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时期景观变迁研究在近现代西方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者们推出了数量众多的景观史著作。景观历史错综复杂，研究线索也多种多样。归纳起来，欧美学者在景观史的撰写上大致形成了两大书写范式：一种是以时间断代为主要线索，按出现先后顺序复原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景观，依次讲述各个时代具有典型意义的景观形态及其变迁；另一种则专注于某一类特定景观主题，或以景观史上的重要问题为研究核心，集中而深入地展示其来龙去脉及后续效应。英国学者注重景观历史的溯源与地质环境问题，其历史甚至上溯至石器时代。美国学者则关注到景观的多样式与生态问题。当然，现代景观研究者更喜欢探讨景观的社会意义。中国景观史研究的书与写理应注重区域景观史研究，充分展现中国历史景观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关键词】英美学界 景观史 两大范式 区域研究

 景观研究是西方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与方向，涉及地理学、地质学、文学、园艺学、美学、生态学以及环境研究等多种学科，景观学派甚至成为西方现代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以奥托·施吕特尔为代表的景观学派的地理学者们将景观研究作为地理学的中心，强调“所有非物质的人文事实——如社会、经济、种族、心理和政治状况的分布，都不能作为研究目的的本体，它们只有在有助于理解景观的发展与特性的情况才能受到考虑”。地理学者应该研究“每一个时期和每一种文化根据其力量大小而作用于景观的全部效果”。根据施吕特尔的说法，“一个小的区域”应该是景观研究的理想单元。“研究一个区域的首要目的，应该是在严格的形态分类的基础上精确地描述景观。”所以说，从区域出发研究景观是景观学派的最初主张之一。在此之后，西方学术界景观研究的著述层出不穷，难以胜数。

 相比之下，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学术界中，景观研究以及景观史研究似乎处于被忽视与冷落的地位，甚至在对于西方学术史的批评中，景观研究也受到严重波及，以至于我们在改革开放前很少见到国内学者以历史景观研究为题目的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景观研究与景观史撰写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术成果不断涌现。近年来，城市景观设计理念的勃兴，更多地是为了适应今天城市规划及园林设计，将西方景观设计的理念引入当代城市景观规划之中。当然，景观规划观念的引进与普遍应用，与景观史研究本身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想要真正开展中国特色的景观史研究，其必走的路径之一，就是广泛地吸取西方学者在景观史研究的贡献与成就，而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学习西方学术界景观史撰写范式，应该是向西方学术学习景观研究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方学者们在景观研究以及景观史方面积累下的丰富经验，应该为中国学者认真汲取。

 笔者多年来致力于收集与整理英美学界推出的景观史专门著作，注意总结与研究学者们较为成熟的书写范式。景观历史错综复杂，研究线索多种多样，西方景观史的写作范式大体而言分为两种方式：一种即是以时间序列来进行叙述的景观史范式，即按时间前后顺序来叙述对于景观变迁影响巨大的重大事件的书写方式；另一种是以专题为内容来叙述的景观史范式，主题与景观变迁关系密切，以之为线索从某些侧面来反映景观变迁过程。通常早期的景观史著述都采用较为全面的、以时间序列方式来进行叙述的，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多数作者会采用专题式的方式来进行景观史的复原与研究。因此，多人合作、分主题著述的形式被更多地采用，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最新趋势。

一、时间序列的景观史范式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景观史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一些重要的景观著作陆续推出，相关内容的著作层出不穷，蔚为大观。这种研究风气以英国为盛，英国景观史研究也影响到其他欧美国家的学术界，甚至亚洲各国的学者。其中，最为学术界所熟知的、也最受推重的一部景观史著作，便是英国学者霍斯金斯（W. G. Hoskins）教授所撰写的《英格兰景观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这部著作堪称是英国乃至西方学术界景观史研究的划时代的著作，出版之后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视为景观史书写的开创性成果。霍斯金斯本人也由此著作被称为“景观史之父”。 

 霍斯金斯所撰《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主要内容分为10个部分。也许是前人着墨较多，因此关于“景观”的基本理念以及影响，他并没有详细阐发自己的观点，而是直入主题式地谈起了自己景观史的写作目的：“在本书中，我所关注的是方式方法，人们用这些方法来清除天然林地，开垦湿地、沼泽和荒原，在一片荒野中造出田地，修建小路、大道和人行道，设立城镇并建起村庄、小村子、农庄和村舍，修建乡宅及其猎园，开挖矿藏，修建运河和铁路。简言之，是关注一切已改变自然景观的东西。不回溯其背后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英格兰景观。”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景观是历史造成的，不了解历史，也就无法理解今天的景观。这显然是典型的历史主义角度对景观形成的解读，而这样的角度对于景观研究是绝对必要的。

