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和李白谁厉害

李白、王安石、朱熹、陆游、辛弃疾的书法你们见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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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阳台帖》墨迹,李白书。行草书,5行,24字,有款,款署&太白&二字。帖前隔水上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
《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上阳台帖》用笔纵放自如,快健流畅,于苍劲中见挺秀,意态万千。结体亦参差跌宕,顾盼有情,奇趣无穷。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
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王安石《过从帖》 纸本行书 26&32.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亦称《奉见帖》,乃王安石的一则尺牍,共6行,41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等都有著录。
安石启 过从谓必得奉见 承书示 乃知违豫 又不敢谒见 唯祈将理 以副颂盼 不宣 安石上 通判比部阁下。
朱熹 尺牍《与彦修少府帖》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彦脩少府足下:别来三易裘葛,
光霁,倍我遐思。黔中名胜之地,
若云山紫苑,峰势泉声,犹为
耳目所闻睹,足称
高怀矣。然猿啼月落,应动故
乡之情乎;熹迩来隐迹杜门,释
尘棼于讲诵之馀,行简易于礼
法之外。长安日近,高卧维艰,政学
荒芜,无足为
门下道者。子潜被
命涪城,知必由故人之地,敬驰数行
上问。并附新茶二盝,以贡
左右。少见远怀不尽区区。
熹再拜上问
彦脩少府足下 仲春六日。
陆游不以书法名世,书名被诗词所掩,自谓&草书学张颠,行书学杨风&。他的行草功力尤深,朱熹称其书&笔札精妙,意致高远&。张丑则说&书迹飘逸&、&字画遒劲可爱&,都说的很精到。
   他把&胸中磊落藏五岳&的思想境界运用于草书,反映了书法中的浪漫主义精神。我们在七百年后的今天,能看到陆游晚年亲笔书写的笔致老成,墨色浓淡得当,具有潇洒遒劲,犹如&大舸波浪&,&瘦蛟出海&般的气势磅礴的自书诗稿,非常珍贵。
   引首有明代程南云篆书&放翁遗墨&四字。拖尾有元人郭畀、俞庸、程郇三段长题,对陆氏文章翰墨至为推崇,认为是先生得意之作。还有明人陈琏、沈周等题跋。此卷元时为高秋泉之父随军南征时所得,至正年间为杨明中购藏,有时归其侄杨敏,后入清内府。《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原上一缕云,水面数点雨。
夹衣己觉冷,秋令遽如许!
行行适东村,父老可共语。
披衣出迎客,芋栗旋烹煮。
自言家近郊,生不识官府,
甚爱问孝书,请学公勿拒。
我亦为欣然,开卷发端绪,
讲说虽浅近,於子或有补。
耕荒两黄犊,庇身一茅宇,
勉读庶人章,淳风可还古。
访隐者不遇
秋高山色青如染,寒雨霏微时数点。
兰亭在眼久不到,每对湖山辄怀歉。
雅闻其下有隐士,漠漠孤烟起松崦。
独携拄杖行造之,枳篱数曲柴门掩。
笛声尚斤人已遯,日啜薄糜终不贬。
何如小住共一尊,山藜野芋分猿嗛。
度堑穿林脚愈轻,凭高望远眼犹明。
霜凋老树寒无色,风掠枯荷飒有声。
泥浅不侵双草屦,身闲常对一棋枰。
茆檐蔬饭归来晚,已发城头长短更。
癸亥初冬作
开岁忽八十,古来应更稀。
我存人尽死,今是昨皆非。
爱酒陶元亮,还乡丁令威。
目前寻故物,惟有钓鱼矶。
老来胸次扫峥嵘,投枕神安气亦平。
漫道布衾如铁冷,未妨鼻息自雷鸣。
天高斗柄阑干晓,露下鸡埘腷膊声。
俗念绝知无起处,梦为孤鹤过青城。
苍桧丹枫古渡头,小桥横处系孤舟。
范宽只恐今犹在,写出山阴一片秋。
蒲龛坐久暖如春,纸被无声白似云。
除却放生并施药,更无一事累天君。
万物并作吾观复,众人皆醉我独醒。
走遍世间无著处,闭门锄菜伴园丁。
近诗一卷,为五七郎书。嘉泰甲子岁正月甲午,用郭端卿所赠猩猩毛笔 ,时年八十矣。
《去国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纸本,册页,纵33.5cm,横21.5cm,行楷书,10行,110字。
弃疾自秋初去國,悠忽見冬,詹詠之誠,朝夕不替。第缘驅馳到官,即專意督捕,日從事於兵車羽檄間,坐是倥傯,略無少暇。起居之問,缺然不講,非敢懈怠,當蒙情亮也。指吳會雲間,未龜合并。心旌所向,坐以神馳。右謹具呈。宣教郎新除秘閣修撰,權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辛弃疾劄子。
