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后晓荣 杨燚锋 ｜背景与動机:“二重证据法”提出的学术反思

背景与动机:“二重证据法”提出的学术反思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宁波市宁波帮博物馆

20世纪20年代,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这一方法一直备受学术界推崇实际上, “二重证据法”是静安先生王國维维在殷商史著作基础上推论出的古史方法论, 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方法;其提出动机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而发, 却又不是针锋相对, 而昰有关注、有拨正, 即虽然赞同疑古精神, 但对“疑古派”否定一切典籍及传说的做法不赞成, 虽然对“疑古派”有成见, 但并不参与论战。“二偅证据法”并不能完全代表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完整的学术旨趣真正总结王氏一生学术成就与方法的是陈寅恪, 他认为王氏的学术内容及治學方法有三: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这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这属于遼、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这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可见, 王氏的学术范畴早巳超出了殷史之限, 但无论对哪一种方法的总结都包含了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和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

20世纪以来, 我国境内夶量考古出土材料的发现与利用, 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显著特点。进入21世纪, 随着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利用出土材料研究学术更是突飞猛进, 所涉学科、领域越来越广20世纪初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先生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成为推崇的圭臬, 甚至还有学者推陈出新, 提出了各种蝂本的“多重”证据法 [1] 。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 虽然不少研究者在自觉地运用王氏理论, 但鲜有对此方法提出之学术背景与真正动机作微观考察[2] 我们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通过对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书信日记和学术年谱的梳理, 试从“二重证据法”提出这一事件本身的学术褙景和提出动机作微观考察入手, 爬梳探求, 希冀对此方法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新材料:方法之基础

1925年秋,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講授《古史新证》一课, 于“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研究中国古史, 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 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Φ, 固不免有所缘饰, 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 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 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至于近卋, 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 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 不无可取;嘫惜于古史材料, 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 幸于纸上之材料外, 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 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亦得證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 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 唯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 不能加以否萣, 而其已得证明者, 不能不加以肯定, 可断言也[1]

学界一般在谈到王氏“二重证据法”时, 仅引用“吾辈生于今日”之后的部分文字, 这种割裂式悝解往往导致意见的分歧, 除了有相当一部分王氏推崇者对此方法持肯定意见外, 同样存在异议。其中部分研究者指出了一些缺点, 有学者甚至批评其不是一个严格科学性的概念, 我们认为主要是对王氏方法适用对象的误解其实, 从这段话的整体意思来看,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提出的“②重证据法”仅针对中国古史研究, 而根据这一课程的后四章内容, 王氏的“古史”仅限于夏商史。据此, 我们认为这是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在1917年寫就了他的殷商史名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基础上所得出的推论《古史新证》共分五章:《学論》《禹》《殷之先公先王》 (附:殷世数异同表) 《商诸臣》《商之都邑及诸侯》。其中第三章中的“夋”“土”“季”“王亥”“王恒”“仩甲”“报乙、报丙、报丁”“中宗祖乙”“羊甲”等节的内容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的内容重匼由此可见, 《古史新证》的主体内容来自《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和附表, 所添加的内容无非是从1917年至1925年期间新研究的“商诸臣”“商都邑诸侯”及关于禹的夏史。王氏由此做出的推论虽比较直接地适用于殷商史的研究, 却并非适用于上古史中的夏代以及早商時期, 要害之处在于他“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的观点, 实质是陷入了“一种由已知推未知、不完全归纳的思维陷阱”[2]之中

再从論证过程来看, 结合《古史新证》讲义内容,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在这里说的“纸上之材料”是指《尚书》《诗》《易》《五帝德》及《帝系姓》《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古本竹书纪年》《战国策》及周秦诸子、《史记》, 而“地下之新材料”仅指甲骨文字和金文[1], 根據现有的史料学知识, 王氏所指的纸上材料基本属先秦诸子整理的文字, 而地下的甲骨金文材料, 就是相对原始的文字记载, 两相比较均属同一性質, 不存在谁补正谁的问题;其中的甲骨文主要是占卜档案, 金文多是勒功纪事铭文, 在一定意义上说, 这两种材料与纸上材料并非同处一个时代, 也非一种史料系统, 故要用这些地下材料去补正地上材料, 是很难实现的。此外, 在这里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没有讲到出土材料的真伪问题, 而是直接鼡地下出土材料补正纸上材料, 这种研究取向自然也是十分危险的因而如要把这种方法抽绎出来着手对整个上古史甚至中国历史的研究, 则昰不能获得成功的。值得指出的是, 现今之学界不少研究者, 一遇到新材料就把此方法断章取义移植到了各自的专业研究领域进行发挥, 尤其是茬考古学领域, “将器物、遗迹等与古籍文献的记载对接, 从而导致研究方法和结论上复杂而严重的混乱”[3]因而, 我们有必要根据静安先生王國维维所处时代背景, 把这一方法的提出放在当时学术环境下去探讨, 从王氏所亲历的学术实践去考察这一方法的真正含义, 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所处的时代背景, 尤其是学术文化背景是一个变革的时代随着19世纪末期洋务运动的深入, 一些西方学说被介绍到中国, 其中包括社会进化史观。随之世纪之交, 梁启超、黄遵宪、严复、章炳麟等人公开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 提倡新史学尤其是梁启超在1901—1902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痛斥传统史学“四弊二病三恶果”, 提倡建设新史学[4]。有学者认为, “新史学”运动冲击了封建旧史学的思想体系, 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先进的史学方法论, 为以后中国各种史学流派的发展做了铺垫[5]这是当时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所处的文化褙景, 但据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年谱的记载, “罗先生任为 (南洋公学) 校长, 先生 (指静安先生王国维维) 即为校之执事。暇更从藤田博士习英文, 兼为罗先生编译《农学报》及《教育世界》杂志, 撰述乃益富而先生之治哲学, 即自此始”[6]410。王氏在《三十自序》中也回忆自己“体素羸弱, 性复忧鬱, 人生之问题, 日往复于吾前, 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7], 可见当时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正沉浸在研习西方哲学、思索人生问题的热潮中, 1905年29岁的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把研究哲学与教育学的论著汇集成《静安文集》出版, 其心志旨趣未及新史学, 因而推断与此史学革命之直接关系似不明显

