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27 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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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杰说科技发布于：广东省
每当提起白酒，人们总会联想到那浓郁的酒香，其中既有粮食的醇厚，又有果香的甜美，还有一丝草木的清新。这些香气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而迷人的味道，让人一闻难忘。而在诸多白酒中，醉美同山烧酒无疑是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与追捧。选材是酿造醉美酒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醉美酒精选同山当地最的高脚枴黑壳糯高粱为原料。佐以山间清泉，保证酒的纯净与甘甜。酿造是醉美酒的灵魂所在。醉美人酒业在酿造时，沿袭了传统的酿酒工艺，同时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对酿酒过程进行了精细化的控制。从粮食蒸煮，到大小双曲的添加、发酵，再到蒸馏、陈放老熟，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严格的把控和精细的操作。师傅们会用心去感受每一道工序的变化，以确保达到最佳的陈放是醉美酒独特魅力的体现。新酿出的酒虽然已经有了初步的香气和口感，但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和酝酿，才能变得更加醇厚和浓郁。酿酒师傅深知陈放的重要性，他们选用优质的陶坛，将新酒放入其中，让其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慢慢陈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酒中的杂质逐渐沉淀，香气和口感也变得更加协调和丰富。品鉴是醉美酒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只有让消费者真正感受到酒的魅力，才能赢得他们的认可和喜爱。因此，醉美人酒业非常注重与消费者的沟通和交流，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和提升酒的品质。同时，他们还积极开展品鉴活动，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亲自品尝到醉美酒的美妙口感。正是这种步步精心的态度和滴滴醇香的品质，让醉美酒在同山镇乃至整个白酒行业中脱颖而出。它不仅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和赞誉，还获得了法国巴黎国际烈酒大赛的金奖荣誉，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和肯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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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食物的“眼睛”
食物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显要位置，不仅关系到健康、营养、生命的范畴，而且与文化建制、社会规则、权力结构有密切联系，它们激发人的情感、欲望和想象，是“物质文化”和“商品文化”的综合。这方面的研究所在多有。生态人类学家安德森指出，中国人使用食物来判别族群、文化变迁、历法、家庭事务以及社会交往；几乎所有的商业交易、家庭拜访、宗教事务都在合乎礼仪的宴会和食物供奉中进行；作为社会地位、礼仪地位、特殊场合及其他事务的标志，食物已不全是营养资源而且是一种交流手段；中国食物的复杂精巧大多归功于食品在社会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地位。香港在1842年因为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首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欧洲大陆、中国的政治事件决定性地影响香港的发展进程。随着二战后香港社会的恢复和重建，经济腾飞，去殖民化和回归，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消费主义蓬勃，成为闻名遐迩的购物之都、美食天堂。
从先秦到明清，饮食作为物质和象征占据文化实践的中心，产生政治、社会、道德的涵义，饮食书写乃文学的大宗，陶潜、李白、苏轼、张岱、《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家作品，无非荦荦大端，吸引了中西学者的注意，成为学术会议的主题和期刊专栏的题目。香港饮食文化兴旺发达借助文字、影像等媒介，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就文学而言，梁秉钧是其中的佼佼者，被李欧梵誉为“诗人中的美食家，美食家中的诗人”。梁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在1970年代，梁就注意到文学与饮食文化的关联，针对奥哈拉和陈映真的作品，写出了两篇观察敏锐的评论。从1997年开始，他有意识地书写有关食物的诗，对食物充满了诚意、耐心和赞美，这种关怀延续到2012年。他写的食物诗，讲究节奏韵律，配合歌舞、音乐、装置艺术，展开跨界对话。从1997年开始，梁与李家升联办以食物为主题的诗与摄影展，在多伦多、香港、东京、慕尼黑举办，用食物探讨文化历史，回答“九七”种种问题。1998年，他的英译影像集Foodscape（《食事地域志》）出版，关于这件事的缘起，他说：“因为食物在日常生活里不可少，具体又多姿多彩，在种种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中都有它的位置，显示了我们的美感和价值观，连起偏执和欲望；虽然过去严肃和高雅的作品不以它入诗，对我来说却实在是想反复从不同角度去探讨的好题材。所以便有了《食事地域志》组诗和后来的食物诗。”2000年，梁出版新诗集《东西》，包含14首与食物有关的作品。2002年，梁参与刘小康策划的装置艺术展“亚洲的滋味”，8位亚洲艺术家创造八种最能代表他们国家菜色的食物盒子，梁写诗放在盒内，探讨食物与文化的关系。2003年，梁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举办“食物与城市”摄影展。2004年，他与李家升、陈敏彦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合办“香港食境诗：文字图像装置”展览会，包括新诗、摄影、装置艺术。2005年，梁在香港三联书店举办“都市、人物、食府”摄影展。2006年，他的诗集《蔬菜的政治》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他的小说《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出版，从食物、爱情的角度，以喜剧荒诞的手法写“九七”后人们如何面对生活中种种变化。2013年，梁以饮食文化为主题的散文集《人间滋味》，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准此，梁氏建构一种“食馔诗学”，透过食物的眼睛，思考离散族群、历史记忆、地缘政治、文化认同的课题，在题材领域和美学风格上为现代汉诗贡献了一己之才情。