 当然，作为一个取得巨大成功的学者，霍斯金斯本人不可能对于景观研究本身没有自己深刻的见解与可行的途径。将丰富多彩的景观样态作为历史的真实记录来进行观察与研究，正是景观史研究者的最基本出发点。这不仅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主张。对此，他指出：“英格兰景观本身，对那些知道如何恰当地阅读它的人来说，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丰富的历史记录。”景观等同于历史记载，这显然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观点，而在霍斯金斯所处的时代，这样的主张显然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同样，对于自己按时间的前后秩序来叙述的原因，霍斯金斯也讲得十分清楚：“我也情愿尽可能按年代顺序来考虑这一主题，从整体上而不是分田地形制、篱笆、小路等主题来阐释景观式样的发展，即使对一些小地块也是如此处理，后者是另一种方法。重要的是，要说明英格兰景观不断变化的面孔背后的逻辑，只有按年代顺序处理才能得出这一点。”相对而言，英国的历史较为悠久，不同时期的景观有着较大的变化，因此进行时间顺序的叙述是明智与合理的选择。

 当然，景观内容丰富，主题式研究也是必要的。作为一名地方史的教授，霍斯金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观察英国景观的变迁，其选取的内容都是一些影响巨大的“英格兰景观”内容。比如村落是英国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的景观体之一，他在书中就特别关注了英国村落的历史。建立村落并长期延续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特别引用弗兰克·斯坦顿爵士的话，来反映英格兰人民对于保护村落而进行的不懈抗争：“迟至8世纪，或许对于1/4的英格兰居民来说，生活还是一场搏斗，为了生存，与无利可图的土壤与灌木丛生的植被搏斗；只要稍微偷点懒，灌木丛就会再一次吞噬耕作了的土地。”为了保护自己建设的村落，当时的居住者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谈到欧洲的历史，就不能不谈到黑死病问题，而谈到英国景观史的时候，也不能避开这一话题。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霍斯金斯并非想当然地将英国村落废弃的原因全部归结为黑死病。他指出：“尽管黑死病可能在30年内共夺走了多达150万人的生命，但它并非村落和小村子大规模荒废的直接原因。”当然，黑死病对于英国景观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接二连三暴发的瘟疫夺走了英格兰约1/3至一半的人口，中止了13世纪的‘土地占有热’（land hunger），这一热潮曾使拓荒者高高攀上荒原，并进一步深入林区和灌木丛生的荒野。随着人口压力的减轻，人们从边缘地带退缩，贫瘠的农场遭到废弃，为其他地方回报更丰厚的农场让位。这时候，不再是农民找土地，而是地主找佃农。”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人口太少成为困扰英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英格兰景观的形成》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涵盖了英格兰从远古到现代约4500年的历史，系统地阐述了英格兰景观变迁的历史进程，探讨了从凯尔特人至现代英国人与英格兰景观形成的内在联系”。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得到了英国学术界的认可和接受，而且还对此后的英国景观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该书的介绍中，浦莱尔十分直率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景观研究的理解以及霍斯金斯工作的评价。关于景观的概念，他指出，“景观是一种此地此在的表达。但是，当我走过这些景观时，我经常会想到它们不同的由巨大数量与线索而构成的历史”。正是对于景观历史由来的兴趣，才是研究者撰写景观历史的无尽动力。英国学者历史主义的景观研究角度，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如果你要理解景观，你就不能忽视过去。”“我相信‘景观史’提供了理解下列问题的最佳途径：目前不列颠景观是如何出现的、它们是如何发展的，以及最后它们为何像今天这样呈现出来。”因此，景观史的一种最佳的叙述方式，就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的阐释，即发生学的、历史主义的范式。

 应该说，浦莱尔这本书书名的确定，本身就表达了对于霍斯金斯的尊重。在这本书中，他更是表达了对于霍斯金斯的钦佩，以及其工作对于自己学习与研究的深刻影响。“作为主要学术里程碑的著作，《形成》一书是不寻常的。”他接着说：“反复多次阅读霍斯金斯的著述，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生还是毕业之后，我的生活被极大地丰富了。”霍斯金斯对于浦莱尔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以往的学术训练使我关注于史前时期，是霍斯金斯的工作将我从狭窄的局限中带出。” “无论如何，霍斯金斯教育我更为关注地观察周边的环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学者的景观史也可以被理解为“景观环境史”。