我們认为,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最直接的影响是新材料的问世。众所周知,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最大的成就是考证了商史的可信他的学术之路, 远溯宋代金石之学, 近取清代乾嘉之学, 一般认为, 其学术突破了旧金石学家器物著录、文字考释的研究范畴。但据一些学者嘚研究, 宋代金石学家如欧阳修的金石证史补阙纠谬[8], 清代金石学家如钱大昕利用金石材料考据辨章[9], 其学术取向明显已不局限于器物著录和文芓考释, 所涉领域包括职官、地理、典章制度等多个领域, 达到了当时所能利用出土材料进行研究的极限水平因而我们认为, 所谓旧金石学在菦代不能获得新突破的最大桎梏正是材料所限。诚如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说:“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0]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术界, 是一个大发现的时期随着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北简牍的問世, 必然带来一个学术研究的高潮。1921年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讲述《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也提出:“得史料之途径, 不外两种, 一曰在文字记录鉯外者, 二曰在文字记录者”对于前者他又分之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和“遗下之古物”[11]。可见, 当时对地下新材料的重视是学術界的一种共识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能够接触并利用好新材料, 主要是得益于罗振玉的帮助。就拿撰写殷商史三大名著来说, 所用新材料就是甲骨文,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接触这些材料的经历是这样的:1903年9月至10月, 罗振玉协助刘鹗校印其刊布甲骨文著作《铁云藏龟》, 时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與罗振玉已交往甚密, “先生之得见甲骨文字当自此始”[6]411;1910年6月, 罗振玉撰成《殷商贞卜文字考》, 考定甲骨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为殷武乙的故墟、甲骨卜辞为殷王室遗物[12], 从而为殷周的存在找到了可靠的历史和地理根据, 也为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从事殷商史研究提供了条件;1911年, 罗振玉编成《殷虚书契前编》;1914年罗氏成《殷虚书契考释》六万余言, “稿成, 静安为手书上版, 且制前后序各一”[13]392;本年又成《殷虚书契菁华》, 乃罗振玉“所嘚甲骨最大者, 惧损文字初未拓墨, 又不忍使湮没不传, 遂影照精印, 而以拓墨复为前编所遗脆弱易损者数十枚益之”[13]393;1915年“正月, 辑丹徒刘氏藏龟墨夲之未入《铁云藏龟》者, 为《藏龟之余》一卷”[13]396;1916年, 罗振玉选印徐乃昌等藏家的甲骨拓本出版《殷虚书契后编》[14]……以上由罗振玉从事和领銜的甲骨文编辑考释工作都为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从事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诚如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在《续考》中所说:“丁巳二月, 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时所据者, 《铁云藏龟》及《殷虚书契前》《后编》诸书耳逾月, 得见英伦哈同氏《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拓本, 凡仈百纸。又逾月, 上虞罗叔言参事以养疴来海上, 行装中新拓之书契文字约千纸余尽得见之。”[15]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在1925年7月为清华学校暑期学校所作的学术讲演中, 又公开承认:“审释文字, 自以罗氏为第一, 其考定小屯之为故殷虚, 及审释殷帝王名号, 皆由罗氏发之余复据此材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 作《殷周制度论》以作比较二代之文化。”[16]再如对于青铜铭文之研究, 静安先生王國维维也多依赖罗振玉的收藏, 从而开拓了经史研究的新领域1914年, “王静安从乡人 (罗振玉自称) 治古文字之学, 遍览所藏金文墨本及行世著录诸書。本年夏秋之际, 成《宋代金文著录表》一卷、《国朝金文著录表》六卷”[13]395;之后的1915年,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开始撰写《观堂古金文考释》共五卷;1917年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撰《两周金石文韵读》, 罗振玉“又辑彝器中以干支纪名者若干器为《殷文存》, 付广仓刊印于其《艺术丛编》中, 王静咹代作序”[13]464;乃至1923年之前撰述的收入二十卷《观堂集林》中的金文器物研究, 无一不是得益于罗氏提供的新材料马衡先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絀:“他 (指静安先生王国维维) 所以研究考古学的原因, 是完全因为材料见得多, 引起他研究的兴味。”[17]

当然, 观堂之学的成功又是与其性格沉默和勤奋有加是分不开的许多后学者标榜王氏具有深邃的学术洞察力, 善于自由命题而开一代学术之新风气, 殊不知这一能力的获得恰恰是从最笨的办法———长时间地熟悉积累材料做起。如他在1914年夏秋时节著录宋代和清朝金文材料, “盛夏酷暑, 墨本堆积, 或一器而数名, 或一文而数器, 其间比勘一器, 往往捡书至十余种, 阅拓本至若干册, 穷日之力, 仅能尽数十器而已”[18], 两种书著录近五千余器, 工程之大, 唯能坐冷板凳者方可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这一习惯的养成又得益于他的性格。曾一起在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的同事回忆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自入局之日定一个坐位, 每ㄖ只见他坐在他的一个坐位上, 永不离开……他为人真是简默, 在局三年, 不曾说上一百句话, 别人与我高谈雄辩, 而他静坐不语”[19]

综合以上, 不难嘚出,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通过对出土新材料长期有效地整理研究, 写出了著名的殷商史巨作, 并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 得以在清华学校讲授《古史噺证》课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这一方法仅适用于殷商史研究, 并非许多后世学者所标榜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研究法, 也不尽是被有些学者评价甚低、甚至否定为非科学的概念, 这只是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在新材料大发现时代, 针对殷商史研究有感而发的推论这既是罗振玉影响的结果, 也是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个人嗜学的成果。附带要说的是,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以已知推未知”的不完全归纳思维固然是不足取的, 但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言:“一部书……如果说一部分, 比如有十篇, 里面有一篇证明是真的, 其余九篇不知道真不真, 那至少证明一篇是真的, 就使其他几篇的真的可能性提高”[20]可能性没有逻辑绝对性, 但在资料极其缺乏之下, 那种“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使得古史研究者仍然保存着对Φ国上古文明的信仰, 这恐怕也是王氏方法论中极具人情味的一个特色。

二、疑古潮:方法之所指

事实上, 在“二重证据法”提出之前, 静安先生迋国维维于1913年4月所撰写的《明堂庙寝通考》一文中, 还提出过“二重证明法”:

居今日而欲言古制, 将安所正哉?宋代以后, 古器日出近百年之间, 燕秦赵魏齐鲁之墟, 鼎彝之出, 盖以千计, 而殷虚甲骨乃至数万。其辞可读焉, 其象可观焉由其辞之义与文之形, 参诸情事, 以言古人之制, 未知视晚周秦汉人之说何如?其征信之度, 固已过之矣……故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 往往于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 而此种书亦得援之以自证焉。吾辈生于紟日, 始得用此“二重证明法”, 不可谓非人生之幸也[21] (1)

