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到广播
87752 人聚集在这个小组
(Black Cat)
(三十的白菜)
(染指温暖)
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小组装进口袋
第三方登录：材料 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请回答: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并指出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不区分大小写
这个很简单啊去书上抄一段就行啊
送一朵小红花感谢TA您的位置： &
儒家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辨析
摘　要：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古典儒家思想已经不能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虽然其可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但是不可能作为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华道德思想文化谱系中，虽然有古典儒家思想的成分，但由于它有机地融合了中国各历史时代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优秀思想文化，远比古典儒家思想丰富和深刻，因而更适合现代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论礼在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先秦儒家,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思想,儒家思想,儒..
扫扫二维码，随身浏览文档
手机或平板扫扫即可继续访问
论礼在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
举报该文档为侵权文档。
举报该文档含有违规或不良信息。
反馈该文档无法正常浏览。
举报该文档为重复文档。
推荐理由：
将文档分享至：
分享完整地址
文档地址：
粘贴到BBS或博客
flash地址：
支持嵌入FLASH地址的网站使用
html代码：
&embed src='/DocinViewer-4.swf' width='100%' height='600'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FULLSCREEN='tru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embed&
450px*300px480px*400px650px*490px
支持嵌入HTML代码的网站使用
您的内容已经提交成功
您所提交的内容需要审核后才能发布，请您等待！
3秒自动关闭窗口已有天涯账号？
这里是所提的问题，您需要登录才能参与回答。
"天涯问答"是天涯社区旗下的问题分享平台。在这里您可以提问，回答感兴趣的问题，分享知识和经历，无论您在何时何地上线都可以访问，此平台完全免费，而且注册非常简单。
儒家思想文化为什么在占中国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
儒家思想文化为什么在占中国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
09-01-05 & 发布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 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其他形式都不适用都不合理。 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这是根本 统治阶级需要在思想上禁锢人们的思想 儒家思想正适合他们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 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其他形式都不适用都不合理。 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这是根本 统治阶级需要在思想上禁锢人们的思想 儒家思想正适合他们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
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
HU 紧 套在用儒家思想愚民被人民骂的头破血流的情况下，不得已又把早已被历史抛弃的“S.H.Z.Y 核心价值观”拿出来愚民了，这个所谓的“S.H.Z.Y 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是什么，我敢肯定的说，他也说不出来，因为本来就是扯G.C.Z.Y 的蛋吗？。。。。。。。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
　儒家的道德文化面对着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进攻节节败退，但它始终占据着世界精神的一席之地，它的魅力何在呢？儒文化的本质是它的“心性”哲学，从人的存在引申天理和人事，引申出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完善，引申出国家的伦理秩序和丰功伟绩。　　儒文化不像希腊哲学一样从世界中去寻找终极。世界是我们人的世界，与我们人的先天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的先天感性和理性，世界只是“无”。不管是根本性的物质形态，还是微观的原子和宏观的宇宙，它们只是我们感性和理性的表象，终极存在也只能是作为本源的“心”。所以说，儒文化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学说。它不像宗教学说一样从彼岸的上帝中祈求恩赐。万物都有普遍性，人也一样，人的主观不管怎样努力，人的意志不管如何超脱，人只能在他本性的范围内活动，先天规定了他的责任和使命。有的人成功，是他悟到了自己的本性，发挥了自己的潜能；有的人碌碌无为，是他与自己的本性分离，成了自然体系中的一颗浮尘。儒文化注重人的性情发掘，培养人的崇高和伟大。儒文化是“心性”哲学，这是它精神性的根本一面，它不同于经验知识，来源于实践的总结和理性的推理，而是来源于思想的领悟和自我的直觉。　　儒文化与实证哲学是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儒文化也好，希腊哲学也好，宗教学说也好，它们都是对真理的探求，对自我价值的寻找，所以它们是一种形而上的知识，是人的精神升华和境界的提高，是一种“德”的培育。实证哲学是对事物性质的确定，是对客观关系的认可，所以它们是一种形而下的知识，是对世界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是一种“功利”的需要。前者回答世界为什么这样？后者回答世界就是这样。前者追问世界之根，后者描述世界之实。前者为了价值，为了人格，为了真理；后者为了利益，为了实用，为了权力。　　儒文化是形而上的知识，是对天理的领悟，是对人格的完善，所以它是不可言说的，也无法传授的，只有特有的灵魂，在片言只语中引起共鸣，在生存体验中感悟到它的魅力。如果用理性从字面上去理解，只能产生歪门旁道。诗书是对情操的陶冶，礼义是人格的一种自然流露，三纲是天理的一种社会显现，“存天理，灭人欲”是精神升华的一种途径，忠孝仁义信是人本真的一种实践，伦理社会是对世界本来面目的一种揭示。它类似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显示了人的一种责任和美德。　　儒文化是“心性哲学”，它与现代社会的个性解放是否矛盾呢？“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商品经济冲破了社会的伦理秩序，儒文化真的阻碍了社会发展吗？