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诗观点文库
生活在别处&(阅2387次)
1993年，海南房地产最最甚嚣尘上的时节，满岛上皆是奔驰宝马林肯卡迪拉克，以及身后跟着两三个保镖的房地产老板——且有拿砖头大手机的马仔在他屁股后头一摇一摆，几多神气。年纪皆不大，二三十岁出头，乃中国改革开放中突然一夜暴富腰缠数不清银子的新贵们。又皆是满头打摩丝，穿进口花衬衣，真皮皮带松松垮垮系在腰间，出入海鲜楼夜总会同桑拿中心，一掷千金，只为小小一点快活。因钱来得容易，于是花起来亦不觉得肉痛。
而海口这里那里，皆是一片片在建的楼宇，太阳下头，尘土飞扬，又脚手架林立，搅拌机轰鸣，给了人一种虚假的百业俱兴异常繁荣景象。眼花缭乱间，会要产生昆德拉喜欢的一个词：晕眩。
靠海口公园那座天桥下，到夜里，灯红酒绿处，夹道站满了阻街的女郎，你从其间过身，有无数的纤纤玉手拉扯你衣角，“大哥，带我去玩玩！”“大哥，你好帅哦！”若你不是有意寻花问柳，那你可得想法子突围。待你从人肉包围圈里出来时，已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或者一只鞋子竟不知了去处。
隔着这天桥不远处，那晚上，海府路大排档旁，我，胡强，张大奇还有于鸣非，我们四个人手里举着金威啤酒，瓶颈上是海口灯火凝成的一粒迷离高光，碰一碰，然后咕咚咕咚倒它个满腹黄水，时不时的于是膀胱胀痛。周围不断有人走过来走过去，声高声低地闹哄，又夹着汽车喇叭的尖鸣同街对面一只音箱里放出来的《小芳》。那歌有点怀旧，亦有点忏悔，演唱者叫做李春波。胡强听了这歌，忽然有点伤感模样，放下酒瓶，道：“想不到，我也是三十岁的人了。时间过得好可怕！”这天正是他三十岁的生日，我们坐在海口的灯海里喝啤酒致贺，反倒是一点喜气皆没有。刚才张大奇说了他当知青时的一个关于肥料的笑话，说得极精彩，却是没有几点笑声。我们在沉默中喝了不少的啤酒。张大奇年岁最长，于是拍拍胡强的肩膀，“你喝得太多了老弟，少喝点。”
胡强勉强笑一句，“没事没事，我只是从来没想过，这么快就到了三十。”
张大奇道，“我都快五十了，我从来不想自己的年纪。想不得，不想还好些。”
这一趟的缘起，是我一位朋友在海南搞房地产，赚了数以亿计的钱，把我们请过来，要给我们注册一家广告公司，他来投资，说不算外单，光是接他公司的售楼广告，一年也是千把万。但我们来了好些天了，却是迟迟不见动作。我去找他，他又极忙，且身旁前呼后拥许多人，亦有保镖盯人看，目光如刃。他见到我总是抱歉模样，说这一阵子太忙，有好多项目要上，你们就先在海口玩玩，或者去做环岛旅游也要得，叫我去找他公司某某某，让他派个“子弹头”。
于是我们便在海口羁留下来，住在一家宾馆里，后又住那房地产老板朋友在龙昆南路一幢别墅里。无事时趿双拖鞋上街闲逛，到报亭里买报纸，到大排档吃烤鱿鱼，或者到天桥下同海口公园旁看人肉市场。我们便做着这纸醉金迷肉光滟潋的一群看客。一切的俗世繁华与我们无关，却是看得人惶惑同迷茫。看着看着，我们之中一个人便忽地到了三十岁，他这一惊吃得可不小。想是因他看到海口那些亿万富翁，亦是他这样年纪，而他尚不文一名，于是慷当以慨。
这个夜晚，他便过得极忧郁，欲把自己灌醉，喝出一堆横七竖八空瓶子，却仍是不醉，只眼里漾动了更深的怅惘，同无尽如泪的海口夜灯光。
我们刚来的那天，朋友公司的一个人引我们到那宾馆开房，走到宾馆门前，指着旁边一个街口，说三天前，有个老板正在报亭里买报纸，忽然身后过来一辆摩托，后面还坐了一个青年，那青年唰地拔出一杆双筒猎枪，朝这老板背后连开三枪，然后摩托一溜烟跑掉了。待旁人从惊愕中醒来，一看地上，老板在一滩吓人血里抽几抽，便一命归了西。“就在那地方，看见没有，那个报亭。地上的血印子洗都没洗得干净。”公司里的人指给我看，口气如同说一个玩笑。
