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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趋记情》浅析杨绛的干校文学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
摘要:干校文学作为以文化大革命时期干校生活为题材进 落,哀而不伤,哪怕是屈辱也是淡淡的一笔带过。
行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其所反映的叙事内容和思想主题上具有
程度鲜鼹的醣代烙印。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在于校文学的作
逆境里的友谊,珍视感激而不敢流露的情怀
品里以其淡浊平实的叙述风格。睿智坚忍的人文情怀而格外;
可能是因为被捡来的缘故吧,小趋刚来就很喜欢与八亲近,
人瞩鑫。本文从其《干校六记》里的《 、趋”记请》出发,分析作者
对于曾给它带过吃的的”我”和”默存”十分依赖,常常是我要去下
独特叙事风格下的真实情感,并试匿对此时期干校生活的人物
地干活了,小趋也摇着小尾巴一蹦一眺的跟着我;后来小趋被送
心理做一具体体悟,将之与露靖期酾知青文学进行比较,分析其
到了更远的地方,它甚至有一天自己摸索着复杂的道路回来找
我。,』、趋作为一只小狗对于收养它的好心入发自内心的感激与
关键词:《 小趋 记请》;干校文学;知青文学
依恋深深影响着干校生活的每一个人。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这种感激之情,不光在小狗对于收养它的好心人身上,我们
文章编号: ? ?当时在干校劳动改造的每个人也同样感激在苦闷的日子里有了
这让一只善良的小狗的陪伴。在那个人人自保各自防范的艰苦
杨终先生的《干校六记》是由《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
岁月里.正是小趋的这种执着而真挚的感情温暖了大家。使我在
圃记阕》、《”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这六篇小文章
冷酷的干校岁月里无形中坚定了信心重塑了尤其与力量。
组成的回忆体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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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五
9：00&22：00
悲剧性的内蕴与内化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作者简介：陆静（1989-），女，汉族，福建莆田人，现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中国论文网 /6/view-6649818.htm　　摘 要：杨绛的《干校六记》是一部叙述文革的纪实性散文，在字里行间的叙述中，读者见到的是作者对干校两年生活客观真实的平静叙述，但是细细品味语言背后的意蕴，可以见到作者深藏在其中的悲剧情怀。 　　关键词：客观；悲剧性；内蕴与内化 　　《干校六记》是杨绛先生对自己在干校两年生活的纪实性回忆，杨先生在叙述中尽量客观的还原历史真实，叙述冷静、平淡。但是在客观的叙述后面隐藏的却是作者对“文革”这场运动给人们所造成的伤害的控诉，反映的是一种悲剧性的意识。 　　一、冷静、客观的叙述 　　“文学的内容其实是主体（作家自身）和客体（社会历史生活流）两方面构成。一个作家对某方面生活内容的长于把握往往是决定一个作家风格的最先因素。”①在内容上，杨绛的《干校六记》并不如“五四”大多女作家更注重自身的表现，它只是作家在干校两年生活的真实客观回忆。“反右”、“文革”、“上山下乡”不仅给作家丰厚的社会生活，而且给了作家任何时代女作家不曾有的社会意识。因此，作家在作品中就更着力于对社会客体的把握和反映。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杨绛对《干校六记》的叙述风格是冷静、客观、真实。如在《下放记别》中作者写道“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②P[11]钱钟书下放的时间是1969年11月，而杨绛先生下放时间是1970年7月，两人相别八个月时间，杨先生并不将见到丈夫变样的心痛之情溢于言表，而是很理性的描绘了干校生活对钱钟书所造成的外在变化。《学圃记闲》里，“那老大娘愤然说：‘地主都让拣！’我就问，那些干老的菜帮子拣来怎么吃。小姑娘说：先煮一锅水，揉碎了菜叶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搅，‘可好吃哩！’”②P[24]这样粗糙的食物放在今天肯定是被各种嫌弃，就是连农夫也不会给家畜吃，而杨绛先生却说“可好吃哩”的滋味却是我们应该体验而没有体验到的。杨先生已然看到她们生活的辛酸，却只是很平静地叙述事实，传神地复活和还原历史人物生动的面目，以此同时还兼顾当时的历史氛围、生活情境和世情民俗，有细致入微的人性体察和道德褒贬，还有一份渗透世情的淡泊与平静，但却没有添加任何抒情性因素。 　　