一、饮食书写与离散族裔
离散(Diaspora)源于希腊文diasperien, 由dia（跨越）和sperien（耕种或散播种子）两个词根构成。在古希腊与罗马时代，频繁战乱造成人民离乡背井、流离失所，此即离散之由来。在圣经教义中，离散最初指被逐出圣城而流落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从十六世纪开始，伴随殖民扩张，西非黑人被大规模贩卖到北美、南美和加勒比海等地，这是另一类型的离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战乱、灾荒、贫穷等原因，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们，大举离境，漂泊海外，成为跨国离散的移民群体。Robin Cohen指出，在全球化时代，离散是一种国际移民的新形式，它沟通了全球城市，具有世界主义的桥梁角色，离散作为一种发展的能动力量在国际政治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进而言之，离散使人们重新思考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规范准则，重新构想公民与民族-国家的种种关系；离散为霸权性的、同质化的全球化势力提供了无数的、移位的论争场所。
梁对饮食书写有自觉意识，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食物做为描写对象，目的是要介绍食物，还是要咏物抒情，藉以喻意？怎样写食物特色及其文化意涵？食物本身形色兼备，作为文化与政治也大可探索，但抽空作为一种观念，又未免索然无味了。”梁从饮食角度，谈传统文化在香港的变化移位，认为这些变化“当然跟作为南方海港城市香港本身的性质有关，与它的西化背景、商业经营、一代一代移民的来去也有关。”梁在中国大陆出生，一岁时移居香港，后来留学美国，又重返香港工作。在多次出国游历的过程中，他接触不少离散族群，对他们的身世颇为好奇，于是透过食馔诗学的声色光影，碰触文化和政治的课题。准此，离散与食物在其文字世界发生了关联。
1998年，梁客居柏林，身处西方而回望东方，在西方而对东方的人情和食物充满怀念，因为距离而时时看见了经济与政治的变迁。他的《茄子》在多伦多写成，从异乡事物写离散华人的身世。诗中的“你”是一个典型的离散华人的后裔：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来自北京，自己从小在台湾长大，后来移民加拿大，辗转在家族、国族、种族的夹缝中，见证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沧桑——
我记得在简陋但舒适的旧居/母亲买过肥美的茄子/佛像那样供在客厅中心/后来生活就乱了，独自在外面/总没法煮回那样的味道//你父母当日不知是什么心情/随移徙的人潮远渡了重洋/言语里渗入了变种的蔬果/舌头逐渐习惯了异国的调味/像许多同代人，大家逐渐离开了//一个中心，失去了原来的形相/但偶然我们又从这儿那儿丝丝缕缕的/什么里尝到似曾相识的味道/好似是煮糊了的皮肉，散开了又/凝聚：那么鲜明又消隐了的自己
“茄子”这种普通的食物满足了生理性的口腹之欲，也唤起抒情主体的童年记忆和人伦温情，在抒发时间之轴上的怀旧外，也联结了不同地理空间，把不同人物的身世聚焦于此。诗人动情地写到，海外华人离开了“中国性”这个中心，年深月久，不再落叶归根而是适应异国的文化和生活，放弃了“原来的形相”。在一个偶然的场所，他们从茄子的形状、味道联想到似曾相识的文化根源，那是一个“鲜明而又消隐了的自己”。这首诗从小处入手，言近旨远，使用日常生活的简单意象，联结故国和异乡、过去和现在、时间和空间，指向离散与文化认同的议题。
《苏豪的早餐》写诗人与一对华人夫妇在纽约酒店共进早餐，运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堆砌五彩斑斓的视觉意象，笔法冷静简约，颇有意象派诗歌的风致，表现的是一对香港夫妇移民纽约的心事，再次回到了离散华人这个主题——
一滩白颜色下面隐现/红色/橙色/淡黄//嶙峋的灰白墙上/斑驳的痕迹/树影/ 孤独的一瓣红花//早晨的一碗白色奶酪淹没了/木瓜/芒果/香蕉//离家二十年的画家脑中浮现了/乡下的果树/哥哥黄色的嘴巴/所有从成熟到腐烂的香蕉
此诗共有四节，第一节和第三节相互指涉，近似重复性的结构；第三节和第四节在寓意上相互补充，而且有从物到人、从外在到内在的递进关系，人物的职业身份从暗示到明说，含蓄点出了他在当下的心态。这首诗没有挥洒俗滥感伤的抒情主义而是聚焦于简洁生动的色彩描写，去掉冗余的隐喻、关系词和逻辑说明的语法，纯粹从一名画家的视角去观察静物，让其在空间中自动呈现。然后，隐身的抒情自我，深入画家的内心世界，移情体验，展开散漫自由的联想回忆，不动声色地带出了漂泊离散、伤逝怀旧的情愫。
离散不单是海外华人的身世也是许多亚裔人士的境遇，梁把抒写范围扩大到其他种族，同样有动人的诗篇。有一次他访问法兰克福，一位学者朋友委派女儿（诗中的“你”）充当向导。这个女孩身世奇特：母亲来自越南，父亲是美国反战人士，这段跨国婚姻可惜无疾而终，父女之间亦存在代沟。梁有感而发，写下《越南的木瓜树》。诗的开篇叙述两人参观一个展览馆，“你”对火红年代的学潮无动于衷，反而沉浸在对父亲的怨怼情绪中。接下去，“我”建议去吃越南菜以调整情绪。“木瓜沙律”和“酸虾汤”唤起了离散族群的亲密经验，“我”试图以此激发这名混血女子的家族记忆，然而她念念不忘母亲的爱之奉献。她的越南裔的母亲，当年由于战乱而背井离乡，辗转漂泊到了欧洲，经历结婚和离异，辛苦养育子女。在诗的末尾，诗人想象，在“你”的祖籍国越南，战火之后的土地上，有无数像木瓜树一样的人民，勇敢坚强地生存着——至此，诗人在战争创伤、离散经验、血缘情感间建立了联系，凝聚于木瓜树这个虚拟的文学地景上。
饮食文化、离散经验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在《带一枚苦瓜旅行》中得到表现。这首诗充满丰饶的想象和深刻的批评思考，制造了三个人格面具——身在异国的香港人“我”，台湾友人“你”，经历跨国旅行的“它”（苦瓜）——，设置三个戏剧性场景：“你”乘坐飞机到香港带来苦瓜，“我”又携带苦瓜到了柏林，“我”面对苦瓜的想象和独白。诗的开篇，写“我”食用了友人带来的苦瓜，尝到甜中带苦，感念友人的善意；然后以生动幽默的笔触，描画苦瓜的旅心，接下来描写这枚“跨越两地不同的气候和人情的”苦瓜的形貌和身世，想象其在旅途当中经历的窘境——
你让我看见它跟别人不一样的颜色/是从那样的气候、土壤和品种/穷人家的孩子长成了碧玉的身体/令人舒怀的好个性、一种温和的白/并没有闪亮，却好似有种内在的光芒/当我带着这枚白色的苦瓜乘坐飞机/来到异地、踏上异乡的泥土/我才想到问可曾有人在海关盘问你：/为什么不是像大家那样是绿色的？/仔细检视它暧昧的护照，等着翻出麻烦/无辜的初来者背着沉重的过去静候着/它还是那令人舒怀的好个性，收起酸涩/平和地谅解因工作辛劳而变得阴郁/两眼无神且苦着脸孔的移民局官员
有人指出，梁氏“借着对一枚在旅途中得到的苦瓜的温柔描绘，引领我们反思人际关系的脆弱，种种分离与团聚，以及为了再遇而必须跨越的界限。”显然是皮相之见。还有人发现，此诗回响着类似余光中《白玉苦瓜》的“国家政治情结”以及“国家机器对抗造成的爱国寻根之情”——言之有理，惜乎未有深入。准确地说，台湾的白玉苦瓜形貌独特，与大陆苦瓜迥然不同，这隐喻的是1949年大陆变色，大批中国人移居台湾，两岸分治，形塑不同身份。白玉苦瓜由于气候、环境、水土的原因，长成独特的白色，不同于常见的绿色，这种独特的外形遭到外人的普遍误解。显然，这不但隐喻台湾地区的特殊身份及其与中国内地的差异，而且暗示两者因为具有相似性而在国际社会遭遇的尴尬（“暧昧的护照，等着翻出麻烦”）。这首诗写于1998年6月的柏林。当时，苏联和东欧剧变，东西德统一，冷战大幕至此落下，香港终结了殖民管控而回归中国，瞻望九七之后，港人焦虑不安。那么，台湾的前途又会怎样？这个岛屿经过清廷割台、日据时期、国民政府接管、本土派崛起，真是历尽沧桑（“背着沉重的过去”），目前该如何摆放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梁氏由白玉苦瓜忆念台湾友人，感慨欷歔，同病相怜。接下来，诗人对于白玉苦瓜之身世心态，展开一连串充满怜爱的质询——