现代社会本来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流，它的劣根性越来越被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所揭穿，科学确实给人类带来了财富，实证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功利，但是，人却失去了本真，家庭失去了温情，社会失去了和谐，人类失去了家园。如果不再改变，人类将成为自己创造物的奴隶和受害者，现代制度和现代科技只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沙滩上的，它只能给社会带来道德的沦丧和理想的破灭，带来利己主义的泛滥和民族矛盾的加剧。　　社会发展了，现代性表示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宗教和儒文化把人类从自然状态这解放出来，回到了精神的怀抱，现代性是把人类从内在的精神性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的主人地位。现代性不是不要宗教和儒文化，不是不要终极关怀，而是希望通过人把整个世界精神化，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前现代社会是与自然界是分离的，世界处在文明社会和自然变化莫测的对峙之中，宗教和儒文化只注意内心的宁静，以不变对万变，面对着世俗和自然，精神也显的软弱无力。人类要成为主人，必须要征服自然，把自然力纳入人类社会自身之中，自然才能精神化，社会才能显露出他的崇高和伟大。社会前进了，人的责任加重了，人的生存方式也必须加以改变。封闭式的自我修养远远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儒文化的伦理道德也不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人们不但要真理，还需要经验知识，不但要道德，还需要科学，不但要理想，还需要求实精神。遗憾的是，人们在追求知识、科学和实证之时，抛弃了真理、道德和理想，用理性和实证来认识真理，以功利来取代道德，以实用主义来对待理想，所以尼采说：“我看到的不是人，只是残缺不全的肢体。”有个性的人只能是那些保存传统文化并能运用理性功能和求实精神的时代新人。如果丢掉终极关怀的实证哲学统治了人类，人类只能走向深渊。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忧国忧民、以德化人、和谐持中等思想，对当前的素质教育有借鉴意义。 、1．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为了与天地斗争，中国人民从来就不肯轻易认输，总是不屈不饶地抗争。《易传》总结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激励着中华儿女在困境中崛起，在逆境中奋进，永不屈从于外来的压迫。自强不息还体现为一种自立和自尊的人格特征，形成中国人讲名分、重气节的民族精神。正如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三谓大丈夫&。这使得人们追求一种独立完善的人格，这种美德流传下来，成为人们为国家、为民族奋争的精神力量，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2．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孔子的&诗可心怨&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打上了这种忧患意识的烙印。从岳飞的&笑谈渴饮匈奴血&到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忧患意识就是一种爱国精神，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怀。 3．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即厚德载物。如战国时代，齐桓公开创的稷下学宫汇集了当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等诸家学派，当时在稷下学宫讲学和游学的大师有淳于髡、邹衍、田骈、孟子、荀子等诸子，号称诸子百家。这些大师在学宫里自由讲学、自由辩论，开创了我国文化史上百家争鸣的先河，为中华文化的继往开来做出了巨大贡献。一般认为，从汉武帝开始，我国便形成了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局面，但实际上我国文化发展史主要是以儒道互补为基本线索的，而这一线索本身就体现了文化的兼容性。 4．以德化人的高尚风范 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管仲曾把道德与国家的存亡联系起来，把礼义廉耻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大思想家孔子则更是以礼释仁，认为&仁&与&礼&是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的，而&仁&&礼&的统一就是德。孔子所强调的&德&，一是指统治阶级的统帅之德，要求以此德来统治百姓，拥有百姓。二是指感化之德即伦理之德，以此德来感化百姓，保持和谐。这种崇德思想不断发展和泛化，并在家庭伦理中得到完全的体现。这使得我国古代在文化传递和教育过程中始终把道德放在第一位，如孔子进行教育的内容是礼、乐、射、御、术、数，他把礼放在首位，这是崇德思想在教育活动中的典型反映。这一思想的目的是主张以德化人，利用道德的作用和力量来寻求家庭伦理的和谐，寻求社会政治秩序的一致和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 5 和谐持中的思想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和谐，即认为每一个事物都应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自然地发展。这其中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个人自我身心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就会促使社会稳定，家庭和睦；个人身、心间的和谐就能使人做到遇事宠辱不惊，进退有据；人与自然的和谐就能互得其利，持续发展。儒家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最终目标主要是要达到第一种和谐，而佛教、道家则侧重于后两种和谐。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学习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环境尤有借鉴意义。中国传统文化还认为，要达到上述的3种合谐，就必须坚持&中庸&之道，即做事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反对走极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延续不绝，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生活。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客观要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实需要。全面、系统地挖掘、整理和介绍中华传童文化，则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有鉴于此，几十位对于传统文化素有研究的学者通力协作，编纂了这部《中华传统文化大观》，奉献给各位读者。 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和实际活动的方式及其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由于人们生活实践的复杂多样，文化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层次。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就以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而闻名。其后，经过炎黄子孙长期的创造和积淀，中华文化愈丰富多姿、博大精深，其成就、其影响，举世罕见。 回答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