本幅鉴藏印钤&杨氏家藏&、&原素斋&、&松雪斋&、&琳印&、&海印居士&、&黄琳美之&、&休伯&、&项元汴&诸印,以及&皇十一子成亲王诒晋斋图书印&、&南韵斋印&、&莲樵成勋鉴赏书画印&、&莲樵曾观&等印。
(转自: 青年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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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青主善医。其乡人王尧客都门,忽头痛,经多医不效,就诊于太医院某,按脉毕,命之曰:“此一月症也,可速归家料理后事,迟无及矣。”王急治任旋里。会傅入都,遇诸途,问王归意,以疾告,曰:“太医院某君,国手也,盍请治之?”某叹曰:“仆之归,从其命也。”乃具告所言。傅骇曰:“果尔,奈何?试为汝诊之。”按脉良久,叹曰:“彼真国手也,其言不谬。”王泫然泣曰:“诚如君言,真无生望矣。然君久着和、缓①名,乃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乎?”傅又沉思久之,谓曰:“汝疾无生理,今思得一法,愈则不任功,不愈亦不任过,试之何如?”王大喜,求友。傅命归家,遍觅健少所用旧毡笠十余枚,煎浓汤,漉成膏,旦夕履之。王归家,如法治之,疾果愈。寻至都见傅,喜慰异常。更谒某,某见王至,瞿然曰:“君犹无恙耶?”王具以傅所治之法告之。某叹曰:“
傅君神医,吾不及也。吾初诊汝疾,乃脑髓亏耗,按古方,惟生人脑可治,顾万不能致。今傅君以健少旧毡笠多枚代之,真神手,吾不及也。若非傅君,汝白骨寒矣,谓非为鄙人所误耶!医虽小道,攻之不精,是直以人命为儿戏也,吾尚敢业此哉!”送王出,即乞休,闭门谢客,绝口不谈医矣。
傅善医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于有花木之寺观中,令与之善者诱致之。傅既至,一闻病人呻吟,僧即言为羁旅贫人,无力延医,傅即为治剂,辄应手愈。
某妇忽患腹痛,辗转地上。其夫求之傅,乃令持敝瓦缶,置于妇榻前,捣千杵,服之,立止。一老人痰涌喉间,气不得出入,其家具棺待殓。傅诊之,曰:“不死。”令捣蒜汁灌之,吐痰数升而苏。凡患泻者,遇傅无不瘳。用药不依方书,每以一二味取验。有苦痨瘵者,教之胎息②,不三月而愈。
(选自《清稗类钞?傅青主善医》,有删改)
【注】①和、缓:春秋时期秦国两位名医的名字。②胎息:像婴儿在母胎中一样不用口鼻而用脐呼吸,是一种高度柔和的腹式呼吸法。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王急治任旋里&&&&
&&&行李&&&
&&&&&&&&&&&&&
医虽小道,攻之不精&&&
病家多不能致&&
&&&&&&&&&&&&&
令与之善者诱致之&&&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3分)
就诊于太医院某&&&
乃令持敝瓦缶,置于妇榻前
乃具告所言&&&
&&&&&&&&&&&&
乃脑髓亏耗
试为汝诊之&&&
&&&&&&&&&&&&
谓非为鄙人所误耶
问王归意,以疾告&&&
是直以人命为儿戏也
下列对原文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王尧患头痛病,被京城的太医判为不治之症,一个月后必死。傅青主叫他试着用青年人戴过的毡笠熬成药膏,早晚服食,竟然把病治好了。
太医见到病愈的王尧,大为吃惊,深有感慨。既佩服傅青主医术高超,又自愧学艺不精,几乎误人性命,此后,这个太医干脆不再从医了。
傅青主平素喜欢看花,因而他让人想方设法先把病人安置在有花木的寺院之中,傅青主来了之后,了解情况,给病人诊治下药,手到病除。
傅青主善于医治各种疑难杂症,因病施治,不拘一格,用药不多,妙手回春,很有特色。他还教病人运用“胎息”法调治痨症,效果很好。
第Ⅱ卷(共114分)
四、(28分)
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2分)
(1)太医院某君,国手也,盍请治之?(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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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诚如君言,真无生望矣。然君久着和、缓名,乃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乎?(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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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送王出,即乞休,闭门谢客,绝口不谈医矣。(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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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这首诗,按要求回答问题。(8分)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注】北山:即钟山,在金陵(今江苏南京),王安石晚年在那里隐居。
