胜利结束, 土改使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七亿多亩土地和一部分生产资料,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 消灭了地主阶级。土地改革运动的总路线、总政策是依靠贫、雇农, 团结中农, 中立富农, 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 所以土改之后使农村中的贫农、下中农、雇农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大大提高。贫雇农和一部分中农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基层组织的领导骨干,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
　　从 年, 历史称作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在此期间还进行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运动。通过这些运动和斗争, 打击严惩了国内外的敌对势力, 人民政权在各地普遍建立, 并且得到了巩固, 国民经济恢复发展, 社会生活秩序正常。新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得到了重构。官僚买办阶级、地主阶级消灭了,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经济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 成为了国家的领导力量和社会基础, 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四个基本阶级的格局。
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社会
　　学术界一般把1949 年10 月- 1956 年12 月称为过渡时期。又把过渡期的前期(
年) 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把(
年) 称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本节讨论的是(
年) 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阶级阶层变动的状况。
　　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 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我们后来常说的一化三改 。国家工业化。经过三年的整顿治理, 到1952 年底, 国民经济恢复了, 工农业生产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1936年) 。1952 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827. 2 亿元, 比1949 年增长77. 5% , 约比最高水平增长20% , 财政收入183. 7 亿元,钢产量134. 9 万t, 粮食3 088 亿斤, 职工工资和农民收入都有较大增长, 人民生活普遍得到初步改善。这就为进行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早在1951 年中央政府就酝酿制订经济建设的计划, 1952 年初成立了周恩来, 陈云为首的领导小组, 经过长期的研究讨论, 并且听取了苏联领导和专家的意见, 数易其稿, 编制成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并且决定从1953 年1 月1 日起开始实施, 进行大规模以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进行得很顺当, 首先是党和政府倾注了最大的力量, 且中央和各级领导认真执行, 动员了全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到经济建设, 广大群众非常拥护, 建设热情极高, 再加上得到了苏联党政的大力支持和援助, 先后援建了156 项重点工程, 再加上各地自建的694 项限额以上的重点工程, ?? 一五 期间共投入建设资金766 亿元, 约合7 亿两黄金, 其中投入工业制造、交通、运输、邮电等基本建设的投资占大多数, 而在工业建设又以重工业为主。经过一五建设, 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为后来的工业化发展开了个好头。
　　三大改造。就在国家工业化的同时, 政府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原来准备用10- 15 年时间完成, 但在实践过程中, 都大大超前实现了。首先是农业, 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通常称作农业合作化运动。早在1951 年12 月, 中共中央就作出决定, 准备通过互助组( 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家庭经营、集体劳动) 、初级农业合作社( 生产资料私人所有、集体劳动、集体经营) 、高级农业合作社( 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集体劳动、集体经营) 的形式, 逐步把农户组织起来。但到1955 年夏天以后, 大大加快了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到1956 年底, 全国就实现了合作化。有96. 3%的农户入了社, 其中87. 8%入了以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有很多农户并没有经过互助组、初级社就直接成了高级社的社员。
　　全国众多的手工业者, 有的是在农村的木匠、瓦匠、石匠、裁缝、铁匠等等。有的在城镇, 如铁匠铺、木工铺、理发店、农具修理店等。因为在农村的这些五匠大都还种着田, 所以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都入社成了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在城镇中的绝大部分手工业者也都参加了各地城镇的各种手工业合作社或是手工业联社, 这些合作社都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 城镇手工业者成了大集体经济的合作社成员。到1956 年底, 全国90%的手工业者, 都加入了城镇的合作社, 实现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三大改造中,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采取了和平改造的赎买 政策, 先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 由国营资经济部门对私营企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 再逐步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实行公私合营。到1956 年底全国普遍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公私合营的企业里, 由国家投资或者国家派遣干部进入企业代表公股负责企业的领导和管理, 原来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资产作价入股。此时的企业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生产资料由资本家私有改变为公私共有, 企业的领导权基本上是属于国家, 生产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资本家本人按照量材使用, 适当照顾 的原则, 在企业里变成一般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企业每年经营的盈余, 按国家的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企业股东股息分配。资本家得到的股息是规定为上述作价资产的5% 。公私合营时, 原定为七年, 而后又延长三年。7- 10 年后, 所有公私合营的企业都完全转变为国有经营经济。资本家本人也转变为国营经济中的一般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就消失了。