       当然，即使对于同样的研究对象，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作者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浦莱尔是一位资深考古学家，为英国考古学会（The Council for British Archaeology）前主席。因此，他的著述自然有他的专业倾向与取舍，对于考古时代的兴趣成为该书的一大特色。该书除介绍内容之外，共分十五个部分。从目录中可以看出，浦莱尔非常注重时段的划分问题，注重年代的标识，称得上是典型的时间序列著作。同样，与霍斯金斯的著作相比，他的著作更多地将考古学的内容纳入到景观史的著述之中。如上述目录所列内容，他著作的上限也并非霍斯金斯所能及。霍斯金斯著作对于上古时代的阐发内容较为简略，而这些被忽略的内容恰恰成为浦莱尔著作中的重要部分，也构成了这部著作的主要贡献。

Ice），他给出的理由就是当时与现在一样，都是处于一个重要气候变化时代。他指出：“但是，仅仅了解导致全球变暖与海平面上升的气候变化的物理机制是不够的。我们也要必须去试图理解我们的景观是如何被影响，人类社会是如何应对这种变化的。”对于这一时段景观的变化，浦莱尔提出了“后冰河时代早期不列颠景观”、“中石器时代景观”、“海岛不列颠景观”以及“岛屿景观”等一系列新的概念，这大多是霍斯金斯著作中所没有的内容。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研究者注重景观历史所展现的精神层面内容的阐释。如英国学者伊恩·D·怀特在所著《16世纪以来的景观和历史》一书并非全景式地展示景观变化的过程，而是更多地展现出现代学者对于景观变迁的思考与认知。如该书目录并不复杂，但涉及面却较为广泛，包括五章内容：第一章“景观与历史”，第二章“早期的现代景观”，第三章“启蒙运动、如画景观和浪漫景观”，第四章“工业景观与帝国景观”，第五章“现代景观与后现代景观”。就地域而言，这本著作并不局限于英国本土，而是包括了欧洲。当然，作为一位英国学者，怀特所论述的地域范围主要还是以英伦三岛为主。

 笔者以为，在怀特之前已有不少研究者关于英国景观变迁做出过较为详实的论述，那么怀特著作之所以能得到人们的认可，还就在于其观点的鲜明与独特。也就是说，怀特的论述是以观点取胜的。如他对于霍斯金斯的著作及其研究路径也有着独特的看法和理解。怀特对于前人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关注的，并做了相当细致的观察与总结。如他指出：“在英国历史地理领域，采用传统的客观方法研究景观，对历史地理学家们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像地理学家H.C.达尔比（H.C.Darby）教授，就陷入寻找在特定时期景观的静态横截面和景观随着时间发生的改变，最引人注目的是达尔比对于《英格兰土地志》（Domesday Book，又译为《末日审判书》——笔者注）时期英国景观的研究。这些研究方法致力于从历史资料中提取相应的地图信息，同时对这些资料进行严谨的学术批判。”怀特也注意到美国学者的研究：“在美国，由地理学家进行的景观研究深受伯克利学派，特别是卡尔·绍尔（Carl Sauer，或译为索尔）的影响，他引进了德国地理学的观点。绍尔的文化地理学研究致力于景观的视觉形式，如农场和田地的空间格局。”

 怀特关于霍斯金斯的评价是较为中肯的、坦率的。“在英国，这样研究景观的方法（即客观的研究方法——笔者注）一直与历史学家W.G.霍斯金斯（W.G.Hoskins）有特别的关联。霍斯金斯关于景观的论述，都是根据从田野调查、地图和文献资料的数据中得出的。这样的论述都可以得到验证，但与此同时，他的工作没有保持完全客观，并具有明显的偏好和偏见。霍斯金斯的英国景观论反映了他自己的利益和偏见——他支持早期现代景观，反对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又“霍斯金斯最著名的著作《英国景观的塑造》（The 1955——原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霍斯金斯的英国景观论的体现，是一个人特殊的观点；他的观点更像是在层层叠叠的文本上加上另外一层，而不是像重写本那样具有单一的、‘真实的’含义。霍斯金斯的英国景观论是令人回味、极富看点的，但也是保守的，并具有强烈的反现代主义的倾向。”学术研究的进步，正是建立在公正的学术批评之上。如果没有对于前人成就的冷静而客观的认知，对于前人存在的缺陷与不足缺乏了解，那么学术进步就成了一句空话。怀特坦率的评论让我们看到了霍斯金斯观点的一些局限性。

