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上）
这不是文革的真相吗？文革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上）&
【转载】文化大革命--还毛泽东清白
(一)--大革命起因初潮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风雷帐下英雄在，鼓角灯前老泪多。”晚年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过于伟大，伟大得令人难以理解、难以置信。在60年代，他发现革命奋斗所营造的成功，恰为革命初衷所欲摧毁的官僚制度。于是，毛泽东毅然以耄耋之年奋力反击，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官僚阶层，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已是孤家寡人和残病之躯。
&所谓历史周期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有深刻的描写，革命者到了后来往往成为更专制的统治者。毛泽东不惜以大破大立的决心，尝试用大众民主对抗新兴的官僚集团，试图打破这种历史周期律。可惜，不但当时能理解他的人太少，三十多年过去，仍然寥寥。伟大的灵魂注定孤独。
文革时期1967年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割、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个人丢进红薯窖里用火活活熏死、还采用了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手段，惨绝人寰。
看到这里相信不少人就要歇斯底里甚至口吐白沫：就要开始痛斥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罪恶，痛斥文革的罪恶。错！这正是毛泽东和人民的敌人，文革要清除的对象----官僚集团和走资派们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长期以来，人民硬是把毛泽东的敌人走资派的罪行强行加在毛泽东的身上。现在的主流媒体如此解释文革，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肤浅还是狡诈？正是这种错误的思维路线，再加上近年来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蓄意妖魔化，使得人们在认识文革和毛泽东的道路上越走越偏，甚至谈文革色变。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人民大众与官僚精英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就是毛主席生前所说的广大人民群众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间的斗争，西方国家所说的99%与1%之间的斗争，是新中国建立后所有政治事件的主线，就连看似复杂的文革也是如此。
要正确解读文革，首先要清楚文革发生的历史原因。　　
。　　在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暂时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积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唯一现实的道路。之所以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那就是需要建立自上而下的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由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来实行计划性管理，不仅管理成本巨大，而且必然导致严重的长官意志和个人专权，与无产阶级大众民主发生矛盾，存在依靠官僚精英、时刻制造新的不公平、威胁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官僚主义倾向。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影响成为体制官僚主义的催生剂，时刻侵蚀执政党队伍，与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执政宗旨相对抗，使行政管理体制逐渐显露出脱离人民的官僚化统治迹象。毛泽东对此恨之入骨，把这种官僚主义叫做“死官僚”，认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对已经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官僚管理体制很不满意。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必然会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去无产阶级性质，成为一场历史曾反复上演过的轮流坐天下的普通农民起义，像前苏联一样导致修正主义，进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体制的官僚主义倾向和旧时代的腐朽思想文化，正在反制着中国社会刚刚开始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进步。　　
与之相反，毛泽东的平民思想是尊重群众，历来提倡大众民主，反对官僚精英独断专行、越俎代庖，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允许干部群众有不同认识，要让人说话，充分表达意见和看法，通过争论辩明是非，以理服人，让广大干部群众在斗争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四清”运动后，毛泽东对已经形成的官僚体制和中上层官员感到了失望，认为党内真正懂马列的人不多。但他对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则仍抱有充分信心，最后不得不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人民起来批判一切腐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让人民群众直接参政议政，监督执政党，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众民主，来识别和揭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让群众来警醒官员，监督官员，触及灵魂，改造灵魂，让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打响了迎头痛击封资修、防修防变的人民战争。
什么是修正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简单的说就是腐败。
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修正主义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毛泽东在同体制官僚两次激烈较量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意志，使体制官僚利益的代表人物嗅到山雨欲来，采取了在党内拉帮结派，强化对党政体制掌控和架空毛泽东的应对办法，直至迫使毛泽东拿出党章和宪法申明基本权利，才得以出席中央高层党政会议。　　
他最不能忍受平民百姓，弱势群体被欺负。他就不能忍心，你们这些人打下天下来，刚坐了几年天下，你们又要当官做老爷，你们又要腐败。他觉得共产党怎么能这样呢。所以就要批判你，你们不服，你们联合起来对抗，那好，我发动群众批判你们。所以毛泽东是永远站在底层人民一面，他不一定站在共产党一面。如果共产党不想革命了，那拜拜，我再上井冈山，这句话就表明他永远是跟人民站在一起的，毛泽东不完全等于共产党。他等同于共产党的前提是共产党得是革命党，得是人民党。
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要防止你们这批共产党官员搞腐败搞特权。理论阐述就是这么简单。
&寻找途径，突出重围，已经迫在眉睫。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他充分信任的人民群众身上。由下而上发动群众起来批判和清除体制官僚势力，就成了对防修防变可行途径的探索和实验，也成了唯一能突破围困的必然选择。但是，这条以民治官的探索道路充满变数，没有人预先知道最后结果。毛泽东彻底维护人民利益的革命原则不能改变，视王侯权贵为粪土的平民思想更是与生俱来，他甘愿粉身碎骨也要向修正主义官僚势力公开宣战，让管理者刀枪入库，接受人民大众的批判，义无反顾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73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30华里的惊人之举，充分显示了他大无畏的独具魅力的政治家风范，向世人表达了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我想：毛主席一定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他曾一再预测文化大革命最后可能的结局？——他是何等人也？正如农民出身的他，难道不知道不可能亩产万斤粮？
他悲情地说：“我是准备跌的粉碎的”，又乐观说：“不过粉碎而已，有什么了不起？！&
如果把文革浓缩成最精炼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共产党不再为人民服务了，甚至成了新的压迫阶级，你们就造反有理。
要想理解文革中各种复杂的现象，就必须要弄清楚文革的中的派别问题
造反派文革阵营：毛泽东：造反专家不解释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执行者
四人帮：最后做了官僚走资派的替罪羊
造反派红卫兵：冲击官僚走资派的先锋，批斗官僚
造反革命群众：以工人农民为主
官僚走资派阵营：刘邓：号称资产阶级总司令部
各地官僚当权派：各地的党委当权派，文革中社会上各种冤假错案的幕后主凶
保皇派红卫兵：也称保守派，多由官僚子弟构成，但也不乏平民群众，他们是官僚走资派操控的宪兵，文革打砸抢烧杀的真凶
保守派群众：之所以会出现保皇派和保守派这类势力，是因为文革前的官僚们大多贪欲还不太重，老百姓出于传统的惯性，还对他们保持着相当的尊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口号，实际上当时真正支持的并不多，因为中国人除非被逼的走投无路，一般不愿意造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既是残酷的现实，更是中国人处世哲学的写照。这是个勤劳善良的民族，国歌中的这一句，其实写出了国民的阿Q精神，难道不应对其发出含泪的鞭挞吗？从这个意义上讲，造反有理不但是在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更是埋下了一粒民主的种子
这里有必要声明一下走资派的含义：共产党掌握政权了，掌握资源了，就有可能为自己谋利益，腐败随时可能发生。走资派并不是指有资本主义政治理想的官员，而是指搞腐败，搞特权，干坏事的官员。而那时候指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什么资本家，而是指搞腐败特权的官僚体系。建国后被主席枪毙的刘青山，张子善就是第一批走资派。