　　到1956 年底, 中国的一化三改 取得了超过原定设想的进展。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提前实现, 国家工业化发展很好。1956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703 亿元, 比1952 年的343 亿元增长105%, 翻了一番还多。全国职工队伍由1952 年的1 580 万人发展到1956 年的2 420 万人。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把11 171万个农户、5 亿多农民, 组织到500 多万个农业合作社里, 把约2 000 多万手工业者, 其中约有1 200 多万城镇手工业者组成了104 430 个手工业联社等合作组织, 农村的手工业者参加农业合作社。约71 万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10万资方代理人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到1956 年底, 全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被消灭, 在城镇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在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 国家和集体已经掌控了各种资源的配置权, 这就是说, 到1956 年,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中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也就是在这个一化三改 的过程中, 向苏联学来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建立起来, 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基本特征。与此同时, 随着所有制的变革, 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组成的阶级阶层结构演化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所谓?? 两个阶级, 一个阶层 的阶级阶层结构。对此, 在1956 年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作了阐述: 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消失, 地主阶级也已经消灭, 富农阶级正在消灭中, 这些剥削阶级的成员正在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 广大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 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 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 知识分子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 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
　　从 年仅仅7 年多时间, 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两次巨大的变动, 而且是在这样一个拥有6 亿人口的大国中实现了,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这也为后来数十年间中国发生了长期尖锐的、错综复杂和激烈的政治、经济、社会斗争, 埋下了伏笔。
年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从 年, 这20 年, 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 经历了太多的故事,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反右派运动, 大跃进, 人民公社, 中苏论战, 三年灾难, 四清运动, 文化大革命, 中苏开战, 尼克松访华, 林彪事件, 批邓反右, 打倒四人帮等等。这20 年, 中国发生的这些故事, 都是全国性的,大起大落, 大喜大悲, 把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卷进去了, 起伏沉浮, 振动朝野, 震惊世界。但是, 对于这段历史, 有人说是不堪回首, 认为是大折腾, 黑得不能再黑; 有人说是历史必然, 在所难免, 认为这是试验和探索, 孕育了改革开放的好结果。政界、学界至今没有一个公允的说法。2008年, 对改革开放30 年做了许许多多的总结, 2009 年建国60年, 至今却没有一篇像样的总结。最大的问题是对前30年和后30 年如何界定, 如何衔接, 还没有正确公允的评说。
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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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者文章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初步成型
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初步成型
