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读书是农家弟子实现“黄金屋、颜如玉”梦想的正确出路。

去年秋天，高中同桌李培武先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早两届的师兄张继平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所小镇中学同时当选两院士，老家成武县大田集镇出了大新闻，一时风头无两，媒体人蜂拥而至。只可惜，学校已撤销多年，他们再也找不到培养出俩院士的“成武县第五中学”喽！新冠疫情，今年高考推迟至7月7日、8日两天，与当年参加高考的时间恰巧一致，故，马上进入“花甲”之年的我，心理翻腾了几翻腾，上了想说话的瘾，写下自娱自乐。

高中毕业已四十二年（1978），对母校的印象大概想想很清晰，仔细想想很朦胧。凭着对母校深厚的感情，打开封尘了四十多年的脑细胞努力回忆，如不准确，望知者拍砖，把母校的肖像画完整，还她青春俊模样。

那时候，我的母校坐落在成武县大田集公社南6公里远的赵小庙、西张海村之间。印象中校院占地面积不小，估计得有三十多亩地。校院基本是个长方形，东西稍长，南北稍短。北院墙外有条小水沟，弄得院墙好像不太整齐。围墙内外栽种着那种钻天高的白杨树，遇风哗哗作响。校南大门前有一条不宽的通向赵小庙、西张海村的土路。青砖垒起的校围墙约两米高，两扇对开的铁栅栏大门。面对校门里，左边一大间瓦房，应该是传达室，青砖青瓦，曾经当过一个同学（阚庄的，想不起叫啥名喽）洗印照片的暗室。进校门往北二、三十米远，迎面有一座仿建微缩版的“天安门城楼”，青砖筑成梯形底座，底座两米高处建青砖黛瓦城楼。现在想想挺怪诞，天安门城楼朱红高墙、黄琉璃瓦，气势恢弘，凡人不敢近身。微缩版怎么弄成了青砖黛瓦？可能是上级不让建朱红高墙、黄琉璃瓦？还是没有钱？不得而知。

以青砖黛瓦的天安门城楼为坐标，校内建筑布局是这样的：

微缩版城楼后边，是前、后两排的红砖红瓦房的办公室，每排七、八间，校长、教务处及教师均在此办公室。办公室后面有砖垒一米多高的台子，学校开大会、学校宣传队演出均在此。台子北是操场，足球场大小，土跑道，圈内杂草丛生。操场北是食堂，只做饭，无餐厅。

微缩版城楼西侧，是三排教室，再往西从南到北先是农场（一大块土地），记得种过麦子、玉米，西北角有个磷肥厂，就是把磷矿石打成粉沫的简陋厂子，高一上半年在此厂劳动了一个月左右。

微缩版城楼东侧，建有两排青砖青瓦教职工宿舍，教职工宿舍每两间前，有砖垒半米高的小院。职工宿舍往北是女生宿舍，女生宿舍有个院子，较封闭、安全。再往东，最南头是学校大礼堂，虽叫礼堂实际上用作了男生宿舍。礼堂后面一直到北头，是一大块菜地，全校师生一日三餐就指望这里昵。

1976年极为不祥，开国领秀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未曾从悲痛中缓过神来的国人，被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的大地震推向更加悲痛的深渊。那年我十四岁，地震前接到成武五中的入学通知，但因防震，开学变得遥遥无期。到了八月下旬接学校口头通知，桃花寺大队附近几个村凡被推荐上高中的学生，统一到我村南一里远的张油房村西头的树林子里上课。附近被推荐上高中的小孩们，各自从家搬一个小板凳，跨上缝制的布书包（现在老太太买菜用的布兜），散乱地坐在树荫遮蔽的树林子里，还不认识的老师们，则把木制小黑板挂在楔着洋钉的树干上，开讲了高中课。现回忆起来还挺不错喔！空气清新，凉风习习，树叶间透过斑驳阳光，粉笔沫在树叶间飘飘荡荡，最后落在树下的草纵里，嗯嗯，多好的环境啊！

一天下午放学早，回家的路上照例拽了地瓜秧、黄豆叶塞满书包，回家喂长毛兔，指望剪了兔毛买小人书。院子里我娘和前后院的大娘、婶子们正在枣树下做着针线活，闲啦呱。她们说“M啊，放学了？你去上树上晃晃，树梢上的枣红了昵”。别看身体弱，爬树还有两刷子。蹭蹭几个弓身，爬到枣树的枝杈上，使劲摇晃，微红的甜枣噗哒哒落了一地，低头看着娘和婶子们在树下捡甜枣。这时，本应晚饭前响的有线小广播喇叭，突然咝咝啦啦地响了，循环播放哀乐。偶发事件，立刻感染了家的小院子，大家静了下来，平时话多的二婶小声嘟囔：“咋了？这是咋了？戏匣子咋响起这声？”，随后，听广播里传出播音员低沉、压抑还有些哽咽的哭声：“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还在树上的我脑子嗡的一下，身上像是有万条虫子爬，不，是像针扎到身上一样，说不出的滋味，皮肤表面立即起了一层小米般的疙瘩。只听树下我娘她们几个哭喊道：“俺的天啊，天塌喽！咋过啊”。树上的我，脚一软，手很麻，“扑嗵”掉下来了，幸好没有砸到她们身上，只是鼻子流出了血。

不几天接通知开学，背上一床薄被子到赵小庙成武五中集中住校学习（离村7公里左右），班级名称是五中九级三班。从这天，开始了直至现在的离家生活。

也想不起来是开学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全校师生集中到了学校“微缩天安门城楼”前，我的一个老师（物理老师王雁伟，是我崇敬的老师之一）从办公室搬出来一个像收音机又不像的东西，摆弄摆弄里边出了图像，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叫“电视机”，全校师生集体通过电视观看了毛主席追悼会，会场上，师生哭声一片，涕泪俱下。再后来，知道了那天是1976年10月18日。