我吃过苦瓜才上飞机/为什么它又长途跋涉来到我的桌上/是它想跟我说别离之苦？失意之苦？/它的身体长出了肿瘤？它的脸孔/在孤独中长出了皱纹了？/老是睡得不好，老在凌晨时分醒来/睁着眼睛等到天亮？在那水纹一样的/沉默里，它说的是疾病之苦？/是没法把破碎的历史拼成完整？/是被陌生人误解了，被错置/在一个敌意的世界之苦？
这段内心独白移情体验苦瓜的感受：别离、失意、孤独、沉默，甚至失眠、衰老和患病，这象征离散族群的痛苦无奈，他们放逐原乡，永绝家园，无力把历史的碎片拚凑成完整的图像，遭到陌生人的误解，被错置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需要重塑身份。在结尾，“我”摆放杯盏，隔着汪洋，默默寄语台湾友人：面对人世间充满缺憾，苦瓜心知肚明。
二、亚洲想象与革命叙事
1，“亚洲的滋味”: 从国族拯救食物?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而言，“亚洲”都是一个相对于欧洲而言的独特存在。汪晖指出，亚洲不是一个亚洲的观念而是一个欧洲的观念：“在近代欧洲思想中，亚洲概念始终与疆域辽阔、民族复杂的帝国体制密切相关，而这一体制的对立面是希腊共和制、欧洲君主国家——在19世纪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共和制或封建君主国家都是作为民族-国家的前身而存在的，也是作为区别于任何其他地区的政治形式而存在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乃是近代世界历史的构造，在上述条件下，“亚洲”在欧洲凝视下凸显了自身的特殊性，宗主国根据东方主义思维把殖民统治合法化了。时至今日，当人们谈论亚洲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广袤的地理空间、多样性的文化实践、漫长残酷的殖民统治、动荡黑暗的政治秩序。
梁的饮食书写不但涉及香港文化和离散族群，而且指向对亚洲之地缘政治、历史记忆的回顾。梁的诗集《游离的诗》、《东西》、《蔬菜的政治》、《普罗旺斯的汉诗》都有关于亚洲食物的篇章，不妨一并讨论。这些诗吟咏新加坡的海南鸡饭，香港的盆菜、菜干、金必多汤，越南的酿田螺，老挝的菜肉饭，泰国的冬荫功汤，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黄饭，马来西亚的椰浆饭，韩国的石锅拌饭和新滤酒，日本的汤豆腐、京渍物、鮟鱇鱼锅，活色生香，令人食指大动。不过，梁在与罗贵祥的对话中提及他写这些诗的时候，没有着意关注散居各地的中国人，有意超越中国中心论与民族主义：“我对亚洲文化的兴趣，令我想避免纯粹由国族主义的角度看问题。” 那么，梁是如何诉诸美学修辞，反思亚洲的文化和政治、历史和现实？在韩国吃荣光黄鱼，梁氏产生如此的遐想：
你看见我/头颅和尾巴还保留了/可辨认的形状/还是固执地指向/我想去的方向//可是我的身体/其实已经历了多重变故/经历了海峡盐风的吹刮/经历了刀剁的错乱经历了骨肉的分离/棒打的伤痛/经历了暗室的囚禁/经历了自由的喜悦//所以我的身体特别甜美/请耐心咀嚼/你尝到了吗？
黄鱼产地在著名的城市“光州”，这个地名唤起包括多重变故的历史记忆：冷战造成的南北韩对峙（“骨肉的分离”），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和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刀剁的错乱”，“海峡盐风的吹刮”），全斗焕一手制造的“光州事件”（“棒打的伤痛”，“暗室的囚禁”），以及军事独裁终结后韩国走上民主化道路（“自由的喜悦”） 。诗人化身为笔下的黄鱼，从物的角度入手，采用独白方式，见证韩国人在百年历史中的痛苦和喜悦。梁的某些诗篇，抨击帝国主义对亚洲的殖民管控。《印度尼西亚饭》写他旅居柏林期间，在一间亚洲餐馆吃印度尼西亚饭。他首先从香料生发联想：印度尼西亚的蓝天绿树、海洋小岛、火山、气候、殖民历史、香料流传。接着，诗人从餐馆的壁画想起印度尼西亚的稻米栽培以及相关的神话传说，感慨“白米煮成的白饭平复所有的辛酸”。但是，异国风情被突如其来的新闻报导打破了，浪漫反讽于焉出现了——
坐在柏林这亚洲饭馆里/像昔日传来香料/传来今日新闻/美丽的岛上/发生了丑恶的事情/扭曲的政治爆发了恶行/健康的身体/竟有狰狞的面目/早已不能和谐共处/只是在绝境里相煎//你吃一口饭/夹一箸菜/香料好像变了味/变酸了变苦了/焦黑的一团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停下筷子/吃不下去/你担心/熨帖一切的白饭也不能治疗这种创伤
白米和香料是印度尼西亚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食物，这些东西在历史上吸引了英国、荷兰等帝国主义国家接踵而至，开始长达数百年的殖民垦拓，香料贸易逐渐形成海上和陆地上的运输线，由此流传到西方世界，促进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但是，独立后的印尼没有妥善处理国内矛盾，反而把种族主义制度化了，华人在社会结构中始终处于边缘的位置，成为历次暴力冲突的牺牲品。1998年爆发的大规模排华骚乱震惊了全世界，身在柏林的梁秉钧消息得知，满怀悲怆，食不甘味。这正是《印尼饭》的写作背景。这首诗采取了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再现食物与情感欲望、日常生活、社会关系、权力结构、跨国文化交流、族群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于这一点，梁氏有如下自述：“表面上看来，大家都有米饭和香料，但当我们细看，会嗅到香料中各种社会混论背后的尖锐痛楚，颜色里见出了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各种酸甜苦辣；米饭则似是人民每天承受的苦难的安慰。香料和米饭，也是图画与音乐、意象与叙事。遮掩的面具与底下埋藏、扭曲的身份。”
与《印尼饭》存在互文的，还有梁在2002年写的《耶加达黄饭》以及在2004年写的《亚洲的滋味》。在后一首诗中，他以哀矜的笔调写道：收到印尼友人寄来的腌制蒜头，尚未打开，就传来印尼发生大海啸的消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免感慨系之。在前一首诗中，他提到中国豆油是印尼菜的主要调料；但这首诗主要是从印尼的角度写，而不是从中国的观点出发——
印度带来了香料和咖喱/阿拉伯人的串烧变成沙爹/荷兰人觊觎豆蔻和茴香/中国人背着豆豉和菜籽逃离/豉油远道而来定居在这里变甜/餐桌的海岸线上无数小岛/大家都没法把香料殖民/黄姜染黄了我的指头/香兰叶总有浓郁的香气/辣椒火爆拒绝向任何人低头/火山熔岩那么炽烈/大海岩层那么嶙峋，只有——/米饭是我们共同的言语/米饭是我们安慰的母亲/米饭包容不同的颜色/米饭熨帖肠胃里旧日的伤痕
此诗凸显印度尼西亚的历史悠久、种族混杂、文化多元。包括咖喱、豆蔻、茴香、黄姜、香兰叶、辣椒在内的香料，讲述一个与印度人、阿剌伯人、荷兰人、中国人相关的故事，此即霍尔的国族叙事(the narrative of the nation)：“它提供一套故事、形象、地景、脚本、历史事件、国族符号和仪式，这些代表或再现了给国族赋予意义的共享经验、悲伤和成功与灾难。这些在国族的历史、文学、媒体和大众文化中不断讲述和重述。”诗的焦点是香料和米饭，但没有挥洒民族主义热情。诗人发现，虽然殖民分子和被殖民者构成权力结构的两端，但是“香料”超越种族与国族的宏大叙事、成为所有人共享的物质文化。印尼的气候和环境险恶，经常爆发火山和海啸，对本国的生存构成挑战。但是，“米饭”这种基本的食物却有沟通阶级、收拾人心、包容种族、消除伤痕的效果。当然，这里所谓的“旧日的伤痕”包括196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两次排华骚乱。因此，梁氏表达了一种超越善恶的个人主义人性论，一种“民生的智慧”，消解了国族主义的道德尺度，强调人类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正当性。这种缺乏英雄维度和崇高感的人性论，是梁秉钧食馔诗学的中心。关于这一点，下文将详细论析，此不赘述。
