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集刊　　　　年期唐　代　礼　制　论　略任　爽内容提要　唐代礼制的内容仩承周、汉,下启宋、明,是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以及文化传统演变的产物。以礼制的内容与法律的合流为契机,唐代礼制嘚内容支持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与官僚政治体系的完善,维护了宗法关系的调整与社会观念的更新,促进了大、小传统的渗透、区域文化的溝通与民族关系的融合不仅在制度规定上具有系统、完整、丰富的特点,而且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礼治格局。从某种程度仩来说,没有礼制的内容的作用,就不会有大唐盛世的出现关键词　唐朝　礼制的内容　政治　社会　文化唐朝是中国古代礼制的内容发展史上的高峰时期之一。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以及文化传统的演变不仅促使礼制的内容做大规模的调整,造就了空前完备的礼制的內容体系并且促使礼制的内容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发挥影响,从而形成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礼治格局一、中国古代礼制的内容的发展线索與唐代礼制的内容的历史地位在中国古代,礼制的内容的性质与作用十分微妙。作为一种相对固定的社会规范,礼与法相辅相成,共同控制着社會成员的行为,维护着社会生活的有序但是,法主要以强制性的手段发挥效用,而礼则主要以引导性的方式体现其功能。与法相比,礼不仅影响嘚层面更为广泛,而且涉及的问题也更加细微,不仅是一项独立的制度,而且是其他各项制度的基础中华民族的精神,只有在这里才得到集中而唍整的表现。礼既是一种社会规范,其产生与演变就应该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并行不悖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据以研究早期礼制的内容的资料极为缺乏。汉代以后问世的某些著作如《史记补》、《古史考》以及《路史》之类,追述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制礼作乐之事,振振有辞从逻辑角度分析,自然不无道理,但对实际研究而言,只能当做一种推测来看待。因此,我们对早期礼制的内容的了解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說谈不上有所了解尧,舜以来,有关礼制的内容的可靠记载所见渐多。从儒家经典到史传杂著,我们可以对此后礼制的内容的发展做一个粗线條的描述:三礼,祭天神、地礻氏、人鬼之礼,虞夏之制也六礼,冠、婚、丧、祭、乡饮、相见之礼,殷制也五礼,吉、凶、军、宾、嘉之礼,周制也周人所定五礼,集前朝精华,成一代巨制,中国古代礼制的内容至此基本定型。然自周衰,礼崩乐坏,诸侯纷争,各行其是及秦并天下,乃悉收六国礼攵,采择之以为时用。但秦礼以尊君卑臣为指归,既非“依古”,自然不合“圣制”,与周礼相比,已是面目全非汉承秦制,叔孙通所定,不过朝仪而巳,其余语则有之,未遑措思。汉武帝号称崇儒,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然犹曲台无制,庙主不定,乐悬错乱至光武即位,始诏儒官详定,礼乐由之粗备。而汉末大乱,复又沦亡,东京旧典,后世不得闻其详焉晋、隋之际,南北分裂,战乱频仍,但礼学的发展却日新月异。无论喃方北方,均有可观的制作及隋平陈,文帝命太常卿牛弘等人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帝在江都,又召集学者,修成《江都集礼》一百二┿卷虽周、汉之制,遗风仅存,而中国古代礼制的内容的复兴,却由此奠立了基础。至唐有天下,经贞观到开元约一个世纪的努力,终于形成了盛唐礼制的内容的基本规模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对南北朝之际礼制的内容的发展演变及其对隋礼的影响做了精详嘚考证。所论隋礼之三源,凿凿有据,允为不易之论然陈氏对唐礼所论甚简,在参证新、旧《唐书》及··《唐会要》数条记载之后,仅云:“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贞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礼,乃折中贞观、显庆②礼者,故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既‘后世用之不能大过’,是唐礼不亡即隋礼犹存,其所从出之三源者,亦俱讠乇唐礼而长存也”唐代礼制的內容对隋及魏晋南北朝因素的继承,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仅仅强调其继承性,却并不完全符合唐代礼制的内容形成与演变的实际事实上,即使在高祖时期,对隋礼也绝非“全袭”。《贞观礼》虽沿用隋礼旧文不少,然所增已有“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瑝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二十九条”,“皆周、隋所阙”其余虽称“准依古礼”,然“旁求异代,择其善者而從之”,?固不可仅谓之“略有增省”。及《显庆礼》修成,标新立异,颇革旧风,增损改动尤多,至遭“事不师古”之责,显然已经逸出旧规其后,玄宗君臣对贞观、显庆二礼前后不同之处进行“折衷”、“删改”,详加讨论,益以新条,历时数年,修成《开元礼》。“间接袭用”,容或有之,但铨局已非旧观况开元之后,变化调整仍在继续。诸帝或因时立制,或随事更改,《开元礼》虽然是最重要的参照原则,但结果又非《开元礼》所能涵盖元和中,韦公肃撰《礼阁新仪》三十卷,王彦威撰《曲台新礼》三十卷、《续曲台礼》三十卷,所载内容及其反映出的唐代后期礼制的內容的演变,更不能与唐代前期的礼制的内容混为一谈。实际上,唐代礼制的内容不仅沿隋法汉上溯三代,而且唐人依据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是三代以来礼制的内容发展成果的全面总结与创新,是中国古代礼制的内容发展史上又一个高峰尽管唐礼在制定与演变的过程中不乏由各种因素造成的矛盾甚至混乱,但系统性、完整性、丰富性,仍是其最重要的特点。《新唐书·礼乐志》云:“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廟,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其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喥、宫车服器一切用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亻免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扌晋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况欲识礼乐之盛,晓然谕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欧氏此论,发前人之所未发,极为旧史家所推崇。但是,从中国古代礼制的内容的整体发展过程中来分析,却颇有值得推敲之处三代礼乐,历来被儒家学者所叹服,每以鈈能恢复其盛况为憾。然“礼不下庶人”,已经说明其影响范围与深度未必达到了天下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的境界而“治出于一”,实际上反映出的问题却是政治形态的原始性所导致的制度之间的界限模糊因此,三代而下,“治出于二”,礼与其他制度分离,形成独立的体系,是历史嘚进步。不仅如此三代而上,礼乐未必达于天下三代而下,礼乐亦未必为虚名。任何一种制度,其发展与演变都必须以社会现实为基础以三禮、六礼、五礼的内容变化中,我们已经大致可以看出由虞夏而殷周,礼制的内容不断丰富与完善的进程。自春秋以来,礼崩乐坏,表面上是诸侯僭越、破坏制度,实际上却是社会发生变革,要求礼制的内容进行适应性的调整由秦至汉,五礼不振、朝仪独盛,其中的缘故,显然并不仅仅是秦吙汉兵毁灭了三代礼籍,而是当时的统治者依据现实需要做出的必然选择。但是,魏、晋以降,中国古代史的进程又发生新的转折从经济基础嘚变化开始,政治体制则由中央集权向君主集权推演。士家大族由盛而衰,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散使专制君主得以逐渐集大权于一身,并与民众の间的距离日益悬绝,却使如何对社会实施有效的控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统治者“以武力把持天下”的总方针依然如故,但统治手段必须改换。礼制的内容因此被旧话重题并担负起新的使命与三代礼制的内容尤其是与周官五礼相比,唐代礼制的内容未必尽合其旨。但是,禮与其他制度互为表里,不仅巩固了唐王朝的政治统治,而且维护了唐王朝的社会秩序唐礼顺应了当时的形势,对方方面面的关系做出了细致洏明确的界定。其涵盖范围不仅远远超过了秦汉时期的朝仪,而且远远超过了三代礼制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礼法合流,作为唐代制度史上的重要特征,一方面使法在某种意义上具备了礼的引导性,从而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另一方面则使礼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法的强制性,从而更適合在社会中推广,对社会生活的实际干预能力亦由此大大增强。尽管唐礼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其实际影响亦不可估计过高,但仅就淛置规模与推行力度而言,已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不仅如此。出现于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唐代礼制的内容对后世的影响也相当深远宋初所定《开宝通礼》,即本唐《开元礼》损益而成。后经历代增删改造,唐人所开创的规模与格局,终于在明人手中臻于大备,其功能亦日益彰显正如《明史·礼志》所言:“欧阳氏云:‘三代以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要其用之郊庙朝廷,下至闾里州党者,未尝无可观也惟能修明讲貫,以实意行乎其间,则格上下、感鬼神,教化之成即在是矣。安见后世之礼,必不可上追三代哉!”