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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当代年轻人寻找坐标的故事。因为想看看沅江到底有多绿，杨潇以徒步为主，重走三千里联大西迁路，用行动包抄自己，让偶然性接管生活，最终校准了自己的坐标。

只有开始行走，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

这辆SUV出了点问题，一旦启动，就会自动播放电台节目，无法关闭也无法切换。正在播放的是一个音乐频道，先介绍了“本周新综艺”《盖世英雄》，又推荐了“本周新歌”《黑名单》，都是2016年9月的事儿，但此刻是2021年3月4日。

我们在贵州境内，正要从镇远去往施秉。此行目的是随作家杨潇重返西南联大西迁路。过去三年里，杨潇徒步重走西迁路，打捞史料，密集采访，著成四十余万字的非虚构作品《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临近出版，一个纪录片团队计划随杨潇重返书中的一些地点，我也混入其中。说来惭愧，这一程我们或是自驾，或是搭高铁，很少步行，全赖杨潇讲述，补足对联大西迁路的想象。

这辆SUV穿越时空的问题一时是无法解决了，有人提议，不如就当现在是2016年，说说当时正在做什么吧。

“2016年，我还没辞职。”杨潇起头道。

杨潇做了十年记者。同行们不吝于夸赞他出色，许知远称他是“中国这一代最好的记者”。

杨潇有三年没做记者。他转投时尚杂志担任副主编，随后又成为视频访谈节目的制片人，忙得像一只陀螺，停止了一千五百字的写作，聚餐只能约在公司楼下，穿过红绿灯时总在接电话。“好像多线程忙碌是进入新世界的门票——混合了真挚、自恋、自我感动的全民创业（或者以创业的劲儿打工）热潮自有其引力。”他后来写道。

这种生活他厌烦了。2016年下旬辞职后，他获得了不用每天一睁眼就回复微信群的自由。但自由了不过一个月，他感到失去了生活的坐标。“职业生活自有其势能，帮你校准方向（且不论好坏），确认步履，再摒弃犹疑，当你摆脱这一切（也不论好坏）时，就难免进入某种失重状态。”他说。

他不惮于形容那是一段精神困顿的时期：被不大不小的茫然笼罩着。他四处飘荡，寻找写作题材无果。有过两个写作计划，一个缺少内心关照，无法推进；一个是自己曾以为的母题。他是矿区子弟，想写矿区故事，也不顺利，近乡情怯的同时，他意识到，或许自己已经在精神上离开了家乡。

▲镇远-施秉：鹅翅膀桥以下即当年的湘黔官道 图/杨潇

另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是“尚能走否”。他热爱走路，多年记者生涯，他依靠下楼暴走寻找写作灵感，身体放松，头脑清明。“你以为写作靠脑子就行么？很大一部分要靠体力的，体力好一天能写六个小时，体力不好一天只能写两个小时。”杨潇说。

人近四十，身体的变化越来越清晰，他迫切需要一次长时间行走—— 一把挑战自我的尺子——来找回方向感和掌控感。

偶然性在此时接管生活。2018年初，正巧电影《无问西东》上映；正巧杨潇读了两本与抗战有关的书；正巧他翻开了《联大长征》，被一位河北学生在沅水旁发出的天问撩动心弦——“水为什么会这样绿呢？”更巧的是，他被联大学生日记里所描写的失重状态所吸引：他们离开了平津，离开了课堂，投身于一段未知的旅程。

“我是后来才意识到，旅行团为什么一路描写了那么多风景，而这风景为什么那么吸引我，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师生们从平津到长沙再到昆明，组成著名的西南联大，这中间有着官能与心灵的大变化，发生在抗战初年的此种变化最终影响了中国的未来。”杨潇说。

2018年春天，杨潇决定重走西南联大的西迁路。

“去我所知最好的学校”

旅程从长沙开始。我们先去韭菜园路一号，那里曾被租用为长沙临时大学校址，现为湖南省政府机关二院。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拉开，8月，日军进入北平，国民政府启动高校内迁计划，临时大学第一区设在湖南长沙，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为核心，这是西南联大的前身。

沿韭菜园路北上，西拐入中山路，尽头是湘江。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开始往云南昆明搬迁，一拨走海路，一拨走陆路。后者是三百多名体检合格的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从湘江码头搭船至益阳，开始三千里的西南徒步。