       景观研究很早就有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人们常常从文学描绘的角度来研究或叙述景观形式。在中国，景观（Landscape）一词常被译为“风景”，也说明了这种倾向。到了现代之后，生态学的概念被更多地引入景观研究之中，这在西方学术界也是一样。因此，景观史的著作也变得形式多样。例如美国生态学者、文学家梅·T·怀特丝（May Theilgaard Watts）所著《阅读美国景观》（Reading the Landscape of America）一书显然不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作者的游记。该书最早出版于1955年，大抵与《英格兰景观的构成》一书出版时间相接近，但是两书的学术旨趣却大相径庭。怀特丝早年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深受美国生态学先驱——生态学家亨利·尚德乐·考雷斯（Henry Chandler Cowles）的影响。考雷斯在学术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基于对于印第安纳沙丘变迁的研究提出了“生态延续”（Ecological Succession）的理论，即植物可以改变其生长地的景观。

 怀特丝的生态学取向在该书的目录中显露无遗。全书共分21章，其主题都是自然风物，而与社会变迁问题有着一定的距离。如第一章题目是：“追寻古典：大雾山的森林”；第二章题目是：“追求适应性：马萨诸塞州的风、影子和盐”；第三章题目是：“峡谷的故事：随着南印第安纳的溪流漫步”；第四章题目是：“带沙风的恐惧：印安第纳的沙丘”；第五章题目是：“可变化地表的史书：震动沼泽的纪录”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对于当代学术界与学者而言，鉴于各自专业方向进一步细化，而个人关注题目也更为深入、具体，那么合作研究、共同著书的范式就通行开来，甚至可以说成为一种主流范式。景观史的撰写也是一样。由美国学者布莱克·哈里森（Blake Harrison）与里查德·W·贾德（Richard W. Judd）主编的《新英格兰景观史》（A Landscape History of New England）就是一部由众多学者共同撰写完成的景观史著作。除“导言（Introduction）”由编者撰写外，该书分为四个部分，合计20篇论文。

 “新英格兰”地区就是指美国东北部的数州，包括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罗德岛州等。这应该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具文化特色的区域。该书作者十分明确地道出了写作目的：“《新英格兰景观史》将这一地区进行整体性审视，复原两个世纪以来通过定居、工作与创新所形成的不同景观与景观内涵。”对于该书所要完成的工作，主编也进行了详细说明：“首先，这部书想要对于这一地区从19到20世纪的景观变迁与景观认知提供一部历史性的概观。”“其次，对于以往景观研究的非科学化的尝试与不同方法论的探索，本书中的这些论文将提供一个广泛性的讨论。”“再次，本书的论文将对最近学术界对于新英格兰地区土地利用、景观认知和环境变迁的历史进行全面性的总结与评价。”应该说，这是一部集体攻关的成果，作者们的态度严谨认真，研究视角也较为新颖，这无疑是当今美国学术界发展的代表性方向之一。

       欧美学术界景观理念与景观史的写作范式，同样影响到了亚洲的学者，继起之作不断涌现。其中，日本京都大学的金田章裕教授（Prof. Akihiro Kinda）便是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本人在景观研究方面用力极深，撰写了许多景观史方面的文章与著作，其主编的《日本景观史》（A Landscape History of Japan）便是其代表作之一。该书作者的中文译名与学术背景资料，得到日本大谷大学井黑忍教授的大力襄助，在此深致谢忱！历史景观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日本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很大。金田章裕指出：“日本历史地理在几个传统题目中有着自已描述的传统，在20世纪前半期，这些传统探索还在继续的同时，日本历史地理受到西方国家发展的影响。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学术界开始关注横截面深描（thick sections）的进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历史地理似乎被帝国调查活动所主导，而帝国调查活动就运用了整合的办法、新的技术和资料，以及新的方法论。”就其结构而言，《日本景观史》撰写内容并不复杂，只是按照城市、乡村等门类进行景观分类研究。研究入手的方式自然是按照时间先后展开。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目标与方法论；第二部分，城市景观；第三部分，乡村景观；第四部分，景观、资料与代表性；第五部分，文化景观等。

       金田章裕本人就特别注重方法论问题，因此在《日本景观史》中特别列出一部分来进行方法论问题的专题讨论。在该书的“前言”中，他说：“在20世纪70年代，当我还是一名京都大学研究生时，当时日本重建历史景观最流行的方法是基于横截面深描的概念。”“几年之后，我在H. C.达比教授1973年出版的《英格兰新历史地理》（第二版）中了解到横截面浅描的概念。”最终，在理解前人方法利弊之后，他指出：“我想我们最好创造另一种方法，作为可能的第三条路径来处理景观的重建。”他将这种新方法称为“A contextual approach”，即所谓“文本背景（或译为背景分析、上下文分析）”的方法，特别注重景观产生的背景因素与同时代的诸多因素的影响。

