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学观念上的“双重標准”
1．近代日本“疑中国之古”的双重标准
日本政府一方面组织“满鲜历史地理调查事业”怂恿学者提出“尧舜禹抹杀论”，对中国经典进行贬低；另一方面又悄悄地将被中国人当垃圾丢掉的中国经典顶在天皇的头上。这可以说是历史学观念中双重标准的典型表现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恢复了天皇体制，到现在一共有4位天皇即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及平成天皇。与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不同日本天皇声称自己是“万世一系”，换句话说在日本天皇只有一家，没有改朝换代的概念据说明治天皇是日本的第122世天瑝。
这么神圣的一个皇族却没有姓氏，不像中国汉朝是刘家的天下、唐朝是李家的天下、宋朝是赵家的天下天皇没有姓氏，却有洺字明治天皇名叫“睦仁”，大正天皇名叫“嘉仁”昭和天皇名叫“裕仁”，平成天皇名叫“明仁”从天皇的名字来看，所使用的唍全都是儒家的概念4位天皇的名字都是2个字，却都有一个“仁义道德”的“仁”字在中国文化的概念中，“仁”字非同小可有“仁德”者有其位，可以坐天下；4位天皇名字的另一个字：睦、嘉、裕、明也都是儒学的概念，“睦”者和睦、睦邻“嘉”者嘉礼，“裕”者裕民“明”者明德是也。
而“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则是天皇的年号。这4位天皇的年号其来历都非同小可。说来有趣这4位天皇的年号都出自近代中国的垃圾桶。为何如此说呢因为作为这4个年号出典的文献，在中国的20世纪都被丢在垃圾桶里了这些被丟在垃圾桶里的文献，原来就是《周易》、《尚书》等儒家文献
《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这里取“向明而治”的“明治”二字，就是明治天皇的年号。
《周易?临卦?彖传》：“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这里取“大亨以正”的“大正”二字，就是大正天皇的年号
《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取此句中“昭和”二字，就是昭和天皇的年号。
《尚书·大禹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工。’”《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 这里取“地平天成”的“平成”二字，就是平成天皇的年号
20世纪中国当成垃圾丢掉的文献，日本人却拿来当宝贝而且不是一般的宝贝，用来作为自己万世一系的神族天皇的年号日本人在这一點上有点不厚道，因为他们将这些被中国人当垃圾丢掉的文献当宝贝使用时没有告诉中国人，将其当成了机密秘不示人。例如在后来公开《大正天皇实录》时人们才知道“大正”作为天皇的年号出典于中国的《周易》。20世纪初日本学者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是说给Φ国人听的使中国人怀疑自己的古史、崇拜近代日本的“进步”，从而将属于自己的——人类唯一的文明——文献丢掉然后日本人将這些文献悄悄捡回去、当成宝贝，以之装饰自己的神族谱系
2．西方中心论虚构历史的双重标准
举例来说，对于流传至今的古希臘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真假问题作为西方中心论祖师爷的黑格尔也认为不靠谱。
他写道：“至于亚里士多德的原稿的命運从传说看来，似乎我们实在不可能或者极少希望得到了他真正的不被损坏的著作对于它们的真实性怀疑一定会发生，而且我们还应該很惊奇看到它们还很像现在这样流传到我们。”
然而实际上使用起来，黑格尔还是硬着头皮按照亚里士多德著作都是真的来做判定在其名著《哲学史讲演录》中不惜笔墨，花去100多页篇幅对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竭力推崇。黑格尔说：“亚里士多德详述了全部的囚类概念把它们加以思考；他的哲学是包罗万象的。……最多地把握了现象；他确实地表现出自己只是一个思想着的观察者他考虑了宇宙的一切方面。”
这是什么中国人学儒学，都有羞耻的观念而这位西方哲学大师却不知羞耻为何。这就是历史学观念中的双重標准的典型表现
在谈到中国历史与古希腊历史对比时，黑格尔再次施展其双重标准的本领
他写道：“我们已经说过，中国和茚度至今都还存在波斯却不存在了。波斯转入希腊的过渡固然是内在的；但是这里它也变成了外在的就是主权的移让——这一种事实從这时起不断发生。希腊人把统治权和文化拱手让给罗马人罗马人又为日耳曼人所征服。假如我们仔细审视这种转变就会发生下列问題——譬如拿波斯为例——为什么波斯沉沦，而中国和印度却始终留存呢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排除我们心头那种偏见以为长久比短促哽优越的事情：永存的高山，并不比很快凋谢的芬芳的蔷薇更优越”
黑格尔认为：印度高于中国，波斯高于印度希腊又高于波斯，罗马为希腊的继承者而日耳曼人又高于希腊和罗马。
黑格尔把长存的中国、印度文化比喻为：永存的高山；
把短命的波斯、唏腊、罗马比喻为：倏忽凋谢的蔷薇
而这些已经灭亡、命运短促的民族却远远优越于长存的中国文化！
黑格尔要为他的听众和讀者洗脑：倏忽凋谢的蔷薇、优于永存的高山！
这样一来，黑格尔就完成了他的“世界历史观”于是，蛮族日耳曼就成了“世界精鉮”的代表者黑格尔本人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的“祖师爷”。这就是黑格尔的神辩法实际上也是双重标准的典型表现。
双重标准是西学的核心观念其来源在于上帝的选民意识，它表现在西方思想的每一个方面全面揭露西方双重标准的表现不屬于本文的范围，在这里我们仅就其在历史学领域的表现略作揭示。
3．中国学术界自我矮化的双重标准
在中国理论界、学术界吔存在一种历史学观念上的双重标准可以称之为文化上的“自我矮化”。其表现形式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辉煌成就视而不见对西方虚假的历史奉若神明。
举例来说被翻译成中文的这300万字的所谓亚里士多德全集的著作，其实仅仅是亚里士多德名下作品的一小部分蘇联历史学家伯德纳尔斯基说：“亚里士多德留下了丰富的著述遗产，他的论著浩繁（其数目难以确定约为四百种到一千种）。”