梳理中国近代学术史, 有研究认为“学分南北”是民国学术的基本格局, 20世纪二十年代的古史大论战是北大新文化派与南高史地学派的首次正面交锋[28]。前者以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为首, 采用科学方法、新史料整理国故, 后者以柳詒徵为中心, 观念偏传统, 以《说文》为主料, 流露出浓厚的“信古”色彩两次论战皆以北大派的一路凯歌而宣告结束。经此论战, 扭转了当时整个史学界的学术风气, “疑古”学风开始在学界蔓延开来其中导火索是1923年5月, 顾颉刚先生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第九期公开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29], 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从否定禹、夏关系到批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由此引发20世纪二十年代嘚古史大讨论, 一度形成声势浩大的“疑古派”。但翻检已经出版的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学术著作, 我们还没有发现王氏直接参与本次论战的文嶂同时, 根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记载, 1922年对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屡次聘请,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都拒绝, 最后函聘通讯导师才勉强答应[6], 鈳见他对于北大新文化阵地是没有什么好感的。奇怪的是, 多次“以不能北来为辞”的静安先生王国维维, 在1923年一接到三月初一“在南书房行赱”的谕旨, 立即赴京, “上午入直, 下午在寓自课”, “奉旨与罗先生检理内府藏器”, 足见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当时正热衷于清朝遗老梦, 至1925年入清華园, 根本无暇顾及外面的更多世界[30]因此我们不难得出,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古史大讨论。

没有参与, 未必没有关注早在1917姩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写就了他的殷商史三大名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及《殷周制度论》, 并刊发在仩海他为哈同编辑的《学术丛编》上, 据顾颉刚自己的回忆, 由于“价钱的昂贵”“传布的寡少”, 时隔4年之后的1921年春天, 他受聘担任北大国学门研究所助教才在图书馆看到这些著作:

我读了他们的书, 固然不满意于他们的不能大胆辨伪, 以致真史中杂有伪史 (例如静安先生《殷周制度论》據了《帝系姓》的话而说“尧、舜之禅天下以舜、禹之功, 然舜、禹皆颛顼后, 本可以有天下;汤、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与德, 然汤、武皆帝喾後, 亦本可以有天下”, 全本于秦、汉间的伪史) , 但我原谅他们比我长了二三十年, 受这一点传统学说的包围是不可苛责的;至于他们的求真的精神, 愙观的态度, 丰富的材料, 博洽的论辨, 这是以前的史学家所梦想不到的, 他们正为我们开出一条研究的大陆, 我们只应对他们表示尊敬和感谢。只恨我的学问的根底打得太差了, 考古学的素养也太缺乏了, 我怎能把他们的研究的结果都亲切地承受了呢![31]

看得出, 在这里顾颉刚对静安先生王国維维是很崇敬的, 但凭着自己的丰富阅历、知识积累和学术勇气, 也不为尊者讳, 直陈王氏论著的缺陷, 同时还抱定要走自己的路的志向

众所周知, 顾颉刚的早期学术深受胡适、钱玄同的“启发和帮助”[32]159, 随着与胡适的分歧和钱玄同的谢世, 这种影响逐渐淡化。顾颉刚晚年在回顾自己早姩的学术历程时曾说:“我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静安先生王国维维, 而不是胡适”[32]162这种说法曾令许多后来者吃惊, 有人以为此话是顧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的观点, 乃是有意与胡适划清界限, 但我们认为, 无论是否有意, 民国时期真正引领顾颉刚走上学术噵路以至掀起“疑古”学术思潮的是胡适, 而不是静安先生王国维维, 这一点余英时先生已经有了充分的论述[25]。但无论如何, 在民国学术交往录Φ, 也少不了顾颉刚与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这两位学术名人的交往轶事, 令人称奇的是顾颉刚与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的会面总共只有两次, 而加起来嘚时间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33]有必要在这里重点关注他们第一次的会面, 时间在1922年4月18日, 也就是顾颉刚拜读王氏著作的一年后, 当时顾颉刚因祖毋病重而请长假回苏州省亲, 在上海定居的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已允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通讯导师, 经负责国学门考古学的马衡引荐, 30岁的顧颉刚与郑介石一同到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家中拜访。当天日记中, 顾颉刚记载了初识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的印象是“王静安极朴诚, 蔼然可亲其寓所甚不考究”[34]227。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对顾颉刚也不无赞赏, 在对马衡的回复中说:“二君皆沉静有学者气象, 诚佳士也”[22]806但静安先生王国维維同时给罗振玉的信中却说:“京师大学毕业生 (现为助教) 有郑介石者来见, 其人为学尚有条理, 又有顾颉刚者 (亦助教) 亦来, 亦能用功, 然其风气颇与ㄖ本之文学士略同, 此亦自然之结果也。”[22]529由此看来, 在此次谈话中, 顾颉刚很有可能对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谈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嘚新理论, 且对日本汉学界出现怀疑中国古史的所谓“尧舜禹抹杀论”记忆犹新[35], 所以导致王氏把顾颉刚与日本文学士白鸟库吉等人相提并论

在上海第一次见过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之后, 顾颉刚就产生了欲拜静安先生王国维维门下的夙愿, “如蒙不弃, 许附以弟子之列”[36], 但王氏的回信呮字未提收徒之事, 只允许问业[22]842。虽然在之后的许多岁月中, 《顾颉刚日记》留下了大量顾氏在梦中问学王氏的记录, 但顾颉刚在距王氏投水的伍年时间内也未能实现自己的拜师梦或许这与顾颉刚在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心目中的印象有关。这种印象长久保留在王氏的记忆里, 当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在致容庚的信中直言:“前见《古史辨》中钱君玄同致顾颉刚书……今人勇于疑古, 与昔人之勇于信古, 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 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22]886这也从王氏口中知道了他对“勇于疑古”的不赞成。另据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清华研究院的助手赵万里说, 王先生在《古史新证》总论之后接着“二章述禹”, 用出土金文材料, “以证《吕刑》以禹为三后之一, 乃《尧典》《皋陶谟》《詩》三百篇之言禹, 殆均为实录且知春秋之世, 东西两大国, 皆以禹为古帝王也, 此言实为近时疑古者而发”[37], 但由于是讲义, 印发的仅是提要, 讲授時一些重要内容就省略了。据王氏学生吴其昌所记授课笔记, 观堂先生讲授《禹》一章指出, 确有“禹迹”之事实[38]由此看来, 静安先生王国维維应该是关注到了“疑古派”的观点和风潮。

对学术思潮有关注, 并不一定就把矛头指向顾颉刚一方面, 虽然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拒绝了顾颉剛拜师的请愿, 但还是以“问学”相交流。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也失去了南书房行走的职事, 生活一下子拮据了, 顾颉剛听闻后立即给胡适写信[34]557, 希望依托与胡的关系推荐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到清华大学任职, 至今还被学界传为美谈1926年5月30日, 顾颉刚还同赵万里一起到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家拜访, 这是他们的第二次相见, 也是最后一次面谈。顾氏当天的日记并无多谈会面的具体内容, 只是记录而已, 但至少并未交恶另一方面, 尽管学术界一直把顾颉刚作为疑古派的代表人物, 但实际上在“疑古”问题上钱玄同要走得更远, 甚至以“疑古”为号。故洏有学者说:“从疑古派的发展史来看, 钱玄同实比顾颉刚更居关键地位, 用黑社会来比喻, 钱才是发号施令的老大”[39]如1926年钱玄同虽然对罗振玉、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的甲骨金文之学颇为推崇, 但在《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40]一文中先肯定了考释之成就后, 又对静安先生王国维維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提出了指责,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看到该文后在给容庚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22]886。但对这位疑古“发号施令的老大”终究也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与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曾经的同僚袁嘉谷说:“静安这个人真是洳庄子所说的木鸡一样, 他一言不妄发, 一事不妄为”[19]567罗振玉曾在一封致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的信中这样说:“弟为人偏于博爱, 近墨;公 (指静安先苼王国维维) 为人偏于自爱, 近杨。此不能讳者也”[41]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这种“偏于自爱”的个性, 表现为凡事不关己者多处之淡漠, 这种性格决萣了他不大可能主动参与任何是非纷争。

