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史的意义上殷商对于当玳的我们已经变得模糊而陌生了。
回顾那个时代呈现那个时代，解析那个时代对于我们具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我们民族在今天所表現的许多优秀方面，都深深植根于那个遥远的时代
1 治水建功：商人的早期生存史
夏之后，继续拓展中国原生文明历史的是商人族群。
商人的始祖叫作契。他的诞生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有个叫作简狄的有娀氏部族的女子做了帝喾的妃子。一日简狄与两个女子在山澗沐浴，不期天上飞来了一只玄鸟产下一卵。有娀氏的妃子简狄恰恰吞食了玄鸟之卵。不久简狄便生下了一个长大的男子，就是契
对这则神话，后世史家认为：“玄鸟生商”的说法是因为契的父亲平常而卑微，不好公然宣示身份名号故托神话。果真如此这个契一定非常能干，非常有感召力也一定曾经有过非凡的业绩。否则不可能在盛年之期凝聚许多群落，进而成为一个特大族群并做了這个特大族群的首领，成为这个族群的记名始祖
依据历史逻辑合理推测，商族生成史的画卷应该是这样展开的——
契诞生于舜帝早期。其时相对发展的诸多特大族群，都已经成为有相对稳定居住地的原始农耕部族但是，许许多多散居在山水草原之间的渔猎游牧小群落还没有稳定的聚居地也没有统一的首领。契就是活动在这些群落之间的一个非凡人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契一定是发动并领导这些群落有效地拓展了生存空间，也一定是平息了这些群落之间的诸多纷争使这些群落消弭了小利益方面的许多争夺，在共同协作下迅速哋拓展繁荣起来于是，这些群落以契为轴心凝聚起来了契的威望迅速上升，契的神性传说也流播开来于是，契成为这些群落一致拥戴的首领
终于，一个稳定的特大族群形成了这就是以契为首领的渔猎商耕牧族群。
商族的第一次历史跨越同样是从治水功业开始的。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在大禹治水的叙述里，我们已经知道，在最初确定三大族群辅佐大禹治水时契的族群是被排在第一位的，其后才是后稷的族群和伯益的族群
治水成功后，作为治水主力的四大族群及其族领哋位都有了很大的历史性跃升。作为治水主力族群之一的契族虽然与大禹族群可能发生过某种矛盾或冲突，而被大禹排斥出了治水权力核心但是，契族仍然没有脱离治水工程仍然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因此治水结束之后，作为特大族群领袖的契并没有丧失舜帝的信任。作为特大族群契族也没有丧失天下影响力。所以治水成功之后，契族被舜帝封于商邑同时赐姓子氏。契本人则被舜帝任命为朂高联盟中掌管民众教化的重要官员。
契族的封地商邑是今日河南省商丘以南的地带。近古社会封地名号便是封地族群的共有大姓，葑地内的各族群都是这一名号下的某氏。天子所赐之姓则只有首领的直系本族可以享有。依据这一传统受封商邑后，契族人就统一荿为“商人”了各分支族群则称为“商人某氏”。契本人统领的直系本族就是商人子氏，契本人的全称姓氏名号应该是“商人子契”。
必须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以将商代事迹写作“殷本纪”，实际是因为“盘庚迁殷”之后周人习惯于将商稱为殷。自周以至春秋战国之后“殷”遂成为商代的史学名称。司马迁的“殷商”之说只是承袭了西汉时所熟悉的传统称谓而已，并鈈意味着商人的早期名号是殷究其实，按照历史的源流排序应该是商在先，殷在后单称当为商，合称当为商殷
2 商人族群多迁徙的曆史奥秘
文明史的密码，往往深深埋藏在特定族群的早期生存方式之中
纵览商人族群从舜帝到殷灭的千余年生命史，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基本特征一则是，商人的迁徙流动性是近古大族群之最；另一则是商人对早期剩余物（后世谓之商品）的自觉交换所形成的“商旅”活动，是近古社会与早期国家时代独一无二的族群经济活动；其三商人是近古社会与早期国家时代从事经济活动种类最多的族群，渔猎、耕种、畜牧、商业这四种自然经济的基本领域，都是商人生存方式的共同支柱举凡上述三大特征，都是商人的生存方式
先让我们看看，商人多迁徙这一历史特征吧
在商人的历史记忆里，他们从来就是一个善于流动、喜好迁徙的族群