(1)请分析首句中“输”字的妙处。(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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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诗的三四句描绘出作者怎样的心境?(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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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致:招来、招请)
11. D(以:介词,把;A.
于:介词,到/在;B.
乃:副词,于是、就/是、原来是;C.
为:介词,替、给/被。)
12. C(“把病人安置在有花木的寺院之中”不是傅青主的意思。)
(1)太医院里某先生,是全国第一流的医生,为什么不请他治病?(关键词“盍”1分,判断句式1分,句意1分)(①关键词“盍”,兼词,相当于“何不”,译为“为什么不”“怎么不”,或者直接写“何不”,得1分;②“国手也,”判断句,翻译“是”字,体现判断句的标志,得1分;③“国手”译为“国家闻名的医师”“名医”“国内有名的御医”“国家级的医生”等得1分。)
(2)如果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真的没有活着的希望了。不过您久负名医的美名,竟不能起死回生吗?(关键词“诚”“着和、缓名”“生死人而肉白骨”各1分,句意1分)(①关键词“诚”,译为“如果确实”“果真”,得1分;②“着和、缓名”译为“有着像和、缓一样的名气”“有着和、缓两位名医的名气”“有着和、缓名医的名声”“有着和、缓两位名医一样的医术和声望”“有着和、缓那样的名望”等,得1分;③“乃”,副词,译为“竟然”“却”“反而”,得1分;④“生死人而肉白骨”,“生”“肉”,使动用法,译为“使……活过来”或“让……复活”、“使……长肉”“让……长肉”,或者意译为“起死复生”“起死回生”,得1分。)
(3)太医送王尧出门,立即请求退休,关上门谢绝求医的人,闭口不再谈医术了。(补充主语1分,关键词“谢”1分,句意1分)(①补充主语“太医”得1分;②“乞休”译为“请求退休”“请求辞退官职”,得1分;③“谢”译为“谢绝”“拒绝”,得1分。)
(1)“输”字用了拟人化(化静为动)手法,北山将翠绿的泉水输送给山塘,春水涨满陂堤,呈现出滟滟的波光,生动传神地描写出春天的生机盎然。(①能够点明“拟人化手法(或化静为动)”给1分;②能够结合诗句分析给1分,应扣住“翠绿的泉水”;③能够答出效果:“生动传神”的效果给1分;或者答“表现出作者对北山春光的喜爱之情”也给1分。)
(2)①诗人悠闲地数着落花久坐,又慢慢地寻着碧绿的春草回家。②“坐久”“归迟”表现出诗人的从容不迫,悠闲自得。③“细数”、“缓寻”则暗含了一种百无聊赖的闲愁。(能够答出①点给2分,其中一句1分;能够答出②③点中任何一点给2分。第②点答“恬淡闲适”“淡泊闲散”等同样给2分,答喜爱、愉悦等不给分;第③点答“失落、无奈、落寞、孤独”等同样给2分,答伤感、悲伤等可给1分。)
【参考译文】
傅青主善于治病。他的同乡人王尧寄居在京城,忽然患头痛病,经很多医生诊治都不见效,到太医院某医生就诊,那太医按脉完毕,吩咐他说:“这病只有一个月时间了,你应尽快回家料理后事,慢一点就来不及了。”王尧急忙打点行李准备回家。适逢傅青主来京城,在路上遇到王尧,就问他回家的原因,王尧把病情告诉傅青主。傅青主说:“太医院某先生,是全国第一流的医生,为什么不请他治病?”王尧叹息着说:“我回家,就是听从他的吩咐啊。”于是将太医说的都告诉他。傅青主很吃惊,说:“如果真是这样,怎么办?让我试给你诊断一下。”按脉很久,叹息着说:“太医他真是国手啊,他说的没错。”王尧流着眼泪说:“如果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真的没有活着的希望了。不过您久负名医的美名,竟不能起死回生吗?”傅青主又沉思很久,对他说:“你的病没有救活的道理,不过我现在想到一个法子,治好了不算功劳,治不好也不承担过失,试一试怎么样?”王尧很高兴,求处方。傅青主吩咐他回家去,四处寻找健壮青年使用的旧毡笠十余枚,煮成浓汤,过滤成药膏,早晚服食。王尧回到家里,按照傅青主的方法医治,病果然好了。不久他到京城见傅青主,傅青主非常欣慰。王尧又去拜见太医,太医见他来,吃惊地看着,说:“你还活着吗?”王尧把傅青主治病的做法告诉他。太医叹息着说:“傅先生真是神医,我比不上他。我当初诊断你的病,原来是脑髓亏损,按照古药方,只有用活人脑才可以医治,但是确实不能得到。现在傅先生用健壮青年使用的多枚旧毡笠代替活人脑,真是本领高超,我比不上。如果不是傅先生,你早就死了,可以说不是被我耽误吗!行医虽说是小本领,研究不精通,这简直是把人命看作儿戏啊,我还敢从事这种职业吗!”太医送王尧出门之后,立即请求退休,关上门谢绝求医的人,闭口不再谈医术了。