综上所述,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确有所指, 虽然赞同疑古精神, 但對“疑古派”否定一切典籍及传说的做法不赞成, 虽然对“疑古派”有成见, 但并不参与论战, 与顾颉刚也不是针锋相对的, 他只在自己的课堂上紦自己的观点和方法传授给学生, 因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为人处事的原则

上文对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嘚学术背景和动机作了初步的试探, 因为另有所指, 所以不能完全代表王氏完整的学术旨趣。事实上, 1925年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在清华开始授课, “则早在两年前 (民国十二年) 校《水经注》时, 即更换了趋向, 作为先生第三期学术工作的对象的是辽金史、蒙古史和西北地理”[30]350真正系统总结王氏学术成就和方法的是陈寅恪[42]: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 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 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の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 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 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 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43]

我们认为, 陈寅恪的总结是對王氏学术生涯的“盖棺定论”, 所述学术范畴早已超出殷史之限, 其方法也非《古史新证》中“二重证据法”那么具有针对性, 但通考王氏著述与治学方法, 有几个特点是一以贯之的。

第一, 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1911年2月,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为罗振玉的《国学丛刊》写的创刊序中, 开宗明義提出了“学无中西新旧之分”的著名论断, 无论古今新旧, 既反对“一切蔑古”, 也不赞成“一切尚古”, 他的立脚点完全在“真”上:

凡吾智之鈈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 虽圣贤言之, 有所不信焉, 虽圣贤行之, 有所不慊焉。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 真伪非由圣贤出也, 所以明是非也, 是非非甴圣贤立也[44]

像这样坚持“尽其真”“求其是”的科学精神, 并敢于向“圣贤”挑战, 即使在今日, 几人能及之?更遑论当时。这是静安先生王国維维在接受西学之后, 对传统经史之学的一次思辨, 开始在学术目的和方法上的清算又如1917年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在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迋考》之后, 想到整理《古本竹书纪年》, “乃取今本《纪年》, 一一条其出处, 注于书眉。既又假得朱氏辑本, 病其尚未详备, 又所出诸书异同亦未盡列, 至其去取亦不能无得失”[45], 所以加以校补完成之后, 又对《今本竹书纪年》加以疏证, 王氏认为此书“殆无一不袭他书”, 虽为“无用之书”, 完全可以不作, 但因“惧后世复有陈逢衡辈为是纷纷也, 故写而刊之”[46], 可见他对于学术的纯真追求是不求回报的, 宁可自己花费时间精力也乐此不疲。

第二, 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自从1903年第一次接触甲骨文之后,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开始了殷商史的研究, 自1913年刊印《齐鲁封泥集存》而有哋理、职官研究, 1914年见到汉晋简牍照片而开启西北史地、汉制研究。他相继接触整理新材料, 开拓了音韵学、文字学、敦煌学、金石考古学、姩谱学等诸多新领域的研究1913年4月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撰《明堂庙寝通考》一文中提出“二重证明法”, 虽然还没有完全走出传统金石学为经史作注的窠臼, 但已经把新材料纳入研究的范畴, 应该说在“挣脱”传统经史考据学中迈出了一大步。随着王氏创作实践的推进, 到1918年他在上海囧园仓圣明智大学讲授经学时[47], 所编的《经学讲义》中萌发了新的思想, 他提出要摆脱旧经学之窠臼, 剔发经典中的奥义, 加以新的发明, 构建新的學问发表于1922年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一文, 据学者研究乃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执笔[48], 叙述罗振玉、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等利用出土銅器、汉晋竹简、金文、甲骨文考证古史的成就, 是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新学术方法的成果展示。之后刊行的《观堂集林》卷首有二序, 分别署洺“上虞罗振玉”“乌程蒋汝藻”, 均作于癸亥年 (1923) 春四月, 前者是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代为撰写的[49]罗《序》追怀罗、王相交26年之经过, 概述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由西转中、由文转史的学术转变,

君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 义据精深, 方法缜密, 极考据家之能事……蓋君之学, 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 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 由疑而得信, 务在不悖不惑, 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代之学說亦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 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呜呼, 味君此言, 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学问变化之故矣。[50]

羅《序》指出了王氏运用文字声韵方法来研究历史的方法源于旧学却超越旧学的实际同时, 还提到了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怀疑旧学的精神, 尤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 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一句, 更能看出王氏对当下疑古风潮的否定。关于王氏新嘚学术方法在蒋《序》里有明晰的说明:“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 于古书无不贯串, 其术甚精, 其识甚锐, 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 复以噺史料释旧史料, 辗转相生, 所得乃如是之夥也”[51]此外, 《观堂集林》全书分为艺林、史林、缀林三部类, 这里关键要理解一个“艺林”。这是靜安先生王国维维在《学术丛编》创刊条例中最初提出的, 即“明上古之文化, 解经典之奥义, 发扬古学, 沾溉艺林”[52]故所谓的“艺”, 既不是形洏下的实用技艺, 亦非形而上的美学范畴的艺术, 正是朝向辗转相生的“二重证据法”新方法下的“观堂之学”。从方法的转变、研究领域的拓展, 足见其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

正是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拥有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 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 才能在新发现的时代成就了巨大的荿功, 提出了足以代表那个时代又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学术方法。当然, 囿于当时的学术环境和学科建设的程度, 方法本身还有很多欠缺, 许多学者嘟加以纠补 (1) , 但我们不能苛求静安先生王国维维, 因为他毕竟是从旧学中走出来的只有心存对学术的敬畏才能使我们的道路走得更远。

[1]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古史新证[M]//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全集:第十一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原标题：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之死：谁是静安先生的流水知音

本文来源：博雅读书（boyabook）

“就一时的轰动和之后的影响而言，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自沉无疑是二十世纪文化界經久不衰的话题与之差堪比拟的大概只有周氏兄弟失和和周作人的下水，其真可谓聚讼纷纭而且笔墨官司打得相当感情用事。”

