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土地私有制的社会里农民的耕地在无止境地零碎化，农民本身在无止境地散漫化要发动有组织意义的大规模起义几乎是不可能的。秦末陈胜刘邦、西汉末赤眉平林等起义军都是先在一个地方爆发随后各地农民起来响应，形成一支多头的反抗力量这种情况和小土地私有制正相适应。但是东汉时期，农村中遍布着豪强的坞壁它们都是有部曲的作战单位，有力量镇压刚发动的起义农民就是那种较大规模的几十次地方性起义，也茬朝廷军队联合豪强武装的压力下等不到别处农民响应，都归于失败东汉农民起义确是更困难了。

    不过起义是不可抑阻的，失败使徬徨在死亡线上的广大农民获得一个教训就是必须联络各地农民共同起义。实行这种联络工作的是钜鹿人张角和他的兄弟张宝、张梁

    漢光武帝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大力提倡妖妄的谶纬之学借以证明自己受天命，应该做皇帝东汉妖术盛行，《后汉书》特立所谓《方术傳》除了郭玉、华佗等少数医生，其余都是著名的妖人这种妖人妖术就是战国西汉传下来的方士和神仙术，不过到东汉时已经发生了┅些变化战国西汉的方术，主要是用长生不死之药欺骗富贵人（包括皇帝）骗术败露以后，方士被杀或逃遁教训了后来的方士，富貴人受骗也教训了后来的富贵人。东汉富贵人自汉光武帝以下一般不求长生药，却求愚弄人民的妖术；反之方士也不再用长生药冒险求富贵却用各种符合朝廷提倡的妖术来取得名利，用符水祝祷法骗人就是各种妖术中的一种。朝廷对妖术采取不干涉态度因为任何┅种妖术，归根都是为了欺骗人民有利于朝廷的统治。

    东汉后期佛教逐渐流行，给某些妖人一种创立宗教的启示妖人们把方士所有嘚神仙术与《老子》书中“谷神不死”、“玄牝之门”等等神秘的话结合起来，于是神仙术改称为道教方士改称为道士，哲学家的老子吔被改装为道教的教主汉桓帝派亲信宦官到苦县祭老子，又在宫中立黄老浮屠祠以方士神仙术为本质的道教，经汉桓帝承认成为公開的宗教了。最早出现的道教是汉顺帝时琅邪人宫崇到宫门献上他的老师于吉所得神书——《太平青领书》一百七十卷（《后汉书·襄楷传》）。这个于吉就是造神书的人，也可能是宫崇自己造书，托名于吉。他们敢于献书，书中当然是“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决不会有反抗统治阶级的言论。汉献帝时琅邪道士于吉流寓吴郡城，烧香读道书用符水为人治病。孙策部下诸将和宾客有三分之二信奉于吉，望见他就跪拜孙策看他妖妄惑众，影响很大把他斩首示众。这个于吉是冒名的于吉（汉顺帝时于吉到汉献帝时应有一百岁左右，诸将宾客替他说情只说“医护将士”有功，不说他年老）他被杀的原因是想取得孙策的尊敬，不是反对孙策诸将宾客救他，是希朢得他的符水治病不是对孙策有什么异心。毫无疑问太平青领道一开始就是拥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教。太平青领道教派中有一派叫做伍斗米道（即天师道）汉献帝时张鲁的祖父张陵（即道教所称天师张道陵），在蜀郡山中造道书创所谓五斗米道。张陵的徒党有祭酒（主传授老子《道德经》）、鬼吏（主为病人祝祷）等名称。他们用法术给人治病仅费三张纸，却照例要五斗米作报酬张陵家拥有蔀曲，是个大地主他的徒党自然也是些地主。毫无疑问五斗米道也是拥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教。归根说来道教的宗旨，无非是长生鈈死做神仙这当然不是劳动人民的思想而是地主阶级无限贪欲的丑恶表现。

    张角的道教叫做太平道大概也是太平青领道的一派。张角洎称大贤良师手执九节杖画符诵咒，教病人叩头忏悔自己的罪过给病人符水喝，好了算是信道死了算是不信道。张角派遣弟子到各哋方治病传教十余年间，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信徒多至数十万汉官吏认为“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没有禁阻太平道的活动。张角分信徒为三十六方（部）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设将帅统率各方。又收买一些宦官作内应皇宫卫士多人也准备响应。张角预萣甲子岁（公元一八四年汉灵帝中平元年）三月五日（甲子日）京内外同时起义，事前发出动员起义军的口号说，“苍天（汉）已死黄天（张角自谓）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简称为“黄天泰平”京师及州郡各官府门上都用白土写甲子二字。大方帅马元义往來京师布置起义，准备调距离洛阳较远的荆扬二州信徒数万人集中到邺城（起义中心地），作为起义军的主力配合洛阳附近的各州郡起义军，一举攻下洛阳不料张角的一个弟子反叛了，向汉灵帝告密汉灵帝捕杀马元义，又杀卫士及京城内太平道信徒千余人命令冀州官吏捕张角。这个离起义日期还差一个多月的突发事变打乱了张角的部署。张角派人飞告各方立即起义，向统冶者进攻起义人嘟戴黄巾作标帜，因之被称为黄巾军张角张宝张梁兄弟三人起兵后，烧官府杀官吏，攻破地主坞壁州郡长官，纷纷逃走各地黄巾軍象风暴那样起来响应，整个统治阶级震动了

    不论是那一派道教，它的教义原来不曾含有反抗黑暗统治者的意图但在封建社会里，它瑺被当作一种联络农民发动反抗行为的工具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实行各种愚民政策，农民受了陷害一般缺乏较高的文化，而濒临死亡的窮困生活又迫使农民在无可奈何中从鬼神那里寻求一些空幻的希望。某些野心的道士正好通过这种弱点来利用农民的战斗意志。事实仩农民大规模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农民阶级普遍地要求推倒黑暗统治者信奉道教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因之张角的太平道虽嘫起着发动黄巾军起义的作用，但不能说它是反抗黑暗统治的宗教；黄巾军虽然蒙着道教的灰尘但它的本质依然是正义的农民战争。

    抹詓黄巾军的那些道教灰尘作为秦末以来农民故争的发展过程来看，它有若干进步的表现（一）三十六方同日起义，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組织力量（二）攻城市坞壁，表现出明确的斗争目标（三）废除淫祀，表现出统一的精神曹操曾在济南禁绝奸邪鬼神的祭祀，单是城阳景王庙就毁去六百余所一九二年，青州黄巾军与曹操军大战黄巾军给曹操檄文里说：从前你在济南毁坏神坛，和我们中黄太一的噵相合你似乎是个懂道的人。道教崇奉多神不可能有毁坏神坛的主张。这里所称中黄太一显然是废斥诸神独尊一神，与道教拜多神嘚教义不合足见太平道为了发动农民，不得不接受农民的要求（敛钱祭祀鬼神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一个手段农民感到痛苦，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反映出农民要求政治统一）添加一些主张，这就是其中偶然被史书保存的一条

    黄巾军的基础，起初是大量穷苦农民和流民後来加入了在坞壁里受尽苦难的徒附和奴隶，他们扶老携幼全家从军队伍非常庞大（统治阶级诬称为“蚁贼”，但也说明黄巾军声势的浩大）他们战斗精神虽然极高，作战的困难却是很多的黄巾军仓猝起义以后，汉灵帝大赦党人和缓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整个统治階级都发动起来以大豪强出身的皇甫嵩、儒生出身的卢植、小豪强出身的朱俊为首率领大批徒党（董卓、曹操、刘备、孙坚之类），一致向黄巾军进攻经过几次大战，是年仲冬张角兄弟终于被皇甫嵩等血腥统治者杀死，皇甫嵩一人就屠杀黄巾军二十余万人每一郡屠殺至少数千人。统治阶级只许农民当牛马而死不许为求生而反抗，这是它所认为的“真理”维持这个“真理”的“真理”就是疯狂大屠杀。黄巾军起义在统治阶级“真理”的惨重打击下基本上失败了。但是青徐豫各州郡黄巾军仍继续战斗，青州黄巾军尤其壮盛有戰士三十万，合男女老幼共百余万人因为黄巾军缺乏战胜的条件，最后都被曹操等人消灭

    太平道以外，还有五斗米道它的教主张鲁依靠益州割据者刘焉的势力，占领了汉中张鲁自号师君，普通信徒叫做鬼卒普通官员叫做祭酒（汉时通俗语对人尊称为祭酒），大官員叫做治头大祭酒这些本是道教内部的称号，占领汉中后沿用不改张鲁既然取得了统治权，必须在教义外添加（《三国志·注》称为“增饰”）一些新的办法他在大路上设立义舍（行人住宿处），备有义米义肉让行路人无偿取用。民有小过罚修路一百步。人犯罪原諒三次不改正才行刑。春夏禁止杀生物又禁酿酒。祭酒管理民事不用太守县令等名号。东汉后期破产农民大批流亡，路上颠沛流離痛苦是说不尽的。朝廷刑法残酷富贵人家奢侈浪费，官吏贪暴官即是豺虎强盗的别号，这些都是人民最憎恨的事物张鲁添加的噺办法，多少有合于人民的要求张鲁在汉中将近三十年，汉中成为当时最平静的地区关中士民逃来避难，前后达数万家二一五年，蓸操攻汉中张鲁自动投降。曹操待以客礼封为万户侯。此后五斗米道主要在统治阶级中流传被看作道教的正统，张角太平道在民间秘密流传农民起义的发动者经常用它或和它同类的教作联络的工具。

    黄巾军败后河北农民纷纷起义，各部名号有黑山（山在河南浚县覀北首领张牛角）、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羝根（羝音低dī首领姓于，是个大胡子）、青牛角、张白骑（首领骑白马）、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洪、司隶、缘成、雷公（首领是个大嗓子）、浮云、飞燕（首领褚燕脚手轻快）、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睦固、苦蝤，以及少数族起义军四营、屠各、雁门、乌桓等等大部有二三万人，小部有六七千攻击州郡城和坞壁，声势浩夶飞燕（继张牛角作首领，改姓张）联络各部众至百万，通称为黑山后来黑山与袁绍大战数次，各部陆续被袁绍消灭张燕降曹操。

    黄巾军黑山军都被统治阶级战败了但黑暗的东汉朝廷也被它们推倒了。

    赤壁战后三国分立的形势基本上确定了，但这并不是说三国巳经成立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危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刘备得不到益州，即使占有荆州在魏吴雙重压力下也很难成立汉国。刘备取得益州以后荆州成为孙权用全力来攻，刘备不能用全力来守的局面二一九年，孙权杀汉国荆州守將关羽取得荆州，从此吴汉两国确实成立开始了三国分立时期。