一．大革命初潮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5.16通知，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义，严厉批驳《二月提纲》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反动立场。第一次明确提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正睡在我们身边，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16通知确定了文革的目的和任务，并成立了新的文革领导小组。
自此，没有人再怀疑文革的政治性质了。毛泽东以为在中央已经明确了文革的政治性质后，刘少奇应该不会站错阶级立场。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到各地去视察文革运动的发动情况。　　
& &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五人贴出《陆平 宋硕
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立即遭到北京大学党委和部分师生的反对。5月30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中央文革掌握舆论阵地。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大字报全文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评论员文章，矛头指向对抗文革的体制官僚精英。全国各大中学校师生就此展开辩论，校园内贴满了意见迥然不同的批判学校党委和为校党委辩护的大字报，出现了群众参与文革进行自我教育的第一个高潮。　　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学生开始冲击本校党委。批判冲击本校党委的成员是干部后代的老红卫兵（特别注意，这批干部后代的红卫兵身上大有文章，下文会详细介绍），是革命初期的主要力量。文革顺利完成了外围战役，正式拉开了大幕。
官僚走资派镇压学生运动以及炮打司令部　
& &面对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刘少奇
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对老搭档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反对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决定向各个院校派驻工作组，转移文化革命的斗争方向，把矛头向下对准群众，以保护上层官僚精英集团。刘少奇决定把北京市所有中学的文革运动都交给团中央领导，胡耀邦任第一书记的团中央立即抽调1800名团干部组成300多个工作组，迅速派到各中学，整死斗死成千上万学生。（这个开创了党内镇压学生运动先例，双手沾满学生鲜血的胡耀邦，死后居然被学生悼念，并被一波脑残奉承为民主的化身，不得不说是个奇迹）。他们挑唆老红卫兵批斗国民党投诚的旧人员和在1957年运动中历史上有问题的知识分子，并制定中央八条，坚持在党委领导之下进行文化革命运动，打击革命学生，压制不同意见的群众。他们采取了与干扰四清运动如出一辙的形左而实右的做法，把文革领导权紧紧抓在手里。工作组以党的化身发号施令，旗帜鲜明地站在官僚党委一边。他们在内部谈话中把学生批判党委称作“流氓行为”，把文革定性为五七年反右运动的继续，要在群众中抓一大批反革命分子，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到40万右派”篡改了中央确定的文革运动对象。邓小平则在十天内下达三道指示，组织辩论会围攻反对校党委和工作组的学生，并多次说过要对学生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选准打击目标。工作组执行打击一大片、残酷镇压群众的方针，在短短56天里，就把北京各大院校10211名学生打成了右派，2591名教师被打成了反革命，制造了发动学生揪斗四十余名教师的6.18事件（这件事后来都赖给了毛），致使多人受辱自杀。　　
工作组把群众运动变为运动群众的恐怖做法，激起了大多数学生和教师的愤怒和不满。7月8日，刘少奇与邓小平的工作组被陆续撤出。7月25日北京大学爆发了近万人关于运动方向的辩论大会，学生运动很快波及到了全国。在这个过程中，受工作组镇压的学生和教师形成了最早的造反派群体。当权派无意中造就了文革第一批被逼上梁山的坚定的造反派队伍。
毛主席闻讯后大怒，说：历史上只有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讨论中，毛当面批评刘少奇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毛主席随即于8月5日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认为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指出“五十多天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坚决支持了广大群众批判各级党委抵制文革的错误行为。
在刘邓反革命工作组时期，在全国造成了一股白色恐怖。比如在一部写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传记中，写到时为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于1966年6月遭到迫害时，作者写了一个细节：一群臂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冲进李达家中对他进行抄家、批斗。实际上，李达当时是被中共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头子的。当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批斗“黑帮”阶段，不仅造反派尚未出现，就连“造反”一词也还未在政治生活中使用，更不可能有什么“红袖章”。
也就是说，是文革的敌人走资派批斗了李达。凡是在刘邓倒台或真正的造反派出身以前被整的群众（以出身不好者或知识分子为主），大多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旗下的官僚走资派集团干的。来源：.cn/s/blog_93c8fz.html
文化大革命--还毛泽东清白（二）--西纠联动，揭穿薛蛮X任志X等人的画皮
二．文革打砸抢烧的罪魁祸首：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们就是著名的红八月的主角。
我们先从一份誓言看起：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无产阶级革命造反万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看看，够革命吧，够红色吧。他们是文革中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就是前文中提到的那部分高干子弟），到过天安门，参加过破四旧，进行过大串联，至于抄家打人更是家常便饭。他们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监狱，严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己的老师同学，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其实大多出自于他们的疯狂，他们的正式名称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讲到这里，相信不少人开始认为他们是文革的宠儿，是文革的倚靠对象，是在响应文革的号召，甚至认为文革自始至终是他们在主导。错！他们非但不是什么宠儿，也不是什么倚靠对象，他们是一股反革命的力量，他们是在故意制造混乱破坏反对文革。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清除的对象！而刘邓资产阶级总司令部就是他们的总后台，其子女都有参加。
拿起纸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扫黑帮。文革初期，许多高干子弟连谁是黑帮都搞不清楚就跟着起来瞎折腾，就如同今天很多年轻人连什么事“牛棚”都搞不明白就妄加评论文革一样。但时间会告诉人们一切。
根据文革前“全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判断”，到了1966年7月下旬，各单位的第一二把手以“黑帮”论处已成定局。同时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反官僚的斗争也使相当一部分高职老干部受到冲击。残酷的斗争不仅使大人们不寒而栗，他们的子女也觉得一切令人窒息。孩子们聚在一起不免各自吹嘘家长的光荣史，与如今的残酷现实相比，不觉气愤难平。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冲动的驱使下，号，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副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敢说中国有对联史以来，没有任何一副对联的影响力能与此联相比。他不但将当时的社会搞得血雨腥风，甚至穿越历史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也许还会穿越时空影响未来。对于喜欢民主的朋友们来说，什么时候能把这幅对联的影响彻底消除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到来。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对联一出现，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撒进了生水，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它发表不同的看法。于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8月6号，受此对联影响的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社会。
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对联：从因果关系看，对联是对子女高低贵贱的比较，但彰显的是英雄子女。在当时，谁自诩为英雄？当然是共和国的功臣，昔日的老革命，今日的当权派和官僚。当时，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被打倒。这些人的子女，眼看着世袭爵位的殊荣脱手而去，又不甘心像工农子弟兵一样做个普通红卫兵，于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替他们境遇悲惨的老爹老妈喊出压抑已久的声音：共和国应该对功臣们封妻荫子。这声音如此强大，以至于社会上引起普遍共鸣，从中央到地方，从孩子到大人，牛棚里的和牛棚外的，拿枪的拿刀的拿笔的无不跃跃欲试，都想从这幅对联中争取到自己的未来。普通学生们管这幅对联叫愁见鬼，确实是愁见鬼，因为对方的辩论根本不是严肃认真的讨论问题，只是要你表明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反对者的处理也很简单，一个字----打。
三，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轨道