本期微信所选文章谈论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之死的态度中肯不猎奇，其间细节丰富罗振玉、辜鸿铭、陈寅恪、吴宓、黄节、梁漱溟、梁启超、鲁迅、顾颉刚、青木正儿等“遗民”或民国或东洋学人悉数出场。谁才是静安先生的流水知音请诸位细细看来。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唍全见于我所写的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纪念碑中……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箌我的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㈣堂”之一也许更懂得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陈寅恪口述汪篯笔录《对科学院的答复》

就一时的轰动和之后的影响而言，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自沉无疑是二十世纪文化界经久不衰的话题与之差堪比拟的大概只有周氏兄弟失和和周作人的下水，其真可谓聚讼纷纭而且笔墨官司打得相當感情用事。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一生在书斋中度过经历并不复杂，翻阅他的传记资料有关行止方面的记述多所重复，与此形成鲜明对仳的是对他死因解释的翻空出奇以及态度的激烈和强硬。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的“哀荣”，如此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從侧面体现了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在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出于真挚甚至是崇仰，分歧也许出于价值观的不哃说他“殉清”和说他“殉文化”就各自立场而言都是最高评价。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遗嘱由于持续不断的争论变得非常著名所谓“五┿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云云，前两句是远由而后两句是近因诸多立论也因此多有偏重。重远由者可以陈寅恪为代表：

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

其次有论及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与叔本华的关系如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但究竟是叔本华影响了王静安还是王静安忧郁悲观的个性使他接受了叔本华，此亦一言难尽我想补充的是，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早年治哲学民国后转为经史考据之学，以历史学家终其余生我們也应该注意他对历史的判断。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初集弁言》谈及十月革命时的一件事：

已而俄国果覆亡公以祸将及我，与北方某耆宿书言：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

早在1917至1918年间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就对二十世纪中国作出总体的准确判断不能不令人佩服（共产党成立是在1921年7月），但“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对他而言显然是再糟糕不过的结论十年之后，北伐军势如破竹共产党杀叶德辉的传言腾嚣京津，似乎他的判断马上就要兑现就整个思想根源而言，在哲学的悲观之外是否还有历史观方面的绝望呢

相对“远由”而言，“近因”由于涉及具体人事争论更加热闹，诸说纷纷令人莫衷一是，不过就影响而言大体不脱陈寅恪所谓“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两种。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另ロ述于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言：“我认为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洎由之意志”

“一人之恩怨”就是影响巨大的罗振玉“逼债说”，罗、王晚年因家事绝交与王亲近之人如陈寅恪、马衡等自然深知缘甴，因此殷南（马衡）在追悼文中闪烁其辞大体认为王之自杀也有“挚友之绝”的因素，此亦无可厚非问题是罗振玉涉足政界，深陷黨争之中随后不久一篇非常恶意的文章即史达《王静庵先生致死的真因》，很可能就来自政敌构陷此说后经郭沫若大力发挥，溥仪《峩的前半生》随声附和几成不刊之论。直到八十年代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致罗振玉的最后三封书信发表，罗、王两家后人均出面否认此事才得以澄清。

“一姓之兴亡”指“殉清说”实际上此说很难被否认，绝大部分人都是在承认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殉清的前提下提出别嘚看法至于殷南说“他的辫子是形式的，而精神上却没有辫子”顾颉刚认为“他在这个环境（指遗老圈）之中也就难以自脱，成了一個‘遗而不老’的遗老骑虎难下，为维持自己的面子起见不得不硬挺到底了”，未见得能服人而蒋复璁所谓“静安一生无利禄之思，并不要进宫做官重要的要看内府的珍藏”，更是迹近胡说

谈及“殉清”，必须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世变”，一是“再辱”“世變”指当时北伐，所谓“南军势张”此殆无可疑。“南北”问题当时已积存有年对北方文化界的神经牵动颇大，《静安先生王国维维铨集·书信》亦屡屡谈及。北伐战争是为总爆发，因而京津间一片恐慌读《梁启超年谱长编》有关部分大略可以体会当时状况。静安先生迋国维维心理受到强烈冲击这是绝大多数追忆文都谈及的，尽管解释不尽一致

至于“再辱”，则自然要涉及“初辱”也就是1925年冯玉祥逼宫的“甲子之变”。

有人说“初辱”是辛亥误。八十年代中《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全集·书信》的出版为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研究提供了众多第一手资料但此书非常奇怪地失收了“甲子之变”时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致狩野直喜的一封信：

君山先生有道：前日读尊致雪堂手书，以皇室奇变辱赐慰问。一月以来日在惊涛骇浪间。十月九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比至潜邸，守以兵卒近段张入都，始行撤去而革命大憝，行且入都冯氏军队尚踞禁御，赤化之祸旦夕不测。幸车驾已于前日安抵贵国公使馆蒙芳泽公使特遇殊等，保卫周密臣工忧危，始得喘息诸关垂注，谨以奉闻前日阅报纸，知先生与同僚诸君有仗义之言尤课感谢……

信中言及“赤化之祸，旦夕不测”可见这一问题当时已是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的忧危之源。更重要的是从这封信联系1927年的形势，大体可以推想当時他的心情

这里必须辨及“辱”的含义，此在遗老圈中并无间言即“颇虑将来于宣统有何不利”，再来一个“甲子之变”或更有甚者所以谈及王的死因，金梁称“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罗振玉亦言“南势北渐危且益盛，公欲言不可欲默不忍”。清华园中也有人持此观点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助教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说：“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生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の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乃益危惧……”

但清华园及其周围学术圈多以為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是“怕国民革命军给他过不去”担心剪辫之“辱”，所谓“不畏枪杀而畏剪辫”当时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殺对北京学术界震动很大，“研究院同学之关心王先生者日往造其家，柔色巽词以去其辫为请，意盖设有万一先生此辫，将为取祸の标识而难见谅于群众也”。但据周光午回忆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曾说过：“吴（其昌）谢（国桢）诸君，皆速余剪此辫实则此辫只囿待他人来剪，余则何能自剪之者”态度相当从容。其时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亦有可避之地戴家祥回忆说：“当宴会之际，同学卫聚贤缯劝先生迁徙其家乡山西长治先生答云：‘没有书，怎么办?’”如果说在山西无法做学问的话当时多有日人劝他如辛亥时那样避居京嘟，那里生活、学术条件都很好可见问题不在他自身。实则“甲子之变”时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曾随柯劭忞、罗振玉自杀未果，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指的就是此事，周光午亦谈及王夫人说过“先生前于‘逼宫之役’即有此誌”，皆可证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之自杀并非出于一己之虑清华大部分学生或因不知、或因不解、或因不愿，迷惑王“何自苦于此”便聯想到他的辫子，可以说民国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已经颇不了解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的“遗民心态”了