▲益阳-军山铺：国道两旁樟树遮天蔽日 图/杨潇

我们是驾车离开长沙的。即将出城时，杨潇说起，在临大师生离开长沙一个月后，27架敌机空袭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此后，长沙经历多次空袭，到了10月，这座城市已经没有了高射炮防御，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11月，湖南北大门岳阳沦陷，在惊慌失措与错误情报中，焦土政策提前启动，大火烧了长沙五天五夜，摧毁了这座古城绝大部分建筑，上千人葬身火海，两千年文脉中断。曾经的临大男生宿舍被改作伤兵医院，一些无法逃离大火的重伤员绝望地把枪放倒，用脚扣动扳机，结束自己的生命；中山路靠江边的粮仓，烧了10天还在冒烟——头一年湖南粮食大丰收，全省粮食产量达到战前最好水平。

▲长沙中山路码头 图/杨潇

话毕，车内沉默了一会儿。无人说话，杨潇用手机连上车载蓝牙，给我们放他写书过程中听得最多的歌曲：《It's a long way to联合大学》（《迢迢长路到联合大学》）。这是旅行团进入昆明城时唱的歌曲，由赵元任根据英国一战军歌《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改编。重走的第一天，杨潇在长沙采访了赵元任的女儿赵新那。那天，95岁的赵新那坐在轮椅上哼唱了这首歌：

▲1944年，赵元任在哈佛寓所跟女儿赵如兰谈论音乐 图/视觉中国

“To the finest school I know（去我所知最好的学校）”被用作《重走》一书的英文名。“我很喜欢这个名字，饱含情感，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去我所知最好的学校。School这个词不仅仅是具象的学校，也有抽象的意思，一个学派，一个小小的共同体，”杨潇说。

杨潇有过一个小小的共同体。十年前，他与九位同事在大理租了一个小院子，三层楼，两人一间房。大理山好水好人又少，大家结伴来此游玩或是写稿。

租房是杨潇的主意，由当时正在云南采访的林珊珊操办。那时大家都不太忙，生活带着少年气的不稳。杂志社年会结束后，十个年轻记者聚在大理，一同去买桌布、床单等日用品。“我们当时拍了一张照片，杨潇捧着一个巨大的脸盆。我们就说用他那个脸盆来洗脚，他还生气了。”林珊珊想起这个笑了。

大理四季如春，年轻人聚在顶楼露台晒太阳、聊天，他们自觉是围绕杂志社形成的精神共同体。“那是一本真正有人文气质的刊物，多数记者和编辑也是书生意气的，关心智识生活，喜欢写作，而且写得好的人真的挺多的，大家对这个杂志认同感非常非常强。”杨潇说。

像是一段永不结束的青春期。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记者将是一辈子的职业，将长久供职于这家杂志社，未来将有无限的选题可以写，只要写下去，社会就会越来越好。

2013年，杨潇在哈佛求学一年。他从一位阿富汗同学那儿知道：越来越好不是社会的必然。“那同学原来是典型的喀布尔中产阶级家庭，在他11岁那年，喀布尔一夜之间被塔利班占领，国家就崩溃了，他们一夜之间就从中上阶层掉落为贱民。我听他们讲故事，第一次意识到国家是可以倒退和崩溃的，这对我是一个警醒。”

形势比人强。那个写得好本身就是价值、只要写下去社会就会改变的光荣时代，是因为中国正在改变，而年轻记者们正在写。一个关于成功学的比喻是这样的：人都到达了50楼，有人说是因为自己做俯卧撑，有人称得益于自己做仰卧起坐，但事实上，他们都在经济腾飞的电梯里。

“我们在经济高速成长的周期中，有很多机会，被时代推着走。”

▲官庄-楠木铺：国道路边老宅 图/杨潇

杨潇读联大经济系教授陈岱孙的回忆录，陈岱孙写道，敌军侵占清华园，他留在清华的所有重要资料都化为灰烬，从此逐渐有了现实之感，青年时代结束了，此刻浮现的是人到中年的觉悟。

“我读的时候就在想，我们出生于1978—1985年这一代人，到底什么时候青年时代终结。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青春期，生活在一个不自知的假定里面：一切会更好。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和周围朋友都处在长期飘浮的状态里面，永无休止的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旅行、观影、清谈和漫无目的的阅读——现在看来是我们恰巧赶上一个时期的上升曲线。”

不到三年，十个年轻记者中有九位先后离开了杂志社，甚至离开了这个行业。

我向杨潇转达了一位老同事对他的关心，叹他一人孤独重走三千里，真是不易。

“这是一种典型的误解，我会反过来问：为什么觉得一个人走路就会孤单呢？一个人旅行多自由自在，我没有感到孤单过。”杨潇回答。

这一路，他不仅有偶遇的惊喜，还有一些“神交”的朋友，比如清华的杨式德、北大的余道南、南开的刘兆吉，还有李霖灿、沈从文、徐霞客等等。“从长沙往后，每到一地，我都不时要借用他们的眼睛来看看现实的世界，或者拿自己的困惑去对标他们的烦恼。”