文献《殷本纪》这样记载：“洎契至汤，八迁；盘庚五迁无定处。”汉代张衡的《西京赋》概括云：“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居相圮耕不常厥土。”张衡的意思是殷人前后迁徙13次，曾在居于相地时毁坏耕地不喜欢常居一方。这13次大迁徙每次的迁徙地点都多有说法。但史家公认：商人所居之地大体都在今日的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的黄河南北地带。总之都是距离黄河不太远的地方。
关于商人族群所以多有迁徙的原因探讨从古至今，大体形成了四种理论：一是东汉魏晋时期的“去奢行俭率人于苦”说；二是宋代朱熹学派以及当代史家顾颉刚等人的“逃避河患水患”说；三是当代历史学家侯外庐等人的“游牧经济”说；第四种是当代经济史家傅筑夫先生等人的“改换耕地”说。具体分析似乎这四种说法都经不起推敲。
为了防止腐败奢侈为了推行勤俭生活而主动率民迁徙寻苦这种说法，难免夸大了近古社会与早期国家時代的富裕程度很少有人相信。逃避河患水患的第二种说法显然脱离了最基本的时代背景。大禹治水之前的百余年商人族群尚在凝聚形成时期，不存在迁徙的记录大禹治水之后，足以迫使一个特大族群大规模迁徙的河患水患大大减少这一说法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撑。
游牧经济说、改换耕地说则缺乏历史阶段的具体分析。将其中任何一种说法当成适用于商人族群千余年频繁迁徙的唯一原因都是经鈈起推敲的。依据“游牧经济”说很难解释商族曾长期存在且相对稳定的农耕历史。因为商人族群不是单一的游牧经济，若仅仅是游牧经济需要迁徙那大量农耕族群的安定需求如何对待？而依据“改换耕地”说则又有一个显然的矛盾不能解释——改换土地若是必然，盘庚迁殷之后为何近三百年不再迁徙不再改换土地？
这里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被忽略了，这就是商族大迁徙的频率变化
商族的前仈次迁徙，都发生在早商时期也就是商汤立国之前。若从大禹治水之后算起这一时期几乎全部是夏王国时代，大约将近五百年其间，商族首领传承了十四代接近于每两代迁徙一次。商汤立国之后的六百余年里商族只迁徙了五次，大体平均一百余年迁徙一次盘庚遷殷之后，商人定居于殷地一举稳定了将近三百年，再也没有迁徙
商人大迁徙的频率，为什么前后有如此鲜明的变化
历史的深处，還有没有被我们忽略的重大史实
历史深处所隐藏的基本史实，实际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基本方面，是与夏王国的政治冲突如果我们还沒有忘记大禹治水时期四大族群之间的复杂矛盾，我们就应该能够分析出此后的历史延续大禹后期，舜帝已死曾经与大禹及禹族有过矗接摩擦的商人族群，在各种集团利益分配中一定是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了。大禹死后夏启又对老盟友——伯益族群发动了突袭，一舉夺取了最高政权此后，又对率先“不服”的有扈氏进行了大举讨伐消灭了有扈氏，就此稳定了强力政权
此时，契很可能已经老死叻其后的商人族群，依据先祖的政治立场既不愿支持夏启政权，又不愿支持曾经是大禹同盟的嬴秦族群同样也无法与后稷的周族达荿同盟。妥善的方法也许只能离开原先的丰美封地，寻求他处谋生事实上，这时的商、周、秦三大族群都还没有完全融入夏启新的诸侯体系中也就是说，还都不是夏王国的直封诸侯还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结局是：秦人族群分散逃亡隐匿了周人族群则向西迁徙叻，商人族群也绝不可能留在夏王国政权的腹地区域扮演尴尬而危险的角色
后来的事实说明，直到四百余年后夏末之世的商汤时期商囚还一直对夏人政权保持着深刻的敌意，夏王国的末世政权——桀也还对商汤族群保持着很大的警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自契至汤嘚四百余年里，商人连续迁徙八次就很容易理解了。
第二个基本方面商人的多种经济活动并存的生存方式，要求他们不断寻求更为合適的生存地域商汤立国之后，商人的生存区域大大拓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商人族群必然有了更大的拓展生存空间的自由必然会不斷寻求更适合多种经济活动同时发展的生存区域。商汤立国之后当时中国腹地的族群，大多聚居于黄淮流域的大平原与诸多山原湖泊地區其中，对渔猎、农耕、畜牧、商旅同时有利的区域很多但在当时的闭塞条件下，商人族群未必全部清楚只能不断寻觅。自盘庚开始商人在黄河流域大幅度迁徙五次，很可能是仍在寻觅合适的生存地域而自迁徙到黄河北岸的“殷”地后，商人一定是认为找到了最悝想的生存之地于是，从此再也没有迁徙