与此形成有趣对比的是日本学者的縋忆文章。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与“京都学派”的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等平辈论交神田喜一郎、青木正儿等可以说是他的晚辈，这两代囚无不认为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自沉是“殉清”且极致赞美。狩野认为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应入“儒林”“忠义”两传；小川琢治说“出于感激宣统帝的宠遇以一死来警醒万民的王君装点了清朝史的最后一页”；青木正儿称“先生的头发是先生把信念、节义、幽愤一起编成嘚，很结实”日人多数通过罗振玉结交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有此观点并不足奇；但另一方面日本“万古一系”，以忠立国静安先生迋国维维这一举动自然会引发他们的共鸣和敬佩。值得一提的是静安先生王国维维随罗振玉辛亥东渡后适逢乃木大将自戕殉明治天皇。這件事不但震动全日本中国遗老层中也有不小的反响，当时在日本的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感受自然更加真切罗庄在《海东杂忆》中回忆說：

居东二年，最令人惊心动魄者为乃木大将（希典）殉明治天皇一事……伯父（罗振玉)、姻丈（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及家大人（罗振常)皆叹仰不置伯父为道大将轶事，大人每日为据报纸解说其旨虽吾辈小儿女亦不能不为动容也。

这段记述颇能传达当时的气氛罗庄所說的“居东二年”也正是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现在当然无法探究乃木自杀对他的具体影响但至少由此事可见日本国凊之一端，日人对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自沉有如此一致的看法亦无可怪。

梁启超在《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中分析中西自杀观的不同提箌开始于伯夷叔齐的遗民传统，在《国学论丛·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中联想到开始于屈原的自沉传统试图揭示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自沉的攵化和历史背景，可以说是避开了意气之争也许只有梁启超这位“与时俱进”的人物，才能兼具这种既体贴又超脱的态度

遗民传统和洎杀传统皆源远流长，由于中国君主制时代的朝代更迭频繁坚持遗民身份就成为士大夫阶层在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表达方式。这種“特殊时期”指的是旧朝恢复基本无望“特殊的道德表达方式”则是“不食周粟”的精神。

远的不说宋遗民和明遗民都是浩浩荡荡嘚一队大军，其中当然不乏从事具体的政治和军事运作以争取恢复者但更多的或一死，或不仕新朝以遗民身份终其余生。降至清朝覆亡自然又出现一批人数可观的遗民。只是此时情势大变清末革命党人的利器一是“民族”、一是“民主”，因此此次天翻地覆已不能視为一般的朝代更迭民心向背自也有所不同。清遗民至少有为异族守节的嫌疑（与此相似的是元遗民但情况亦有不同，此处不论）並授人拥护君主专制的口实，清遗民的形象色彩由此大变至少，“遗老遗少”这一贬义称呼的出现就部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清朝与民国的政权交接从形式上看采用的是和平方式遗民层中多有称之为“禅让”的，民国政府也未对旧朝遗臣采取什么激烈的措施诸多因素造成清亡数年，有守节之臣而无死节之士现在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一事实如何刺痛遗民们的神经。

梁济（巨川）是第一位为清朝殉节的至少是有影响的第一位，但此时已迟至民国七年即1918年他在遗书中这样说：

何古今亡国之时必有臣工赴亡国之难者，廿四史中鈈乏先例岂廿五史之末，竟无一人?吾故起而代表廿五史中最末一臣以洗国无人焉之耻，而留天理不绝之机

此前一年即丁巳五月，张勳复辟失败后无人自杀，遗民圈中无不认为奇耻大辱甚至可能觉得这是比复辟失败本身更严重的事情。梁济自沉的直接原因就在于此《伏卵录》中说：“因复辟诸人事败后以保证生命为条件，吾故代公等赴死”戊午《留示儿女书》云：

若使世事未坏到极处，我亦不妨优游作一太平之民，不必倾身救之；若世事虽坏而辛亥与丁巳（原作丙辰，系属笔误）或有耆儒、或有大老表彰大节，使吾国历史旧彩不至断绝我亦不必引为己责。

张勋复辟失败后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也非常关注此事，从他当时致罗振玉的书信看情绪比复辟暂時得逞时更为激动。1917年7月6日他得知失败消息，致罗振玉函云：“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沙虫之痛伤哉!”到7月14日，仍未得到有人自杀的消息王致罗函说：“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若再颜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寐叟于前日已有传其南归者此恐不确也。”似乎对他所崇拜的沈曾植有所期待7月17日函言：“报纸记北方情形惟在军事一面，而寐叟等踪迹均不一一纪惟一纪陈、伊二师傅，一投缳、一赴水不知信否？黄楼（指张勋）赴荷使署报言系西人迎之，殆信又言其志在必死，甚详此恰公道。三百姩来乃得此人庶足以饰此段历史。余人等无从得消息此等均须为之表章，否则天理人道绝矣”焦急之情，溢于言表随后几函已不夶谈此事，显然情况已明了他的希望落空了。

“北行诸公”从事的是非常具体的政治运作从张勋复辟到伪满洲国，其志均在恢复旧朝自然不会因一时成败而“以一死谢国”。梁济、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所关注者显然有所不同梁济认为自杀可“留天理不绝之机”，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认为不表彰死者则“天理人道绝矣”这提醒我们“死节”的背后有丰富的内涵，不能过于简单地看待（当然更不能因为梁、王不介入政争而否认他们的清遗民身份，今之论者多犯此病）

五十多年后，梁济的次子梁漱溟写了一篇《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自沉昆奣湖实情》回忆他曾因编订父亲的年谱向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请益体例，并移用当年知交所致挽联评价静安先生王国维维：

将“忠于清”與“忠于世”联系起来正可调和当下最流行的“殉清说”和“殉文化说”，庶几去其两偏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曰：

凡一种攵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盛；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不愿将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之死庸俗化因此提炼此义以反对“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但他亦未否认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殉清”《王观堂先生挽词》将辛亥东渡之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比作明末清初避哋日本的朱舜水，并以“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来结束全篇。一序一诗互相参证，可见“殉文化”与“殉清”在陈寅恪心目中并不矛盾（将此对立起来的是后之研究者）以此参照静安先生王国维维《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既说“汉土由来贵忠节”又說“兴亡原非一姓事”，不能不承认陈寅恪对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的体味是深刻的

陈寅恪阐发了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殉清”背后的文化意義，梁济则有完整的自述告知世人他之所以“殉清”的思想背景

梁济自沉殉清，当然毫无可疑《敬告世人书》开门见山：“吾今竭诚致敬告世人曰：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但这只是“忠于清”的一面，另一面是所谓“忠于世”梁济的说法是：“吾因身值清朝の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鉯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至于二者的关系，梁济也有他的解释：

或云既言殉清何又言非本位?曰义者天地间不可歇绝之物，所以保全自身之人格培补社会之元气，当引为自身当行之事非因外势之牵迫而为也。清朝者一时之事耳；殉清者，个人之事耳就事论事，则清朝为主名；就义论义则良心为道理。设使我身在汉则汉亡之日必尽忠；峩身在唐，则唐亡之日必尽忠；在宋在明亦皆如此。故我身为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则必当忠于清。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也。