从1992年起，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推动下，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被正式明确地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此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进行了大量探索，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企业改制在不同所有制层面上获得程度不同的进展，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大，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到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在宏观制度层面上初步完成。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这一时期的社会分化愈益深刻。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各阶层的职业地位（权力、收入和声望等）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升降变化，相互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较为明显的调整，其结果是一种由10个社会阶层组成的新阶层结构的形成，在这种结构中，不同阶层所处的等级位序也初步被确立起来。由于在这种阶层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阶层结构之间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可比性，我们将其称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
与此同时，在政治制度和相关政策不再直接规定人们的阶级阶层属性和地位的情况下，在强调市场主体的相对独立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一种新的社会流动模式正在形成，宏观结构性流动（参见本书第三章）和微观个体性流动（参见本书第四章）的结合，逐步成为这种新的社会流动模式的主要内涵。在以前各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制度性流动和政策性流动，在这一时期已被弱化，它们当然还在发挥作用，但往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名义或目标。
因此，从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两个方面来看，这一时期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仍然是三个方面的变化趋势：一是社会流动空间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为结构性流动提供了直接的条件；二是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国际经验表明，教育对这个阶段的微观个体性社会流动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三是中国阶层结构在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过程中的变化趋势，亦即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
一 社会流动空间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如前所述，产业结构是衡量一国工业化水平的基本指标。1992年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继续升级，工业化水平继续提高，因此，全国非农产业就业规模也有较大幅度的扩张。据统计，从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看，年期间一直呈增长趋势，7年共计增加2585万人；年则呈持续减少趋势，4年间减少820万人，2003年恢复增长，比上年增加297万人。增减相抵，12年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实际增加2062万人。第三产业就业规模则持续扩张，2003年比1991年增加9431万人。在这里，有两个趋势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从1999年起，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基本与第一产业就业取得均衡，这是中国就业结构的第二次重大转型。这种基本均势持续到2003年，表明就业的产业结构可能在酝酿着下一次新的突破，如果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够取得更大进展的话。第二，从1994年起，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意味着中国非农就业结构的重心在向高端行业移动，这种变化无疑将导致中国以职业为基础形成的新阶层结构重心将出现同样的变化趋势。
与此同时，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就业结构偏差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即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都出现扩大趋势。第一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在年扩大，年有所缩小，1997年以后又继续大。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则一直呈扩大趋势，期间仅有一些小幅波动。只有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一直缩小，到2003年，这种偏差几乎可以不予考虑。如何解释这种变化？从GDP的产业构成来看，第一产业的份额持续下降，2002年比1991年减少了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份额则上升了9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的份额基本保持不变。从就业的产业构成看，与1991年相比，1996年的第一产业就业份额减少了9.7个百分点，但从1997年起，这一份额基本保持不变；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一直增长，2002年大约比1991年提升了10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在经历了年上升后，从1998年起开始下降，到2002年又回复到1991年的水平。从这种时间轨迹看，我们认为，就业结构偏差的变化，可能反映了从1996年起开始实施的工业企业转变增长方式、减员增效以及抓大放小的改革，这种改革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形成技术对劳动的替代，限制了第二产业就业份额的增长；另一方面是使相当一部分城市下岗职工以及大量进城农民工转向第三产业就业，从而提高了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
总的说来，中国工业化目前还处于中期阶段，这使得第二产业的产值份额居高不下，再加上城市化的水平较低，因而第三产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限制了其就业吸纳潜力的充分发挥。当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一定高度以后，经济结构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将再次大规模扩张职业空间和机会空间。
二 教育资源和机会分配格局的复杂化