       历史地理研究与景观史研究在亚洲学术界也得到了高度重视。除《日本景观史》外，笔者所见较为特色的一种景观史著作，就是韩国柳济宪教授（Je Hun Ryu）所著《解读韩国文化景观》（Reading the Korean Cultural Landscape ）。依据该书的目录，其内容同样进行景观分类研究，可分为如下几个部分：1.导言；2.宗教景观；3.民众景观；4.语言景观；5.乡村景观；6.城市景观；7.结论。柳济宪教授对于文化地理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经历。他自大学时代开始接触到“文化地理学”的概念，“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地理学者可以研究文化”。他在美国德萨斯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在其读博期间，“正是此时，一种所谓的新文化地理学正快速在英国发展，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彼得·杰克逊的书——Map Geography(1989)，让我重新思考我在头脑里曾经珍视的文化地理学的整个结构。这也让我想到了新文化地理学有理论和概念去解释韩国文化地理学，而柏克利模式文化地理学却无法做到。我头脑中有韩国这个事例，我想到无论美国范式，还是英国范式都不能在关于传统和新的地理学的争论中获胜。在我的脑海里，一个将传统和全新理论概念相结合的整合性的文化开始形成，其对于研究韩国文化景观是十分必要的。”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柳教授非常注重景观归类分析，而且景观的文化地理意义也在这种归类分析中得以体现。他指出：“在一个地区内，地理特征的有代表性的的组合，便可称为一个‘景观’。那么，文化景观便蕴含着一个特定区域的地理特质，并且成为地区分类的评判标准。在本书中，笔者正是使用这种方式，一系列宗教、民俗、语言学、城市与乡村景观得到认定，它们所归属的区域也被认定与区别开来。”可以说，柳教授关于韩国文化景观的丰富内涵，正是一系列分类研究中得到更好的认定与体现。

二、专题或主题型的景观史范式

Geikie，）是一位著述丰富的苏格兰地质学家，著有《自然地理学》《作为地质学家的查里斯·达尔文》《地质学的创立者们》等书，在当时英国学术界享有较高威望。他的这部著作既然以“历史景观”为题目，可见其兴趣所在以及对于景观研究的学术贡献。作为一名早期地质学家，基奇研究景观变化的立足点与侧重点在于自然地理方面，集中于导致景观变迁的地质因素。

 准确地讲，这部书是一部基奇爵士的论文集，景观的研究是重点。作为早期景观研究的探索者，基奇关于景观的定义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他指出：“一个国家的景观，包括山系的形状、高度与趋向，平原与山谷的位置、面积，河流的长度与流向，土壤和气候的不同特质，有价值的矿产资源的存在与否，与海洋的距离远近，海岸线的形状，如是否多岩石，或是陡峭险峻，或多小溪、海港，所有这一切与土地景色的其他方面，都会对国家的历史和特征造成影响。”他的这一概念，显然是从广义上讲，“景观”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几乎包括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的一切地质外表。从这一概念来看，景观几乎与整个地质学相近似了。这显然是一位地质学家眼中的景观。

 关于景观研究的方法，基奇指出：“关于过去土地状况，存在四个明确的构成来源。这首先是历史资料，然后还有那里的地名，那里的历史传统，最后是地质学方面的证据。”这也就是基奇研究景观的主要取舍与依据。如第一点就是历史文献，第二点就是历史地名，第三点是文化传统，第四点便是地理环境基础。此外，他还对景观与想象力、景观与文学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Past）就是一部以地质学视角来审视景观变迁的著作。关于这部书的写作目的，福泰明确指出：“我想要探索的，正是地质学与景观之间的连接，即更深刻的地质学事实来解读自然历史，以及我们自己的行为。我要庆幸的是，我们的群岛有着丰富的地质学历史证据，来显示数百亿年发生的事件依然控制着今天的土地以及其上生长的植被。这种努力能够丰富读者对于极端过往的认知。”从这样的说明中，我们对于该书内容的特征已经有了清楚的认知，其叙述的年代已主要集中于人类没有出现以及刚刚出现的时期。