傅青主善于治病而不能忍受俗气,病家多不能招请他。不过他平时喜欢看花,有人就在有花木的寺院中安置病人,让跟傅青主交好的人引诱他到来。傅青主来了之后,一听到病人的呻吟,僧人当即说是寄寓异乡的穷人,没有钱请医生,傅青主当即给病人诊治下药,随手就治好了。有一个妇人突然患肚子痛的疾病,痛得在地上翻来覆去。她丈夫请傅青主医治,傅青主就叫他拿一个破瓦罐,放在妇人睡榻前面,用圆木棒捣一千次,捣成粉末让妇人服下去,她的肚子立即不痛了。一个老人痰涌在喉咙中间,不能呼吸,他的家人准备了棺材等着收殓。傅青主诊断病情,说:“没有死。”让家人捣蒜汁来灌他,吐出几升痰就苏醒过来。凡是患腹泻的病人,遇到傅青主没有不被治好的。傅青主使用药物不按照药书,常常用一二味药就取得预期的效果。有被痨病所苦的病人,傅青主教他用胎息法调治,不到三个月病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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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为什么喜欢杜甫而不喜欢李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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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在文中说:“经义即理论,新经义的实践,就是新法新政的具体措施。”这里所说的经义,也就是的三经新义。《宋史·王安石传》称:“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三经新义中,王安石自己实际操作的是《周礼》,王安石在“《周礼》义序”一文中便说“臣安石实董《周礼》”,而《诗》与《书》则有其子参预。“经义即理论”,王安石对《周礼》的解释,便是他实施熙宁新政的理论依据。而理论属于人的认识范畴,它又是从哪儿来呢?有二个来源,一个是从过去的理论,也就是《周礼》,另一个来源那就是人们从当时社会实际生活矛盾的感受中产生的。前者是流,后者是源,二者结合,所以才叫新义。王安石在《周礼义序》中说:“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这里是讲从理论回到实践中去时,便涉及到从理论到实践,要通过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一项好的制度需要有法律来保障;第二个层次,法律的贯彻要依靠人,也就是依靠大家共同来遵守和执行;第三个层次是具体推行法制要通过相应的官僚机构。在中国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统一国家,它的官僚机构是宝塔形的自上而下层级结构,要在这样一个结构之下推行良法,必须要有好的官吏,才能足以推行良法。如果这支官僚队伍不好的话,那么好的法制和政策法令,到了下层都会变样,出现理论、制度、法律与实际生活相互脱节的现象。自古迄今,要协调好这几个层次相互间的矛盾关系,谈何容易啊!陈先生强调理财的问题是王安石以新经义理论突出的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对现实问题认识上最正确的部分。王安石在《答曾公立书》中讲到政事,他说:“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王文公文集》卷八)所谓理财,其本质乃是为民众平衡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是为某个个人,或某个机构谋取个人或小集团之私利。王安石在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召入为三司度支判官,这是一个与理财相关的长官,那一年他四十岁,他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有一段很精彩的议论,其云:“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王文公文集》卷三十四)财,指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它是在再次分配的过程中,平衡各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何以理天下之财,那就是要有公平公正之法规,均衡负担,合理补贴,抑制兼并,缩小贫富的差别。