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义和团的评价
对义和团的评价
民族意识觉醒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观点认为，义和团运动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滥觞。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由这段布告看来，义和团的兴起虽然最初发生于幻想，但很明显的还是民族精神的觉醒。”
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的热情和能量使八国联军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将军感慨万端：“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在《中国问题》中说，一旦怯弱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上最轻率的赌徒。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书上的评价显然带有毛泽东的个人色彩：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
　　中共认为，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以及民国的反廿一条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三大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其中五四运动主要为反帝国主义政治主权侵略，而义和团运动和五卅运动则是反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侵略的运动，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深远。
　　哲学家唐君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他说：“与近代中国文化问题，及西方经济、政治、宗教之力量之传入，密切相关之大事件，一为太平天国之乱，一为义和团之变。如果要在中国史上找宗教战争，则此二者在一义上，亦可说是宗教战争。太平天国，可说是变相的基督教与儒教之战争。而义和团则是民间的道教与基督教之战争。当然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事件，其产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国是要排满，义和团是要灭洋。但在口号标语上说，太平天国明是打着上帝的旗帜，而义和团之口号，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着中国道教诸神的旗帜。此中不能说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冲突的问题在内。因而亦可说为一宗教战争。如西方之宗教战争，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经济的原因，而不失其为宗教战争。此二次宗教战争，第一次中国之儒教胜了，第二次中国之道教败了，连整个中国亦败在西方国家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传教事业，更日益在下层社会，进行无阻。”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权力斗争。唐德刚将义和团比喻为红卫兵，而将刚毅比作林彪，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四兄弟比作四人帮。载氏四兄弟、刚毅及其一帮扶助义和团的大臣，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太后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绪帝等帝党。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本拟废光绪立载漪之子大阿哥溥俊为帝，但遭到西方列强反对，因此，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极为仇恨。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俊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但慈禧太后虽保住了光绪的命，却也忌他们几分，无法控制他们。董福祥的甘军杀了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后，慈禧太后曾召董福祥及载漪面斥，欲下旨惩办，但董福祥以甘军哗变来要胁慈禧，慈禧也只好作罢。
　　而其时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如御史徐道焜上书：“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陈嘉称自己“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当时的报纸评论说：“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
对义和团的正面评价
　　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次由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义和团的英勇行为，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粉碎了其瓜分中国的计划；同时还间接打击了反动卖国的清政府；最后，义和团运动促使民族觉醒，对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
　　代表意见：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开智录》于1901年发表文章《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称：“中国人柔筋脆骨，已为万国所不齿矣；绝东老大之号，第二犹太之名，已凄声盈耳矣。甲午一败，割地求和，俯首贴耳，任外人之予取予携，不敢稍违豪命，人心板板，民气毫无。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彼耽耽逐逐以一鼾睡而目尽我中国人，而狂思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国者，观于此能无废然变计耶！”
　　早年留学美国的著名改良主义者容闳也于1901年告诉他的学生刘禺生说:“予默观现时大势及中国将来情形，当竭诚以授汝，汝其阐行吾志乎?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美国）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货船，其举动何殊义和团？[8]”　