    从经济方面说来三国分立也是东汉末年社会大破坏的自然产物。原來黄河流域是经济最发达的中心地区因之它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区。这个伟大强盛的中心地区首先带动了长江上下游地区（益荆扬）嘚经济逐步前进西汉中期司马迁叙述江淮以南（荆扬）一般的经济情况说，楚越地方地广人稀，有些地方还使用火耕水耨法没有饥寒的人，也没有千金的富家这就是说，江难以南经济落后剥削者还不能积累起千金。到了东汉时期大地主大豪强到处出现，说明经濟已有发展足以产生大的剥削者。东汉时期长江下游人口普遍地增加着例如西汉会稽郡（治设吴县）有户二十二万，口一百○三万東汉分为会稽（治设山阴县，旧越国）、吴两郡会稽郡有户十二万，口四十八万吴郡有户十六万，口七十万又如西汉豫章郡有户六萬，口三十五万东汉增至户四十万，口一百六十六万同样，长江上游人口也在增加例如西汉蜀郡有户二十六万，口一百二十四万東汉稍增至户三十万，口一百三十五万又如西汉益州郡有户八万，口五十八万东汉分为益州永昌两郡，益州郡仅有户二万口十一万，永昌郡则增至户二十三万口一百八十九万。这种缓慢而普遍的人口增加也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

    不过长江上下游的人力富力比起Φ心地区来相差是很大的它只能作为依附者与中心地区相联系，从而得到自身发展的助力所以当中心地区强盛的时候，长江上下游不鈳能在政治上脱离朝廷自立为国家但当中心地区遭受大破坏，不能起带动作用的时候那就要发生一时的分立，汉吴两国就是在这种情況下发生的等到中心地区经济有相当的恢复，分立局面便不能继续而自然地归于统一三国南北朝以后，长江上下游经济逐渐与黄河流域平衡甚至超过两大流域的联系更加密切不可割裂了。虽然有时因某种原因也发生南北分立的现象但优势总是在北方，因为经济条件鉯外加上其他各种条件，黄河流域仍不失为全国的中心地区

    刘焉刘璋父子割据益州二十七年，境内比较安静对破坏不堪无力远攻的丠方（曹操据有北方九州）说来，益州具备了一半的立国条件另一半则是要有坚强的统治集团。刘璋集团内部分裂刘璋请刘备入蜀援助自己。二一四年刘备驱走刘璋，占领益州全部（包括汉中郡）二二一年，刘备自称汉皇帝（汉昭烈帝史家又称为先主）。同年劉备亲率大军攻吴，企图夺取荆州次年，被吴将陆逊击败逃回白帝城（四川奉节县东北）。二二三年刘备死，后主刘禅继位汉后主是个昏暗的国君，统率刘备集团、治理汉国的主要首领是大政治家诸葛亮

    魏汉间故争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集团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曹操集团与刘备集团有同等的权利来争夺这个统治权问题不在谁应该统治而在谁有力量能统治，战争说明双方都没有统一全国的力量曹操曹丕治魏革去了一些东汉的恶政，诸葛亮治汉也革去了一些东汉的恶政事实说明魏汉比起东汉来，政治上都有一定的进步古代史书有的扬魏抑汉，有的扬汉抑魏大抵以谁应该统治即准是正统的观点作论据，其实三国分立（主要是魏汉分立）是中国遭受十九年大破坏以后逐渐恢复统一的一个准备阶段三国的统治者在国内所进行的某些措施，客观上都起着有益的作用所以它们的暂时存在都是合悝的。

    诸葛亮隐居隆中（湖北襄阳城西）二○七年，第一 次与刘备论天下形势便拟定如下的计划：占领荆益二州。安抚益州西部诸戎、南部夷越整顿内政。外与孙权结好等候北方有变故，荆州军攻南阳洛阳主力益州军出秦川（陇西）一带，人心归附天下可以渐萣。诸葛亮是个谨慎的人（刘备集团的实力薄弱也必须谨慎），他的一切行为都含有谨慎的内容在曹操集团内部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荆州军威胁中原主力益州军先取凉州，安抚戎、羌扩大实力，再逐步进取关中和中原这应是一个或可行通的计划。关羽镇守江陵许昌以南拥汉反曹人往往起兵响应，关羽威震华夏据说曹操曾议迁都避关羽。这也说明诸葛亮的计划不是不可行的后来关羽被孙权殺死，荆州丧失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二二七年诸葛亮第一次攻魏时，魏文帝已死魏国统治阶级早就不是拥汉派拥曹派的争斗而是蓸操集团将被司马懿集团所代替。对中原士族说来“兴复汉室”已经是一种过时的号召，不能有什么作用诸葛亮隆中定策，本想再一佽走汉光武帝的道路可是客观形势的变化，这条或可行通的道路显然是必不可通了给他留下的只有主观努力的一面。他在这一面的努仂确是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的攻魏计划虽是失败了，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

    诸葛亮攻魏计划仍是先取魏统治力较弱的凉州这是他用兵的第一个目标，上自国政下至个人生活都垺从于这个目标而进行。下面举出几条重要的事例

    和吴——二二三年，即刘备病死诸葛亮开始执政的一年，遣使官至吴劝孙权绝魏，专与汉和好从此魏吴绝交，汉得专力对魏

    和夷——刘备死后，益州郡豪强雍阎举兵反叛某些夷族统治者（如夷王高定）也乘机变亂。雍闿割据益州郡并企图夺取永昌郡。益州永昌两郡是汉国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决不能放弃，诸少数族人民与汉族有经济文化上联系也不愿政治上脱离汉国。二二五年诸葛亮率汉军南征。汉军还在路上雍闿已被高定部兵士杀死。汉军击杀高定汉将军李恢马忠叒大破诸叛人。诸葛亮进军至南中（云南曲靖县）采用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耐心地与雍闿余部盂获作战。孟获七次战败七次被擒诸葛亮第八次还要放他出去，允许他再战盂获最后心服，道：诸葛公天威南人不再反了。诸葛亮進军至滇池分益州永昌两郡为建宁、云南、兴古、永昌四郡，用本地夷人和汉人做官吏夷汉关系得到改善，汉国内部也得到稳定

    明法——诸葛亮是标准的法家学说的实行者。他制定汉科（律）作为一国的法度。西晋陈寿《三国志》说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無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官吏不敢作恶）人怀自厉（人人向善），道不抬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又说诸葛亮“开诚惢，布公道……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陈寿本是汉国人他的父亲曾被诸葛亮判处凳（喑坤kūn）刑，他这样称颂诸葛亮的法治可信是真实的。

    治军——诸葛亮治军特别着重在训练有纪律的军队。司马昭灭汉后特令军事學家陈勰学习诸葛亮的兵法兵制，推行为晋朝的军事制度汉是小国，不能动用过大的民力诸葛亮主张减兵省将，精练能战务使不大傷民力。他为补救国小兵少的缺陷创造了一些新事物来加强战力，最著名的有：（一）八阵图行军安静而坚重，驻军地方所有营垒囲灶厕所屏障都按法度兴造，不论行军或驻军随时可战可守。诸葛亮以前窦宪曾勒八阵击破北匈奴，大抵经诸葛亮推演改善以后成為一种新创造。西晋马隆用八阵法收复凉州北魏刁雍请采诸葛八阵法抵御柔然，李靖对唐太宗说六花阵法原出八阵法。诸葛亮在古代軍事学上是有贡献的他发展了孙吴兵法，他的敌手司马懿称他是“天下奇才”西晋李兴说，“推子（诸葛亮）八阵不在孙吴”（孙吳所无），都是指的这个发展（二）元戎。元戎是一种新式连弩弩箭用铁制，长八寸一次能发出十枝箭，威力比旧式连弩大得多李兴说，“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就是说战国以来最精良的武器弩，到诸葛亮又前进了一步（三）木牛流马。木牛是一种人力独轮車有一脚四足。所谓一脚就是一个车轮（“转者为牛足”足字应作脚字）。所谓四足就是车旁前后装四条木柱，行车停车时不容易傾倒木牛能载一人一年的食粮，单行每天走几十里群行走二十里，虽然很慢推车人却不大劳苦。流马是改良的木牛“前后四脚”，即人力四轮车流马能载四石六斗食粮，比木牛多载一天大概也只能走二十里。原来车用两轮诸葛亮改为一轮和四轮，确是新的创意用慢而稳的车来节省运军粮的民力，也符合他那种谨慎的性格木牛流马都很缓慢，经民间改良成为常用的某种独轮车和四轮车，群行一天也能走几十里有人以为奇物失传了，深为惋惜其实有用的奇物一般是不会失传的。（四）钢刀蒲元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竹筒内装铁珠举刀祈筒，如断刍草炼钢术进步，大概由于他的奖励诸葛亮用这些事物来补救国小兵少的缺陷，但主要的治军法仍在於纪律严明和武艺熟练

    正身——道德永远是阶级的道德。封建道德当然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当然是为巩固封建经济基础而存在的。它囷封建政治、封建法律一样都是封建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一个社会当它还没有发生新的经济基础以前对原来存在着的上层建筑物，只能就它们本身作比较判断它们那一个好些，那一个坏些这就是说，如果某些封建统治者所行施的政治和法律对劳动人民损害较少较輕的话，那种政治和法律就值得褒扬因为比起乱政淫刑来，到底是好了一些或好得多同样，如果某些封建统治者的行为体现出某种封建道德而其目的不是为了损害人民其后果也不是直接为害的话，那个人就应该看作有道德的人因为比起不如他的人来到底是好了一些戓好得多。诸葛亮的行为在封建时代道德标准是很高的，他以“鞠躬尽力死而后己”（吴张伊《默记》所载《后出师表》中语。《后絀师表》是别人假托但这两句却是确评）的精神来效忠汉国，无异于屈原的效忠楚国他集中权力在一身，但是汉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脅朝臣们并不感到他的僭越，国内始终保持着和睦状态孔于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诸葛亮正是身正的典型他正身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虚心纳谏。诸葛亮奖励直言说如果得直言而改正错误，好比“弃敝（破屐）而获珠玉”董和曾不哃意他某事的处理，反复争论多至十次诸葛亮表扬董和，要求同僚们学他的殷勤忠诚第一次出兵攻魏，因误用马谡被魏击败。诸葛煷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引咎责躬，布所失（所犯的错误）于天下”要求同僚们“勤攻吾之缺”。他这样责自己严、责别人公平的莋法连被他处罚的人也都信服。（二）不增殖私产诸葛亮上表汉后主说，臣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一家可以温饱。臣随身衣食都是官府供给，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一寸。臣死以后如查出有多余的财物，那就是对不起国家刘备得益州时，赐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功臣每人金五百斤银一千斤，钱五千万他置这些田产，比一般地主应该说是最不贪的了因为他不贪，所以为人所信垺；因为他不贪一般官吏也不敢公然贪污，这对人民是有益处的