啦高中学习，现在想想只有呵呵喽。原因众所周知，文革尚在进行，张铁生交白卷、黄帅反朝流能成为英雄，谁还学习啊，再说老师也在担心，一不小心被学生告发，会吃苦头的。故，以上课和学农的形式，没人关注学习成绩的。每星期五天半在校，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星期天下午返校。

上课，主课有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常识，辅科有音乐、体育。各位，能猜到什么叫“常识”课吗？猜不到？猜不到就对喽，《常识》即是地理历史两门合起来的知识。直到现在我的历史和地理知识还是比较差的。拍着心口窝说，五中的老师教学十分认真。那时的几门主课内容，如果放到现在估计初一学生都学了。

现在的孩子们绝对想象不到那时我们的学习生活，没有也没见过电视、收音机、手机，更没有现在多如牛毛的课外阅读物，书包里只有薄薄的几本课本。课后的活动也仅仅是学生之间的打闹玩耍，教室外有两张木制乒乓球桌，如果想打上一局，至少排队等半小时。

学农，形式就多样喽。帮助附近生产队种、收庄稼；参加公社大型劳动组织；到五保户家帮助打扫卫生；学校组织割草等。记忆中在紧挨食堂东边，每个班都有饲养的猪、羊和长毛兔。

两次学农活动记忆深刻：

一次是割草。开学不久，可能是1976年深秋的某一天，班主任单绍仁老师通知我们集体到农场割草，晾晒干后储备起来，备冬季喂食饲养的羊和长毛兔。这个农场在田集镇西三公里，是个国营农场，距离赵小庙有九公里左右。农场再往西，苣野河北还有一个国营林场。此农场设有公社的一所高中，但叫“农中”，好像是有些推荐不上五中，又有学习要求的农村孩子，可以到这里上高中，这里就是以学农为主了。我们班离农场远的同学，当天怎么到的农场不清楚，我自己是抗着粪箕子，拿把割草用的小铲走着去的。为什么到农场去割草？你们想想，地里连庄稼都不长，还能长草？国营农场土地多，野生乱草当然多。实际上我村离农场近些，星期天和假期我都是呼朋唤友，到这里来割草喂羊的。全班同学干劲十足，中午班主任单绍仁联系农中要了些热水，同学们就着热水啃着自己带的干粮，一天割了不少草。下午，把全班割的草集中起来，用了一个大马车拉回到赵小庙五中。

一次是挖河。农村土地集体耕种，兴修水利、挖河筑坝大多在冬天农闲时进行。1976年临近春节放假，田集公社利用农闲时间组织开挖位于赵小庙北边三、四华里远的一条东西向小河，桃花寺大队分到了许庄南一段河堤。为加快工程进度，高一学生的分配到了本村挖河的队伍里。现在还记得，14、15岁的学生们拿张大大的铁锨都有些吃力，我只有跟着大人们推地排车拉土，上坡时撅腚弓腰，吃力地推着车子，跟村里的大人们跑来跑去。一个星期，吃生产队里提供的饭，住在工地旁搭建的窝棚里，年龄小，体力弱，劳动一天倒下就睡，印象极为深刻。及至后来好多年，还知道我二哥在挖河时曾经给了一个处分的事：二哥是五中四级毕业的高中生，毕业后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同时还担任桃花寺大队团支部书记，大队在河堤竖起了一高音喇叭，社员起床、吃饭、出工、收工靠在喇叭里哟喝，干活期间为鼓励干劲，在喇叭里也播些戏曲。谁知有天晚上，不知那个人听收音机，收到了台湾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歌曲，被人告发为“收听敌台”，给了二哥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在五中时的生活，那不叫生活，想起来心酸至极。

当年生产队一个整劳力一天工值平均两毛钱，上学不出力的学生们还能吃上啥？学校每月让学生们交两元钱和两斤小米，两元钱是做饭用的煤、油、菜等一干用，两斤小米做一个月早、晚喝的小米粥。想想五中老师们，他们是最最善良的人，这些钱和米明显地不够。干粮是学生们从家里背来的地瓜干，学校用机器粉碎成面，三顿清一色纯黑地瓜面窝窝头，学校菜地里拨点萝卜、白菜…等，剁巴剁巴放在一人多深的大锅里煮煮，出锅时撒把盐，浇上一勺棉籽油，盛到半人高的木桶里，由值日的学生们抬到班级教室前，分盛到学生们的唐瓷碗里。全校同学，清一色是一手抓两个黑窝窝头，一手端唐瓷碗，蹲地下吸溜吸溜喝一口能看清碗底的菜汤，这，就是我的高中生活。上学期间记忆最深刻的是上午第三节课，头冒虚汗、心发慌，肚子咕喽响，妥妥地饿。

大家都这样，也没见过另样的生活，就不会觉得苦。呵呵，有时候想想挺幸福，掰块窝窝头，沾一下菜汤里漂着的油花，往嘴里一放，呵！真香啊！见过猪跑，怎么着也得吃顿肉吧。1976年放寒假时，学校杀了班级饲养的猪，连吃了两天带肉的菜，真香啊！那味道一直刻在脑海里。什么叫刻在脑海里的味道？即“曾经吃过的东西，直到死，只要回忆就能想起的味道”。