由于文革的既定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让人民群众监督官僚，但愁见鬼对联宣扬的血统论无疑干扰了这一无标的继续执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的坚决反对。
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没有必要再打倒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但经过运动洗礼的高干子女已不比当初，他们已经有了点政治头脑。刚开始揪“三家村”“彭罗陆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路线斗争哪次不损耗几个人，跟他们划清界限就是。直到斗争不断升级，威胁到他们自己老爹老妈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自己又打又闹把火点起来是为了烧烤自己老爹呀！事到临头悔不及，怎么办？再次造反，造谁的反？造人民的反。
陈伯达讲话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的高呼愁见鬼对联，从而引起更大躁动。他们还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成“贫协”（这个贫协就是本文开篇抛出的引文中的违法杀人机构）。清华北大等校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自来红，黑五类自来黑，但请注意，两者并不是绝对对立，下文我们会提到。
陈伯达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请出两尊更大的神。8月4号，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要大家团结起来，把目标锁定在彻底批判“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当权派和官僚”。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严格来说是反党反文革的机构）。8月六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强调“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对联。然而根本劝止不住这股邪说。
经过天桥剧场大辩论后，对联思想在社会上泛滥，很多高干子弟红卫兵组织（保皇派）甚至将对联思想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蹬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竞相模仿的偶像。
&我觉得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牛棚”以正视听。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单位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间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间普通办公室。因为在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官僚当权派称为“牛鬼蛇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它实际上是人民专政的产物。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交代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以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代问题，就像上班一样。一般不许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周恩来同志更在文革后期一再警告各单位严禁搞逼供，同时允许被专政者有上诉控告权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统论的八旗子弟可不管这套，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专政者，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与生俱来的，老爹被整又将他们的仇恨更加猛烈的灼烧起来。于是，我们看到6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复活：
他们将几间教室打通，将抓来的俘虏关进去，用活人来练习摔跤，格斗，擒拿，拳击等，美其名曰集训。这就是他们私设的监狱。再看看他们的公堂：像县太爷一样高高坐在老师的讲台上，将昔日的同学老师挨个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脸，开水洗澡，上吊练习。北京六中森严恐怖的劳教所，惨无人道的各种法西斯，杀人灭迹的累累暴行。手段之残忍直追日本的731部队，真是骇人听闻。
（这里要注意的是，这群高干官僚子弟红卫兵已经由最初的革命者，变成了反革命者，变成了文革要清除的对象，变成了毛泽东与人民的敌人，他们将斗争矛头转移到人民身上进行报复）
血统论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灾难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他的的敌人也不得不把自己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来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恩格斯（这句话是理解文革中冤假错案的关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举国一片“无产阶级万岁”“毛主席万岁”，右派官僚，走资派当权派们绝望了。然而，人民的敌人，毛泽东的敌人依然存在，只不过戴着红帽子罢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作为马列主义新阶段的毛泽东思想在也未能摆脱这一历史宿命。这不，一个自称“只承认毛泽东思想”的人出现了。
天桥剧场的一场大辩论，带来了血统论在社会上的大传播，引起一个小人物的强烈共鸣。相似的出身，共同的遭遇（他的当权派爹妈被整了），无论是出于封妻荫子的潜意识，还是即将由红变黑的残酷现实，他和红五类同类们都不得不拼死一搏。请记住这个名字，当时全国有很多人被他的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成他的名字，以至于改革开放后不得不改头换面，用另一个名字驰骋政坛。他就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
号，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大字报一贴，如同今天网上突然出现一酷帖，立即有人响应。当日，北京各高校纷纷出现相同的大字报，传播速度相当快，当日仅到北大观看大字报的人就达17.9万人，当然他们也借了股东风，那就是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把红卫兵运动推向全国的同时，对联的思潮迅速泛滥。
中央文革感觉势头不对，他们组织力量到各大高校张贴《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希望把这股邪风压下去。但刚刚在破四旧中取得辉煌战果的红五类们此时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8月20日，能言善辩的谭立夫在全校集会上大力宣扬血统论的同时，尖锐指出“批斗各级干部官僚（他们红五类的老爹）是难以容忍的事情”
谭立夫的讲话一出笼，不但很快风靡北京，同时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这并不庄严的宣告，这并不雄伟的声音，通过各种现代化工具，一样传遍白山黑水。各省市的官僚们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应大力宣扬。个别身份在省委官僚们的指示下，很快复制几十万分讲话，以新华书店等主渠道迅速发行到工厂村庄。但他们对同时期下发的中央一再要求严格执行的”十六条“却丝毫不感兴趣。因为这些走资派，官僚，当权派们明白，帮这个小人物就是帮自己。他们渴望血统论救他们一命，当然会不遗余力的利用手中的权利帮他一把。
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举动极大的刺激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大批的普通工农子弟参加红卫兵，这样一来让这群红二代高干红卫兵心里不舒服起来，用今天的话讲，他们感觉自己的知识产权被侵犯了。为了显示红色贵族的与众不同，在谭立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西纠成立于日，成立于后陆续发布了13道通令，内容庞杂，涉及中央党政机关，革命干部，国家机密，首都秩序，以至对资产阶级（不是对他们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老爹，而是转移斗争矛头指向人民群众中的黑四类，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外宾接待政策等许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条--------保护他们的走资派老爹。
联动成立后，更加疯狂的打人制造混乱，甚至有人昼伏夜出的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动荡。本来抄家这一行径是有严格程序的，一般说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但这群红二代统统废除了，他们不但把抄家当成赤裸裸的抢劫，还中饱私囊。
联动的异常活动引起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此时文革已全面展开，运动的重点也以明确，几个小屁孩“保爹”的举动自然难逃他们的法眼。1966年，周恩来否定了谭立夫提出的“黑七类”说法，说谭立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的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对谭立夫的观点大加鞭挞。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犹如三记重拳，一次比一次狠。红五类们顶不住了。
1966年11月的晚上，中央文革的关锋，戚本禹约谭立夫到中南海一谈。不久被逮捕投入监狱。中央文革成立谭立夫专案组，不断追问谭立夫后台问题，想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课谭立夫不是普通人，他在狱中清醒的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学着革命先辈的样子咬紧牙关表演了一番。为了证明血统论的正确，他还在狱中写下一首《铁窗歌》，而这首诗也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埋下伏笔，改革开放后他改名谭斌，被上台的官僚走资派们提拔到文化部办公厅主任。
