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儿童天生都是游戏者，都有游戏的冲动与本能。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游戏是幼儿的基本人权，这已经被国际法承认且在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得到拥护认可;从幼儿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游戏在正规幼儿教育机构中的地位从一开始就得到尊重并随着心理学对儿童游戏的研究进展而日益得到强化，现今的幼儿教育领域的思想与实践无不将游戏作为建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模型的核心价值取向和基本成分，可以说，游戏已经成为区分幼儿教育阶段和其他教育阶段的基本标志。

游戏具有多方面的发展价值，能满足儿童学习发展的基本需求，为儿童的世界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在他们的生活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游戏让儿童在玩乐中超越现实，使生活的领域无限扩展;另一方面这种扩展又激发出新的需求，促成新的发展可能。在游戏中，孩子们自由自主地做出选择、判断和决定，没有外在目标的压力，不需要担心错误或失败，无拘无束地沉浸在他们营造的世界里，享受与人、物之间的互动，充满激情和奇思妙想。

游戏是儿童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幼儿期和童年期的标志，这也是幼教工作者的共识。儿童在自发状态下也会游戏，从历史的角度和教育的角度来看，自发状态下的儿童游戏在进入正规教育机构的时候，都被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改造和筛选。

由于游戏并不是儿童唯一和全部的行为，其他类型的非游戏行为也有独特的发展价值，且不能被游戏取代。为此，游戏进入幼儿园，带给实践者的难题之一不是认识游戏的发展价值，而是如何区分儿童的游戏行为和非游戏行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便会产生将儿童的所有行为都贴上游戏标签，而忽视其他类型行为的儿童发展价值。

游戏是一种很容易被意会但很难被定义的概念，著名的游戏学者Garvey自觉很难给游戏下定义，有一天就问她的儿子什么是游戏？她儿子回答：“这个问题这么简单，你怎么不知道？游戏就是好玩的东西;游戏就是我喜欢及所选择的事情;游戏就是我所做的事情。”牛津字典对游戏至少有116种不同的解释，除了这些外延的游戏定义之外，游戏真正的内涵通常比较模糊。对游戏下一个抽象的定义对实践者的意义不是很大，于是很多研究者尝试从外显行为的角度来界定游戏，以及区分游戏和非游戏行为。一般认为典型的游戏行为有：

1.游戏是一种超越现实的行为。在儿童的世界里，游戏是不会被现实羁绊和局限的，儿童会用假装和想象来构造超越当下现实的自己的世界，从而将现实和假想的世界很好地融为一体，幼小的儿童经常自己都很难分清楚这两个世界。他们在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之间自由穿梭，用自己的语言和内心形象幻想出许多假想性的任务，不断丰富游戏。例如：儿童可以幻想自己是“女王”“仙女”或者太空战士，将小棍当做魔法棒或者把木马当做太空船，让自己点石成金或者遨游太空。

2.游戏是内在动机驱动的行为。儿童主宰自己的游戏世界，不受别人支配，他们的观点是“我要玩，不是你要我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欲望、追求、意愿而改变游戏方式、情景和玩物，幼儿只是因为“有趣好玩”而“玩”。

3.游戏是重过程轻结果的行为。游戏不以强烈的目的性为驱动力量，也不需求做出某种可见或者不可见的作品，它只需要专注于充满不确定性和乐趣的过程中，以享受这种过程为最主要的目的。

4.游戏是具有正向情感的行为。孩子在游戏时欢欣溢于言表，玩再久也不会厌烦、叫累，难怪人们会说“游戏是儿童的第二生命”。游戏能够带给儿童欢笑、愉悦及快乐，他们在游戏中因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获得快乐，在自娱自乐中，全身心投入，身体处于最佳、最自然、最轻松的状态，自由而享受。

5.游戏是注重自我，创造刺激的行为。儿童在游戏中从不安于现状，也从不考虑走寻常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打破日常生活的边界，寻求新的刺激和乐趣，不断形成新的看法、体验新的感觉、产生新的愿望、参与新的冲突，约定新的规则，求变求新在开放的世界里创造可能。

综上所述，游戏是内部存在的自我活动的表现，由内心的需要和冲动而来，它是儿童整个生活中所特有的，因好玩而选择去做的事情。儿童是游戏的主人，他们充分发挥着自己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决定和控制着游戏的进程与方式，并在其中享受欢乐、自由、满足、获得内部和外部的平静。

然而，幼儿的活动并不都是游戏，以幼儿游戏行为的角度加以观察，实践者可以从产生儿童活动的动机、选择及目标达成几方面去判断儿童活动的性质。可以说，凡是有外在动机导向、不是幼儿主动发起，需要达成一定目标的活动都应属于非游戏行为。而这种非游戏行为同样可以让儿童了解周围环境与世界，满足儿童认知发展的需求。非游戏行为一般分为以下几类：