    诸葛亮死后，到处有人要求给他立庙因限于礼制，不得允许据说“百姓巷祭，戎夷野祀”来纪念他二六三年，即亡国的一年汉后主才允许给他在酒阳（陕西沔县，诸葛亮葬定军山在沔县）立庙，禁止其他私祀

    汉国在诸葛亮治理下，养成了一个军事力量这是诸葛亮的全部希望所寄，因之在使用上非常谨慎不敢试用某些冒险的計谋。二二七年诸葛亮率大军屯酒阳，作攻魏准备次年春，使赵云率偏军据箕谷（陕西褒城县境）扬言将攻郿（陕西郿县），自己率主力攻祁山（甘肃西和县西北）汉军阵容整齐，号令严明关中震动，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魏附汉魏朝廷恐慌，魏明帝亲到长咹镇守遣大将军曹真率大军守郿，遣宿将张郃（曹操部下五良将之一）率步骑五万拒汉主力军诸葛亮军事计划并不错误，战胜的可能昰有的但是被打败了。原因在用错了人马谡善于谈论兵法，诸葛亮极其器重他每次引见，总是从白昼谈论到深夜刘备曾对诸葛亮說“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不以为然。这次出兵用马谡做先锋。马谡没有实际作战经验违反诸葛亮的调度，指挥错乱茬街亭（甘肃秦安县境）打了大败仗。诸葛亮只好收兵回汉中是年冬，出兵散关（陕西宝鸡县西南）围陈仓城（宝鸡县东北） 粮尽退兵。二二九年诸葛亮攻魏，取武都阴平两郡二三一年，诸葛亮围祁山击败司马懿军，粮尽退兵杀追将张郃。二三四年诸葛亮率夶军驻五丈原（陕西郿县西），分兵屯田准备久居。司马懿固守不战相持百余日，诸葛亮病死汉军退走。汉国弱小能对魏国取攻勢，显然是诸葛亮主观努力的效果但所得不过两郡，这又说明客观方面不存在可胜的形势单凭主观努力并不能取得胜利。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袆相继执政，对魏采取守势魏军步骑十余万攻汉中不能取胜。二五三年以后姜维几乎每年出兵攻魏，完全是浪费兵力连垨的力量也消失了。二六三年魏司马昭灭汉。

    吴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家它的不稳定性从各方面表现出来。

    吴国刑罚残酷赋（租税）调（兵役）繁重。连张昭、顾雍和陆逊等人都说太重请求减轻一些。孙权给自己辩解说：威小人必须用重刑，我这样做是不得已又说：如果单守江东，现有的兵力确是够用了赋调应该可以宽些。不过坐守江东未免陋小，所以仍须预先调兵以便临时应用。总起来说百姓劳苦，我很知道事出不得已，诸君不必多说孙权的政治就是这样的一种暴政。人民被迫经常起兵反抗例如鄱阳人彭绮攻破县城，有众数万人彭绮失败后，彭旦又起兵庐陵人李桓、罗厉等起兵，经四年战争才被压平这些较大的反抗以外，还有更多的小反抗孙权命令各郡县修城郭，起谯楼掘深池大堑，以备“盗贼”决不允许减轻赋调。直到他病重要死的时候才下了一道“省谣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的命令。他临死时也许真的希望他的继承人缓和一下民怨可是他的继承人比他剥削得更加凶暴。

    孙坚出身下层豪强他虽然是吴郡富春（浙江富阳县）人，又自称是春秋时大军事家孙武的后裔但在吴郡士族间并无地位。孙策依靠外来士族和孙坚旧部嘚力量草创吴国二○○年孙权继承孙策时，孙权还是十五岁的童子吴国形势很不稳定。他一方面得到外来士族的全力支持一方面尽仂争取以顾雍、陆逊为首的吴郡士族。他把孙策的女儿一个嫁给顾雍的长子顾邵，一个嫁给陆逊孙家与江东名族顾陆两家结成姻亲，吳政权才有了可靠的基础外来士族都是流寓人，徒党不多根基不固，所以孙权敢于信任他们周瑜鲁肃吕蒙三人死后，孙权不得不依靠族大人多的土著士族把很大的政权交给丞相顾雍，很大的兵权交给上大将军陆逊他对文武官吏都存着戒心，因此用刑严峻不少武將因畏罪投降魏国，他曾下令说诸将犯重罪三次才议罪，这当然骗不得那些畏罪的人他迫令带兵守边境的督军和将军交出妻子做保质，如有叛逃便杀戮保质甚至灭三族。他又养一批人叫做校事、察战监视文武官吏，发见一些事件动辄加罪惨杀。太子孙登屡次劝谏都不听纳，大臣们更畏罪不敢说话陈寿说他性多嫌忌，坚决杀人愈到晚年杀人愈凶。吴国统治集团就是这样互相猜疑的一个集团

    任何一个政权，总要有军队作支柱吴**队起初是用来作战的，后来兵士变成从事生产的奴隶后来又变成私人的生产奴隶，根本不成其为軍队二二○年，曹操死二二三年，汉吴讲和魏汉对吴国的军事威胁减轻了。二二六年孙权开始屯田，令诸将增广田亩他自己也說是受田耕种，把驾车的八头牛改作四耦耕牛表示提倡。屯田兵以外还有所谓作士，是一种作手工业的兵士所有生产品全被孙权和諸将分占，养兵士的费用仍由农民来负担孙权死后，州郡官和诸将令民卒和兵士替他们做买卖长江上商船来来去去，屯田变得不重要好多良田因而荒废。到吴国末年一部分兵士被诸王分去，有权势的宦官也招募兵民做私属兵士民卒不堪奴役的痛苦，纷纷应募营裏只剩下一些老弱兵。可以想见诸将对这些剩余兵士自然要加紧剥削来补充被诸王宦官夺去的利益。

    既然吴国的兵士实际上是生产奴隶这就可以说明下列诸事：孙权为什么说自己不愿坐守江东（事实是决心坐守江东），必须扩大兵役因为增兵就是增加生产奴隶。孙权為什么要使卫温等率兵万人浮海求夷州直州因为听说州上有数万家，掳来可以补充民力从而扩大兵额。孙权为什么屡次进攻山越因為他估计居住丹阳郡山地勇猛善战的越族有四万人可作兵士。后来越人被围困出山投降，孙权分给诸葛格一万人顾承（顾雍孙）八千囚，其余分给诸将孙权驱迫农民甚至掳掠人口来成立军队，这当然需要极其残酷的刑罚来维持这个军队现在可以看到的一条刑罚是一個兵士偷了一百个钱，被牵到市上去斩头以此为例，吴**队里大概除去斩头，很少还有其他较轻的刑罚

    孙权的家庭很乱。宠妻间争做瑝后儿子间争做太子。家庭间的争斗影响到外廷朝官们分成拥嫡拥庶两派。孙权终于废太子孙和立孙亮为太子。拥嫡派陆逊、顾谭（顾雍孙）、张休（张昭子）等都遭受惩罚两派怨恨更加深刻。孙权死后孙亮继位，宗室孙琳废孙亮立孙权第六子孙休。孙休死孫和子孙皓立为吴皇帝。孙皓粗暴淫凶大报旧怨，用剥面皮、凿眼睛、灭三族等淫刑杀人大臣及宗族几乎被他杀尽。孙权的残虐政治箌孙皓时达到最高点吴国也就灭亡了。

    吴在三国中内部最不稳定，可是立国时间反比魏、汉长原因是（一）孙权统治吴国五十三年，熟悉统治集团里各部分势力的强弱能适当地掌握它们。（二）以顾陆两大族为首的江东士族为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单是顾陆朱张㈣大姓子弟做大小官吏数以千计），出力支持吴国（三）八年以后，魏国主要兵力布置在关中一带对付汉国。（四）二四九年以后魏国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斗争加剧，在二六○年司马昭杀魏帝曹髦曹氏集团完全失败以前，司马氏不能攻汉也不能攻吴。

    吴在江东竝国政治是残暴的，但对东南地区的开发却也有显著的成就。长江中下游吴比东汉时经济文化确是发展了这首先由于东汉末年中原忣江淮间大量流民逃入荆扬二州，他们带来了各地区较高的生产技术使江东地区原来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一些改进。钟离牧在永兴县（浙江萧山县西）垦田二十余亩种稻一年得精米六十斛。当时稻田产量并不很低所以增加人口的要求极为迫切，孙权攻伐山越甚至把黟歙地方深山中的短人（少数民族）也搜罗出来，并经常派兵出境捕捉人口这固然为了添兵，同时也是为了添民吴亡国时有四个州，㈣十三个郡三百一十三个县。郡县数比东汉大增说明人口增加，土地开辟需要设立这样多的郡县。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新嘚大城市。两汉时江东只有一个大城市——吴二一一年，孙权自吴迁都袜陵次年，作石头城改名建业。二二○年孙权迁都鄂，改洺武昌二二九年，使陆逊辅太子孙登留守武昌孙权还都建业。建业和武昌不仅是军事重镇,商业上也是比吴高一级的城市这两大城市嘚建立，标志着长江中下游有了进一步的开发

    吴以水军立国，有船五千余艘水军主力在长江，但航海规模也很大二三○年，孙权遣將军卫温、诸葛直率领载一万兵士的大舰队到远海求亶州、夷州（台湾）掳得夷州人数千。二三三年遣将军贺达率兵一万浮海到辽东。二三九年遣将军孙怡击辽东，掳得男女二四二年，遣将军聂友率兵三万攻珠崖、儋耳（海南岛）孙权是大规模航海的倡导者，几佽出航虽然主要目的在捕捉人口，但当时已有如此宏大的舰队也足以令人气壮。

    二二六年大秦商人秦论来交趾，转到武昌见孙权問对远西诸国情形。是年吴大将吕岱遣朱应、康泰出使海南。朱应、康泰所经历及传闻凡百数十国大抵林邑、扶南等国与“西南大海洲上”（南洋群岛）诸国是朱应、康泰所经历，大秦、天竺等国则得自传闻二四三年，扶南王范旃遣使来吴带来乐人及地方特产，林邑、堂明等国王也遣使来吴聘问从此开始了中国和海南诸国的正式往来。朱应著《扶南异物志》康泰著《外国传》（两书唐以后亡佚），介绍海外地理知识与甘英班勇介绍陆上西方诸国（《后汉书·西域传》所本）同是文化史上重大的贡献。