对于十年文革这场政治灾难，许多身受者不堪回忆，陈白尘重读《牛棚日记》数天吃不下饭，张光年则在《向阳日记》中写道：“翻阅二十多年前受难期间那些日记小本，透过密密麻麻的字迹，那些不堪回首的人和事，经过温习、筛选、抄录而成书，对我这个八十三岁老人来说，是又一次感情上的折磨和思想上的鞭打。” ③而杨绛写作《干校六记》的原因是“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因此作六记。”且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不仅没有对这场政治运动进行鞭笞，更看不到作者只言片语的怨恨，反而她的叙述式非常的从容、平静。但是杨绛所要表达的情感真的就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吗？杨绛自己曾经说过；“文字表达的技巧，更在故事之外，只能从文字里追求……不爱解释；读者如果不用心思或不能理解，那就活该了。” ④孙绍振评价杨绛说：“杨绛的文风显得比孙犁更加从容，……把散文当做散文来写，就是在非诗的领域里追求散文的趣味和谐趣，哪怕写‘文革’的灾难，甚至生离死别，屡遭横逆，她也节约着形容和渲染，以平静的叙述为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⑤关于“反讽”，“新批评派”的主将布鲁克斯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⑥在《干校六记》中就表现为“实际说出的与可能说出的之间有或大或小的差距”，字面意义与实指意义不符的状况。 　　二、悲剧性的内蕴与内化 　　杨绛对干校生活的回忆没有明显的悲剧意识的外露，但是细细品味她的语言深层信息，我们便可以领会到作者的悲悯情怀。《下放记别》里钱先生下放，用粗绳子将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密密缠捆，“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在搬图书室的铁书架、大书橱、卡片柜也是“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扛，贴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来。这又使我惊叹，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虽然是对人的血肉之躯沉重的诙谐与精警的调侃，但是对“文革”中人为制造的灾难的愤恨之情已掩饰不住而跃然纸上。《“小趋”记情》里写到小趋欢迎默存“它远远看见默存从砖窑北面跑来，就迎上前去，跳呀、蹦呀、叫呀、拼命摇尾巴呀，还不足以表达它的欢忻，特又绕上个打滚儿；打完一滚，又起来摇尾蹦跳，然后又就地打个滚儿。默存大概一辈子也没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 ②P[30]小趋是菜园班的诗人从砖窑抱回的一条狗，杨先生在看守菜园的那段时间里，小趋多半陪伴在杨先生旁边，“默存每到我们的菜园来，总拿些带毛的硬肉皮或带筋的骨头来喂小趋。小趋一见他就蹦跳欢迎。” ②P[30]上面那段话就是写小趋见到默存后的反应，看起来是在写小狗的可爱，实则是在讽刺当时人与人之间难以建立互信的日子，与狗倒能发展出一段真挚的感情。作者以此篇来描写怀念小趋，也反应了作者对真诚人性美的呼唤。再如《冒险记幸》中，有一次经历是大年夜杨绛送完“向来不会认路”的默存会宿舍独身回自己宿舍，暗黑的雪夜里作者要辨别方向，要小心路上的障碍，要找到回宿舍的辨识物，路上的惊险令人不寒而栗。当她回到宿舍后，“‘回来了？’同屋的伙伴儿笑脸相迎，好像我才出门走了几步路。在灯光明亮的屋里，想不到昏黑的野外另有一番天地。”②P[43]这段话看似是对同伴的关怀，其实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与疏远，她们不知道外面那片昏黑的世界，自然也不会知道“我”回来的艰辛，在那个以人的情感为斗争武器的年代她们自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保身。 　　杨绛满纸谐语，叙述平淡、冷静，但是仔细挖掘这些话语背后的意蕴，就可以见到作者对“文革”十年动乱给人们带来身体上与精神上摧残的悲剧性叙述，只是作者将其内蕴在平淡叙述与精警调侃的言语中。 　　三、悲剧性内蕴的个性价值 　　与同时代其它女性作家不同，杨绛对“文革”的回忆不是任由感情泛滥，而是凭理智来领会这一切，如成熟的女性走过的人生道路一样，阅尽沧桑后的作家隐去了惯常的微笑和痛苦的倩影，在文字中显出平静、豁达和超脱。正如作者在《我们仨》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⑦作者并不将悲剧意识外露，也不大声抨击，而是用冷静、客观的叙述来展现形形色色的世间百态，反而更能显出事件的荒谬与作家内心的隐痛。 　　在《干校六记》中，“文革”变得不再那么痛苦、可怕，甚至变得有趣，让人在轻松、愉悦的阅读中品味人生的辛酸，这也正是杨绛能够在新时代女性散文作家中独树一帜而愈久弥新的魅力所在。