中国现代化如何从传统中受益：论儒家现代化的十二种方式摘要：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的调适和重建方式主要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接续主义”、 “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西体中用”、“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在“现代化共识”形成（1919——1935前后）以前，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而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关键词：儒家 传统 现代化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儒家文化是在中国农业文明的土壤中生长的精神大树，尽管它不乏人类精神文明的普世成果，也具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另一种“理性”——“适应型理性” 或中国特色的“农业理性”，但毕竟工业文明环境，即所谓“现代”社会，需要新的“工业理性”或“工业精神”。准此，儒家的现代化——调整和重建是必然的，这也是现代儒家生存的状态、方式和特征。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调适和重建的方式大体上包括：“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 “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西体中用”、“接续主义”、“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这些现代化方式并不是孤立地存在，每一种都与其它方式有一定的联系，它们之间或有源流关系，或有同构关系，或有呼应关系，或有转化关系，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有的只是视野有别而已，而含义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如杜亚泉的“接续主义”与十教授的“本位文化”，前者是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角度立论，后者则是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关系视角出发，而其旨趣都是构建中国民族文化认同。又如冯友兰的“合题”与贺麟的 “化西”，前者是从文化演进的阶段立论，后者则是从主体能动性的角度来思考的，其实与林毓生提倡的“创造性转化”是一个意思。即使是同一学者，其对儒家重建方式所持的态度前后也有变化。如胡适，一开始极力提倡“全盘西化”和学习日本（强调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实践是中国文明未来成功的参考），后来修正为“充分世界化”或“现代化”，甚至主张“重整国故，再造文明”，也不再对日本“西化”和“现代化”的成就盲目推崇，对中日“西化”和“现代化” 的优缺点开始进行冷静的比较性反思和分析。区分中日西化和现代化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认为中国的西化和现代化是“自由主义的”、“长久暴露的”、“渐进的”、“自然而然的”、“政治优先的”；而日本的西化和现代化是“军国主义的”、“选择性的”、“中央统制型的”、“保护性的”、“经济优先的”。日式现代化的优点是“快速的”、“有秩序的、经济的、继续的、安定和有效的”。缺点是“对人民的严密控制”和“对传统的严加保护”。中式现代化的优点是“自愿的”、“逐渐普及和同化的”、“完全民主化的”。缺点是“又缓慢又费力的”、“零落的”。[i]以下主要从历史的动态角度对这些现代化方式及其关系进行评述，并对儒家现代化前景作了展望。一、“西学中源”儒学现代化的第一种方式是“西学中源”论。这种观点认为“西学”本出于中国，只不过是因为后来的种种情况导致失传或者走向歧异，中国人学习“西学”不过是本着“礼失求诸野”的态度，“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ii] 此中的“西学”一开始主要是指西方的历法和自然科学技术，后来的维新派与革命派把它扩大到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思想，即“西政”、 “西法”等。“西学中源”论产生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之际，前近代持这种观点的有黄宗羲、张廷玉、阮元，甚至康熙皇帝等。这种学说的产生可能是出于向西方学习而又不得不保持“天朝尊严”的认同需要，是一种进取心理和虚骄心理的混合物。也是对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以夷变夏”的陈腐观念的理论回应。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开放的民族主义两种不同的观点的初次理论交锋。1840年以来，那些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儒学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相继利用 “西学中源”论作为引进、传播、学习西学的理论武器。如梁廷枏、林昌彝、冯桂芬、王韬、奕訢、郑观应、黄遵宪、汤震、陈炽、薛福成、王之春、郭嵩焘、曾纪泽、康有为等。当然，他们应用这种武器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西学中源”论作为儒家现代化的第一种方式是不科学和粗糙的，它的确没有看到或者说不愿看到“西学”与“中学”的本质区别，还试图去抹杀这种区别，但却不可指责其为迂腐和傅会。“西学中源”论完全把“西学”和“中学”等同起来，把“西学”视为“中学”西传后的“回归”，使“西学”俨然以“中学”的面孔出现，其实大大抬高了“西学”的地位，极其有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理论使得“西学”即使在企图闭关锁国的清代也得以流传。“西学中源”论最终演化为“维新派”、“国粹派”（或“革命派”）和“新儒家”的“以西学诠释中学”和“中西会通论”的思想。二、“中体西用”“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儒家重建理论，也是近代以来第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现代化理论。它在近代中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主西辅”、“中内西外”、“旧体新用”、“中国精神，西方物质”、“中静西动”等等。“中体西用论”的大致观点是，儒学或“中学”、“旧学”偏重“穷理”、“身心”、“伦常名教”、“道德”、“义理”、“精神”，“西学”或“新学”偏重“格物”、“富强之术”、“艺事”、“世事”、“机器”、“物质”，因此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体西用论”是由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迫于西方的压迫而产生出来的“赶超西方”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源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论”。