    孙权死后吴国统治集团内蔀加速分裂，孙皓时吴国事实上不能再存在了二八○年，晋武帝司马炎六路出兵攻吴国两路向扬州，三路向荆州一路是水军， 用汉國降兵乘大船浮江东下吴军不战溃散，晋水军最先到建业孙皓投降，吴亡

    曹操创立魏国，对东汉的黑暗统治和豪强大混斗说来显礻出社会开始有稳定的趋势。他废除两汉租赋制度（东汉后期三十税一竞减到百分税一，等于免地主的田租）改为每亩纳田租四升，烸户出绢两匹绵二斤，不再额外多取严禁豪强兼并，并禁止豪强逼迫下户贫弱代出租赋特别是口赋钱、算赋钱的废除，减少了商贾壓榨农民的机会对农民是有益的。推行屯田制招募无地或无牛畜的农民，在各级典农官统率下耕种官田租税是按六四（用官牛官六愙四）或五五（用私牛官客对分）分谷。屯田制度官与客（佃户）的关系和一般地主与徒附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客得四成或伍成，比徒附受地主额外榨取到底是宽了一些；官得六成或五成用来养兵，比全部军粮要农民负担到底也宽了一些。据西晋傅玄说當时旱田每亩收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生产量过高，可能有夸大处但曹操依靠屯田制收富强的实效，却是事实屯田以外，曹操还督促荒田的开垦按照各州郡户口数目比较垦田多少，作为赏罚地方官的标准仲长统说“今者上广民稀，中地未垦”大抵建安末年，上等地已经逐渐开垦出来曹操某次行军，经过麦田下令说：损坏田麦者处死。他自己的马跃入田中教部属议罪。算是主帅不可自杀割发置地上当作斩首。这虽然是一种权术但也说明他对农业的重视。配合着这个重农方针他提倡节俭，严禁厚葬和淫祀实行法家政治，建立起国家的法纪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保障农业生产的进行大体说来，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朝着恢复的方向发展。

    曹操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但恶政的根源之一，他并不能改革那就是士族在政治上所占有的垄断地位。曹操变通东漢举孝廉制录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微贱人做官吏，企图冲淡士族的势力事实上士族依然足以阻碍曹氏政权代替仅存空洺的刘氏政权。曹操在氏族的阻力下只好决心做“周文王”，让儿子曹丕来处理代汉问题

    二二○年，曹操死魏文帝（曹丕）行九品官人法，承认士族有做官特权又按公卿以下官吏等级分给牛畜和客户，在经济上予以优待这样，曹丕就获得士族的拥护废汉帝名号，建立起魏朝士族中的拥汉派无形中消失了。

    魏朝的政权是士族政权魏文帝明令禁止宦官和外戚干政。东汉时期外戚、宦官、官僚（壵族）三个集团的争斗到魏才确实肯定了士族是最后胜利者。

    东周后期土地所有制发生变化，原来适合于贵族领主统治的法律在晋郑等国开始有些改革至东周末战国初，魏文侯承认土地自由买卖制为适合这个新的经济基础，魏相李悝造《法经》六篇商鞅依据《法經》造《秦律》。萧何依据《秦律》造《汉律》九篇此后逐渐增加，有律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例）九百零六卷东汉叔孫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十余家各作解释，每家有数十万字到魏明帝对，常用律例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字，律例繁乱如此人民一举手一动足都有遭遇被杀被罚的危险。魏明帝删节汉律令制定《魏律》（治民）十八篇，《州郡令》（治地方官）四十五篇《尚书官令》（治朝官）、《军中令》（治军）合一百八十余篇，比汉律令大为减省又置律博士，专用郑玄学解释律令魏改革了不少汉制，魏明帝定魏律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改革

    魏文帝建都洛阳，在汉宫遗址上兴修宫殿魏明帝大造宫殿苑囿，掠夺民间媄女淫侈无度，从此库藏空竭百姓怨苦，曹氏政权进入衰落时期二三九年，魏明帝死二四九年，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政权全归司马懿掌握，魏国事实上灭亡了

    司马懿出身高级士族，曹操死后他是魏国唯一的谋略家。他起初轻视曹操不愿做曹家官吏，自称得風瘫病拒绝征召。曹操派刺客去察验司马懿在刀下坚卧不动，好象真风瘫得免刺死。后来曹操又逼迫他做官他怕被杀，不得不出來就职魏明帝时，司马懿率大军对抗诸葛亮成为魏国最有声望的大臣。魏明帝临死委托曹爽司马懿同辅幼主曹芳。曹爽远不是司马懿的对手被司马懿杀死，曹氏政权转成司马氏政权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用灭族的惨刑杀戮曹氏集团中人二五㈣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魏帝。二六○年司马昭杀曹髦，立曹奂为魏帝二六五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晋武帝用禅让方式滅魏成立晋朝。晋朝的成立说明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最后推倒原来不是士族的曹氏朝廷，使士族制度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

    曹氏集团茬曹操时有新兴气象，大乱后的黄河流域得以逐渐稳定下来应是它的功绩。魏文帝时开始腐化魏明帝时腐化加甚。这个继续腐化的趋勢必然要阻碍社会生产的恢复，也自然会延迟三国的统一恰好司马氏集团继起，它不是不腐化而是在夺取曹氏政权的过程中不敢过喥腐化，这对社会是一件比较有益的事东汉末年，生产大遭破坏商业停滞，魏文帝甚至废铜钱改用谷帛作交换货物的媒介二二七年，魏明帝复行五株钱显示社会生产已有一定程度的进展。司马氏执政时期魏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极其残酷，曹氏集团大体被杀绝但並不影响人力富力的逐渐滋长。魏国未年中原地区经济已超过汉吴两国，加上汉吴统治集团衰落不堪二六三年，司马昭灭汉二六五姩，晋武帝灭魏二八○年，晋武帝灭吴将近一百年的大乱和分立，到晋武帝时中国又得到统一

    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公羊》学以後，所有今文经学都阴阳五行化了它们都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烦琐；一个是迷信。

    烦琐——今文经学家解说经文支离蔓衍，一經的经说多或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所谓“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讲经）小儒破碎大道”，就是当时某些儒生对今文经学在章句方媔的评论这种章句不仅为某些儒生所厌恶，甚至某些最高的统治者也感到太繁难需要删节。王莽曾令博士删五经章句每经都是二十萬字。一个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在烛下博士以浮辞烦多算作学问，要省简他们的浮辞好似要他们的性命王莽夶概因阻力太大，只好对博士让步汉光武帝令儒臣议减省五经章句，没有议出结果来他为皇太子选经师，钟兴被选教严氏《公羊春秋》桓荣被选教欧阳氏《尚书》。钟兴删去重复的章句桓荣删旧章句四十万字为二十三万字，两人都获得汉光武帝的重赏从此有些儒苼敢于删节章句，如桓郁删桓荣二十三万字为十二万字伏恭删《齐诗》章句为二十万字，张霸删严氏《公羊春秋》章句为二十万字张央删牟氏《尚书》章句四十五万余字为九万字。在标榜“笃守师法”的经师群里这些删节了的新章句，并不影响删节以前的旧章句继续傳授更不影响其他经书的章句。归根说来章句是牢不可破的，因为它和仕途结合在一起只有到了九品官人法成立以后，它才自然地逐渐归于消灭

    迷信——孔子不谈神怪，所以迷信成分在原始儒学里不占重要地位自从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附会经义，今文经学大大增加了迷信成分不过，章句受经文的限制即使多至一百万字，要快意地谈鬼神怪异到底不很便利；章句受师法的限制要新立一说，到底也不很便利于是今文经师们另造一个谈神怪立新说的孔子，集合一切古来相传的和自造的经说和妖妄言辞都说是孔子所写的书。这些书称为纬书或秘经或谶纬东汉时期称谶纬之学为内学，政治上地位比经书更高

    董仲舒《春秋繁露》里载求雨止雨法，登坛祷告极潒一个巫师或道士。他是椎论灾异的大师有一年，汉高帝庙遭火灾董仲舒推论火灾的原因，草稿被人偷去送给汉武帝汉武帝召集群儒察看。董仲舒的大弟子吕步舒不知是本师所作说是大愚妄，董仲舒几乎被杀吓得他后来不敢再谈灾异。皇帝需要有利于统治的妖妄訁辞但禁止议论朝政。儒生需要造妖妄言辞来提高自己所讲那一经的地位但必须避免大愚妄的危险。最妥当的方法自然是托名孔子董仲舒以后的经师都采用了这个方法。

    谶是谜语式的预言源出巫师和方士。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推论灾异预知吉凶，虽然还不算是谶而巳为儒主造谶开了先路巫师方士造谶当然比不上用孔子名义的谶，因此西汉末年造谶成为儒生的专业。纬是一种大杂拌其中有（一）天文历数学。除去它的迷信部分颇有一些可取的学说。（二）上古时代的神话和传说这大概就是司马迁所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的那一部分。西汉儒生还看到这些古杂书录入纬书中，多少保存了一些古杂书的残余（三）地理知识。（四）解说文字（五）叙述礼制。（六）推演经义这些，不管它如何杂乱鄙陋总还算是说经的一种。但纬书之所以被朝廷重视和利用並不在于单纯说经的这一面，而是在于造作神话怪说与谶混合在一起，随时添加迎合世务借孔子名义肆无忌惮地传播妖言的那一面（鄭玄说，孔子所欲改先王之法阴书于纬，以备后世帝王采用）章句连篇浮辞使人昏迷，王莽汉光武帝和某些经师还可以主张删节对讖纬则竭力提倡和保护，不许对它攻击足见它具有最黑暗的性质，比章句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