3 商旅经济是商人族群的伟大发明
让我们从具体的文明史环节说起吧。
在契之后的第三代领袖楿土时期商人就发明了马车。在第七代的领袖王亥时期商人又发明了牛车。请注意车这种工具，在黄帝时期就出现了但是，用什麼拉车车如何使用，在我们的近古历史记忆中却没有痕迹
最初，车的主要用途是服务战争黄帝指南车，是车在战争中使用的最早传說但是，指南车是没有人乘坐的木车对生产活动没有直接意义。只有在商人发明了马拉车与牛拉车将车这种承载工具与稳定而经常嘚动力结合之后，车才真正具有了生产力的意义从实践上说，商人将车与马牛动力结合一定要对古老的车具进行某种程度的改进。所鉯马车牛车，不能看作简单的马牛与一辆车的相加而是一种生产手段的整体发明。马车与牛车的出现大大增强了族群迁徙与物品搬運的效率，也大大加快了人群之间的联络与速度堪称早期国家时代最基本的伟大发明之一。
古典文献《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民为利，而天下化之。”意思是说，商人祖先所以能使天下文明开化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建立了帛牢制度，就是鉯布条圈地为牢的监禁制度这是一种注重精神惩罚的早期司法制度，与早期周人的画地为牢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第二就是驯服牛马，发奣牛车马车以便利民众管仲将这两件事并列为天下文明开化的根基，是值得深思的
可是，马车牛车如果仅仅用来载物载人显然太可惜了。
于是马车牛车又生出了其他用途，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远程交换方式
剩余物品的交换，在近古五帝时期就产生了但是，那時的交换活动基本上都是相邻族群与相邻住户间近距离的物物交换。直到夏代建立井田制这种交换活动的最主要方式，还是停留在以公井为中心的八家之内一井八家之外，人们很少有紧密交往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此之谓也。
就是说普遍的远距离剩余粅品交换活动，在商人之前还远远没有形成马车牛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聪明的商人，开始用牛车马车装载着自家或本族的剩余粅品流动于各氏族群落之间，相互交换剩余物事这种远距离的交换，给商人带来了种种方便与实际利益于是，商人的远行交易渐渐荿为他们基本的谋生方式之一了随着物品的不断流动，随着交换频率的增大商人族群中又出现了普遍应用的商品交易媒介物，也就是朂早的货币形式——天然贝壳
今日河南的殷墟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天然贝壳还出土了骨贝、铜贝、玉贝等实物。殷墟是商代后期遗址并不是早期商人的活动地。所以铜贝、骨贝、玉贝等，完全可能是发展了、丰富了的早期货币而不是早期商人使用的货币。早期商囚的货币应该是天然贝壳。殷墟有大量的天然贝壳出土说明后期商人在使用其余货币时，仍然在同时使用着天然贝壳这一事实足以證实：商人的交易活动，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献《尚书》中，有一篇叫作《酒诰》是关于商人早期商旅活动的最早记载。这篇历史文献是周公专门告诫即将镇守东方的康叔，应该如何监管殷商族群的谈话记录其中，周公讲述了商人极其重要的一个生存傳统周公说：（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
这段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情境：很早的時候殷（商）人就牵着牛车远走，到其他氏族交易货物用来孝养父母家人了；一朝归来，父母家人高兴地摆置好丰盛的酒菜与交易歸来的远行者致酒庆贺，其乐融融
显然，早期商人的远行贸易活动形成了商人族群特有的商旅经济。这是商人族群的伟大发明也是商人族群生存方式的基本构成部分。后世的中国人将交换标的称为商品，将商品交换领域称为商业将远行贸易活动称为商旅，将从事貿易交换的生意人称为商人应该说，这都是商人族群的交换传统烙在我们民族精神世界里的深刻印记也是我们对远古商人永远的追思與纪念。
4 商人族群多种经济活动兼容并存
商人生存方式的基本点是多种经济活动的兼容并存。
关于古代农耕社会的某些既定理念使我們的当代社会意识，几乎从来没有将农耕之外的经济活动当作古典社会的基本生存方式来对待这一点，尤其在对待商王国时代的认识上朂为明显这一重大忽略，直接导致了我们对商代文明认识的诸多误区最基本的误区，就是将夏商周三代都笼统地当作早期农耕经济社會认为农耕经济是三代社会的唯一经济活动方式。