　　陈独秀早期指责义和团的愚昧，后来思想发生一些变化，他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1924年）中指出一般人对义和团运动怀着的两个错误观念的原因。即“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看不见义和团排外所发生之原因”和“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最后他认为：“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孙中山先生早期也对义和团的缺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来，他在继续批评义和团弱点的同时也对义和团抵御外侮的行为进行了肯定，他在《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中说“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后来他在《九七国耻纪念宣言》中更指出，虽然义和团存在严重缺点，“然而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1955年，在北京各界欢迎东德代表团大会上，东德总理格罗提渥将当年德军缴获的义和团旗交还给周恩来。周恩来同志随后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外国也有一部分人同情义和团运动。列宁发表《中国的战争》，针对一些人称义和团运动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指出“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他还谴责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一次演说中表示：“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
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对义和团的负面评价
　　认为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谓十毛），无法无天，除屠杀外，也奸淫据掠，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
　　主要代表意见：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1918年）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学者王致中曾发表论文《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批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愚昧、仇外的运动。引起较大反响，其论点和论据被广泛征引。
　　台湾柏杨在《中国人史纲》肯定前期义和团运动“直觉的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但对后期义和团运动进行抨击，认为其“变质”。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义和团运动初期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研究
义和团运动初期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研究
摘要：义和团运动初期，清政府采取的政策历来是有争议的问题。不少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有“以剿为主”说、“以抚为主”说、“剿抚兼施”说、“不剿不抚”说，以及不以剿抚论具体情况讨论说，等等。
我认为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去分析，不能简单以是“剿”还是“抚”这样的标准去衡量。
关键词：义和团运动初期&&
清政府政策&& “剿”
史学界一般把义和团运动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从义和团运动发生到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底义和团占据涿州，是第一阶段，即义和团运动初期。从同年五月初刚毅、赵舒翘查看、“晓谕”义和团返京到七月下旬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是第二阶段。从七月下旬慈禧一行逃亡以后，进入第三阶段。其中在前两个阶段，即义和团运动初期和高潮阶段，清政府和义和团的关系极为复杂，清政府的政策也显得扑朔迷离、错综复杂，因而也成为史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在义和团运动初期，清政府对义和团到底采取的是什么政策呢？不少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有“以剿为主”说、“以抚为主”说、“剿抚兼施”说、“不剿不抚”说，以及不以剿抚论具体情况讨论说，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研究义和团运动的文章和著作，一般都把清政府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态度，说成是“一开始”就进行血腥的镇压和残酷的屠杀，也就是自始就采取“剿”的方针。只是由于义和团的力量愈来愈大，清政府剿不胜剿，才不得不“改剿为抚”。金家瑞、金冲及、胡绳、李侃等持这种观点。
我觉得这种“主剿”说的提出，与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研究中盛行的“阶级观点”有很大关系。清王朝在他们眼中是极端腐败、保守和反动的，对于农民阶级和农民运动只能是极端仇视和坚决镇压的。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性，没有看到甲午战后在外国侵略势力的步步紧逼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在发生着变化。义和团运动的反封建特征与以往的农民运动相比已削弱了很多，因此这种仅从阶级观点角度的分析，当然是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至少忽视了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间也存在着的矛盾。
在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即认为清政府早就倾向于“招抚”义和团，并对其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戴玄之就认为义和团兴起的主要因素是“慈禧的鼓励”。他特别强调慈禧对于庚子事变应负主要责任：“归根结底，庚子拳变，实外人启之，少数愚昧权贵煽之，而其主要因素，实由于慈禧鼓励拳民排外所致，否则不会发生。因此，庚子拳祸，万方有罪，罪在慈禧，因逢迎而获罪诸臣冤枉，忠君爱国的拳民无辜，祸国殃民之责，慈禧实不能辞其咎”。
大陆学者有的也持“以抚为主”说，廖一中就是代表之一。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在义和团运动的第一阶段，不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官员，对于义和团都是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究其原因，他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后党自戊戌政变后，出现了和列强的矛盾，从而想到利用既“扶清”又“灭洋”的义和团对列强进行报复，以保住自己的地位。第二、国难当头，统治阶级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有抵御外侮的愿望，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第三、甲午战后，清朝政府内外交困，力量极为虚弱，面对着日益壮大的义和团，害怕一味镇压会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因此，对立志“扶清”的义和团进行招抚，既可减少‘腹地骚动’之忧，又可用以抗洋泄愤。”同时他又指出，“上述清政府进行招抚的三个因素又是彼此牵连，相互制约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第一个因素。”