“神交”这个词来源于李霖灿。在湘黔滇旅行团出发十个月后，李霖灿所在的国立艺专也将从贵阳迁至昆明。为了多画一点速写，李霖灿打算徒步前往。

▲湘黔交界小镇的赶集日

黔滇道上，李霖灿“最好的一位无言的朋友”是徐霞客。“在行进中，吃茶休息的时候翻看两页，便觉得很是个味。到安顺的当天晚上，又知道他也曾走过头铺，更觉得彼此亲切得很”，李霖灿在自己的系列文章《黔滇道上》中写道。

三百多年前，51岁的徐霞客从老家江苏出发，历时四年，途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最后到达云南。在云南两年，北过鸡足山到丽江，西过大理至腾冲。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也最悠长的远游，后世称为“万里遐征”。

由黔入滇的路上，杨潇读《黔滇道上》，也读《徐霞客游记》。行至普安，杨潇在《徐霞客游记》中读到：“忽见一洞悬北崖之下，其门南向而甚高……深仅数寸，而阔约二丈……征洞名于土人，对曰：观音洞。”

读罢，他抬头忽见公路右侧几十米外有一崖壁，下方有七八人聚集，好似有个洞口。“我加快脚步走到通往崖壁的小路路口，那里立着一块牌子：观音洞。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冥冥中某种东西把我带到这儿，又让我分毫不差地在这儿读到这段。”

历史在地理空间交叠又复现。李霖灿读徐霞客，杨潇也读徐霞客，他们在不同的时空，走在同一条路上，有各自和共同神交的朋友。这事儿对杨潇来说，“特别好”。

杨潇与李霖灿确有神交之处。李霖灿自称他平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玉龙观雪，一是故宫看画，“足堪告慰的是，入两座宝山都没有空手而归。”玉龙观雪的起由，是李霖灿在沈从文家被一本有玉龙雪山和象形文字的洋装书吸引，想起甲骨学家董作宾曾同他说，研究殷墟几万片甲骨的书呆子工作，很有趣，而玉龙雪山那里么些族的象形文字亦可研究。而后，李霖灿在玉龙雪山流连四年，编出了《么些象形文字字典》。

故宫看画，则是李霖灿用“德国人找网球”的方法，一格一格地在山水巨轴《溪山行旅图》中，找到了历代都无解的藏匿名款：范宽。此法是李霖灿从考古学家李济那儿听来，说德国人把草地画成纵横方格，依照上下左右，一格一格找网球。

文学评论家张新颖曾评论，德国人找网球的方法很容易被概括和提升，这就是常见的“聪明”。而李霖灿是“笨”方法，记着被概括和提升丢掉了的最初的、具体的做法，因而身受其惠，得大受用。他随后引用了冯至《十四行诗》的第一首：“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与非常之人有过交往的人也可以说很多，能从中‘深深地领受’‘奇迹’的，才称得上‘有福’；而‘有福’的极少数人，他自身的生命状态得长期‘准备着’，敞开着，那福分和‘奇迹’才有可能进入他的生命中。”张新颖写道。

这一路上，杨潇有联大两代学人为伴，敞开自己，让偶然性接管旅途。他数次被陌生人请吃饭，依靠与当地人交谈找到山川；他和人吵了两次架，被挂了三次电话；他沿途一直在减轻行李，甚至肥皂都切成半块；他吃到了大数据不会收录的鲜美米粉，买到了没有任何出版标识的山歌集；他喝到了无比甘甜的山茶，在档案局找到了打动人心的学生自传。

▲在玉屏县档案馆找县志

最初，他被那句天问“水为什么会这样绿呢”撩动心弦，便寻了一路“清畅”的河流，然后遇见了这个国家巨大的建设需求：

“湘西有一些自由奔腾的溪河，但被五里一岗的挖沙作业弄得浑浊不堪，黔东一些河流倒比较清澈，但阶梯式开发让它们个个都得了肠梗塞。

“看到重安江后，我又一次意识到，用‘奔’来形容西南的河流已不再准确，阶梯式的开发让每一处几乎都是静水，更准确的动词大概是‘躺’？躺向凯里、洪江和常德，躺进洞庭，躺入东海。”

▲黄平-重安：重安老街 图/杨潇

可他最终找到了清畅的河流，在云南马过河镇的西边，“清亮的河水流速加快，划过一页页黄色片岩，哗啦啦地向下游奔去，这才是真正的‘原生山地河流’的样子啊——几乎毫不费力就能把此景与八十年前学生的描述连接起来，‘时阳光强烈，水温宜人，在水流冲激中颇与淋浴相似。浴后躺卧河边石上养神，感到全身轻松爽快。’”