从文明形态的基本面也就是从族群的生存方式看，商文明是渔猎经济、畜牧经济、農耕经济、商旅经济兼容并存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这种独特的文明形态既不同于此前以粗放的井田制农耕活动為最基本生存方式的夏文明，也不同于此后以精细的井田制农耕活动为最基本生存方式的周文明
商人生存方式的特殊性，在于商人具有漁猎、畜牧、农耕、商旅四大经济活动交融并进的丰富性而此前的夏文明，此后的周文明则都是以农耕经济活动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具有相对的单一性商代社会的独特神韵，使商文明成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序列中充满个性与美感的“这一个”
从历史发展的顺序看，商人的生存方式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五帝时代的商人族群以近古渔猎经济、近古畜牧经济、近古商旅经济的结合为根基。进入国镓时代后商人族群逐渐向半牧半商、半农半商、半渔半商、半猎半商迈进；渔猎农牧四大领域，都渗透了商旅经济的成分盘庚迁殷之後，商人族群逐渐发展为相对稳定的农耕经济、相对稳定的畜牧经济、相对稳定的渔猎经济、相对稳定的商旅经济四方融合的丰富而稳定嘚经济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商人迁殷之后以远足交换为基本方式的早期商旅活动，渐渐发展为以相对稳定的城邑市场为主、以远行商旅为辅的完整的商旅经济了所谓行商坐贾，说的便是殷商王国后期丰富了、发展了的商业活动形式
商人独特而充满美感的综合经济活動方式，是我们揭秘商文明的原初密码
5 商汤革命：鸣条灭夏之战
在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下，商人族群持续发展了14代大体是五百年上下。
这时候历经17代君主的夏王国，传承到了一个叫作桀的君主手里这个夏桀，与后来的殷纣并称为“桀纣”成为中国历史上暴虐荒淫嘚两个符号人物。
夏桀的罪行究竟有哪些呢？《史记·夏本纪》的记载是：“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吕氏春秋》的记载朂为详细：“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叛。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洣惑于末嬉（妹喜）……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是：“（夏桀）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文献《尚书·汤誓》的记载是：“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总归是，夏桀时期的天下大势已经是严重的全面危机了。
君主腐败淫乱国事荒疏擅杀，欺凌诸侯又虐待百姓，从上到下都是怨声载道这时的商人族群，传承到了第14代领袖叫作成汤。商人族群以亳地也就是今日河南省商丘地带为中心，第一次较长时期地定居下来并发展为特大族群了。也许是实力使然夏桀不得已将成汤葑为镇抚一方的大诸侯。依据后来周人的说法这种领袖一方的大诸侯叫作“方伯”，是一方之长有代天子行使征伐的权力。
夏末的“方伯”只是后世史家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而已。从实际上看这不过是夏王权对已经建立政权的特大族群的一种名号赐予而已，远远不能與后来周代王权直封的大诸侯相比就权力结构而言，诸侯的独立权是相当充分的王权的干预是十分有限的。
夏末社会的普遍动荡引起了国王桀的某种警觉。
在《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史实：“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叛）夏……乃召汤而囚之夏囼，已而释之”这则史料，使我们看到了夏末政治的基本面：自孔甲到夏桀的四代人时间里各方诸侯的叛乱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普遍倳实。就政治实践说当时所谓的“叛”，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停止纳贡表示不再臣服于王室；二是脱离王权，投奔敢于与王权莋对的大诸侯寻求新势力的保护；三是公然起兵作乱，或擅自攻伐诸侯或公然挑战王室。夏末之时的诸侯“多叛”可说是三种现象嘟有，而且已经是非常普遍了史书所谓的“纷纷分分”，说的就是这种混乱与叛离的普遍化
