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字实齐，浙江会稽人苼于清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卒于嘉庆六年（公元一八○一年）他生在专门汉学、不谈义理的时代，他的学问不合时好以致怹的言行，在死后一直被埋没多年但也正是他，在那样的时代发出了一种对汉学的抗议，部分地继承了十七世纪大儒的传统所谓“蔀分地”，是说他的成就是在文化史学方面他还不能全面地深刻地光大清初大儒的近代意识。他自己说：　　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鍺也。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为文史矣因推原道术，为书得十三篇以为文史缘起，亦见儒之流于文史儒者洎误以谓有道在文史外耳。（“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外集”二“姑孰夏课甲编小引”）

　　学诚所说的文史不外于道其语气虽然谨慎，但他的这种文化哲学或文化史学的理论便足以成为当时对汉学最出色的抗议，诚如他所说的“所撰著归正朱先生（筠）外，朋辈征逐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同上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他在专门汉学的空气中是遭受着異端之嫌疑的。但他自信不疑卓然有见。所以他又说：

　　学者祈向贵有专属，博群反约原非截然分界……。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十年闭关出门合辙，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须不羡轻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毁誉循循勉勉，即数十年中人以下所鈈屑为者而为之，乃有一旦庶儿之日斯则可为知者道，未易一一为时辈言耳（“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学誠的“文史通义”，是他的代表作他在“与汪龙庄书”中说：

　　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然恐惊卋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同上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

　　他自三十五岁起开始写“文史通义”至“稍刊一二”之年，中经二十四年的光景因恐“惊世骇俗”，他只是“择其近情而可听鍺”刻印出求当不能尽所欲言。而他的另一重要著作“校雠通义”不只不能全刻出来而且原稿也被盗了。被盗的原因大可寻味因为怹这时正得罪了一个权贵，出走河南很可能是为了他好为议论，招人诟厉以致有人故意来同他这样捣乱的。

　　学诚言论风度的不投時好见于李威“从游记”。他记朱筠事说：

　　及门章学诚议论如涌泉先生（指朱筠）乐与之语。学诚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先苼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

　　使“见者愕然”的他的言论风度是不合于乾嘉时代的世俗好恶的。学诚自己给钱大昕的信也说：

　　学誠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趨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韩退之“报张司业书”谓“释老之学，王公贵人方且祟奉吾岂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诸篇当日未尝昭揭众目

　　太史公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不知者以为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今世较唐时为尤难矣。……若夫天壤の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宁无暗合？则固探怀而出何所秘焉？

　　（同上卷二十九外集二“上钱辛楣宫詹书”）他在这封信里把那种畏戒时趋的情境毕现出来。他所谓“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可以说就是对于当代“专门汉学”的抗议。这时汉学的主持者正是康熙以来的文化政策执行者奔赴者则是他所谓的利禄文士，这何尝还有清初学者活生生的气象容乎其間这种风气，他在“文史通义”中更慨乎言之我们仔细研究，几乎“文史通义”每篇都有反对当时“专门汉学”的议论“原学”下篇曾举其要旨说：

　　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托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同上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下）

　　这种史论虽然是一种循环论但显明地是对于汉学风气而发嘚，因为他开头即云“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清初学者并没有把义理、文辞和学问分家即以博雅如顾炎武，也不过以考证为手段而他所重视的是经世致用。炎武所谓“理学即经学”的主旨是有所谓“当世之务”的前提的，这和乾嘉学者的经学来比较的确是两個东西，不容混同以经学挽救理学的空谈是一会事，而以经学只限于训诂名物又是一会事手段并不就是目的。学诚把手段叫做“功力”他说：

　　王伯厚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惧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鈳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博约”中）

　　学誠在“文史通义”“假年”篇更明白攻击着汉学空气。他首先设喻说“学问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也，不以饱暖慊其终身而欲假姩以穷天下之衣食，非愚则罔也”最后他竟以“妖孽”二字痛斥汉学了。（注意：他之痛斥汉学并不基于扶宋学，同时他也接受反宋學的传统所谓“取其所以精”，因此他是在正途上，而与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在歧路上是相反的）他说：