到67年1月11日，联动六冲公安部。并高喊打倒江青，打倒陈伯达，甚至高喊出打倒毛泽东。上帝使其灭忙，必先使其疯狂。这直接惹恼了文革中的一位重量级人物，公安部长谢富治。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对于反革命组织（联动确实是反革命），要坚决消灭。随后联动即被消灭围剿，一个个的被逮捕。当大多数监狱里的联动还在做“俄国十二月党人”的美梦时，他们不知道，此时在他们曾经的老巢正举行着揭发他们罪行的展览。把联动罪行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在一起（刘邓乃是其总后台），主题是“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
随后，联动份子在当权派爹妈的引领下，各个投案自首。而毛主席出于仁慈，将他们都放了。上山下乡运动开展后，他们被历史的洪流裹挟着，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80年后，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完文革的血腥后，这些当年的打砸抢的闯将几乎清一色的投身商海当官倒，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和其康华公司，这批高干子弟利用权力在经济中投机倒把搞得全国腐败横行，终于惹的六四民怨沸腾，迫使小平同志调集百万大军保卫京城。92年邓公南巡讲话，这批高干子弟厚颜无耻的说：邓伯伯南巡讲话是要让我们快点捞钱。私吞国企国资后个个富可敌国，至今仍然不思悔改，利欲熏心之下弃国家战略安全于不顾，打起了瓜分铁道部的主意。
联动只是文革中的一个小插曲，然而它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联动作为一个组织已经被消灭了，然而他的指导思想还在，在党内军内仍有大批支持者。与此相呼应，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保皇组织，名称五花八门，以铁血队和红旗军等最为著名，他们是受冲击的官僚集团的宪兵队。于是，1967年成为文革史上最混乱的一年，全国武斗成风。我们今天见到的红卫兵公墓群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当年的保皇派。怀着对党的忠诚，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他们心目中的党代表（官僚集团）。可是这些人有朝一日翻过身后，却异口同声的指责起两派的无知与狂热，躺在冰冷墓穴中的逝者哟，倘使有来生，你们还是否愿意为那批走资派官僚流尽最后一滴血。
笔者现找出了当年几个联动份子：任志X，薛蛮X，秦X如今打着公知的名号在微博上鼓吹民主自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成千上万的脑残粉丝跟在后面做带路党。
他们是当代中国最自私、最贪婪、最狠毒、最伪善的一群人，他们1966年当联动西纠，扛着红旗反革命，将人民群众当走资派打杀，如今却大骂文革、当自由派骨干。
勿忘西纠薛蛮X。这帮人就没停过造孽，完了把脏水泼毛主席和四人帮头上，还得意洋洋地嘲笑老百姓没本事。就这样，还真有人喝他们的鸡汤喝得晕头转向，把他们当励志偶像的先回去查查家谱去。一千多万粉丝不想想，那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鼓吹的东西，会为了你们好？
联动份子的具体罪状
1.老舍之死：
老舍的死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文革结束后，一直以来的相关作品总是沿着毛泽东---文革----老舍-----迫害这样的简单逻辑下去，潜台词就是，是毛泽东间接害死了老舍，果真如此吗？
若果真如此，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那就应该先把直接负责人揪出来示众，然后深挖幕后黑手，不管涉及到什么人，总得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很难吗？毛泽东不在了，可当时老舍挨打的见证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开放了，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了。这种时候正是为死者伸冤的最佳时机，怎么知情人都缄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舍，满洲人，作家。出身于一个贫民家庭。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正苗红，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而且，老舍归国后各方面都一直紧跟形势，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清朝的几个有作为的皇帝，对清朝的历史贡献给予肯定。这在当时相当于一次政治摘帽。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人们对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败，丧权辱国，这使得相当一部分满洲人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洲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认是满洲人的，但有了这次谈话后，他不敢勇敢承认，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正红旗下》这部优秀作品。能够得到领袖的如此垂青，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口含天宪的人物，一般人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令人费解。
老舍是个文人不假，可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决不再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没事他却一命呜呼呢？
老舍出事前的日，他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的坐在会议室的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晚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的发言，如果仅凭这点回忆就认定是中央文革指示红卫兵干的，那就太小儿科了。人家老康打年轻时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这水平，那就早就别想混了。现在有些死因揭秘总是含沙射影的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动机何在？
在特殊时期，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排除法窥视一点真相。可以断言，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第一他们主要是都斗当权派，第二当时刘邓都还没有正式倒台呢，光斗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篓子。除了这股势力外，谁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们控制（这就是个反动组织，是文革的敌人）。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来看，手段与联动及其相似。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个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说到底，是毛泽东的敌人，是文革要清除的对象-------走资派害死了老舍。
2.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涉嫌打死北京首位文革罹难者
卞仲耘（），安徽省无为县人，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卞仲耘当时实际上是学校最高负责人。
1966年6月，她被称为所谓“黑帮头子”并在会上被“斗争”。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暴力殴打几个小时后死于校中。被打死时，50岁的卞仲耘，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文革前该校即为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干的女儿都就读这所中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可以说是“皇家女子”学校。（这就是说，里面的红卫兵应该都是联动份子）
林莽，作为当日的目击并身历其境者，在《纪念卞仲耘殉难40周年》中描述日下午看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简直不敢相信的场面为，卞仲耘和其他校领导被游斗时，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她的嘴唇也染黑了。他们被迫遵从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
这些“走资派”的两旁都有女红卫兵押着，大多戴着“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著头端钉着铁钉的长木枪。一发现哪个“走资派”喊得不够响，就给她一棍，打在他们的头上，发出干裂的声响。反覆地打，被打者发出嚎叫。卞仲耘的嗓门已经沙哑了。越是喉咙沙哑就越倒楣，棍子像雨点般打在她们的头上，特别是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最多了。
女红卫兵们觉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军靴的脚，照准卞仲耘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唤。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女红卫兵凶狠地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开的，只有任其踢……
日下午2时左右卞仲耘开始被暴力批斗，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在强迫劳动中，被乱棒横扫，遍体鳞伤。她还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推进厕所里，当头淋了屎尿。宿舍楼的白色墙上，留下她们的斑斑血迹。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5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脏东西。
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红卫兵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体用大字报纸、竹扫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暴晒于烈日下几个小时直到晚上七点多，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后，卞仲耘终于被送进学校附近的邮电医院。但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