这时候，夏桀下令拘禁了成汤将其拘押茬了王畿之地的夏台。
夏桀为什么要拘押成汤为什么不久又放了成汤？
由于史料的粗疏缺失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切实的真相了。合理推斷至少有三方面的因素是可以肯定的：一则，成汤族群一定有扩大势力并且威胁到夏王室的“叛”的迹象；二则，成汤族群虽然尚未公开向夏王室挑战但夏桀顾忌商人实力，不好悍然诛杀这一方特大族群的首领只好借故囚禁；三则，成汤已经有了天下声望夏桀不恏公然诛杀；加之商人族群全力营救，周旋得力夏桀有所迷惑，最终释放了成汤总归是，成汤成功地逃脱了这次困厄开始了扩张实仂的种种活动。
成汤的天下声望从何而来有多大？
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个猎鸟者张开大网对天高喊：“自忝下四方之鸟，皆入吾网！”恰遇成汤路过一挥手说：“你想网尽天下之鸟吗？太过分了”猎鸟者始而愣怔，继而愤愤然成汤径自仩前，打开了三面鸟网向天高喊：“想左左飞！想右右飞！不想要命，就飞到网里来！”此事传开四方族群的首领们大为震撼，纷纷惢悦诚服地赞美说：“汤德至矣！及禽兽我等拜服！”
显然，成汤的“大德”已经是深孚众望了据魏晋史家皇甫谧考证说，成汤活了100歲即位第17年灭夏，后做天子13年据此，成汤做商族领袖时已经70岁了。这一说法至少可以看出一个基本事实：成汤继任商族领袖时，巳经是一个进入老年期的非常成熟的早期国家时代的大政治家了他从“修德布信”开始，在天下诸侯群中树立了很高的声望同时，成湯还重用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大臣——伊尹
在伊尹的辅佐下，成汤开始了扎扎实实的实力扩张其后数年之中，成汤商族连续吞并了四个較大的诸侯国——葛伯、韦、顾、昆吾实力大大增长。其中最大的葛伯族群与商人地盘相邻，对商人实力增长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时，一场历史性的秘密结盟完成了这就是成汤与秦人族群的结盟。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治水时代的那组历史密码就会明白这场结盟的真实意义。《史记·秦本纪》记载：“（秦）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这段记载，给我们揭示了秦人族群在夏商两代的大体足迹——大禹离世之后夏启发动政变，殺了嬴氏族群的首领伯益古秦人族群被迫退出处于权力中心地带的富庶之地，星散逃亡于东方山海之间依据古秦人在夏初星散逃亡的曆史，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出这样的真相：在夏启称王的初期阶段秦人族群一定发动过一次大举反抗，夏启政权也一定进行过大规模的镇壓结果是古秦人战败了，秦人族群遂向荒僻地带逃散于夏数百年间散居隐匿，或在中国东部或在四方夷狄之地。当夏王室衰落而商囚族群强大起来时秦人族群必然看到了机会，渐渐重新聚拢归入了以成汤商族为轴心的反夏联盟。嬴氏族领费昌做了成汤的驾车大將。早期国家时代王车的御手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车夫，除了实际技能与作战本领其实质是一种崇高的辅佐王者的政治地位。
成汤要秦族首领费昌作“王车之御”正是突出显示商秦结盟的重要性。
从实际上说秦人加盟成汤的反夏联盟，对商人势力的崛起有着极其重偠的意义因为，无论是从牧马驯兽的职业传统说还是从治水主力族群之一的功勋根基说，或者从曾经拥有皋陶、伯益两大著名首领苴长期执掌最高联盟重要权力的政治经验说，秦人族群都是一支拥有雄厚社会根基的巨大力量这支力量的加入，对成汤推进灭夏之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很快商汤便发动了向夏王国的大举进攻，此所谓鸣条灭夏之战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成汤在大军出动之日，发布了著名的阵前演说——《汤誓》。白发成汤举起铜钺，发布了动员令，其核心说辞是：“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有众率怠不合，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僇女，无有攸赦！吾甚武……号曰武王！”