爹娘们心疼处在长个子阶段的孩子，从嘴里省出些咸菜，尽量多加些盐，放油炒一炒，用罐头瓶子装上，星期天下午偷偷地塞到孩子书包里，让孩子到学校吃，算是“点心”吧。

这几年网络上有一句挺有意思的句子是：没有在火车上吃过烧鸡不足以谈人生。呵呵，如果与我高中的生活相比，感觉就是“娇情”。

上段写吃，这段不写也罢。大家基本上都是家里自己织的老粗布，生产队里分的棉花，纺成线，娘和姐姐们一梭子一梭子织成布，染色做衣服。也有部分家里条件稍好些的，最多买上几尺“洋布”做的。现在看看那时候的毕业照，男学生都是黑和蓝，女同学穿的最多的就是家里织的花格子上衣。我姐姐手巧，针线活在村里数一数二，曾经用一条日本产“尿素”化肥包装袋，给我改了条裤子，“涤纶”的，很轻很薄很凉快，后来我上学穿到了济南府。

哈哈哈，不写啦，挺心酸。

其实这段也没啥东西写。住，还住什么住啊，男生全是大通铺，这个铺不是火车的卧铺，就在院里东南角的大礼堂。双人床，七八张排一起，这样能多睡几个人。记得我睡的窝是上层铺，正对北墙窗户的那个地。夏天还好，冬天就吃不住劲了，北风劲，凉嗖嗖。不只是我冻得睡不着，右侧的陈XY也睁着眼看屋顶昵。他哆嗦着说：要不咱俩一个被窝吧？我说忒好了忒好咧。然后，俩人把被子合起来盖身上，两床被子，真暖和，一个被窝睡了两个冬天。后来，同窝同学当上了厅级干部，茅台酒喝多了，拍着我肩膀说：“当年如果不是一个被窝，我可能就退学不上了，感谢同窝，哈哈哈”。

住成这样，睡觉前要不要洗脚、洗澡、洗脸？呵呵呵，没听说也没见过这“三洗”。妈勒个脚，现在条件这么好看到我的孩子不“三洗”，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哼哼哼，这不是作死嘛。

没有“三洗”会发生什么？脏、臭、埋汰？NO！NO！不止“脏、臭、埋汰”，还会生现在的小孩没有见过的那个，真不想说出来，不说又不明白，叫“虱子”。闹不巧现在的小孩都不认识这个字，我估计这个“虱”字会消失的。“虱子”的事件印象深刻，只说两件：一是我的女同桌王XC（家在田集老圩手），正上着课昵，从我肩膀头上逮了个现在小孩不认识的那个东西，放桌上，用指甲盖一碾，“砰”的一小声，碎了，我俩没有停止听老师讲课，继续，很平常的。王XC同学，等哪天我回田集时，坚决请你喝一场，当面致谢，如果不是你给我把那个丑东西弄死，咬了我，发炎，再得了败血症，说不定今天写不了这篇回忆文章了，哈哈哈。第二件，是学校在操场上开大会，同学坐在一起听老师讲话，发现前排的高QY白褂子后背了趴着两只那个东西。伸手捉下来踩死，很正常。我现在都不愿意说这个音，字也不会写了，现查的字典才会写。

行，就是走，两条腿使劲倒腾着走。每个星期六下午放学，离五中近的、远的同学，都是用两条腿使劲倒腾着走，回家时走得快，因为回家能喝上咸糊涂，吃上顿“好饭”，搞一搞“三洗”。星期天下午返校时走得慢，因为要重复昨日的故事。小时候认真，别人星期天不走，我自己走，出村过了张油房，往东抄小路是葫芦头张庄，这俩村离得近些。葫芦头张庄到兰楼之间是大片的庄稼地，人矮庄稼高，玉米高粱小麦稞子里淹没了小小的身躯，有时候走着走着遇到“嗖”地一声蹿出的猫和狗，吓得尿了裤是常有的事。印象中没有同学骑自行车上学，也就不用操心自行车被偷的事了。

写这一段只有调侃，“阿Q”也好“自虐”也罢，随便吧。后来，网上有句是“没有穿过鞋套进微机室的人是对互联网的不尊重”，我想也是“太娇情”。

1977年的秋季开学后，也不知道上几月几号（百度一下，是1977年10月21日），有一天早上全校同学正在蹲在杨树下啃着窝头、吸溜吸溜喝着薄糊涂（成武管粥叫糊涂），学校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全文播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通知”，全体同学，不，加上全体老师，甚至食堂师傅们，还有院子里的猪、羊和长毛兔，一下子肃静了下来，并且全都把耳朵支撑起来，唯恐漏听了内容，同学们有的呼地声站了起来，有的一腚坐在了地上，糊涂泼了一地，窝头滚到了地下，面色各异，脸白了、黄了、红了、青了都有，“通知”播完第一遍，整个校院就沸腾了……同学们兴奋地连蹦带跳、奔走向告，跑向老师办公室，看着老师比同学们更兴奋，他们有的拥抱在一起，苏雁群、王玉英等几位女老师们早已泪水涟涟……。

我的这一届老师们，个个都是“臭老九”！“臭老九”懂吗？就是学术“大咖”、“学霸”，不然他们不会沦落、发配到五中这个“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先不说，过会在[老师]那一段再写吧。

不知县里其他公社中学怎么弄得，但五中的校长、老师们，因为他们是“大咖”、“学霸”，他们知道、他们懂得、他们明白应该怎么办。很快针对“恢复高考”这个重大事件，制定了应对方案：停止学农，全力动员，抓紧学习！尤其是八级（高中是二年制，八级也是三个班）应届毕业生们。

