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中，台湾曾以选派军事顾问、派遣运输机、赠予武器等多种形式援助南越政权。本文就此一鲜为人知之史实，做一简要介绍。

所谓“政战”，也称“心战”，即政治作战。在无法直接参加越战的情况下，帮助训练政战干部，成为台湾对南越最重要的。

1、因美国不欲刺激大陆，故台湾介入越战的基本方式，是秘密派遣军官团

越南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多次试图让美国支持其“反攻大陆”，如在海南岛登陆，断绝大陆对北越的援助。但美国并不想刺激大陆进攻台湾，进而导致美军不得不与大陆直接开战，故一再回绝蒋的要求。不过，蒋最终还是想法设法地介入到了越战之中，其基本方式，就是向南越秘密派遣军官团。

1954年，越南一分为二，北部为越南共产党占领，南部则建立越南共和国，由吴庭艳出任总统。1960年，吴廷艳访问台湾，“目睹官兵战术精良，士气高昂，且获悉国军官兵待遇不及越军一半，感到十分高兴与惊异”。吴廷艳请台湾派遣一名将军到南越，协助整军。台湾当局命政工干部学校校长王升为团长，率“奎山军官团”赴越。为防止美国干预，台湾军官在南越一律着便装。

王升制定了“奎山军官团工作预定计划”，创办政治作战研究班，进行干部培训。吴廷艳亲自主持开班仪式，越南文武官员、各国使节都来祝贺。研究班除王升讲授人位主义外，还开设有政治作战研究、反共战略研究、政战参谋业务、保卫工作、政训工作、监察工作、心理学、心战工作、民运工作、福利工作、演讲技术等课程，总计440课时。

军官团在南越之待遇，基本上是在倒贴。据当事人陈耀祖回忆，“我们在越期间，每月办公费仅美金20元，仅是支应春节犒赏本团聘雇之当地工作人员，就超过了全年的费用，所以日常一切费用，全由团员捐献。团员每月生活补助费为美金180元，除去每月捐助办公费50元，分摊伙食费30元，剩余1百元全部充作交通、邮电等零用金。”

2、王升认为，南越投降人数极少，而战死者多，乃台湾援越工作之成功

1963年阮庆发动政变，推翻吴廷艳后，依旧请求台湾派遣军事顾问团。台湾成立“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以邓定远为首任团长，全团15人。顾问团主要任务包括“协助越南共和军建立政战制度、训练政战干部、推动全般政战业务、编订各项政战法规与书籍”。顾问团还为南越部队提供战略咨询、协助改造政治犯、搜集越战资料作为“反攻大陆”的参考等。

南越的政战制度基本建成后，顾问团往南越政战总局、各战术区司令部、海空军司令部派驻顾问，人数增加到31人。1966年，台湾与南越签订《中越军事协定书》，顾问团改名“‘中华民国’驻越军援团”，归“自由世界军事援助政策委员会”节制。

1993年，王升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以越战结束前几年，南越投降人数极少，而很多军人战死为例，说明台湾在南越建立的政战制度“可谓十分成功”。

图：1960年，蒋介石在台北会见吴廷艳

台湾游击队、特种兵秘密参与侦查、作战

台湾虽被美国严格限制，使其无法直接派军参与越战，但私下还是有一些台湾军人以游击队或雇佣兵的身份出现在越南战场上。

1、在南越华侨聚集的海燕特区挂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国民党军秘密参与了中情局以“支持南越反地下活动”为目标的“34A计划”。美军通过这个计划，将南越情报人员送往北越，搜集情报。1964年，北越抓获了17名“美国—蒋介石间谍突击队员”。突击队员供称，他们属于“美—蒋情报部门”，奉命伪装成渔民，前往南越从事破坏活动。