1.无所事事。当幼儿没有任何目的地东张西望、四处走动、或者静静地呆在一旁无事可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称为非游戏行为。通常这种行为发生在低龄阶段的幼儿，他们或坐在椅子上拉扯自己的衣服纽扣，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或者他跟随在老师背后走动，却不愿拿任何玩具玩耍。又或许因为年纪小、性格内向、不熟悉环境，在集体中，他们对自己不了解的游戏或者活动不愿参与，暂时在一边观看。

2.探究与问题解决。在日常活动中，我们会发现儿童对不熟悉的材料、工具或者玩具发生强烈的兴趣，常常会对摆弄或探究这些材料。他们会通过摸摸、看看获取这个物体的相关讯息、内心充满疑虑和好奇：“这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过程不能看作是儿童的游戏，它只能说是由于孩子受到新材料的吸引并因探索物体特征所引发的非游戏行为。而当他们一旦熟悉了这个玩具或物体后，游戏才会真正开始。除此此外，孩子们在使用教育类的学具、玩具以完成成人所交给的任务与问题解决时，都不能构成是一种游戏，因为此类活动不属于儿童自发，它完全是由成人把控所达成一定目标的活动。

3.闲聊与交流。儿童在相互接触中，会有语言交流的要求，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它反映了儿童认知发展的水平和对认知活动情景功能上的要求。有时，我们会看见有的孩子在别人玩耍游戏时，他只在旁边观看，偶尔会向正在玩耍的孩子询问或者交谈，但自己始终不参与游戏。另外，还有的孩子在自由活动时间里只愿意跟随身边的成人或者喜欢的同伴闲聊交谈，不做其他的事情，这样的行为也应该是一种非游戏行为。

三、游戏与非游戏的融合

从行为的角度来界定幼儿的游戏，并将游戏与非游戏行为进行区分是有依据和可能的，这种区分也是有意义的。但是也不能否认目前的这种区分是不彻底的，还是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总体来看，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它的意义更多是让我们看到游戏和非游戏的各自价值，而不是过分强调游戏或者其他类型行为的价值。游戏行为和非游戏的行为自然地统一在真实儿童的真实生活中，两者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存在交叉重叠的地带。但是我们没必要因为这种现实状态而将游戏概念泛化和滥用，强加在幼儿其他性质的行为上而遮蔽阻挡其他行为的表现与发展，出现一日行为皆游戏的模糊认识，甚至神化游戏对幼儿发展和幼儿教育的价值。我们需要通过外显行为来尽可能确定和守护游戏行为的边界，让儿童在不同性质的活动中实现完整的发展。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重庆市渝中区实验幼儿园）

        在CDZ老师的积极争取下，学院成为了2011年的德中同行的承办方，鉴于C老师的建筑学背景，整个活动的主题被定为了“发现最美重庆---未来社区和城市公共空间”。简要来说，活动形式为：在拟定的几个社区内，以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为目标，进行小组调研和设计创作，成果形式不限。

        2011年，薄督的政治前途还一片辉煌，正推动整个主城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城市美化运动”：主城几乎所有街道都进行了立面改造，重点社区还要进行整体改造。活动选定的三个社区：渝中区嘉陵西村、渝中区大井巷社区和渝中区人和街社区。由于都属于渝中老社区，都进行了整体改造。我不太确定老师们在选择社区时有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和谨慎的定夺，不过，当我们接手这三个社区进行分析时却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差异。这三个社区虽然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改造，改造的程度和结果却大不相同。我们认为，这些不同很大程度来源于社区自身的的“文化背景”的丰富程度。

        嘉西村有抗战名人故居，马歇尔公馆等等一系列文化历史遗迹，社区本身形象也非常良好，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有较大的开发保护价值；是改造的重点；人和街也有一定的抗战时期历史遗迹，政府也投入了一定资金进行改造；而大井巷社区则基本无相关“文化背景”，有差别的“文化底蕴”自然会造成有差别的改造方式。

        嘉西村和人和街的改造方式基本上是由政府强势主导“自上而下”的，政府可以随意决定哪些楼进行立面改造，哪些楼由于过于隐蔽，街道上不太看得到，可以不用改造。由于渝中区是老区，很多居民已经在社区内居住多年，他们也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对自己的房屋进行了一些改造，而这些充满人情味的使用痕迹也在政府的改造中被粗暴的抹去。很多三、四十年代的住房经过重新粉刷之后完全看不出年代，虽然整个社区内住宅看起来十分“和谐”，但实际上确实一种相当严重的“历史错乱”。当然，政府在改造时也不会忘记巧妙植入各种政治宣传：各种表明社区深厚 “红色”历史的标语、标示被巧妙安排在社区各处。不过虽然社区的立面改造是重中之重，政府还是很“贴心”的为社区铺了柏油路，很多地方贴了瓷砖，还增加了一些健身设施等等，但这些施工都相当粗糙，完全是赶工完成的。在政府的强势主导下，这两个社区的改造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度设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粉饰”，这一点非常值得警惕。