在这条路上，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们有过更辽阔的领受：关于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的。自“五四”以来，精英文化与“民间”、知识分子与“平民”的关系应当如何摆放？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到民间去”？知识分子应该向民众学习还是去教育民众？这一系列问题萦绕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脑海中，最终需要用行动去解答。

▲湘黔滇旅行团的教师合影：左起：李嘉言、李海峰、李继侗、许伟橘、黄珏生、闻一多、曾昭抡、吴征镒、毛应斗

湘黔滇旅行团的许多人都试图在路上理解中国。进入贵州，旅行团对鸦片印象深刻。江浙和平津都禁烟禁得厉害，但一进到贵州，路边吸食鸦片者，就如路边晒太阳者一样常见。在湘西，刘兆吉采集的民谣原始又野蛮，或是庄稼粗汉爱死人，或是各执刀枪杀前锋。他深感不适，却被闻一多教育道：“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外来压迫者）一口。”

旅行团曾为常德桃花源的山清水秀心旷神怡，却在去了附近农民家后变了脸色。这些佃户春节过后就无粮可吃，孩子失学在家。同行的师生们还目睹了农村抓壮丁，被绳索捆绑而去。

“闻一多对学生说，来农村之前，总还是认为农村生活简易，风俗淳朴，以前很想过田园生活，做田园诗人，现在看来，也是乌托邦的幻想。”

因为战争，沿海的师生们不得不向内地走，旅行带来了一种悲愤兴奋之下的实际经验，给予未来中国担重责之人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在《重走》最后一章，旅行团中许多成员的人生被一一呈现，绝大部分旅行团成员都留在了大陆，少数在中国台湾或者美国。以世俗标准，相当多数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可观贡献，是著名的学者、作家，或是两院院士。

也有人不得志一生，比如经济系的陈述元，解放前执教于贵州大学经济系，因为抨击时弊被投入监狱；解放后任昆明工学院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工资被克扣，又遭妻子离婚，一个人要养活几个孩子，一家人终日饿着肚子。还有那位杰出的诗人穆旦，1958年起，没有逃过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1976年，穆旦致信友人，说起他时常想起他蒙冤自杀的至交、西南联大的同学董庶：“人生很不圆满，有头无尾，令人莫名其妙，谁写这种剧本该打屁股”，“咱们一混想不到就是六十岁了，这个可怕的岁数从没有和自己联系起来过。”

▲在南岳寻找联大文科教授曾居住的“停云楼”

在《重走》中，陈述元是旅行团中的“酒鬼”；穆旦是在南岳的临大文学院听燕卜荪课的大三学生，“一位外表沉静，总是笑眯眯，还有一对可爱的浅浅酒窝的小伙子”。

生命似异实同，终将受一种来自外部的巨大势能左右，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论述并不罕见，只是在那些论述中，知识分子们登场时已经是知识分子，承受时代重压的知识分子。但在《重走》中，何广慈是总给大家带来很多欢乐的娃娃脸；庞瑞因为抄小路差点迷路；余文豪是在湘西与棺材同屋、被吓得够呛的小队长……若不是终章，他们的面貌就是有着简单、热忱心气的年轻人，勤勉求学，热爱湘黔滇景致。就像中世纪出去冒险的年轻骑士，旅行团在三千里徒步中证明了自己：国家危亡时，继续读书也是爱国的表现。

“我把他们的故事留在了场景中、结构里，在那里，他们都是如此年轻，整个世界也都还年轻着，路和生活都有无限种可能。”杨潇说。

由湘入滇后，青溪县是我们的第三站。高铁站挨着农田，出站后先遇到高至膝盖的雪里蕻，再是被一唱一和的公鸡打鸣吸引了注意力。

我们在车站附近找了家米粉店吃早餐。店主是位老婆婆，说煮不了五碗给我们，因为骨头汤不够了。我们劝她往汤里兑点水，凑个五碗。她犹豫了一小会儿，才照做。

吃完米粉，杨潇带我们去找江哥。他答应过江哥，再来青溪，一定会去找他。江哥同《重走》中所写那样热情，给我们做了一桌子的硬菜，扣肉酱油肉、红烧鱼小炒肉，还有书中提到的大盆干锅鸭。

▲青溪：舞水 图/杨潇

杨潇在青溪偶遇了江哥，他向江哥问路，想去看城门和城墙，江哥给他带了路，请他回家吃饭，甚至希望他留宿一晚。

“我以为你把我搞忘了，我每次看到你朋友圈都给你点赞。”江哥的词汇有限，自家的故事不过是在酒局中唠出个声响。

“不会忘的。我书写完了，过些日子给你寄一本。”