在南越境内的“海燕特区”，还有一部分国民党军。海燕特区是南越政府为华侨划出一块土地，地处南越最南端金瓯角的狭长半岛上，周围是越共占领区。1963年曾到海燕特区采访的苏玉珍回忆，特区内有国民党游击队，区内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不升南越国旗。特区内用很多中文书写的“反共”标语，使用国语。

2、台湾特种兵以美军雇佣兵身份在丛林中从事侦查任务

台湾的国民党军还作为美军的雇佣兵出现在越南战场上，负责侦查“胡志明小道”。所谓“胡志明小道”是越共开辟出来，支援南方“民族解放战线”游击队的一条走廊，途径老挝、柬埔寨的丛林地带。因北越军队素质不高，而台湾特种兵拥有相当作战能力，且与越南人同属黄种人，便于隐蔽，所以美军重金招聘台湾军人。

为免于给外界以台湾参战的印象，美国只通过台湾情报部门，招募特种兵。赴越人员在领取原有军饷外，还能获得美军给予的每月500美元薪水。凡赴越作战人员，只要在九个月后没有战死，就可以回归家乡。在这九个月中，每个人还能获得为期一周的假期，免费搭乘美国班机，周游世界。

与优厚待遇相对应的是任务的危险性。赴越人员首先要接受美军教官为期一个月的秘密培训，随后以小组为单位，搭乘C—123运输机先在西贡着陆，简单休整后飞往任务目的地——北纬17度附近的丛林地区。

这些台湾特种兵的装备包括M16步枪、90手枪、数百发子弹、数颗手榴弹、刺刀、圆敲和水壶等等，每组人员还要共同携带夜视镜、照明灯，以及手摇发电机等物品。特种兵小组需凭借一张作战地图，在渺无人烟的丛林中，与随时出没的北越游击队，及各种毒蛇、猛兽搏斗。

他们的任务是侦查北越炮兵阵地、弹药库等，不得进入村庄，与他人接触。每天只能在约定时间，与友军进行联络。特种兵沿胡志明小道摸索前进，一旦发现北越军踪迹，要先行跟踪，等敌人停下时，立刻呼叫空中攻击。

为美军服务，后勤补给是比较有保障的。需要什么物资，只要发一通电报，在夜间即能收到空投。所以有台湾赴越特种兵回忆，“有时候自己也觉得，为美军做事比为国民党军做事待遇高得多，能够得到应有的福利和享受。”台湾特种兵参与越战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其更多细节，至今不为人所知。

图：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特种兵

武器、飞机、舰船、医疗援助

台湾对南越援助内容广泛，几乎包括了作战所需的方方面面，但是直接的武器援助则微乎其微，只有2万枚手榴弹。

1、台湾选派飞行员与运输机，在南越执行空投间谍任务

1963年，美国中情局在台北的代表纳尔逊向蒋经国表示，肯尼迪总统希望将援助台湾的3架C—123运输机，“于必要时能将该项飞机用于越南方面执行特种任务”。在此期间，“该项飞机仍由贵方机员驾驶，并在台维护。”台湾派出的援越空运分队，由空军34中队（即“黑蝙蝠中队”）成员组成，初期共有飞行军官7人、机械师3人，名义上属于“中华航空”，实际上归台湾驻南越军事顾问团直接领导。

在协助南越空运物资的同时，援越飞行队还要配合美军向北越后方空投人员、物资进行渗透，执行电子侦测等特种任务，每3-6个月由台湾当局的空军总部派一架飞机到南越换防，使援越人员能轮替返台，飞机也能进厂维修。台湾“国防部”统计，在“北越炮火的拦击下，协助美国完成当时所需任务，共牺牲40位空军精英的宝贵生命和近十架的飞机”。

台湾还与南越签署“空运协议”，双方飞机往返台北和西贡之间。由于经贸、货物和人员的来往频繁，当越共发动新春攻势时，台湾方面极为关注，台北驻越“大使”胡琏亲自前往西贡的华埠堤岸市了解战况。宋美龄发起援助南越难民活动，募集白米、衣物、肥皂、毛巾和罐头食品等上万吨运往西贡。