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教育资源和机会的分配（尤其是公共教育资源和机会的分配）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教育事业本身在继续发展，人们获得教育尤其是较高级教育的机会在增加；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种向教育资源和机会获得不公平的方向演变的趋势。因而，这一时期中国教育资源和机会的分配格局是复杂的，其结果也是复杂的。
这一时期的教育事业总体上可以说在大规模地发展（见表2-8）。可以看到，除个别年份外，大学招生规模在这一时期一直呈扩张态势，年均增长率达到17%，1999年以后的扩张速度尤其快，这种趋势再一次反映了国家教育政策调整的巨大影响：正是从1999年起，国家决定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规模总体上是增长的，但有较大的波动：年中专招生规模扩一直在扩张，其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8%，快于同期的高校招生规模年均增速（8.7%）；年，中专招生规模持续下降，直到2002年才恢复增长趋势。中专招生规模的这种变化趋势，既反映了同期高校扩招的影响，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对中等专业教育的认识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等专业教育受到某种程度的忽视，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从粗放转向集约，对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的要求提高，对技工尤其是高级技工的需求日益增强，技工的短缺逐步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要求发展中等专业教育的呼声也随之而高涨。
总体上，这一时期人们获得教育的总机会，是比前一时期增加了，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尤为显著。与1991相比，一个小学毕业生升入大学的几率或升入中专和大学的几率，在这一时期都有显著的增加。
我们在考察总的教育机会变动趋势的同时，还应当分析教育机会的分布状况。众所周知，教育机会的分布是与教育资源的配置密切相关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为关注的，不是家庭的教育投入情况，而是国家的公共资源的配置情况。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一直是制约教育发展和教育机会供给的大问题。而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则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个性质更为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城乡教育投入不平等。例如，1999年，在全国5721.57万在校初中生中，农村学生占57.2%，而农村初中教育经费占全国初中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为47.8%，相差近10个百分点。财政预算内的农村初中生人均经费为485.82元，城镇为811.69元，城乡之比为1.67∶1（以农村为1，下同）。城乡在校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支出也存在类似差距，1999年，财政预算内的农村小学生人均教育支出310.58元，而城镇为515.27元，城乡之比为1.66∶1。这种资源配置差距，必定在城乡之间造成教育条件和机会的差距。城乡学生辍学率的差别，就是这种资源配置差别的一个重要表现。1998年，全国初中在校生辍学率为3.23%，而农村则为4%。
教育机会结构不公平，不仅表现在公共教育配置的不公平上，也表现在教育获得机会的直接分配上。例如，历年来，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了城镇以及经济相对更发达地区的学生。有资料显示，2001年，与甘肃相比，北京本专各科高考录取分数线低24～72分。在把公共教育资源更多地配置给城镇（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同时，又降低这些地区的录取标准，这肯定是一种双重的不公平，严重限制了同等考分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考生的教育机会。
很明显，这种不公平是制度化的，即使这是地方层面的制度性差别安排，无疑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由于这种制度化的不公平还因为高校收费并轨政策以及所谓“教育产业化”的做法而变得愈益严重。20世纪中后期，高校收费实行并轨，亦即实行计划内招生收费与计划外招生收费一致化，实际上也就是取消国家招生计划制度。这可能并无不妥。但问题在于，全国高校借此“东风”，普遍大幅度提高大学本科收费水准，还美其名曰“教育产业化”。例如，1999年，大学本科收费大约为3000元，2000年一下子涨至4500元左右，涨幅达50%左右，一些发达城市和重点学校的收费则在6000元以上。2000年，官方统计的农村人均纯收入仅为2210元，这意味着一个普通农户尽其一年的收入也不足以支付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以及其他费用。这种制度变革的结果，显然将造成父母经济条件好子女上学容易、父母经济条件差子女上学艰难的状况，从而促使家经济庭状况这样的先赋性因素对子女通过上学实现社会流动发挥更大的影响。
总的来说，由于农村经济条件普遍较差，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又偏向教育条件已经比农村优越的城镇，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农村居民将更多地承受教育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后果。据《中国教育报》测算，到2001年为止，中国农村小学生能够考上大学的机会，只有15%。而据我们的测算，2001年这一几率的全国平均水平约为24.3%，这意味着农村小学生考上大学的几率大约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2%；考虑到2001年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仍高达62.34%，城镇居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将达到40%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65%，比农村平均水平高出约1.67倍。
三 阶层结构与阶层位序的定型化
通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分化与流动，中国以职业为基础的阶层结构初步孕育形成，各阶层在这一结构中的位序也趋于定型。我们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已经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本书第一章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较为稳定的流动阶梯的成型。