杨潇写了六页江哥，比如江哥是1971年生人，开了个川菜馆；比如江父曾是中学老师，师承一位往贵阳撤退途中留在青溪的复旦学子，后因被整，变成厨子。

江哥并不知道江家的故事已经白纸黑字地永远保存下来了。在他眼中，杨潇就是个北京来的朋友，是个看起来就很有文化的大学生。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也不知道下次相聚是什么时候。不过人生就这样，见两次也够了。”江哥干了一茶杯自酿的白酒。

“别这样讲，大家都有好日子，好日子还长着。”杨潇也陪了一杯酒。

“谢谢你啊，谢谢你劝我啊，要不是你，我会过得更颓废。丢人都丢在你面前了。”江哥又干了一杯。

我问杨潇，江哥的“颓废”是什么。“我不会告诉你的，那是江哥的故事，我答应过他，不会告诉任何人。”杨潇语速有些快。

“那你是回北京之后劝他，还是在青溪劝他的？”我又问。

“回北京之后，他给我打过几个电话，我不是很会劝人，就是听着。”杨潇顿了顿，“从各种意义上，我都是欠江哥的，人家不需要请你吃饭，也不需要和你说这么多。”

离开江哥家时，江哥借着酒意拽着杨潇不让走，“我以后还要给你发微信啊，骚扰你啊！”他嚷道。

这样的故事在《重走》中常常出现。杨潇喜欢和老人聊天，老人家孤单，你只要一张口，他们就能和你说上半天。他们知道过去的故事，聊着聊着就搬来一把椅子，还想请你吃饭。

到达青溪之前，我们随杨潇在玉屏县转了两圈，寻找湘黔滇旅行团住过的孔庙，现在的“茶花泉数字影院”小礼堂。

在小礼堂前的空地上，杨潇说起联大学生在玉屏县受到了童子军列队欢迎，晚饭后学生们在城内闲逛，对箫笛和布告印象深刻。

礼堂空地上有两个小女孩在打羽毛球，球风散漫，小小的羽毛球不时从杨潇肩旁飞过。

杨潇说起北岛的《城门开》，说北岛在开篇讲道，用回忆、用文字重建一座北京城，他也在用湘黔滇旅行团学生留下来的文字、各地的县志，重建一座座小城，“像竹笋一样在中国的西南重新破土而出。”

▲盘县女子高等小学旧址，当年闻一多等曾到访 图/杨潇

杨潇借着联大师生的日记，我们赖着杨潇的讲述，层层叠叠的历史便从这残垣断壁中浮现出来。我问他为什么要重建这些小城，读者又为什么要知道江哥的故事。大众媒体的写作者通常会觉得自己要写读者想看或者需要看到的内容。

“首先是一种分享的本能，想把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内容分享给读者。再其次，就是记忆的伦理性吧。”杨潇引用奈保尔的话说，“为了填补你眼中的缺憾，使其完整。”

人都负有记忆的责任，也因为记忆而联系在一起。记忆的伦理性决定了，个体对所重视之人——比如神交的朋友——负有责任。

▲盘县-富源：胜境坊 图/杨潇

杨潇曾两次采访黄珏生的女儿黄满，她说父亲从未提过旅行团的事儿，她是在父亲去世十多年后，天津市档案馆找他们家收集父亲遗物时，才发现父亲写过一份两万多字的自传。

黄珏生是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旅行团辅导团主席。他没有留下什么著作，50年代之后又遭受许多冲击，知道他的南开人并不多。在《重走》里，黄珏生是旅行团的大管家，是将每人每日伙食费从2角提到4角的人；是被疲惫的学生们质问动粗的团长；是袁复礼之女袁刚口中大家都尊敬的人，是“管事得多，挨骂得也多”的黄院长。

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1938年4月28日，黔滇旅行团抵达昆明，那天早上，杨式德——就是那个发出天问的学生——心里高兴，又微微有点伤感，“因为不能再作可爱的徒步旅行了。”

5月2日，旅行团师生赴大观楼举办游艺会，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八年才刚刚开始。北大校长蒋梦麟发表了讲话，他说旅途中发生了许多偶然，比如他以为大家会遇到土匪，没想到学生们惊心动魄的经历是探访火牛洞；他以为昆明的房舍一定不成问题，再不济也能用竹子或木头造，却不料昆明没有房舍，无竹可用，木材稀少。

“这也是处处说，没有经过详细考察的理想与现实是不相符的。然而做人的方法就是要时时修改我们的理想去适应现实。这应该是诸位长途步行所应得的一个教训，一件最大的收获。”