梁对“亚洲的滋味”念兹在兹，他关心的不只是历史和政治的议题。《马来椰酱饭》批评马来西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导致农村耕地锐减，造成城乡对立和贫富悬殊。《金必多汤》讽喻殖民地的商业买办造成的饮食风尚，叹惋市场逻辑和商业法则导致人们利欲熏心，良善无存。《二人寿司》透过食物隐喻盘根错节、爱恨交加的中日关系：“无数的过去”、“隐藏的苦涩”、“无穷的宿怨”。梁认为，两国一衣带水，交流频繁，但是形同陌路，总难熨帖。如果人对食物没有恋爱的感情，进食只是物质消耗而已。梁对越南菜“酿田螺”的描写，妙趣横生，发人深省——
把我从水田捡起/把我拿出来/切碎了/加上冬菇、瘦肉和洋葱/加上盐/鱼露和胡椒/加上一片奇怪的姜叶/为了再放回去/我原来的壳中/令我更加美味//把我拿出来/使我远离了/我的地理和历史/加上异乡的颜色/加上外来的滋味/给我增值/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为了把我放到/我不知道的/将来
这首诗以“田螺”的口吻，自述菜肴的制作过程。叙述、独白和思考贯穿全篇，所有被动的行为显示主体性的丧失。田螺被人从水田中捞起，被迫离开天然的栖息地；不久，它的鲜肉又被活生生地从硬壳中掏出、剁碎，与上等食材混杂，然后塞回壳中，目的是从乡野的原料“增值”为一道名菜。结果，田螺满足了人们的饕餮欲望，自己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隐喻殖民地的本土文化的命运：被迫抽离自己的地理和历史的根源，毫无自由选择，被宗主国文化掌控和塑造，表面上摩登光鲜，实际上代价惨重，面临茫然不可知的未来。这正是法农(Frantz Fanon, 1925-1961)批判的情形：“在殖民统治的范围里没有，不可能有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生命、文化创新或民族文化的转变。”
2，从“臃肿的理想”到“民生的智慧”
梁秉钧也借着饮食书写表达自己对冷战政治和共产主义的思考。从1947开始，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旷日持久的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的对抗，直至1989年的东欧剧变，1991年的苏联解体，终于宣告“冷战” (The Cold War) 的终结。此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先后出笼，成为国际政治最有影响的论述。从地理疆界看，香港与中国大陆毗连，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激进运动不免波及香港。六十年代，香港左翼势力蓬勃，他们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1967年5月发动著名的“六七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演变为针对港府的恐怖袭击和大规模的社会骚乱。梁氏当年十八九岁，生活在彼时的香港，对这个暴力事件不会陌生。通读其大部分著作可以发现，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明显，对左翼思潮和社会主义的评价，常是流行看法。
1989年，波兰长期执政的统一工人党被剥夺领导地位；次年，多党制建立，波兰成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领头羊。三年后，梁秉钧访问波兰，发现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在国营酒店的沉沉欲坠的帷幕后面，似乎有幢幢的历史魅影，于是他好奇地思考：政治的转折是否会改变汤的味道？1997年，在柏林墙坍塌若干年后，梁秉钧访问德国，参加学术圆桌会，受到德国朋友的殷勤招待，他在品味了不同滋味的啤酒后，生发出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意味深长的思考——
看褴褛的人走过眼前捡拾破烂/在历史的废墟里举杯/那种微微苦涩的味道//在全个城市最庞大的建筑地盘/竖起新的商标，高科技的展览场内/预言着不知怎样的明天//不断在寻找，不断在试味//这一杯太浓了，那一杯太淡了/这一杯的酸味答允你有甘甜/不同的酵母和小麦，配合不同的矿泉/各以独特的方式酿制/含有更多或更少的槐花//不断争论，不断调整//这一杯是历史的辛辣，这一杯是/人情的温和，这一杯是/公众空间里公民围坐谈天的共识//需要时间、耐性、好意/无数失败了再尝试的配方
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变成了历史废墟，两德统一后面临经济难题，贫困人口攀升，城市建设和高科技展厅的前途难以预测。针对理想社会制度的设计，人们在不断地寻找、尝试、争论和调整。值得欣慰，噩梦般的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人们告别了“历史的辛辣”而迎来了“人情的温和”，专断的意识形态和极权体制消逝了，市民们热情参与公共领域、取得了共识。在这里，酒味的浓淡和酸甜的尝试，不同酿制方式的选择，暗示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隐喻了政治治理和制度选择没有绝对正确的配方，人们不应该屈从于历史必然性的铁律，而应该迈向开放的、包容的、实验性的方向。
《年娜的茄子》写于2006年，梁氏在法国沙可慈修道院担任驻院作家。有一次，他受到法国友人年娜的款待，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茄子鱼子酱”的烹饪者年娜，是一名年长的法国女性，父母曾在东欧流离失所，亲人在爱沙尼亚备尝辛酸。后来，年娜笃信共产主义，在七十年代与全家短暂移居俄国，后来理想幻灭，离开了俄国。八十年代，她见证苏东剧变后的改革蓝图，在九十年代重访俄国，在待过的公社农场凭吊往事。“茄子”连贯了不同时空中的人与事，有家族身世、个人记忆，有人伦亲情、青春理想，有政治变革、社会动荡。茄子的庞大体型令人想起苏联公社农庄，它是共产主义之“臃肿理想”的象征。这段人生经验中的向往与爱恨，不会轻易消失，它累积在日常生活的食物中，一旦遇到合适场合，就从记忆深处奔涌而出。
《在巴黎“中国俱乐部”吃毛色拉》写于2000年，即景抒情，借题发挥，以戏谑反讽的调子解构革命神话和宏大叙事。抒情自我从色拉的奇怪名字联想到毛泽东和胡志明等亚洲革命领袖：“色拉为甚么姓毛？/西芹和菠萝味道不错/却与红萝卜一同认错族谱/更像胡志明领导的革命/不似长征的口粮/也没有湖南腊肉/你可肯定其他作料/不都是带着脑袋逃亡了？”法国在1968年掀起左翼运动的高潮，席卷欧美，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反叛、对平等政治的追寻，是这个运动的宗旨。对毛主义的致敬和缅怀可能是“毛色拉”的历史起源，只是当年的革命理想如今沦为消费时尚了。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地带，梁氏对这道菜打趣，表面上是对“本真性”(authenticity)的玩笑式的追问，背后是对中国革命的怀疑、揶揄和否定，这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空间中的流行论调。毛色拉变成一个摆放在错误时间、错误空间中的无根存在，对中国食客唤不回失落的亲密经验，对西方食客成了异国情调。“中国俱乐部”是梁与法国友人品尝毛色拉的餐馆名字，他吃惊地发现，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多样化的文化实践和丰富的政治价值被抽空了，变成由市场逻辑和商业法则支配的消费时尚。他自己的看法、立场和态度又是如何呢——