图：1964年，蒋介石接见台湾驻越军事顾问团

2、台湾对南越的援助内容很广泛，但直接的武器援助很少

台湾给予南越舰船支援，帮助疏散难民。1965年，南越“鉴于越共加紧破坏交通，沿海难民供应及救济工作极感困难”，向台湾请求舰艇援助。美国驻台“大使”得知后，通报台湾当局，让他们不要援助“海军登陆艇”，而改以商船。台湾没有听从美国意见，向南越派出4艘无武装的机械登陆小艇（LCM）。

为缓解南越港口的拥挤状况，1966年美国主动要求台湾派出战车登陆舰（LSL）两艘支援南越。登陆舰以借贷方式租给美军使用，船上悬挂美国国旗，台湾船员着便装，归美国海军统一指挥。一年后，美国按约将两艘登陆舰归还台湾。

武器方面，台湾曾援助给一批手榴弹。台湾给予南越的直接武器援助很少，有资料可循的只有40式手榴弹2万枚。为防止被美国指责参与越战，台湾在将这批手榴弹转交南越军方前，把印有装备参数的“诸元卡”抽出，换上越文版。

台湾对南越农业、医疗也有援助。在南越政府的邀请下，台湾当局还派遣过一支由10名医生护士组建的医疗队，工作范围主要在南越中部的平顺、平绥和宁顺等省份。该医疗队同样归由军事顾问团领导。截止至1965 年5月，台湾总共向南越派出的还有86人组成的农业援助小组、9人的电站维修队。

台湾是越战美军的主要休假地，同时提供武器维修服务。20世纪6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接纳了大量从西贡撤离的美国军事人员及外交官的家属，让其在台享受各种优遇。同时因为台湾具有相当高的科技水平，开展了“协修运动”，帮助美军维修了大量在越南受创的武器装备。至越南战争结束为止，台湾总计为美军维修了各种轮型车辆14654辆、M113装甲车910辆、叉动车1194辆，以及其他各种装备187892件。

1973年，南北越签署“巴黎和平协议”，在南越的外国军事人员全部撤出。台湾援越人员则改以“驻越建设顾问团”名义留下。1975年，西贡陷落，“建设团”始全部撤离。稍后，南越政权灭亡。

(参考资料：《越战忆往》、黄宗鼎《越战期间中华民国对越之军援关系》、宫常《台湾驻越“建设顾问团”》、高智阳《寂静的雨林：国民党特种部队在越战战争中的秘密行动》、高智阳《台湾介入越战秘辛》、陈长伟《台湾与越战》、秦风《岁月台湾》等。)

图：胡志明与中国军事顾问团在北越根据地。左起：范文同、长征、阮志清、胡志明、陈赓、黎文良、罗贵波

，大陆给了越南多少援助？

年，中国到底给了越南多少援助？这些援助为何仍无法避免两国走向敌对？

1、年中国共援越200多亿美元

从1950年胡志明向中方求助开始，到1978年两国交恶中方完全撤出援助止，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年援越抗法，期间以军事援助为主；年援助越南独立后的建设；年援越抗美，提供全面而巨额的援助；年助其战后重建。在这近30年中，中方对越南的援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A、外交承认和支持：1950年1月18日，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为此，中方不惜得罪法国，据刘少奇在北京接见黄文欢时说：“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而在1964年美越进入全面战争前后，中方支持越南的态度更加坚决，比如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明确表态说：“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己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开过去。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美国人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我们应该无条件地加入到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去。”也正是在这种思路下，中国明确表示 “中国人民将给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援助的原则是“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这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