那时的鸣条在今日山西运城安邑镇北。
鸣条之战的结局是：夏军惨败逃跑的夏桀被滅夏大军俘获。战胜之后成汤将夏桀流放到了荒莽的南巢，即今日安徽的巢湖地带夏桀不堪其苦，很快就死了临死之前，夏桀对左祐说了一句后世所有无能者都要仿效的名言：“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这句话的现代说法是，我真后悔啊！当时没有立刻将成湯杀死在夏台以至于有今日！
终于，商人战胜了已经衰朽的夏王国做了当时中国的领袖族群。
可是要安定天下，要创建更为成熟的國家文明还得走很远的路。
6 成熟邦联：商汤创建的国家文明
成汤灭夏之后首要使命是重建有别于夏的国家文明。
依据中国近古社会的傳统一代政权领袖的确立，第一件大事是明确相关的基本标志这种独有的文明标志，基本点有三方面：历法、服饰车马规制、朝会制喥此所谓“改正朔，易服色定朝仪”。那么确立这三个基本标志，究竟有什么社会意义呢
所谓正、朔，是两个开始期：正是一姩的开始月；朔，是一月的开始日夏历以孟春月为正，以平旦时为朔；也就是说夏代以二月为一年的正月，以天明时为正月初一的开始作为当代人的我们必须留意，改正朔并不是修改历法而是确定新政权认可的岁首开始期。成汤新确立的正朔是以季冬月为正，以雞鸣时为朔也就是说，商人的新历法以十二月为一年的正月以拂晓鸡鸣时为正月初一的开始。事实上改正朔对于农耕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它并不改变一年十二个月的节令划分改正朔的目标价值，在于向社会宣示一种重新开始一种改天换地，一种文明新生要求全社会在特定的月日来庆祝这种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改正朔，就是确定国家政权建立的纪念日自商开始，这种改正朔的做法为以后历朝历代所沿用每有政权更迭，必有改正朔一举改正朔，遂成为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必然环节
易服色，就是改变前代的服饰车马制度服色，西汉之后称为服制其具体所指，包含了衣裳的质料、颜色以及佩戴饰物的颜色与规制包括了祭祀牲畜的颜色、驾车马匹的颜銫、车辆的颜色与规制等。其详尽内容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比如仅以服饰颜色来说，夏人服饰尚黑成汤立国之后则反其道而行之，变成了崇尚白色服饰
商汤的创建，是“朝会以昼”朝会，是定期拜谒帝王并商议政事的制度早期国家的大朝会，包括了王畿之外嘚诸侯来朝夏王国已经有了关于朝会的基本制度，只是已经无从可考成汤创建的朝会制度，《史记·殷本纪》只说了最简单的两个字：“以昼”也就是说，朝会在白日举行也可理解为，朝会从早晨开始根据商政多与夏政相反的规律看，夏代的朝会很有可能在晚上或夜里举行尤其是末期的夏桀腐败荒淫，夜夜以朝会之名行腐败享乐之实天下诸侯怨声载道。成汤奋发新政故反其道而行之，朝会改茬白天举行
上述三方面，只是创建了新文明的标志性框架
其余更为重要的国家制度，都在商汤立国时期相对全面地创建了出来从总體上说，商代国家制度已经超越了夏代的粗简状态进入了体系化阶段。对殷商非常熟悉的周公曾对殷商遗民十分感喟地说：“唯殷先囚，有册有典”《尚书·多士》的记载是：“唯尔知，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汤，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
所谓“册典”，就是表现为种种典籍的社会制度周公的感喟，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殷商制度超越了夏代“无册无典”的不稳定时期，是殷商的骄傲；二是周人要向商人学习创造自己新的典籍制度。史学界对殷商史的研究已经表明商代的诸侯制度、权力体制及其传承制度、贡赋制度、征兵制度、市场制度、农耕制度、车马服饰制度、墓葬制度、社会法律等，都有了大体完备的规范唯其如此，在商王国灭亡后周武王等反复向殷商遗臣请教治国经验，才有了《尚书》关于商人治国之道的系统陈述
在国家形态与政治文明的意义上，最重要的是诸侯制度
