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二十）不是冤家不聚头（文字稿）_康震吧_百度贴吧
&&&&&&&&&&&&&&&&&&&&&&&&&&&&&&&签到排名：今日本吧第个签到，本吧因你更精彩，明天继续来努力！
本吧签到人数：0成为超级会员，使用一键签到本月漏签0次！成为超级会员，赠送8张补签卡连续签到：天&&累计签到：天超级会员单次开通12个月以上，赠送连续签到卡3张
关注：1,783贴子：
【王安石】（二十）不是冤家不聚头（文字稿）收藏
　　【画外音】：在上一讲里，康震老师为大家讲述了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其中还不断出现另外一个人，苏轼。在反对变法的阵营中，苏轼算不上是重量级的人物，但天才纵横的他却是一个最活跃的人物，这给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制造了不少麻烦，也让皇帝宋神宗对他又爱又恨。然而，王安石和苏轼这对政治上的冤家却又是文学上的知音，比肩的道德与才华让他们相互欣赏和尊重，并由此生发出许多动人的故事，那么王安石和苏轼之间亦敌亦友的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呢？他们后来为什么能够冰释前嫌，而最初苏轼又是怎样反对王安石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二十集《不是冤家不聚头》。　　【康震】：神宗总是把苏轼有时候放在火上烤一烤，但是不能把他烤焦了，烤焦了就麻烦了，烤上一阵子，觉得烤得发黄了，有点味道了，把他再拿下来冷却一下，还能用，烧焦了就没法用了，所以苏轼在这个、如果我们通观全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变法当中、在反对派当中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少的声音，但就是这样一个声音对于王安石来讲已经是相当烦恼了。再说还不是苏轼一个人在战斗，哥俩儿呢，苏轼和苏辙都是非常坚定地反对王安石所主导的变法。　　苏轼和苏辙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反对变法的人，相反，他们也有自己的变法和改革的主张，只不过对于苏轼来讲，他主张更加稳健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能是改良，特别在用人的问题上、在道德的问题上，他看得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说当改革一旦开始之后，苏轼和苏辙很快地就针对王安石的变法谈自己的反对的意见。　　譬如说，王安石改革变法里边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科举的改革，科举有什么改革的呢？唐宋时期，科举习惯的考核的内容，进士科主要是考诗赋，写诗写得好，苏轼就是自己在这方面考核是一个受益者，他的爸爸苏洵老是考不中，就是因为不善于有韵之文，他不善于写这种东西。王安石认为，以诗赋来取士，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因为什么呢，因为会写诗、会写漂亮的文章不等于说就有很深厚的学问和修养，不等于说就会执政、就会参政、就会做官，而改革变法需要的是这样的人，第一，他有很深厚的道德学养，第二，他有很强的实际的工作能力。只会写漂亮的诗文，只会写漂亮的诗赋这是不行的，所以他要什么呢？废除诗赋取士的制度，考儒家的经典，考策论。物价涨得这么厉害，怎么解决啊？写篇策论吧。房价涨成这个样子，写篇策论，你怎么解决？你说先来首诗吧，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这没用，西湖边上的房子（房价）涨得很快，这玩意儿写得越多房价涨得越高。所以你知道吗？他改革科举不是他对诗赋本身有什么意见，而是着眼于实用。　　他这个主张一出来，苏轼就坚决反对，苏轼给神宗就写了一道奏折，在这个奏折里边他重点说什么呢？说从古至今，他说的从古至今实际上就是从唐朝以来，一直都是诗赋取士，没有改变，而且天下的才子们和这些士子们，他们的发展方向就是跟朝廷规定的方向是要保持一致的。简单来说，他举了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比方说，就从写文章来说，如果说策论还算有点用的话，那诗赋是一点用都没有，策论还谈点实务嘛，你如果说从实际执政来讲，那诗赋跟策论都是扯淡了，没用，写那么多有什么用啊，就是干实事嘛。他说从尧舜以来，文人都是要写文章的，文人都是要写诗赋的，我们就是要根据写文章、写诗赋来判断一个人的才华，你总不能还没考试呢，就把一个人先弄去做上两天官吧？再者说，他举了个很鲜明的例子，他说，你说诗赋只会让人更加奢华，什么叫奢华呢，就是说喜欢那种非常华丽的文章，喜欢那种华丽的文采，他说北宋初期有个人叫杨亿，这个杨亿是个大文人，专写那种奢靡的文章，专写那种华美的文章，他说杨亿这种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杨亿本人是个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并没有因为他写这些东西，他就变得不杰出了。他还举例子，还是北宋初期有个叫石介的，石介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文人，石介的文章写得非常好，道德品质也很高，但是你让他执政、你让他做政治家完全就不行。所以，写不写华丽的文章，写得写不了那样的道德文章，这跟他能不能执政、能不能做一个政治家、能不能干具体的事儿，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的联系，一个人在政治上要表现出怎样的品德，那他在实际的实践当中就会表现出来，这跟他写不写文章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古往今来，能写一手好文章的大政治家那是有的是。没说错吧？那苏轼当然要写出来的东西不大容易让别人能驳得倒，他让别人讨厌的地方也在这儿，主要的观点就是这样，他说就拿现在的这些进士来说吧，天天钻研经史子集，天天钻研道德文章，真让他们上到前线打一仗，真让他们坐到办公室里处理个具体的事情，处理得了吗？你能写道德文章，你能读儒家的经典，你像王安石一样把科举内容全改了，他就一定能够实务操作吗？未必然。当然苏轼自己说这话心也虚，他也没多少经验，这会儿他多大年岁，只是一个年轻的干部。