（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谢玉娥.《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M].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142页. 　　[2] 杨绛.《杨绛作品精选――散文（Ⅰ）》.[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北京第1版. 　　[3] 张光年.《向阳日记》.[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5月.3页. 　　[4] 杨绛.《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文学评论》.1982年03期. 　　[5] 孙绍振.《世纪视野中的当代散文》.《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6]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原理》.[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50页. 　　[7] 杨绛.《我们仨》.[M].三联书店.2003年7月北京第1版.121页. 　　作者简介：陆静（1989-），女，汉族，福建莆田人，现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摘 要：杨绛的《干校六记》是一部叙述文革的纪实性散文，在字里行间的叙述中，读者见到的是作者对干校两年生活客观真实的平静叙述，但是细细品味语言背后的意蕴，可以见到作者深藏在其中的悲剧情怀。 　　关键词：客观；悲剧性；内蕴与内化 　　《干校六记》是杨绛先生对自己在干校两年生活的纪实性回忆，杨先生在叙述中尽量客观的还原历史真实，叙述冷静、平淡。但是在客观的叙述后面隐藏的却是作者对“文革”这场运动给人们所造成的伤害的控诉，反映的是一种悲剧性的意识。 　　一、冷静、客观的叙述 　　“文学的内容其实是主体（作家自身）和客体（社会历史生活流）两方面构成。一个作家对某方面生活内容的长于把握往往是决定一个作家风格的最先因素。”①在内容上，杨绛的《干校六记》并不如“五四”大多女作家更注重自身的表现，它只是作家在干校两年生活的真实客观回忆。“反右”、“文革”、“上山下乡”不仅给作家丰厚的社会生活，而且给了作家任何时代女作家不曾有的社会意识。因此，作家在作品中就更着力于对社会客体的把握和反映。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杨绛对《干校六记》的叙述风格是冷静、客观、真实。如在《下放记别》中作者写道“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②P[11]钱钟书下放的时间是1969年11月，而杨绛先生下放时间是1970年7月，两人相别八个月时间，杨先生并不将见到丈夫变样的心痛之情溢于言表，而是很理性的描绘了干校生活对钱钟书所造成的外在变化。《学圃记闲》里，“那老大娘愤然说：‘地主都让拣！’我就问，那些干老的菜帮子拣来怎么吃。小姑娘说：先煮一锅水，揉碎了菜叶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搅，‘可好吃哩！’”②P[24]这样粗糙的食物放在今天肯定是被各种嫌弃，就是连农夫也不会给家畜吃，而杨绛先生却说“可好吃哩”的滋味却是我们应该体验而没有体验到的。杨先生已然看到她们生活的辛酸，却只是很平静地叙述事实，传神地复活和还原历史人物生动的面目，以此同时还兼顾当时的历史氛围、生活情境和世情民俗，有细致入微的人性体察和道德褒贬，还有一份渗透世情的淡泊与平静，但却没有添加任何抒情性因素。 　　对于十年文革这场政治灾难，许多身受者不堪回忆，陈白尘重读《牛棚日记》数天吃不下饭，张光年则在《向阳日记》中写道：“翻阅二十多年前受难期间那些日记小本，透过密密麻麻的字迹，那些不堪回首的人和事，经过温习、筛选、抄录而成书，对我这个八十三岁老人来说，是又一次感情上的折磨和思想上的鞭打。” ③而杨绛写作《干校六记》的原因是“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因此作六记。”且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不仅没有对这场政治运动进行鞭笞，更看不到作者只言片语的怨恨，反而她的叙述式非常的从容、平静。但是杨绛所要表达的情感真的就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吗？杨绛自己曾经说过；“文字表达的技巧，更在故事之外，只能从文字里追求……不爱解释；读者如果不用心思或不能理解，那就活该了。” ④孙绍振评价杨绛说：“杨绛的文风显得比孙犁更加从容，……把散文当做散文来写，就是在非诗的领域里追求散文的趣味和谐趣，哪怕写‘文革’的灾难，甚至生离死别，屡遭横逆，她也节约着形容和渲染，以平静的叙述为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⑤关于“反讽”，“新批评派”的主将布鲁克斯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⑥在《干校六记》中就表现为“实际说出的与可能说出的之间有或大或小的差距”，字面意义与实指意义不符的状况。 　　