中国不过是月份牌上的旗袍/你我轻易变成了自行车的摆设/火柴盒上有爱人的瞳孔/虚荣华服与烟蒂组织俱乐部/流血流泪或是倾倒酱油/激情与热血已不令人信服/葱蒜经历流亡与豉椒重逢/耳边尽有说不尽的话
旗袍、自行车、火柴盒这些物品被认为是古老神秘的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国被异国情调化了,落入东方主义想象。不过，这不是诗的重点。梁认为，中国革命是空洞无意义的过眼烟云，民族主义没有价值，家常的物质生活（葱、蒜、豆豉、辣椒）虽然平淡琐碎，却足以抵抗历史劫灰。二十世纪的革命历史丧失了英雄维度和崇高感，暴露虚浮不实的本相。只有个人主义的生活态度，只有品尝无尽的人间好滋味，才是浮生值得留恋的地方。这正如周蕾的观察，梁诗“不热衷于辉煌的英雄故事、堂皇的文字和词组，它们总是透过省略梁氏最感兴趣的细节和片段，把历史铸成纪念碑。”
《荨麻菜汤》写于1999年，梁氏从柏林的一道菜食带出了德国人的创伤记忆——
是火烧一般的叶子/曾经灼伤采摘的手掌/是我们战时的贫穷/煮成今日的从容/是亲人的颠沛流离/煮成怀旧汤羹的家常/是我们山边的针叶/煮成今日的甜美//是切肤的伤痛/煮成今日的遗忘/是巨大臃肿的理想/煮成粉饰的芥末/是失爱的苦恼/煮成淡漠的微笑/是狂暴的自弃/煮成瘦弱的希望//是我黄竹的乡下/是你朴素的衣裳/是我们父母的忧患/是我们儿女的将来/细碎也真细碎/完整也未尝不完整/解我们百年的愁/解我们千载的渴//仍有战火在蔓延/仍有谁的姊妹被杀戮/仍有人活在贫穷中/仍有人失去她的至爱/颓垣废壁的砖石/上面有难忍的印记/我们可把一切磨成粉末/煮成一锅鲜绿的浓汤？
荨麻乃多年生草本植物，喜欢山坡、路旁或宅旁的温湿环境，茎叶上的蜇毛有毒，人一旦碰触之，即引起皮肤刺疼、瘙痒、烧伤、红肿等后果。荨麻除了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外，又因富含蛋白质、粗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C，具有可观的膳食营养，可加工成各种菜肴，在欧洲国家有广阔市场。荨麻菜汤在柏林颇为流行，起源于二战期间，在这首诗中是核心意象，诗人从近距离观察荨麻菜汤，从长时段思考德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诗的第一、二节出现两组对比，涉及三个历史阶段的生活世界。在第一节，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对比：一端是往昔生活的贫穷无望、颠沛流离，另一端是如今的从容、甜美、怀旧的居家生活。在第二节，是冷战年代与后冷战年代的对比：前者是社会主义国家东德的乌托邦理想，造成民众的切肤的伤痛、失爱的苦恼、狂暴的自弃；后者是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的十年后，国人对历史创伤的逐渐遗忘，过着平淡自由的日常生活，对于不可知的未来怀着微弱的希望。梁氏以“巨大臃肿的理想”对比“粉饰的芥末”，有多重反讽寓意：这是政治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对照，暗示前者的脆弱如同渺小的芥末，更隐喻前者的“灰飞烟灭”的下场。阿巴斯以《木瓜》为例，说明梁诗让“物”直接说话而无须扭曲语言，制造大量的历史反讽(historical irony)。实际上，《荨麻菜汤》亦可作如是观。这首诗再次流露出梁氏的顽强看法：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臃肿庞大，但是短暂脆弱、不可依靠，比不上“民生的智慧”来的长久坚固。这首诗的第三节转换了视角，从伦常日用的角度，叙写荨麻与人类的情感欲望、生活世界的关系。由荨麻叶做成的菜汤是贫苦人家的食物，唤起“我”在香港黄竹坑的童年记忆（“黄竹的乡下”）；荨麻茎杆中的纤维可以做成粗糙的布匹（“朴素的衣裳”），支撑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细碎的衣食需求，带出了父母的望子成龙的心态，以及对家庭团圆的憧憬，这正是华人社会千百年来的期待。诗的最后一节，由个人所处的和平年代和安稳生活，想到世上仍然有人生活在战争、贫困、亲情撕裂的阴影中，无法享有荨麻菜汤这种基本的物质生活。因此，抒情自我发出人道主义的质询：人们可否把各种痛苦不幸磨成粉末，煮成一锅鲜绿的浓汤，抚慰破碎的身心，瞻望幸福的愿景？阿帕杜莱从文化视野思索“物的社会生命”，在地毯、布匹等物质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中揭示物的文化传记和价值政治。这首诗从荨麻菜汤入手，抒写身世遭遇和文化政治，诗人的思绪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自由穿梭，从战争到和平，从冷战到后冷战，由个人记忆到族群命运，由日常生活到家国政治，由欧洲历史到华人世界，由物质属性到情感欲望，虚实交错，具体而微，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历史的分量”。
对于“民生的智慧”的竭力赞美，虽然不无庸俗的气味，却构成了梁氏食馔诗学的一大亮点。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在峰景酒店》。抒情自我在澳门回归前的峰景酒店，回顾个人记忆，留恋眼前的美景和食物，担心这一切不久就消逝于无形。诗歌穿揷了澳门当地年长者的怀旧情绪以及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记忆。但是，沉重的历史抵不过好莱坞的灾难片。诗人感叹：政权轮替，翻云覆雨，世界如戏台，谁才是这出戏的真正主角呢？“我们”（香港人和澳门人）老是在历史场景里充当临时演员，生长于斯的土地变换着主人。诗人发现，尽管殖民地风云变幻，但是“民生的智慧总不会轻易消失”，百姓的日常生活总会继续，“巴西的红豆煮肉、莫三鼻给的椰汁墨鱼/到头来还是它们留下来，伴着桌上/一种从甘蔗调制成的饮品”。这里流露出对王朝兴衰、国族治乱的厌倦，一种个人主义生活趣味的耽溺，一种“去政治化”的写作姿态——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唯美的杰作、颓废的情调、市民的趣味？梁秉钧对于革命政治、社会主义的消极态度，他的淡漠超然的家国观念，深刻投射出于他身处殖民地香港之历史情境中所形成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一位香港学者曾经分析过这种文化心态之历史成因——
我们的集体记忆所指的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讲的“想象社群”，其历史文化的功效在于，从一九四九至一九八四年的三十五年期间，为殖民地人民提供了一个有全面机制的想象空间，让他们建构一种真正家园的感觉。香港人这种错置的（想象的）认同过程，乃扎根于五零年代过渡期以来不断翻新而多番错置的历史环境。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想象便这样地在跌撞中给建构成否定“国家性”为文化政治生活主体的合法价值制约。
梁氏如此沉湎于食物的文化属性，如此看重日常生活的价值，这种写作姿态和思想意识牢牢植根于香港的历史情境。否定“国家性”的意识形态是包括梁秉钧在内的许多香港作家的共识，这形成了他们在文艺理念和美学风格上的“香港特质”。可以想见，当他果断解构了国族主义的宏大叙事，那么，剩下来的只有具体而实在的物质生活了。套用杜赞奇的说法，梁氏这个写作策略或可名为“从国族拯救食物”(rescuing food from the nation)，我们从这种食馔诗学中所发现的，不仅有“物”的文化传记，而且有深邃微妙的“价值政治”，这甚至形成了梁氏文学写作的晚期风格。