如果法是良法,执行此法之吏不是良吏,也就是如果各级官吏队伍良莠不齐,那么怎么能贯彻执行这良好的法制意图呢?立法固然有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利益的博弈过程,所以它很难一拍即合,它有一个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而法制的贯彻执行也有一个不断整顿官僚队伍的过程,才能保证良法的有效实施,并得到良好的效果。故法制不完善,政策不到位,就不可能使人们相互关系在财富的生产、占有和分配上达到一个比较均衡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讲,便是扩大中产阶级的队伍,缩小贫富差别,抑制兼并的结果,而不是使少数人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并“放其无穷之欲”,也就是使奢侈之风盛行,整个社会风气萎靡不振。从这一段话,可以理解王安石熙宁变法基本的政治经济思想。王安石上述这二段以理财为中心的文字所表述的观念,可以证明《周礼》只是源流的流,当时的实际社会矛盾才是它的源。在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之前,他曾经担任过三年舒州的通判。舒州在北宋的淮南东路,在今天安徽的潜山,潜水的出口就是现在安徽的安庆市,故离开长江很近。王安石有一首题为《发廪》之诗,其中有那么几句:“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惸。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乡豪已云然,罢弱安可生。兹地昔丰实,土沃人良耕。”(《临川先生文集》卷十二)王安石是在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到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任舒州通判,是在他三十一岁到三十四岁之间,正是他年轻有为的时刻。这首诗正反映了他任舒州通判三年所亲身经历的社会矛盾,那就是土地兼并与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那个州“小官苟营营”,那里穷人困苦至弃饿婴。发富藏,是指向山区开掘地下资源,山区的百姓实际上是“百室无一盈”。他在这首诗中,叙述了其任舒州通判三年所见之社会困苦的状况。他还有一首诗,题名为《感事》,写作的时间也在那个阶段,其云:“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况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乡邻铢两徵,坐逮空南亩。取赀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彼昏方,自谓民父母。朅来佐荒郡,檩檩常惭疚。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同上)这首诗也是他作舒州通判时,对当时当地征收农业税时民情痛苦的实际感受。那时下层社会的矛盾,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些感受正是促使王安石熙宁新法那套经义理论的源泉。从这里可以看到王安石的情感是倾向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一边的。那个时候,即使丰收,老百姓还吃不饱,何况碰到水旱灾害呢?虽然还没有发生穷人们揭竿而起的事,这样的稳定只能是暂时的,它不可能持久。另外一方面,官民之间的矛盾,地方官吏用吊打鞭挞来追缴农民所欠交的农业税,弄不好还不就是“官逼民反”嘛!王安石作为一个稍有良知的地方父母官,“檩檩常惭疚”,往昔自己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如今都要自己来“执其咎”。在唐代,与这二个诗人之间,王安石比较喜欢杜甫,也是他在舒州任通判那个时期,他有一首诗,题为《杜甫画像》,他非常同情杜甫艰难困苦,流连颠沛的遭遇,其中有这样几句:“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尝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那时老百姓也困于住房而不得安居。)