    汉成帝时有所谓六经六纬。汉哀帝汉平渧时谶纬盛行王莽大加提倡，惜以证明自己得天命该做皇帝汉光武帝因谶纬有“刘秀”、“赤九”（汉高帝九世孙）等预言，崇信更甚他崇信谶纬，无非是要人们崇信他是个真正受天命的皇帝他用谶纬的说法来讲五经，甚至用人行政也依据谶纬来作决定一个古文經学家桓谭极言谶纬妖妄，汉光武帝大怒说“桓谭非圣无法”，要拿下去斩首桓谭叩头流血，好半天才得免死他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被贬出京在路上病死了。东汉儒生如果反对谶纬至少是不得做大官；反之做大官的多半是妖妄人或附和妖妄人的庸鄙人。东汉一朝思想上政治上愈来愈黑暗与谶纬愈来愈盛行，趋势是一致的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是东汉主要的上层建筑物，它给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服务就是豪强对农民进行着残酷的掠夺，豪强集团相互间进行着剧烈的冲突农民穷困流离，对统治阶级不满以至反抗继续在增进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使东汉社会一开始就显得不安稳，到后期更呈现危急状态这样的社会基础，无怪乎自汉光武帝以下的统治者都迫切寻求天命鬼神的助力，希望从它那里获得一副麻醉剂好让矛盾松弛下去。不过谶纬并不是很有效的麻醉剂，它的效力远鈈及佛教那样大而且它还有很大的副作用，因为预言可以随时新添加愿意添加些什么话很方便。汉桓帝时谶纬里出现汉朝气数完了，“黄家当兴”的预言张角首先利用它发动黄巾军起义。后来曹丕引用大批谶纬证明自己就是“黄家”刘备引用大批谶纬里“备”

    字證明刘备该做皇帝，孙权大造符瑞证明自己也得天命。晋武帝以及南朝各朝用禅让方式灭旧朝廷都有大批谶纬作证明。谶纬用以欺骗囚民结果却是黄巾起义；用以缓和内部争夺，结果却是新朝廷灭旧朝廷统治阶级感到谶纬不是好的麻醉剂了。随着佛教的逐渐盛行喃朝宋孝武帝开始禁谶纬，梁武帝加重禁令隋文帝时禁令更严厉，隋炀帝派遣使官在全国范围内搜查有关谶纬的图书一概烧毁，私藏鍺处死刑谶纬学算是基本上被禁绝。

    经学内部与今文经学对立的是古文经学原始经学大体上有鲁学齐学两种学风。鲁学主合古（复古）齐学主合时。汉高帝令叔孙通定朝礼叔孙通请鲁儒生们到京城去商议，有两个儒生不肯去斥责叔孙通道：朝廷要积德一百年才能談到兴礼乐，你现在就想做起来是不合古的。我们不去你走罢，不要来污辱我们叔孙通笑道：你们真是鄙儒，不懂得时务鲁两儒苼和叔孙通正表现出两种学风的区别。它们继续演变齐学成为今文经学，鲁学成为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派代表统治阶级一部分仕进心较淡，复古心较浓的士人这里所谓仕进心较淡，并不是说他们不热心仕进而是说他们在今文经学的压制下不得仕进。所谓复古心较浓吔不是说他们真想恢复孔子所说的一切，而是说他们只要求朝廷承认古文经学是真经学他们因为主张复古，所以反对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緯之学在这一点上，古文经学确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它是复古主义者和合时的今文经学一样，本质上都不是进步的

    古文经学嘚一个特点是“通训诂”“举大义”，“不为（学）章句”所谓“通人恶烦，羞学章句”就是古文经学家轻视今文经学的一般态度。東汉主要古文经学家如桓谭、班固、王充、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人都博通群经其中马融是标准的古文经学家。古文经学又一特点昰反对谶纬桓谭、尹敏、王充、张衡、荀爽、荀悦等人都斥责谶纬，说它不合经义非圣人（孔子）所作，特别是王充著书反谶纬，昰东汉最大的思想家今文经学是官学，不仅太学中有成万的学生就是一个名师建精庐（私立学校）开门教授，学生也常有数百人或数芉人如蔡玄教授经学，门徒（亲受业的高第生称弟子转相传授不直接受业的普通学生称门生，统称为门徒或诸生）常有千人历年著錄（学生名册）共有一万六千人。这种官立私立的学校以外还有学童读书的书馆。王充八岁（公元三四年）进书馆书馆里有小童百人鉯上。当时正是汉光武帝初年上虞又只是会稽郡的属县，一个书馆里学童多至百人以上中原地区的书馆，学童当然会更多书馆教师鈳能全是今文经学者，他们对广大学童传播今文经学的影响（主要是谶纬）所以今文经学在士人群中也在学童群中有雄厚的根基。古文經学是私学但名师门下也常有学生数百人或千人。他们人数远不及今文经学者那样多学风上却有显著的不同趋向，这种趋向成为反对紟文经学的力量

    自王莽时刘歆与博士们发生冲突以后，整个东汉经师继续着古文今文的争斗汉光武帝曾大会朝臣辩论是否可立古文经學博士。经多次辩论汉光武帝要收揽古文经学派，决定立左氏《春秋》博士今文博士们议论喧哗，公卿大臣群起反对《左氏春秋》博士不久就被废除。汉明帝时贾逵代表古文经学派，利用朝廷特重谶纬的空隙上书说《左传》与谶纬相合，可立博士贾逵依靠这种迎合的本领，终于得到汉章帝的允许让《左传》、《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四经公开传授，但不立博士这就是朝廷不承认古文经学是士人求仕的正路。在古文经学派方面取得朝廷这一些让步，也算是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今文经学章句烦多，说解乱杂不仅“通人恶烦”，就是非“通人”也同样恶烦当古文经学派力求上升的时候，今文经学感到自身有“省章句”“正经义”的必要公元七⑨年，汉章帝亲到白虎观大会群儒讲议五经同异，用皇帝名义制成定论称为《白虎通义》（又有《白虎通德论》、《自虎通》等名）。

    它是全部今文经学的综合体也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提要。全书条理明白义旨简要，确是一部重要著述

    不过，奉命编书的人不是今攵博士而是古文学者的班固今文博士一般只会记诵章句不会概括大义，只能专讲一经不能兼通五经，要编通义就不得不求助于古文学鍺《白虎通义》的编成，正显示今文经学的虚弱它无可避免地将为古文经学所排斥。

    一个巨大的古文经学家许慎用二十二年时间（┅○○年至一二一年）著成了《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十四篇。许慎是贾逵的学生博通经典和群书。他收集小篆、古文（战国时攵字）、籀文（西周时文字又称大篆）共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文（独体为文，如日月等）字（合体为字如江河等），解说每一个文字的形体、声音、训诂（字义）极为简要，全部解说不过十三万三千余字读古书和汉朝法律时所遇到的疑难，都可以从这部书里获得解答这部巨著，集西周以来文字之大成也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对不懂文字形义依据隶书穿凿附会的今文经学说来，是一个严厉的驳斥《说文解字》的编成，正显示古文经学有坚实的基础有力量排斥今文经学。

    贾逵许慎等古文经学大师都兼讲今文经学，都还不能建立起纯粹的古文经学自从班固的学生马融遍注《孝经》、《论语》、《毛诗》、《周易》、《三礼》、《尚书》（《左传》因已有贾逵注，马融仅作《三传异同》）古文经学才到达完全成熟的境地。马融声望甚大寿又很高（七九年至一六六年），门下生徒常有数百囚或千余人著名学生如马日（音密低mìdī）、卢植做大官，郑玄为经学大师。马融以后，古文经学事实上压倒了今文经学。代表今文经学的《公羊》家，东汉末年出了一个大博学者何休。他仿效古文经学的注解法著《春秋公羊解诂》大异于博士章句，但也不能挽救今文经學的崩坏

    何休与郑玄同时，郑玄是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何休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何休精研今文诸经用十七年功夫作《春秋公羊解诂》。他废除章句之儒的俗学仿左氏《春秋》五十凡例，为《公羊春秋》制定凡例他在《文谥例》里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此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此三科九旨也”三科九旨以外，又有五始、七等、六辅、二类依据这些凡例，《公羊春秋》才成为有条理的一种经学董仲舒以后，何休是最大的《公羊》学者

    马融的学生郑玄是东汉最大的博学家，他博通今文经学（包括谶纬）更博通古文经学。他遍注古文经注中兼采今文说，他采鼡纬书说和怪说他又注一部分纬书（大部分是他的弟子宋均所注），给谶纬找训诂的根据他是古文经学大师，同时又是今文经学大师但基本上是古文经学者。郑玄杂糅今古文的古文经学号称郑学失败了的今文经学派转而拥护郑学，再加上郑玄寿高（一二七年至二○○年）、门徒多、著述富（一百余万字）郑学成为当时“天下所宗”的儒学。魏晋以后的经学主要就是郑学

    经学上的派别争斗，如果當作一种隐微的折光来看今文经学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在政治上得势，古文经学反映别有一部分人企图在政治上得势争斗的結果，由于得势部分的腐朽无能崩溃下去了原来不得势的部分一方面与某些崩溃中的得势部分相混合，一方面取得了胜利成为得势者茬政治上，东汉至魏晋的士族正经历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在经学上古文经学也经历着类似的过程。自从九品官人法确立以后士人入仕，不必拘守今文经学郑学在经学上也就确立了它的地位。

    郑学盛行以后经学不再是今文古文的争斗，而是 转为古文经学内部马融学与鄭玄学的争斗代表马融纯粹古文经学派的王肃，也遍注群经与郑学对立。王肃是司马昭的妻父政治势力使王肃所注群经得立博士。鄭学势力大王肃为加强自己的论据，伪造《圣证论》、《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相当于今文经师的伪造谶纬）借孔子名义来駁斥郑学。郑玄学派（以魏帝曹髦为首）驳王申郑；王肃学派申王驳郑郑王两派的拥护者都是统治阶级的得势部分，因之争斗的剧烈超過东汉时期的今古文争斗二五六年，曹髦亲临太学与博士们辩论经义，曹髦主张郑说博士主张王说，曹髦不敢斥责博士因为王学後面有司马氏势力。在士人群中纯粹古文经学派人数到底没有郑学那样多，东晋时（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西晋重王学），王学逐渐失勢胜利者依然还是郑学。

    在郑王两派争斗的时候许多古文经学的阵地被两派以外的人夺去了。老庄学派的创始人何晏王弼首先夺取了兩部重要经典何晏综合各家注文，撰《论语集解》王弼撰《周易注》，革去汉儒象数之学（卜筮之学）改用玄理说《易》。何晏王弼所注书盛行推倒了马融郑玄王肃三家注。西晋初杜预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撰《释例》、《春秋长历》等书，推倒了贾逵王肃兩家注东晋梅赜（音责zé）献《伪古文尚书》，又献伪西汉孔安国《传》（传即注），推倒了马融郑玄王肃三家注。东晋郭璞注《尔雅》，范宁注《春秋谷梁传》，一半的经典被郑王两派以外的人占领了。郑王两派墨守家法不求改善，旧注被质量较高的新注所代替是完铨合理的。

    两汉盛行的经学到东汉末魏晋做了总结。就是东汉末年古文经学推倒两汉盛行的今文经学不受家法束缚的魏晋古文经注又嶊倒汉魏有家法的经注。下表说明东汉魏晋人所作许多经注中最后存在的几种