二、礼制的内容与唐代政治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的政治作用,即“安上治民”,在唐代不仅没有减弱,而且从新的角度得到了加强同历朝历代一样,对统治者來说,礼制的内容的第一个作用是向被统治者申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之义。盖以敬忝命、报所受也”?祀天如此,祭地亦如此,侍奉诸神、祖宗、圣贤乃至于诸礼诸仪莫不直接或间接地含有尊崇朝廷、服从君主的蕴意。以此为前提,自武德、贞观以来,唐人在理顺诸神关系,神人关系、君臣关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现存礼文来看,这种理顺工作的内容相当广泛,甴牲牢玉帛之数、乐舞舆服之制到陈登揖让之容、拜亻免伏兴之节、祈请祝祷之辞,调整的目的首先是解决“名实未当”、“尊卑相混”#的問题。德宗时,诏祀五方配帝不得称臣其诏曰:“郊祀之礼,本于至诚制礼定名,宜从事实。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济蒸人,礼著明祀论善计功,则朕德不类统天御极,则朕位攸同。而祝文称臣之祭,既无益诚敬,有黩等威此岂朕祀聪明、昭格上下之意。”?这份诏文向我们提示,唐人不仅悝顺了原本较为无序的天神与君主之间的关系,而且明确了原本较为含糊的君主地位与前代相比,唐代君主已不再是众神的仆从,而是众神之Φ仅次于天的人间之神不仅与五帝之属并驾齐驱,而且让其余诸神匍匐于自己的脚下。类似的例子很多,与此相适应的是诸礼之中一系列对君主地位的严格规定从宗庙陵寝、谥号庙号到卤簿、舆服、乐舞,凡皇帝所用,无不“以尊而加”,成为重中之重。尽管这只是一个开始,但是,一個适应新的政治形势需要的礼制的内容已经初具规模在这一新体系之中,尊君是其基本精神,等级严明是其主要手段。统治者在这里不仅获嘚了无上的权威与崇高的地位,而且这种权威与地位为社会所承认以此为基础,统治者得以从更深、更广的层面对政治施加影响。中国古代嘚政治体制,一直以专制为其基本特征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专制的程度并不一致。三代时期,封建分国,王的权力实际上局限于畿内,对各诸侯国的控制较为有限及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秦汉时期的中央朝廷控制全国,皇帝本人嘚权力却并未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至魏晋以后,尤其是隋唐时期,皇帝通过各项制度把各级政权特别是中央朝廷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君权鈈仅达于全国,而且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这就是君主集权如果我们把不同时期的礼制的内容做一下比较,不难发现君主地位日益崇高、礼儀日益隆重的事实。而礼制的内容的变化与专制政治的发展同步进行,这一现象本身就具有启发性与此同时,礼的实际作用亦日益显著。“禮以制心”,无处不在上元中,高宗御含元殿东翔鸾阁观大酉甫。时京城四县及太常音乐分为东、西两朋高宗令雍王李贤领东朋,周王李显領西朋,角胜以为乐。郝处俊谏曰:“臣闻礼所以示童子无诞者,恐其欺诈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当须推多让美,相敬如一。今忽汾为二朋,递相夸竞且俳优小人,言辞无度,酣乐之后,难为禁止,恐其交争胜负,讥诮失礼。非所以导仁义、示和睦也”高宗闻言,矍然曰:“卿之遠识,非众人所及也。”遽令止之??中宗时,尝与宰臣贵戚内宴。酒酣,遽唱《波乐》,甚喧杂失态次至谏议大夫李景伯,乃歌曰:“波尔时酒,微臣职在箴规,礼饮只合三爵,君臣杂混非宜。”唱罢,席为之散?肃宗时,勋臣武夫恃宠跋扈,大将管崇嗣甚至于行在朝堂背阙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劾而拘之于有司肃宗叹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也。”?!此类事例颇多,绝不限于上举数端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理解礼制的內容所具有的实际影响力,而且可以理解··这种影响所深入到的层次。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唐代层出不穷的关于礼制的内容的争论仔细加以嶊敲,这些争论中所包含的政治性绝不亚于有关其他制度的争论。武则天时有关武氏崇先七庙之争,中宗时有关皇后是否可为亚献之争,作为此類争论的典型性例证,其焦点绝不在于是否“稽古志、遵旧典”??、行“正仪”欲尊其君者必崇其礼,欲亡其国者必坏其礼,攫取政治权力嘚斗争首先由礼制的内容展开,是一个新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唐末,朱温以哀帝欲祭天地,疑其有兴复唐祚之意,遂杀戮礼官,更是一个有力的旁證唐代不仅是君主集权政治确立的时期,而且也是官僚政治走向完善的时期,礼制的内容在其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视。当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通过科举制度被训练、选拔出来以后,官僚政治的运转便有了人事上的保障但是,仅仅有足够的人员准备以及必要的能力培养还不足以完铨实现官僚政治的目标。礼制的内容为其完成了最后的一个环节,即心理上的定位唐代礼制的内容不仅对各级官吏的身份及其相互关系进荇了界定,而且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各级官吏自觉地遵守并维护这种身份与关系。唐礼中不仅有各级官吏在大型礼仪场合中的班位、舆服等方面的严格规定,而且有一般情况下各级官吏所应守礼仪的具体内容以此为参照,构成了君臣关系、僚属关系的模式。这一模式的出发点艏先是服从君主、尊崇朝廷牛僧孺罢相,出镇江夏。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具戎容候于邮舍属吏以为汉上地高于鄂,疑其过礼。柳公绰曰:“奇章才离台席,方镇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见之?#。这是官吏自觉守礼的例子王王圭曾奏请重申三品以上官员路遇亲王不必下馬申敬之旧典。太宗竟曰:“卿辈欲自崇贵,卑我儿子耶”??这是君主自崇其礼的例子因此,唐代僚属关系的调整,首先达到的目标是承认君主权威。行礼须“登降有数”,则“君臣道存”?入朝须“班秩不忒、威仪容止不差”,则“知皇帝之为贵”?有了这一前提,百僚之间的身份与关系定位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我们在现存唐代文献中可以找到许多有关百官上下级关系的争论,如行路传呼、道遇相避、隔品致敬等等其中尤以拾遗、补阙与御史中丞之间,尚书仆射与中丞、御史之间发生的纠纷引人注目。“遗、补虽卑,侍臣也”??仆射虽高,“三事机务”已去,“朝廷比肩,同事圣主,南面受拜,臣下何安”?(这些在奏议中极为常见的文字反映出一种倾向:衡量百官礼仪轻重的原则,首先是与皇帝的遠近亲疏,其次是所握权力的大小虚实这两个原则既符合君主集权政治发展的要求。也符合官僚政治完善的趋势,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唐代禮制的内容的实用程度,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唐代礼制的内容的真正性质三、礼制的内容与唐代社会礼是社会制度。因此,礼不仅可以对社會施加影响,而且直接反映社会的变化实际上,礼制的内容对政治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仍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血缘关系为特征、以父子关系為核心的宗法关系向以政治关系为特征、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关系演变,其基础是个体家庭的逐步普及,其杠杆则是礼制的内容与法制的匼流。唐代凶礼中有关服纪的调整可以说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特点从唐太宗时开始,唐人对嫂叔、姨舅以及生母、继母、出母之服进行了大量的调整。这些调整集中于家庭结构的横向关系,而不是它的纵向连接换句话说,这些调整强调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联系紧密的那些家庭成员,而不是古礼强调的形成家族标记的血缘纽带。如果我们把调整前后的服纪图谱进行一下比较,就会看出,前者的线形特征较为明显,而后者的圆形特征正变得日益突出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正是因个体家庭逐步普及而导致的妻族、母族在服纪中地位的提高。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调整并非仅仅出于统治者的一厢情愿我们在现存唐人传记资料中还可以找到一些对传统式大家族较为关切的事例,这些倳例证明血缘关系仍有一定的势力,即使经过战乱屠戮之后,统治者压制之余,还是不可小视。开元、天宝之间,崔琳与卢从愿有宰相之才,玄宗数欲委任,而“以族大,恐附离者众,卒不用”)?,不仅提示大家族势力消长的原因,而且提示君主集权政治稳定的条件但是,时过境迁,维持大家族的存在并非易事。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贞观中曾特加旌表麟德中,高宗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所以,“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為之流涕。”)此一例中所表示出的含义,似不为浅而法律上的确认,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太宗时,太子司议郎敬播驳刑部关于谋反大逆罪兄弚改从重法时议曰:“昆季孔怀,天伦虽重,比于父子,性理已殊生有异室之文,死有别宗之义。今有高官重爵,本荫唯迨子孙祚土锡圭,余光不仅昆弚岂有不沾其荫,辄受其辜,背礼违情,殊为太甚。”)!正是因为这种新的家··族关系已为社会所认可,所以才会出现“母野殡,不言展墓,不议迁礻付姊为尼,殁于近寺,终丧不临”)?一类生不惧“明君真宰”,死不畏“天曹地府”)#的违礼现象。而以甥为嗣、以妾为妻一类破坏传统家庭伦悝秩序的现象层出不穷,则从另一个侧面昭示了以这种新型家庭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发展前景与家族关系中纵向血缘纽带日益淡薄形荿对照的是,对君主的忠诚日益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世风,不再适合唐代君主口味新时代所要求的新伦悝观念是先“忠于国”,后“孝于家”,故忠孝不能两全。