一个月后（冬天），就在五中自己的教室，1977年的高考如期进行。最后考上了几个不知道，但去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师兄张继平先生，就是这一年考上了山东大学数学系。师兄张继平是五中五级的毕业生，也就是说他已毕业好几年了。五中八级的同学，虽然赶上了高考恢复，但不走运，在校两年以学农为主，最后一个月能学到啥啊，估计一个应届生也没考上，到是已经毕业一直在家务农或者当上民办老师的，赶上73、74年邓老人家第二次上台“恢复教育”的四、五、六级的学生，考上了几个，人数不详。

半年后，1978年7月7日、8日，九级作为应届生就要参加高考了。在这半年里，五中的“大咖”老师们努力帮助，告诫大家别疯玩了，说要想上大学、摆脱泥腿子、吃上商品粮，就要好好学习。同时，五中老师们颇具创造性地把学习有些基础、愿意学习的同学，集中到了一个班（九级二班），也就是现在有些高中实行的“快班、实验班”等。期间，学习的过程不再落索，说说我的参考过程吧。

1978年7月6日天刚亮，娘叫我快点起来。我迷迷糊糊从树底下的凉席子上（天热在屋外面睡）爬扠起来，听见娘在那里讓讓：“锅里边有碗糊涂，有块地瓜，吃了快点去考试吧，我下地啦！”。我娘扛着粪箕子走了。

我喝了糊涂吃了地瓜，骑自行车一路打听怎么去县一中的道，就奔县城参加高考去了。经过公路边上的大碾集村时，一只老母鸡可能没睡醒，自行车的前轮到了它的跟前也不跑，还迷糊睡，咔嚓，压死了。

“你这个熊孩纸，骑车也不看着路，指望老母鸡当银行呐，咋办？”

吓坏了，我说：“大爷，俺去县城考试，身上没钱，回家拿来不及，回来再赔你中不？”

“噢，你是张老师的孩子啊。走吧走吧，不用赔了，我跟张老师上过学，他还经常管我饭哩。”

就这，我在忐忑中骑车赶到县一中，与带队的黄运峰老师见了面，全校考生集中住到了一个礼堂，打地铺，第二天参加考试，其他的想不起来了。

过程不缀述，成绩公榜，考了268分，体检线290，300分的李HD同学上了山农大，299分的孙FY名落孙山。印象中那一年李培武、冯DZ、刘YM……等，有五、六个考上了济南、武汉、东营等地的大学吧。

高考落榜，世界末日。可能是考前喝了糊涂把心眼子糊死了，也可能是压死鸡折了“凤头”，能中榜还就斜了门了啊，哈哈哈。

参加中断了十年后的高考，高中毕业集体合影都没安排。高考结束，前途迷惘，惊魂未定，就接到了学校复读的通知。后来知晓了是学校对九级本届高考成绩高于二百分的同学，研究决定让这部分同学到校复读，印象中一共有十几个同学，到校集中复习一段时间后，高考成绩270～299分之间的同学，县里要求他们去了一中复读，我268分的成绩，只有在五中继续复读。

从恢复高考决定的半年内，国家进行了两次招生，全国学子从懵逼中回过味来，彻底认识到原来不是只有大队书记的儿子才能上大学啊，原来“地主、富农”家的小崽子也能考了呀。1978年下学期至1979年上半年，全校全体学生都进入了那个状态。“头悬梁”没弄过，但困了掐一把“腚捶子”肯定干过，努力忘掉捡大粪、割青草、养肥猪、喂长毛兔的欢愉，一头扎进朗读、背诵、刷题中，与现在高三的学子没有二异，只是吃的东西差别在皇上和百姓的比较中。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鼓动地差不多了，但家长们在没有报纸、电视、收音机的年代，他们的消息还是闭塞的，在他们眼里孩子们还想上大学？做梦去吧！所以，遇星期天孩子们放学回家，照例要求孩子帮家里干农活，干不了农活就要求割草，喂猪喂羊。

1979年6月中旬，高考报名开始，这一年增加了高中中专。我记得十分清楚，教导主任黄运峰专门找我说：“根据你去年268分的成绩，今年如果报考大专，考上考不上不敢说，报个中专吧，考上一样吃国库粮。我和你父亲都认识，替他做主了。”

十七岁，懂个球。黄主任说上中专就能吃国库粮，我眼珠子就绿了，说“忒好咧，忒好咧”，十二分听话地报考了高中中专。

1979年7月7、8两天全国大专高考。11、12两天是中专考试的日子。由于去年喝糊涂、轧死鸡，走霉运落了榜，这天，我娘没有忘记，临去县一中的那天早晨，专门给我熬了小米粥，说是喝这个脑袋清亮，又煮了六个鸡蛋，说吃了能走“滚蛋运”。果然有效，中专考试语文、数学、政治、物化（物理化学两门课程合起来一张卷，满分计一百分）四门，二十多天后公布成绩，尊敬的老校长贾文告诉我：“小子不懒，考了386分，平均96.5分，这个成绩在全县也算高的！”

不几天，五中通知分数达到标准的学生到校，让自己选择上哪所学校。学校提供了一张招生学校表格，大概有三四百所学校的名子。第一部分是“部属学校”，第二部分是“省属学校”，第三部分是本地区学校。我想报考成武师范学校，想着毕业后像父亲那样教学，吃国粮，穿的衣服干干净净，夏天不晒、冬天不冷。我父亲不同意，他在家乡当教师，一是觉得苦，二是觉得沉在村里没奔头。他看了学校提供的招生表格上，第一所学校是部属院校“济南铁路机械学校”，就想让我报考这个学校，说是这样能端“铁饭碗”。