我认为，这种观点夸大了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不可否认由于庇护维新变法人士以及反对废黜光绪皇帝的企图，慈禧等顽固势力与帝国主义国家间出现了矛盾。载漪、刚毅等顽固守旧派也出于自己小集团的政治私利，别有用心地对义和团表示支持，加以利用。但如果说清政府为了“抗洋泄愤”而对义和团采取“以抚为主”的政策，这显然夸大了清政府泄愤报复、纵拳排外的因素。
在当时的情况下，清政府始终感到威胁的是两种力量：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力量与义和团的斗争力量，它始终在这两种力量中间来权衡。清政府当然是既想报列强之仇，又要镇压义和团的。问题在于，当还没有力量能够同时解除两种敌对势力的威胁时，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权衡之后他们认为当时对其统治威胁最大的是列强，所以采取了利用义和团先对付列强的策略。事实上，慈禧一开始并无纵容鼓励义和团的举动和利用义和团铲除洋人的计划，只是没有大开杀戒，而是为避免激起更强烈的反抗而进行有限度的镇压。后来的“宣战”和正式招抚义和团，那是在列强率先进兵并攻击大沽炮台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
因此，这种观点同样忽视了清政府、义和团、帝国主义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夸大了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而没有看到义和团与清政府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说，“以剿为主”和“以抚为主”两种观点，只是在“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之间各执一端，没有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当时复杂的历史情况。如同路遥先生所言，过去我们“往往惯于纯从‘反帝斗争’的视角”和“阶级斗争视角”去观察义和团，结果，往往导致“把奇幻诡异的历史画面简单化”，而无法揭露历史深处的隐秘。
除此之外，戚其章认为，“清政府一开始就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政策。这个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兵，始终抗拒，不得已而示以兵威’，以兵力为政策的后盾；二是‘查拿首要，解散胁从’，要达到镇压的最终目的。”他觉得，有些清朝官员对义和团抱有一定的同情，同时也有点担心对义和团采取剿灭的政策，会使之“铤而走险”。因而，为达到镇压的目的，清政府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政策。在谈到剿抚兼施时，他引用了时人“自古御变之方，非剿即抚，或剿抚兼施，或先后有别”的说法，认为“剿和抚历来是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反革命两手，有时并而用之，有时交替用之”。
但应该注意到义和团与以往封建社会农民反抗运动的区别，正如有人这样指出：
在中国历史上，武装起来的农民不是把革命暴力的主要锋芒指向封建统治者，从古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同时也是仅有的一次。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怎样对待这一场既不是主要反对自己、但却又在很多方面冲击和超越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怎样在急风暴雨中最大限度地保持和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确实是一个前所未遇的全新的课题。
正因为这样，清政府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明确作出对待义和团的政策，而是左右摇摆、时紧时松，甚至自相矛盾。戚其章把对义和团态度归入历代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几种情况，并据此得出“剿抚兼施”的结论似有不妥之处。至少他没有考虑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使当时的社会形势比以往封建社会更加复杂化了。
林敦奎和李文海考察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及其所导致的统治阶级内部政策应对的含糊和混乱，认为这一时期清廷的基本政策是“防范查禁”，即“一种有限度的镇压”。从有关上谕来看，清廷在第一阶段中对于义和团的方针，大致包括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调和民教”，遇有拳教斗争，要“持平办理”，力争“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二是“止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的原则；三是“严拿首要，解散胁从”。他们认为，“如果一定要用“剿”或“抚”来概括清政府这一阶段对待义和团的政策，那么，批评者们所说的“既不剿，又不抚”，倒是勉强接近于当时的实际情况。”
路遥、程歗认为，义和团运动从酝酿到兴起阶段，清政府的态度主要还只是体现在山东、直隶督抚对义和团的政策中，这时中央政权的方针并不明确。山东巡抚从李秉衡、张汝梅到毓贤，他们对义和团的政策虽各有不同，但是总的说来还是一致的，都采取弹压、解散的对策。这个方针很难用“剿”或“抚”来解释的。因为义和团运动牵动了封建统治势力、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与人民斗争势力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单用“剿”或“抚”来概括清廷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无法说明许多复杂情况的。
对于义和团初期阶段，清政府究竟采取什么政策，林华国指出：“在义和团兴起和发展阶段，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一些局部的调整，有时强调“剿办”，有时强调“劝谕解散”，但总的方针始终未变，即严禁义和团进行反侵略斗争。”
他认为，清政府要求在镇压反教会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不许轻举妄动导致事态扩大。但这绝不意味着清政府对义和团实行“招抚”。对反教会斗争组织，“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这里所说的“弹压解散”，固然不同于“一意剿击”，但也绝不能把它解释为允许义和团存在。
林华国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是不是“抚”，首先必须弄清“抚”究竟是什么含义，就此他谈到：