这乃是我在海口的第一印象。人见了天大的事，皆是不惊惧。
鬼晓得，未必是胆子大么？
后来我就在海口住了半年。我亦有些亲戚旧友在岛上，晓得我来了，便来看我。头一个来的是刘波。他电话里说你住哪里？好好好，怎么要你来呢，我来看你！等着，我就来！
不一会，他果然来了。他亦在海南做房地产，但没带保镖。一进来把一双北京敞口千层底黑布鞋摘掉，盘腿坐在地毯上。他穿丝光棉的T恤，平头，比在湖南时胖了些，但已有了老板模样。问了我到海南来做什么，我一一俱答之，他道，那你跟我来做还好些。人家给你百分之十的股份，我给你百分之五十，跟你把公司注册在广州，怎么样？刘波原是诗人，他18岁时即与我交往。后下海，在湖南做药业，92年到银行贷了款，上到岛上来做房地产。一年多光景，竟有了数千万的身家。我后来到他公司里看，在楼下，他指着那栋二十来层高的楼宇说，这栋楼就是我的！我在他的公司里还看到长沙人小刘，原在《海南纪实》做过财务，现跟他来海南，做了他公司的会计。又见到张新奇，曾跟我一个单位，亦是湖南极有才华一位作家，同韩少功一起办《海南纪实》。他那时跟刘波一起策划要做一套如《四库全书》那样的典藏书。“盛世修书，”他说，“但这样的书应当由国家来修，现在我们用民间的力量来做。蛮大一个工程。”张来策划操作，刘来投资。这套书便是后来由季羡林教授担纲主编的123卷本的《传世藏书》。一做做了六七年，而我去时此事尚在拟议中。
刘波来看我，我送他一册我出的漫画书。他极高兴，说我今天不困觉，也要读完它。说完便请我们去吃海鲜，开着一辆凌志车。见到朋友混出模样来，我亦极高兴。那天我们是在海边的一家全是竹子装修的海鲜楼里，吃了龙虾同鲍鱼，又喝红酒同啤酒。刘波又说起在海南击鼓传花炒房炒地的故事，皆是闻所未闻。他说他有一回，有块地，他在甲包厢里谈好价，又到乙包厢里去谈，地都没去看过一回，只是过过手，两头人不见面，他从中便赚了一千多万。“这样的神话只有中国有，只有现在有。”他说着一笑，笑容里有一种孩子气，亦是灿烂。后来海南房地产因朱总理收紧银根，刹那间泡沫破灭，许多房地产老板从泥土里赚来的钱，亦最终还原于泥土。刘波随后到北京发展，春江水暖鸭先知，属中国最早有资本运作意识的人，买了上市公司“武汉长印”的壳，更名“诚成文化”，一度资本膨胀，做得风声水起。但最后亦是出了事，2003年出逃日本。行前一个月我还在长沙同他吃过一餐饭，见他手里拿着念珠，神色寂然。仍是敞口布鞋，平头，干干净净。我倒是经常有些怀想他。这是个聪明已极，且图做大事的人。他的第一桶金便是掘自海南。我亦听说，如今有若干做得很大的公司，第一桶金皆是掘自海南。或许不是“掘”的，是混水摸鱼从地里拣来的。
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表弟在澄迈县当宣传部长，把我姨妈从黑龙江接来住。表弟来看我，接我去看我姨妈，开着一辆奥迪车。我母亲就是两姐妹，姨妈十六岁当兵去了东北。后在那边结婚安家，复员后同姨爹分在嫩江“红五月”军垦农场。见到许多年未见的姨妈时，发现她老得很厉害。见我来，她极高兴，反反复复摸我脑壳，口中呐呐，不晓得要说甚。而表弟说，我带立伟哥到外头玩玩。他于是让我学开他那辆奥迪车。这是我头一次学开车，在澄迈县的一片荒地上。表弟喜欢喝酒，后来一回开着这辆奥迪从海口回澄迈，因喝了一斤多五粮液，又是深夜，结果一头撞到一棵大树上。到清晨被人发现时，尚在深度昏迷中。那辆奥迪，已是撞得成了废铁一堆。
澄迈很乱，曾有过一个著名的打黑案例，据说是乔石亲批要严打的。吃饭时我问我表弟，他道，那个“二王”还不算什么，比他们凶的还有，只是他们撞到了风头上。我说此地险恶，你不怕？他道，不怕。况且一般来讲这些家伙兔子不吃窝边草的。