       除地质学倾向外，景观与政治权力、艺术作品之间密切关系似乎也无法回避。与以往研究者相比，当代景观研究者更趋向于发掘景观的内涵及表现意义。在这方面，美国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 W. J. T. 米切尔（W. J. T. Mitchell）便是一位代表人物，他所主编的《风景与权力》（Landscape and Power）也是一部代表性作品。这部著作是一部论文集，包括12篇论文，是一部集体性的成果。可以看出，这是一部艺术史研究者的集大成之作，这本是景观史研究的一大取向。当然，作者所期待的则是一场关于景观研究观念上的革命。米切尔本人在“序言”中宣称：“然而，我的观点并不是要严格地将空间、地方和风景与拉康的象征域、现实域和想象域对应起来，而是激活这个概念三（位？——笔者注）一体的辩证资源。我的目标是要释放出体现在这些术语中的理论的白话资源，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倾听我们的元语言’。”在“导论”中，米切尔的观点更加明晰：“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风景’从名词变为动词。它提出：我们不是把风景看成一个供观看的物体或供阅读的文本，而是一个过程，社会与主体性通过这个过程形成。”他进一步解释道：

 风景研究在本世纪（指20世纪——笔者注）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第一次（与现代主义有关）试图主要以风景绘画的历史为基础阅读风景的历史，并将该历史描述成一次走向视觉领域净化的循序渐进的运动。第二次（与）倾向于把绘画与纯粹的‘形式视觉性’的作用去中心化，转向一个符号学和阐释学的办法，把风景看成是心理或意识形态主题的一个寓言。

 很显然，米切尔的言语对象依然是文学艺术史的研究者，其研究的对象集中于艺术作品，与我们所谓“历史学”或“历史地理”研究有所不同。但是，其所指西方学术界关于景观研究的大趋势却是客观的。当然，米切尔对自己的著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风景和权力》一书旨在将这些方法糅合成一种更具综合性的模式，该模式所追问的不仅有风景‘是’或是‘意味着’什么，还有风景做什么，它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如何起作用。我们认为，风景不仅仅表示或者象征权力关系；它是文化权力的工具，也许甚至是权力的手段，不受人的意愿所支配（或者通常这样表现自己）。因此，就某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东西而言，风景作为文化中介具有双重的作用：它把文化和社会建构自然化，把一个人为的世界再现成似乎是既定的、必然的。而且，它还能够使该再现具有可操作性，办法是通过在其观者与其作为景色和地方（sight and site）的既定性的某种关系中对观者进行质询。这种关系或多或少是决定性的。”米切尔的学术抱负确实令人振奋，他力求将以往学者们使用的研究方法加以综合与杂糅，创造一种新的景观研究“模式”。而一批学者聚集在他的周围一起努力，本身就说明他们共同的认同与取向。据说这部著作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尝试，影响巨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景观研究的方向。 

England）。对于自己的方法论，达比坦承深受米切尔等人的影响：“我进入风景的视角就是将风景视为‘文化编码的巨大网络’（米切尔，1994）。”又“传统的艺术历史范例表明，古典的与中世纪的风景再现几乎无一例外地是‘象征之风景’（landscape of symbols），而不是能够传达感官印象的‘事实风景’（克拉克，1949）”。当然，达比本人并没有完全从艺术史的角度研究景观，而她所感兴趣的是与风景历史相关的现实政治运动。“如同其他物质结构一样，风景也是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中被创造，被毁灭。因此，恢复与特定地方相关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是理解风景的基础。”

 达比这部著作的一个核心，就是英国乡村的进入权问题。“进入乡村在英国是一个争议颇为激烈的事务。”而这一问题的出现，本身就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背景，与英国景观的历史更是密切相关。因此，达比指出：“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做的综合的人类学分析，旨在探究当代进入乡村问题背后错综的历史内容；社会的、象征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立法的根源。这两个部分还展示了进入权问题如何与备受争议的民族性和阶级身份的形成神话、与有关地方（place）文化建构问题纠结在一起。”为了明晰“进入权运动”的背景，作者对英国景观发展历史做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与分析，其中不少观点非常精辟。

 如对于人们所习见的、艺术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无人风景，作者认为：“无人风景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秩序的产物，它把权力关系神秘化了。其镜像表象是狂欢的、集市的城市世界，一个具有颠覆等级秩序的强大潜力的世界，一个充满了俗人、劣迹斑斑的近距离的世界，看热闹者的天堂。”如此这般的分析与论断，真让人有些意外，感叹之余也不得不佩服作者犀利的目光。又如在文化景观研究中，作者特别重视地名与景观之间的关系，达比指出：“地方无疑与个人经历密切联系，因此风景可以被认为是‘心灵的杰作……由记忆层与岩石层合力建构’（夏马，1996:7）……主流文化就是通过命名、制图、测量和居住这些权力施为，跨越地理和阶级的距离，将空间殖民化。”又“风景与语言的联系通过地名的记忆和隔绝状态得以保持。在整个18世纪，古老的语言，就英格兰而言是古老的方言，仍然在偏远的地区使用着（罗宾斯，1988）。风景与语言时而合并成为图像性的表达。”