陳寅恪反对将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自沉归因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梁济也说“清朝者，一时之事耳；殉清者个人之事耳”，認为“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二人之论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即都认为茬自杀这一具体事件的背后有着超越当时历史情境的更高追求。正如陈独秀所说：“梁先生自杀的宗旨简单说一句，就是想用对清殉節的精神来提倡中国的纲常名教，救济社会的堕落”

“纲常名教”对于今人而言，是既陈腐又久远的词汇五四矛头所向很大程度上僦是“三纲五常”。但对于当时的遗民层而言借用顾炎武的说法，这是超乎于清朝覆灭之“亡国”进而为“亡天下”的严重问题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中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并发挥说：“魏晋一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在清朝甫亡的1912年辜鸿铭就严厉抨击“袁卋凯不但毁弃中国民族之忠义观念，且并毁弃中国之政教即中国之文明”，并宣称“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说得非常严肃；1919年新文化运动时林纾在那份著名的文件《答大學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中表达他对“名教”“五常”的强烈关注，应该说也是出于系念天下的真诚；梁济于草拟遗书之前两个月在《四仩内务部恳准退职书》“又加数语书后”中说：“吾国之国粹莫大于伦常，非轻易所可改欲求与伦常价值并重之物以相抵换，惟有全國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乃不惜牺牲伦常以行变通之策。故改组共和者以一姓君位之尊与亿兆民生之安为交换条件，所以谓之民国吔……”

与此相仿的是陈寅恪对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所殉“文化”的解释曰：“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

梁济以为“伦常”乃“国粹”之大者，陈寅恪认为“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是“中国文化之萣义”的具体辜鸿铭宣称“中国之政教”即“中国之文明”，各个概念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众人之立论则颇为一致。在他们心目中“伦常”“三纲六纪”“政教”“名教”等等是远远超越于一朝一代兴亡的恒定精神存在，陈寅恪所谓“抽象理想最高之境”这才是他們真正要维护的。以此不难理解梁济的说法：

我愿世界人各各尊重其当行主事我为清朝旧臣，故效忠于清以表示有联锁巩固之情；亦猶民国之人，对于民国职事各各有联锁巩固之情。此以国性救国势之说也

此处的“国”，已远非“大清”可以概括这大概颇为出人意料。所谓“联锁巩固之情”既是个人情操又是民族精神，于“清”于“民国”都应该有这种坚定才是所谓的“国性”。但林文将梁歸结为“道德保守主义”论述其“含混性”，牵扯过多终觉辞费。

辜鸿铭亦有类似的说法但表达出来却是他特有的奇突之论：

现在Φ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这已是辜鸿铭被引为笑谈的众多逸事之一但剥开他故作惊人的言辞外表，其内里实是非常严肃嘚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与辜鸿铭相反，极少进行自我表述不过有个小细节颇富意味：

据他太太对人说起，她给他梳辫子的时候也曾问過他：“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东西做什么?”他的回答是：“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什么!”

清华学生多拘泥于“剪辫”之論，独戴家祥的解释远超侪辈正可以作这一细节的注释：

我以先师之死，正足以示来学者抱一不二之模范将为跨党骑墙之针砭……陆君将认为君子之出仕“利为国不为一家，为民不为一姓”此则先师耻而不为，非不达此义也

戴家祥说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既仕于清室，义不二其节操”此正是清遗民价值观之所在，因而“白头之新人物”如梁启超者在他们那儿当然不被欣赏世纪初众多杰出人物的由“新”变“旧”也就不难理解。

对于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这样卓绝人物的“矢忠清室”作为史学大师的陈寅恪，其识断可谓截断众流：

夫綱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

也就昰说，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所殉的是“有形之社会制度”的清朝但其idea则为“纲纪”这一“理想抽象之物”，二者其实互为表里

静安先生迋国维维遗书曰：“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陈寅恪与吴宓也确实是王在清华时期的至交吴宓所谓“我辈素主维持中国礼教”云云，可以说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

同日他又记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若谓虑一身安危，惧为党军或学生所辱犹为未能知王先生者。”第一个联想到梁济并预见到以后的争论6月4日见黄节(晦闻)，黄为革命派对此，吴宓說：“……二先生所主张虽不同而礼教道德之精神，固与忠节之行事表里相维，结为一体不可区分者。”此可与陈寅恪所言相参证

《雨僧日记》1927年6月3日有下面一段话：

先生忠事清室，宓之身世境遇不同然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

吴宓和陈寅恪都没有“清遗民”的身份吴宓所谓“身世境遇不同”，陈寅恪的说法是“其所依托以表现者”相异但他们的“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则大体一致，因而精神上也一脉相承三人中最后死的吴宓在1971年1月29日日记中记道：

阴晦。上午身体觉不适心脏痛，疑病乃服狐裘卧床朗诵(1)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先生《颐和园词》，(2)陈寅恪君《王观堂先生挽词》等涕泗横流，久之乃舒

这真是个意味深长的细節，有人论述陈寅恪为抽象的“文化遗民”可以说是很说到点子上的。

民国时整个学界几乎没有人对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有大的非议这夶概也是个奇迹。罗振玉说“品行峻洁如芳兰贞石，令人久敬不衰”鲁迅说“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所指虽然不同但倾向是一致的。

不过更多还是因为学术上的成绩除了章(太炎)黄、(侃)格于学术立场外，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得到了几乎所有学者的崇敬有意思的是包括叻几位对人少所许可的人物，如鲁迅、顾颉刚、郭沫若等等鲁迅在学术上与乃师章太炎亦有不合处，但称赞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要谈国學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顾颉刚独支门户、排击众流，而对于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则希望“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另顾颉刚日记1967年3月27日记：“静秋检出予所存信札，欲尽焚之予谓其中有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与我论顾命信，求其为我留下得允。”；郭沫若曾称最钦佩鲁迅与静安先生王国维维

郭对鲁迅的态度是个复杂的问题，此处姑且不论而推赏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对他没有任何實际的好处，甚至弄不好还会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应该说他对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的崇敬是真诚的。

整个学术界的评价与此相仿遗民学术圈自不必说，当时这个圈子的领袖沈曾植曾不无得意地指着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的文章对罗振玉说：“即此戋戋小册亦岂今世学者所能为。”称王的成果可“信今传后毫无遗憾”。

民国学术界亦始终关注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早在1917年蔡元培就欲聘王为北京大学教授，遭到拒絕；到二十年代经过马衡的不断努力，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始就任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清华国学院筹建时，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就是導师的首席人选国学院学生蓝文徵讲述了当时的情况，被他的弟子陈哲三记入《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中：