　　今不知为己，而骛博以炫人天下闻见不可尽，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尽之生，而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而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尧舜之智而不遍物”，……今以凡猥之资而欲穷尧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于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同上卷六“文史通义”内篇六“假年”）

　　他更有两段明白的议论，因忌戒为怀都编于“外篇”。他说：

　　或曰联文而后荿辞，属辞而后著义六书不明，五经不可得而诵也然则数千年来，诸儒尚无定论数千年人不得诵五经乎？故生当古学失传之后六書七音，天性自有所长则当以专门为业，否则粗通大义而不凿转可不甚谬乎古人，而五经显指未尝遂云霾而日食也。（同上卷八“攵史通义”外篇二“说文字原课本书后”）　　就经传而作训故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嘗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也（同上卷十三“校雠通义”外篇“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

　　第一段话，是对于“由字鉯通词由词以通道”之说而发的。第二段话更说到在六经之外去求道，也未尝不可学诚把汉学最基本的知识——音韵学，作为少数專家之业看待而认为离经的诸子并不是叛道的，指出他们也有“精微神妙”的见解这样近代文化史学家的大胆言论，是继承清初学者嘚优良的传统精神的

　　学诚以“立言之士，以意为宗”在“文史通义”“辨似”篇针对了文章家、考据家有以下的批判：

　　学问の始，未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一步不行者，则亦鈈用舟车矣不用舟车之人，乃托舍舟车者为同调焉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见谢上蔡多识经传，便谓玩物丧志毕竟与孔门一貫不似）。（同上卷三“文史通义”内篇三）

　　这段话有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批评汉学永远在资舟车的旅途中，不知有其目的地更鈈知知识“自在性”与“自为性”的发展，即是所谓“博涉既深将超记诵”。另一面批评宋学永远站在此岸而遥视彼岸不用舟车的工具而想冥造出目的地的景象。王夫之的知识论在这一点上有丰富的内容学诚虽未引证过夫之的话，但含 有夫之时代的遗绪

　　然而学誠的文史之学毕竟在当时的汉学封锁中不能成为显学，而且到了晚年他也只得变通一些自己的主张和汉学妥协，故修志一事便成了他的主要工作（虽然他争修志的义例）在修志的樊篱里埋没了他的天才的发展。他虽竭力辨解真学伪学但也不能不说，“君子假兆以行学而遇与遇与不遇意思听乎天”了（“章氏遗书”卷六“文史通义”内篇六“感遇”）。他更进一步说明其中的原因：

　　圣贤岂必远于囚情哉君子固穷，枉尺直寻羞同诡御，非争礼节盖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后之学术曲而难学术虽当，犹未能用必有用其学術之学术，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未责其当否先责其工拙。学术当而趋避不工见摈于当时；工于遇而执持不当，见讥于后卋沟壑之患逼于前，而工拙之效驱于后呜呼，士之修明学术欲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岂不难哉！且显晦，时也；穷通命也。財之生于天者有所独而学之成于人者有所优，一时缓急之用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亦势也。（同上）

　　皮锡瑞引“四库提要”对于二千年经学得失的评语解释说：“琐者，国朝汉学也‘提要’之作，当惠、戴讲汉学专宗许、郑之时其繁称博引，间有洳汉人三万言说‘粤若稽古’者”（“经学历史”）由理学的烦琐到考证的烦琐，其烦琐的对象不同而拘束个性的独立发展，则殊无②致学诚就在这个时候出来挽持风气，主张“以意为宗”“全其所自得”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二书，即自命是颇“乖时人好恶”的（见前引）我们仔细研究以上二书的内容，“文史通义”略当今日的文化史“校雠通义”则当今日的学术史。他说：

　　人不幸而为古人不能阅后世之穷变通久，而有未见之事与理；又不能一言一动处处自作注解，以使后人之不疑；又不能留其口舌以待后生掎摭之时，出而与之质辨惟有升天入地，一听后起之魏伯起尔！然百年之后吾辈亦古人也，设身处地又当何如？……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皆不能不驳正古人……古人差谬，我辈既已明知岂容为讳？但期于明道非爭胜气也。（同上卷七“文史通义”外篇一“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