 在景观变迁与政治关系中，作者的观点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分析风景，其实是从根本上研究社会、政治和经济历史的一种方法。国家之大业乃是制造和展现一个统一的不列颠，而在统一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众多对抗的身份认同。”而在国家与民族认同中，风景就有其独特的作用。“风景成为认同形成的场所，依据人们如何阅读、游览、体验、实地观景或欣赏印制画册、谈论及绘画风景而形成认同。既然物品是文化意义上的载体，‘谁拥有这些物品’就成为物品文化意义的一部分。”

       当然，过度的阐释必然引入过多主观臆断的内容，进而引发客观性的质疑。因此，具有客观内容或是标志性符号还是比较重要的标志。立法显然是政治权力的一大内容，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杰塞尔（Christopher Jessel）所撰《英国景观的立法史》（A Leg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就从立法角度来重新审视在英国景观变迁过程中的立法问题及其重要影响。就体例而言，这本书是标准的编年体，即按照时间先后编撰。当然，作者同样以大事纪的形式，记录法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追求事件的完整性，故而在编年的年代有重合的部分。就整个英国景观立法史上，1660至1990年是一个关键时期，对于今天英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1660年即英国王朝复辟的时间，在所谓“光荣革命”之前。另外，在该书目录标题内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关于景观法律中较为注重地权的内容。

 杰塞尔对于英国立法的本质有着较为透彻的理解，他在《导论》中明确指出：“这本著作就是探索法律如何影响改变英格兰景观的途径。”“法律与法则条款是让人类社会运转的工具。”我们看到，在诸多法律内容中，作者十分注重土地所有权、不动产、继承权等与景观相关的部分。如他指出；“不动产关系到某人持续保有控制一块土地的权利。”“在现代之前，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涉及乡村，因此其最简单地指向农夫。”继承权也同样是从保护农夫的利益出发。“在一个人死后，继承权将不动产的理念从一个人扩展到了他的家庭。”“如果他有几个孩子，在他死后，将有一个谁将继承的问题。”

 尽管历史时期关于景观的法律相当复杂，他坚信历史的影响依然存在。“正如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景观法律正在快速变化，而且很难完全持续下去。既使如此，依然有一些更宽广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并帮助我们理解其未来的发展。”对于景观法律未来的发展，作者还是充满期待。“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将发展景观法律。在尊重那些生活在这片土地或以此土地为生的人们需要和愿望的同时，公众的利益问题会得到更多的考量。作为一个帮助我们一起生活的工具，法律将会反映人们的需求与关系，正如其一直所反映的那样，尽管并不完美。” 

       现代化的发展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其实就是城市的发展，而景观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景观设计的历史。美国学者查尔斯·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m）所著《景观都市主义：从起源到演变》（Landscape as Urbanism: Origins and Evolution）一书便是关于现代城市景观设计者及其观念转变的历史。与传统景观学将视野聚焦于乡间或农场不同，现代景观研究者与设计者将自己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了城市。作者强调：“20世纪初以来，景观已成为当代都市主义的研究模型。”可以说，现代城市设计者们从景观找到了新的设计灵感。“这种效应——过去是简单地通过组织水平表面建造建筑物，进而创造城市形态——使景观媒介可以适用于当代城市环境。”“景观都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直接建立在区域环境规划的原则之上。”

 从章节设计也可以看出，景观都市主义的话语显然是后现代的，即可以视为一部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简史，而其出现直接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密切相关。“景观都市主义的起源也可以追溯至对现代主义建筑和规划进行后现代批判的基础上。”而对于未来的发展而言，“生态都市主义”大有替代“景观都市主义”的可能。“‘生态都市主义’理论更加详细地描述了在环境问题启发下城市设计实践的追求，并充满与景观相关的种种可能。” 