看到这里，相信不少人又要感叹：啊，文革真是反人性，毛泽东真是罪大恶极。是吗？请看下文。
王友琴的回忆文章表示，卞仲耘被打死的第二天，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小平三女儿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联动份子的典型装束。
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农工民主党前主席章伯钧死于文革，他的女儿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隐晦地暗示当日里当场用脚狠踢其母校校长卞仲耘头部的女学生，涉及到邓家“三公主”，其还接受一家电视台的专栏采访，为自己父亲和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对待鸣冤。这也是“伶人往事”在大陆被禁的原因之一。
大陆作者张凤林在博文中披露，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内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案件，当时该校的红卫兵头头一个叫宋彬彬，一个叫邓榕，及刘少奇的一个女儿。&
&分析：日，邓小平就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文化革命运动对三女儿邓榕指示。
（这里要注意，这个刘邓工作组的性质）
日，邓小平对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指示。&
1966年6月，她被称为所谓“黑帮头子”并在会上被“斗争”。&
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当晚愁见鬼对联贴到北京各大高校。（联动份子开始酝酿，为了保爹反文革开始制造混乱）
日，毛泽东发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日，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暴力殴打几个小时后死于校中。&
大家从这个时间表中看到了什么？卞仲耘一开始的被批斗就是刘邓反革命工作组干的。而后来被打致死就是那群反革命的联动份子干的。那群联动份子是为了反对文革，是为了发泄老爹被打倒的仇恨才对卞仲耘施暴的。而不是为了响应文革的号召，更不是文革本身。说到底，还是毛泽东的敌人，文革要清除的对象走资派在作孽。
这群倒行逆施的红色贵族们让毛泽东彻底的失望，他动员全国的平民子弟参加红卫兵，加入到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去。来源:.cn/s/blog_93c8f0630101dsa4.html
文化大革命--还毛泽东清白（三）--夺权与民主
三．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运动及其原因。
日，毛泽东开始于天安门大规模接见红卫兵。
日，作者项观奇和江根德同志一起去拜访了戚本禹同志。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毛泽东是他的导师，也是他的难星。他18年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他18年的监狱，尽管是江青和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最后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他们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在以非毛化为时髦的时代，一个被毛泽东下令关押过的人，不从个人恩怨出发，实事求是的为毛泽东及其战友辩护是多么的可贵可敬。笔者认为，在党内斗争中受过委屈的人中，黄克诚和戚本禹表现最好，二者都在毛泽东逝世后为捍卫毛泽东伟大旗帜立了新功。
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可以更好的明白毛主席为什么不辞辛苦，并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八次接见红卫兵。
戚本禹同志说，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很辛苦，一天要站八九个小时，而且全国到京的红卫兵，要解决住宿和吃饭问题，国家不仅要花很多钱，而且要选派大量服务人员，开支很大。眼看天气渐渐冷了，大家有尽快停止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别人不敢说，我年轻胆大，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趁主席暂时在休息室休息的机会，向主席进言，说主席一天站在这样长的时间，身体受不了，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
于是，毛主席向我讲了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的良苦用心。
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官僚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得我对他们的希望，记得我说的要反对修正官僚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官僚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分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毛主席接着说，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负担了重要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中山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得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件大事。
8.18以后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摈弃了反动的血统论，迅速形成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那些受驯服工具论影响较深，认为党委就是党的化身的党员和教职员工，对有人给党委提意见和批判当权派十分反感，看不懂文革。思想状态与他们近似的学生也站在当权派一边，与坚持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学生发生了严重对立，成为了保皇派在中央文件约束下，各地当权派被迫刀枪入库，失去了军队和公安等国家机器的保护，不得不寻求别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他们把这些政治感觉迟钝的“听党的话”的学生组织起来，一手建立起了保守派红卫兵组织。　　
四．文革高潮开始，夺权风暴席卷全国。
&日上海革命造反派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宣布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权。而这一事件的领导人就是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贺电，肯定和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这个被称为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标志性事件，说明文革已取得阶段性胜利，开始向逐步稳定大局的方向发展。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提出“革命造反派不仅要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而且要团结广大革命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才能保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把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央明确要求各地造反派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　　
1月31日《人民日报》又提前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对夺权斗争中如何统一思想认识、克服派性和团结广大干部群众等政策作了说明。强调群众组织要克服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念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团结一致，去争取最后胜利；对犯过错误的干部和当权派，不能一概打倒，允许他们改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民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　　
夺权风暴迅即席卷全国，没有遇到已经瘫痪了的旧体制的任何有效抵抗，各省、市、县、公社、工矿企业和学校，很快处在建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夺权过程中。　　
革命委员会是由群众组织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一元化领导机构。群众组织代表工农兵群众，掌握政治方向和大政方针。革命干部担当具体的日常管理工作，接受工农兵的帮助和监督。军队则主要作为专政力量来保障社会秩序和权力机构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一政权组织形式的创造性意义在于，将政权管理体制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后继续完成最主要的历史任务提供了保证。这个历史任务就是巩固文革所确立的革命原则等胜利成果，尽快建立一个充分体现无产阶级大众民主、能够从根本上防止滋生官僚精英主义、修正主义，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的权力体制。　　
但是，数量众多的群众组织并没有完全摒弃前嫌，真正联合起来。也就是造反派群众和保守派群众的矛盾。他们在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谁更能代表工农兵和哪些人是革命干部等问题上，纠缠不休，发生了分裂。他们缺乏解决分歧的政治经验，使裂痕迅速放大，难以弥补。另一方面，被结合进新政权的所谓革命干部，都是受过冲击的当权派，表面上赞成支持文革，实际上不理解、不服气、有怨气，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当权派的精英立场。他们暗中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支一派压一派，挑起事端打击文革中批判过他们的人。军队出于维护秩序稳定的需要，往往选错对象给予支持或打击，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因而，出现了各种力量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权力角逐上的现象，把刚刚具备探索性雏形的新政权如何尽快完善和成熟起来这一重要使命撇到了一边。　　