父亲让我报名上这所学校是有原因的。他曾经干过与铁路相关的工作，觉得铁路单位大着昵，是“铁饭碗”，有保障。那是解放前，他为保活命跟随我大爷创关东，一路北上逃到了大连，据他说在大连铁路机车车辆厂工作，有家里墙上镜框里的照片为佐证。照片中我父亲戴着大盖帽端正地坐在C位，前后四排，大概有三十多人，前排的人蹲下，每人前面放有鼓、号、锣等乐器。父亲说是大连铁路机车车辆厂工会组织活动的记念照。后来，因为老家爷爷需要照料，大爷就把他的弟弟我的父亲赶回了老家。父亲有些文化，回家后又考了成武中师，就在老家又开始了教师生涯。

当年农十七岁的我，懂个屁啊。县城因考试去过二次，其余的地方就是到田集赶会去得多。但对“济南”印象还算有，是在读老舍先生写的“济南的冬天”中得来的，心中向往济南的山、泉。但觉得济南离家远，还是有些顾虑。

小胆，不敢问贾文校长，就找教导主任黄运峰问：“济南铁路机械学校，是制啥的？这个学校在济南吗？”

“制啥的，是学啥的！小屁孩，你爹来了么？”黄运峰主任恶狠狠地看着我。

“这个老张，真是个愚魔疙瘩，唉，回去告诉他，不来我就当家了，就报这个学校吧！”

关于报考学校专业选择，父亲替我选的是“蒸汽”专业。记得我当时还问：“蒸汽专业？是制啥的？”我父亲耐心地给我讲：“就是开火车的，你没看过《铁道游击队》小说吗？”

“奥奥奥”，我鸡叨米般点着头，心里嘀咕“干那熊黄黄子啥意思，哪有当老师威风？管着学生，忒好咧。”

“年少不知愁滋味”。嗯，我就是从1979年8月份，开始有了人生第一愁。从前，不知啥是愁。

1979年9月1日，我接到了县教育局专人送来的“录取通知书”。浅蓝色的，A4纸一半大小，又对折叠成两面，一面印有“济南铁路机械学校录取通知书”，另一面印“请该生持此通知，并把户口、粮食关系转移证明一同携带，于1979年9月15日至18日，到济南市解放路198号校址报到”。

成武县大田集公社桃花寺大队韩堂村，我成了高考恢复后第一位考出来的人。

后来，父亲陪同我到济南报到，看到我分的专业是“车辆专业”，问铁机的老师：“同志，同志，俺是报的‘蒸汽’专业啊？”

“老同志，你儿子身高159，体重45KG，按说条件不够。考虑他年龄小，还要长个子，就特把他招来，当然当然，我们给他改了个专业，都一样，都一样，将来都是在铁路上班的。”

上学后认识了招我的焦老师，他说给我：“张，你父亲还问为什么没有上‘蒸汽’专业，你想想你，火车蒸汽炉子你都够不着，一铁锨煤你都端不动，哼哼，还想上‘蒸汽’专业？要不是我当即请示了学校，你就来不了啦。”哈哈哈，我的焦老师把一个好司炉苗子给生生掐死喽，哈哈。

其他同学的高考，当时没自行车、没电话…，当然了也没联系，知之甚少，只有目前在县公安局的刘BG和考上大连铁路卫生学校的马XB，刘BG与我一同考上了济南，他上的是山东公安学校，开学前去他家玩了一次，去了马XB家一次。其余不清不楚了。

今年的高考早已结束，考试前天早上斗胆改了伟人的一首诗：

一定要说说我的高中老师。未写即心潮澎湃，他们是恩师，是成武县教育界的“大咖”。为什么昵？

田集穷，田集偏，赵小庙的五中就更偏僻。穷、偏两个条件，显示出高中老师们都是“臭老九”中的最“臭”者，他们学问大，或因看不惯文革的闹腾，或因说话实在被当时的社会不容，打成了“老九”，被罚配到穷乡僻壤，呆着反醒。77、78、79三年，高考上榜率足可证明，五中是全县的佼佼者，五中的老师们是绝对的教育“大咖”，他们因高考恢复，才华显露，光芒四射，盖过了全县教育界！也正是因为这个，从79年开始我的任课老师们，纷纷被县一中、巨野、青岛等地挖走了！自此，也为五中也埋下了败落、撤销的伏笔（老师名子如果写错，请原谅，请老师踢我个腚瓜罢。情节是个人认为，同学可拍砖）。

语文老师陈进生。陈老师个子不高，微黑的四方脸，大眼睛有神，听说是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为什么佩服他，从三方面说：一是陈老师上课胳肢窝下只夹一本语文书，迈着不紧不慢、四方碎步，到讲台上把书随便打开，就在也不瞧了。没有听过他课的人可能说他不认真，很操蛋，玩世不恭。只有听过他课的学生，从他声音不高、娓娓道来的田集土话中，听出鲁讯、屈原、李白、陶渊明的声音，看到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英雄形象，知晓了愚公的执着和东郭先生的愚昧。二是陈老师讲课时爱坐在椅子上讲，就像在家里聊天，非常不正规，胡啦八啦，云山雾罩，吐沫乱飞，坐第二排的我经常偿到味道。好多年后才能明白，正是他这种胡扯的方式，才扩充了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三是陈老师字写得好。板书不正经写，往往脸对着同学不看背后的黑板，把手倾斜着举到后方对着黑板就画。哎，你可别说，写出的粉笔字，没几人能达到他的水平。牛不牛？现在想想是很牛很拽，这就是我说的“大咖”。到现在还有对他印象极深的事：他给高QY一个白皮本子上，用毛笔写了三个字：“作文本”，十分震撼！小狼毫写出的正楷，那简直了。

与陈进生老师的交往多聊一段，记录在此：

1982年，中专毕业我的已经在济南铁路局车辆段当工人一年了。有天休班闲得“五居子六受”，下午四点多到单身宿舍旁边的济南火车站广场瞎转悠。猛然看到了那么熟悉的身影，一个小老头夹着破黑人造革兜，从出站口上来了。