B、物资上的援助。从年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和帮助其重建，中国共向越南提供的各种援助总额为203.6845亿元（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援助金额为100.6742亿元，约占援助总额的50%，包括粮食500万吨、石油200万吨、汽车3.5万辆、船只600多艘；军事援助金额为49.6679亿元，占援助总额的24%，包括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亿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艘，飞机170余架，炸药1.824万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成套项目援助为36.2619亿元，占援助总额的18%，建设项目为450项，己完成339项，包括轻重工业工厂、医院、研究所的成套设备；援助美元现汇6.35亿元，占总额的8%。特别是，中国在外汇紧缺的情况下还援助了几亿美元外汇供越南机动使用。

C、派兵入越参与后勤保障和作战。1965年5月16日，胡志明与毛泽东在长沙进行会谈，胡志明告诉毛泽东越南政府已经决定从后方抽调更多的兵力到前线，这样一来，后方后勤保障工作就要受到影响。他向毛泽东提出请求：中国方面能不能把越南后方一些地区的后勤保障工作包下来，这样越南就可以调动兵力上前线。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1965年6月9日，根据越方的要求，中国陆续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部队入越执行军事任务，至1968年3月止，先后入越的部队共23个支队、95个大队另83个小队，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为17万余人。中国支援部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其中防空作战部队共对空作战2150余次，击落敌机1707架，击伤敌机1608架。工程保障部队修筑坑道2.56万余米、各种工事300余个；新建、改建公路7条，长1206公里；新建铁路117公里，改建铁路362公里，抢建便线便桥98公里；修建机场1个，修建飞机洞库2个，架设陆地通信线路330杆公里；铺设海底通信电缆90余公里。

D、免费帮越南运输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援助。越南抗美战争期间，通过中国铁路转运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物资达179列火车5750个车皮，共63万吨，中方免收运费（过境）8300万元人民币。

据统计核算，中国向越南直接提供的物资和中国部队赴越的军费开支，按当时国际价格计算，总额在200亿美元以上。上述援助总额中，除无息贷款约14亿元人民币外，其他均为无偿援助。有偿的援助和贷款，中方多能减免者减免，以减轻越方的负担。如1965年7月中越签订《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时，中国将1963年借给越南粮食10万吨和年为越南代购粮食19万6500吨、化肥88600吨，除己归还粮食3400吨、化肥18600吨以外的其余部分，全部赠送给越南，金额为人民币1.06亿元。

2、把夜莺岛秘密“移交”给了越南，成了越南的白龙尾岛

中国不仅对越南进行物资和军事援助，还将作为物资中转站和雷达站的中国领土夜莺岛 “秘密移交”给了北越，成了后来的白龙尾岛。据当时作为中方代表，前往夜莺岛（浮水洲岛）与越南代表履行了“移交”手续的原海南军分区副司令马白山将军回忆说：“1955年解放军解放了浮水洲岛（即夜莺岛）。解放军驻此岛上，岛上有工事。部队一个连队驻守岛上，也管理老百姓。……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它。”

“夜莺岛”成为“白龙尾岛”归入越南后，中国利益损失严重。比如李德潮在《白龙尾正名》中谈到：“越南在北部湾依托白龙尾岛，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主权要求，抓扣我渔民，破坏我数十万渔民的生计。”葛剑雄说的更明白：“对北部湾的渔业纠纷，我国的态度似乎不软不硬，越南人还在那里巡逻，我们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白龙尾岛离海南岛远，离越南近，本来我们跟它划界，可以划在白龙尾岛和越南大陆之间。但现在这个岛是它的，界线要划在白龙尾岛与海南岛之间，北部湾历史上传统的中国的渔场就要归越南，数十万渔民都将失业；谈判划界时双方是有默契的，传统的渔场如何划分，应该另外通过淡判来解决，但现在越南方面就要按新的海界来控制这些渔场了。”