乱还不只是社会治安，是乱卖土地、破坏资源。有个我认识的亦是湖南人的海南日报记者，闻说我表弟在县里当常委，背着我便去找他，自称是我朋友，目的就是想圈一点地。表弟后跟我谈起此事，我道你不要理他。表弟说，找我没用。权力不在我手里。我后听朋友说海口周围的几个县，头头们皆是靠卖地发了横财。某一县的头，因敛财巨多，且把房子建得如宾馆，为人亦善少恶多，被人称做“南霸天”。他把能卖的土地几乎卖光了。这样的“权力寻租”，那一时在海南亦是遍地开花，又堂皇而且张扬。
我表弟是正直的人，亦是想做点正经的事，我只担心他在那样的环境里，会要不开心。
张新奇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人，亦是湖南来的，原在电台做记者，后辞职来海南，名叫肖建军。方脸，矮个，目放精光。开了家“红辣椒湘菜馆”，又开了家“鸿门夜总会”，在海口皆有很大名头。他来时携全家老幼，靠跟朋友借两万块钱开小饭铺起家，刚做起来时，屡遭本地烂崽欺负，一回众烂崽又来寻衅，且动起手脚，打他的老婆同老母，他便同妹夫冲到伙房一人一把菜刀，将烂崽砍翻几个，杀得红了眼，烂崽在前头鼠窜，他在后头虎追。这一架，把他名声打了出来，以后再无烂崽到他店里来寻事。过了两三年，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了。餐馆日日暴满，夜总会最高峰时亦是日进十几万银子。他请我吃饭，我说你看你只几年，如今赚了几千万。他笑出一口被烟薰黑的牙，道，我算么子赚钱？人家一夜之间炒楼都可以赚几千万。轻轻松松。我算么子？我是呆人，只能做呆事。一边胡强听了，摇头道，我是连呆事都不晓得做。于是一脸巨大惭愧。
“我做餐饮和娱乐业，只一门好，”肖建军说，“就是认识各种道上的人。海南这地方呵各种各样的角色我都见过。其实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两种人：骗人的和被骗的。”
“那你呢？你是哪一种呢？”我们便问他。
他道，我呵，我么子都不是，我是冷眼看螃蟹的人。
我认识肖建军时正是他生意最旺的时候，每天的流水拿日进斗金来形容亦不在话下。所以他那一时跟我们说话，声气很高，目如流星，且有一种把什么皆不放在眼里的蛮气。
十年后我再在湖南遇到他时，他几乎换了个人似的，谦卑而低调。我这才晓得，他的餐馆后被一把火烧掉了，而夜总会亦早已关张。曾经的繁华遂成追忆。
我们住的别墅，实际上成了朋友公司的员工宿舍。住的皆是中层骨干。有专人搞饭，亦有司机。跟老板开车的司机姓胡，我记得是岳阳人，无事时便邀一桌麻将。赌得相当大，一个晚上的出进最多可达十多万。我想他一个司机凭什么可以这样来豪赌？后来我跟一位会计大姐混熟了，这大姐是退休后从长沙请来的。她告诉我说，胡司机同公司里的一些人，把公司的房子以一个价整层整层包下来，再以另一个价卖出去，从中赚了不少的钱。小胡还不算什么，你没见某某？如今是开着奔驰车在公司里打工咧！
别墅里还住了位年轻女子，长得妖娆，是某某部门经理的情人。经理去唱卡拉OK，于是认识了该女子，她本来做“三陪”，见经理出手阔绰，就粘上了他，一副从了良的模样，常常穿着睡衣趿着拖鞋在客厅里看电视，跟别的男人打情骂俏。她嘴很刁，不大喜欢吃别墅里请的人做的四川口味的饭菜，于是同经理手挽手，到外头吃海鲜。经理可能真是爱上了她，到后来常听得他们关起门来吵架，原因据会计大姐讲是因她喜欢跟别的男人调情抛媚眼，惹得经理醋劲发作。有段时间别墅里还住了一位姓王的女孩，二十二三岁模样，短发，圆脸，很朝气亦很好看。我们在餐桌上经常聊天，才晓得她原来是北京分公司的。她毕业于北外，现暂调总部来翻译资料。她喜欢唱英文歌，亦喜欢到户外打羽毛球，性格很阳光。她有回跟我说，她到房地产公司来做事，就是想赚一点钱，到国外去留学。不久她就傍上了一个男人，果然，几个月之后，她就去了美国了。我记得她最喜欢唱的歌是卡伦卡朋特的《昨日重现》，唱得非常好。