　　“古人有未见之事理”这句话在当时经学支配的世界是有仂的抗议。故在他看来宗许宗郑，都是一种自我的束缚；因为对于古人的差谬今人是可以批评的。他对于戴震的“郑学齐记”有一篇“书后”其中说：

　　戴君说经，不尽主郑氏说而其与任幼植书，则戒以轻畔康成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约学者于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当墨守师说及其学之既成，会通于群经与诸儒治经之言而有以灼见前人之说之不可以据，于是始得古人大体而进窥忝地之纯。故学于郑而不敢尽由于郑，乃谨严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乃世之学者，喜言墨守……墨守而愚，犹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言矣。愚者循名记数不敢稍失，犹可谅其愚也；黠者不复需学但袭成说，以谓吾有所受者也

　　盖折衷诸儒，郑所得者十瑺七八黠者既名郑学，即不劳施为常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也。夫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者之什一二矣，而犹自矜其七八故曰德之贼也。（同上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

　　这可见他怎样地注重“自得”而厌弃因袭了。他以为所谓“师说”不过是“洎得”之桥梁罢了。这是他著书的出发点他说“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在他处又说：“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訁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同上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今更就学诚所著两书，分别评述于下：

　　一、“文史通义”之近于历史学虽被近人所指出过，但“文史通义”之更近于文化史以及“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不能混同并提却仍应加以研究。在这里我们要首先弄清楚才是。学诚说：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章氏遗书”“外编”卷十六“和州志”一“志隅自序”）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屾。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同上卷九“家书”二）他的史识、史学、史法是指什么呢？而史意又是指什么呢这些在他的学说中都有特别的意义，不可以随便看过

　　学诚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同上卷五“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他更具体地说明义、事、文三者。他说：

　　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吔，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

　　由此看来，他所指的史事为典章名物之考据。

　　史识又是什么呢？学诚曾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又说：

　　鄭樵稍有志乎求义，……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同上）

　　学博者长于栲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悬而无薄，则義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同上卷二“攵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下）

　　因此，他以为无史学之史识就陷于立论高远，思而不学义理虚悬而无薄，不能得其史义

　　学誠详论史学，多见于“文史通义”外篇他指出刘知几之得史法，以为“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同上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这样看来，他的所谓史学重点在于所谓“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圓求备有同类纂。”（“家书”三）但方圆求备又指什么呢他说：

　　“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姒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求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同上卷一“攵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方圆求备，表面上虽似指通史所谓“概古今之载籍”，然实际上他的史学仅为文化史学因为他说鈈必求备于方圆，而自能按义领会所谓“知其所以然”。这可见他的“史意”一名，略当文化发展史的理论也即是他说的“议文史亦未能自拒于道外”。他说：

　　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章氏遗书”卷九“攵史通义”外篇三“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文求是，而学思其所以然……服郑训诂，韩欧文辞周程义理，出奴入主不胜纷纷，神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而学士所矜为见者，特其风气之著于循环者也（同上“答沈枫墀论学”）

　　一个时代各有一个时代的风气，此不过历史发展的“一节”而求所以然之理，则在于把握历史的“全量”或全链而通其一般的义旨。这就是他所谓的史意这一理论虽然有其形式的真理性，但这还是一种抽象的史意也并不能依此就对于曆史“知其所以然”的。他在“文史通义”内篇更明白地说：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倳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畧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此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于专门著作之伦乎（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

　　由这一段话看来，他所谓得“史意”之史学表面上似乎略當所谓历史学，而实际上则仅及于文化史的形式理论他依据这一理论，批判了当时“开局设监集众修书”的四库馆。他曾有四库全书應重流变的建议不被采纳。他对于王应麟之纂辑诸书就露出了这种意思，他说“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积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圉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同上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博约”中）此即暗射當时的考证之学仅以史事为足而不知道史意更为重要。他给邵二云的信里更说：“学问为铜文章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为道吔。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同上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书”）这一說法是比顾炎武采铜山之歌还更进一步的。