三、文化交往与认同政治
论及梁氏的饮食书写，周蕾敏锐地发现，“在梁的诗中，物质的实际存在和中心性成了老生常谈(commonplace)与共处(common place)的共同表达：‘常谈’之义包括陈腔滥调、平庸、乏善可陈而率直地存在的对象；‘共处’之义则指一个人与人相遇，物与物交接，一个互动性和相向性被积极地重新创造的场地。正如梁在他一本散文集《书与城市》中所提及，他最关注的题目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易言之，通过铭刻饮食文化的物质符号与象征寓意，梁氏针对文化议题展开了思考，包括：跨文化交往的原则、香港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政治、全球城市与文化混杂，等等。
1，跨文化对话与文化认同
不同文化间的交往和跨文化对话是人类历史的常态，在全球化时代更是无处无之。如何在“自我”的意识中斡旋关于“他者”的知识、达到对于对象的深刻理解，是一个阐释学的问题。梁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他说自己曾有远行欧美的经验，“来往之间，特别感到游离不定，在不同文化中间游走，有时也可以帮助自己调整不少成见，回到居住的地方，想从文化参差的比较想下去。”在诗集《东西》后记中，他有如下思考——
当我们尝试用另一种文化能够接受的观念去解释自己，我们可又担心会失去了原来的具体样貌，原来的文化意蕴。……(省略号为引者所加)我们今天很难再只是简化地说西方打量东方、用陈腔滥调把对方歪曲定型；东方同样也在用既定的目光端详西方，用自己的偏见为对方造像呢！我们只能在种种偏执的夹缝里，感到荒谬之余也试找一些空间，试去发现其他种种可能的看法与关系。我们固然看到，像在德国朴茨坦无忧公园所见，西方传统上有不少臆想制造出来的中国茶室，有时有些猜想和误读也未尝没有带来一些有创意的想法；另一方面中国近百年来对西方的接触与想象，有时带来新的视野，有时也带来自我否定与自我歪曲。”
传统阐释学家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强调阐释者要超越自身的偏见和曲解，重建文本所暗示的本来的生活世界，以获得作者的主观意图为终极目的。但是，现代阐释学家伽达默尔则认为，阐释者和对象一样具有历史性，理解不是重建而是调解、是一种包含其自身的阐释学情景的创造性的过程；因此所谓的“偏见”并非必然是错误的或不正确的，并非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它其实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性。梁氏的观点呼应了伽达默尔的理论，他超越了国族主义情绪，以平常心打量东西方的文化交往，通达地认为其间总难免有偏见、误解和臆想，西方人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想象以及东方人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 理解，乃正是跨文化对话中的常见现象，也未尝没有新的视野和创造性的发现。
梁氏的《北京栗子在达达咖啡馆》是有寓言意味的诗作。抒情自我置身于瑞士一家展示前卫艺术的咖啡馆，观赏舞台表演，感叹瑞士人对于中华文化的探访，只是出于对古老神秘中国的好奇心而已，他们在舞台上戮力展示的气功、针灸等表演，变成了滑稽低俗的消费活动；梁氏觉得，如果超乎事物的表象去观察真实的中国，那么，“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出“实验剧”，充满不同利益集团的噪音。准此，眼前这场文化交流的好戏，到底有多少成果可言呢？诗的结尾推出一个精彩的特写镜头——
北京栗子不大喜欢古怪的咖啡店/鲜绿衬得它有点贫血/它在阴影中照相失去焦点/一不留神又不知滚到哪个角落去了/另一方面这些时髦的咖啡店/也没有善待我们来自农村的同胞/对它的沧桑一点也不感兴趣/势利地嘲笑纡尊降贵地保持沉默/想在它平凡的硬壳上猎奇又宣布失望/唉呀，文化交流真是不容易的一回事！
土气的北京栗子越洋过海，来到瑞士的摩登咖啡馆，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外形显得贫血，呆在阴影中不是众人注意的焦点，它茫然无措，尴尬失态。市侩的客人们对于历史沧桑的北京栗子没有丝毫兴趣，有的发出势利的嘲笑，有的保持高贵的沉默，它平凡的外表也无法激起人们的猎奇的冲动。最后，诗人以“卒章显其志”的方式，感慨文化交流的困难重重，可谓画龙点睛，直抒胸臆了。
文化交流的困难不仅体现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即使在来自亚洲国家的族群之间，照样有交流上的隔阂。《菜干汤》写于1997年，叙说一群香港人在加拿大唐人街的一个中餐馆聚会，发现邻座的一对越南新人正在举办婚礼，而“我们”食用了传统粤菜“菜干汤”，唤回旧日的集体记忆，想起了菜干的制作、亲情的纽带、个人的离散海外；然后，诗人从散漫的对话和内心独白中揭示一系列问题——
孩子们不欣赏这怪味道/我上次喝菜干汤——甚么？听不清楚，/你说甚么？——一定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孩子们没有霉雨的记忆，不喜欢/晒干或腌制的蔬菜，他们埋怨/这过气的唐人街酒家，挤满了亚洲人/吃的东西都太咸（我该怎样解释菜干的/来源？怎样由过去的口味变化到今天？）/埋怨大厅那儿越南人还在高声唱歌/教我们没法交谈。唉，他们好似想保存/过去的生活方式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是一场婚宴啊，好像那么开心/如果我们听懂他们的话，能从布满皱纹的嘴角/喧闹的声音里听懂他们的歌
在过气的唐人街酒家用餐的华族儿童，不喜欢带有地缘特色的传统粤菜“菜干汤”，也不关心它的身世来历和口味变化，这暗示的是华族文化无可奈何的没落，以及成年人与儿童之间代沟的凸显。重要的是，正在进行中的越南人的婚宴仪式，不能引起在场的华人的共鸣和兴趣，他们想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保存过去的生活方式，看来已经不大可能。抒情自我感慨的不仅是传统文化（华人的，越南人的）在现代世界的衰落，而且还有不同种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隔阂。除了华族人士之外，在这首诗的第一、二节还出现了拿着麦克风高歌的越南男子、开杂货店的柬埔寨人、开外卖店的泰国人，这说明了加拿大是一个全球城市(global city)和离散城市(diasporic city)；梁氏的言外之意是：由这些“跨国弱裔”(transnational minority)维系的多元文化，不仅需要得到强势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接纳，更需要弱势族群之间的相互沟通、彼此欣赏，这或许正是费孝通所说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态度。
不过，梁秉钧在文化上的看法又是辩证的：一方面，他乐观地相信，文化交往、跨文化对话难免误解和隔阂，但仍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他批评纯粹的、世界性的大同理想，强调诸种文化的历史性和差异性，以及认同政治之无所不在。《青蚝与文化身份》写“我”与友人参加比利时的“国际艺术节”，听到不同的艺术见解，于是从一道名为“青蚝”的食材，思考“文化身份”的议题——