1、军事上：把中国最先进的武器给越南，甚至抽调现役装备转给越南

在军事援助方面，为优先保证越南的需要，中方可谓尽全力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军队的装备。这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A、很多大型武器，供应给越南的比补充给中国军队自己的还多，比如中国共向越南提供了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万门。而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B、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中国军队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比如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试用。C、对于越南继续的物资，中方哪怕自己停止使用，也要优先供应越南。比如当越南急需铺设输油管道时，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内在建的输油管工程，把油管优先供给越南使用，保证了越南近千公里输油管道系统在1971年安装完毕。以前越南的油料运输主要是用油罐车，“而美国飞机在1970年至1971年旱季的轰炸，使越南运输车损失多达4000辆。由于使用了输油管道，同期运往南方的汽油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上年度增加了10倍。”

而当越南提出的援助需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比如1968年越方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当时中国已停止生产老型号的这种火箭炮，但为了满足越南的要求，人中方将库存的该型火箭炮全部给了越南。1972年底中国军队的战略储备为炮2万余门，车辆3000余台，工程机械260部，而在这一年中国援助越南火炮9166门，车辆8558台，工程机械380部。类似这种情况移交的装备还有：飞机1百架，红旗2号地空导弹3个营的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警戒雷达2部，水陆坦克20辆。

而对于中方没有研制也没有装备的武器，一旦越方提出要求，中国就马上投入研制，成功后便大批供应越南。比如援越防弹衣，当时中国从未研制过，也没有装备过，越方提出这类要求后，中国有关军事部门和科研单位立即组织研制，经过20多个军用和民用工厂试制后，制造了10万件提供给越南。再如磁性水雷，中国过去从未生产和使用过，为了保证越方的需要，中国有关部门迅速调集专家攻关，并指定专人负责，定人定时定厂研制，在很短时间内，研制出了体积小、分量轻、携带安全方便的磁性水雷，提供给越南，为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游击队特工人员生产一种武器，叫燃烧手榴弹、钢珠手榴弹，每生产一枚弹，从取材到制造成功、出厂，要经过300多道工序。

2、生活上，毛泽东亲自指示为越南战士研制专门的压缩干粮、蚊帐、吊床和军鞋

对于越南士兵的生活所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可谓操碎了心。比如1966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道：“南越解放军在森林里头没有帐子，睡不好觉，雨衣缺少，食品不够，药品不够，我看了那个情报很着急。”他要求说：“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满足。有些我们有的，也能办到，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同时，毛泽东指示食品部门要给越南战士研制压缩干粮，他强调压缩干粮分量要轻，营养要丰富。食品部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很快研制出“压缩干粮”，这种压缩干粮比蛋糕薄，比饼干厚，营养丰富，轻便耐饥。为了保质保量供应，商业部专门把上海一家民用食品厂改为压缩干粮工厂。毛泽东还对周恩来说，越南南方气候炎热潮湿，蛟子、虫蚁多，嘱咐他一定要为越南战士研制携带和使用方便的蚊帐。军需部门根据指示很快研制出了轻便柔软、结实的吊床和蚊帐，吊床和纹帐轻软的都可一把抓口战士在树林宿营，只要在两棵树上把吊床一绑，吊上蚊帐就可睡觉。另外，轻工部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研制出一种高帮胶底轻便军鞋。周恩来在召集援越供应部门的负责人开会时说，要想方设法减轻越南战士的负荷，战士背包的重量不能超过20公斤。周恩来还说，越南担负运输任务的主要是妇女，她们习惯用头顶或肩扛，为便于妇女搬运，援越物资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20公斤。