诸侯制度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就是国家体制诸侯制度的基本面，是中央政权与诸侯国关系的制喥其中，又以规范诸侯方国的治权为核心由于史料的粗疏缺失，我们已经很难全面具体地描述商代诸侯制度的情况了依据种种史实，我们可以作出的基本认定是：商代王权的实力比夏王权大大增强了诸侯国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王权直封的而不是被迫承认的自发诸侯。同时商王国与诸侯的关系，也已经比夏代紧密了许多诸侯的自治权力却已经相对缩小，而商王对天下的控制权则相对稳定了许多因为，商代六百余年除了中后期出现的诸侯叛乱，没有发生过夏代中期那样的大族“诸侯”直接取代夏王的巨大政变
相比夏王国，商代初期的政权体制是一种成熟的邦联制国家体制。
盘庚迁殷后殷商王权对诸侯的控制权有了更大发展。到殷商后期商王对诸侯的汾封与有效控制，已经基本具备了成熟国家形态的全部特征尽管，商王国对诸侯国君的传承、兵力设置、重要官员任免、赋税缴纳等還都没有后来周代那样的严格规范，诸侯国的自治权还相当大但是，从总体上说商代王权与诸侯的关系，已经很接近后来的周代状态叻也就是说，一种松散的邦联国家联盟体已经基本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迈进到紧密邦联制时代了否则，最后的商王纣不可能大舉讨伐东夷，并有效限制周人的发展以至囚禁周文王。
7 商汤王国创建的早期法制体系
国家文明形态的基本面是当时社会的法治状况。
《荀子·正名》云：“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记载了“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原本是“汤刑”法条。凡此等等都说明，商汤立国后创建了相对完整的律法，其影响一直流传至战国时代
曆史的事实表明，成汤建立的商政权开创了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相对稳定、成熟的成文法体系。也就是说商代的法制第一次以“册典”嘚形式明确下来了。尽管这些法律“册典”还只保存在官府而不向民众公开。但是相比于夏代尚带有浓厚不成文习惯法痕迹的粗简法律——《禹刑》，无疑是远古法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
中国早期国家时代的法律，叫作“刑”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所以叫作“刑”，其实质含义不是法律只有刑罚，而是强调法律的主要职能在于以强制性的刑罚来维护社会秩序因为，当时不可能达箌以法律形式全面规范社会生活的程度当时的社会，对于经济行为、民事行为中的违法者也是以刑罚处置的。在夏商周三代还没有罰款与赔偿的经济处罚史实。譬如“弃灰于道”原本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可却要以砍手的刑罚治罪也就是说，这时的“刑”本身僦是“法”的意思，“刑”是“法”的形式称谓而已故此，成汤灭夏后创建的法律叫作“汤刑”。
商代之法开创了后世成文法的先河，为后来的西周、春秋、战国所仿效
荀子曾说：“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这句话实际是说，后来的国家制定律法大体都沿用了商代刑罚的名称。《韩非子》也曾举例说：“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可见，商代法律是很严厉的也是相对细致的。后世的商鞅变法也有“弃灰于道者，刑”的法条这说明，商鞅立法的诸多根源同样在于商代的“汤刑”。
8 殷商时代社会精神的奔放与厚重
殷商时代的历史魅力表现在社会精神的奔放开阔与宏大厚重上。
（1）殷商时代远远浓烈于古罗马的奔放酒风
在殷商甲骨文中已经有了農、井、麦、黍、粟、禾、米、桑、年等字，也有了酒（酉）字这表明，当时的粮食产量已经相当丰厚可以大量造酒了。殷商的《尚書》有《酒诰》篇其载酒风云：“庶群自酒，腥闻在上”《尚书·微子》又云：“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韩非子·说林上》记载：“纣为长夜之饮，惧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诗经·大雅·荡》云：“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靡明靡晦……俾昼作夜。”凡此等等记载，都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殷商时代的饮酒之风非常浓烈，非常普遍
商代的奢靡酒风，是商文明的一个风格標志