尽管如此，这种新执政体制是解决国家管理体制滋生官僚主义的开创性探索，无疑具有无可争辩的革命性。正如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新政体难免有诸多不足和缺陷，走向完善和成熟的过程绝不会一帆风顺。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革委会从一出现就充满了复杂激烈的矛盾斗争，注定要经历难以预料的曲折命运。
在文革期间，各级党政组织包括军警等暴力专政机构，对造反派红卫兵和群众都是相当的忌惮，这当然同毛泽东对造反派红卫兵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毛泽东对造反派红卫兵的支持绝不仅是以旧代新那样简单。要知道，几千年来，国家暴力机构同民众的关系一直是尖锐对立的，他几乎就是群众头顶的一层天。毛泽东领导的文革史改天换地的大事，这层天当然也在改革的范畴内，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毛泽东改革的办法就是把对立关系倒过来，暴力机构的活动要始终置于群众的监督下，为此他不惜让群众运动具有天然合理性的思潮泛滥。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但毛泽东相信群众会在运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比起历史上暴力机构对民众的压迫来，他们在群众运动中所受的委屈其实算不了什么，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老猫怕鼠现象，其实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大民主。
下面我们来看一段文字，摘自《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
王力，当年文革中的干将，不过后来和戚本禹一样，被毛泽东认为破坏文革进了监狱。相信其书对毛泽东的记叙所言为真。
日毛泽东过生日，晚上临时同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那天屋里很热，吃饭是按照他们的惯例，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了一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主席说了很多话。他从来不过生日，这次过生日，实际上是个重要的会议。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课题。潜伏在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精英集团们为什么能够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到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有，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和奴隶主义。我同他们分歧，这是一个重大的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那群走资派官僚精英集团们就缴械了。
毛主席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是说旧的规章制度，就是官僚主义了）要改成新制度，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要搞掉。毛主席关于大民主的思想，就是这样来的。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差不多。认为群众性的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毛主席还讲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大民主连小民主也没有。专政机关，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等民主权利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能乱抓人。只能对杀人放火放毒（指真正的放毒药，不是说怪话反领导）犯罪的反革命要专政，依法制裁。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保障实现群众大民主。毛主席反复讲，放毒不是指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反动的，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要摆事实讲道理，同他辩论。（那么文革中被下毒手的知识分子是哪批人干的的呢，是走资派为了报复群众干的）
当文革运动从学校扩展到工厂企业和农村后，各行各业纷纷建立起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积极参加运动。对待当权派，群众态度与学生状况基本一样，分化成造反和保守两大派，并与观点一致的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和保皇派红卫兵）组织相互支持，并肩战斗。对待造反派，当权派同样是调动保守派力量加以压制和严厉打击。　　
造反派群众开始参加文革的动机是单纯的，当这种单纯的热情受到莫名的污蔑和打击后，回击便难免具有一定的报复性和强烈的派别意识，难免同站在当权派一边打压过自己的群众组织发生更为严重的对立。两派都是群众组织，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争辩的正确性。为了证明谁更正确，包括保守派在内的所有派别的群众组织，争论的焦点便都集中在谁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执行者上。（这便是毛泽东当时风靡全国的真正原因，这根本不是什么个人崇拜，而是一种政治筹码。即谁拥护毛泽东，谁就是革命的）各派互不相让，互不服气，都为争夺革命桂冠而战，使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目标受到干扰，难以深入。这种淡化革命原则、具有明显狭隘团体性质的争斗，后来愈演愈烈，对抗也在不断升级。偏向保守的群众实际是那些对官僚精英群体的阶级性缺乏认识、并对正统权力保持习惯性认同的普通群众。造反派很难轻易瓦解在这一习惯认同下形成的群体力量。这就是文革中形成两派群众对立的社会基础。狡诈的官僚精英当权派利用保守群众压制造反群众，使群众之间的对立愈加难以调和，终于变成干扰文革方向的派性斗争，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这就是派性斗争的政治原因。一般当权派和走资派把派性当做工具来干扰和对抗文革，决定了派性的资产阶级性质。　　
当权派利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手法贯穿文革始终，直至发展到指使保守派用武力镇压造反派，迫使造反派“文攻武卫”，发生怵目惊心的武斗事件，一度出现难以掌控的混乱，给仇视文革的人留下了诸多诽谤口实。可以说，派性不是文革的专利，而是当权派栽种培育的一株有毒的罂粟。　
全国发生的武斗，大都是走资派挑起的。毛泽东及时下令，　要文斗不要武斗。右派总是以文革武斗死人作为他们反毛的武器，利用祭奠当年被右派迫害致死的案例来指桑骂槐，但历史真相是，武斗都是他们走资派自己故意挑斗起来的，其目的就是制造混乱，保住自己。
体罚这个做法，我反感。是不是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打倒土豪劣绅的那一套办法都搞来了？那是对敌人的，现在时代背景不同了。文化大革命要触及灵魂。凡是爱整人的人，整来整去，最后都要整到自已头上来，"喷气式"是王光美搞的，现在全国到处搞武斗，这翻不了天，让那些人跳出来好嘛——毛泽东&
给周总理的亲笔信（日）：恩来同志，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做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不好，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置。
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毛泽东
从本质上看，群众组织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都是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社会主体。毛泽东反复强调，群众应该把矛头一致向上，对准体制官僚。造反派在自我教育中成绩尤为出色，识别修正主义的能力，至今仍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五．走资派和造反派谁不人道？
&日下午，批斗走资派王任重大会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举行。批斗会主持人员立即令人剥掉王任重的军大衣，给王任重挂上黑牌子，戴上高帽子。王任重不肯挂牌子，把牌子取下扔掉。造反派立即又给他挂上，为防止他再扔牌子，两位造反派前去把王任重架住。王任重的军大衣被脱了，怕他冷，一个造反派工人姜诗存把自己的大衣脱下给王任重穿上。会上湖北大学6.20事件（日湖北省委王任重把湖北大学敢于造反的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右派，围攻、隔离、批斗、监禁）受害者张维荣等九位同志对王任重作了深刻揭发和控诉，以大量事实证明了王任重是湖北镇压群众运动、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日，举行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第二次批斗王任重大会，墨水湖中学三名教师代表发言，揭露运动初期他们就被王任重判了刑，一个被判死缓，一个被判无期，一个被判徒刑15年，还有一名初中学生叫徐苗还不到法定年龄，但还是以胁从犯给判了刑。
&开批斗会后，王任重、张体学等省委要员暂时集中在水电学院，有专人负责他们的医疗、生活；还有人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指示，提高认识，检查思想，揭露问题，表态，亮相。革命造反派对当时的批斗对象，政治上是严厉的，生活上却是很关照。派专人照管他们，负责他们的安全，负责他们的食宿，王任重有肝病，水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派余某某专门为他煲药、倒痰盂，生炉子，还给他们煲汤喝。斗他们时把他们当走资派，在会下却把他们当老革命看待，很尊敬他们，吃住上唯恐照顾不周，晚上给他们三床棉被，唯恐他们受冻，张体学通过被批被斗，提高了认识，自己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写了检讨认了错，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又被结合进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当了副主任。
&走资派在运动初期破坏文革转移斗争方向，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围攻隔离批斗监禁逼死，同革命造反派对走资派政治从严生活关照相比，谁人道呢？那些把走资派说成受害者，攻击文革和革命造反派迫害老干部（走资派），难道不是千古奇冤吗？