在中方竭尽全力的援助下，越南士兵的待遇如何呢？以昆明军分区的援助任务为例。根据1967年6月11日两军总参谋部签署的物资供应问题会谈纪要，中国在1967年内要向越军某部2200名战士提供的装备物资达687项，保证每个战士每年有3套衣服3双鞋，每天800克大米、30克盐、80克肉、30克鱼、30克豆子、30克芝麻花生、30克猪油、10克酱油、30克白糖等。此外还应提供的日用品为：牙刷8000把，留兰香牙膏11100瓶，长条肥皂24700条，香皂10600块，金沙江牌香烟74000包，春城牌香烟35000包，以及乒乓球、排球、口琴、扑克、大头针、钢笔水、缝衣针、青菜萝卜种籽等。这些远远超过了当时一般中国人的生活标准。不仅如此，中方提供的物资中甚至还出现了珠子项链、镀银手镯、小孩穿的凉鞋、妇女用的花边等项目。在中国援助的关照下，越南士兵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

中方提供的生活物资之多，甚至出现了这种情况：“某些设备堆放在北越公路旁，有的盖上油布，有的连油布都没盖，任凭风吹雨淋，生锈变质……中国供给越军大量的压缩饼干和大米，越军根本吃不完，便拿到市场上卖。”

3、生产上，优先保证援越物资，不惜停止牺牲国内的正常生产生活

而为了保证援越物资按时定量运达，中方在一切程序上都开绿灯，首先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1965年中共领导层认为援助越南在战略上具有极大重要性，为此甚至让国内的经济建设为援越任务让路。比如为了给越南南方游击队的妇女生产一种她们最喜爱穿的花布，中国江南好几家工厂，奉命停止生产国内需要的纺织品，改为生产各种款式的花布，提供越南。还有上海等食品厂生产的压缩干粮一直源源不断，越方要多少就结多少，平均每年都要供给上千万公斤，最多的一年为2000万公斤，从来是不误一天，不少一两。

文革中，国内生产建设几乎陷入停顿，大量增加的援越任务使国内各种原材料极为紧缺。为了保证对越供应，中央要求各生产企业“主要靠努力降低消耗，开展清仓查库，互相调剂利用来解决”，对于生产能力不足“要采取技术革新、增加班次、提高生产效率等办法加以解决”，同时明确要求援越产品必须优先安排，“援越任务生产用电，要求给地区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的原则下，保证优先用电”。不仅如此，如果国内生产不足，中方还会从国外进口以供应越南，比如1975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一百多万吨援助物资中，就有从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买来的小麦、玉米，还有从日本买来的化肥和从西德买来的机器设备。

4、贸易上，故意吃亏以支持越南

此外，中国还“寓援助于贸易之中”，在中越贸易中对越南予以适当照顾。1950年12月16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致云南省委并告西南局的电文中明确指出，中越贸易应“以解决越方经济困难为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某些贸易行为中自觉地赔一点钱，也是应该作的。”中方在贸易中“能得利若干更好，不能得利的生意亦应作，以便借此援助他们。”1966年云南省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也显示了这种状况，越南供应云南的磷矿石为每吨36元，而国内21.11元，水泥每吨90元，比云南省内价格高出80％左右。

图：胡志明给中国军事顾问团成员颁发勋章并合影留念

1、中国欲利用援助对越南的内外政策施加影响，让越南心生反感

中方之所以大力援助越南，固然有意识形态和推动世界革命的因素在其中，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A、地缘政治上越南不安全，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和稳定。1949年11月初周恩来就说“一旦越南全部陷于法国之手，会威胁新中国的安全。有人把越南比喻为中国的下领，现在下领有危险，头部就不完全。”1950年刘少奇也说：“如果我们不去帮助越南，让敌人呆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这一决策逻辑与朝鲜战争时的决策逻辑相同。B、中国援助越南这一时间段，正是中国左倾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发展到极致的时候，通过经济援助外交这个杠杆和工具，中国试图对越南内外政策施加影响。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希望得到越南的支持，来制衡苏联。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国才会冒着得罪越南的危险与美国和解。