        而对待比较“没文化”的社区，政府就直接把改造委托给一般单位，比如大井巷的社区改造就由学院XH老师承担，在改造过程中，XH老师采取了非常人性化的工作方式，让社区普通居民可以参与到整个改造过程中来，他们可以自由的提出意见建议，甚至可以参与设计，整个改造过程不再是政府“说了算”，所以大井巷的改造过程可以看做在政府主导下居民参与一起完成的“双向设计”。改造过程中大到标识系统的设计，小到一个花台、踏步的做法，都是居民和XH老师带领的施工单位反复协商的结果，在这种工作方式下，我们认为社区改造的程度是“适度”的。

Mennicke-Schwarz，只参加第一次会议（其实一票人来只是来各种讲座的，之后还是以我们的人为主），而学生以大三的同学为主。WHY和ZQ老师觉得第一次会议主要内容是反馈调研结果，同学老师自由发言，提出自己的想法思考，确认小组今后的工作模式。先将会议的主要内容记录记录如下：

关于住宅该拆的还是不该拆的讨论

        同学们在前期调研过程中普遍感受到的问题是：人和街社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社区的公共空间品质有多糟糕，矛盾更在于对社区住宅品质比较差，居住起来相当不舒适。有些老人甚至说出“赶快把这些旧房子拆掉让我在死之前住上好房子”之类的狠话，比较积极的一面是，大家对社区现有邻里关系是比较满意的。针对这些问题，第一次会议上老师同学们进行了比较激烈的讨论。

        我们用PPT展示了大量调研时收集的一些反应住宅品质较差的照片，还有一些居民抱怨的音频，德方专家非常不解，她问为什么政府不直接拆掉这些房屋重新建新房呢？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还真不容易，按照我的理解，这个社区应该算Jane Jacobs所描述的典型的“一个稳定的、低收入的区域”，社区住户除了常住民，其余多为租赁户；而从年龄分布上看，老人占大多数。社区的逐渐破败，来源于这块场地并不处在渝中区的核心区，商业价值肯定不能和解放碑之类的比较，并且，社区内的住宅密度相当高，如果开发商要开发，拆迁安置成本会相当高。，所以，房地产商是不会投入资金开发这这里的。而政府也没有理由投入大量资金来进行社区更新，他们更愿意把钱投在更能显示出“政绩”的地方。而如果要改，最多也只会“立面改造”而已，长此以往，住宅逐渐破败，有钱的居民搬出这里，搬进更加“现代”的小区里，社区就会空出相当多的闲置房，由于社区内的老住宅套型比较不合理，面积较小，设施设备比较差，租金自然相对比较低。这种情况恰恰最适合那些外来打工人群，这里或许是他们在这个大城市里唯一付得起房租的地方，所以他们也没有太多选择。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造就了社区的现状。两位老师一提到拆迁的问题也比较激动，认为这些老旧住宅是我们整个城市发展的记忆，是断然不能拆的，而针对之前提到的政府在改造过程中的“粉饰”行为，他们认为这种“粉饰”对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也希望我们在活动中开展不要出现类似行为。

关于周边资源利用的问题

        人和街周围有三个值得关注的元素，一个是社区居委会对面的重庆市设计院，而设计院隔壁就是气派的人和街小学，而人和街小学是重庆著名的贵族学校，择校费不菲。气派的重庆市设计院和人和街小学与比较破败的人和街社区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而另一个相对积极的要素是社区旁的人民大礼堂，这里有良好的公共空间和设施，是人和街社区的后花园，很多老人喜欢晚上在这里散步或者跳“坝坝舞”。