洋务运动之时，形成系统的学说。由于洋务运动在全国的展开遭到儒家顽固派的驳议和抵制，“中体西用论”是作为儒家开明的一派回应儒家顽固派的驳议的理论产物和理论武器，也是作为儒家洋务派和维新派（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已经蜕变为“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思想，性质上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已有根本区别）向西方学习的有关目标模式的指导纲领。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王文韶、沈毓桂、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其中以张之洞的《劝学篇》的阐释为最有系统，也最有影响。这种理论最终演进为“中西会通论”。胡适曾认为30年代兴起的“本位文化论”为“‘中体西用’论的最新式化装” [iii]。其实不然，“本位文化论”是在中西会通论的平台上的中国民族文化认同论。中国现代化如何从传统中受益：论儒家现代化的十二种方式三、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以 “中学”释“西学”，是以“中学”的话语系统来诠释“西学”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理论，换句话说，是以“西学”的基本精神来对“中学”或儒家话语做新的解读或改造。因此，称为以“西学”释“中学”也未尝不可。这种思想蜕变于“西学中源论”，是一种将西洋学说中国化或儒家化的尝试。最早进行这种尝试的著名人物是康有为。他用西方的“进化论”来解释儒家今文经学中的“公羊三世”说，用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来解释“孔子改制”。孙诒让和刘师培也是用西方宪政民主体制和宪政民主思想来解释中国儒家经典和传统的代表人物。孙诒让在《周礼政要》（1904）中系统地用西方政治学说来诠释周代的政治，他以西方的议院制度解释周代的三询之法，以西方的陪审制度来解释周代的三刺之法，以西方的学校制度来解释周代的国学、郊学、乡遂之学，等等。他认为“《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因此，“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丹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之旧政已发其端。”[iv]刘师培与林獬合编《中国民约精义》（1903），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中的相关观点来解释中国传统的“民本”、“人本”等儒家思想，而且和康有为、孙诒让一样，用西方的议会制度来诠释《周礼》里的政治制度。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在不少地方也是以西方文化来诠释中国文化的。中国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重建主义）者多有此特点。“维新派”、“革命派”、“新儒家”和各种文化民族主义者以“中学”释“西学”的行为意在减轻中国现代化变革的阻力，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变成中国现代化的助力，这的的确确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样存在负面因素，对中国大力引进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资源起了一定的遮蔽作用。当然，批评他们牵强傅会的人很多，但这种批评其实是不到位的，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在进行中西文化的历史比较，所谓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西学的中国化。从现代化所需要的“民族凝聚”、“文化认同”和 “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其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影响。四、“中西会通”“中西会通论”的形成与“西学中源论”同时，都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期间。不过，从逻辑上来看是先有“西学中源论”，后有“中西会通论”。“西学中源论”应对的是“夷夏之辨论”，解决的是中国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中西会通论”解决的是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但是，仔细分析，情况又没有这样简单，“西学中源论”其实既解决了中国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了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否则它就谈不上是儒家重建的一种方式。“西学中源论”既然认为“西学”只是“中学”西传后的“回归”（所谓“礼失寻诸野”之意）而已，那么，只要像学习“中学”一样学习“西学” 就够了，不存在特殊的重建方式和学习方式。而“中西会通论”却存在着“西学”和“中学”有别的“中西之见”这个前提预设，在近代中国，这个前提预设还非常坚固。近代以前，学者梅文鼎对“中西会通论”有系统的阐述，他说：“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在善学者知其所以异，又知其所以同。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v]不过，近代以前的“中西会通论”针对的是“西学”中的历法和自然科学技术。近代以来儒家学者的“中西会通论”则把会通的范围逐步扩大到整个“西学”与“中学”。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师培、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张东荪、杜维明等人都在大力推动“中西会通”和“文明对话”[vi]。其中康有为为儒学与“西学”的“会通”确定了基本原则：“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vii]张东荪主张“中国道统中融入西方的道统精神”（张东荪认为在世界上有两个基本的道统，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道统，一个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道统。中国的道统主要是儒学与理学（儒学的发展形态），西方的道统是耶学（基督教）与民主。在他看来，假如中国的道统中融入西方的道统精神，中国文化将会绝处逢生）[viii]；杜维明提出“深度反思”[ix]和“继承启蒙精神，超越启蒙心态”[x]；盛邦和主张“融构”[xi]；张立文提出 “和合学”[xii]，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中西会通的思路。五、“接续主义”提倡“接续主义”的是杜亚泉。他以“文化保守”者与文化调和者的角色登上中国的文化舞台，与反传统“主帅”陈独秀有一场著名的文化论战。而究其本质，视其为文化接续主义的主唱，似乎更为恰当。何谓接续主义？杜亚泉是通过国民与国家的关系来加以说明的。他认为：国家如同大厦，国民于此大厦内生活，赖此大厦而生活，无一日可舍此大厦。国家对于国民来说，不是“一时之业”，而是“亿万年长久之业”。国家如同大家产，祖宗传之于我，我当经营之，增殖之，“以复传之于我之子孙”。[xiii]只有对于国家之大家产能够加以爱护、继承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国民。他归纳说，“对于从前之国民而善为接续，对于今后之国民而使其可以接续，此即……所谓‘接续主义’ 是矣。”