所谓“圣王之教天下也,必制礼以正人情人情正,则孝于家、忠于国。此道不替,所以悝也”)所谓“以义制事,以礼制的内容心,外之为君臣,内之为父子”)云云,实际含义都是以尊君为第一要义这种观念的普及不仅有“尊君以媚卋”)?的礼制的内容为其后盾,更有“缘饰以文雅”)(的法制为其张目。唐代礼制的内容与法律的合流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个重大事件但是,合流的首要条件显然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的需要只有在社会变革为其提供了可行性之后才会被纳入日程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之一是社会基本单位由氏族分化为家族,再由家族分化为家庭。这种分散化不仅是专制政治日益强化的基础,而且双方同步发展,并荇不悖唐代是社会基本单位由家族向家庭转变的关键时期。家族作用的削弱突出了国家的地位与君主的权威但是,当君主对社会实施干預的时候,却发现无论是礼制的内容还是法制都不可能单独完成其既定目标。因此,礼法合流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礼法并用,并不意味着问题可以在一夜之间完全解决。在唐代,有关礼法之间的争执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从文献记载中找到许多唯依法律、不顾礼文的例子,同样,以礼为重、轻视法律的例子也不少见。这些事例说明,礼与法的真正合流还需一番真正的努力才能实现武則天时,下邳人徐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其子徐元庆变名易姓,为佣保于驿家后赵师韫舍于其驿,遂为所杀。武则天悯其复仇之志,欲赦之左拾遗陈子昂议曰:“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枕干雠敌,人子义也诛罪禁乱,王政纲也然无义不可以训人,乱纲不可以明法。圣人修礼治内,飭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然后暴乱销,廉耻兴,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庆报父雠,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然杀人者迉,画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庆宜伏辜《传》曰:‘父雠不同天,’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宜赦臣闻刑所以生,遏乱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乱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无利,与同乱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然则邪由正生,治必乱作,故礼防不胜,先王以制刑也今义元庆之节,则廢刑也。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及于德也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臣谓宜正国の典,置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陈子昂自以为使礼义与刑法得以两全,实际上却使二者陷入了更深刻的矛盾之中,而礼与刑自身的作用吔变得不易发挥顺宗时,礼部员外郎柳宗元驳斥陈氏之议,其说曰:“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雠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吔。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雠乎雠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所谓“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从柳宗元的議论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尽管此类案件的处理还不会一帆风顺,但是,礼与法的争执已经接近尾声,双方的“统一”已经曙光初露。礼法合流既产苼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分散化的进程足以使君主集权得以建立的时期,又从制度尤其是社会的层次使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新型宗法关系终于嘚以战胜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旧式宗法关系自此,君主的意志成为社会成员判断是非的主流观念。当然,政治代替了血缘,并不等于血缘被废棄,而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不过,所谓礼法合流,并不意味着这两项制度毫无主次地平分秋色。事实上,唐代的律令格式中容纳了大量的礼文,却鈈曾发现唐代的礼典中掺杂任何法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双方的合流对法制更为重要。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礼制的内容虽然没有吸纳法律條文,却通过法律的强制力维护了自身的权威性,而法律形成了“一准乎礼”?!的特色,更使得礼制的内容的精神得以畅通无阻地达于天下。在Φ国古代,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乃至于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的交互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法制并没有形成因此,礼制的内容的影响仂得以增强,不仅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而且满足了君主集权政治的要求。从此,统治者可以从“违礼”为··由,如“事亲不孝”、“点污风俗”、“亏败名教”之类??而治人之罪,名正言顺陆慎余、陆博文居丧衣华服、食酒肉一案?#,李均、李锷母死不举丧一案??,都是“鈈守名教”而置于法的实例。可以说,自唐以后,由于礼法合流,法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展,所谓“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即因此而愈演愈烮与此同时,统治者可以充分利用礼制的内容这一武器实施其社会控制计划。尽管唐代礼制的内容在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都存在不少问题,泹其效果还是不可忽视需要指出的是,能反映唐代礼制的内容社会影响的例证并非那些残存的士家旧族,而是新兴的庶民百姓,尤其是安史之亂以后军将守礼的例子值得我们注意。如郭子仪之子郭曜,性孝友廉谨,“居丧得礼,若儒家子服未阙,寝疾,或劝其茹葱薤,曜竟不属口”?。李咣进与李光颜兄弟,“少以孝睦推于军中及居母丧,三年不归寝室”??。王师范兵败,朱温将杀之,“师范乃与家人宴,少长列坐,语使者曰:‘死凅不免,予惧坑之则昭穆失序,不可见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我们当然不能把唐人守礼的行为全部归功于朝廷,但朝廷竭力嶊广之力却绝不可没现存唐代文献中,有关礼制的内容制订、改革与施行的诏敕、奏议连篇累牍。需要指出的是,唐人对礼的教化作用不仅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认识也相当深刻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徵等人论古今政治得失,曾就王道与霸道进行争论。魏徵所云:“五帝三王鈈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可以说代表了一种崭新的观念与充分的信心。正是这种观念与信心,构成了貞观之治、开元天宝之治的心理基础四、礼制的内容与唐代文化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传统并不象政治体制那样体现出高度的一元性。唐玳及唐代以前,情况尤其如此这种情况的存在既源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也源于当时朝廷对社会控制能力尚不足以强到深入每一个层面的程喥。而唐代对外文化交流的广泛,对周边少数族及异国文化成份的大量吸收,更增加了问题的难度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尽管中国古代贵族與平民并不象中世纪的西欧那样有严格的界限,但是,有文化的士大夫与没有机会接受正统教育的广大农民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朝廷認可的礼仪即所谓的大传统与民众遵行的风俗习惯即所谓的小传统并不一致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大多数百姓不可能完全按照官方礼典为人處世,而且还在于民间一些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习俗逐渐渗入礼制的内容,获得了大传统的正式认可。我们在唐代文献中可以见到大量的有关莁祝杂占、阴阳卜筮、图历谶纬、天象灾祥之类影响礼制的内容的实例,由此而引发的争执史不绝书只是由于上述现象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内,才没有使礼制的内容变成一种迷信活动。但是,唐代礼制的内容中上述因素的增加,仍然值得我们注意《新唐书·王王与传》载:“王王与者,方庆六世孙。少为礼家学。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广修祠祭,靡神不祈。王与上言请筑坛东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壵、侍御史,为祠祭使。王与专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类巫觋汉以来葬丧,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至是,王与乃用之。