“嗨，陈老师！陈老师！”，我大声喊到。

小老头扭头看过来，“PM，你怎么在这里昵？”，声音依旧不紧不慢。

赶紧上前一步接过陈老师没有什么东西的小兜：“老师，我在济南工作了，宿舍就在这，喏，就是那里。老师，您这是干啥来了？真想您啊！”

“我到山大改高考卷子”

“啊！改高考卷子？！”我两眼放光。同学们，你说我放的什么光？我放的是自豪的光，我们老师，我们高中的语文老师，竟然被省里抽来改高考卷子！牛逼啊，同学们。

“老师，到宿舍吃饭再走吧！”，虽然没有条件，但我真诚地对着他热切地说。

“好啊，在你这吃完饭，再去山大报到。”没有想到，陈老师竟然给我了这么大的脸。把老师领到宿舍坐下，冲茶喝着，一溜小跑到纬四路万紫巷，买了烧鸡、香肠、五香花生米，想了想怎么着也要老师吃个自己做的菜吧，用煤油炉子炒了个辣椒白菜。开瓶酒，师徒俩就喝上了。

三盅酒后，陈老师慢悠悠地说：“PM，酒，老师不能喝了，如果你师母来，她能喝，呵呵呵”。同学们，那个时候陈老师就会网络语言“呵呵呵”，牛逼！“大咖”！

“PM，依你的学习，干铁路工人？瞎喽”。

工作后唯一见面的陈老师，直言不讳、继续教导。我是听话的人，后来又脱产上学，若干年后取得研究生文凭，都是他这句话引起的。

语文老师张佩堂。为什么语文有俩老师？有些弄不清，可能是高二那年合班造成的吧。如他名子，张佩堂老师仪表堂堂，标准国脸，高且挺拔，花白须发，理成寸发。讲起课来声音洪亮、铿锵有力。他熊同学那是劈头盖脸，真不给面。呵呵，十六七岁的小孩哪有面啊。记得同学黄KC上张老师的课时，掏出小镜子照着挤青春豆被张老师发现了，“嗖”的一声，粉笔头准确地砸到了他不算多么俊的脸上，“照啥照，你长得俊吗？”哈哈哈，唯一印象，就写这些。

物理老师王雁伟、化学老师苏雁群。对两个老师印象放在一起写正是我对他俩的极为尊重。王、苏老师是俩口子，南京人，说着一口标准的南京话。（1992年我调入济南铁路局办公室，掩巧局长是南京人，每听局长讲话时我就想起王雁伟、苏雁群老师，啧啧啧，亲切。也因为这，对局长有了无端的好感，嘻嘻，有点忒不成熟不），他俩背井离乡、告别双亲，从七朝古下放到穷乡僻壤，不用多猜，肯定是肚子里的文化水太多。1976年9月18日，我们全校师生从电视机上观看毛主席追悼会，那台电视，据说是黄王雁伟老师自己攒起来的，你说牛不牛？是不是“大咖”？王老师个头不高，不苟言笑，偶尔一笑，两颗虎牙露出峥嵘，多了份萌呆。苏老师个子也不高，微胖，皮肤是在农村绝对没有见过的那种白，细皮嫩肉，白里透红，在农村哪里会有？再说了，哪个时候也见不到城市里的人啊。苏老师可能是孩子不在身边的缘故吧，对学生亲切的同时，好像又多了份母爱。记得有次去她宿舍问一道不会做的题，苏老师亲切耐心讲解一番，临走每人送给了一颗糖，回到教室看看包装，是“大白兔”奶糖，永远忘不掉的一幕。直到现今，在超市只要看到“大白兔”，不管吃与否，我都买点。老婆不明就里，知我血糖高还吃糖，恶狠狠地开腔：“想死啊！直接喝毒药更痛快”。两个老师的学问、教课水平均是超一流，不在辍述。

化学老师单绍仁。单老师姓单，单县人，巧。高一时兼着九级三班班主任、化学课。有事件记忆犹新：高一全校开运动会，开运动会就要有发令枪。发令枪是不是王雁伟老师做的知不道，但发令枪的火炮是单绍仁老师在办公室亲自做的。学校里可能没钱买，单老师在化学试验室动手做，不知道是做的第几批火药，被不小心掉下的铁东西砸上了，“轰”的一声，单老师的胳膊烧地退了皮，伤了。第二天开运动会时，见他一只胳膊缠着绷带，另只手举着发令松，嘴里喊着“各就各位，预备～跑！”我才知道单老师是被自己整天鼓捣烂熟的化学药品，咬着了。这事件至今没忘，如果现在让我写《记难忘的一件事》的命题作文，我一定写这件。哈哈，单老师，现在还有伤疤吗？您老来济南，请您喝“单县羊肉汤”，正宗“老牌坊”。

教导主任黄运锋。黄老师家在西黄海，在学校往西南望望就能看得到，很近的。黄老师不仅是教导主任，还兼着数学课，不像现在的中学，行政人员不教课，只管理。你说连课都不教还怎么管理老师？呵呵呵。黄主任课教挺好就不必说了，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不修边幅，高高瘦瘦，经常穿件白的快不白的小背心，叼颗卷烟不离嘴，牙熏地焦黄。后来知道黄老师的门牙不是烟卷熏的，是西黄海的水质造成的。尽管当年没有什么乐子，但也说老师的“坏话”：传说黄主任不洗袜子，几双轮流穿，脚上的臭了，脱下随便一扔，找找前几天扔的继续穿，几轮下来，最后从脚上脱下来的袜子，往地下扔时，袜子竟然能站住不倒，哈哈哈，黄老师，都是同学太“怪”了开您玩笑。我印象最深的是黄主任教的“勾股定理、三角函数”，后来上中专、上电大，高等数学都是一百分毕业，黄老师，感谢您呐。