[xiv]杜亚泉认为他的“接续主义”包括“保守”和“开进”两重含义。他反对单一的“开进”而全无“保守”，他指出：“有开进而无保守，使新旧间之接续，截然中断。则国家之基础，必为之动摇。”他指证近世之国家开进而能兼于保守，以英国为第一。即使美国，其建国也“根据于殖民时代之历史者为多”。[xv]他也反对有“保守”而无“开进”，认为纯然拘于旧业，就是顽固。今日之国民，既享用前代人开进之恩惠，又不断自勉，以求不断之开进。他的思想还有某些不足，总强调“君道”、“臣节”的概念，实与民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相抵。杜亚泉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抱的基本态度是：继承、改造。不过，继承的份量要远大于改造。他是一个具有调和倾向的“传统”派，虽然没有自我声明，而一切言论已经能够说明问题。杜亚泉强调文化接续主义，重视社会历史发展的自身延续性，带有一点保守色彩。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处在五四那个社会激进、“文化革命”的时代，其生存状态艰难而不景气。我们不去言说杜亚泉当年的遭遇是否公正，然而，思想之树常青，问题是值此今日，他的思想可以咀嚼出新的语境。十多年来我们看到了一些情况，如海外中国学者讲渐进、讲“告别革命”，从这些知识人的思想脉络里感觉到学术重心的转移，其实是对中国历史惯性的反拨。当然，也不能把他的思想神化和意识形态化。中国要从农业文明转向工商文明，从封闭的封建专制社会过渡到开明的民主社会，有时候革命是必要的选择，一味强调改良和延续，会断送历史进步的机会。因此，以反对“激进”与主张“接续”的名义，质疑近现代史上的“革命”，本身思想套路就过于“激进”而不那么“接续”了。杜亚泉更多的是立足于文化和道德的层面，他的“接续主义”主要说的是文化接续主义，而现代化确是文化、伦理与制度的综合。他有感于上世纪20年代的社会情况发出“迷乱之现代人心”的忧叹，时至今日依然给人以感悟。中国需要建设一个稳定与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和规范，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正有助于此。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 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 (!)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那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
调适、整合与重建：儒家现代化 &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的调适和重建方式主要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接续主义”、“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西体中用”、“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在“现代化共识”形成（1919——1935前后）以前，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而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     关键词：儒家 传统 现代化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儒家文化是在中国农业文明的土壤中生长的精神大树，尽管它不乏人类精神文明的普世成果，也具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另一种“理性”——“适应型理性”或中国特色的“农业理性”，但毕竟工业文明环境，即所谓“现代”社会，需要新的“工业理性”或“工业精神”。准此，儒家的现代化——调整和重建是必然的，这也是现代儒家生存的状态、方式和特征。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调适和重建的方式大体上包括：“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西体中用”、“接续主义”、“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这些现代化方式并不是孤立地存在，每一种都与其它方式有一定的联系，它们之间或有源流关系，或有同构关系，或有呼应关系，或有转化关系，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有的只是视野有别而已，而含义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如杜亚泉的“接续主义”与十教授的“本位文化”，前者是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角度立论，后者则是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关系视角出发，而其旨趣都是构建中国民族文化认同。又如冯友兰的“合题”与贺麟的“化西”，前者是从文化演进的阶段立论，后者则是从主体能动性的角度来思考的，其实与林毓生提倡的“创造性转化”是一个意思。即使是同一学者，其对儒家重建方式所持的态度前后也有变化。如胡适，一开始极力提倡“全盘西化”和学习日本（强调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实践是中国文明未来成功的参考），后来修正为“充分世界化”或“现代化”，甚至主张“重整国故，再造文明”，也不再对日本“西化”和“现代化”的成就盲目推崇，对中日“西化”和“现代化”的优缺点开始进行冷静的比较性反思和分析。区分中日西化和现代化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认为中国的西化和现代化是“自由主义的”、“长久暴露的”、“渐进的”、“自然而然的”、“政治优先的”；而日本的西化和现代化是“军国主义的”、“选择性的”、“中央统制型的”、“保护性的”、“经济优先的”。日式现代化的优点是“快速的”、“有秩序的、经济的、继续的、安定和有效的”。缺点是“对人民的严密控制”和“对传统的严加保护”。中式现代化的优点是“自愿的”、“逐渐普及和同化的”、“完全民主化的”。缺点是“又缓慢又费力的”、“零落的”。[i]以下主要从历史的动态角度对这些现代化方式及其关系进行评述，并对儒家现代化前景作了展望。     一、“西学中源”     儒学现代化的第一种方式是“西学中源”论。这种观点认为“西学”本出于中国，只不过是因为后来的种种情况导致失传或者走向歧异，中国人学习“西学”不过是本着“礼失求诸野”的态度，“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ii]此中的“西学”一开始主要是指西方的历法和自然科学技术，后来的维新派与革命派把它扩大到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思想，即“西政”、“西法”等。     “西学中源”论产生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之际，前近代持这种观点的有黄宗羲、张廷玉、阮元，甚至康熙皇帝等。这种学说的产生可能是出于向西方学习而又不得不保持“天朝尊严”的认同需要，是一种进取心理和虚骄心理的混合物。也是对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以夷变夏”的陈腐观念的理论回应。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开放的民族主义两种不同的观点的初次理论交锋。1840年以来，那些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儒学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相继利用“西学中源”论作为引进、传播、学习西学的理论武器。