这两个方面因素导致中国大力援助越南的同时又埋下了开罪越南的祸根：

A、中方将对越援助当作制衡越南的工具，要求其赞成自己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判断，服从自己对越战进程的安排。比如中国一直希望越方接受“反帝必反修（即苏联）”的路线，甚至有人在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也问越方：“敢不敢反修？要反修，咱就干杯。”弄得气氛极为紧张。越南既需要来自中国，也需要来自苏联更先进技术装备的援助，因此多数时候越方都是左右逢源，态度模糊。而一旦中方发现越南与苏联走近，就会在援助方面对越方有所“惩戒”，比如1968年苏联对越南开始大力援助，苏越关系亲密，这就引起了中方的不满，因此在10月初越南为要求派代表团来华时，周恩来答复说“中国党政负责人在10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1969年中国更是向越南强调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应当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看来你们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供给部队武器也不困难，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如何更好地、更适当地使用你们自己的人力资源。”同期，苏联情报部门报告说：“中共九大以后，越南试图获得中国更为有效的援助，但未获成功。越中签订的1969年援助协议，中国人在半年里仅完成了31.4%。他们还建议越南的船只离开中国的港口。”

B、中美和解让越南则觉得被“出卖了”，并觉得中方与美国谈越南问题是对越南主权的侵犯。比如1971年，周恩来在会见越南南方外长阮氏萍时说：“基辛格访华刚走，我就立即去河内，把情况告诉亲近的兄弟党，等于我把心都掏出来了。新中国成立22年来，美国仍不承认中国，中美谈判16年也没成果，现在基辛格、尼克松主动到中国来谈判，就等于他们承认了错误。赫鲁晓夫可以去美国谈判，但我周恩来并未去华盛顿，你们可以去巴黎同美国谈判，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北京同美国谈判，我们仅要求美国尽快撤军，我们并未出卖朋友。”但是，当时的越南领导人不相信周恩来的解释，坚决反对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在《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报告》中显示，当周恩来告诉越南领导人尼克松将要访华并且也要是讨论越南问题时，黎笋的回答听来声色俱厉：“同志，你愿意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仍然不会跟从，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自己的国家；决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力谈论我们越南的事务。”而正是为了平息越南方面的怨气，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更多的援助，援助协定金额达90亿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近两年的援助物资即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但越南此时已不再相信中国，这就促使越南决心亲苏制华。…[详细]

2、中方援助过多过快超出了自身的技术和经济能力，援助中问题不断，越南对此很不满

受制于整体经济实力偏弱、技术落后、援助过分追求速度等因素，中国对越援助存在诸多问题。这些超出了自身能力技术和经济水平的援助不但无益于巩固中越关系，反而导致了两国龃龉不断。

首先，中国援助越南的材料和设备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这并不是个别情况。1961年，广西在对越南省份进行对口支援时就提出，援建谅山回朝水电站两台发电机质量甚差，水轮机出力不足（制造工艺也差），估计发电机寿命最多可使用两年左右；援建的高平伏和糖厂是半手工操作半机械化的工厂，使用劳动力多，体力劳动过重，废气未能利用，木柴消耗大（一吨甘蔗半吨柴），成本高（据1963年了解，每吨糖亏本250元）；送给越方的拖拉机性能、质量缺陷较多，主要部件高压油泵、轴瓦质量未过关。自送给越方以来，零件经常磨损，经常替换，甚至有的成台拖拉机零件都已拆散，不能使用。中国援建的太原钢铁厂在1962年安装的设备共1806台件，有质量问题的有226台件，“不仅拖延了工期，增加了越南修理费用，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同时，中国援助的设备在设计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太原高炉煤气管理室由于设计错误，在竣工后不得不返工；河内纺织厂印染车间由于设计错误太多，一改再改，影响施工并造成大量浪费。

其次，由于国内运动不断，导致援越物资延迟或无法交付。比如大跃进令国内基础建设摊子过大，以致本国生产和建设都无法正常进行，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对越援助的生产和交付工作，以至“对某些项目的材料、设备和设计的交付不够及时；还有少数设备没有订货，个别设备解决不了，还要求越南向其他国家进口解决”，这个问题“引起越南同志不少的议论。”