都说青蚝没有身份的问题，/也许是这样？在布鲁塞尔/我们照样吃加拿大的青蚝/那位来自大陆的第六代导演老在说/艺术是纯粹的、世界性的。东方？/西方？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分别。/捷克的小说家，他认为，还不是/照样写出了法国式的小说！/那青蚝呢？/可我总觉得不是那么世界性/有些地方养得肥美，有些干瘪/由于营养不良，或是思想过度/不计代价地发展工业的地方/化学肥料流入河里，令青蚝/变了味道。有些连带着泥沙/有些盛在银盆里，用白酒煮/用豉椒炒，肯定适合不同的口味。/那我们呢/有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口味吗？
来自不同产地的青蚝自有不同的形貌，由于不同的烹饪方法，味道迥异，这是青蚝的身份印记。由此类推，不同身世背景的人当然有不同的文化品味。艺术的题材、风格、形式植根于不同的地理、文化、语言的疆界和不断变化的历史性，不可能是纯粹的、世界性的东西，东西方艺术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捷克作家不可能写出法国式的小说，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一种表象和幻觉，文化艺术都打上了认同政治的烙印。这首诗还出现一个台湾艺术家和一名中国第六代导演，前者幻想自己是日本人或者比利时人，后者贬低文化身份是老套问题，认同“宇宙性”的说法。梁氏语带嘲讽地指出——
可是宇宙里/老是有不同的青蚝哩，带着/或窄或宽的壳，陈列在雪上/适合不同的游客品尝。我们一样吗？/捷克的小说家其实并没有，我认为，/写法国式的小说。中国的青蚝离了队/千里迢迢之外，还是不自觉地流露了/浸染它成长的湖泊。青蚝有它的历史/并没有纯粹抽象的青蚝
这里采用音乐中的重复结构，从不同青蚝的事实性重申文化艺术的历史性，认为那种超越历史限定性的纯粹抽象的东西，其实根本不存在。梁秉钧发现，吊诡的是，在那名第六代导演追求虚妄的“宇宙性”的姿态背后，正是一种流行于发展中国家的根深蒂固的西方主义，一种自我殖民化的话语实践，如是而已——在这里，梁氏解构了肤浅偏执的现代性、全球化和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显示了他对于文化政治的敏感和洞察力。
2，香港时空、混杂文化、“九七大限”
1948年，梁秉钧出生于中国广东，童年时移居香港，在那里长大成人。香港是他终生厮守与眷念的家园，借用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术语，梁的大宗作品显示了他对香港的“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或“地方之爱”(topophilia)。萧凤霞指出：“在某种意义上，香港处在帝国的边缘实乃幸运之事。尽管空间狭窄，但是香港的居民、移民和本地人集体创造了一些非凡的文化和政治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选择和实施他们觉得最有意义的方案。”关于香港，人们往往持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刻板印象，与此联系的是华丽、奢侈、挥霍、浪费、炫耀、堕落。然而，梁氏“教导我们在日常、卑微的、散文化的事物中挖掘宝藏的各种方法”（周蕾）；进而言之，香港的人文地理、个人记忆与文化认同，经常是他思考和书写的主题。梁氏提到他计划在1992年初，编成一册以《家》为名的诗集，是从“家事”开始，经历离家的欧美经验，再带着不同目光回看“家事”作结，但是诗集最终没有出版，他得出的感受是“离家不一定是出门，是离开了熟悉的脉络、彼此有共识的观点、可以归类的范围。”
关于香港的文化空间，梁指出“香港文化的特色，见诸文化空间的混杂变幻。”在1995年前，他对香港的文化空间忧心忡忡，因为他发现这是“一个混杂、挤迫而又危险的空间”，这开放空间会轻易失去，他不确定是否可以让它成为一个创造、友善、稳定、包容的家园。他在随笔《无家的诗与摄影》中针对香港的身份表达了不安。香港是带有异国情调的殖民地城市，华洋杂处、文化多元，是中西古今的碰撞和杂糅，时间与空间混杂容易激起人的怀旧冲动，因此，这种暧昧的文化认同产生了奇特的魅力——
那些遥远的空间也带来遥远的时间：旧日的殖民地、殖民者记忆中永远的刹那、世纪末的颓废、边缘性的面对巨变的时空。总是异国的情调……时间也可以说是怀旧的过去……（省略号为引者所加）危机与玩笑、颓废的纵情与健康食物、古往今来的中外不同的时空，好似毫无禁忌地挤在一起。它有趣的地方，正是世界与本土相遇，意大利餐厅旁有日本小吃、酒吧隔邻卖鱼腩粥，在最不是香港的地方，香港的现实又在街头巷尾浮现出来。香港是什么也不是那么容易界定。古董商在橱窗放满秦俑或唐三彩瓷马招徕顾客。外来的游客呢，不管长居短处，也总在这儿找到摹拟的家乡。好奇的年轻人在这儿一瞥西方的潮流，回港的留学生在这儿回忆外国生活。
这表现的其实就是本雅明的“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概念。文化翻译否认先前给定的原初文化的本质主义，认为所有形式的文化都是不断处于“混杂”(hybrid)的过程，混杂就是霍米巴巴所说的“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文化混杂产生不同东西、新的无法辨识的东西，一个意义和表述协商的新领域。陈清侨指出，香港的殖民状况特殊，它使得“国人”被两种不同的敌对的权力关系所围：一方面是中国固有的文化霸权（主要透过家族、民族等社会性、论述性的文化网络而传播），另一方面是英国异族的殖民统治（主要透过官僚制度、教育和连串国家统治本位的后来所谓“不干预的”市场及文化政策而有效地运作）；香港的成长和人们的生活都是通过上述两种对立的身份生产过程而制定，历史早已把身份认同的“混杂”植根于人们的社会想象中。因此，香港处于不知的未来和暂见的稳定之间，成为一个“恒常过渡的家园”。梁氏强调，香港文化的混杂性不可套用中/西、传统/现代、本土/世界的二元标签。梁在1998年访问柏林，获得观察东西方文化的契机，感到文化混杂无所不在，“由于身处西方回看东方，中间又有机会往返东京的诗会和香港的会议，特别敏感地觉着了东西方种种相同与相异、以及相遇后的混杂与歧生。我逐渐发觉不是有一个西方与东方，而是有许许多多互相混杂产生的东西。”实际上，梁氏对于香港上述问题的思考，也集中体现在他的食馔诗学当中。《鸳鸯》从香港的一种日常饮料“鸳鸯”写起，揭示背后的象征寓意——
五种不同的茶叶冲出了/香浓的奶茶，用布袋/或传说中的丝袜温柔包容混杂/冲水倒进另一个茶壶，经历时间的长短/影响了茶叶的浓淡，这分寸/还能掌握得好吗？若果把奶茶//混进另一杯咖啡？那浓烈的饮料/可会压倒性的，抹杀了对方？/还是保留另外一种味道：街头的大排檔/从日常的炉灶上累积情理与世故/混和了日常的八卦与通达，勤奋又带点/散漫的……那些说不清楚的味道
根据作者介绍，这里的“鸳鸯”并非禽鸟、情侣或者缠绵动人的爱情小说，它指的是香港日常文化中流行的一种饮品，奶茶与咖啡的混合。这里描绘鸳鸯的制作过程，疑问和假设的口吻暗示不确定性，说明这种风味是出于高超手艺，否则就失去本土特色。诗人认为，鸳鸯是中西文化相遇的结果，文化混杂的结晶；他担心强势的殖民文化有压倒弱势的中华文化之虞，他批评文化嫁接（acculturation）的暴力，暗示不同文化的和平交往、混杂共生的可贵。霍尔认为，文化认同有“双重性”: 一方面是相似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是差异和断裂，这是两个同时运作的轴线，近似于德里达的“延异”。思考文化认同必须根据两个轴线间的对话：前者让我们想到一些过去的根基以及与过去的连续性。后者提醒我们，我们所分享的，准确地说是一种深刻的非连续性的经验。联系《鸳鸯》我们可以说，香港之本土文化的特色就是这种混杂性，一种具有双重性的文化认同。
香港新界最传统的菜式是围村菜，发明人是那些最早从中国南来的农民，其中最有名的菜色当推逢年过节食用的“盆菜”。这种杂烩菜据说起源于南宋末年，文天祥大军退守此地，当地农民倾其储备的食物，临时哈希而成。梁氏的《香港盆菜》如下——