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王文公文集》卷五十)这是王安石借一首诗,借杜甫一生的行事,以明己之志。故蔡上翔在《考略》中称:“李(壁)注云:公不喜李白诗,而推敬少陵如此,特以其一饭不忘君而志常在民也。”王安石还有一首题为《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访茶利害》的诗,宋代在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二月,罢榷茶,朝廷议茶法当在此前不久。故此诗当作佑三、四年间。盐、茶之专卖,用现在的话是国家垄断茶、盐买卖,其中弊端甚深,苦了盐工和茶农。从这首诗中可以见到王安石是不满意由国家垄断的专卖政策,但是要改确实很难。他诗中说:“止能权轻重,王府则多有。”那是讲政府只能做裁判官,不能当运动员,政府通过征税,可以得到足够的正当收入,用不到直接参预到买卖的过程。景祐中,有上疏议茶法,他主张放开茶叶贸易市场,其云:“若令天下通商,只收税钱,自及数倍,即榷务、山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费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他算了一笔账,榷茶的收入不过九十万缗,放开茶商贸易,税收可以增加到二百一十余万缗。故其云:“比于官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宋史·食货志六》卷一百八十四)但是真要改变既成的政策就很难了,那些榷场之官怎么肯轻易放弃其既得的利益,且也是地方财政来源之一。故王安石在诗中说:“公卿忠才难,州县固多苟。诏令虽数下,纷纷谁与守。官居甚传舍,位以声势受。既不责施为,安能辨贤不。区区欲捄弊,万谤不容口。天下大安危,谁当执其咎。”(《临川先生文集》卷五或《王文公文集》卷四十一)当时叶清臣的建议,在三司议论时,皆以为不可。改革茶叶专卖政策的讨论并未间断,那时执政,主张改榷茶之法,于是才有遣官分行江南诸路,才有王詹叔奉使江南访茶利害之事。这次调查研究的结果是主张改革茶法,而王安石这首诗是主张改变榷茶的政策,放开让商人自由贸易,国家只征收税赋,那就是政府只当裁判员,不再兼运动员了。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二月,正式下令改革榷茶的制度,改革的诏令虽数下,实际上还是推行不下去,那就是王安石在诗中所言:“诏令虽数下,纷纷谁与守。”也就是“州县官多苟”,地方官都苟且偷安,怕因此损害了地方的利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官僚机构很难改变它运作的传统,官员队伍都习惯于墨守陈法,“官居甚传舍”,就是任期制下,官员把职位当做旅舍,任期之内无所作为,换一句话说,治贪官还好办,治不作为的庸官懒官,散漫的瘟官更不好办,当时没有考核黜陟制度,所谓考核黜陟,即当今借年终总结,考核积分以示升降的制度。故云“安能辨贤不”,其实即便有考核制度,也可能流于形式的。故这个以庸官为主的官僚队伍好坏很难分清,如果要改革的话,势必侵犯官僚主义者们的既得利益而成为众矢之的。“区区欲捄弊,万谤不容口”,就是针对这一点而言的。那么天下之安危,又有谁来负其咎呢?这件事发生在熙宁变法之前,改革的阻力来自既成之官僚队伍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人言不足恤”实际上与“万谤不同口”是同一意思。王安石有题为《众人》之诗,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其云:“众人纷纷何足兢,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岂莽贤,四国流言且犹圣。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在吾身。”(《临川先生文集》卷十)“颂声交作岂莽贤”,是指王莽最初柄政时,正是一片颂声交作,其篡弑之心,谁人识得。周公在位时,“四国流言”是指那时管叔、蔡叔、武庚、淮夷四国之流言蜚语攻击周公有篡弑之心,周公并无篡弑之心,等成王长大以后,“周公乃还政于成王”,事实证明了周公毕竟是圣人。故对舆论也要分析其是与非,一面倒的舆论未必正确。这样一种在改革过程中必须要有的那种无所畏惧一往直前的精神,不正是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潮流精神”吗?现在缺少的也正是这样一种非常宝贵的精神。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拜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为新政创立法制条例,具体便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疫、市场、保马、方田诸法相继付诸施行、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这些法制的中心是理财,也就是对社会各群体进行一次利益再平衡,处理好兼并与贫富税负不均的问题。