海南是许多女孩子的命运跳板同人生中继站。但或许亦是一生回忆里不堪回首的地方。
我朋友跟我说，他叫公司里的人帮我们索性到北京去注册，要做就干脆做成一个大广告公司，站在中国政治经济的制高点上。事情既有个过程，便让我们先在海南帮公司做些售楼广告。在此之前，他在青岛有个项目，请我们这班人帮他去拍个片子。是在黄岛开发区，他圈了两平方公里临海的地。他想把它做成国际性的旅游度假项目，于是要拍一个招商片，拿到境外去召人家的热钱。就是因拍了这个短片，他觉得这班人还真是能干，散掉可惜了，不如一锅端来做一家广告公司，何况他自己亦有内部业务量来保底。这回他又有一个新楼盘要开盘，于是请我们来做策划。我们就在别墅里做事，张大奇是策划高手，胡强与于鸣非亦擅长文案，另又叫来一个美工黄兰来做视觉。我则忙时帮忙，闲时帮闲。不久海南日报同海口晚报均刊出了我们做的售楼广告。我那朋友看了蛮高兴，打着哈哈说你们一出手，提升了海南房地产广告的文化水平呵。又说北京那边基本上办好了，你们可以北伐了。
他公司开了个年会，他在台上作报告，说鸡蛋不能全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太多，高度危险，他的公司应当快速转型，从单一的房地产业中跳出来，多元发展。他说话时头脑异常清醒。但公司里其他的人皆不以为然。做过那个年头的房地产的人，对任何其他行业均是瞧不起，因任何钱皆没有炒地炒房来得快、来得猛，来得动魄惊心。果不其然，半年之后，海南房地产的泡沫便一夜之间破灭了。我那朋友不是没有预见，但收手亦是来不及了。覆巢之下无完卵，他的帝国般的公司最后亦作鸟兽散。
但半年之后的事情我们当时并未看到。胡强很兴奋，以为到北京可干一番大事，三十而可以立了。于鸣非同黄兰亦有闯世界的牛犊劲。张大奇要老成得多，在这样的时刻有一份清醒。他说，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而我亦不想去。因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我内心渴望去做的。我只是尝试一种人生的可能。点到为止。我始终只有一种玩票的心态。我们去了一趟三亚，因公司有一个项目在那边，亦是圈了好大一块地，他们带上我们去考察。顺便我们便在海边住了几天。蓝天碧海，椰风吹送，我们躺在沙滩上，各怀了不同的心思。我喝着椰子水，望着远处一团白云。我想我亦要来去无拘，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海南的繁盛让我恐惧亦让我疲惫。我起了归思了。
归思起不得，一起就去订机票。
于是波音飞机以超音速，把我又载回到原来的生活。我的心复又归于短暂的平静了。
我在上海丢过一个钱包。是我一位朋友从长沙来，我去火车站接他，从桂平路上的士，到徐家汇地铁口下，为赶时间，手忙脚乱中便把钱包掉在了车上。走了几步，忽觉得少了什么东西——人便是这样有感觉的，左顾右盼，满身一拍，呵也，钱包！抬头望那的士，已在人堆中作鼠窜蛇行，霎时不见了影子。更证实是那司机拾到了，因我就坐在他身边副驾驶位上。他是那么地心虚，急着要逃掉。
好在我下车时尚记得在码表上扯了票，那上头有出租车公司投诉号码。幸喜手机也在，于是一电话打过去。公司问了情形，说他们会找到司机询问。过了一刻，公司回电，说司机是找到了，但他说根本没看到有什么钱包。我说我敢肯定是在车上。公司说我们也没有证据，确定是他拣了。他不承认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侬损失大不大呢？”