六．回顾本文开篇的道县杀人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7年，和其他县市一样，道县也出现了观点对立的造反派组织。一派称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称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两派斗争在1967年7月趋向白热化。红联与革联相互蔑称对方为“革匪”（革联）、“红老保”（红联）。这形象地代表了两派的立场：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坚持反对当权的官僚阶层，是造反派；红联则是由道县的当权者熊炳恩（走资派）操控的保皇派，在全国夺权运动中参加了本县的“一月夺权”，拥有该县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1]&
1967年８月８日，道县“革联”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抢夺了武装部的库存抢支蛋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抢支蛋药全部抢走。“八&八”抢枪后，“革联”用抢来的武器，迅速装备其武斗队伍。其势力在道县县城大张。
８月９日，“红联”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红联”的失势使得走资派熊炳恩感到紧张。他提出“革联”的行动，是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向新生革命政权的猖狂进攻。因此，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杀人运动。
８月１３日，“红联”进攻道县二中的“革联”总部的战斗失利，被打死2人，打伤多人。“红联”举行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而“革联”派大有实力，手中有枪，占据了武装割据的地盘，又有造反派的名头，有力量击退“红联”派的进攻和屠杀。至于那些身份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地富反坏右”，在毫无反抗能力和可能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做了道县大屠杀的刀下之鬼，其杀人口号就是反动的血统论，其杀人目的就是为了镇压群众。于是发生了本文开篇的那一幕。。。而“革联”立即发表“紧急声明”，并派人冒险突围去省城长沙向社会和部队“紧急呼吁”制止这一屠杀事件，省会许多造反派组织发表声明，呼吁之后，6950部队(47军)进驻道县，制止了屠杀的继续。其实，文革中被揪斗的，被抄家的地富反坏右份子，都是走资派操控的保皇派红卫兵干的，其目的就是官僚阶级对群众阶级的报复。而广西的当权派韦国清直接指示军队及其操控的保守派屠杀了20多万造反派和地富反坏右，改革开放后居然一路平步青云。来源：.cn/s/blog_93c8f0630101dsae.html
文化大革命--还毛泽东清白（四）--戳穿文革经济崩溃的谎言
七．软罢工与抓革命促生产：戳穿文革经济崩溃的谎言
&随着文革深入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全面批判走向更深层次。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击中了体制官僚的要害，当权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客观地讲，当权派虽然是官僚精英特权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但绝大多数同时又是官僚弊端的被动受害者。他们主观上认为自己忠诚党的事业，加之高高在上的官僚精英理念作祟，很难理解文革的意义，对受到冲击倍感委屈，对群众造反无法容忍，自然而然地站到了与造反派势不两立的位置上。抵触情绪使他们对日常工作普遍采取了不作为的软罢工态度，体制管理特别是工农业生产因之受到影响。　　
中央并没有因此而迁就他们，改变运动方向。1966年12月初，中央发布“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确认工人造反组织的政治地位，强调工人作为企业主人努力搞好生产的责任。12月15日又发布了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红旗》杂志发表了《在毛泽东的道路上前进》，促使很多保守派学生倒戈。造反派的整体力量从此空前壮大。　　
各地造反派积极回应中央的有力支持，喊出了“革命生产一肩挑”的口号，各行各业纷纷建立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填补管理真空，主动挑起了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流通以及支援农业的担子，不仅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客观上也为随后而来的全面夺权做好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顺便提及一下，1965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基础还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交通、能源建设和制造业还很落后。而彻底改变这一落后状况，正是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里做到的。在没有任何外援和当权派软罢工的情况下，全国工人、农民和科技工作者，挑起了抓革命、促生产，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重担，创出了十年工农业生产总值不含任何水分的平均年增速度8.5%的骄人成就。十年中取得的重大科研、交通、能源、航天、育种和国防建设成果国人尽知，有目共睹，无须在此赘述。
直至毛泽东逝世，中国已是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大国，第18科技强国。逐步建立了独立的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世界现代史——中美苏“大三角”，由于曾有过毛泽东而不寂寞，而放射奇光异彩。&
07年金融时报报道，发现中国66年至76年的文革，工业生产持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6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7%，只有67年68年稍有减少，到了69年年均递增16.9%，70年比增19.4%）。金融时报还评价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成功的工业化是在中国，而同时期的世界增长速度是3%。
主席逝世，全国被邓小平下马的光军工高科技项目就200多项，有名的就是运十大飞机，甚至连航母都在计划建造。某人，你的市场换技术的愿望实现了吗？改开到今天，由于放弃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道路，只能帮西方打工，中国制造名誉天下。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如果崩溃了，能在1968年、1971年、1973年三次共加持黄金600吨吗？那时候，国家经济没有危机、工厂没有倒闭、工人没有下岗、货币没有贬值、物价没有飞涨、看病不要钱、住房不要钱、上学不要钱、一人工作可以养七八口、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有够8亿人民吃3年的储备粮食，还有外汇储备……75年，77年，78年全国普调工资，这不都是毛泽东时代的积累吗？这经济怎么就崩溃了呢？！简直是一派昧心胡言！没有毛泽东留下来的雄厚家底，你拿什么搞改革开放？你去非洲搞搞看。
&这就是改革：侵吞了毛泽东时代近三十年的工农业积累，于是他们先富了，在政客们“共同富裕”的忽悠下，傻子们似乎从先富者那里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们一边出买廉价的劳动力，一边期待着与富人平起平坐，于是，一年复一年，富人仍富着，
穷人仍穷着。&
你以为包产到户，给你划了一块地就吃饱饭了？农业增收的三要素水利，良种，化肥都是毛泽东时代搞出来的！号称最后的人民公社的周家庄乡，年底分红都要警务保驾，坚持真社会主义的华西村就不说了，再看看当年被吹上天的小岗村，明明是坨烂泥巴，偏要糊到家家户户墙上。
毛主席说，抓革命才能促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的旧的框框搞掉，搞出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说，有人借口抓生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的那些条条框框，害怕群众革命革到他自己头上。　
随着对文革的清算，资改派所抛弃的1960年的《鞍钢宪法》就是典型。
毛泽东时代在城市不存在雇佣关系，企事业单位无权解雇员工。员工的医疗费用，子女上学，住房，退休和养老，都由国家承担。员工的生老病死没有后顾之忧，全国统一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加班要加薪。特殊岗位的有可观的特殊津贴，患有职业病的可带薪金，全额免费享受疗养。工伤发生后一律由单位承当治疗费用，伤残员工带薪修养终身。员工有权批判批评单位负责人，厂长，官职人员的错误。有权参与企业的发展规划，重大决策，管理规定，技术革新建议，确保了工人主人公的地位。
但是必须要承认，76年以前的国民生活水平的确没有现在富裕，因为国家正在搞备战备荒，提倡艰苦风斗，搞社会主义建设。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享受着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众多福利。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L·托马斯明确指出，“鞍钢宪法”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它弘扬的“经济民主”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
现在我们来看经历过文革的国际友人，著名经济学家阳和平的谈话。
。。。。。我们那帮学生们在矿里煽风点火，帮着矿工中的造反派反抗矿领导，和保皇派工人辩论。我们也干了一些过激的事，如一起闯进一位矿领导的家，搜寻他为了整造反派工人而搞得黑材料。我这个文革过来人，经过多年反思，不同意使用缺乏客观标准的诸如恶，人性，和公正等等概念和观点来指着毛泽东和文革。　
我在中国当工人的五年里，认识的工人中间痛恨文革的不多，而认为只有像文革那样的群众运动才能对付官僚腐败的却不少。文革期间，工厂里当干部的搞腐败可不容易，一旦被群众发现了，一张大字报贴出来，这官就不好做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文革的特点，这是民主还是恶？
1974年我到美国后当工人的近15年里，体会了西方资本主义下的民主和中国毛泽东时代民主的根本区别。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工厂里的工人有民主管理和监督企业领导的权利。我们有铁饭碗，不怕干部，感提意见，干部很少有偷懒的，生产年年超额完成计划。在美国，我们工人对老板有意见，只有辞职另找活路的权利，无权过问企业的管理。老板在，装着卖命，老板不在磨洋工，哪有民主权利？