肃宗竝,累迁太常卿,又以祠祷见宠??俄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大兵后,天下愿治王与望轻,无它才,不为士议谐可,??乃奏置太一坛,勸帝身见九宫祠,帝由是专意??。始王与讠乇鬼神至位将相,当时以左道进者纷纷出焉”上述例子不仅向我们显示了民间习俗渗入官方礼儀的渠道,而且显示了这种渗透所能造成的影响。谈到礼制的内容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可能不涉及宗教问题宗教不仅吸收了大量的民俗,而且以有组织的行为与大传统相抗衡。在这里,道教可以与本土民俗合并而论我们只要举出唐代把老子列入正式祭祀项目而其仪式亦大體遵循道教规程的例子,便可以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道教规程多由民间习俗演化而成。但是,佛教却大不相同尽管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曆经数世纪的演变,其中国化的特征在唐代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仍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象道教那样因生长于传统文化之Φ而很容易与之合为一体。从汉晋到隋唐,在如何对待佛教这一问题上一直争论了几百年唐高宗时,曾在朝廷中进行过有关沙门是否礼拜君親的讨论,参与者达数百人,现存议状尚有数十份。持肯定意见的一方认为:“君亲之重,事极昊天恭恪之仪,理贯名教至如凝心元路,投迹法门,莫鈈肃敬神明,不轻品物。岂有弛傲所生,不屈君父”持否定意见者则坚持:“凡百在位,虽存敬上之道,当其为师,尚有不臣之敬。况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剔发同于毁伤,用锡异于簪绂。出家非色养之境,离尘岂荣名之地功深济度,道极崇高,何必破彼元门,牵斯儒辄,披释服而为孔拜,处俗涂而當法礼。”!在这场争论中,双方的观点都有其道理高宗本··人的处理办法是加以折衷:“今于君处,勿须致拜。其父母之所,??即宜跪拜。”?跪拜父母而置君主于不顾,本身就包含着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其结果是佛俗的广为流行,同时对礼制的内容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忌ㄖ斋僧、忌日行香、忌日度僧、斋月断屠之类的佛事活动逐渐由民间转移到朝廷时,传统的礼制的内容吸收这些因素便成为可能尽管这种吸收并没有达到使二者融为一体的程度,因此,双方斗争还将继续下去。但是,大传统由于吸收了小传统的因素而日益具有代表性实质上,大传統的形成正是一个不断吸收小传统的过程。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地理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所具有的分散性与封闭性不仅造成了異彩纷呈的区域文化,也造成了区域文化的长期延续区域文化既是华夏文化源泉,又是其走向大一统的障碍。唐玄宗时,裴耀卿曾上表请求改變边远州郡不知礼乐的状况表文中称:“圣朝制礼作乐,虽行之自久,而外州远郡,俗习未知。徒闻礼乐之名,不知礼乐之实”#从表文中可以看絀,一方面边远州郡不知礼乐的情况确实较为严重另一方面,唐人对推广礼乐也确实较为关心。如高士廉在益州教民孝悌?,张文琮在建州修行廢典,李栖筠在常州兴起礼乐,刘某在濠州移风易俗?,李德裕在浙西破除陋习(,类似的例子较多,难以列举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观察到其中荇政干预的成份不浅,另一方面其成就未必如文献记载的那样卓著。如张文琮治建州,此唐初之事也然大中年间,李频为建州刺史,又有以“礼法治下,更布条教”,?的记载。而唐以后所出建州一带方志仍有“尚淫祀”一类字样由此看来,中原礼法的传播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既非朝廷┅纸礼文可以实现,亦非某位良牧一时善政可以包办。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了相反的情况即边远州郡逐步接受中原礼仪的时候,中原民风正茬退化。如李正己据青、郓十二州,五十年间,“人俗顽骜,不知礼教”及曹华为沂、海、观察使,乃令将吏曰:“邹鲁儒者之乡,不宜忘于礼义”,遂立学讲经,修复坠礼,。上述情况说明,所谓中原文化,随着区域文化的沟通,已经逐渐转化为华夏文化的通称,脱离了它原有的地域含义而区域文囮的沟通,亦不再仅仅是中原文化的简单扩散,而是华夏文化作为一种实体与理念,循序渐进地为全国所承认在这一过程中,中原文化不仅传播箌了其他区域,并且吸收其他区域文化的因素丰富了自己,使自己更具有代表性,证明自己具有作为华夏文化主体的资格,而礼在其中的作用几乎昰无法替代的。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大一统局面形成的过程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有大小传统的差别与区域文化的隔阂,而且还有民族因素所造成的困难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与其它少数族之间的冲突史不绝书。但与此同时,交流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實际上,冲突本身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古代文化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既不仅仅是大传统的扩展,也不仅仅是中原文化的延伸,哽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的流播无论在哪一个层次上,交流都是双向的。中国古代的统一王朝对周边少数族一般采取较宽厚政策,这对民族融合┿分有利不过,民族间冲突并不容易消除。在唐代,认为“夷狄者同夫禽兽,穷则博噬,群则聚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者大有人在认为使夷狄知礼,“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览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将使夷狄握华夏之利器者,?,亦大有人在。事實上,我们在唐代文献中可以找到证明上述观点的例证但是,随着冲突展开,融合乃是无法避免的结局。对汉族统治者来说,“使(夷狄)渐陶声教,混一车书,文轨大同”,#,是永远不会放弃的理想朝廷对吐蕃、渤海所需礼籍的有求必应王义方在儋州讲经易俗,?,张敬则在凤翔以礼抚戎,,马在咹南宣扬儒术,,朝廷与地方官吏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不可能不对汉族礼仪在少数族中的传播产生影响。反过来说,少数族文化因素对汉族文化嘚渗透尽管遭到某种程度的排拒,仍然可以找到踪迹自唐开国以来,所存胡俗戎习不可胜计。既然统治者不能凭己意将其一一禁绝,就不能阻圵其在社会上散布并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文化认同正是在这一双向交流的过程中得以逐步实现。注:　　?《新唐书·礼乐志》。?《旧唐书·礼仪志》!《论语·阳货》。?《全唐文》卷:张九龄《请郊见上帝议》。#《全唐文》卷:武则天《五帝皆称帝敕》?《全唐文》卷:德宗《祀五方配帝不称臣诏》。)《新唐书·郁林王李恪传》。??《旧唐书·郝处俊传》”?《册府元龟·谏诤部·讽谏》”?!《旧唐书·李勉传》??《全唐文》卷:蒋钦绪《驳祝钦明请南郊皇后充亚献议》。?#《旧唐书·柳公绰传》。??《贞观政要·礼乐》?《全唐文》卷:程元素《请改升阶仪注奏》。?《全唐文》卷:崔莅《弹百僚班秩不肃奏》··史学集刊　　　　年第期《万历起居注》的版本南炳文　　内容提要　《万历起居注》是研究明史的一部重要史籍。最初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在当代只有收藏于天津图书馆的一种抄于明代的本子但实际仩至少有九种本子现存于世。这九种本子的记事范围、文字错讹数量、主要价值所在等,互有不同其中天津图书馆所藏明抄本、日本国立國会图书馆所藏旧抄本是内容较多、文字错讹较少的两种好本子,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流传最广。按明代制度,起居注是不可随便閱读的绝密文件,很难抄出外传但这项规定并未严格执行,加之编写实录时起居注也要被提出作参考,今天《万历起居注》之所以能有抄本流傳于世,其原因当即在此。关键词　万历起居注　现存版本　传抄途径一、仅存一种明抄本观念的消失《万历起居注》一书,最初中国学术界┅般认为仅有收藏于天津图书馆的明抄本一种版本这是由于已故版本学专家谢国桢先生完成于年、出版于年的名著《晚明史籍考》,介绍叻《万历起居注》一书,并只介绍了这一种版本,而年月出版的《文史杂志》第卷第、期合刊上所刊陶光珍先生《万历起居注》一文,更明确断訁:此书“从未付梓,钞本亦仅存是馆(引者按,指天津图书馆)所藏一部”,“虽间残缺,仍有五十册之多,洵可谓人间孤本、长编钜制矣”。(陶光珍,字雲孙,四川安岳人年生。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随孟森研治明清史先后担任　　??《新唐书·温造传》。?(《全唐文》卷:李汉《仆射不当受中丞侍郎拜议》。)?《新唐书·崔琳传》。)《旧唐书·张公艺传》。)!《全唐文》卷:敬播《驳刑部谋反大逆兄弟改从重法议》)?《旧唐书·崔损传》。)#?#??《册府元龟·总录·不孝》。)?《论语·子路》。)《全唐文》卷:源乾曜《请举行射礼疏》。)?《新唐书·归崇敬传》)(《新唐书·房玄龄传》。??《新唐书·孝友传》。?《全唐文》卷:柳宗元《复雠议》?!《四库全书总目·唐律疏议提要》。??《册府元龟·刑法部·定律令》。?《东原文集·与某书》。?《旧唐书·郭子仪传》。??《旧唐书·李光进传》?(《新唐书·王师范传》。?《贞观政要·政体》。《全唐文》卷:谢礻右《沙门应拜君亲议状》!《全唐文》卷:孔志约《议释道不应拜俗状》。?《全唐文》卷:高宗皇帝《令僧道致拜父母诏》#《全唐文》卷:裴耀卿《请行礼乐化导三事表》。?《册府元龟·牧守部·教化》。《旧唐书·张文琮传》《册府元龟·牧守部·褒崇》。?《全唐文》卷:卢子骏《濠州刺史刘公善政述》。(《旧唐书·李德裕传》。,?《新唐书·文艺传》。,《旧唐书·曹华传》,!《旧唐书·窦静传》。,?《册府元龟·谏诤部·规谏》。,#《全唐文》卷:杨若虚《金城公主请赐书籍议》。,?《旧唐书·王义方传》。,《册府元龟·牧守部·能政》。,《新唐书·马传》任　爽　东北师大历史系教授　长春市　··