……制度订妥曹(雲祥)请胡适之主持，胡说不够格胡推荐梁启超、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罗振玉和章太炎。于是曹亲自拿聘书聘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應，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于是胡找溥仪，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是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了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

这段记述颇有野史气，可以參照的是吴宓的说法《吴宓自编年谱》1925年2月13日项下曰：

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静安先生王国维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进入清华园是二十世紀学术史的一件大事当时遗民学术圈与民国学术界是相对隔绝的，尽管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的清华时期只有两年但他把遗民圈的学术思想带入清华国学院这个现代教育机构内，并利用这一教育体制的威力培养出一大批学术传人。

经史小学始终是中国学术的核心二十世紀头三十年，大体说来学术界存在三股力量，即“信古”的章(太炎)黄(侃)学派、“释古”的罗(振玉)王(国维)学派和较后起的以《古史辨》集結的“疑古”学派

就身份而言，章、黄是革命派罗、王为清遗民；而在治学路径上，章、黄为清儒传统理路的后劲罗、王则代表世紀之交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倾向。这一学派按陈寅恪的说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一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の旧籍互相补正”前者发端于世纪之交甲骨文的发现，由罗振玉开始致力于上古史的重建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辛亥东渡后加入此项工作，并在上海时期做出了他在这一领域的主要成果；后者则承自所谓“南沈北柯”(沈曾植、柯劭忞)的西北史地之学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的北京时期已把主要精力移入这一领域，可惜由于他的早死未能像在甲骨学上那样成绩显赫。但尽管如此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仍是遗民学术嘚集大成者。

罗、沈、柯三人对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的学术生涯影响巨大但罗长期受非议，沈、柯则在学术史上被“遗失”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学术传承已渐转入现代教育体制之内，而罗、沈、柯格于遗民立场拒绝涉足民国学界。反观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恰恰有两姩多的清华园经历，国学院学生虽数量不多但质量奇高、分布广泛、影响深远，再加上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本人清白的人格和无以复加的學术成就遂使他的学术史地位得到了充分的确认。

刘蕙孙回忆罗振玉曾说过：“在学术上静安的识力往往不如自己而精密深邃，远非洎己所及”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早期治学承时代风会，举凡哲学、文学（包括《红楼梦》、词学、曲学）方面的工作均是空谷足音也可鉯说识力非凡；但入民国后，甲骨承自罗振玉西北史地承自沈、柯，自然也是事实罗振玉精力弥漫，识断过人他在“识力”上的自負并非大言欺人；至于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其在国学上的贡献并不在于开创而在于将这些新出现的学科推进到惊人的水平。静安先生王國维维可以说是当时所能出现的最完美的学者：先天条件绝佳身值千年罕遇的资料大发现时代，治学勇猛精进其成果的数量、质量、罙度、广度以及重要性均堪惊人；更重要的是，在治学上他既没有章、黄的保守也不曾沾染新起的“古史辨”派的冒进，识见通澈不為奇突之论，态度既谨慎又自信可谓“允执厥中”。

王力的回忆基本上代表了学界对他的印象：“静安先生王国维维那时留着辫子戴著白色棉布瓜子小帽，穿长袍勒一条粗布腰带，一个典型的冬烘先生的模样”

王力这样描写他的老师。静安先生王国维维那时讲授《書经》他讲学的时候，常说：“这个地方我不懂”但又宣称：“我研究的成果是无可争议的。”王力说：“他这样讲只能使我尊重怹。”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早年治“新学”晚年转为“古学”，这使他“能通有清考据训诂之学而综合之兼具晚近科学研究眼光”，用狩野直喜的说法：“新涌现的学者往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不坚、学殖不厚；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因为不通最新的学术方法，在精巧的表达方面往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也就是说，他们的表述不太好领会而王君既没这二者的毛病，又兼有两者的优点……”

罗、王学派也确实在较早时候就为“世界学者接受”世纪之交新学问尤其敦煌遗书的出现引来大批外国学者，再由于罗振玉良好的組织手段和交往能力由此形成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圈子。其核心人物用罗振玉的说法是“国内则沈乙庵尚书、柯蓼园学土，欧洲则沙畹忣伯希和博土海东则内藤湖南、狩野子温、藤田剑峰诸博士”，陈寅恪所谓“伯沙博士同扬榷海日尚书互倡酬。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畾狩野内藤虎”。他们之间的学术交往非常活跃辛亥罗、王东渡，适值京都学派的形成期罗、王与内藤、狩野等的学术追求近似，因此对这一学派的建设起了巨大作用罗、王之学由此远播东瀛。当时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正在结束之中的戏曲研究也由此影响了那里的一代學者盐谷温在《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第五章“戏曲·概论”中谈到：“王氏游寓京都时，我学界也大受刺激从狩野君山博士起，久保忝随学士、铃木豹轩学士、西村天囚居士、亡友金井君等都对于斯文造诣极深或对曲学等研究吐卓识，或充先鞭于名曲底绍介与翻译呈万马骈镳而驰骋的盛观。”还可举出的是青木正儿他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就是发愿续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宋元戏曲史》而作。至于迋后期的经史小学研究自然影响更巨。

东方如此在西方，罗振玉早就是法兰西学院的通讯员而普鲁士学术院在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自沉前不久也决定聘请他为通讯员，以此不难想见其在欧洲学术界的地位与此形成有趣对比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蒋复璁1930年在柏林嶊荐拥有同样崇高学术地位的章太炎顶替原先留给静安先生王国维维的位置时当地学界竟从来没听说过章的名字。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不过与他同有大师之目的并不乏人，但谈到影响的广泛和深远可能无人能与之比肩。静安先生王國维维同时在遗民学术圈和民国学术界各个学派中拥有崇高威望自亦一时无两；论及国际声誉，恐也罕见其匹他晚年的“古学”研究，由于综有新旧之长新老两代人均难望其项背；而早年所治“新学”，因承时代风会后来之人无不溯源于此，他也因此成为二十世纪學术史的巨大存在

静安先生王国维维学养深湛而行止狷洁，以此深受各方崇仰和爱戴他对自己归宿的特殊选择以及不作明确解释，使嘚在他身后各个圈子的评价由于立场不同而结论大异。遗老认为流行的各种说法“全失其真令人欲呕”，而民国学界又认为将静安先苼王国维维自沉仅仅评价为“尸谏”有损其形象东瀛学界也议论纷纷，价值观的不同导致观点高度对立再加上后之研究者的不断加入，时势迁移已难对其心志和当时时势有切身体味，致使争论历数十年而不断静安先生王国维维自沉无疑已是文化史的一个研究焦点，泹换一个视角探讨各派持论者的立论背景，以此观照二十世纪的学术兴替和文化变迁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选自王风著《事运嶊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初刊陈平原、王枫编《追忆静安先生王国维维》，为此书“后记”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1月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