应该有烧米鸭和煎海虾放在上位/阶级的次序层层分得清楚/撩拨的筷子却逐渐颠倒了/围头五味鸡与粗俗的猪皮/狼狈的宋朝将军兵败后逃到此地/一个大木盆里吃渔民储藏的余粮/围坐滩头进食无复往日的钟鸣鼎食/远离京畿的辉煌且试乡民的野味//无法虚排在高处只能随时日的消耗下陷/不管愿不愿意亦难不蘸底层的颜色/吃久了你无法隔绝北菇与排鱿的交流/关系颠倒互相沾染影响了在上的洁癖/谁也无法阻止肉汁自然流下的去向/最底下的萝卜以清甜吸收了一切浓香
盆菜由众多食材层层堆积而成：上层是肉类、海鲜或鲍鱼或海参等罕见食材，中层通常是猪肉、干冬菇等东西，底部则是白萝卜、猪皮及豆腐等家常的食材，貌似“等级森严”，其实卖相可观，亦符合营养学。诗的第一节由食物引出民间传说，其意并不在抒发思古之幽情。帝王将相从习惯于钟鸣鼎食，到离乱生涯中尝试乡民的野味，最后产生了大受民众欢迎的菜肴，这是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导致的世俗化和平民化现象。第二节提升到文化象征，暗示打破阶级壁垒与地理疆界、展开文化交流的必然性。梁氏认为，中心与边缘、高蹈与通俗、大传统与小传统、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两者不是二元对立、泾渭分明的关系，它们的相互交流和彼此影响，实乃大势所趋，就像盆菜中的肉汁由上而下的流向，自然不过。在诗集《东西》后记中，梁氏坦陈：“《食事地域志》里写香港新界围村节日的《盆菜》，这种层层混杂各种肉与菜的食物，也启发了我用一种拚凑各种不同声音和观点的手法，以表达我们对九七的复杂心情。”进而言之，这首诗也可说是关于文化认同的一则形象化证词。霍尔指出：“像每种历史性的事物一样，文化认同经历了持续的变形。它绝非永远固定于本质主义化的过去，它受制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持续不断的游戏。”香港盆菜的传奇身世也正是出于历史偶然性、政治实践和社会风俗的互动，梁秉钧回溯历史风云，表达的是一份镇定、乐观和从容。
梁秉钧之“饮食书写”中关于香港命运的思考，其实不在少数。他流露的心情，除了乐观坦然和自尊自信之外，也有不难理解的焦虑和不安。1995年，香港即将回归久违的祖国，有人恐惧于“九七大限”，移民海外，以求“避祸自保”。针对这种躁动的社会意识和跨境流动的现象，梁氏坦率地说道——
也许你会想到我们一些朋友，（其中当然也有诗人），因为觉得香港越来越难安居，不得已移民海外。其实，对于他们和对于我的诗来说，现实的迁徙，在其他文化中安顿，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如果我觉得家园变成陌生地，那并不表示多有陌生的异乡都可以轻易变成家园。人的远适异国，正如诗文之翻译成另一种语文，都是一个复杂错综的过程，冒着丧失自己被吞没的危险。
即使生长于斯的“家园”有可能变成“异乡”，但是，陌生的“异乡”也未必能够轻易变成亲切的“家园”， 游移在家园和异乡之间，显然是太多的疑虑、彷徨和无奈。既然对于梁秉钧来说，“远适异国”不切实际，不如索性留下来，近距离观察世事流转和人心波动。1997年农历除夕，距离回归只有半年时间，梁氏写下《除夕盆菜》，流露对“九七大限”的惶惑与猜疑。这首诗杂糅叙事、描写、对话和独白，拚贴万花筒一般的零碎镜头，制造“末路狂欢”的效果。更可观的是，梁氏交错描绘进食盆菜的过程，以及各阶层食客的心态，后者包括：官方的安抚和统战，小民百姓对经济危机的忧虑，以及无所不在的疲倦、亢奋和茫然——
……香港协会新界西地区委员会/和航运界举行除夕餐舞会。庆回归。/迎九七。锦绣年华。风云群英会。/排山倒海而来。用计算器算要交的税。/下月要起租了。总在翻寻不同的东西。不知放到哪里去。/交通混乱。留下大堆的垃圾。有鱼。/有肉。文化打手阴魂未散，又再冒出头来。/提醒有司小心独立的肠脏。注意分离和颠覆的骨头。/温暖的感觉。“像母亲伸出双手迎接游子。”/他中气充足地说。我们也想好好过日子。/一个坐在车厢里的人。一个走路的人。/一个露宿的人。一个有粉红色劳斯来斯和马桶的。/一个在墙上涂鸦自称九龙城皇帝的人。手举起。/筷子举起在半空。有些说不分明的甚么就在门坎外。
“九七大限”变成了一个流行于香港社会的诅咒和谶语，背后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深沉的忧惧与猜想。那么，香港作家应该如何去想象一个宽广开放而又切合实际的愿景？香港脱离殖民主义之后，是否仍然回归民族—国家又重演历史？李欧梵提出，应该超越这两种二十世纪的模式，走向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化道路，不仅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市场之类的经济说法，而应该追求全球城市中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他认为，这些国际化大都市有多元语言和文化，社会流动性极大，形成多种认同；配合着商品流通、消费文化、多媒体等生活形式，具有挑战和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可能性。显而易见，这些有关文化设想补充和发展了梁秉钧等文艺家的思想认识。
结语：食馔诗学的主题与问题
在诗文集《食事风景》中，梁秉钧把自己对食物的态度和盘托出：“食物是最朴素也最丰富的语言……我喜欢食物，相信通过食物有助我们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文化。”大体而言，梁氏食馔诗学的题材有香港、亚洲和世界的脉络，而且朝向四个层次的辩证对话。其一，透过饮食的命运流转讲述“离散族群”的身世，却不鼓吹回归故国原乡、中心、起点的文化本质主义，而是对落地生根的生活保持善意的同情心。其二，描绘“亚洲食物”的文化传记和价值政治，触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议题，但是超越了国族主义叙事。并且，由食物而联想个人在历史风暴中的处境，讽喻社会主义和革命政治，强调民生智慧对于百姓的重要性。其三，透过食物去深思香港的（后）殖民处境、文化认同、文化混杂与全球城市的意义。识者以为，“梁氏不单拒绝那种傲慢地不屑以食物入诗的态度，更对食物抱有诚恳的思考，因而最终开启一个全新领域，以探讨食物究何所指此一课题，尤其在后殖民、后现代的香港时空中。”良有以也。
但是，阅读梁氏的食馔诗学，人们在肯定其高才硕学之余，亦不免产生“审美的疲劳”。当梁对饮食文化赞叹不止，解构国族主义和革命叙事，一些问题随之出现了。人们不禁对作者的思想立场发出叩问：既然“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抗议，既然中国、亚洲、世界都卷入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海洋，既然饮食文化摆脱不了这一意识形态的纠缠；那么，人们该如何打开新的历史视野，去重新思考二十世纪的“革命遗产”及其政治价值？既然食物离不开现代民族—国家的地理、政治与文化的制约，那么，人们应该如何通过食物的眼睛去评价“民族主义”及其正面意义？梁氏已经碰触食馔诗学的文化认同与种族维度（例如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关的那些作品），那么，蕴含在这种消费文化中的“阶级意识”与“性别政治”，如何在文学想象中得到批判性的清理？我相信，这不但是梁氏本人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是所有香港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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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19 07:44
来源:
慧爱聊科技发布于：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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