1楼 21:38&|
　　哎，文章上去，上去之后，神宗看了之后，写得好，我正有这样的疑问，虽然我没考过进士，他当然不用考了，他是招进士的人，但我早有这样的疑问，今天你给我一解释，我思想上的疙瘩就算解开了，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专门召见苏轼，你还有什么更具体的意见？就当前的政治形势，可以敞开谈谈嘛。苏轼说没啥谈的，就三条，不知道您爱不爱听，哪三条呢？皇上您现在　　“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清·毕沅【续资治通鉴】　　什么意思？您现在想要治理天下，心情可以理解，您操之过急，一年的事想在一天里头办成，几代人的事想在您这一代里都解决，太急。听言太广，您什么意见都听，那意见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杂碎，就不能听。您什么都听，听了还都用，这就乱了套了。您进人太锐了，您在人事上放得太宽了，您都用了些什么人，您都不看看？有的人还算是好人，说，那个人还行，那个人底下那人，你不甄别呀？皇上听了以后说，说得有道理，我也觉得有点急，应该慢慢来。　　下来了以后就跟王安石商量，王安石一听就不高兴了，说什么呢？什么锐啊、什么广啊、什么急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什么急啊？神宗说要不然把苏轼弄到中书省里头来，让他参与中央文件条例的修订和制定。王安石说这怎么行？我跟这个人在学问上就是两种风格，根本上就是两股道上的人，你让他干点别的吧。干什么啊？让他到开封府去做行政长官，想用那些碎七零八的事把他给困住，让他不要在这儿胡思乱想，不要成天发声，苏轼也没耽搁，在那儿把事处理得好好的，接着发出他的声音，是挺“讨厌”的。苏轼这一生吃亏就吃亏在他这支笔和他这张嘴上，后来他自己也有反省。宋神宗还是很信任王安石的，所以就废除了诗赋取士的这样的制度，当然到后来神宗去世以后，王安石去世以后，这个也都废止了之后，又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你看，科举制度从根本上来讲涉及到人事制度，涉及到干部的培养，在这个问题上，那苏轼跟王安石根本就唱对台戏嘛，他怎么能让王安石高兴呢？王安石也不能说恨死他了，但是肯定是相当地不高兴。神宗就问王安石，说我觉得苏辙跟苏轼这哥俩儿学问比较相近，风格比较相近。王安石说是，他们很相近，他们就是用一些纵横捭阖的学术。什么叫纵横捭阖呢？就像战国的纵横家一样，好空谈，文章写得漂亮，排比句用得多，好放大言，一说就是天下为己任；一说就是天下大事；一说就是纵古论今，但是不靠谱，不论实务，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所以这种人绝对不能用。神宗听了也没有办法，就只好怎么呢？把苏轼安排到开封府去。
2楼 21:38&|
　　【画外音】：在开封府供职的苏东坡，并没有如王安石所愿被日常繁杂琐碎的事务所困扰，他仍然百倍关注王安石，并继续批评变法事宜。接下来，苏东坡还要直接攻击改革变法的司令部，锋芒直指王安石。那么，“拗相公”王安石又会如何对待苏东坡呢？　　【康震】：上元节，其实就是正月十五，宫里边要办灯会，这个办灯会给苏轼提供了一个机会。神宗刚继位不久，想在宫里头开一个比较大的灯节的聚会，想办得好点，就让内务府去采办灯，当时最好的灯叫浙灯，浙江的浙，要采办四千只浙灯，结果去采办之后一问，这价钱特别贵。神宗就说让他们把价钱降下来，我们低价购进。你听着有点别扭，政府如果想扶持商家的话，应该抬价购进才对，你让人家把价钱压下去，是不是？哎，苏轼一听，马上上道奏折，说皇上您不能这么干，这是形象问题，您知道多少商家和手工业者就指着您这一把了，想挣点钱。您这下倒好，等了这么长时间，这一把就全灭了，这可不太好，您低价购进，就损伤了商家的利益，而且神宗为了让这灯会办得好，说了，浙灯只能我们买，老百姓不许买。说这也不对，您得与民同乐啊，您一个人在那穷乐有什么意思啊？您又压了价，还独个儿在那儿乐，这不符合仁义道德，您这样做是不对的，收回成命。　　神宗一听，说得有道理，这家伙净说对的，每次提的建议都很适当。苏轼抓住这机会，我还想跟您说说当前的局势，我再跟您说说，他就上了一封奏折，说皇上您确实是尧舜之君，就灯这事儿，您一听就吸取了，太伟大了，感动得我热泪盈眶。灯的事儿是小，但由小可以见大，我现在跟您说点大的，现在有人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条例司不好，好好的管钱有管钱的，管兵有管兵的，管政的有管政的，为什么又出来一个独立的机构？没有必要嘛。苏轼说，成立这个机构无非是兴利而除害，可是如果成立这机构之后，不但没有兴利除害，它本身变成一害的话，那您的麻烦可就大了。他说现在朝廷有点乱，本来呢，就算搞改革变法，也应该是由中书省、由宰相跟皇上您，以及二三重要大臣商议之后才下的政策，可现在所有的政策都从这个奇怪的怪胎一样的机构里头出来，而且很多的政令不从宰相出，从那个翰林学士、从那个副宰相出来，这叫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样下去，国家的政令、法令不能长治久安，不能维持长久。苏轼告诉他，一个国家的存亡根本不在强弱，在于道德；一个国家国运的长短，不在贫和富，在于风俗的厚与薄。　　你注意，我没有说苏轼这个话一定是对的，你注意，苏轼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强调了这个问题的另一段，就是说，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要维持长久的稳定，就要有长久的、稳定的道德观作为它的基础，就要有长久的、稳定的、淳朴的风俗作为人民思想的基础，人心是不能乱的。他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他没有强调经济基础，他不谈这个，这是他们擅长的做法，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只谈我的，我不谈那个对你有利的。他跟司马光有个共同点，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道德，道德、人心稳定了，什么都好办。如果因为生财乱了人心，一切都谈不上。　　王安石看了之后非常讨厌他，开始还是有点觉得不舒服，后来就发展为很讨厌，讨厌上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他待在这儿有点多余。正好这会儿有个事儿，就凑巧了，什么事呢？