杨潇在大观楼翻读杨式德日记时读到了这段。就在那时，他感觉到这趟旅程真正结束了。这些年，他已经逐渐接受现实就是不断变化的，不必对人事抱有期待和执念。而蒋梦麟所提示的，就是要在变化中不断校准自己的位置。

▲永宁-晴隆：盘江大峡谷 图/杨潇

▲永永宁-晴隆：盘江铁索桥 图/杨潇

行走最初，是为了看一看沅江的绿色，这一点点愿望在行走中不断扩大：

“我沿着这样一条公路踏上全新的土地，遇到了友善的人、警惕的人、热情的人、在桃花源里忧心忡忡的人、等待记者如同等待戈多的人。……我体会到了李继侗当年说的，为什么每年总要过若干天最简单的生活，试试一个人最低生活究竟可以简化到什么限度，因为那会让你知道自己究竟为何所累；……我有多为留下的历史痕迹庆幸，就有多为失去的遗憾。我意识到浩劫来临时无人幸免，连最不重要的人和最小的庙宇也不能例外；我想起了一些遥远的往事，我目睹了记忆的变形，也体察到了它的坚韧。……我一路都在阅读、检索、翻找，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历史没有故事，只有周而复始的重复，有的时候我又被那些短暂却闪光的生命感动得简直要掉下眼泪。”

还有那个“尚能走否”的问题。他最初沮丧地自问，后来愉快地发现：“特别能走，这是年轻的状态。”“你不迈出第一步，你就无法得知今天能走多远。而当你走了很远，发现自己仍然能走。”

▲马龙-马过河：叙昆铁路桥 图/杨潇

在青溪大桥上，我们聊起了《昂山素季归来》。2011年，杨潇和同事拿着旅游签证进入缅甸，给缅甸民盟发了十天邮件，然后见到了结束21年软禁的昂山素季，写出了一篇充满力量与反思的报道。

“你现在给我机会去专访昂山素季，我也不会去了。不是不感兴趣，而是这不在我的写作计划里。”

《重走》这本书写了三年，他反复说到，以三年为分母去除人生剩余的时间，人的一生能完成的事情也不太多了。他在39岁时对人的有限性有了切实的体验：“我真正有了那种时不我待的感受：真正宝贵的，其实是时间啊。也许我最终还是应该庆幸：虽然姗姗来迟，‘那件事情’终于还是落在你的肩头。”

杨潇在行动中找到了 “那件事情”：通过写作，将1938年与2018年共同呈递在读者的面前。

“如果你找到了一件你觉得值得去做、你也有能力去做的事情，但你不去做，那就很可惜。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事了。”杨潇说或许自己应该先亮明世俗眼中自己能去“做事”的优势条件：不多的积蓄足以支撑简单的生活，没有经济压力，不用养孩子。

但这都不是必要条件。“你可以说先赚三五年的钱，或是说先把孩子养大，或者说先解决目前的一件什么事儿。诱惑很多，能让你自我感觉良好的东西也很多。但人都要回过头来问一下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而不是被时代推着走。”他说。

过去三年就像走高速公路，路途漫长而坚实。杨潇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然后一步步向前走，精神上保持了从未有过的长期愉悦和稳定。

▲盘县老城的北城门，贵州惟一幸存下来的明代城门 图/杨潇

他每天9点起床，10点到咖啡馆开始写作。写到傍晚，然后回家看书观影，日复一日。“1938年”成为他的精神抓手。“借由这个抓手，你就有了一个非常稳定的输入和输出，不断吸收，然后再写出来。”

“我仍然认为无休止的文艺活动是珍贵的——可倘若我们真的想要‘创造’出什么，想有属于自己的‘一生志业’，那需要强烈的信念感、长久的忍耐和真正凝聚起来的心力。”杨潇说。写到最后几章，正是去年疫情暴发之时，他拿出陈梦家在昆明给胡适写的信反复读，勉励自己在患难之际守住内心，在眼泪与愤怒中继续做自己应该做的事。陈梦家在信中写道：

“这五年的苦读，救疗了我从前的空疏不学……亦因了解古代而了解我们的祖先，使我有信心虽在国家危机万伏之时，不悲观，不动摇，在别人叹气空想之中，切切实实从事于学问。”

旅行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杨潇对读者说：“虽然听起来可能过于励志了，但因为自己困顿过，还是想对精神上困顿的朋友说一句：不要躺平了，不要不停刷社交媒体，出去走一走，起来做事，做喜欢且擅长的事，如果不知道喜欢什么，试着去找到它。不要害怕冒险，那是自由的一部分。”

（本文未标注引用均出自杨潇著《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感谢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摄制组对本程采访的帮助。）