二、悲剧性的内蕴与内化 　　杨绛对干校生活的回忆没有明显的悲剧意识的外露，但是细细品味她的语言深层信息，我们便可以领会到作者的悲悯情怀。《下放记别》里钱先生下放，用粗绳子将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密密缠捆，“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在搬图书室的铁书架、大书橱、卡片柜也是“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扛，贴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来。这又使我惊叹，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虽然是对人的血肉之躯沉重的诙谐与精警的调侃，但是对“文革”中人为制造的灾难的愤恨之情已掩饰不住而跃然纸上。《“小趋”记情》里写到小趋欢迎默存“它远远看见默存从砖窑北面跑来，就迎上前去，跳呀、蹦呀、叫呀、拼命摇尾巴呀，还不足以表达它的欢忻，特又绕上个打滚儿；打完一滚，又起来摇尾蹦跳，然后又就地打个滚儿。默存大概一辈子也没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 ②P[30]小趋是菜园班的诗人从砖窑抱回的一条狗，杨先生在看守菜园的那段时间里，小趋多半陪伴在杨先生旁边，“默存每到我们的菜园来，总拿些带毛的硬肉皮或带筋的骨头来喂小趋。小趋一见他就蹦跳欢迎。” ②P[30]上面那段话就是写小趋见到默存后的反应，看起来是在写小狗的可爱，实则是在讽刺当时人与人之间难以建立互信的日子，与狗倒能发展出一段真挚的感情。作者以此篇来描写怀念小趋，也反应了作者对真诚人性美的呼唤。再如《冒险记幸》中，有一次经历是大年夜杨绛送完“向来不会认路”的默存会宿舍独身回自己宿舍，暗黑的雪夜里作者要辨别方向，要小心路上的障碍，要找到回宿舍的辨识物，路上的惊险令人不寒而栗。当她回到宿舍后，“‘回来了？’同屋的伙伴儿笑脸相迎，好像我才出门走了几步路。在灯光明亮的屋里，想不到昏黑的野外另有一番天地。”②P[43]这段话看似是对同伴的关怀，其实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与疏远，她们不知道外面那片昏黑的世界，自然也不会知道“我”回来的艰辛，在那个以人的情感为斗争武器的年代她们自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保身。 　　杨绛满纸谐语，叙述平淡、冷静，但是仔细挖掘这些话语背后的意蕴，就可以见到作者对“文革”十年动乱给人们带来身体上与精神上摧残的悲剧性叙述，只是作者将其内蕴在平淡叙述与精警调侃的言语中。 　　三、悲剧性内蕴的个性价值 　　与同时代其它女性作家不同，杨绛对“文革”的回忆不是任由感情泛滥，而是凭理智来领会这一切，如成熟的女性走过的人生道路一样，阅尽沧桑后的作家隐去了惯常的微笑和痛苦的倩影，在文字中显出平静、豁达和超脱。正如作者在《我们仨》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⑦作者并不将悲剧意识外露，也不大声抨击，而是用冷静、客观的叙述来展现形形色色的世间百态，反而更能显出事件的荒谬与作家内心的隐痛。 　　在《干校六记》中，“文革”变得不再那么痛苦、可怕，甚至变得有趣，让人在轻松、愉悦的阅读中品味人生的辛酸，这也正是杨绛能够在新时代女性散文作家中独树一帜而愈久弥新的魅力所在。（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谢玉娥.《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M].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142页. 　　[2] 杨绛.《杨绛作品精选――散文（Ⅰ）》.[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北京第1版. 　　[3] 张光年.《向阳日记》.[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5月.3页. 　　[4] 杨绛.《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文学评论》.1982年03期. 　　[5] 孙绍振.《世纪视野中的当代散文》.《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6]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原理》.[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50页. 　　[7] 杨绛.《我们仨》.[M].三联书店.2003年7月北京第1版.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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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二十周年合集