王安石他的弟弟跟另外有一个官员叫谢景温的妹妹结婚了，所以他们两家是亲戚关系。这谢景温也受到了王安石的提拔，他是一个谏官，谢景温说，我告诉你一个事儿，苏轼的父亲去世了，他回家去奔丧，他去四川，然后从四川再回来不是得走水路吗？他走私，在船上运不该运的东西。王安石一听太高兴了，终于走私了，查他，早就想办他了，找一机会，查来查去，没查着什么实据。把苏轼给查害怕了，苏轼赶紧申请我不在这儿待了，我走，我不说话了，我走，这么着，苏轼才到了杭州做了通判，相当于杭州市的副市长。你看，我前面这只是举了很小的一点例子，就说明这苏轼，他在诸多的政见上，在改革的变法的这个事情上，他跟王安石之间是有很多冲突，这个冲突发展到最后就是以王安石把他轰走为结果。后边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苏轼在徐州做官；在密州做官；在湖州做官，那会儿王安石已经罢相回家了，他（苏轼）在湖州的时候。后来他不是让人给抓起来了吗？说他在诗文里头抨击新法、抨击朝廷，甚至嘲弄宋神宗。给神宗惹毛了，派人把他抓了起来，投到监狱里头，审了一百多天，放出来了以后，给他发配到了黄州，到了赤壁，写了“大江东去”，还真得感谢改革变法。
3楼 21:39&|
　　【画外音】：政治理念上的不同，使得苏轼对王安石的变法改革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也使得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冲突不断。但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改革变法的起伏波折，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局限于改革变法。那么，这对冤家在私底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交情呢？　　【康震】：苏轼走了一大圈儿，最后跑到黄州去了。王安石中间经历了两次罢相，最后心灰意冷，孩子也死了，自己的学生吕惠卿等人背叛了自己，弄得心情非常糟糕，回到了南京。两个人开始掐了半天，最后变成两个可怜的人。神宗最后起了怜悯之心，想还要再重用苏轼，就把他要调到河南的汝州做团练副使。苏轼在常州买了房子，有地产，跟皇上申请说我去常州，这么着，让他去了常州，他在去常州的路上就专程到南京拜访了王安石。　　这个东西很奇怪，我们前面讲司马光的时候说这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相近的地方，也许连他们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这种相同的秉性、个性、思想和道德，却让他们在政治上成了非常尖锐的对立者，而现在苏轼的情况是什么呢？之前有很强烈的对立，现在突然地都归零了，俩人都归零了。归零了之后，两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这就显得非常有意思了，这才更加本质地接近了北宋时期这些最优秀的士大夫和文人的那种个性和气质，以及他们互相之间那种本质的关系。　　好了，苏轼被贬黄州。王安石退休在金陵，对苏轼非常关注，有一天从黄州来了一个人，见着王安石就跟他说了，王安石就问他，说最近子瞻有什么新作没有？有什么新的作品没有？说有，走得急，落在船上。说赶快去拿、赶快去拿。赶紧就去拿，是苏轼写的一篇文章，叫《宝相藏记》，写佛教方面的内容。当时天色已经黄昏，还没有掌灯的时节，王安石心情很迫切，就站在屋檐底下，就着黄昏的这个日光，就开始看这篇文章，一边看一边说，子瞻真是人中之龙也。对他非常器重，因为他文章写得太好了，苏轼在黄州写过一首诗，叫《雪》，就是下雪。其中有这么两句，说，　　“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苏轼【雪】　　王安石就读这两句诗，写得好。他的女婿蔡卞就问他说，好在哪儿啊？王安石说，你来说说这两句是什么意思？蔡卞说“冻合玉楼寒起粟”，玉楼，下雪了，楼变成玉楼了，这是下雪。可为什么把楼给冻起来了，这个很难解释。“起粟”是什么意思呢？粟就是米粒啊，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又说“光摇银海眩生花”，说银海这个也可以说是下雪以后就变成银海了。“光摇银海眩生花”是说雪地里头照人的眼睛晃得慌？王安石说这你就完全不懂了，我告诉你，苏轼在这两句诗里头用了一个典故，典故是道教的，在道教当中把人的肩膀叫做玉楼，把人的双眼叫做银海，所以“冻合玉楼寒起粟”是说天太冷了，冻得肩膀缩起来了，皮肤上都起了小米粒了。“光摇银海眩生花”，雪地里头的雪太洁白了，把我眼睛都炫得发晕。懂了吧？这叫学问。你们都看不出来，我能看出来，为什么？我们俩是同等量级的人物。苏轼自己也承认，这诗写成之后，就这玉楼和这银海，好多人都没看出来，就以为是蔡卞的那种很庸俗的解释，其实不是，用了两个很重要的典故。
4楼 21:41&|
　　苏轼到了金陵，要去见王安石，王安石骑着他那头著名的驴，在江边上等他。苏轼的船就过来了，苏轼从船上跳下来，穿着便装，见到了王安石之后一拱手，　　“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曲洧旧闻·卷五】　　我呀，今天斗胆，穿着便装，我来见大丞相。王安石看他大笑，世间礼法岂为我辈所设？（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曲洧旧闻·卷五】）我们这样的人还能受一般的礼法约束吗？太客气了。苏轼紧接着说，我也知道我在你的手下没做过什么工作，净起了反面作用。这两个人之间的交往和见面已经不再有那种政治上的恩怨，可能有些芥蒂，但是这样的一种交往，王安石为什么说世间礼法岂为我辈所设呢？就是如果抛开政治的恩怨不谈的话，我们这样的人，那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不是说把世间看穿了，而是我们的学识、我们的修养、我们的道德还有我们的人品，早就在一般的世俗之上，我们在这个层面上现在来进行对话，而不是在那种很窄的关于新法的问题、青苗的问题上再讨论问题了。两个人的身份现在不一样了，政治上归了零之后，真正的文化价值体现出来了，才表现出来了，这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个人走，苏轼就送给他了两句诗，这诗写得很有意思，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従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次荆公韵四绝之三】　　说我看见您老先生啊，王安石比他年纪大，骑着那头著名的驴，从那山坡上走过来，渺渺的感觉，很孤独、很瘦小，我就在脑子里想起您当时没生病的时候，咆哮的那个形象，拿着国家天下大事的那样一种刚坚不可夺其志的样子，看你现在的病容和老态，想起了当年的王安石王介甫。