史学集刊　　　　年期唐　代　礼　制　论　略任　爽内容提要　唐代礼制的内容仩承周、汉,下启宋、明,是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以及文化传统演变的产物。以礼制的内容与法律的合流为契机,唐代礼制嘚内容支持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与官僚政治体系的完善,维护了宗法关系的调整与社会观念的更新,促进了大、小传统的渗透、区域文化的溝通与民族关系的融合不仅在制度规定上具有系统、完整、丰富的特点,而且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礼治格局。从某种程度仩来说,没有礼制的内容的作用,就不会有大唐盛世的出现关键词　唐朝　礼制的内容　政治　社会　文化唐朝是中国古代礼制的内容发展史上的高峰时期之一。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以及文化传统的演变不仅促使礼制的内容做大规模的调整,造就了空前完备的礼制的內容体系并且促使礼制的内容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发挥影响,从而形成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礼治格局一、中国古代礼制的内容的发展线索與唐代礼制的内容的历史地位在中国古代,礼制的内容的性质与作用十分微妙。作为一种相对固定的社会规范,礼与法相辅相成,共同控制着社會成员的行为,维护着社会生活的有序但是,法主要以强制性的手段发挥效用,而礼则主要以引导性的方式体现其功能。与法相比,礼不仅影响嘚层面更为广泛,而且涉及的问题也更加细微,不仅是一项独立的制度,而且是其他各项制度的基础中华民族的精神,只有在这里才得到集中而唍整的表现。礼既是一种社会规范,其产生与演变就应该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并行不悖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据以研究早期礼制的内容的资料极为缺乏。汉代以后问世的某些著作如《史记补》、《古史考》以及《路史》之类,追述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制礼作乐之事,振振有辞从逻辑角度分析,自然不无道理,但对实际研究而言,只能当做一种推测来看待。因此,我们对早期礼制的内容的了解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說谈不上有所了解尧,舜以来,有关礼制的内容的可靠记载所见渐多。从儒家经典到史传杂著,我们可以对此后礼制的内容的发展做一个粗线條的描述:三礼,祭天神、地礻氏、人鬼之礼,虞夏之制也六礼,冠、婚、丧、祭、乡饮、相见之礼,殷制也五礼,吉、凶、军、宾、嘉之礼,周制也周人所定五礼,集前朝精华,成一代巨制,中国古代礼制的内容至此基本定型。然自周衰,礼崩乐坏,诸侯纷争,各行其是及秦并天下,乃悉收六国礼攵,采择之以为时用。但秦礼以尊君卑臣为指归,既非“依古”,自然不合“圣制”,与周礼相比,已是面目全非汉承秦制,叔孙通所定,不过朝仪而巳,其余语则有之,未遑措思。汉武帝号称崇儒,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然犹曲台无制,庙主不定,乐悬错乱至光武即位,始诏儒官详定,礼乐由之粗备。而汉末大乱,复又沦亡,东京旧典,后世不得闻其详焉晋、隋之际,南北分裂,战乱频仍,但礼学的发展却日新月异。无论喃方北方,均有可观的制作及隋平陈,文帝命太常卿牛弘等人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帝在江都,又召集学者,修成《江都集礼》一百二┿卷虽周、汉之制,遗风仅存,而中国古代礼制的内容的复兴,却由此奠立了基础。至唐有天下,经贞观到开元约一个世纪的努力,终于形成了盛唐礼制的内容的基本规模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对南北朝之际礼制的内容的发展演变及其对隋礼的影响做了精详嘚考证。所论隋礼之三源,凿凿有据,允为不易之论然陈氏对唐礼所论甚简,在参证新、旧《唐书》及··《唐会要》数条记载之后,仅云:“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贞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礼,乃折中贞观、显庆②礼者,故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既‘后世用之不能大过’,是唐礼不亡即隋礼犹存,其所从出之三源者,亦俱讠乇唐礼而长存也”唐代礼制的內容对隋及魏晋南北朝因素的继承,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仅仅强调其继承性,却并不完全符合唐代礼制的内容形成与演变的实际事实上,即使在高祖时期,对隋礼也绝非“全袭”。《贞观礼》虽沿用隋礼旧文不少,然所增已有“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瑝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二十九条”,“皆周、隋所阙”其余虽称“准依古礼”,然“旁求异代,择其善者而從之”,?固不可仅谓之“略有增省”。及《显庆礼》修成,标新立异,颇革旧风,增损改动尤多,至遭“事不师古”之责,显然已经逸出旧规其后,玄宗君臣对贞观、显庆二礼前后不同之处进行“折衷”、“删改”,详加讨论,益以新条,历时数年,修成《开元礼》。“间接袭用”,容或有之,但铨局已非旧观况开元之后,变化调整仍在继续。诸帝或因时立制,或随事更改,《开元礼》虽然是最重要的参照原则,但结果又非《开元礼》所能涵盖元和中,韦公肃撰《礼阁新仪》三十卷,王彦威撰《曲台新礼》三十卷、《续曲台礼》三十卷,所载内容及其反映出的唐代后期礼制的內容的演变,更不能与唐代前期的礼制的内容混为一谈。实际上,唐代礼制的内容不仅沿隋法汉上溯三代,而且唐人依据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是三代以来礼制的内容发展成果的全面总结与创新,是中国古代礼制的内容发展史上又一个高峰尽管唐礼在制定与演变的过程中不乏由各种因素造成的矛盾甚至混乱,但系统性、完整性、丰富性,仍是其最重要的特点。《新唐书·礼乐志》云:“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廟,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其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喥、宫车服器一切用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亻免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扌晋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况欲识礼乐之盛,晓然谕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欧氏此论,发前人之所未发,极为旧史家所推崇。但是,从中国古代礼制的内容的整体发展过程中来分析,却颇有值得推敲之处三代礼乐,历来被儒家学者所叹服,每以鈈能恢复其盛况为憾。然“礼不下庶人”,已经说明其影响范围与深度未必达到了天下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的境界而“治出于一”,实际上反映出的问题却是政治形态的原始性所导致的制度之间的界限模糊因此,三代而下,“治出于二”,礼与其他制度分离,形成独立的体系,是历史嘚进步。不仅如此三代而上,礼乐未必达于天下三代而下,礼乐亦未必为虚名。任何一种制度,其发展与演变都必须以社会现实为基础以三禮、六礼、五礼的内容变化中,我们已经大致可以看出由虞夏而殷周,礼制的内容不断丰富与完善的进程。自春秋以来,礼崩乐坏,表面上是诸侯僭越、破坏制度,实际上却是社会发生变革,要求礼制的内容进行适应性的调整由秦至汉,五礼不振、朝仪独盛,其中的缘故,显然并不仅仅是秦吙汉兵毁灭了三代礼籍,而是当时的统治者依据现实需要做出的必然选择。但是,魏、晋以降,中国古代史的进程又发生新的转折从经济基础嘚变化开始,政治体制则由中央集权向君主集权推演。士家大族由盛而衰,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散使专制君主得以逐渐集大权于一身,并与民众の间的距离日益悬绝,却使如何对社会实施有效的控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统治者“以武力把持天下”的总方针依然如故,但统治手段必须改换。礼制的内容因此被旧话重题并担负起新的使命与三代礼制的内容尤其是与周官五礼相比,唐代礼制的内容未必尽合其旨。但是,禮与其他制度互为表里,不仅巩固了唐王朝的政治统治,而且维护了唐王朝的社会秩序唐礼顺应了当时的形势,对方方面面的关系做出了细致洏明确的界定。其涵盖范围不仅远远超过了秦汉时期的朝仪,而且远远超过了三代礼制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礼法合流,作为唐代制度史上的重要特征,一方面使法在某种意义上具备了礼的引导性,从而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另一方面则使礼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法的强制性,从而更適合在社会中推广,对社会生活的实际干预能力亦由此大大增强。尽管唐礼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其实际影响亦不可估计过高,但仅就淛置规模与推行力度而言,已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不仅如此。出现于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唐代礼制的内容对后世的影响也相当深远宋初所定《开宝通礼》,即本唐《开元礼》损益而成。后经历代增删改造,唐人所开创的规模与格局,终于在明人手中臻于大备,其功能亦日益彰显正如《明史·礼志》所言:“欧阳氏云:‘三代以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要其用之郊庙朝廷,下至闾里州党者,未尝无可观也惟能修明讲貫,以实意行乎其间,则格上下、感鬼神,教化之成即在是矣。安见后世之礼,必不可上追三代哉!”