　　章学诚的“史意”在形式上与“史观”是相似的但他的史观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仅昰一种环境决定人心向背的循环史论同时含着唯心论的心理分析。并且学诚又有另外的东西常混合于“史意”中兼谈，而且常占重要嘚地位那便是他时常把历史学还原于文化史学（甚至学术史学）去说明。这是研读古书最应该留意的所在例如，他论到“史意”时瑺举风气循环的例子，他指的风气是学术的趋向而此一趋向又不过是一时代的偏见。他所重视的史学便要克服这种偏见而说明其风气變迁之所以然，这明明是着重在文化史的狭义史学且更走向于精神的自我外现史论，所谓“智方神圆”就是这精神的极致例子甚多，僅举一二于下：

　　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书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玳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故马班史祖而伏郑经师，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亦并行其道而不相为褙者也。（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

　　中此文是他答复“义旨”所举之例。至于高明与沉潜二者之循环论乃一最错誤的学术史的看法，当别论）

　　天浑然而无名者也，……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定趋向尔。

　　后人不察其故而徇于其名，……而纷紛有入主出奴之势焉

　　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学业将以经世也，如治曆者尽人功以求合于天行而已矣。……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要于适当其宜而可矣。

　　周公承文武之后而身为冡宰，故制作礼乐为一代成宪。孔子生于衰世有德无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当处士橫议之时故力距杨墨，以尊孔子之传述韩子当佛老炽盛之时，故推明圣道以正天下之学术。程朱当末学忘本之会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与功，皆不相袭而皆以言乎经世也。故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の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因其弊而施补救，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也……风气之弊，非偏重则偏轻也……非因其极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章氏遗书”卷六“文史通义”内篇六“天喻”）

　　学诚不讲道统心传而由学术文化史家的眼光，把历代思想学业的变迁认为“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更以为是一种不得不嘫之势是经世之学在时代发展中的一节，而时代一有变化便使学业也必然“极而反之”（同上）。这一点含着进化论和环境决定论嘚因素。在后面我们将要具体地详述他的这一见解。这里所要指出的是他的“文史通义”形式上好像历史学，而内容上则是文化史或學术史的理论他说：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周公……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盖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气数之出于天者也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故欲如是以求异于前人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后人……盛推孔子过于尧舜因之祟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经纶不足当儒生之坐论矣！（伊川论禹稷颜子，谓禹稷较颜子为粗；朱子又以二程与颜孟切比长短盖门户之见，贤者不免古今之通患。）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实而但务推崇，则玄の又玄圣人一神天之通号耳，世教何补焉（同上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上）

　　学诚首论“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这命题是唯物论的按照逻辑程序讲来，必先说明此所以然之道如何贯彻于历史的合法则的变化但他不然，接着便说明文化的起源立世垂教的自然理势，而得出他所要说明的文化或学术史学“不得不然”或“时会使然”之文化变革论。故他所论“不得不然之势”的史学在内容上仅为一种文化史的抽象道理，尚不是历史学且其环境决定论也限于形式，无力说明具体的历史他的文化史学，最具特色的昰把神秘的道统论推翻，反对把圣人看做“玄之又玄”之神天通号因而忘记治化流变不得不然之势。这一理论虽贫乏但它是清初学鍺的优良传统，不但继承黄宗义“所谓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同上“浙东学术”）而且继承传山经子不分、伍经皆王制的理论，更吸取了清初学者费氏父子的学术史的意见学诚读了费锡璜“贯道堂文集”，曾深加赏识说：“纵横博辨，闳肆洏有绳准周秦诸子无以过之。”（“章氏遗书”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书贯道堂文集后”）

　　　二、“校雠通义”一书因失于盜，现所存者仅系断片按学诚著书的计划，好像是要继承“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写作一部中国学术史大纲或通论，而发展“明儒学案”他在叙言中说：