我印象里，上海的出租车公司是负责任的，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却不怎么地道。我这样说又有一个证明：有回我从虹桥机场出来打出租，人没上车，司机便问去哪里。我说是漕宝路，司机把眼白翻出来，道，侬上后头的吧。漕宝路离机场不远，司机候客半天，等来一个只有一二十块钱车程的主，极不心甘。这可以理解，但若拒载客人，则失了起码职业道德，叫人不可忍受。故我亦来了湖南人的蛮脾气，霸王硬开弓，偏是上了这辆车。司机嘴里咕咕哝哝怨气冲天，我脑壳一偏，道，你会不会骂娘？骂娘好听得多呢你骂骂看！
我钱包里的现金倒不多，有两张卡，有一些票据，关键是身份证，我得回湖南补办。所以那段时间我在上海，是一个没有身份的家伙。我是谁？没人能证明，包括我自己。想起来这是有些黑色幽默的。
有人告诉我，说在上海打的士要打强生公司的，因他们的服务好，若是拒载，投诉之后，那司机是要受处罚的。虽然纪律不等于服务，但我每回打强生公司的车，确实，那服务态度可是有板有眼，令人佩服。上海的出租车司机若全是像这样，则人们对上海的印象必定美丽得多。
我在上海，夜来常同朋友去泡吧。深夜里打的回来，车窗外仍是灯海一片，如繁华浩渺的一个梦。每回如此一瞥，我就来想，这就是周璇婉婉啼啼唱过的那个夜上海吗？
丢钱包那一回，1998年，在上海我是住了一年多。就住在桂平路，离徐家汇很近，却显得冷清，且有一点邋遢模样，给人一种城乡结合部的错觉。那一年荔枝丰收，我住的那个社区大门对面是个蛮大的菜市场，我天天到那里买荔枝来吃，便宜到五块钱可买得两斤。如苏东坡那样，“日啖荔枝三百颗”。结果吃得上火，牙龈肿痛，到夜半恨不得下地找钳子。 前两年我到上海，去看陈村的新居，却原来他亦是搬到了桂平路，在我先前住的那个社区的马路斜对面。隔了几年我去看时，那桂平路变化仍是不大，远不如上海其他的地方摩登响亮。陈村住的那个社区，有个小小租碟的店，我那时周末常去租碟来看。没什么好碟，多的只有美国的警匪片。租回来往碟机里一放，一会儿满屋子枪声大作。我那一年在上海时，陈村是住在万科花园，我觉得那里环境很不错，唯一的缺点是隔虹桥机场过近，头上时不时有飞机低空掠过，声震耳鼓。我那时在漕宝路最高的一幢地标写字楼里办《环球企业家》杂志。编辑人手皆是我招的，是一群可爱已极的年轻人。上海的人力资源真是好，随便一招，个个是才俊。差不多每个星期我要率这班小年轻跑到万科花园里一家名叫“黑三娘”的川菜馆去吃磨芋烧鱼同辣子鸡丁，喝巨多啤酒，顺便把陈村也叫下来吃饭聊天。他腰腿不好，骑在自行车上慢慢滑过来。“久仰久仰！”年轻人头一回见陈村，皆起身招呼。陈与年轻人极有缘，何况那时他又在“榕树下”当文学版主，我们编辑部年轻人皆是网虫，故对陈尤其景仰，如同见了教主一般。
陈村是我老友，84年我头一回参加文学笔会，在烟台的葡萄山上，即与他相识。此后几乎每回到上海，我皆要去看他。他婚后浦东浦西的搬过几回家，我亦都去过，是我在文学界朋友中过从最多的人。85年我与阿城同届获奖，在南京颁完奖后二人又同到沪上玩，住巨鹿路上海作协院子楼上亭子间里。陈来看我们，身上带了好几包烟。而那一晚上，我们三个人聊天竟至通宵。把陈村带来的烟，及我与阿城自己身上的烟悉数抽完，到天亮时低眉一看，恍若激战后的壕堑，狼烟里是子弹壳一般的烟头弃满一地，蔚为壮观也。但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次聊天，因阿城与陈村皆是世上最聪明的人，说起话来喷玑吐珠，妙不可言，令人神旺。我记得我言语最少，一直笑笑的，快活得不得了。
因为有个陈村，上海变得很可亲近。而他又教我网上的生活，隔几日便发来些有趣的网址。我的第一台手提电脑，亦是在上海买的，就在徐家汇的“百脑汇”。一有问题，就电话询陈村。他是作家中最会玩电脑的。又经常半夜里在网上同人下围棋。电话里告诉我说，昨晚上那人不要脸，到早上下不赢就跑了。我笑笑说，那岂不是报道敌军宵遁么。前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开笔会，邀了十多位作家，我们到浦东开国际峰会的地方座谈文学。陈村侧身同我耳语道，哪天我们再到“黑三娘”吃他娘的一餐？