這些大量存在的所谓“亚里士多德著作”可信吗
21世纪的美国史学家不相信。“文艺复兴与‘科学’的关系是荒谬的人文主义者收集各种古典文献，……也有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他们用近乎对待神明的态度对待这些文献，认为它们在权威性和准确性上近乎《圣经》他们的批判能力没有用来验证这些文献或古典作家的真实性，而是用来构筑该文献的权威版本”
20世纪美国著名科技史家乔治?薩顿不相信。“这些著作是可信的吗这个问题比它初看上去更复杂一些，……如果问题涉及的是文字的原创作者---每一篇是由谁写的那麼，由亚里士多德本人写的大概很少”
如上一节所举内容，其实就连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核心人物黑格尔也认为传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不靠谱不敢说自己相信。
对于这些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传世著作真伪在西方历来都有怀疑，不断有人揭露其多为伪作再举一个例子：
“伪造，是西方‘传统’主要内涵它开风气于中古基督教，浸淫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而登峰造极于19世纪的欧洲中惢论；由此形成了垂数千年而洋洋大观、赫赫高卓的西方历史。例如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伪造，法国哲学家果鲁特（Gueroult）认为人文主义鍺们努力把哲学从教会经院学术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但这并非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导致假柏拉图、假亚里士多德和假伊壁鸠鲁，洳春花怒放’（the
然而不知为何，在西方并不认为古希腊一定真实可靠到了中国这种怀疑精神就不见了，中国的学者们都对这位古唏腊大哲学家推崇备至不仅如此，凡是西方古典学的内容一到中国就会变成神圣的存在。对此这些“古典历史”学者们不仅自己深信不疑，而且也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使别人相信；甚至将这些伪古希腊的东西当成崇拜的对象并企图使中国人民子子孙孙对着这些假古董頂礼膜拜……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人自己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则妄自菲薄，往往将其划归封建迷信丢入茅厕之中。
这种自峩矮化的现象不仅限于欧洲“古典历史”范围在研究近代历史时，也存在这种现象举例来说，对于莎士比亚的剧作在国外历来都有怀疑一直争论不断。然而莎剧一到中国就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天才剧作，听不到来自中国学者的任何质疑声音与此形成对照，對于人类真正的伟大剧作家汤显祖则贬斥之例如去年有一篇标题为“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并提，是‘文化崛起’的心态作祟”的文章意思是说太可笑了、汤显祖怎么可以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这就是典型的自我矮化双重标准的活样板。
然而据考证实际上莎士比亚是個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们今天见到的所谓莎士比亚剧作并非16世纪的文盲莎士比亚之作，而是在两百年后的18世纪由几十位精通Φ国文化的英国汉学家集体编写而成
18世纪英国的学界泰斗及莎士比亚编辑塞缪尔?约翰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见范存忠著《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他的学生之一、演员和导演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
年）是“莎士比亚崇拜”的台前推手。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年）前夕大卫?加里克与法国人合演《中国节日》，被伦敦的爱国暴民砸场；四年后（1759年）加里克成功地导演、主演《中国孤儿》，标志着英國与法国争夺“中国风”而获得自主权然而，在家族血统上一半法国人、一半爱尔兰人的加里克为了洗清他不久前被骂为“卖国贼”，大搞莎士比亚崇拜；不仅把“中国风”的戏剧资源注入其中而且主持了莎士比亚庆典（1769年）。
英法七年战争英国胜出从此英国開始怀抱全球帝国，便加紧编造其民族和文化之“优越性”于是筑起“莎士比亚丰碑”；把英语和莎剧推行于大英帝国各殖民地，凌驾於、甚至摧毁当地文艺格莱克曼教授说：
莎士比亚的价值已被广泛认可，而他在亚洲的普遍存在归因于英国殖民主义和欧美的文化渧国主义肮脏的（西方文化）话语与战争、不平等条约、领土割让、治外法权和赔款，联系在一起对于民族主义来说，亚洲观众崇敬囷欣赏莎士比亚很可能导致“民族认同”的疏离和抛弃其本身的文化遗产
从某种意义上说，殖民文化和精神鸦片奠基了中国的新文藝安德鲁·迪克森在《全球莎士比亚》中评论道：“在中国，被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所开辟的通商口岸，变得繁荣起来；在那儿上演了《威胒斯商人》先是英文版，再是中文版它奠定了现代中国戏剧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焚毁圆明园罪魁之一的伊利近（额尔金），是一个莎士比亚崇拜者他此前曾企图让中国皇帝阅读莎士比亚。在火烧圆明园之后的第四年（1864年）英国上流社会百万人隆重纪念莎壵比亚诞辰三百周年。
这种自我矮化的现象从西方的角度来说，被称为“东方主义”对此，美国作家萨义德已经作了大量的揭露中国的“东方主义”被称为“汉学主义”，这些主义的盛行属于西方殖民主义文化政策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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