《干校六记》读后
　　我有幸是《干校六记》的最早的读者之一。一天，我去看默存和季康，大家谈这谈那，谈得很热烈，也很投机，――象往常每次谈话一样。临走时，季康递给我一包手稿，即《干校六记》及默存为此书写的序言，让我带回看看，过些日子提点意见还她。我回来后，时间已经很晚，心想先看上一记，以后有机会再看。不想一看之后，真是“欲罢不能”，一口气读完了六记，这时已是深夜。但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于是连夜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说了自己读后的直观的感想。
　　是什么特点使《干校六记》具有这样引人思考的力量呢？
　　固然，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没有经过特殊历史形势下所谓的“干校”的“蒸”、“焙”的，大概只有极少数是例外。《干校六记》以朴素的笔触描写了这一人人切身经历过的事件，使人们重温了那段逝去了的岁月中思想的流光，因而使人感到亲切有味，是一个原因。但却不是重要的，更非唯一的原因。历史将证明它比残缺不全的《浮生六记》将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在今天或者今后，那些不曾经过“干校”“蒸”、“焙”的人，也会怀着浓厚的兴趣去阅读它，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由于它有另外的原因在。
　　杨绛同志是一个有多方面文学修养的作家，她出版过剧作《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和《风絮》，出版过短篇小说《倒影集》，以及文学论文集《春泥集》等，并翻译出版过《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名著《小癞子》、《堂?吉诃德》，以及法国名著《吉尔?布拉斯》等。她有着精湛的艺术素养，以及驾驭和表现她所处理的题材的能力。
　　《干校六记》顾名思义，是属于记传体文学。我们都领略过的所谓“干校”，虽然不能概而论之，但是说它们是小异大同想来是不会错的。林彪、“四人帮”利用它摧残人材、摧残干部，有着触目惊心的事实。而季康的《干校六记》却有意回避了这一方面事实的叙述和描写，除第一则《下放记别》多少接触了一些大动乱的现实带给她女儿及她一家的令人心碎的事实外，其余五记可以说都选取的是“干校”生活中看来一些琐细的侧面。正如默存同志在《小引》中所说的：“‘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但就在对这些琐琐细细的生活侧面的描写中，季康的观察和表现是那样纤细入微，而又切中要害、恰到好处，娓娓动听，并不失之繁琐：――这可以说是她的所有作品，如《倒影集》中的作品的共同的艺术特色。在《六记》中，她善于在冷酷的现实中发现诗意，并且写得那样淡雅优美，绘声绘彩，有时又很富有哲理气味，给人以积极的启示和鼓舞。干校，在我们革命的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美好的名词，并且起过它的积极的作用，但十年动乱时期的“干校”，已经变了质，正象美好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也一度变成了历史上少有的那伙丑类推行最肮脏的反革命勾当的招牌一样。作者季康也和那时一切有理智和正常情感的人们一样，对那个特定环境是有“哀”和“怨”的，并且，在她的笔下，“其境皆真境，其情皆真情”，毫无半点文饰造作，“故能引人之情，相与流连往复而不能自已。”(《抱经堂文集?后山诗注跋》)但在《干校六记》中，我们又清楚地看到了作者的恰切的分寸感，不仅很少正面的这类描写，而且，举凡涉及这类地方之处，她不仅不加铺叙，笔墨都极简省，点到为止，并且出之谈远、平和，言近旨远，余味无穷。有一位同志看了《干校六记》之后，曾经说了下面几句话：“悱侧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照我看，用这几句话概括《干校六记》的艺术特点，是很恰切、很准确的。
　　《干校六记》的这一特点，也正是它能够“引”我之情，“相与流连往复而不能自已”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从这里，我们也就看出了作者的精湛的艺术素养与功底。