那时我除了带年轻的编辑们吃“黑三娘”，亦经常组织他们搞些活动。到“钱柜”唱歌，到“棉花俱乐部”泡吧听爵士，或者找个地方飙卡丁车。又还去了周庄桐里和苏州。那段时间真的是很开心。最重要的是杂志的广告收入节节攀升，发行量亦打到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机场及星级宾馆几乎全都看得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记者均给我们来写稿。经济学家何清涟本不给杂志写专栏的，但经我说项，破例为我们开了一年的专栏。以后她便将专栏的文章收入她《我们仍在遥望星空》一书中。我亦常参加上海的一些大型媒体的活动，接触到一些相当大的企业。我感到上海是个充满了活力同机会的都会。生机勃勃，日日新鲜，因有世界热钱大规模流入也。
我手下编辑中有上海本邦的，亦有外地在上海读完大学决意留在这座城市里谋发展的。同这幢写字楼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们很努力工作，并时时充电学习，时时寻找更好机会。有个叫卢红的女孩是河南人，在外地读完大学只身跑到上海来，她到杂志社应聘时我并不满意她。但她强烈要求我给她一次机会。我见她态度坚决，且很执着，便留她试用。后来她果然干得非常出色。我招的这些年轻人没一个是学新闻或是学中文的。因杂志的内容是财经，故我要求应聘者有专业知识，并强调外语一定要好。他们极是聪明，一般干了一期就上了手，干两期就相当熟练了。有一回我派卢红采访一家德国专做建筑新材料的企业，半个月过去，她不但完成了一篇极好文章，亦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她让那位年过半百的德国企业的中国区总裁，一位可爱的日耳曼小老头爱上了她。她后来跟他结了婚，并去了欧罗巴。上海便是这样，给年轻人以事业的机会同人生的机会——只要你是有真才实学而又善于推销自己的。
还有一位上海女孩阎平，她家里条件非常好，自己亦不错，研究生毕业后在家里呆了半年，因她新婚丈夫在摩托罗拉上海总部当高管，说你不要出去做事，我养着你。但她还是出来了。应聘时她说我不谈条件，我只是想要一份自己想做的工作。我看她模样很娇弱，始有担心。没承想她做起事来却极是投入，积极负责，完全没有我想象中上海女孩子发嗲娇气模样。这女孩子视眼极开阔，事事关心，兴趣极广。不久她丈夫调到美国总部，之后一年许，便发生婚变。但她却以没命地工作平衡自己。只我们到钱柜去唱歌，她不唱，独坐一隅，神情有些涣散。她只是默默承受了内心的苦楚，并不拿灰色的情绪来影响别人。因她干事极出色，我便提了她来担执行副主编。我离开上海后，她被香港一家文化时尚刊物挖去做了主编。但没过多久，她亦去了美国。因她一位从小爱慕她的男孩子在美国学音乐，回国探亲时与她邂逅，于是爆发恋情。她后来跟那男孩生了两个宝贝，每年春节大年初一皆要给我打一个电话。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笑意，看来她是生活得相当幸福的。
我前年到上海时，原来编辑部的几位年轻人相约了请我来吃饭。美编金辰现在徐家汇开了家设计公司，手下有十来个人，业务发展很好。杂志改版之初，他那时在《时尚》做见习美编，我们去北京把他挖来，让他一开始就做美术总监，给了他一个舞台。他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对版式同封面有自己的见地。我很尊重他，一般不干涉他的设计。他把我们的刊物做得有外刊风格，亦就是很洋气。没事时他就在电脑里画汽车模型。因他是一个车迷。他同阎平亦是影迷。他们的隔断上皆贴满了好莱坞大牌明星的剧照。他喜欢乌曼，阎平喜欢皮特。我们一起去看《拯救大兵瑞恩》和《细细红线》，在大光明电影院。