再者，由于中国对越援助承诺过多，超除了自身的建设能力，导致中国援建项目的完成情况并不算好。比如1968年李强在同越方商谈援越成套设备问题时曾说到：“回顾一下从1950年以来所承担的项目为273项之多，但一般地说完成的不多，现已移交和即将移交的约100项多点，尚未完成的占多数。”也就是说，中国援越项目还未完成过半，这种工程进度很难满足越方需求。

此外，对于技术含量高的设备，中方无法提供，引起了越南的失望。比如1973年黎笋在和周恩来的会谈中提出，“越南非常需要年产量为300万吨的多功能精炼设备，这样就能生产汽油、光纤、塑料等的基础材料，希望中国提供”。但周恩来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中国由于技术原因无法提供此套设备”，让越南甚为失望。

最后，国力不济也让中国的援助后续乏力。比如1975年周恩来在重病中曾对越南领导人说：“在战争期间，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从部队中抽调给你们的。为了支援你们，我们尽了很大努力。现在在援外方面，援越总金额仍占第一位。你们应该让我们缓一口气，养一养。”1976年11月越南总理范文同致信中国，提交了一份对越援助的巨额清单。中方无力满足越方的要求。对此，1977年2月李先念向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筝解释说：过去我们已答应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至今还有20多亿人民币的金额尚未使用，有100多个成套项目尚待建设，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所以实在无力向越南提供新的援助。

正是中国的援助和技术乏力和不足，才导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有很强的可替代性，一旦苏联提供更多援助和更先进技术设备，则越南自然向苏联靠拢。

3、“越南需要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不便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又十分担心文化大革命波及越南”

尽管在援助越南时中方已经非常注意避免给越南留下干涉其内政操纵其外交的印象，比如毛泽东要求援越军事人员“只当顾问，不当指挥员”“不要有大国的思想，不要看不起人家，不要以胜利者自居，不要盛气凌人”，但由于历史、地缘等因素，越方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相当敏感。比如1965年中国部队进入越南后发现越南对他们的行动十分敏感，想法设法限制他们和老百姓接触；当中国医疗队要帮助越南老百姓治病时，越方设置障碍；越方阻拦中国部队向村民散发宣传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的材料，禁止越南人民接受和佩带毛主席像章。同时，越南的《历史研究》等刊物连续刊登关于历史上中国入侵越南、越南反抗中国的文章。中方对此很十分不满。1966年邓小平质问黎笋：“由于我们如此的热心，越南怀疑中国了吧？中国人是不是想要控制越南？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意图。”

但随后中方在国内发起了文革并试图将这种“革命热情”和“斗争经验”传到其他国家，这与正在全力进行抗美斗争的越南格格不入，因此引起了越方的高度警惕，据中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回忆：

“当时越南需要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不便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又十分担心文化大革命波及越南，故只能在内部严加防范和抵制。如规定所有访华的越南代表团，一律不得接受关于‘文革’的宣传品。有的越南人一时碍于情面，不便回绝，便暂时收下，乘无人注意时，再悄悄将其丢弃。中国大使馆有时一天能发放上千本《人民画报》，但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越南人，大都拿去垫抽屉，包书皮。在越南海防市举行中国国庆电影周时，有一次放映‘钢琴伴唱红灯记’专场，结果到场的观众只有5个人。……当时中国媒体整天宣传‘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但越南人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形势是每况愈下，因此越南领导人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支持或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话。”

文革让中国元气大伤，以致越南在中国和苏联之间进行选择时，中国在实力上已处下风，丧失了吸引力。随着越南迫害华侨、在南沙寻衅、入侵柬埔寨等，中越开始由合作走向冲突。1978年，越南加入苏联的经互会，同年11月，苏联和越南签署《越苏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中国随即结束对越援助，而两国也在不久之后便发生了军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