如梁廷枏、林昌彝、冯桂芬、王韬、奕訢、郑观应、黄遵宪、汤震、陈炽、薛福成、王之春、郭嵩焘、曾纪泽、康有为等。当然，他们应用这种武器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西学中源”论作为儒家现代化的第一种方式是不科学和粗糙的，它的确没有看到或者说不愿看到“西学”与“中学”的本质区别，还试图去抹杀这种区别，但却不可指责其为迂腐和傅会。“西学中源”论完全把“西学”和“中学”等同起来，把“西学”视为“中学”西传后的“回归”，使“西学”俨然以“中学”的面孔出现，其实大大抬高了“西学”的地位，极其有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理论使得“西学”即使在企图闭关锁国的清代也得以流传。“西学中源”论最终演化为“维新派”、“国粹派”（或“革命派”）和“新儒家”的“以西学诠释中学”和“中西会通论”的思想。     二、“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儒家重建理论，也是近代以来第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现代化理论。     它在近代中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主西辅”、“中内西外”、“旧体新用”、“中国精神，西方物质”、“中静西动”等等。“中体西用论”的大致观点是，儒学或“中学”、“旧学”偏重“穷理”、“身心”、“伦常名教”、“道德”、“义理”、“精神”，“西学”或“新学”偏重“格物”、“富强之术”、“艺事”、“世事”、“机器”、“物质”，因此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     “中体西用论”是由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迫于西方的压迫而产生出来的“赶超西方”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源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论”。洋务运动之时，形成系统的学说。由于洋务运动在全国的展开遭到儒家顽固派的驳议和抵制，“中体西用论”是作为儒家开明的一派回应儒家顽固派的驳议的理论产物和理论武器，也是作为儒家洋务派和维新派（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已经蜕变为“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思想，性质上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已有根本区别）向西方学习的有关目标模式的指导纲领。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王文韶、沈毓桂、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其中以张之洞的《劝学篇》的阐释为最有系统，也最有影响。这种理论最终演进为“中西会通论”。胡适曾认为30年代兴起的“本位文化论”为“‘中体西用’论的最新式化装” [iii]。其实不然，“本位文化论”是在中西会通论的平台上的中国民族文化认同论。     三、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     以“中学”释“西学”，是以“中学”的话语系统来诠释“西学”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理论，换句话说，是以“西学”的基本精神来对“中学”或儒家话语做新的解读或改造。因此，称为以“西学”释“中学”也未尝不可。这种思想蜕变于“西学中源论”，是一种将西洋学说中国化或儒家化的尝试。     最早进行这种尝试的著名人物是康有为。他用西方的“进化论”来解释儒家今文经学中的“公羊三世”说，用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来解释“孔子改制”。孙诒让和刘师培也是用西方宪政民主体制和宪政民主思想来解释中国儒家经典和传统的代表人物。孙诒让在《周礼政要》（1904）中系统地用西方政治学说来诠释周代的政治，他以西方的议院制度解释周代的三询之法，以西方的陪审制度来解释周代的三刺之法，以西方的学校制度来解释周代的国学、郊学、乡遂之学，等等。他认为“《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因此，“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丹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之旧政已发其端。”[iv]刘师培与林獬合编《中国民约精义》（1903），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中的相关观点来解释中国传统的“民本”、“人本”等儒家思想，而且和康有为、孙诒让一样，用西方的议会制度来诠释《周礼》里的政治制度。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在不少地方也是以西方文化来诠释中国文化的。中国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重建主义）者多有此特点。     “维新派”、“革命派”、“新儒家”和各种文化民族主义者以“中学”释“西学”的行为意在减轻中国现代化变革的阻力，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变成中国现代化的助力，这的的确确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样存在负面因素，对中国大力引进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资源起了一定的遮蔽作用。当然，批评他们牵强傅会的人很多，但这种批评其实是不到位的，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在进行中西文化的历史比较，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西学的中国化。从现代化所需要的“民族凝聚”、“文化认同”和 “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其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影响。     四、“中西会通”     “中西会通论”的形成与“西学中源论”同时，都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期间。不过，从逻辑上来看是先有“西学中源论”，后有“中西会通论”。“西学中源论”应对的是“夷夏之辨论”，解决的是中国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中西会通论”解决的是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     但是，仔细分析，情况又没有这样简单，“西学中源论”其实既解决了中国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了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否则它就谈不上是儒家重建的一种方式。“西学中源论”既然认为“西学”只是“中学”西传后的“回归”（所谓“礼失寻诸野”之意）而已，那么，只要像学习“中学”一样学习“西学”就够了，不存在特殊的重建方式和学习方式。而“中西会通论”却存在着“西学”和“中学”有别的“中西之见”这个前提预设，在近代中国，这个前提预设还非常坚固。     近代以前，学者梅文鼎对“中西会通论”有系统的阐述，他说：“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在善学者知其所以异，又知其所以同。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v]不过，近代以前的“中西会通论”针对的是“西学”中的历法和自然科学技术。