还有一位王登勇是负责“大公司”栏目的。他几年后亦跳槽做了一家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他来编辑部时刚刚研究生毕业，为了培养自己的白领趣味，每天中午在楼下餐厅吃完饭以后要泡一杯咖啡慢慢品酌。外企开媒体见面会，他便要争取去，用流利的英文站起来提问。是他最先想到，我们的刊物要用《财富》500强公司的CEO来做封面，以示同其他财经类杂志的区别，并凸显我们“环球企业”的定位。
还有个小沈，在我们楼上一家邮购公司当项目经理，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她们公司有个产品展示间，正在我们那一层楼，她常带客户下来参观，路过我们的办公区，她很奇怪，这幢写字楼里皆是国内外商业机构，为何冒出来一个杂志社了？就好奇进来看，发现卢红是她邻居，结果便常来坐。小沈很能干，亦文静可爱。她对我们的工作怀着一种莫名的敬意。有一回她要出一本产品名录，请我帮她在前面写几句话。我说你坐一下，立等可取。于是两支烟功夫就给她写了。她一看，欣喜异常，连连地称好。第二天在楼下食堂吃饭时遇到我又继续夸赞，并说她给她们公司的人看了，都说写得好。夸完了之后她问我，能不能到你住的地方去玩？从此她每到周末便到桂平路我租的一套小公寓里来玩。我们一起看影碟，听音乐，或者一同出去吃一顿饭，饭后又去泡一阵吧。过了些时候，她告诉说她们公司的人对我们的关系有议论。我问她你怕不怕。她摇着头说，不怕。你呢？我说你都不怕，我就更不怕了。小沈是那种纯洁得让你无法产生邪念的姑娘。她是四川人，只身呆在上海。她喜欢这个城市。我问她为何不找男朋友。她低眉一笑，道，找不到呀。我离开上海的第二年，她终于找了个男友，结婚之后双双去了美国。我们亦失去了联系。我倒是常常怀念她给我带来的平静的欢乐，以及那种极卫生的友谊。
这些年轻人，他们构成了我那一年里在上海生活充实而多姿多彩的内容。有时候我想，若无这些年轻人的激越奔放的青春，若无他们的希望、梦想、爱情以及脚踏实地的奋发努力，上海哪里来的勃勃生机同光鲜靓丽！
我住桂平路那一年棉棉亦租住在桂平路。那时她尚未成为“美女作家”，亦未写成小说《糖》，且单身快活，喜欢晚上出门泡吧。棉花俱乐部就是她带我去的，因她曾在这里做过DJ。同去的还有赵波，那时还是吴亮的老婆。把棉棉称为“美女”，不知是谁的标准。棉棉长得可不敢怎么恭维。赵波倒是有种吴越女子的清丽娇白。她二人常在一起，让人觉得反差很大。她们在酒吧里是很“闹”的。尤其棉棉，喝了酒之后率性张扬，目光焰焰地盯着一个小号手看。那小号手二十出头，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但长得体格健壮，一件T恤，一条牛仔裤，英气逼人。棉棉说，看啦，那小伙子多性感啦！干了杯之后，忽然拍我肩膀一把，道，老何，我要带你到上海最糜烂的地方去！她的舌头有点大了。回去的时候，我说我送你们。这才晓得，原来她亦是住在桂平路上。她把自己的租住地做了间音乐工作室。她是那种天生搞艺术的人。冲动、激情、野心、敏感、暴冷暴热，集于一身。但她相当透明。一切在上海的喜怒哀乐全部是写在了脸上的。到后来，这一切亦全部是写在了她的小说里。