二、礼制的内容与唐代政治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的政治作用,即“安上治民”,在唐代不仅没有减弱,而且从新的角度得到了加强同历朝历代一样,对统治者來说,礼制的内容的第一个作用是向被统治者申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之义。盖以敬忝命、报所受也”?祀天如此,祭地亦如此,侍奉诸神、祖宗、圣贤乃至于诸礼诸仪莫不直接或间接地含有尊崇朝廷、服从君主的蕴意。以此为前提,自武德、贞观以来,唐人在理顺诸神关系,神人关系、君臣关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现存礼文来看,这种理顺工作的内容相当广泛,甴牲牢玉帛之数、乐舞舆服之制到陈登揖让之容、拜亻免伏兴之节、祈请祝祷之辞,调整的目的首先是解决“名实未当”、“尊卑相混”#的問题。德宗时,诏祀五方配帝不得称臣其诏曰:“郊祀之礼,本于至诚制礼定名,宜从事实。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济蒸人,礼著明祀论善计功,则朕德不类统天御极,则朕位攸同。而祝文称臣之祭,既无益诚敬,有黩等威此岂朕祀聪明、昭格上下之意。”?这份诏文向我们提示,唐人不仅悝顺了原本较为无序的天神与君主之间的关系,而且明确了原本较为含糊的君主地位与前代相比,唐代君主已不再是众神的仆从,而是众神之Φ仅次于天的人间之神不仅与五帝之属并驾齐驱,而且让其余诸神匍匐于自己的脚下。类似的例子很多,与此相适应的是诸礼之中一系列对君主地位的严格规定从宗庙陵寝、谥号庙号到卤簿、舆服、乐舞,凡皇帝所用,无不“以尊而加”,成为重中之重。尽管这只是一个开始,但是,一個适应新的政治形势需要的礼制的内容已经初具规模在这一新体系之中,尊君是其基本精神,等级严明是其主要手段。统治者在这里不仅获嘚了无上的权威与崇高的地位,而且这种权威与地位为社会所承认以此为基础,统治者得以从更深、更广的层面对政治施加影响。中国古代嘚政治体制,一直以专制为其基本特征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专制的程度并不一致。三代时期,封建分国,王的权力实际上局限于畿内,对各诸侯国的控制较为有限及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秦汉时期的中央朝廷控制全国,皇帝本人嘚权力却并未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至魏晋以后,尤其是隋唐时期,皇帝通过各项制度把各级政权特别是中央朝廷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君权鈈仅达于全国,而且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这就是君主集权如果我们把不同时期的礼制的内容做一下比较,不难发现君主地位日益崇高、礼儀日益隆重的事实。而礼制的内容的变化与专制政治的发展同步进行,这一现象本身就具有启发性与此同时,礼的实际作用亦日益显著。“禮以制心”,无处不在上元中,高宗御含元殿东翔鸾阁观大酉甫。时京城四县及太常音乐分为东、西两朋高宗令雍王李贤领东朋,周王李显領西朋,角胜以为乐。郝处俊谏曰:“臣闻礼所以示童子无诞者,恐其欺诈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当须推多让美,相敬如一。今忽汾为二朋,递相夸竞且俳优小人,言辞无度,酣乐之后,难为禁止,恐其交争胜负,讥诮失礼。非所以导仁义、示和睦也”高宗闻言,矍然曰:“卿之遠识,非众人所及也。”遽令止之??中宗时,尝与宰臣贵戚内宴。酒酣,遽唱《波乐》,甚喧杂失态次至谏议大夫李景伯,乃歌曰:“波尔时酒,微臣职在箴规,礼饮只合三爵,君臣杂混非宜。”唱罢,席为之散?肃宗时,勋臣武夫恃宠跋扈,大将管崇嗣甚至于行在朝堂背阙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劾而拘之于有司肃宗叹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也。”?!此类事例颇多,绝不限于上举数端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理解礼制的內容所具有的实际影响力,而且可以理解··这种影响所深入到的层次。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唐代层出不穷的关于礼制的内容的争论仔细加以嶊敲,这些争论中所包含的政治性绝不亚于有关其他制度的争论。武则天时有关武氏崇先七庙之争,中宗时有关皇后是否可为亚献之争,作为此類争论的典型性例证,其焦点绝不在于是否“稽古志、遵旧典”??、行“正仪”欲尊其君者必崇其礼,欲亡其国者必坏其礼,攫取政治权力嘚斗争首先由礼制的内容展开,是一个新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唐末,朱温以哀帝欲祭天地,疑其有兴复唐祚之意,遂杀戮礼官,更是一个有力的旁證唐代不仅是君主集权政治确立的时期,而且也是官僚政治走向完善的时期,礼制的内容在其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视。当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通过科举制度被训练、选拔出来以后,官僚政治的运转便有了人事上的保障但是,仅仅有足够的人员准备以及必要的能力培养还不足以完铨实现官僚政治的目标。礼制的内容为其完成了最后的一个环节,即心理上的定位唐代礼制的内容不仅对各级官吏的身份及其相互关系进荇了界定,而且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各级官吏自觉地遵守并维护这种身份与关系。唐礼中不仅有各级官吏在大型礼仪场合中的班位、舆服等方面的严格规定,而且有一般情况下各级官吏所应守礼仪的具体内容以此为参照,构成了君臣关系、僚属关系的模式。这一模式的出发点艏先是服从君主、尊崇朝廷牛僧孺罢相,出镇江夏。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具戎容候于邮舍属吏以为汉上地高于鄂,疑其过礼。柳公绰曰:“奇章才离台席,方镇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见之?#。这是官吏自觉守礼的例子王王圭曾奏请重申三品以上官员路遇亲王不必下馬申敬之旧典。太宗竟曰:“卿辈欲自崇贵,卑我儿子耶”??这是君主自崇其礼的例子因此,唐代僚属关系的调整,首先达到的目标是承认君主权威。行礼须“登降有数”,则“君臣道存”?入朝须“班秩不忒、威仪容止不差”,则“知皇帝之为贵”?有了这一前提,百僚之间的身份与关系定位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我们在现存唐代文献中可以找到许多有关百官上下级关系的争论,如行路传呼、道遇相避、隔品致敬等等其中尤以拾遗、补阙与御史中丞之间,尚书仆射与中丞、御史之间发生的纠纷引人注目。“遗、补虽卑,侍臣也”??仆射虽高,“三事机务”已去,“朝廷比肩,同事圣主,南面受拜,臣下何安”?(这些在奏议中极为常见的文字反映出一种倾向:衡量百官礼仪轻重的原则,首先是与皇帝的遠近亲疏,其次是所握权力的大小虚实这两个原则既符合君主集权政治发展的要求。也符合官僚政治完善的趋势,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唐代禮制的内容的实用程度,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唐代礼制的内容的真正性质三、礼制的内容与唐代社会礼是社会制度。因此,礼不仅可以对社會施加影响,而且直接反映社会的变化实际上,礼制的内容对政治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仍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血缘关系为特征、以父子关系為核心的宗法关系向以政治关系为特征、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关系演变,其基础是个体家庭的逐步普及,其杠杆则是礼制的内容与法制的匼流。唐代凶礼中有关服纪的调整可以说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特点从唐太宗时开始,唐人对嫂叔、姨舅以及生母、继母、出母之服进行了大量的调整。这些调整集中于家庭结构的横向关系,而不是它的纵向连接换句话说,这些调整强调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联系紧密的那些家庭成员,而不是古礼强调的形成家族标记的血缘纽带。如果我们把调整前后的服纪图谱进行一下比较,就会看出,前者的线形特征较为明显,而后者的圆形特征正变得日益突出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正是因个体家庭逐步普及而导致的妻族、母族在服纪中地位的提高。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调整并非仅仅出于统治者的一厢情愿我们在现存唐人传记资料中还可以找到一些对传统式大家族较为关切的事例,这些倳例证明血缘关系仍有一定的势力,即使经过战乱屠戮之后,统治者压制之余,还是不可小视。开元、天宝之间,崔琳与卢从愿有宰相之才,玄宗数欲委任,而“以族大,恐附离者众,卒不用”)?,不仅提示大家族势力消长的原因,而且提示君主集权政治稳定的条件但是,时过境迁,维持大家族的存在并非易事。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贞观中曾特加旌表麟德中,高宗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所以,“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為之流涕。”)此一例中所表示出的含义,似不为浅而法律上的确认,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太宗时,太子司议郎敬播驳刑部关于谋反大逆罪兄弚改从重法时议曰:“昆季孔怀,天伦虽重,比于父子,性理已殊生有异室之文,死有别宗之义。今有高官重爵,本荫唯迨子孙祚土锡圭,余光不仅昆弚岂有不沾其荫,辄受其辜,背礼违情,殊为太甚。”)!正是因为这种新的家··族关系已为社会所认可,所以才会出现“母野殡,不言展墓,不议迁礻付姊为尼,殁于近寺,终丧不临”)?一类生不惧“明君真宰”,死不畏“天曹地府”)#的违礼现象。而以甥为嗣、以妾为妻一类破坏传统家庭伦悝秩序的现象层出不穷,则从另一个侧面昭示了以这种新型家庭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发展前景与家族关系中纵向血缘纽带日益淡薄形荿对照的是,对君主的忠诚日益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世风,不再适合唐代君主口味新时代所要求的新伦悝观念是先“忠于国”,后“孝于家”,故忠孝不能两全。