还有冯昌存副校长，白白净净，代政治课，极为认真，好像是1979年复课时从农中调来的。记得他为了刺激几个复课的同学，用了激将法，说：你们就是漏网的鱼，不要一网一网地漏下去了，还想吃国粮吗？还想有工作吗？冯校长，我们几位复课的同学感谢您啊，没有您提耳提面命的教导，那里有我们的今天。

还有体育王老师，叫不出他的名子来了，只记得留着一个大背头，声音极为洪量，像是当过兵的，走路带风，腰板挺直，哨子吹的贼响、急促，他号令之下，早晨跑步、做广播操，感觉非常正规，保证了同学们的身体健康。

还有刘殿增老师，他是合集村的，教物理，规规矩矩；还有给我们蒸了几年窝头的教工们，尽管都是窝头，保证了我们按时吃上饭。

五中的老师们都是好人，是恩人、贵人。他们学术造诣高，品德作风正，如果不是他们正巧在五中教学，77、78、79三年，五中考不出这么多学生。据说后来几年，县里把这些“大咖”调走了，多半去了县一中。毕业后因交通、通讯等不方便，我的任课老师们均没有见到，我太不像话，我太不是个东西啦，在此向敬爱的老师们鞠躬赔罪。

因为复读，九、十两级的同学认识多，我现在是“站着想打盹，躺下睡不着”，要记录下四十二年前的同学，确实不太容易，随便写。

李培武。九二班时我与培武同桌，在教室靠南墙那排的第二个座位，后来李HD插班没有座位，我仨曾挤在一张桌上学，大概半年多。培武穿件洗的发白的旧军褂，学习极为认真。我上课小动作多，他都是扭头说：学吧，别玩啦。仨人一张桌，他俩78年都上了山东农学院。唉，当年要是听他的话，我可能也考上了，哈哈。高中毕业后，再没有了李培武的消息，只是前些日子他荣升为院士，才联系上，通话中他乡音未改，对我记忆犹新，说我活泼好动，耿直仗义。不错的不错的，“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哈。

马HJ。马哥比我大几岁到现在也不清楚，他身体健壮，动作麻利，剑眉下眼睛有神。九三班时他是班干部，为人正派，性格刚直。我体弱力小，遇值日抬饭，人比饭桶高半头，哪里能抬动了饭？都是马HJ帮我抬，感情上俩人处的不孬，去田集他家吃过饭。2016年在临沂见了马哥一面，那个亲哟，直接喝倒，嘻嘻嘻。目前也有马哥的电话，再回田集时，炖一盆羊羔肉，哥俩放开喝一壶。

程YP。他在九二班。我俩在桃花寺初中就是同班，并且玩的不孬，知道他小名叫四战。他家当年有一辆像大人骑的自行车一样的小自行车，明白么？就是现在的童车。那个时候谁家有辆自行车，都很牛逼，他家竟然有辆小自行车。去大郭庄找他玩，其实并不想找他玩，是想看他小自行车，哈哈哈。四战挺厉害，能揣摸我心思，说“想骑？推走骑去！”很豪迈，“心珂廊”大，我骑小自行车学会了骑车，并且可以掏腿上车，哈哈哈。四战机灵、嘴甜、会办事，深得王雁伟、苏雁群老师的厚爱，现在话就是“情商”高，只是不太愿意学习。高中刚毕业参军卫国，直接赶上了对越自卫战，表现不孬，入党提干，早早转业到了特区，早早享受到了小康生活。现在两人经常闲聊一通，他一口田集话：“喂～喂，你治啥来？喝汤了不？”，亲切啊！偶尔冒出“菏普”，听着不得劲，起鸡皮疙瘩。我抽空要去特区，找四战喝一壶红红的高粱酒，啦一啦五中时他喂过的兔子和山羊，估计会喝高，一起唱个“坠子书、两夹弦”呗，哈哈哈。

高QY。我俩都是九三班。他学习好，尤其是哲学学得最棒了。字写得周正，小楷，一丝不苟。俩人对脾气，上学包括刚毕业时，交往甚密。他书看得多，经常讲个小段子，说些乡间俚语，津津有味，如“屙屎不尿泡～蹩jb”。78年他以305分的成绩，考上曲阜师范学院生物系。记得他比我大几个月，毕业分配到章丘一中。章丘县挺有意思，叫章丘，整个县域就没有叫章丘的地方，县城驻地叫明水。高兄去的一中不在县城，在绣惠公社，是原来的老县城驻地。我中专上了二年，早他一年毕业。有天他来济南找到了我，高兴啊，俩人到街上吃饭，整了啤酒，听他聊起到章丘一中报到时的奇巧事：那个时候包分配，高QY领到报到证一看是章丘一中，心里不甚乐意，但无他法，自携行李坐长途汽车去报到。汽车拉着走，他看汽车没有往县城的方向开，就问驾驶员，三说两说，相互没啦对付，也听不懂对方的话，驾驶员开门让他下车，行李未曾卸下，汽车竟然一溜烟开走了，哈哈哈，高兄遭罪喽。最后怎么到的绣惠章丘一中，记不清了，反正听了后有些愤然，心想妈X地欺负人啊！后来我抽休班时间，专门坐车去了绣惠一中看他。记得是下午去的，到校见面后不长时间就到了喝汤的点，高兄找了个碗，俩人去学校食堂打饭。路上，他把我给介绍给同事，其中一个年龄相仿的男老师说：老高，伙计来了你咋着？吃食堂？甭管，你回宿舍等吧，我去整菜。这个老师很热情、很武断、很果敢地把我俩赶了回去，不大会提一方便兜东西回来了，有牛肉、烧鸡、花生米、白酒一大包，三人喝将起来。相间聊天特别舒服，我从此种下了章丘人“热情、好客、实在、仁义”的好印象。聊天中也知道了高兄为啥让驾驶员撵下来的原因：别看章丘离济南仅四十公里，但口音差大了，听不懂，至现在有些章丘话也听不懂，说话“哏”，舌头不打弯，直溜溜地在口腔里转圈，与俄语正相反，说俄语时舌头在口腔里就没有直溜过，哈哈哈。再后来听过一个段子，说是俩个人在只能过一个人的小桥两端相遇，为谁先过桥吵开了，一人在桥端直着嗓门吼：“叫吊过，吊不过，不叫吊过吊偏过”，另一人在那端吼：“你吊过，我吊过，看看哪吊谁先过”。哈哈哈，有意思吧。不过昵，后来我在铁路局机关有很多同事老家是章丘的，确实不孬，为人诚实正派，我和他们都成了很好很好朋友。再后来，同学陈XY去那里当了市长、书记，去的更多，交往的章丘朋友也更多啦。章丘人，不孬！中！