“劝我试求三亩宅，従公已觉十年迟。”王安石说，哪也别去了，咱俩就搭个伴儿吧，你就在南京这儿买上三亩地，盖个宅子，咱俩天天爬爬山、打打球、吟吟诗、喝喝酒，挺好的，一切，神马都是浮云。可是我觉得已经有点迟了，我早知道十年前您是这样，我就在您门下求学了。这意思说得很婉转，说早知道您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又何必呢？他们俩刚见面的时候，王安石就说，好个翰林学士，我可等了你很长时间了。苏轼说，你们老家抚州出一种皮鼓，这个皮鼓很贵，有一位有钱人就要买它，买的时候要试一下它能不能敲响，“梆梆梆”敲不响，气得那卖家就把这鼓“咣”地扔到河里头，结果“梆”地一下响了，这卖家就说你早点发出声音来啊，怎么现在才发出声音来啊？这不太迟了吗？买家都走了。他就跟王安石说，您要早发出这声音来，咱俩也没那么多过节了，是吧。这正是像那诗上说的，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题三义塔】　　虽然他们不是兄弟，但是现在总能算是知己吧。所以你看，他们两个人应该说在政治上归零了之后，在去掉了或者说暂时去掉了政治上的恩怨之后，开始以文章、以诗文、以道德来相交往的时候，发现是知音。苏轼离开南京的时候，王安石就感慨，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不知道再过几百年还有这样的人，对他的才华是相当地钦佩，相当地器重。
5楼 21:43&|
　　【画外音】：公是公，私是私，政治是政治，友谊是友谊，苏轼和王安石这对冤家之间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光明磊落的胸怀和高尚纯粹的品格。而在康震老师眼里，“拗相公”王安石也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人。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老师为您盘点王安石和政敌苏轼、司马光之间的微妙关系。　　【康震】：你看，我们讲到这儿，你注意，前面讲到司马光的时候我们说，司马光那种个性、气质、品德跟王安石很相近，这是第一。在政治上他们很对立，这种对立不但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混乱，或者让我们感觉到某种恶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反而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两个伟大人物的身上，在这个时代里边，迸发出了多元的光彩。但苏轼不一样，苏轼的个性、秉性、气质跟王安石是有很大不同的，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也有很多相通之处，这个相通之处是什么呢？是博学、是才华、是诗文。所以你注意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你把苏轼和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三个人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东方不亮西方亮，他们共同的死结是在政治上，是在具体的政见上，甚至他们在根本的政治立场上是完全相同的，就像刚才（上集）我们说，司马光说的我们是殊途同归嘛，都是为了大宋朝，只不过是在如何好的问题上有分歧。所以这个分歧最后在经过了将近一千年以后我们再来看的时候，这个分歧，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已经变得非常小了，说白了就是在大宋王朝那个具体的历史阶段的如何好和强大的问题上，他们有分歧，但从长远的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三个人之间王安石和司马光，在人品、道德、秉性、做人方面是当代之楷模，王安石和苏轼在文章、才华、学问方面也是一时的典范。　　那你再结合起来看王安石，王安石他有很多政治上的做法、政策，可能是一时之功利的政策，甚至这些政策有时候还可能伤害到了国家利益，但是从总的、全面的角度来看，王安石这个人在道德、在文章、在事业、在品行、在才华、在博学上，包括在政治事业上，无疑成为了北宋时期首屈一指的一个人物，他跟两个政敌之间都有着非常广泛的交流和沟通的这样的空间，这充分说明王安石并不是一个单面的人，并不是一个僵化的人，相反的，他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人，而且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人，也因此他是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所以这样的人物，我们对他的评价就不能仅仅地局限在政治层面，我们讲政治家的王安石这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从政治的勇气和开拓的精神上来讲，他超过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可能任何一个宰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倒真是应了梁启超的话，他认为王安石是古今第一完人。当然了，梁启超本人是改革家，他这样赞许他的前辈也无可厚非，但即便是我们自己平心而论，就从他和司马光、从他和苏轼的这种交往能够看到，王安石的确是古今以来不可多得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杰出的学问家、杰出的文学家。那么在接下来的篇幅里边，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闲居在家的王安石的形象，这将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现政治家之外、与反对派的对立斗争之外的王安石的风采，相信这个风采能给我们大家一个别样不同的王安石的概念。谢谢大家。　　　　【下期预告】：二次罢相的王安石彻底远离了政治中心，主动退休的王安石过上了难得的闲适生活，那么脱去宰相官职的王安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退居南京的拗相公又为什么喜欢骑驴呢？请您继续收看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二十一集《可怜人间四月天》。