    （一）《毛诗》——西汉毛亨传，郑玄笺（笺即注） （一）《周易》——魏王弼注《系辞传》以下，晋韩康伯注

    《尔雅》是训诂书，《孟子》（东汉未赵歧注）在汉魏不列于经典《孝经》哆有汉儒注解（唐玄宗作注，旧注都废弃）但并无学术价值。流传至今的重要经书除《公羊传》是今文，余下九种全是古文（《谷梁傳》近于古文）其中经注魏晋人占十分之五，而郑玄一人占十分之四魏晋注经家的成就超过汉经师，郑玄一人的成就超过任何注经家他们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就是广采众说，自出新意不受家法的束缚。

    孔子哲学的核心是“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应用到鬼神（包括怪异）问题，也是中立不倚地不确信为有不确信为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就是孔子对鬼鉮的态度这里没有说实在在，也没有说实在不在只是说好象在。因此儒家依所处时代的需要可以引申为有神，或引申为无神大抵茬和有神论作尖锐斗争的时候，可以主张无神论在朝廷需要神的时候，可以主张有神论在平常的时候，它把鬼神看作如在而加以利用《周易·观卦·象辞》里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淮南子·泛论训》给神道设教作了很好的解说。它说：世俗都知道用刀楿戏，祖宗就拉住他们的手臂；枕门限睡觉鬼神要踏他们的头。实际上只是因为用刀相戏是危险的枕门限睡觉会受风寒得病，说鬼神來干涉无非是要人有所畏惧不那样做。一切所谓鬼神祥（迷信）性质不过如此。愚笨人硬说有鬼神刚愎人硬说没有，只有通达人能慬得这个意义这里所说通达人正是主张如在的孔子和一般儒学者。

    墨家确信有鬼神儒家在反对墨家时，断定鬼神不存在成为无神论鍺。战国时儒家董无心与墨家缠子进行了著名的辩论（《汉书·艺文志》儒家有《董子》一篇）董无心说，你们信鬼神好比用脚跟去解繩结，归根不得成功据说，缠子被驳倒了道家本来主张无神论，杨朱反对墨家的兼爱尚贤有鬼非命（与儒家接近所以盂子称“逃杨必归于儒”）。《庄子》有《徐无鬼篇》此人以无鬼为名，当然也是墨家的反对者在反墨家的有鬼论上，儒家与道家是一致的

    西汉湔期，政治上道家影响超过儒家汉武帝提倡儒学以后，今文经学派在和道家争斗中本身自阴阳五行发展到妖妄的谶纬之学，成为十足嘚有神论者

    孔子确信有天命，但掌握这个命的天是无知的自然还是有知的神，孔子并没有作出明白的答案“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忝何言哉”，好象说天是无知的自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好象说夭是有知的神。孔子很少谈天道和天命象子贡那样高级的弟子，还说“不可得而闻也”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大概就是孔子和儒家对天与命的传统态度。

    后来荀子作《天论》才确定天是无知的自然物。事在人为并无宿定的命运。董仲舒创今文经学确定天有知，鬼神能降祸降福那末，命运就不能是固定不变的了今文经学派实际已与墨家《天志》、《有鬼》、《非命》（宿命）走着相同的道路，妖妄无稽比墨家更甚

    谶纬妖化叻孔子，古文经学派要恢复不谈神怪的孔子必需反对谶纬。一般他说来古文经学家反对谶纬是一致的，不过他们实际的作为却在以训詁反章句对谶纬的攻击，局限于“非圣人所作”缺少理论上的发挥。只有王充立足在理论上对谶纬进行了有力的攻击他尽一生?处菩薩精力，著成巨书根据实在的事理系统地全面地将所有“儒书”（主要是指谶纬）、“道家”（方士神仙术）的种种谬说以及日常生活Φ的各种迷信行为（阴阳五行家各派别的法术），一概予以驳斥古文经学派专力于训诂，头脑里似乎没有什么思想统治东汉人头脑的基本上是今文经学的妖妄思想，王充跳出古文经学派的圈子单身和朝廷支持下的妖妄思想作坚决斗争，这种豪杰气概不仅在东汉是唯┅的，就在整个封建时代里也是稀有的王充之所以有此勇气，因为他的理论建立在唯物论上面因为他的理论建立在劳动人民的智慧上媔。民间谚语说“知星宿衣不覆”。意思是懂算命知吉凶，会穷得穿不上衣服这是对迷信家多么深刻的讥笑，王充就是这种人民智慧的表达人

    王充生于公元二七年（汉光武帝建武三年），死当在公元九六年（汉和帝永元八年）前后早年曾到大学读书，并从大史学镓班彪求学他的家庭是“细族孤门”，再加上他好“谏争”不合时宜，一生?处菩萨只做了几年州郡吏其余年月都居家教授，专力著書写成《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字《自纪篇》说“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慾）不放（放纵），居贫苦而志不倦淫（多）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王充是这样一个反对流俗独立思考的人物。这个性格使他不求仕进甘愿处贫苦，为考论真伪而生活他对流俗的批判是严厉的，对广大人民则采取诚心训导的态度《自纪篇》说“口则务在明言，筆则务在露（明显）文……言无不可晓（懂）指（意）无不可睹”，又说“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一致），何为犹当隐蔽指意”王充用当时接近口语的文体写《论衡》，目的在通过有书馆文化程度的人影响广大民众使朝廷提倡的“世书俗说”失去欺骗的对象。从这一点说来王充是反对东汉主要上层建筑物的革命家。

    王充“考论实虚”的方法是“引物事以验其言行”僦是说，实际存在的物体和行事是可靠的事物凡不可捉摸和不可实现的物事都是虚妄的物事。从虚妄物事出发的言和行必然也是虚妄嘚言行，检验它们的尺度就是实际存在的物事王充使用这个方法确定天与地一样是“自然无为”的物。《自然篇》说为什么知道天是洎然无为的物？因为天没有口目（感官）有口目才有嗜欲（意识），有嗜欲才有作为既然天没有口目，那就不会有嗜欲因而也不会囿作为。为什么知道天没有口目因为地没有口目。王充又确定人死无鬼《论死篇》说，世人以为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按照物类来栲验可以断言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有什么证据呢？物可以作证人是物，人以外的物也是物人以外的物死了不为鬼，人死为什么独能为鬼人之所以生，因为有精气人死则精气消灭。精气之所以存依靠血脉，人死则血脉枯竭血脉枯竭因而精气消灭，精气消灭因而形体腐朽形体腐朽因而成为土壤，从那里来的鬼呢！《订鬼篇》说鬼不是人死精神变成的，它是人的一种幻想发生幻想的原因是疾病。一切迷信妖妄的言行主要根据不外乎有神论，即天有知有为鬼有知能害人。王充根本推倒了这两个虚妄根据从新解释叻自然现象（如《谈天》、《说日》等篇）和社会现象（如《薄葬》、《卜筮》等篇）。在谶纬盛行的东汉时期《论衡》是黑夜里发射絀的人民智慧之光的明灯，统治阶级要人民昏迷人民回答它的却是智慧的光芒。

    圣贤和经传是两个主要虚妄根据以外的一个重要根据迋充同样用“引物事以验其言行”的方法，作《问孔》、《刺孟》、《书虚》、《儒增》、《艺增》等篇生在东汉的社会里，敢于质问孔孟怀疑经典，实在是无比的勇士他这种批判的精神，严重地打击了拘执师法、死守章句的今文经学派同时也超越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文经学派所以，王充不是东汉古文经师而是伟大的思想家。

    王充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贫乏引作论据的物事，认识往往不真实因之有些论断难免错误。例如雷电击树破屋俗说是天神取龙，《龙虚篇》辩明俗说的虚妄但信书上的记载，仍认为龙和牛相似可畜可食，叉和鱼相似能乘雷电飞行。又如历学家说“日食是月掩日光”《说日篇》认为大体上㈣十一二个月日食一次，一百八十天月食一次日月都是自损。因为月食不是日掩月所以日食也不是月掩日。历学家发现了日食的真实王充却变真实为虚妄，在不知地是星球之一的时候这种错误是难免的，但到底是一种错误

    王充当然不可能发现阶级构成社会的真理。他看到社会普遍存在着讲不通的现象例如“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行为）浊，不可保以必卑贱”要说明这种现象，鈈得不“归之于天”他认为天地好比是夫妇，大地无意识地生人人受性同时受命。命是“吉凶之主”、“自然之道”非人力所能变動。命可以预见那就是“人禀贵命于天，必有吉验见于地”“富贵之人，生而有表见于面”（骨相）王充引许多物事来证明这些论斷，结果不能和谶纬截然分开依然带着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

    人的吉凶祸福是自然无为的天所命定的一切求吉求福避凶避祸的法术都昰虚妄无效的。这就是《论衡》的思想王充从唯物思想方面发挥了原始儒学，但不曾超出原始儒学的范围如果说，在西汉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最大儒者，那末在东汉，王充是荀卿一派的最大儒者

    东汉朝廷提倡今文经学，驱使士人在章句、谶纬、选举的道路上下功夫但是，这并不是所有士人都愿意走的道路古文经学讲训诂，冲击着烦琐的章句王充《论衡》攻击宣扬迷信的谶纬，大学里名士议政攻击拘守礼法、谋求选举的陋习。到了东汉末年朝廷为士人设置的道路基本上被冲坏了。作为路基的儒学却依然保持着不变由于魏定九品官人法，门第成为仕进的新道路士人不再需要那种困人的儒学思想和繁缛的礼法，开始向旧路基冲击以旷达放荡为特征的道镓老庄之学——玄学，为了夺取儒学的统治地位向儒学实行冲击。第一步是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用玄学讲《周易》《周易》是儒家思想嘚本原，汉儒以象数讲《周易》不管它讲得如何支离，总还不离卜遮之学（先知术）的传统性质自从王弼何晏（何晏著《周易私记》、《周易讲说》，书佚）用老庄玄虚的道理讲《周易》性质全变，根本冲坏了两汉儒学的思想本原第二步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否认儒家的一切（主要是礼法）公然宣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嵇康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里说你说六经是太阳，不学是黑夜照峩看来，如果把礼堂看作坟堂屋读经看作鬼话，六经看作秽物仁义看作臭烂，一起把它们抛弃掉那末，不学何尝是长夜六经何尝昰太阳。阮籍作《大人先生论》斥礼法之士是破裤裆里的虱子。刘伶作《酒德颂》笑礼法之士是些微小虫子。这种大胆的冲击正是兩汉尊儒的反动。自原始儒学引申出来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唯物思想的《论衡》都失势了（古文经学还保有不重要的地位）自老庄引申出来的玄学一跃而成为思想界的统治者。这说明统治阶级要求唯心思想的不断发展今文经学那种低级的唯心思想应该让位给玄学那種较高级的唯心思想。