文化大革命--还毛泽东清白（五）--官民大博弈
八．一次空前残酷的较量
当权派在被夺权之前，集体不作为是为了向中央施压，引起中央对其利益诉求的重视，没想到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得到中央回应，还在造反派夺权后丢失了最后巢穴。绝望使他们夺回权力的意志空前强烈。这种意志集中表现在中央高层中，一些战功卓著的老帅如叶剑英认为文革搞得“过火了”。他们抓住陈伯达违背组织程序打击陶铸的错误，向新中央文革小组发起被称作“二月逆流”的反击。军队态度出现了偏向性。各地当权派抓住机会，拉拢军队和保守派群众组织，对造反派发动猛烈反攻，竭尽全力镇压造反派，甚至动员农民进城武力压制造反派，力图把造反派驱逐出革委会。　　
造反派在二月逆流中受到了无情镇压，多数造反组织领导人和骨干分子被打成反党或反革命分子锒铛入狱。有些地区还出现了调用军队镇压造反派的惨烈现象。日，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指挥部队包围聚集在《青海日报》社的造反派群众和学生，下令开枪，制造了打死170多人、重伤近200人的惨案。这段时间，全国各地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群众都受到了空前打压，大江南北随处都能听到“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声。在当权派空前强大的压制下，造反群众只能用对最高领袖的信仰来坚守斗争下去的信念。文革跌入了低潮。　　
1967年中央处理安徽问题的七条、人民日报《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和“军委十条”，彻底否定了当权派镇压群众的做法，痛斥“二月逆流”，给造反派群众平反，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领导人和骨干，肯定了他们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大方向，并且再次下令严禁用军队弹压群众。　　
此时，在二月逆流掩护下匆忙组建起来的革委会，造反派几乎被驱逐殆尽。当权派、保守派和军队结成了更为紧密的政治联盟。造反派依据中央精神，希望已经大权在握的革委会为自己平反和重新进入革委会的要求，无一例外受到重重阻碍，被迫陷入为自己正名的苦斗之中。　　
造反派要求平反和正名的斗争十分顽强激烈。当权派担心重新到手的权力得而复失，必须阻止造反派翻身上台。中央已明令禁止调用军队压制群众运动，当权派无法借用国家专政力量，便指使保守派群众组织武力压制造反派。　　
最典型的事例，是武汉市人武部组织起以基干民兵为骨干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对造反派比较集中的厂矿企业和宣传点进行武力清除。3月27日，在武钢抓捕造反派群众500多人，又先后制造了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六渡桥、汉阳轧钢厂和武汉体育学院等大型武斗事件，打死多人，打伤的人难以计数，多数造反派被迫逃离武汉，很多人躲避到上海和北京等地。直到中央6.26通令下来以后，武汉流血武斗才告一段落。　　
一份1984年发现的河南省策划武斗的会议记录透露，河南省军区支持保守组织“十大总部”，计划在短时间内用武斗彻底打垮造反派，在三结合的革委会中实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结合，让中央找不到真正的造反派组织。可以说，这是当时当权派最明确的具有政治意图的武斗计划。　　
这一时期，当权派摆脱了之前的软弱状态，拥有了军方支持和保守组织武力扫除障碍的巨大优势。有的军队仍然不顾中央禁令，发放武器，导致武装对抗。武斗在全国蔓延，逐步升级，直至发生了从武装镇压造反派到矛头指向中央的震惊全国的7.20武汉事件。　
九．造反派的局限性与文革的战略收缩
夺权斗争后，党、政、军、群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造反派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难以看清方向。他们顺理成章地把矛头指向了镇压他们的“军内一小撮”和极力从中调节矛盾维护稳定的党政高层，有人甚至要揪出周恩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很快走向绝对化而形成高潮，相继发生了冲击外交部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严重事件。有人还写出文章，说整个国家机器的性质都已变成资产阶级的了，彻底否定了中央政权的合法性。简言之，置中央再三告诫要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的要求于不顾，轻率地把矛头从打倒党内走资派转向了砸烂国家机器。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国家政权毕竟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中国的社会性质毕竟是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要革体制官僚的命，是要医治体制中的疾病，不是粉碎国家机器，打倒党内走资派，是要防修防变，不是不要共产党。他们还不懂得，把握好党政军群关系平衡、稳健掌控全局是至关重要的政治智慧，不知道这种方向性错误和冲动做法，会打破这种平衡，客观上使毛泽东陷于孤立之中，使矛盾性质发生变化，突破中央支持和保护造反派的底线。毛泽东这时曾提醒他们“到了犯错误的时候了”。中央随后下发文件，不允许“乱军、乱政”，否定了造反派的错误认识和过激行为。当权派抓住机会，从中央文件中挑选出对自己有利的内容，继续打压造反派，进一步激化矛盾，制造混乱。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原来一直依靠造反派和政策舆论掌控运动方向的方法失去了效力。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军队多次袭扰中国北部边界，阻扰中国边防部队正常巡逻，不断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和渔民，制造多起流血事件，在国境线一侧集结大量军队，并对珍宝岛虎视眈眈，军事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由于中美关系一直处于严重对峙状态，在苏联随时可能发动军事进攻的威胁下，国家安全已上升到了首要突出位置。国内形势，从高层到基层的当权派与中央貌合心离，实力仍很强大。文革小组和地方造反派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难堪大任。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毛泽东审时度势，不得不后退一步，对当权派作出暂时退让，力求尽快稳定国内局势，把战略重心转移到备战备荒准备打仗上来。认为完成文革使命是一个长期历史任务，不可能做到毕其功于一役，以后要隔七八年来一次。文革由此转入收缩阶段。　　
十．决定命运的最后较量
文革的战略收缩使当权派看到了希望，认为中央有维护国家稳定的动向，似乎又开始相信和使用他们了。他们抓住时机，对仍在鸣冤叫屈和争当彻底革命派激情中茫然不觉的造反派发动了战略反攻，精心组织了两次围剿造反派的重要战役。　　
其一是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当权派毫不掩饰“秋后算账”的报复心理，却又不想因此招来迫害群众的恶名，继续用一派群众去打击另一派群众，把清理阶级队伍交给保守派组织去执行。他们既要围剿造反派，又想避开否定文革反对毛泽东的嫌疑，便学着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样子，拿过造反派忠于毛泽东的誓言来装饰门面，让军宣队或工宣队去组织群众，大搞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心。（看清楚了，这是个人崇拜吗？）事实表明，阉割毛泽东思想革命灵魂，用庸俗化、封建化和符号化把毛泽东变成无害偶像推向神坛的人，正是善于伪装的走资派们。
在这时期，被走资派迫害的名人就有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和著名演员上官云珠等等名人。。。。。。。而被走资派迫害的前国民党投诚人员更是数不胜数。　　
当权派用这种仪式化了的群众热情大搞个人崇拜，在相当程度上从造反派手里夺走了“毛泽东旗帜”，割断了造反派与毛泽东的政治联系，剥夺了造反派的政治合法性。再此基础上，他们开办各种形式的接班人“五项标准学习班”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名正言顺地把造反派统统列入审查对象，设立专案，清查处理。老道的政治经验使当权派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反复旧”不过是造反派一次无力的反击。其二是随后而来的“清查5.16分子”，全国900多万人被捕，造反派几乎全军覆没，被彻底瓦解。　
严格意义上说，其实文革只进行了两三年。70年代，除了上海是造反派彻底夺取政权，其他地方几乎都是走资派和保皇派在把守。
十一．中央走资派的最后反扑--四五天安门事件
三十七年前发生的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天安门事件（改革后称“四·五运动”）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其背景是针对反右倾翻案风，其性质是中国政治斗争决战阶段的反文革运动，其手段是利用清明节，需要正确评价。
中共九大后，右倾翻案风由来已久，一九七五年是个高峰，邓小平推行三项指示为纲，全面整顿，江青被围攻，毛泽东也只能静观其变，寻找战机。
周总理在76年元月八日病重死了。在此前后发动的反右倾翻案风有搞不下去之势，党内官僚走资们心如明镜，主动反扑，各地的高干子弟在总理死后，决心放手一搏，利用清明节纪念总理这个事，在天安门广场搞了一个4.5群体事件，唆使纪念周总理的不明真相的群众滞留广场，引起骚乱，试图挽回败局，这是邓小平及其手下胡耀邦精心策划的。
这个事件爆发的起因，表面看是因总理追悼会的规格低了，实质上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毛派和资本主义反毛派的生死较量。反毛派用周总理压江青，影射毛主席，利用民众拥周之心，制造、扩大这个事端，中央被迫采取的措施是用民兵将事件参与者驱散了，基本上和平解决了4.5运动。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会议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4月6日一大早，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的汇报，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
4月7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平息天安门事件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高潮，在总理逝世以后，4.5运动加速了矛盾的激化，影响巨大，甚至动摇了毛主席的决策。毛泽东必须作出逝世之前的重大的接班决策，天安门事件使毛主席断然废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条，迫叶剑英养病休息，重用华国锋等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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