在新的阶层结构和阶层位序初步定型的过程中，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这几个主要社会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最终确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当然也是这一新阶层结构中的重要阶层，但它们或者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已具有较高地位，或者在改革开放之初获得了较高地位，它们的地位格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一）农业劳动者阶层处于明显劣势
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民作为一个整体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同盟军。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农村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民最初获得了较大的收益，其经济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这种情势，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1996年前后。但是，1997年以后，农民尤其是农业劳动者阶层（纯农户和一类兼业农户）开始遭遇经济社会地位下降的趋势。
首先，1997年以后，农业经济出现明显滑坡趋势。统计资料表明，农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同时下降。就粮食等大宗农产品而言，1998年是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前其增长的趋势较为平稳，但此后出现减产局面，粮食在年三年连续减产，年均减幅为4.1%。就农产品价格而言，1997年是一个转折，此前的价格基本保持上扬趋势，此后便开始下降，而且涉及的农产品种类多，价格降幅大，持续时间长。到年，许多农产品的价格降至10年前的水平。粮食的价格下降尤其明显，1997年比上年降价40%，且降价趋势持续到2002年。肉禽蛋的价格从1998年开始下跌，到2001年止住下跌之势，但其实际价格水平与1997年相比仍然低17%。相应地，农业总产值（含林牧渔业产值）也从1997年起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00年达到这11年的低谷，年略有回升，但回升幅度极小。概言之，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趋势在1997年以后整体明显减缓。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户的收入状况是不难想见的。尽管在统计上农民收入一直在增长，只不过增幅降低了而已，但我们很难相信，那些纯农户和一类兼业户亦即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收入会继续增长而不下降。许多农村问题专家估计，1997年以后，农民收入确实是趋于下降的。
其次，农民还面临许多其他问题。一是负担重。1993年以来，农民所承受的各种负担，普遍超过10%，在一些地方甚至超过25%，即使在农村实行税费改革以后，其负担仍然达到8.4%。在城镇，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起点是月收入800元，而农村的人均年收入，即使到2002年，也不过2475元，亦即月收入约206元，两相比较，农民的负担之重是不难想见的。二是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比重逐年下降，农民能够分享的公共资源逐年减少。例如，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10.26%降至2001年的7.71%。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健全，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和其他社会保障。在这种状况下，广大农民不得不承受高额的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以致因为子女上学和家人生病而陷入贫困者屡见不鲜。三是城市和城市工业对农村的资源抽汲日益严重，这主要表现在土地征用、“剪刀差”和农村资金向城市倒流等几个方面，而对农民土地利益的抽汲，可能是其中最为严重的一个问题。1996年全国有耕地13003.9万公顷，到2001年减少为12708.2万公顷，5年减少耕地295.7万公顷（4335.5万亩），这些土地都被转化为非农用地。尽管失地农民获得了一定的补偿，但有调查表明，失地农民所得补偿占土地市场价值的比例仅为10%～15%，集体得到了25%～30%，政府及其机构得到了60%～70%。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除了得到有限补偿外，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几乎没有从征地一方得到任何保证和安排，沦落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
鉴于上述种种变化，可以认为，从1997年起，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明显存在下沉趋势。这种趋势已经使得他们丧失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优势，而转变为一个地位较低而且明显处于劣势的社会阶层。
（二）产业工人的地位继续下沉
1992年7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作为1988年《企业法》的实施细则。随着这一《条例》的颁布，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比前一时期更大的提高。增强企业经营自主权的社会政治影响是巨大的。从企业方面来讲，管理层的权力无疑会继续增强；而从企业工人方面来讲，则意味着他们将逐步丧失参与企业管理和劳动报酬确定的权利。然而，问题在于国有企业自主权的增强，并未真正把它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企业经营管理层的权力大大扩张了，但这并没有明显地改进企业的经营绩效，反倒大大增加了企业空壳化的风险，因为经营管理层可以利用这些权力为内部人谋取最大利益，一些企业甚至在经营管理层的转移和侵吞下濒于破产的边缘。据统计，1995年，在全国30.2万家国有企业中，空壳化企业占企业总数的20.2%，全部资产挂账占所有者权益的29.3%。这意味着可能有上万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了。这些流失的国有资产不会人间蒸发，其中必定有相当大一部分落入了掌握企业控制权的内部人以及默许甚至纵容经理人员如此作为的官员手中。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有关研究表明，大型国有企业的亏损额最大，但其亏损面最小，亏损率最低；反之，中小型企业的亏损额较小，但亏损面大，亏损率高。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进行所谓“抓大放小”的改革，便成为政府的一个似乎必然的选择。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新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其中与我们讨论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有关的，一是实行“抓大放小”战略，二是实施“减员增效”方针。所谓“抓大放小”，就是要搞好大型企业，放活小型企业。搞好大型企业的措施之一，则是所谓“减员增效”。而所谓放活小型企业，就是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改革小型企业的产权结构和经营机制，使其产生新的活力。