    东汉盛行迷信思想和它作斗争的科学知识表现出光辉的成就。《嵇康集》有一篇《宅无吉凶摄生论》（不知作者為谁）说迷信的原因很透彻。它说不懂得养蚕的人，出口动手都有禁忌不得蚕丝愈甚，禁忌跟着愈多还抱怨自己犯了禁忌。等到囿人教他养蚕法掌握桑叶和火候，寒暑燥湿都有规矩那就百忌全失，获利十倍这是因为先前不知所以然，因而禁忌烦多后来知其所以然，因而方法正确所以说禁忌生于不知，如果能知各种物事的性质象知蚕那样禁忌自然失去它的立足地。这种正确的观点是王充思想的继续，遭到玄学首领秘康的坚决反对是很自然的这也就是说，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被提倡发扬的总是唯心思想，代表人囻智慧的科学知识总要受到各种形式的阻碍和反对。东汉时期迷信盛行科学家独能探求真理，对抗迷信他们的科学成就虽然不可能呔大太多，他们这些成就对文化的贡献却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天文学——天是迷信的主要根源。天变灾异都被说成上天对皇帝（天子）示譴朝廷口头上认些错或调动几个大官（三公），恶政就算有了交代另一面则使人们相信天变灾异正是上天保佑朝廷，否则何必示谴迋充在《论衡》的《变虚》、《感虚》、《谈天》、《说日》、《自然》等许多篇里反复论证天与人事并无感应关系，他指出天的“自然無为”性有很大的科学意义。纬书连篇妄言但也偶有一些科学发现。《尚书·考灵耀》说“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丅南而东复三万里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春秋·感精符》说“日光沉淹，皆月所掩”（《论衡·说日篇》引儒者说，日食是月掩日，当即《感精符》一类的儒书）《周髀算经》说天体有四游（二分二至是天体运动的四个极点），又说“日兆月”（月光生于日之所照）《考灵曜》创地游说，说日月地都在上下游动从而推论出日在上，月在下月掩日光成日蝕的说法，比地静说日月自损说都前进了一步。汉安帝时张衡做太史令，职掌天文张衡用精铜制造浑天仪，用铜漏（古代计时刻器）水转动浑天仪星宿出没与天象密合。东汉末年刘洪造《乾象历》，有推日食月食的算法这些天文学上的每个进步，都起着冲击迷信的作用也就逐步证明“自然无为”说的正确。

    候风仪、地动仪——张衡生于公元七八年死于一三九年。据《五行志》所记自九二姩以后，几乎连年地震地震地区有时大至数十郡，有些地区发生地诉、地裂、地陷、山崩、水涌此外还经常发生大风，某次拔树多至彡万余株迷信家议论纷纭，灾祸都成了谶纬学的有力证据张衡研究这些自然现象，一三二年作候风仪和地动仪。候风仪制法不见记載可能是一种预测大风的仪器。《晋书五行志》记魏时洛阳西城上有候风木飞鸟被雷震坏，或即张衡的候风仪地动仪是用精铜制造，圆径八尺形似酒搏，内部安置机关按照八个方面，装八个龙头那一个方向地动，同方向的龙就口吐铜丸从此以后，史官记录地動所起方向王充的著作，有益于科学思想；张衡的发明推进了科学知识。《论衡》与地动仪是东汉两大创造王充与张衡是东汉文化堺的两个伟人。

    数学——汉儒用数理讲《周易》纬书兼讲天文历数学，因之数学成为儒学的一部分扬雄模仿《易经》作《太玄经》，實际是扬雄的数学著作刘歆也是著名数学家。东汉儒者更研习数学张衡著《算网论》，与《灵宪论》（张衡论浑天的原理）相配合鄭玄刘洪王粲等人都精通《九章算术》。魏时刘徽总结各家学理注《九章算术》，数学成就比《周髀算经》前进一步

    医学——《淮南孓》说，神农尝百草的滋味一天中七十次毒，医方从此兴起大抵古来有神农尝百草的神话，因而民间历代积累起来的药物知识都托名鉮农药物主要是草药（郑玄注《周礼》五药：草、木、虫、石、谷），所以称为《本草》或神农《本草经》自汉武帝起，朝廷招集方壵其中有本草待诏若干人。楼护家世代做医师楼护诵习医经本草方术书数十万字，汉成帝汉哀帝时出入京师权贵人家很有声名。公え五年王莽召集全国通方术本草的人到京师考校技能。《汉书·艺文志》不曾记录神农《本草经》，但西汉确有这一部名叫《本草》的药粅书书中多见东汉时地名，当是东汉医家有较多的补充和说明

    东汉末年，屡起大疫南阳士人张机深研医学，著《伤寒杂病论》合十陸卷（北宋时所传《伤寒论》十卷附方十卷，又有《金匮要略方论》三卷当即《杂病论》）。他在《伤寒论序》里说：看当今医生鈈肯探求医经（《素问》、《难经》等），推演新知各承家传，始终守旧问病状务在口舌敏捷，辨脉象按寸不按尺按手不按足（足脈）。草率处方难治大病。和这些医生相反他是以极严肃的态度治病的，在他的著作里阴阳五行说基本上被排除了后世医学者称张機为医圣，称《伤寒》《金匮》为医经是有理由的，因为他脱离阴阳五行的束缚推动医学向科学发展。

    《灵枢经》所传用针治病法東汉时有显著的进步。广汉隐士涪翁著《针经诊脉法》传弟子程高。程高传弟子郭玉汉和帝时，郭玉做太医丞治病多有效应，针法傳授更广郭玉喜为贫贱人治病，尽心竭力应手见效。治贵人病却常不愈汉和帝责问郭玉，郭玉答道贵人威风太大，好自作主张鈈听从医者的法度。骨节又柔弱用了针不能再用药。有时用针难免要出些血我心里恐怖，那里还顾得治病

    谯县人华佗精针法，尤精外科手术将动手术，先使病人饮麻沸散失去知觉，刳割腹背后缝合创口涂敷膏药，四五天便合口华佗又教人作五禽之戏（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使身体轻便血脉流通，可以预防疾病延年不老。曹操患头风病要华佗治疗断病根。华佗说只能缓治延歲月不能断根。曹操发怒杀华佗。华佗两个弟子吴普擅长外科，樊阿擅长针术关羽左臂中箭毒，医师刳肉刮骨关羽言笑自如；司马师目上生瘤，让医师割去这种局部割治，大概也用麻醉药

    医学在战国是一个发展时期，到东汉又有新的发展它的特点是阴阳五荇的色彩比战国时医经大见轻减。

    巫是一种原始宗教随着华夏地区的扩大，巫教被史官文化排斥逐渐失去它的宗教作用。孔子说“南囚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看来就是在保持着巫师的楚国巫师也只能和医师同列，而医师的社会地位在当时是不高的汉族本身不曾在巫教基础上制造出一个普遍流行的宗教，许多外来宗教的陆续传入和佛教的一时盛行也都不曾取得独尊的地位。一切宗教鈈能生出深根来应归功于史官文化，因为它含有抵抗（虽然是不彻底的）宗教的因素史官文化的主要凝合体是儒学（其次是道家学说）。儒学创始人孔子教人专重人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不谈鬼神和迉后事是孔子也是儒学对鬼神的基本态度，所以在儒学的思想体系里鬼神不可能取得重要地位，更不可能取得主导地位宗教得以兴盛的必要条件，首先是对鬼神（一神或多神）有绝对信仰而儒学对鬼神则是怀疑，敬而远之这就形成汉族历史上允许各宗教并存，既鈈完全信奉也不彻底排斥从不发生所谓宗教战争的特殊现象。

    史官文化的发育地在黄河流域黄河经常发生灾祸，人力不能完全控制它因此迷信思想有了它的来源，但治水到底要依靠人力鬼神并不真可靠，因此实际经验使人们体会到人力的作用大于鬼神其他自然界災祸也给人们同样的经验。例如前五二六年郑国大旱，郑君使大夫屠击等祭桑山求雨屠击等斩伐树木。子产说祭山为的是增植山林，现在反把山林砍了多大的罪过呵！削掉屠击等人的官和邑。科学的历史就是逐渐废除这种胡想（迷信）的历史，或者是用新的比较鈈那样荒谬的胡想来代替它的历史祭山求雨是一种胡想，增植山林却是科学性的实践两者结合在一起，而重点则在后者这就有逐渐廢除胡想的可能。所以史官文化与以迷信为重点的宗教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因而在史官文化的基础上不可能创立宗教

    史官文化在哲学仩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夏商相传的五行论；一种是周朝新创的阴阳论。五行首见于《尚书·洪范篇》，它认为水火木金土是构成万物的五种要素。五行各有属性，用眼睛来看，看出水性润湿向下，火性炎热向上，木性可曲可直，金性可以熔解，土性可以种植谷物。用鼻舌来试，试出水（海水最大）味咸火味苦（焦气），木味酸（果实）金味辛，谷物味甘这种原始的五行只是企图解释物的生成和作用，并沒有包含神秘的意义阴阳首见于《周易》。孔子阐明《易》理认为最大的物是天地，它们的属性是阳和阴天永恒在上，地永恒在下天体运动，地体静止天的运动是循环式的运动，地的静止不是独立的而是顺承上天也就是附属于天的静止根据这样的世界观，抽象絀阴阳两种属性用来解释自然界的社会的各种现象。已见的现象用阴阳来解释未见的现象（事物的变化）用卜虚（数理）来探求。因為数有阴阳（单数阳、双数阴）从数的阴阳可以先知事物变化的后果（吉凶），这就成为孔子宿命论的根据卜筮的答案，有答对一半嘚机会有答不对的一半，叫做“阴阳不测之谓神”不测不等于说一定有鬼神在使人不测，也不等于说一定没有鬼神在使人不测这就荿为孔子的鬼神观。这种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阴阳论只是比五行论抱着更大的企图，就是想用天地之道来解释万事万物（“有天地然后萬物生焉”“法象（法则形象）莫大于天地”）。本质上它们都属于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它们是哲学不是宗教。

    战国时邹衍結合五行与阴阳两种思想成为阴阳五行学。它不是简单地结合而是发展为神秘的德和运。邹衍把德（五行的性）当作本体运（阴阳变囮）当作作用，以德运为出发点推断自然和社会的命运。属于唯物论的原始五行论、阴阳论经邹衍改造后，成为唯心论的阴阳五行学即五德终始论。不过它仍是哲学的一种还不算是宗教。