6楼 21:44&|
辛苦了，霜儿。
9楼 12:34&|
标记王安石20
10楼 00:29&|来自
登录百度帐号
内&&容:使用签名档&&
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王安石“新法”遭废除的原因是什么？
王安石“新法”遭废除的原因是什么？
（一） 庆历二年（1042），二十一岁的王安石以优异成绩进士及第，授扬州签判，从此官运亨通，步步升迁，历任知县、通判、知州等地方行政长官，嘉佑三年（1058）二月，调任主管一路司法刑政事务的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同年十月又擢升三司度支判官，承担全国财政及漕运等方面的重任。嘉佑六年（1061）四月又改任执掌皇帝机要事务的知制诰，这是位居清贵，政治地位很高的官职。 王安石入仕后，在不到二十年的时期内，以四十岁的壮年，取得如此显要地地位，显然和他能够与当时地主阶级普遍要求“更易改革”振兴国家的迫切要求相适应，在政治实践和理论上所作的艰巨努力分不开的。 在实践上，他本着“欲与稷契遐相希”的抱负，努力探索福国裕民的道路。首先，在知鄞县的任上，作为独当一面的父母官，他根据自己对“先王之政”的理解，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有力措施，十分认真地付诸实践，兴修农田水利、发放农业贷款、举办教育事业、严密保伍组织，在政治上谋求社会的安定，在经济上帮助百姓解决生活和生产上的困难，保障农业再生产的进行。王安石的实践很快取得了“邑人便之”1的成效。邵伯温说王安石的熙宁新法“皆本於此”2，不免有点夸张。然而应该承认，他在鄞县的实践，为变法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则是无容置疑的事实。在其后的通判舒州和知常州任上，使他进一步看到兼并势力的发展和官吏的贪暴腐败，对人民为害的严重性，为此感到深深的不安，他说： 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朅来佐荒郡，懔懔常惭疚，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3 这首诗表明王安石对百姓苦难的同情和关切；但也表明王安石对灾难深重的百姓，可能发动起义，危及封建统治的巩固，更是不胜忧虑，并因此惭疚自责。所以，他一方面要求官员们“同忧在僚友”，大家切实负起责任来，认真关心百姓的疾苦；另一方面，则采取措施，限制和打击兼并势力，为巩固封建统治效力。他在《发廪》诗中说： 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惸 他决定运用官府的权力，强令兼并之家把仓库里的余粮拿出来救济贫民。在荒年，他认为“贫民被灾，不可不恤也”4，办法是对兼并之家的藏粮“隐括而发之，裁其价以予民”。5对那些敢于抗命的富户，则要采取强硬措施，“但痛绳之，岂有不从者乎？按制一二人，自然趋令矣。”6对兼并之家的这种严厉态度，除了对灾民的关切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害怕在一定条件下，灾民起来造反，威胁封建统治的巩固。 然而，通过实践的探索，他进而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抱负，仅仅停留在限制兼并势力的发展上，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思所以富民化俗之道，以兴起太平。”7就是说必须建立一个能使老百姓有饭吃，以便老百姓愿意接受封建政治、道德规范的约束，形成安分守己、明哲保身的社会风气，建立使百姓老老实实忍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统治的体制，才谈得上福国裕民以“兴起太平”，即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这个体制的具体形态，王安石在皇佑五年（1053）所写的《寓言》诗中，作了描述。 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 一派和睦相处，合作互助的太平景象。这里固然有王安石自知鄞县以来种种实践经验的概括，但更多的则不过是他从儒家“仁政”思想演绎出来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其实质，不过是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的美化形态。 深受儒家以及历史上有影响的各家学说、理论的薰陶，并具有相当历史知识的王安石，在长期地有意识地探索实现自己理想道路的实践过程中，对客观现实提供的种种现象和经验，提出的种种问题，不能不经常引起他反复的深思，而随着这种探索和思想的不断深化，许多表面的零碎的、孤立的现象和经验，终将结合他对“先王之政”的不很确切的了解和向往，而逐步上升到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理论阶段。这个阶段，在他入仕以后经过大约十六年的努力，终于来到了。那是嘉佑三年（1058）十月，正在提点江东刑狱任上的王安石，被调到中央出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时候。为了挽救危机、振兴国家、巩固封建统治，他充分利用这次调动工作的空隙，把他从政以来的实践经验，和多年的理论思考，所形成的变法思想，加以总结归纳和整理，撰成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建议仁宗为国家的振兴，实行“变法”。两年后，王安石改任知制诰，又写了《上时政书》，重申前议。从这两篇文字，大体上可以看到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改革方案的轮廓，并成为“荆公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不妨略加概述： （一）对于当时的形势，王安石指出北宋王朝正处在民穷财尽、道德衰坏、内外交困的严重局势之下，如果不改易更革，汉之张角、唐之黄巢起来造反；而晋武帝时代“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8的历史可能重演。 （二）对于变法改革的途径，他提出了两条基本的指导原则：一是所谓“大明法度”9，即要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制定正确的政策，颁行有效的法令。二是所谓“众建贤才”10，即要在广泛和大量培养人才的基础上，择优选拔，不断加强官僚队伍，正确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他警告说，这两条如果不能认真贯彻，那么“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11在“大明法度”的前提下，他特别强调了人才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12 （三）对变法的目标，他明确提出，要象唐初魏征辅助李世民那样，“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夷蛮顺服”。达到在北宋中叶再现“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四）王安石提出了“法先王之意”的原则，作为变法的指导方针。具体地说，就是“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13即要求在先王治国的原则指导之下，根据客观的实际情况，用新的政策、法令取代过时的弊法。他认为只要这样真正做到，“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乎先王之政矣。”14打着“法先王之意”的招牌，就能避免引起震动，减轻对“变法”的阻力。 （五）他制定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15即立足于发展生产、着眼于开源的理财原则，作为“变法”革新的重要方面。 （六）为了保证变法的实现，王安石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最高统治者仁宗皇帝赵祯，指责他“高居深拱”、“因循苟且，逸豫无为。”16要求他“以终身之狼疾为忧，而不以一日之暝眩为苦，”17即要以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为重，而不要以变法改革的一时辛劳为苦，认真做到“以至诚询考而众建贤才，以至诚讲求而大明法度。”18他更提醒说：“变法”的时机十分紧迫，“过今日，则臣恐有无所及之悔矣！”19 （七）他为“变法”制定了“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20的策略原则。他举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行推恩令以削藩的故事，论证这些策略只要能正确运用“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21而且“其为甚易也。”22事实上，他把“法先王之意”作为“大明法度”、“众建贤才”，实行“变法”的前提和指导方针：他对人才的培养、选拔、使用，所制定的教之、养之、取之、任之23等一整套措施，等等，正是这一策略运用的具体化。 （八）他对赵祯提出了“勉之以成，断之以果”24的要求。所谓“勉之以成”，就是要求最高统治者做到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和以至诚待人，以团结天下人才，为变法效力。所谓“断之以果”，就是要求最高统治者要有坚决果断、不轻易动摇自己的信心和决心的品质，把“变法”坚持到底。 从以上各点来看，可见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和改革方案，显然是代表了地主阶级根本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是为了挽救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危机，特别是为了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提出来的。而由于王安石是具有相当的历史的、理论的知识和修养的杰出人才，使他能够在实践的基础上，使自己的思想和主张逐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具有很大的说服力。所以，他的建议，当时虽未为赵祯所采纳，却在地主阶级内部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和赞赏。于是，不仅欧阳修、文彦博，以及“范文正出、富郑公、韩魏公、曾鲁公皆交相延誉”25，而且“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26甚至“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27；至使封建士大夫中许多人，以不能见到王安石为恨。28总之，在王安石从政后，经过大约二十年的努力，他的形象随着他的政绩和理论上、文学上的成就，而日益高大。
嘉佑八年（1063）秋，王安石因母亲吴氏去世，回金陵居丧。治平三年（1066）服满后未急于复官。在这期间，使他能摆脱作官时许多繁重的行政事务和往来应酬的干扰，潜心于探讨和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洪范传》和《淮南杂论》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两本重要著作。《淮南杂论》已失传，《洪范传》则是比较全面地表述了王安石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世界观的代表作。这两部著作在当时就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王安石的及门弟子陆佃后来曾回忆说： 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学，予独疑焉。及得荆公《淮南杂记》与其《洪范传》，心独谓然。于是愿扫临川先生之门。后余见公，亦骤见称奖。语器言道，朝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公之一日也。