三、结语：中国景观史之范式构想

       法国学者克拉瓦尔在所著《地理学思想史》中将景观（又译作“景域”）研究的开创归功于德国地理学大师洪堡：“长期而言，洪堡对全球区域研究发展有决定性影响，洪堡导致德国景域理念（the idea of landschaft——原注）之形成，使景域理念在19世纪末成为区域地理学之核心。”同样，克拉瓦尔看到了景观学派的成就，也对其弱点有着冷静的思考。“对他（指施吕特尔——笔者注）而言，地理学必须研究‘景域’（Landschaft）——此处使用德文，因为它比英文术语有较宽广的意义。”又“施吕特尔借着他的研究，证明此一地理概念的丰富：透过历史的、考古学的、与花粉证据的仔细分析，他从古代中欧砍伐森林的阶段绘制地图——这是该区景观变迁（landscape transformation——原注）的主要原因之一”。“景域学派利用当时所有的科学工具与技巧来界定、描述与重组现在与过去的景观和景观单位。由此发展出相当科学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它的基础并不稳定，因为它并未建立在对景观与区域性质之根本思考上。”

 英美学界景观史撰写之特征是相对明显的，对此有必要进行一下总结。首先，景观史研究的基础在于当今景观都是历史变化的结果，这也应是景观史家带给学术界的最重要的理念。其次，综观英美景观史著作，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为按时间顺序的著述，特别是历史较为悠久的地区。编年体是作者们采取的主要方式，特别是英国学者，他们注意景观历史溯源，注重景观形成的地质环境，因此其中不少著作将景观的历史上溯至石器时代。尽管按主题叙述，一些著作的章节年代有所重复与叠加，但其按时间先后叙述是十分明确的。再次，将景观进行归类研究，是研究的主要切入法，因此归类法的运用在现代著作中占据了重要的部分。又次，作为历史节点，英美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成为景观史的重要内容，而这些重大事件对于环境的影响，又是学者们特别关注的问题。美国学者侧重于生态史的研究，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兴趣。最后，后现代研究者力求突破景观表面的影响，注重景观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深层次地探讨景观的内涵与后续效应。而集体合作、分头攻关并进行专题书写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当然，解读英美学术界发展趋势的目的，还在于其对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启示。第一，是学术理念的转变。不同时代的学者的追求存在差异，也正是中国学术史创新发展的外在体现之一。对于当代历史学者而言，“在他们看来，对地理的、气候的、人口的、社会的现实作远距离的分析，乃是近代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景观绝不是什么表面现象，而是真实发生的客观历史事实。正如西哲所云：“单纯依靠内部的条件，无法解释清楚内在事实，只有外部现实才能说明内在原因。”通过景观史的研究，我们可以获知历史更真实的面貌、更为广阔的空间环境，以及更多、更复杂的相关问题。

 第二，不同的历史地理背景，就会产生不同样式的学术著述。中国历史漫长，历史阶段性差异巨大，一些重大事件对于中国景观的变迁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编年体的写作依然是中国景观史不可回避的做法。全景式的景观变迁过程，正是中国历史环境变迁的真实反映，景观史的研究，自然也离不开对于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分析与研究。特别是这些事件对于环境的影响及后续效应，同样是中国景观史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

 第三，景观史与环境史密不可分。甚至从一定程度而言，景观史研究可以弥补环境史研究的偏颇。目前在中外学术界，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而不少环境史的著作却有着一些悲情色彩，将历史上的文明进步与相关环境变化割裂开来。我们注意的景观研究，就其根本而言，都是具有强烈的人文性质。这与人文地理研究相仿。景观史研究的最大优势之一，便是其视野的广阔以及对于相邻关系的注重，可以帮助我们在观察环境变化的同时，更要看到文明的进步与历史可持续发展的进程。景观史实为更为广义的环境史。

 第四，注重区域差异。中国幅员辽阔，地域之间差异明显，无论是在气候上还是在其他自然地理条件上。因此在中国景观史研究中，选取特定区域进行景观类别学研究，进行区域景观历史面貌的长时段复原，更专注于区域历史的思考，便是其必然的选择。正如克拉瓦尔所言，这也许是英美景观史撰写中最为缺乏的地方。在区域景观史研究还没有普遍开展的时候，全国性景观史的撰写就缺少坚实的基础与准备，很容易陷入空谈与臆想。

 第五，中国景观史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中国传统文献资料不仅为中国景观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料，同时也为当代中国景观史书写范式的确立提供了最宝贵的启示与参照。其中，中国拥有最为宏富的地方志资料，这也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在地方史志所存资料中，各类景观材料十分丰富，堪称未曾挖掘的巨大“富矿”。因此可以预见，结合中国现有条件，以地方构建之区域景观史呼之欲出，将成为未来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