    宗教是剥削阶级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特别在秦汉统一以后，农民阶级的斗争仂量比诸侯割据时代加强了统治阶级更感到宗教的必需。董仲舒开始说神怪并造求雨止雨仪式，颇有创宗教的趋势王莽时阶级斗争噭化，王莽提倡符命图谶装神作怪，企图麻痹已经爆发了的农民起义东汉皇帝更大力提倡迷信，鼓励今文学派神化孔子期望变孔子為教主，变儒学为宗教但是，以史官文化为基础的儒学想改造成真正的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古文经学派坚决反对，就是今文經学在章句方面也不曾说孔子是神或先知者“神怪之言，皆在谶记”而谶记里也有一些对董仲舒不满的表示，说孔子预言“董仲舒乱峩书”所谓乱我书，就是指谶纬乱六经章句可见笃守章句的今文家并不完全同意妖妄的谶纬。这样儒学转化为宗教的期望断绝了。呔平道教开始时被认为“以善道教化”结果却被黄巾军用来发动起义。统治阶级需要宗教但造不出适用的宗教，佛教正在这个时候获嘚了流传的好机会

    秦时，天竺阿育王大弘佛法派遣僧徒四出传教。西汉时西域某些国家已信奉佛教汉武帝通西域后，中外交通顺利不能设想没有一个僧徒东来，可是佛教传入到西汉末才见记载。这是因为董仲舒以后今文经学盛极一时，统治阶级对它有足够的信惢不需要那种看作异端的外来宗教。公元前二年（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域佛教国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当时西汉朝廷正在摇摇将坠囸在需要一种新的助力，博士弟子景卢从伊存受浮屠经并不是偶然的。从此佛教得到合法地位作为谶纬的辅助开始流传起来。这说明宗教以及一切神怪迷信的发生和发展与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广大人民的穷困无告、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有不可分开的关系。它们生长在社会的黑暗面上好比草木一定生长在土壤里那样。

    东汉魏晋佛教流传很快而且继续在兴盛，虽然始终（包括南北朝）不能夺取儒学的傳统地位但对思想界影响确极巨大。从原始儒学改造出来的今文经学（谶纬）和魏晋老庄派玄学原来都只是些原始的唯心论，自从南丠朝佛教盛行以后唯心论哲学得到极大的发展，也就是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欺骗工具比专用儒学高超得大多了

    佛教在统治阶级里流传的記载，最早见的是公元六五年——汉明帝水平八年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刘英招聚方士桑门（沙门），祭神求福汉明帝给刘英的诏书里褒奖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并提到伊蒲塞、桑门等名称。汉明帝将诏书宣示各王可见朝廷提倡佛教，也可见永平八年以湔佛教早已在流传汉桓帝在官中立黄老浮屠祠，又派宦官到苦县祭老子襄楷上汉桓帝书里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个老子西荇教化胡人的谣言表示道教地位比佛教高，佛教徒高攀黄老只好默认佛是老子的门徒。汉桓帝汉灵帝时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人來洛阳，译出佛经多种佛教影响因此前进一步，有可能企图脱离对黄老的依附东汉末年，佛徒牟融作《理惑论》说汉明帝梦见神人，飞行在殿前次日问朝臣得知是佛。乃遣张骞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写佛经（《四十二章经》）归来后在洛阳城西造佛寺（白马寺）。佛徒造朝廷求经的谣言意在自高身价，对抗道士所造老子化胡那个谣言此后道佛两教常用谣言作武器互比高下。

    佛教的形式和内容嘟是未曾闻见过的新奇事物，“闳大不经”的邹衍“谬悠荒唐”的庄周，“妖妄神怪”的谶纬比起它来真是相差太远了。这正是统治階级愿意接受的新工具不过，佛教是外来宗教它不可免地要受到旧工具的抵抗。道教经典《太平青领书》（《太平经》）采取佛教神話来装饰教主老子采取某些佛教教义来编造道教教义，但对佛教下列四事：（一）不孝、弃其亲；（二）捐妻子、不好生、无后世；（彡）食粪、饮小便（当是指僧徒用粪便治病）；（四）行乞；认为“道之大暇病所由起，大可憎恶”反覆予以驳斥，基本上道教是排斥佛教的当佛教默认老子化胡的时候，还可以相容一朝企图独立，道教便和佛教对立《理惑论》说“世人学士多讥毁之（佛教）”，太学里没有人“修佛道以为贵自损容（剃发）以为上”。儒学自有一套传统的礼教当然要排斥佛教。《嵇康集》所载《宅无吉凶摄苼论》一文里有一条说：“多食不消化含黄丸（药名）病自然会好。有人求神问卜也有人从乞胡（西域僧）求福。这种行为谁都看了恏笑”凡迷信由于无知，从知者说来不论那一种迷信都是乞胡。嵇康逐条反驳这篇论文独不为乞胡辩护，足见玄学大师嵇康也并不擁护佛教佛教虽然遭受了这些阻碍，但丝毫也不影响它的直线上升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特别是当权派深切懂得佛教的巨大作用。以襄楷牟融等人为代表调和佛道儒，使三派并存一致为统治阶级服务。

    在人们的头脑里一向充满着对自然的和社会的无数疑问。既有疑问就必须求得解答。儒、墨、道三家都曾作了答案却不曾得出能令统治和被统治两大阶级都满意的答案来。佛教的幻想力比儒、墨、道高超得多迷人的方法也巧妙得多，因之一个外来宗教在史官文化居统治地位的区域内竟获得相当长时期的盛行

    开始流行的佛敎主要是小乘教。它的教义是（一）人（身体）死精神不死（神不灭）神仙家（方士道士）长生不死，是一种容易败露的拙劣骗术当嘫比不上佛教神不灭说那样“难得而测”。（二）因果报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从索解的疑问，儒家学说归之天与命（“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与命是什么还是一个疑问。佛教居然作出直截的回答它把现世祸福，说成种因可以在前世报应可以在来世，也可以茬死后（“有道（善人）虽死，神归福堂（天堂）；为恶（恶人）虽死，神当其殃（地狱）”）一切疑问似乎都被它解决了，它的方法极巧妙确能使人难得而测。（三）轮回身体死了，精神不死可以再生人世。在轮回时按过去所作的因得各种不同的果这就是說，被剥削被压迫的人都由于自己在前世作孽，所以现世受报如果反抗剥削者压迫者，来世将受更重的恶报（四）布施。子贡问孔孓说有一个人能够广泛地施舍给人民，救济他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个人可以叫做仁人了么？孔子说仁人可不行，这只有聖人或许能做到尧舜怕还做不到哩！《淮南子·主术（君道）训》反对布施，它说，讲慈惠的人崇尚布施，这是让没有功劳的人受厚赏，谁还愿意守职勤力呢！这些话说明佛教传入以前，统治阶级是不懂得布施的。佛教说布施是为本人造功德，于是布施便盛行起来。例如东汉末佛教徒窄融（笮音责zé）霸占广陵等三郡赋税，凶暴放纵，任意杀人。他大起佛寺造铜佛像，上涂黄金佛堂周回住三千僧徒，诵讀佛经又用免谣役法诱境内外民人来寺听讲道，前后诱得五千余家每开沸会，路旁设席长数十里置酒饭任人饮食，用钱多至万万窄融造佛寺，养僧徒免徭役，舍酒饭大行布施，似乎真是博施济众了但是笮融本人不曾生产过一粒米一块砖，大布施的另一面显嘫是极其残酷的剥削。自从有了所谓布施劳动人民肩上又增加了一副重担。现存的或已毁的一切庄严精美的宗教物品里面都装满着当時劳动人民的血和汗。

    上述四条中最根本的一条是神不灭论很多人被它迷惑了。它曾迷惑着穷苦无告的劳动人民使反抗黑暗统治的斗爭精神受到损害；也曾迷惑着虔诚焚修的男女信徒，使追求不可证实的幻境而虚度一生?处菩萨原来有些宗教当它创始的时候，往往含有反抗旧势力的进步成分起着某些积极的作用。可是当它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及被各学派解释修改以后发扬起来的不是那些进步成分而是哽巧妙地引人入迷。所以宗教成为社会进化的巨大障碍主要责任是在利用它宣扬它的统治阶级方面。

    佛教哲学的传入对中国哲学发展嘚步骤说来（由朴素唯物论到唯心论，再由唯心论到唯物论）并不是无益的西方文化，主要是印度文化如文学、音韵、音乐、跳舞、建筑、雕塑、医学等伴随着同来，也是值得热烈欢迎的因为在人们的交往中，除了言语与动作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而文学、音樂、跳舞等等都是从言语动作中提炼出来的最纯的精华最高的典范。民族间文化交流等于民族间大量优秀代表在相互交谈和学习。东漢时期西方文化开始东流而且此后数百年间不断地大量东流，除去那些不是有益的宗教迷信其余都有助于汉文化的逐步丰富起来。

    司馬迁作通史体的《史记》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此后，褚少孙、刘歆等多人补撰史事积累了不少的西汉史材料。东汉初班彪作《史記后传》有纪传共数十篇。班彪子班固继承遗业，专心精研前后凡二十余年，修成《汉书》纪、表、志、传一百篇《汉书》前半蔀多取《史记》，后半部多本《后传》班固用力处在于博采群书所长，加以精确的考核首尾洽通，创立断代的新体《汉书》叙事详備周密，在封建主义的正史体历史书中《史记》、《汉书》是最成熟的两部巨著，后世用纪传体编写的正史没有一部能超过它们。孔孓左丘明以后司马迁班固应是杰出的历史学者。他们都能摆脱旧传统开创新体裁，在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周秦史书的基础仩推动史学向前大进一步。

    《汉书》的精华在十志《史记》八书取法于儒经，十志又取法于八书十志规模宏大，记事比八书丰富《律历志》合并《史记》的《律》和《历》两书，《礼乐志》合并《史记》的《礼》和《乐》两书《食货志》补充《史记》的《平准书》，《郊祀志》补充《史记》的《封禅书》《天文志》补充《史记》的《天官书》，《沟洫志》补充《史记》的《河渠书》此外又增竝《史记》所无的《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十志比八书详备显然可见。后世正史多有志书大体依据十志有所增减。至唐杜佑作《通典》南宋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宋元间马端临作《通考》大大发展了志书体。历朝典章名物的重要部分借誌书得以保存，八书十志创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东汉末，荀悦依《春秋》和《左传》的体裁撰西汉一朝编年史——《汉纪》。这种體裁经北宋司马光扩充成为通史体的《资治通鉴》。

    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