长沙金霞段很有设计感的厕所，以方圆形状区分男女。

在长沙找厕所并不是什么难事。日臻完善的公共厕所建设让如厕成为一件真正方便的事。然而我们要找的并非是那些普通的厕所。为此，我们几乎走遍了这座城市的南北东西。还好，结果还算让我们满意。长沙的城市公厕，依然保持着一条完整的发展体系。而它的设计，也越来越具有“场所精神”的含义。

我们原以为在长沙已经无法找到那些属于乡村风格的公厕。毕竟城市化的浪潮早已覆盖了大多数的地方。但在南二环的丁家垅公交站附近，我们偶然发现了一片待拆迁的城市夹角地带。

这里是一片坡地，坡上分布着零散的菜地和杂乱简陋的自建民房，大多数为砖混结构，最老的房屋甚至还是土坯房。穿过民房间狭窄的道路，我们在拐弯处看到一间极为简陋的棚屋，远远地凭借气味我们就知道那是一间厕所。棚屋材料为红砖，外表涂抹水泥但根本没有抹全。

厕所门用的是一块废弃的装修用大芯板，门上喷满了“13XXXXXXXXX办证”。屋顶是一整块的石棉瓦。棚屋厕所居然还有窗户，用一块不知从哪找来的残损装饰板挡住。捂着鼻子走进去，发现里面只有一个厕位，下面是一个水泥砌成的粪坑。坑上有三块长条木板，坑里堆积着粪便和菜叶。厕所无男女标识，只要关上门，就默认为是有人的状态。

筒子楼中“住宅共用厕所”时代

如今，要在长沙找一座老工厂的厕所已非易事。太多的老工厂搬离了市区，留下的也多处于待拆迁的状态。

位于木莲路旁的湖南机床厂，是我们在寻找中发现的一个重要地点。

按照厕所的发展规律，这一代筒子楼的厕所应该大多位于楼房的两端。的确，这座宿舍楼的两端是独立的房间，而且面积非常大。走进去，却发现并不是厕所，一排排的淋浴龙头告诉我们，这里是职工们当年的浴室。下楼，在小红楼周边绕行，终于，在楼后的野地中发现了一座几乎要被疯长的灌木埋没掉的公厕。它已经是砖混结构。外立面是镶嵌有密集的白色石子。红砖盖顶，透气窗有镂空的几何形交叉花纹，典型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格建筑。在独立卫生间还没有进入公寓住宅的当时，这种公共厕所就承担起了人们大小便的任务。当时上厕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漆黑的深夜，女工们要从楼上跑下来上厕所，难免会感到紧张。打着手电筒，喊上一群同伴上厕所，是那时最为常见的场景。

“男上女下”的山坡厕所南方多山地，因此有了干栏式建筑，成为传统民居建筑的一大流派。厕所作为建筑的一种，也“因地制宜”，建成上下两层的复式结构。长沙的复式公厕并不是很多，大部分的坡地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已经逐步被削平。岳麓山景区以及部分保留了山地地貌的学校里还有零星的几座。

从湖南师范大学二里半校区的入口进去后，马上右转，就是新闻与传播学院。师大新传院大概是整个大学城海拔最高的学院了。站在上面，可俯瞰麓山路周边。新传院的主楼侧面，临近麓山路的山坡处，有一处鲜为人知的厕所。厕所整体浅蓝色，与周围的山林同属冷色调。男厕女厕都是一个带有圆拱的门，女厕进门后却只看到一个下楼的楼梯，原来它是在整栋建筑的下方。男厕所则是与地面平行，属同一高度。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厕所地处一个陡坡，做成复式，既节省了土地又增加了稳固性。但为什么是“男上女下”呢？难道一向求新的师范大学也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其实不然。女厕设计在下方，既有利于保护女性的隐私，又方便了女生们排队如厕。这样的设计，更符合人性。

师大新传院厕所4废墟里的厕所，让废墟变得更加刺激长沙河西的凤凰山，是西汉长沙国王陵所在地。还未到汉王陵，却看到路边有一栋单层的建筑物，隐没在林中。小心翼翼地接近，却发现是一座厕所。它不是那种老旧的公厕，它是完全走了现代主义路线的新式建筑。

凤凰山走进厕所，心里却开始发慌，脚步也慢了下来。这座厕所已完全荒弃。洗手池里落满了树叶，厕所里没有任何味道，虚掩的隔断门，在风中发出怪异的声响。窗户似乎还没完工，抬头就看到窗外幽暗的树林，远处还有坟茔。这场景，足以让胆小的人吓到大小便失禁。