近代以来儒家学者的“中西会通论”则把会通的范围逐步扩大到整个“西学”与“中学”。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师培、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张东荪、杜维明等人都在大力推动“中西会通”和“文明对话”[vi]。其中康有为为儒学与“西学”的“会通”确定了基本原则：“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vii]张东荪主张“中国道统中融入西方的道统精神”（张东荪认为在世界上有两个基本的道统，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道统，一个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道统。中国的道统主要是儒学与理学（儒学的发展形态），西方的道统是耶学（基督教）与民主。在他看来，假如中国的道统中融入西方的道统精神，中国文化将会绝处逢生）[viii]；杜维明提出“深度反思”[ix]和“继承启蒙精神，超越启蒙心态”[x]；盛邦和主张“融构”[xi]；张立文提出“和合学”[xii]，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中西会通的思路。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的调适和重建方式主要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接续主义”、“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西体中用”、“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在“现代化共识”形成（1919——1935前后）以前，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而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     关键词：儒家 传统 现代化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儒家文化是在中国农业文明的土壤中生长的精神大树，尽管它不乏人类精神文明的普世成果，也具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另一种“理性”——“适应型理性”或中国特色的“农业理性”，但毕竟工业文明环境，即所谓“现代”社会，需要新的“工业理性”或“工业精神”。准此，儒家的现代化——调整和重建是必然的，这也是现代儒家生存的状态、方式和特征。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调适和重建的方式大体上包括：“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西体中用”、“接续主义”、“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这些现代化方式并不是孤立地存在，每一种都与其它方式有一定的联系，它们之间或有源流关系，或有同构关系，或有呼应关系，或有转化关系，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有的只是视野有别而已，而含义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如杜亚泉的“接续主义”与十教授的“本位文化”，前者是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角度立论，后者则是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关系视角出发，而其旨趣都是构建中国民族文化认同。又如冯友兰的“合题”与贺麟的“化西”，前者是从文化演进的阶段立论，后者则是从主体能动性的角度来思考的，其实与林毓生提倡的“创造性转化”是一个意思。即使是同一学者，其对儒家重建方式所持的态度前后也有变化。如胡适，一开始极力提倡“全盘西化”和学习日本（强调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实践是中国文明未来成功的参考），后来修正为“充分世界化”或“现代化”，甚至主张“重整国故，再造文明”，也不再对日本“西化”和“现代化”的成就盲目推崇，对中日“西化”和“现代化”的优缺点开始进行冷静的比较性反思和分析。区分中日西化和现代化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认为中国的西化和现代化是“自由主义的”、“长久暴露的”、“渐进的”、“自然而然的”、“政治优先的”；而日本的西化和现代化是“军国主义的”、“选择性的”、“中央统制型的”、“保护性的”、“经济优先的”。日式现代化的优点是“快速的”、“有秩序的、经济的、继续的、安定和有效的”。缺点是“对人民的严密控制”和“对传统的严加保护”。中式现代化的优点是“自愿的”、“逐渐普及和同化的”、“完全民主化的”。缺点是“又缓慢又费力的”、“零落的”。[i]以下主要从历史的动态角度对这些现代化方式及其关系进行评述，并对儒家现代化前景作了展望。     一、“西学中源”     儒学现代化的第一种方式是“西学中源”论。这种观点认为“西学”本出于中国，只不过是因为后来的种种情况导致失传或者走向歧异，中国人学习“西学”不过是本着“礼失求诸野”的态度，“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ii]此中的“西学”一开始主要是指西方的历法和自然科学技术，后来的维新派与革命派把它扩大到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思想，即“西政”、“西法”等。     “西学中源”论产生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之际，前近代持这种观点的有黄宗羲、张廷玉、阮元，甚至康熙皇帝等。这种学说的产生可能是出于向西方学习而又不得不保持“天朝尊严”的认同需要，是一种进取心理和虚骄心理的混合物。也是对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以夷变夏”的陈腐观念的理论回应。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开放的民族主义两种不同的观点的初次理论交锋。1840年以来，那些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儒学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相继利用“西学中源”论作为引进、传播、学习西学的理论武器。如梁廷枏、林昌彝、冯桂芬、王韬、奕訢、郑观应、黄遵宪、汤震、陈炽、薛福成、王之春、郭嵩焘、曾纪泽、康有为等。当然，他们应用这种武器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西学中源”论作为儒家现代化的第一种方式是不科学和粗糙的，它的确没有看到或者说不愿看到“西学”与“中学”的本质区别，还试图去抹杀这种区别，但却不可指责其为迂腐和傅会。“西学中源”论完全把“西学”和“中学”等同起来，把“西学”视为“中学”西传后的“回归”，使“西学”俨然以“中学”的面孔出现，其实大大抬高了“西学”的地位，极其有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理论使得“西学”即使在企图闭关锁国的清代也得以流传。“西学中源”论最终演化为“维新派”、“国粹派”（或“革命派”）和“新儒家”的“以西学诠释中学”和“中西会通论”的思想。     二、“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儒家重建理论，也是近代以来第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现代化理论。     它在近代中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主西辅”、“中内西外”、“旧体新用”、“中国精神，西方物质”、“中静西动”等等。