田SY。他哪一年考上华东石油学院忘了，但上学期间从济南转车，俩人见了多次。与他熟悉是因为他父亲是我初一语文老师。那时候愿意看小说，写作文写的快，还写的有些谱。记得当初布置写作文《春雨》，我好像把小草、庄稼等用的是拟人写法，作文还未写完，把边走边看的田老师惊着了，拿起我的作文本直奔初二班，把未曾写完的作文读给他们听，下课后初二班的学生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嘻嘻嘻。我星期天去田集田SY家玩过几回，田老师给个苹果、给块糖是常有的事。从田SY大学毕业后就失去了联系，准备等退休后去田集他老家问问，这家伙到底现在在哪？小时玩的挺好的，得接起来玩昵。与他一起上华东石油学院的还有李K，也没了联系，唉，李K这些年，你还好吗？

马XB。他是十级，年龄比我大一岁。我俩个是一年考上的中专，上了大连铁路卫生学校，工作后在一个系统。马兄长得漂亮，在农村男人中他最白，大眼睛且双眼皮，五官周正，一米七多，标准男子汉。卫校上三年，我早他一年毕业，后来他分到铁路局XX铁路医院，毕业后我俩交往最多，得到他的帮助也多，哈哈哈。当年单身多次去他工作的XX、XX地方找他玩，他热情好客，好吃好喝好招待，经常是“酒好点不要紧，菜不能孬了”。别提了，最喜欢他在单位大锅炉的炉口炖的鸡，太好吃了。马哥，希望你快些搬济南来，咱俩喝喝小酒、聊聊小时候，多好昵？

张YL兄妹仨。YL家在独门张庄，五中十级。他家哥、姐及他，兄妹仨，77年大哥考上山东经济学院，78年姐考上菏泽师专，79年YL考上一所军校，记不清了。他家，张YL兄妹仨，在桃花寺大队、田集公社创了记录，是各村各家的榜样。多年之后，教育孩子好好学习还都是依他家为榜样，没虚话。高考后断了联系，近十多年交往甚密，他的第三个分公司开到了济南。YL为人谦逊和善，学业技术精湛，又把握住的时代赋予的东风，于国于民于家于自己，创出了新天地，致敬YL！

分到济南的几个同学写一小段。有陈XY、李HD、黄KC、冯DZ、于QL。哥们几个交往多，从五中一起啃窝头，到了济南吃上了国粮，生活变化不小，但，坚信对老家的感情没有变，讲义气、重情谊、好上进，哈哈哈，欢迎五中九级、十级甭管哪一级的同学们，来济南做客啊！

同学多，出来的、在家的都是亲同学。从未忘记乡情，想起小时候唱过的民谣，记录在此：

拉大锯，拉大锯，姥娘家唱大戏。戏台搭在南场里，场边有个卖糖哩。卖啥糖？芝麻糖。姥娘姥娘您先尝。粘着姥娘嘴，俺给姥娘倒口水（fei），粘着姥娘牙，俺给姥娘倒碗茶。卖糖哩，恁走吧，俺舅出来没好话，糖不酥，钱白花，一脚踹恁个仰巴叉。

小柳树，发芽啦，一早起来走娘家。爹出来接包袱，娘出来接娃娃，嫂子出来一扭达，八虎妮子又来啦。

小麻嘎（麻雀），翼巴长（尾巴），娶了媳妇忘了娘。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叫花妮，抱猫来，啊呜一口咬下来。

小处看，个人必需有追求。肚子填不饱不知啥叫理想，只能说追求，那时候学生的追求一准是吃上白馒头。当年如我一样从穷困山区、丘陵、平原、沿海考出来的穷学生，无论现在干啥，混的咋样，都不会忘记高中、高考的这一幕，都不会忘记当年的老师、同学们。“一辈子同学两辈子亲，两辈子同学似家人”。

大处看，国家必需重教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十多亿人口，高考中断十年，大学教育基本停滞，她的未来是否走向愚昧？国家将奔向何方？邓小平老人家那一届中央英明，拨乱、反正，高度重视教育，才有了国家的飞速发展。最近几年一股歪风，唱唱演演就能暴敛豪财，“造导弹的赶不上卖茶叶蛋的”，呵呵，那不中。

“戛然而止”，有学问，说完了。

老济南文化传承者特约作者原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