        有同学提出可以借助社区旁边设计院的力量，因为他们有技术，也不缺钱，可以让他们参与一部分改造，ZQ老师对此持消极态度，他认为其他力量的介入可能最终会沦为他们向政府邀功的筹码，而且若设计院如果参与进来，整个活动的性质也发生改变，涉及到多方利益，变得不好操作。而对于人和街小学，有同学认为可以抽调一部分小学生参与社区的改造，一个小学生背后是一个家庭，涉及到小学生的父母，祖父母等等，那整个活动的影响人群就会大大拓展。如果通过一些课程作业的形式，让他们到社区内帮助老人，清理垃圾等等，会非常有效。甚至有同学提出，因为人和街小学是 “贵族”学校，学生族群肯定有分化，有很多小“贵族”，也有附近普通家庭的子女（按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这些小朋友肯定有非常不同的课余生活。小“贵族”们放学后可能直接被开车前来接送的父母接走，而附近居民的小孩只能在比较破败的社区内玩耍。如果这些小孩从小就感受到阶级的差别，因为自家的房屋、社区破破烂烂而感到自卑，对这些孩子今后的成长也非常不利。如果能在社区内放置一些有趣的娱乐设施，吸引周围所有的小朋友前来玩耍，完全可以增强原住民小朋友对社区的认同感的。

而同学们也提出了非常多的问题和建议，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 可以通过实际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

1.社区内高差大，没有扶手，某些踏步没有响应的防滑处理，带来较大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对于老人，每隔一段踏步缺乏相应的休息平台，而现在的休息空间为临时搭建的简易棚屋，内有简陋的沙发座椅等，而这类小构筑物极其容易被定义为“违章建筑”，面临被拆除的命运。

2.人和街区现在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造，包括扶手的贴面，道路在铺地砖等等，但是由于施工粗糙，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在铺设地砖时，未考虑坡度，导致地面的排水不畅，并且由于底层标高变高，而底层住户的散水泛水未作相应处理，使一些底层住户家里受潮。而作为公共活动中心的一些健身设施处常年积水，使相应器材的使用效率不高等等。

3.社区整体色彩单一，由于重庆的气候特征，特别是社区内多为8~11层的住宅，加上茂盛的树木，整个社区常年显得比较昏暗，而住宅年久失修，楼道内灯泡基本都损坏了，住宅内部楼梯间或楼道采光极差。一些老人不得不随身携带手电筒，以免摔倒。

        这些问题大多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比如楼梯滑可以凿毛；扶手可以另设；而关于临时构筑物的安全性可以参考南大研究生们利用普通易得的材料为居民设计这类临时建筑，外形美观，坚固实用，当然也可以参考谢英俊的大量实践；而积水问题可以重做散水，楼道昏暗可以增加楼道灯泡等等。

二、 一些创意性的想法：

1.创意来自2011成都双年展年轻的女建筑师Kasama Yamtree，她曾经改造一个属于高吸毒率的犯罪街区，那里的大人不易发动。于是她的团队集合了社区的小孩子，发动他们用彩线制作自己的日常路线，用蜡烛和塑料制作建筑模型，然后请社区的大人们来点评修正。通过这一方法可以找到社区中一些最有活力的地区，在具体营造时，也让小孩子去到现场，依靠他们自身的身体感知来对这些Spot进行修改。比如涂色，清理垃圾等等。

2.CY同学提出一个类似激活公共的方式，观察平时小摊贩最常使用的摆摊地点（此处的摆摊地点指小摊贩的临时摆摊点），然后给这些地块涂上鲜艳的色彩，这样在社区中就会有一些非常漂亮的“色块”，通过向政府的政策支持，使小摊贩在这些地区摆摊“合法”化，这样可以在公共空间中形成一些类似创意集市的产业。

三、 一些系统性组织工作：

1.可以从居民中收集社区老照片，进行老照片展览，挖掘场地历史的同时可以进行相关调研，同时老照片可以增强居民的荣誉感和认同感。

2.参考杭州良渚村的《良渚公约》，收集居民意见，指定人和社区的社区公约，并在每家进行相关宣传工作最后签名。以一定形式呈现该公约，以该公约形成的道德效应推动社区的进步。

3.针对前文提到的社区乱搭乱建以及乱摆摊现象，同居委会以及相关政府进行协商，提出我们的改进方案，使这类“违章”的现象“合法化”。

第一种工作方法的确立：

        各位老师同学在短时间内想出了很多质量很高的idea，大家也慢慢开始深入了解我们的社区，关于怎么具体的进行社区的更新也有了一些思路，两位老师认为我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策略大致可以分为以上三类，便相应设置了3个小组，分别是：

1.匠人组：主要着眼于场地建筑实体本身的问题，创造性地解决技术性的工作难题，发挥建筑设计、规划设计学生的专业特长。

2.陌生人组（Stranger）：小组成员以旁观的目光观察设计过程，提出相对比较天马行空的意见，不时拉远或者拉近设计的视角，活跃整个大组的设计氛围。

3.系统工程组：主要着眼于场地人群及其自发性组织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政策性的、系统性的难题方法。

通过分组然后每个小组分设组长，各小组独立运行，再由大组长控制整体进度，每周例会汇报工作进展，保证整个项目不会水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