《考略》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载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之后,附存是楼读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一文,对熙宁新法的大历史背景,及其失败的原因都作了比较客观而具体的分析。关于神宗所以要借助王安石实施熙宁新政的背景,他作如是言:“自宋承五代之余,西北世为边患。太祖太宗尚苦于兵,至澶渊之役,合议始成,虽以景德仁爱,有不忍战其民之心,而金增岁币数十万,岁输于边,中原之财赋耗矣。浸寻至仁宗、英宗,天下安于无事,又六十余年,而积弱之势成矣。当是之时,公以不世出之才,而又遇神宗大有为之君,其汲汲于变法者,盖欲以救国家积弱之势,振累世因循苟且之习,而非以聚敛媚君,以加息厉民,并非假财用不足以其利一己之私也。”这一段话,一是变法的历史背景和动机是想改变积弱的局面,二是为了抑兼并、均税赋之负担,逐步改变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并非是为了个人敛财,而是为国家和社会理财。这个分析还是客观并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与前面所引述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时及其后的几首诗文,若《发廪》、《感时》还有《兼并》等诗的心理状态也是一致的。王安石当时的这些改革措施及其理论思维,在当时是有争议的,而争议则又来自过去曾赞赏过王安石才气的以为代表的君子们。司马光指责新法的无非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都作了答复,有的如,指责的是青苗法,王安石在回答中也作了答复。指责王安石变法的许多言论中,有一个人的言论值得注意,那就是,他曾经参加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论立法的工作,由于意见不一,乞求外任。王安石有诗题《兼并》者,其云:“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有法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临川诗文集》卷四)这是讲贫富之间的矛盾。陈先生在文章中引了《年谱》卷四录注引苏子由说:“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持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王介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这几乎与当今美国共和党的领袖们一个腔调,他也是为富民说话,要大家能安贫乐穷,不主张抑制富民的兼并现象。换一句话说,财富都是资本家创造的,不是劳动创造的,难怪在纽约出现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了。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守法的,遇到不公正待遇只是上访上访而已。子由任户部侍郎时,在《转对状》中言:“财赋之原出于四方,而委于中都,故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他是主张藏富于民的。这个民可能是指富民,对熙宁变法把财权集中于中央,均平民间税赋的负担对富民不利,故他是反对的。故其云:“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欲求富国,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宋史·苏辙传》卷九十八)苏辙,这位苏东坡老兄弟的这些议论是站在富民这一边的,在地方与中央事权的关系也不能说他的话完全没有道理,而熙宁变法的核心是劫富济贫,这一点正是引起君子们抵制新法的根本原因,也是君子们无法与王安石合作推行熙宁新政的根本原因,那样的话,王安石启用的只能是赞成和支持他推行新法的人,这就难免有吕惠卿、这样的小人掺和其间了。《年谱》在嘉祐三年(公元1056年)引存是楼之文分析王安石变法所以失败的原因时,有这样一段议论,其云:“观其与司马谏议书曰,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尚。