29 陆佃是当时地主阶级中颇能独立思考的优秀知识分子，当他读到这两部“新学”的代表作时，很快就衷心折服，愿意在王安石门下作弟子。就在这时，王安石开始授徒讲学。陆佃回忆当时情况说： “治平三年，今大丞相王公出守金陵，以绪余成学者，而某也实并群英之游”。30 可见，当时慕名前来求学者是相当多的。这表明王安石以他的变法思想和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新学”体系，已经形成，而可以设帐授徒，实际上开始了“新学”学派的创建。 这一阶段时间不长，但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为了扩大影响，除了设帐授徒，王安石还注意以自己的学术结交名门望族。《宋史·王安石传》记载说：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颖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 由上可见，“变法”的建议虽然未被采纳，但王安石并没有气馁，而是积极地创造条件、扩大影响、等待时机。这是他的“圣人唯务修其成万物者”31，即要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的体现。 历史的发展，没有辜负王安石的苦心。后来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信中，曾经提到王安石在当时巨大的社会影响，他说： 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32 可见当时王安石在地主阶级内部名声之大、威望之高。所以，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赵曙去世，刚即位的神宗皇帝赵顼，立即起用王安石“命知江宁府”，33半年后，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34而王安石在受命七个月后，至熙宁元年（1068）四月才迟迟入朝。而在他觐见以后，仅仅过了十个月，到熙宁二年（1069）二月，又擢升参知政事35，受命议行新法。从此在赵顼的全力支持下，开始了规模广阔、影响深远的“变法”革新运动。 （二） 王安石在受命变法之初，可以说形势是很好的。特别是王安石在当时掌握了三大优势，是保证变法取得成功的有利条件。 优势之一是，前面已经提到，他的变法主张和改革方案，得到了地主阶级普遍的同情和赞赏。尽管上层统治集团中少数有影响的官僚，对王安石有非议，但并不是因为他的变法方案不符合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更不是因为“变法”将损害所谓“一小撮”官僚贵族大地主的利益，而主要不过是觉得王安石气度不够，难以承担宰相的重任。例如侍读孙固对赵顼说： 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36 元老重臣韩琦说： 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37 御史中丞吕诲对司马光说： 安石虽有时名，上意所向，然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38 其他如参知政事吴奎、唐介等人都有类似的看法，这里从略。他们对王安石的意见，虽有程度的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他们都只是觉得王安石的修养不足以担当宰相的重任，而只能当皇帝的顾问、秘书等位居清贵而不负实际责任的工作；还看不出他们因为感到王安石代表了什么中小地主的利益，而有从根本上加以否定的意思。其实，他们的意见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攻讦。变法以后种种事实表明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可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王安石的“知己”。不过，当时持这类意见的，也只是曾经和王安石有过接触的少数几个人。虽然他们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但即使像韩琦这样的三朝元老，也根本动摇不了赵顼准备重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决心。 优势之二是，王安石深受赵顼器重，并得到他对“变法”的坚决支持。这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下，是王安石具有决定性的重大优势。没有这个优势，王安石根本不可能发动一场规模如此巨大的自上而下的变法改革运动，即使发动了，也只能像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一样，昙花一现，迅速夭折。所以难怪宰相曾公亮要说“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39。足见这个优势是何等的重要。 优势之三是，王安石有一套指导“变法”的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案。这是历史上改革家中少见的。更难得的是他的理论和方案，恰恰能够和当时地主阶级要求挽救统治危机、振兴国家的迫切愿望相适应，因此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号召力。 正因为有这三大优势，如果能够不骄不躁，运用得当，“变法”取得成功的希望是存在的。 可是，很遗憾，在变法一开始，王安石就表现了相当的骄傲和自大的情绪。例如，在给仁宗上书时，他的目标还是实现“贞观之治”所体现的“中国安宁，夷蛮顺服”的局面。可是，到熙宁元年（1068）四月，自江宁至京师奉诏入对时，他的目标大大提高了： 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40 又在一次侍讲之后，赵顼对王安石说： “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卨；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41 从这两次对话，可见赵顼的目光止于唐太宗、刘备，而把王安石比作魏征，诸葛亮，可能他对王安石在给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所说尚有深刻的印象。