“减员增效”式改革的结果，已经不再是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权力关系的变化，而是直接的大规模的下岗。据估计，在城镇，因为企业减员增效而下岗的职工，到目前已经有3000万人之多。尽管这些下岗人员通常会在体制外部门求得就业机会，但他们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改革开放初期所享有的种种经济政治待遇无疑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或打击。而“抓大放小”式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公有产权的转让。这种改革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步、1996年前后全面铺开的，其基本路径就是把原来的国有小型企业以及集体企业改变成非公有制企业。被改制企业的职工，或者被买主接收，成为私营企业雇工；或者下岗回家，进入失业人员阶层。这样，对工人而言，无论是减员增效的改革还是抓大放小的改革，都同样意味着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下沉。
在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实行上述改革的同时，乡镇集体企业也从1996年起开始改制，并于1998年前后基本完成。乡镇集体企业改制的主要方式为拍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三种。在拍卖的情况下，乡镇集体企业完全转变为私营企业；在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情况下，由于各地鼓励原企业管理层持大股、最大限度地降低集体持股额的做法，大多数实际上也成为私营企业。其结果是，原来作为集体企业职工的大量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成为业主的雇工，相应地，他们原来享有的许多集体企业待遇，在改制以后丧失一空。例如，据调查，江苏某地一家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后，该企业85%的职工变成了私营化后的企业主的雇工，既不持有企业的任何股份，也不再享受原企业提供的种种集体福利，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下流动是可想而知的。
（三）非公有制经济高速发展，新社会阶层和群体地位迅速上升
1992年以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发生重大转变，逐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企业经济、外商投资经济以及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中的私人经济部分）的发展速度，自1992年以后便大大加快了。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分化和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个体工商户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个体工商户业主阶层，到2001年，全国有个体工商户2571万余户，以每户1个业主计算，这个阶层即有2571万余人。二是私营企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私营企业主阶层。2002年，私营企业投资人数增加到623万人，比1992年增长16.8倍；人均注册资金约39.8万元，而据我们以往的调查，私营企业主实际拥有的资金至少相当于注册资金的2倍。三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外资企业中方经营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群体，他们属于高收入的“白领”，是中产阶层中的新生组成部分。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有外资以及港澳台资企业20.8万个，以每个企业有10个中高层中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计算，这个群体将有200万人。有调查显示，2002年欧美籍外商投资企业的白领年薪资收入平均为61000元。四是所有这些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规模巨大的雇工群体。据统计，2002年，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为3409?3万人，扣除其中的投资者（623万人），雇工大约2786万余人；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约4743万人，扣除其中的业主（以每户1人计算），约有雇工2365万人；外资企业从业人员671万人。这三类非公有制企业的雇工合计达5822万人以上。非公有制企业的雇工大多数属于“农民工”，尽管他们在这些企业处于雇佣地位，但相比于他们原来的农业劳动者职业而言，他们的收入水平将有成倍的提高，其中的第二产业雇工在经济社会地位上可被归入城镇产业工人阶层。
上述阶层分化与阶层地位变化，初步确定了从农民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农业劳动者阶层、从原工人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产业工人阶层以及从原有社会各阶级阶层分化出来的个体工商户阶层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在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序。他们与其他各个位序也已基本确定的阶层一起，构成目前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根据我们的研究，2001年，中国十大社会阶层的比例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占2.1%，经理人员阶层占1.6%，私营企业主阶层占1.0%，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占4.6%，办事人员阶层占7.2%，个体工商户阶层占7.1%，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占11.2%，产业工人阶层占17.5%，农业劳动者阶层占42.9%%，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占4.8%。今后，人们将基于自己拥有的各种资源，在各种结构性因素和制度—政策性因素所提供的机会或约束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些阶层之间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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