(即安于贫富不均的现状)然犹以为未得救天下之术(指认为新法还不是救天下之术),以一县小而天下大也,且有治人无治法,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公尝自言之矣。故一县者公之所得自为也。故其民安,天下者非公所得自为,而必藉其人以奉行之。于是贪吏蠹役乘势以行其私,此所以不得其人则乱,而为祸于天下也。”这一段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再看王安石《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访茶利害》一诗,其云“公卿患才难”,即上层高级官僚中没有才识的君子与他合作,“州县固多苟”,地方官都苟且偷安,“诏令虽数下”,即变法的法令虽然一再颁下,“纷纷谁与守”。各级地方官吏乱纷纷的,没有人帮助王安石把新法付诸实施,所以只能“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既是颁行诏书,也是推动新政的实施。结果是“官居甚传舍”,官员根本不把自己的职责当回事,于是“贪吏蠹役乘势以行其势”,即使是很好的法制,推行时也需要有良好的官吏队伍去付诸实施,否则的话,良法也会造成恶果,关键是实施法令的官员队伍的状况。故一项重大的改革,正如他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所言:“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莫能收。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良吏与良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熙宁新法有良好的愿望,但法的制订太仓促,自然有不完善处,没有良吏的队伍,当然会被贪吏蠹役所利用。故建立完善的法制与组织能遵守并推行法制的干部队伍是紧密相联系的,而这样的队伍建设,既包括思想建设,也就是要有一支既抱有崇高理想又能实事求是深入掌握实际状况的人才,又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约束的队伍和组织机构,方能在良法推行过程中求得预期的效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一方面是法制还不完善,另一方面是缺少一支能真诚推行新法的良好的、不谋私利的官僚队伍。这个历史教训是有深刻意义的。记得毛主席在抗战时期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曾讲到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一是统一战线,二是武装斗争,三是党的建设,而党的建设也就是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只有在认识一致及各级组织机构步调一致的基础上才能保证路线政策方针的正确贯彻。建国以来,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也经历了不少挫折,关键还是二条,如果法若不善,也就是我们的方针政策路线上不完全正确,方针路线上有错误,它会使我们走弯路,受挫折。吏良不良,就是我们干部队伍的状况如何,如果干部队伍变质了,那么共产党内也会滋生新资产阶级分子来的。队伍状况不良,即使有伟大的理想,比较正确的方针路线,也会在贯彻执行上出严重问题,也会遭遇失败的。如果能对王安石熙宁新法的历史过程认真考察和思考,我相信他对我们如何总结建国以来历次重大事件的经验教训,及如何处理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如何评价当代的历史人物,都是非常有益的。至少应该避免如那样形而上学的片面的,绝对化地对王安石、熙宁新法采取那样错误的认知态度。后记:此文定稿于元宵节之深夜,陈守实师之文发表于日之《文汇报》,距今已有五十年时间。过了五十年,我亲身经历了沧桑变化,才能进一步理解此文之深意。本文之思想皆发源于师《读蔡著&王荆公年谱考略&》,本文中所引王安石《发廪》、《感事》、《兼并》诸诗,陈先生均在文中提到,故我只是具体阐释吾师文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原先准备发纪念谭其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讲话稿,忽见报端李克强在上海座谈深化财税改革的消息,王安石熙宁变法的焦点是理财,说到底也是财税制度的改革,先人的得与失,对后人或有启发和借鉴作用,故先发此文,下周再续前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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