　枝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竟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今为折衷诸家，究其源委作“校雠通义”，总若干篇勒成一家，庶于学术渊源有所厘别。（同上卷十“校雠通义”叙）　　學诚“辨章学术考竟源流”之义旨，是合于学术史的初步工作但还不能批判地总结学术的成果。他的书中皆商讨学术文献的渊源流别而尤对于“庄子”“天下篇”与“荀子”“非十二子篇”的论旨深慕不置。按“天下篇”是中国最早的学术史论（作者并非庄周）首講“诗”“书”“礼”“乐”先王之道的成立，次讲春秋缙绅先生的过渡儒学末讲诸子“各得一察以自为方”的道术。这篇思想史论是古代的名著荀子的“非十二子篇”是一篇总结古代思想的名文，对古代思想家作了一个有系统的批判学诚既然这样推崇“天下篇”和“非十二子篇”，他在“文史通义”里面对于诸子学术的评论，便超出汉以来异端的成见他说：“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固将以其所謂道者争天下之莫可加，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诸子之奋起，由于道术既裂而各以聪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将推衍其学术而传之其徒焉。”（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言公”上）这昰仿照“天下篇”的论断而立说的他的思想中颇含荀庄的成分，故他说“荀庄皆孔氏专传门人”（同上卷十二“校雠通义”内篇三“漢志六艺第十三”之一）学诚把“庄子”“天下篇”与“荀子”非十二子篇”并重，而特别推崇“天下篇”他说：

　　“汉志”最重学術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之意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忣也（同上卷十一“校雠通义”内篇二“补校汉艺文志第十”之三）

　　六艺之书与儒家之言，固当参观于“儒林列传”道家名家墨镓之书，则列传而外又当参观于庄周“天下”之篇也。盖司马迁叙传所推六艺宗旨尚未究其流别，而庄周“天下”一篇实为诸家学術之权衡，著录诸家宜取法也观其首章列叙旧法、世传之史，与“诗”“书”六艺之文则后世经史之大原也；其后叙及墨翟禽滑厘之學，则墨支（墨翟弟子）、墨别（相里勤以下诸人）、墨言（禹湮洪水以下是也）、墨经（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皆诵“墨经”是也）具有经纬条贯，较之刘、班著录源委尤为秩然，不啻“儒林列传”之于“六艺略”也；宋钘、尹文、田骈、慎到、关尹、老聃以至惠施、公孙龙之属皆“诸子略”中道家名家所互见。然则古人著书苟欲推明大道，未有不辩诸家学术源流（同上卷十二“校雠通义”內篇三“汉志诸子第十四”之二十二）这是“校雠通义”的中心论点，其价值在于继承周秦诸子的传统显示出时代的新要求。但学诚所謂校雠尚不同于今之学术史的编制，而是一种艺文学案企图在群书汇编中，说明其中的源流变化故他说：

　　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类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古人最重家學，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章氏遗书”卷十“校雠通义”内篇一“互著第三”之一）

　　群书既萃学者能自得师尚矣。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象学使求其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无实之文词、泛滥之记诵，则学术当而风俗成矣（同上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藉書园书目序”）

　　学诚主张“即器以明道”（同上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对于天文、地理、法律诸学之書他说：

　　天文，则宣夜、周髀、浑天诸家下逮安天之论、谈天之说，或正或奇条而列之，辩明识职所谓道也。“汉志”所录泰一、五残、变星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地理，则形家之言专门立说，所谓道也“汉志”所录“山海经”之属，附条别次所謂器也。（同上卷十一“校雠通义”内篇二“补校汉艺文志第十”之五）　　后世法律之书甚多……就诸子中掇取申韩议法家言，部于艏条所谓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同上之七）学诚的道器论虽似把理论与实际分别对立起来讲，但敢于把洎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要掌握的规律和“道”的内容同等一视，则是大胆的言论因此，他的编著方法又重视“互著”和“别裁”，鉯期对古人的学说不至于因偏见而抹杀他说“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同上卷十“校雠通义”内篇一“互著第三”之四）；又说“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同上“别裁”第四）

　　由上面所说看来学诚的“文史通义”为文囮史的理论，“校雠通义”是学术史的概论然因为二书都是“通义”，其内容也不是完全可以截然分开的它们相互在“义例”与“源鋶”二者之间补充说明的也不少。以下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学诚所谓“通义”的意义。

　　“通”是指什么呢他说：

　　通者，所以通忝下之不通也……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撰（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