　　《干校六记》在思想上也还有一个很吸引人的特点，这就是作者在困苦的境遇中，极力去发掘和描写知识分子在冷酷境遇中内心高尚的情操，特别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高尚的情操。这些我国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在年已花甲的情况下，被投诸人烟稀少、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环境里，虚度岁月，这是怎样的民族的和文化的悲剧啊。但在作者所写的《六记》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绝望、沉沦情绪的流露和表现，而是不时地流露出对生活、对未来的热切的追求和向往。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劳动所形成的“集体感”或“合群感”，曾经给人们精神上带来多少愉悦，甚至幽默感。这种美好的、引人向上的情操的叙述，渗透在作品中的许许多多描写里。如在《误传记妄》中的一段描写，就是隽永无穷，颇发人深思的：
　　……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拚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象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季康和默存是几十年的老夫妇，始终彼此相敬如宾，和好如一，关于他们之间的爱情的美好的传说，我就听到过不少，当然也有个别外国报刊无中生有地造过他们“离婚”的谣言的，季康和默存都曾为此感到好笑。从这一段平实的而又感人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他们彼此相知、相爱之深。他们的希求是多么少而又少啊！一个窝棚存身，就心满意足了，仿佛真有点“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味道，可什么享受都“罢得”，唯独没有书，对于嗜书如命的他们老俩口，可真就是一件最大的不幸。默存是一个国际上名震一时的知名的大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祖国他是怀着多么真挚的一颗赤子之心啊：“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拚得人憔悴。”即使在那样非人的逆境中，“时光倒流”，他也丝毫没有任何后悔解放初期他坚决留下的抉择。为了社会主义的祖国，真可以说是“虽九死其未悔”，这是我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品德(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优美的品德，应该提倡，却反对那种对待知识分子抱着极“左”流毒的人的这类主张：你应该虽万死其犹未悔，我呢，怎样对待你都属理所当然)。我说这里的描写很感人，却又很平实无华，是有大量的事实在，而且是很雄辩的事实在。就拿近年“出洋”，包括送子女“出洋”成风的情况来说，默存却令女儿放弃了英国国籍(她女儿出生在英国)，回国工作。季康和默存，特别是默存，每年收到国外数不清的单位的邀请，甚至是重金聘请，例如说，去年美国几个学术团体邀请他去讲三至五次，一切费用归对方负担外，另付本人一万八千美元酬金，八次邀请，概被拒绝；今年美国加州大学约他们夫妇俩个去半年，“不承担任何任务”，允诺给予更加丰厚得多的报酬，他们仍然是“不去”。不止一个人闻之，认为钱某(有时也包括杨某)太傻：――别人争都争不到“出洋”的机会，而“洋人”那样盛情邀请他，并给予那么丰厚的报酬，他却一概拒绝，真真有些“反常”。但从这“反常”的表现中表现了怎样的精神境界！近年来，人们判断人、事，更多地重“实”不重“名”了。本来是“名”从“实”出，“实”先于“名”的，可是多年来我们只重高唱革命“高调”，却不务“实”酿成的灾祸，教会了人们不得不改变观察事物的方法，把头脚倒置过来，脚踏实地，从“实”和“实践”出发判断人和事。照我看，在这一方面，季康和默存的精神境界要比某些自居“革命”、实际至今仍然极左的人，要高超多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才会出现“反常”之讥。
　　最后是钱先生在《小引》中提出的“记愧”的问题。我倒有一种想法，即使“明知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却还要去充当“旗手、鼓手、打手”之类，若属偶为，尽管很不足以为训，却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既非积习，改也容易。倒是那极少数每每明知不是那回事、却总要在运动中大显身手的人，最有资格“记愧”，倒是很应由这类人来补上这一记。如果真的刨心析肝地写，也肯定会写出很精彩的记传文字来。但话又说回来，这几乎又是绝无可能的。因此，这样一类的记愧，未来的考据学家又是很不易发现的，如果不是伪造的“赝品”的话。
　　一九八一?七?十
　 (《干校六记》，杨绛著，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钱钟书(默存)为本书所写的《小引》，见本刊本期第100页。)敏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