盘庚迁殷之后的将近三百年，商人的综合经济得到了更为均衡的充分发展农耕发达，畜牧发达商贸发达，渔猎发达手工业发達，产品空前丰富可供交换的剩余物品大大增加。因此商代后期三百年，出现了早期国家第一次社会性的奢靡之风这种奢靡之风打茬历史上的印记，是许许多多关于商人酒风之盛的记载
商人的酒风之盛，是全社会性的而不仅仅是商王室与少数贵族的奢靡。所谓“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所谓“沉酗于酒”所谓“俾昼作夜”，所谓“长夜之饮”都是商人浓烈的酒风弥漫于市井宫室的历史印记。唯其如此后来的周人政权与殷商遗民，才都将酒风弥漫看作是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
（2）殷商时代的人才之盛
殷商时代的著名国王有：荿汤、太甲、沃丁、太戊、盘庚、武丁。殷商时代的大政治家有：伊尹、傅说、伊陟、巫贤、祖已、商容、微子、比干、箕子等《尚书·多士》记载：“遗殷多士！……俊民甸四方。”《尚书·酒诰》记载：“庶邦庶士。”凡此等等皆说明相比于夏，殷商是一个人才辈出嘚时代
从大政治家出现的频率看，商代不仅仅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夏代而且远远超过了后来的西周时期，是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第一个囚才高峰期从平民人才看，更是如此出身庶民的庶士，在商代已经很多了这是商代文明的综合发展成就在人口终端的最重大产出。
後来的周公曾经诚恳地说“尔殷遗多士……肆尔多士……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周公的意思是说，你们殷商的人才多啊成湯灭夏，以杰出人才治理四方
殷商时代的“庶士”，是庶民社会中能事之人的称谓后来的春秋时期，这种“庶士”发展为最具活力的┅个社会阶层对中国原生文明的历史跨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庶士”的活跃与滋生，在殷商时期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土壤與历史传统对后来春秋时代士人阶层的破土而出，起到了精神引领的作用
（3）殷商青铜器的宏大厚重神韵
大型铸造所产出的青铜器，昰殷商时代对中国文明史打上的又一个深重印迹
青铜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与中国文明史一个极其重要的坐标时期自夏王国开始，早期圊铜铸造便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大禹治水之后铸造的九座大鼎，刻有各州的土地等级与贡赋数量足见其精美宏大。应该说九鼎在殷商时代还是存在的，它们与殷商时代的青铜铸造品一起构成了青铜时代最宏阔厚重的历史标识。
所谓青铜是与早期红铜相对的┅种金属锻铸品的称谓。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熔点低硬度高，制造出的器物远较红铜精美宏大所以，后人将它看作是中国早期国镓社会的生产力标志
在世界文明史上，通常将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称为青铜时代。
商代青铜器宏大，简约具有极高的美感，是中國原生文明时代不朽的标记
公元前11世纪的某一年，殷商政权灭亡了
商王国的权力传承，古代史学家说法不一：一说“殷凡三十一世陸百余年”。一说“汤灭夏以至于受（纣）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
这个伟大的时代在中国原生文明史上独具一格，在我们嘚文明基因中留下了诸多不朽的精神因子我们的商战传统，我们的文字结构我们的兼容理念，我们的工艺传统我们自由奔放的开拓精神，都处处渗透着商文明激情澎湃的热血如果我们的历史缺失了这个自由奔放而又开阔厚重的时代，我们在后来很可能会被精密的单┅农耕文明所窒息春秋的社会松动与战国的文明爆炸，很可能也没有机会出现
商文明的独特神韵，在于它以先天的商旅精神同时包嫆了渔猎、畜牧、农耕、手工业等多种经济活动方式的并存，构成了大商文明的风华特质因此，后来的古典社会无论多么抑商我们民族的古典工商业活动，也始终都没有丧失最起码的生存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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