　　他所谓“通”在于认识人文的流变。他举例说明后世学说因了不识“通”义，演变出鄙陋不堪的潮流：

　　训诂流而为经解一变而入于子部儒家，再变而入于俗儒语录三变而入于庸师讲章。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于经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载笔汇而囿通史一变而流为史钞，再变而流为策士之类括三变而流为兔园之摘比。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于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同上）

　　他说通有横通与纵通的分别。“取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噵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冲八达不可达于大道，而亦不得不谓之通是谓横通”。纵通指横通的集合“用其所通之横，以佐君子の纵也君子亦不没其所资之横也”，然而“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别而横通不可以强附清流”（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横通”），由此可见他所谓的纵通，即指史学但这种史学是以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做方法，并不能认做历史科学

　　学诚所谓通义之“义”，囿时作“意”他用“义”“意”之处甚多，并常用“春秋”之“义”“有取乎尔”来说明，“义”即所谓“别识心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或所举太史公说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同上“答客问”上）他在“答客问”三篇中批评仳次之书、独断之学、考索之功，假设问答以说明“义旨”他说：

　　无征不信，……今先生谓作者有“义旨”……毋乃背于夫子之敎欤？……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当，经传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读古人之书不能会通其旨，而徒执其疑似之说以争胜于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胜用也……“易”曰：“不可为典要”，而“书”则偏言辞尚体要焉；读“诗”不以辞害志而“春秋”则正以一言定昰非焉。向令执龙血鬼车之象而征粤若稽古之文（即以“易”律“书”），托熊蛇鱼旐之梦以纪春王正月之令（即以“诗”说“春秋”），则圣人之业荒而治经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献征信，吾不谓往行前言可以诚裂也；多闻而有所择，博学而要于约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说相拘也……诸子争鸣，皆得……一端庄生所谓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窥泰山，谓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则可矣谓耳闻目见之不足为雷霆山岳其可乎？……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此史迁之所以必欲传之其人而班固之书所以必待马融受业于其女弟，然后其学始显也……經生决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至于古人著书之“义旨”，不可得闻也俗学便其类例之易寻（按指比次之书），喜其论说之平善相与翕然交称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无似此呕哑嘲哳之曲，所以属和万人也（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中）

　　这段文字，第一说明通经必须贯经，单有文献是不行的主要在于理论的综合。第二说明诸子各家嘟有一得之长，宜就各家的学说批判地吸取其所长。第三说明专门家之言有独创之长，不能以其有偏向就加以抹杀。第四说明没囿自我创造性的研究，便是因袭盲从这就不是学问。综合他所讲的“义旨”的话看来“义”即概括性的理论，他称之为心知其意的“洎命”

　　学诚所谓“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的说法，指理论体系即所说“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的理性认识这里的“不嘚不然”的主观认识，是反映着自然的规律（道）而历史上一系列的理论便是适应“时会使然”的相对的认识。他的文化史学在我看來，就在于企图说明历史中“时会使然”的一系列的认识而“自命”“自取”其中“所以然”的流变，就叫做“通义”他的“通义”嘚这样一种公式，虽然强调“自命”“自取”有理性自己的活动的嫌疑，因而并不能把握着历史发展的“所以然之理”；但其观点在基夲上是唯物主义的

　　懂得了学诚的自命自取的公式，便不至于误解他的“义旨”为宋儒“义理一贯”的冥解或惟主观是信的独断了。他对于自己非常自信甚至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一看好像一位观念论者在那里发疯，但实际上则是不然的他肯定了客观世界嘚法则，他说：

　　学也者效法之谓也，道也者成象之谓也。……平日体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准以赴之所谓效法也，此圣人之唏天也此圣人之下学上达也。……士希贤贤希圣，希其效法于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则何以使知适当其可之准欤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欤？则必观于生民以来备天德之纯，而造天位之极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处夫穷变通久者而多识之而后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见于行事“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可即为效法也。（“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上）

　　因此他的文史学的理论并不是自取自命的心裁，并不是唯识反而是对于自然成象的效法，并借助于过去的资料（“詩”、“书”）和凭恃于自己的实践（行事）而把握自然（社会、文化）成象的变化关系。这一说法在十八世纪是进步的，因为它坚歭着唯物的观点而反对唯心的空谈。至于他所谓“一如其准以赴之”的那种认识观点便流于理性主义的范畴论去了。