“中体西用论”的大致观点是，儒学或“中学”、“旧学”偏重“穷理”、“身心”、“伦常名教”、“道德”、“义理”、“精神”，“西学”或“新学”偏重“格物”、“富强之术”、“艺事”、“世事”、“机器”、“物质”，因此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     “中体西用论”是由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迫于西方的压迫而产生出来的“赶超西方”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源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论”。洋务运动之时，形成系统的学说。由于洋务运动在全国的展开遭到儒家顽固派的驳议和抵制，“中体西用论”是作为儒家开明的一派回应儒家顽固派的驳议的理论产物和理论武器，也是作为儒家洋务派和维新派（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已经蜕变为“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思想，性质上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已有根本区别）向西方学习的有关目标模式的指导纲领。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王文韶、沈毓桂、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其中以张之洞的《劝学篇》的阐释为最有系统，也最有影响。这种理论最终演进为“中西会通论”。胡适曾认为30年代兴起的“本位文化论”为“‘中体西用’论的最新式化装” [iii]。其实不然，“本位文化论”是在中西会通论的平台上的中国民族文化认同论。     三、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     以“中学”释“西学”，是以“中学”的话语系统来诠释“西学”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理论，换句话说，是以“西学”的基本精神来对“中学”或儒家话语做新的解读或改造。因此，称为以“西学”释“中学”也未尝不可。这种思想蜕变于“西学中源论”，是一种将西洋学说中国化或儒家化的尝试。     最早进行这种尝试的著名人物是康有为。他用西方的“进化论”来解释儒家今文经学中的“公羊三世”说，用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来解释“孔子改制”。孙诒让和刘师培也是用西方宪政民主体制和宪政民主思想来解释中国儒家经典和传统的代表人物。孙诒让在《周礼政要》（1904）中系统地用西方政治学说来诠释周代的政治，他以西方的议院制度解释周代的三询之法，以西方的陪审制度来解释周代的三刺之法，以西方的学校制度来解释周代的国学、郊学、乡遂之学，等等。他认为“《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因此，“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丹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之旧政已发其端。”[iv]刘师培与林獬合编《中国民约精义》（1903），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中的相关观点来解释中国传统的“民本”、“人本”等儒家思想，而且和康有为、孙诒让一样，用西方的议会制度来诠释《周礼》里的政治制度。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在不少地方也是以西方文化来诠释中国文化的。中国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重建主义）者多有此特点。     “维新派”、“革命派”、“新儒家”和各种文化民族主义者以“中学”释“西学”的行为意在减轻中国现代化变革的阻力，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变成中国现代化的助力，这的的确确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样存在负面因素，对中国大力引进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资源起了一定的遮蔽作用。当然，批评他们牵强傅会的人很多，但这种批评其实是不到位的，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在进行中西文化的历史比较，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西学的中国化。从现代化所需要的“民族凝聚”、“文化认同”和 “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其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影响。     四、“中西会通”     “中西会通论”的形成与“西学中源论”同时，都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期间。不过，从逻辑上来看是先有“西学中源论”，后有“中西会通论”。“西学中源论”应对的是“夷夏之辨论”，解决的是中国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中西会通论”解决的是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     但是，仔细分析，情况又没有这样简单，“西学中源论”其实既解决了中国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了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否则它就谈不上是儒家重建的一种方式。“西学中源论”既然认为“西学”只是“中学”西传后的“回归”（所谓“礼失寻诸野”之意）而已，那么，只要像学习“中学”一样学习“西学”就够了，不存在特殊的重建方式和学习方式。而“中西会通论”却存在着“西学”和“中学”有别的“中西之见”这个前提预设，在近代中国，这个前提预设还非常坚固。     近代以前，学者梅文鼎对“中西会通论”有系统的阐述，他说：“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在善学者知其所以异，又知其所以同。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v]不过，近代以前的“中西会通论”针对的是“西学”中的历法和自然科学技术。近代以来儒家学者的“中西会通论”则把会通的范围逐步扩大到整个“西学”与“中学”。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师培、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张东荪、杜维明等人都在大力推动“中西会通”和“文明对话”[vi]。其中康有为为儒学与“西学”的“会通”确定了基本原则：“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vii]张东荪主张“中国道统中融入西方的道统精神”（张东荪认为在世界上有两个基本的道统，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道统，一个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道统。中国的道统主要是儒学与理学（儒学的发展形态），西方的道统是耶学（基督教）与民主。在他看来，假如中国的道统中融入西方的道统精神，中国文化将会绝处逢生）[viii]；杜维明提出“深度反思”[ix]和“继承启蒙精神，超越启蒙心态”[x]；盛邦和主张“融构”[xi]；张立文提出“和合学”[xii]，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中西会通的思路。 &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