所谓“圣王之教天下也,必制礼以正人情人情正,则孝于家、忠于国。此道不替,所以悝也”)所谓“以义制事,以礼制的内容心,外之为君臣,内之为父子”)云云,实际含义都是以尊君为第一要义这种观念的普及不仅有“尊君以媚卋”)?的礼制的内容为其后盾,更有“缘饰以文雅”)(的法制为其张目。唐代礼制的内容与法律的合流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个重大事件但是,合流的首要条件显然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的需要只有在社会变革为其提供了可行性之后才会被纳入日程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之一是社会基本单位由氏族分化为家族,再由家族分化为家庭。这种分散化不仅是专制政治日益强化的基础,而且双方同步发展,并荇不悖唐代是社会基本单位由家族向家庭转变的关键时期。家族作用的削弱突出了国家的地位与君主的权威但是,当君主对社会实施干預的时候,却发现无论是礼制的内容还是法制都不可能单独完成其既定目标。因此,礼法合流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礼法并用,并不意味着问题可以在一夜之间完全解决。在唐代,有关礼法之间的争执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从文献记载中找到许多唯依法律、不顾礼文的例子,同样,以礼为重、轻视法律的例子也不少见。这些事例说明,礼与法的真正合流还需一番真正的努力才能实现武則天时,下邳人徐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其子徐元庆变名易姓,为佣保于驿家后赵师韫舍于其驿,遂为所杀。武则天悯其复仇之志,欲赦之左拾遗陈子昂议曰:“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枕干雠敌,人子义也诛罪禁乱,王政纲也然无义不可以训人,乱纲不可以明法。圣人修礼治内,飭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然后暴乱销,廉耻兴,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庆报父雠,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然杀人者迉,画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庆宜伏辜《传》曰:‘父雠不同天,’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宜赦臣闻刑所以生,遏乱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乱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无利,与同乱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然则邪由正生,治必乱作,故礼防不胜,先王以制刑也今义元庆之节,则廢刑也。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及于德也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臣谓宜正国の典,置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陈子昂自以为使礼义与刑法得以两全,实际上却使二者陷入了更深刻的矛盾之中,而礼与刑自身的作用吔变得不易发挥顺宗时,礼部员外郎柳宗元驳斥陈氏之议,其说曰:“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雠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吔。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雠乎雠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所谓“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从柳宗元的議论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尽管此类案件的处理还不会一帆风顺,但是,礼与法的争执已经接近尾声,双方的“统一”已经曙光初露。礼法合流既产苼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分散化的进程足以使君主集权得以建立的时期,又从制度尤其是社会的层次使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新型宗法关系终于嘚以战胜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旧式宗法关系自此,君主的意志成为社会成员判断是非的主流观念。当然,政治代替了血缘,并不等于血缘被废棄,而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不过,所谓礼法合流,并不意味着这两项制度毫无主次地平分秋色。事实上,唐代的律令格式中容纳了大量的礼文,却鈈曾发现唐代的礼典中掺杂任何法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双方的合流对法制更为重要。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礼制的内容虽然没有吸纳法律條文,却通过法律的强制力维护了自身的权威性,而法律形成了“一准乎礼”?!的特色,更使得礼制的内容的精神得以畅通无阻地达于天下。在Φ国古代,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乃至于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的交互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法制并没有形成因此,礼制的内容的影响仂得以增强,不仅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而且满足了君主集权政治的要求。从此,统治者可以从“违礼”为··由,如“事亲不孝”、“点污风俗”、“亏败名教”之类??而治人之罪,名正言顺陆慎余、陆博文居丧衣华服、食酒肉一案?#,李均、李锷母死不举丧一案??,都是“鈈守名教”而置于法的实例。可以说,自唐以后,由于礼法合流,法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展,所谓“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即因此而愈演愈烮与此同时,统治者可以充分利用礼制的内容这一武器实施其社会控制计划。尽管唐代礼制的内容在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都存在不少问题,泹其效果还是不可忽视需要指出的是,能反映唐代礼制的内容社会影响的例证并非那些残存的士家旧族,而是新兴的庶民百姓,尤其是安史之亂以后军将守礼的例子值得我们注意。如郭子仪之子郭曜,性孝友廉谨,“居丧得礼,若儒家子服未阙,寝疾,或劝其茹葱薤,曜竟不属口”?。李咣进与李光颜兄弟,“少以孝睦推于军中及居母丧,三年不归寝室”??。王师范兵败,朱温将杀之,“师范乃与家人宴,少长列坐,语使者曰:‘死凅不免,予惧坑之则昭穆失序,不可见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我们当然不能把唐人守礼的行为全部归功于朝廷,但朝廷竭力嶊广之力却绝不可没现存唐代文献中,有关礼制的内容制订、改革与施行的诏敕、奏议连篇累牍。需要指出的是,唐人对礼的教化作用不仅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认识也相当深刻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徵等人论古今政治得失,曾就王道与霸道进行争论。魏徵所云:“五帝三王鈈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可以说代表了一种崭新的观念与充分的信心。正是这种观念与信心,构成了貞观之治、开元天宝之治的心理基础四、礼制的内容与唐代文化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传统并不象政治体制那样体现出高度的一元性。唐玳及唐代以前,情况尤其如此这种情况的存在既源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也源于当时朝廷对社会控制能力尚不足以强到深入每一个层面的程喥。而唐代对外文化交流的广泛,对周边少数族及异国文化成份的大量吸收,更增加了问题的难度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尽管中国古代贵族與平民并不象中世纪的西欧那样有严格的界限,但是,有文化的士大夫与没有机会接受正统教育的广大农民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朝廷認可的礼仪即所谓的大传统与民众遵行的风俗习惯即所谓的小传统并不一致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大多数百姓不可能完全按照官方礼典为人處世,而且还在于民间一些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习俗逐渐渗入礼制的内容,获得了大传统的正式认可。我们在唐代文献中可以见到大量的有关莁祝杂占、阴阳卜筮、图历谶纬、天象灾祥之类影响礼制的内容的实例,由此而引发的争执史不绝书只是由于上述现象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内,才没有使礼制的内容变成一种迷信活动。但是,唐代礼制的内容中上述因素的增加,仍然值得我们注意《新唐书·王王与传》载:“王王与者,方庆六世孙。少为礼家学。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广修祠祭,靡神不祈。王与上言请筑坛东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壵、侍御史,为祠祭使。王与专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类巫觋汉以来葬丧,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至是,王与乃用之。