然而，现在在王安石的眼下，唐太宗已不足道，刘备当然更不在话下，他要求赵顼的是争取当尧、舜和殷高宗这样的圣君；而魏征、诸葛亮，这时在王安石看来已成为“有道者所羞”的人物了。十年前，他觉得魏征，“其所设施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42所以，他还有点佩服。现在，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变法方案已经形成，在他看来当然是不折不扣地体现了“先王之意”的，也就是说已经完全超过了魏征的水平，因此，现在已不是向魏征看齐的问题，而是以传说中可以为帝王师的皋、夔、稷、卨、傅说等圣人式的贤相自居了。虽然，这里多少反映了他对“变法”取得成功的自信，但未免迹近狂妄。这样，本来王安石完全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优势，纵横捭阖，在“变法”的舞台上作十分精彩而成功的演出；可惜，由于他对自己掌握的优势缺乏足够的认识，以致既未考虑如何善于运用这些优势，更未想到必须谨慎地运用自己的优势，加上他对自己作了过高的估价，不能正确认识和克服自己气度和修养上的缺点，不仅大大限制了这些优势的充分发挥，甚至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过分滥用了自己的优势，终于不能不走向了反面。 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熙宁七年（1074）春，也就是王安石执政变法的第六年，因久旱不雨，百姓颠沛流离，不胜惨苦： 东北流民，每风沙霾噎，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籸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至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43。 由于天灾，百姓饥寒交迫，而且还有许多因为欠官家的青苗钱、免役钱，以及其他各种苛捐杂税，不得不“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以偿官”的灾民，他们的苦难更为深重。这时，曾为王安石赏识的小官员监安上门郑侠，目睹这种惨状后，“乃悉绘所见为图”44，并疏言朝政错失。他特别指出：灾害虽然十分严重，但作为朝廷耳目的台谏官员，只是摆摆样子，不敢反映真实情况；而辅弼大臣则目光短浅，只顾搜括聚敛，不顾百姓死活。这就使得地主阶级中“抱道怀识之士”不愿意给他们反映情况，提出有益的意见。他认为这确实是“甚非宗庙社稷之福也”45，对封建统治的巩固是很不利的。为了使皇帝能了解百姓苦难的真情，所以要献《流民图》。而从图中所反映的百姓的惨状，虽然仅仅是在安上门所看到的很小的一部分，而百姓的惨苦状况“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46所以，他要求赵顼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并慷慨激昂地对赵顼说：“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47郑侠这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正直的封建土大夫的爱国主义传统。赵顼接到郑侠的献图和疏奏以后，震动很大，“长吁数四，”夜不能寐。第二天，即“命开封府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衙具照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间讙叫相贺。又下责躬诏求言。”48赵顼的做法使王安石十分尴尬。因为在郑侠上书之前，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於色，……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
新法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发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当然指变法后），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这点宋做的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
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怀疑，在语文书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个忠心爱国，敢于抗击西夏人的文戎双料英雄，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范仲淹在军事上是个外门汉，但对内宣传能力举世无双，他到定难战区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宣传“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万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结果在他与韩琦的带领下宋军大败。范仲淹执政颇为玲珑，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弃了（为了避免人身攻击)它可比王安石差远了。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单导致的结果很严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其他回答 (3)
因为新法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改革最终没能挽救封建社会的沉沦和北宋的颠覆！
因为王安石的“新法”触犯了大多数权贵的利益，遭到的他们的强烈抵触，在加上支持他变法的皇上过世。
中国封建保守势力太强大，太牢固，所有侵犯了他们的利益的人、行为，都不得善终。到封建社会的末期，公车上书，不也体现了这一点。
相关知识等待您来回答
历史话题领域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