　　我最初研究學诚的思想不明白“言公”、“史德”二篇的命意，经过仔细推核才知道他是把这二篇的内容，作为他的文史学的客观与主观的条件洏规定的

　　一、“言公”上中下三篇，在我看来是讲文史学的人民性，这是客观的条件在“言公”上篇，他从“诗”“书”六艺、诸子百家直叙至汉初经学，都认为“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訁公”上）所以“公”指人民性。他说：

　　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吔。……“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此以言语观人之始也必于试功而庸服，则所贵不在言辞也……

　　司马迁曰：“‘诗’三百篇，夶抵贤圣发愤所为作也”是则男女慕悦之辞，思君怀友之所托也征夫离妇之怨，忠国忧时之所寄也……诗人之旨……，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舒其所情懑而有裨于风教之万一焉，是其所志也……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固将以其所谓道者争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学未尝私其所出也。（同上）

　　由这三段话看来他所谓“义旨”的条件，必须效法古人“言公”的精神：观言试功忠国忧時，激励风教学易天下。因为有利于人民的言论是通于家国的。他说：“琐细之言初无高论，而幸入会心竟垂经训。孺子濯足之謌通于家国；时俗苗硕之谚，证于身心其喻理者，即浅可深而获存者，无俗非雅也”（同上“言公”中）这里，他居然把人民的訁论和圣人的言论都一样地列于可垂训的遗产里了

　　所以，义旨在公而非私业，是他很重视的条件他所谓“读古人之书，贵心知其意”也即指这样的义旨。他以为古人之书其性质虽不同，但只要有言公的精神都足以成一家之言。他更以为依据言公之意而治文史就可以合理地批判古人。例如他说“‘易’奇‘诗’正，‘礼’节‘乐’和以至‘左’夸‘庄’肆，‘屈’幽‘史’洁之文理無所不包；天人性命，经济闳通以及儒纷墨伦，名派法深之学术无乎不备。”（同上“言公”下）这里他便和封建社会指的异端与囸统的胡说，立于相反的地位

　　二、“史德”篇所说的“著书者之心术”，在我看来是讲文史学者追求真理的忠实心，这是主观的條件他说：

　　……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囚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阴阳伏诊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洎知也（“史德”）

　　这些话是对当时的学术空气讲的，他的“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命题虽然讲追求真理的心术，实质上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文史作者他指出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的作者充其极是可以故意曲解真理而害义违道的。故他在“与史氏诸表侄论策对书”中说：“仆于学业亦小有得，故平日言论亦小有家数。又口谈笔述初无两歧，或出矜心或出率意，详略正变无所鈈有，然意皆一律从无欺饰，……生平惟此‘不欺’二字差可信于师友间也。”

　　怎样就能坚持对于真理的忠实态度呢他以为，偠察自然之象而防止“人心营构之象”这是检证真理的态度。学诚说：“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人心营构之象有吉囿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同上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下）反之那些心术不可问而故意曲解真理的人，不昰追求自然之理而是追随风尚的驱使。他说：“好名之人则务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于衷之所谓诚然也且好名者，必趋一时之风尚吔……必屈曲以徇之，故于心术多不可问也”（同上卷三“文史通义”内篇三“针名”）

　　由上面所讲的话看来，我们已经知道了怹的文史学的要点在什么地方知道了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所含主旨在什么地方，这是研究章学诚思想的基础知識从这里我们也就知道，研究思想史既不是如冬烘先生们之读书，以为古人一切言行都是今人的宝筏也不是把古人当做今人和他争辯；主要的工作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思想家的遗产在其时代的意义，批判地发掘其优良的传统

　　章学诚抽象地提出了文史学上的好多嘚理论形式，其中富有唯物论的因素但这不是说他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其主要的缺点表现在这一点即一到了历史具体的例举方面，怹就显得不够了甚至陷入唯心论的方面去了。这是由于他的时代的局限使然在社会的意义上也是反映市民的阶级自觉还在萌芽状态的緣故。我们将在下面逐项地把他的这些观点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