凤凰山只是有点“荒”，长沙老动物园则完全是“废”。在这个废弃的公园中，除了那些隐没于乱草大树中曾经的动物馆，园中的厕所也没有坍塌。

长沙老动物园荒废厕所，阴森森的。但它已经被灌木和野草覆盖得几乎找不到线索。凭着过去的记忆，我们终于在园中的一个墙角处发现了它。这是一栋贴满白瓷砖的厕所。因为藤蔓植物的疯长，它现在变得非常“漂亮”，完全可以称之为园林景观了。厕所两个大字依然明显，它有一个六边形的入口，这种造型在当时也是很常见的一种。走进去却不再有熙熙攘攘的景象。当年这里是何等的热闹......如今却已荒凉得令人感叹。

5最有文化感的厕所，藏在各种“文化打卡地”中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的厕所。作为影像馆整体设计的一部分，它极具现代性。大面积的清水混凝土构成了一个并不规整的异形空间。厕位门则使用了平时很少见的磨砂玻璃材质。

即使是在厕所里，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魏春雨设计团队富有想象力的思维方式。这个厕所还有一个让人喜欢的小设计，男厕的洗手池与小便池设计为一体。厕后洗手，水自然就通过一个透明的玻璃斜板流入小便池，环保美观，且节省了在外部单独设计洗手池的空间占用。天心阁公园内的厕所则完全走向了传统文化路线。厕所本身外观上并无特殊之处。进入它的内部却好像是进了一个传统文化大观园。

天心阁公园内的厕所，洗手池边有仕女图

墙上挂着一幅大型的“旭日东升”山水画；洗手池边有仕女图，男厕里还有一幅挂画写着诸葛亮《诫子书》里的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与天心阁的文化氛围还是很搭配的。

而位于新河三角洲三馆一厅入口处的厕所，却独出心裁地展示了厕所文化自身的魅力。

这个厕所有一个巨大且漂亮的入户大厅。除了靠墙的洗手池外，中间还特意做了一个圆形的洗手台。墙上则贴满了各种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绘画作品。

进入厕所内部，每个洗手池上方都有一幅小画。它并不是常见的各种笑话或文明提示，而是各种厕所文化的介绍。如“拥有世界最干净厕所的国家——新加坡”“什么是蓝洁士厕所”“世界第一所厕所博物馆”“世界上最昂贵的厕所”“历史上的厕所文化”等。

这里真不愧是长沙最有文化的地方，连上厕所都能学到这么多的知识。

厕所也要充满设计感嘛？

岳麓书院里的厕所，有点不好找。

它低调地藏身于岳麓书院大片的古建中，很难被认出。最主要的是，即使你走到它面前，也不一定会认为它就是厕所。它那中式的月洞门上写着两个大字：东司。后面的门上则写着“西司”。两司之间，是一个带天井的四合院。很多游人还以为这里是一处中式园林。

湖南大学内的“古典派”厕所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认为“厕所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东司与西司的外观设计古朴，名字也特别讲究。

柳肃教授介绍：“我当时考证了很多中国古代厕所的别称，有‘更衣’‘净手’ ‘东司’ ‘西司’等叫法。最后以寺庙里面会称作‘司’的叫法取名，这符合书院高雅的气质。”同时柳肃教授介绍，书院里的东司与西司在地理位置也恰好与其称呼相符合。

在征集线索的阶段，有朋友来电。说万家丽路与马王堆路交叉口附近有一座很特别的公厕。喊我们一定要过去看看。

于是欣然前往，果然在著名的万家丽国际Mall往前过一个路口的位置，见到了这座可以称之为“极富设计感”的公厕。

这座公厕拥有两个独立的坡顶，却又不是现代的直线型坡顶，而是传统建筑的人字形坡顶。坡顶之下，是成排的大型木柱，木柱为曲线造型。

最下方的基座则是贴了与原始石材凹凸不平表面相同的饰面材料。整体浑然大气。这让我想起了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新锐建筑设计师王澍，他的著名作品“中国美院象山校区”里的19号楼。同样是双人字形坡顶，同样是大面积的竖条形格栅应用。

湘江风光带上极具设计感的厕所

在湘江大道一线，厕所的设计水准领先于全市。

它位于长沙湘江风光带北段的金霞段，我们在附近开设计工作室的朋友带领下才找到了它。或者说，应该是“它们”。这是男女厕所被分开的两座建筑。

男厕为一正方体，女厕为一圆柱体。这种用方和圆来表示男女差别的建筑形式，至少在长沙是独有的。它的外立面采用厚度极大的白色磨砂玻璃。除此之外，无任何装饰物，空灵到了极致。

它在十一月下旬长沙阴郁的天空下，在大片草坪中，显得如此具有精神象征意义。

如此看来 ，我们对厕所的要求也在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厕所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生理需求，还是一时期人们精神生活的片段反应。于是，不起眼的厕所也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也有很多“有味道”的故事值得我们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