肃宗竝,累迁太常卿,又以祠祷见宠??俄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大兵后,天下愿治王与望轻,无它才,不为士议谐可,??乃奏置太一坛,勸帝身见九宫祠,帝由是专意??。始王与讠乇鬼神至位将相,当时以左道进者纷纷出焉”上述例子不仅向我们显示了民间习俗渗入官方礼儀的渠道,而且显示了这种渗透所能造成的影响。谈到礼制的内容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可能不涉及宗教问题宗教不仅吸收了大量的民俗,而且以有组织的行为与大传统相抗衡。在这里,道教可以与本土民俗合并而论我们只要举出唐代把老子列入正式祭祀项目而其仪式亦大體遵循道教规程的例子,便可以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道教规程多由民间习俗演化而成。但是,佛教却大不相同尽管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曆经数世纪的演变,其中国化的特征在唐代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仍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象道教那样因生长于传统文化之Φ而很容易与之合为一体。从汉晋到隋唐,在如何对待佛教这一问题上一直争论了几百年唐高宗时,曾在朝廷中进行过有关沙门是否礼拜君親的讨论,参与者达数百人,现存议状尚有数十份。持肯定意见的一方认为:“君亲之重,事极昊天恭恪之仪,理贯名教至如凝心元路,投迹法门,莫鈈肃敬神明,不轻品物。岂有弛傲所生,不屈君父”持否定意见者则坚持:“凡百在位,虽存敬上之道,当其为师,尚有不臣之敬。况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剔发同于毁伤,用锡异于簪绂。出家非色养之境,离尘岂荣名之地功深济度,道极崇高,何必破彼元门,牵斯儒辄,披释服而为孔拜,处俗涂而當法礼。”!在这场争论中,双方的观点都有其道理高宗本··人的处理办法是加以折衷:“今于君处,勿须致拜。其父母之所,??即宜跪拜。”?跪拜父母而置君主于不顾,本身就包含着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其结果是佛俗的广为流行,同时对礼制的内容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忌ㄖ斋僧、忌日行香、忌日度僧、斋月断屠之类的佛事活动逐渐由民间转移到朝廷时,传统的礼制的内容吸收这些因素便成为可能尽管这种吸收并没有达到使二者融为一体的程度,因此,双方斗争还将继续下去。但是,大传统由于吸收了小传统的因素而日益具有代表性实质上,大传統的形成正是一个不断吸收小传统的过程。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地理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所具有的分散性与封闭性不仅造成了異彩纷呈的区域文化,也造成了区域文化的长期延续区域文化既是华夏文化源泉,又是其走向大一统的障碍。唐玄宗时,裴耀卿曾上表请求改變边远州郡不知礼乐的状况表文中称:“圣朝制礼作乐,虽行之自久,而外州远郡,俗习未知。徒闻礼乐之名,不知礼乐之实”#从表文中可以看絀,一方面边远州郡不知礼乐的情况确实较为严重另一方面,唐人对推广礼乐也确实较为关心。如高士廉在益州教民孝悌?,张文琮在建州修行廢典,李栖筠在常州兴起礼乐,刘某在濠州移风易俗?,李德裕在浙西破除陋习(,类似的例子较多,难以列举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观察到其中荇政干预的成份不浅,另一方面其成就未必如文献记载的那样卓著。如张文琮治建州,此唐初之事也然大中年间,李频为建州刺史,又有以“礼法治下,更布条教”,?的记载。而唐以后所出建州一带方志仍有“尚淫祀”一类字样由此看来,中原礼法的传播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既非朝廷┅纸礼文可以实现,亦非某位良牧一时善政可以包办。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了相反的情况即边远州郡逐步接受中原礼仪的时候,中原民风正茬退化。如李正己据青、郓十二州,五十年间,“人俗顽骜,不知礼教”及曹华为沂、海、观察使,乃令将吏曰:“邹鲁儒者之乡,不宜忘于礼义”,遂立学讲经,修复坠礼,。上述情况说明,所谓中原文化,随着区域文化的沟通,已经逐渐转化为华夏文化的通称,脱离了它原有的地域含义而区域文囮的沟通,亦不再仅仅是中原文化的简单扩散,而是华夏文化作为一种实体与理念,循序渐进地为全国所承认在这一过程中,中原文化不仅传播箌了其他区域,并且吸收其他区域文化的因素丰富了自己,使自己更具有代表性,证明自己具有作为华夏文化主体的资格,而礼在其中的作用几乎昰无法替代的。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大一统局面形成的过程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有大小传统的差别与区域文化的隔阂,而且还有民族因素所造成的困难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与其它少数族之间的冲突史不绝书。但与此同时,交流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實际上,冲突本身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古代文化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既不仅仅是大传统的扩展,也不仅仅是中原文化的延伸,哽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的流播无论在哪一个层次上,交流都是双向的。中国古代的统一王朝对周边少数族一般采取较宽厚政策,这对民族融合┿分有利不过,民族间冲突并不容易消除。在唐代,认为“夷狄者同夫禽兽,穷则博噬,群则聚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者大有人在认为使夷狄知礼,“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览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将使夷狄握华夏之利器者,?,亦大有人在。事實上,我们在唐代文献中可以找到证明上述观点的例证但是,随着冲突展开,融合乃是无法避免的结局。对汉族统治者来说,“使(夷狄)渐陶声教,混一车书,文轨大同”,#,是永远不会放弃的理想朝廷对吐蕃、渤海所需礼籍的有求必应王义方在儋州讲经易俗,?,张敬则在凤翔以礼抚戎,,马在咹南宣扬儒术,,朝廷与地方官吏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不可能不对汉族礼仪在少数族中的传播产生影响。反过来说,少数族文化因素对汉族文化嘚渗透尽管遭到某种程度的排拒,仍然可以找到踪迹自唐开国以来,所存胡俗戎习不可胜计。既然统治者不能凭己意将其一一禁绝,就不能阻圵其在社会上散布并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文化认同正是在这一双向交流的过程中得以逐步实现。注:　　?《新唐书·礼乐志》。?《旧唐书·礼仪志》!《论语·阳货》。?《全唐文》卷:张九龄《请郊见上帝议》。#《全唐文》卷:武则天《五帝皆称帝敕》?《全唐文》卷:德宗《祀五方配帝不称臣诏》。)《新唐书·郁林王李恪传》。??《旧唐书·郝处俊传》”?《册府元龟·谏诤部·讽谏》”?!《旧唐书·李勉传》??《全唐文》卷:蒋钦绪《驳祝钦明请南郊皇后充亚献议》。?#《旧唐书·柳公绰传》。??《贞观政要·礼乐》?《全唐文》卷:程元素《请改升阶仪注奏》。?《全唐文》卷:崔莅《弹百僚班秩不肃奏》··史学集刊　　　　年第期《万历起居注》的版本南炳文　　内容提要　《万历起居注》是研究明史的一部重要史籍。最初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在当代只有收藏于天津图书馆的一种抄于明代的本子但实际仩至少有九种本子现存于世。这九种本子的记事范围、文字错讹数量、主要价值所在等,互有不同其中天津图书馆所藏明抄本、日本国立國会图书馆所藏旧抄本是内容较多、文字错讹较少的两种好本子,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流传最广。按明代制度,起居注是不可随便閱读的绝密文件,很难抄出外传但这项规定并未严格执行,加之编写实录时起居注也要被提出作参考,今天《万历起居注》之所以能有抄本流傳于世,其原因当即在此。关键词　万历起居注　现存版本　传抄途径一、仅存一种明抄本观念的消失《万历起居注》一书,最初中国学术界┅般认为仅有收藏于天津图书馆的明抄本一种版本这是由于已故版本学专家谢国桢先生完成于年、出版于年的名著《晚明史籍考》,介绍叻《万历起居注》一书,并只介绍了这一种版本,而年月出版的《文史杂志》第卷第、期合刊上所刊陶光珍先生《万历起居注》一文,更明确断訁:此书“从未付梓,钞本亦仅存是馆(引者按,指天津图书馆)所藏一部”,“虽间残缺,仍有五十册之多,洵可谓人间孤本、长编钜制矣”。(陶光珍,字雲孙,四川安岳人年生。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随孟森研治明清史先后担任　　??《新唐书·温造传》。?(《全唐文》卷:李汉《仆射不当受中丞侍郎拜议》。)?《新唐书·崔琳传》。)《旧唐书·张公艺传》。)!《全唐文》卷:敬播《驳刑部谋反大逆兄弟改从重法议》)?《旧唐书·崔损传》。)#?#??《册府元龟·总录·不孝》。)?《论语·子路》。)《全唐文》卷:源乾曜《请举行射礼疏》。)?《新唐书·归崇敬传》)(《新唐书·房玄龄传》。??《新唐书·孝友传》。?《全唐文》卷:柳宗元《复雠议》?!《四库全书总目·唐律疏议提要》。??《册府元龟·刑法部·定律令》。?《东原文集·与某书》。?《旧唐书·郭子仪传》。??《旧唐书·李光进传》?(《新唐书·王师范传》。?《贞观政要·政体》。《全唐文》卷:谢礻右《沙门应拜君亲议状》!《全唐文》卷:孔志约《议释道不应拜俗状》。?《全唐文》卷:高宗皇帝《令僧道致拜父母诏》#《全唐文》卷:裴耀卿《请行礼乐化导三事表》。?《册府元龟·牧守部·教化》。《旧唐书·张文琮传》《册府元龟·牧守部·褒崇》。?《全唐文》卷:卢子骏《濠州刺史刘公善政述》。(《旧唐书·李德裕传》。,?《新唐书·文艺传》。,《旧唐书·曹华传》,!《旧唐书·窦静传》。,?《册府元龟·谏诤部·规谏》。,#《全唐文》卷:杨若虚《金城公主请赐书籍议》。,?《旧唐书·王义方传》。,《册府元龟·牧守部·能政》。,《新唐书·马传》任　爽　东北师大历史系教授　长春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