一般地说，“抚”是与“剿”相对而言的。但实际上，统治阶级常常把“抚”用于各种不同的情况，将它的含义弄得十分含混。······在与农民武装的斗争中，统治阶级把招降和收编农民武装叫做“抚”，把强制解散农民武装叫做“抚”，把暂时允许农民武装合法存在也叫做“抚”。这几种“抚”，其实质也是迥然不同的。前两种“抚”是用不同的“和平”方式消灭农民武装。后一种“抚”则是暂时允许农民武装合法存在。统治阶级在“抚”的含义上制造混乱是为了掩盖其政策的实质。今天，我们在分析统治阶级的政策时，绝不能满足于到处套用“抚”这个含混的概念，而应该对不同的“抚”进行具体分析，揭示其政策的实质。
结合前人研究，我觉得义和团初期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在以下档案史料中表明：“拳民聚众滋事，自无宽纵酿祸之理。惟目前方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兵，始终抗拒，不得已而示以兵威，亦应详察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杀，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
《军机处寄署山东巡抚袁世凯电旨》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电寄档）
“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营，恃众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
“各省督抚受恩深重，共济时艰，必能仰体朝廷子惠元元、一视同仁之至意，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
《上谕》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也就是说，在义和团兴起和发展阶段，清政府的政策既不是一味主剿，也不是以抚为主，而是“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希望以和平方式予以解散，以免“激则生变”，使事态扩大。但如果义和团的斗争超越了封建统治秩序所许可的范围，就会加以“匪”的罪名进行惩办。
因此，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的政策很难用“剿”或“抚”来界定，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及矛盾，采取的政策也只能是复杂的，不可能明确而单一。比如，除义和团第三阶段中清政府为竭力讨好帝国主义而对义和团全力剿杀外，初期和高潮阶段剿抚政策并不分明。可以说，初期“剿中有抚的努力”，高潮阶段则“抚中有剿的预谋”。
在外侮频仍、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制度的衰落，出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义和团运动时期，义和团、清政府、帝国主义三种势力矛盾错综复杂，分析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时也应该注意到当时情况的复杂、形势的危急。
正如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指出：“中国朝廷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如不镇压义和团，则各国使馆将以采取行动相威胁；如准备镇压，则这一强烈的爱国组织将转变为反抗清朝的运动。”
所以，在分析清政府的政策时，关键要考虑到当时清政府面临的剿抚两难的形势，把历史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不加自己主观的特定预设。因此，“以剿为主”和“以抚为主”说，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两种看法都是把复杂的历史形势简单化了。在义和团运动中，清政府也一直处于剿抚两难、进退维谷的境地，它的内外政策很多都是形势所迫。在瞬息万变的历史发展中，事情的进程也无法按照它的意图而进行。因而，对其政策的研究也应该根据具体历史情境去分析。&
吴士英：《义和团与清政府及其他派别关系研究》，载于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第160页，齐鲁书社，2000年
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年版，第70、71页。转引自杜继东：《1949年以来台湾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
廖一中：《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第346页。载于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年
同上，第346、347页
同上，第347页
王学典：《“语境”中的“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载于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第67页，齐鲁书社，2000年
戚其章：《试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载于齐鲁书社编辑部编《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
林敦奎、李文海：《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载于齐鲁书社编辑部编《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
路遥、程歗：《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第300页，齐鲁书社，1988年
林华国：《义和团与清政府关系辨》，《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林华国：《义和团与清政府关系辨》，《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四六页，中华书局，1959年
同上，第五六页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6页，中华书局，1983年
参考书目：
【1】齐鲁书社编辑部编：《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
【2】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年
【3】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
【4】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齐鲁书社，2000年
【5】路遥、程歗：《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
【6】陈振江、程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
【7】林华国：《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
【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
【9】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华书局，1983年
【10】王广礼与季云飞、宗成康等编：《中国近代史争鸣录》，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