上海还有个好人谢春彦。他是陈村的朋友，画家，常给陈村的文章配漫画化的水墨插图。他喜欢请朋友吃饭喝酒。人到齐后，他走进包厢来，左右胳膊下皆夹了酒。是个极豪爽又极可爱的人。留着鲁迅似的胡子，风度翩翩。有回他带我去一个怀旧酒吧，是他一位画家朋友开的。里头的一切装饰皆是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风格。手摇唱机、西洋片、老家俱、洗脸架，摆满各处。楼下还有处地方做陶塑。那回去了一些上海的艺术家，做了个很大的花瓶，每个人在上头签下自己龙飞凤舞的名字。老谢叫我也签上。后来那陶瓶烧好了。一直摆在楼下的一张旧桌子上。我带小沈亦去过一回。在瓶子上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我离开上海，后虽是去过很多回，但一直没再去过那个酒吧。不知那陶瓶还在不在。那上头，有我留给上海的一点印迹。与此相关的，则是一堆鸡零狗碎，但温馨愉快的回忆。
我相信，有回忆的人是幸福的。
沈从文在他自传里写他头回到北京：“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天津，十九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乡巴佬，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很可笑的让这运货排车把我拖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而我头一回到北京时已年届三十，比沈从文长了十岁。是一个初夏日里，去参加《人民文学》举办的笔会。那时主编是王蒙，我的若干小说经由他的手发了头条。参加那个笔会的人有马原、刘索拉、莫言等一干八十年代初刚冒头的文学新秀。而《人民文学》那一时真是虎虎有生气。我在湖南时，常听得搞文学的人说，北京每年只去一次，思想上可得一年营养。这样的说法里就有从文公的那点意思，因北京有“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上一堂课，对人心灵竟可福泽一年。我便是怀了这样一点意思，从老北京站下来，心里头升起第一个愿望是：去看天安门。仿佛去圆一个久远的梦。而人生亦是从那梦里头延伸出来的。
三十岁，被称为青年作家，带着以文会友的心情，参加了那次笔会。会议期间去看了两个人，一个是沈从文公的学生汪曾祺。因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小城无故事》，即是请他来作的序。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汪先生》，表达了一个后学对于汪先生的敬仰。他是我认为的中国当代作家中传统文化同诗意美学最纯粹的传人。他的文学亦是汉语言表现力的一座当代高峰，几乎无人能出其右。汪先生住蒲黄榆，一栋旧楼里紧巴巴的两居室。据说是北京京剧团的宿舍。汪见蒋子丹带我来看他，极是高兴，当场还画了一幅芍药图送我——现在这幅画还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汪先生很擅谈，语多幽默，当是率性之人。我问他最近写什么，他一笑，说，写菜谱。原来汪先生亦是一位美食家。他很多散文里写到吃，读来催人欲涎。看的第二个人是钟阿城。且那一晚便是睡在阿城德胜门外的家里，聊天到夜深。他家是北京的老四合院。他就是一间大平房，外带一间厨房。去的那天碰到了北岛，话很少地坐在那里。有人介绍说我以前也写过诗。他哦了一句，大框边眼镜后的眼瞳里没什么表情。但他只是沉默，并不阴郁。我想这便是诗人的样子。阿城不同，阿城只要打开话匣子，妙语便汩汩流出，又时时惹你喷饭。同阿城聊天是断不会有呵欠产生的。聊天半夜，我们跑出他的院子到街上的公厕撒尿。公厕是灰砖墙，半人高，站着小便亦可探头赏街景。北京的夜胡同真是有老舍笔下的韵味。阿城对我惊呼道：呵呀，这么长一泡呵！我听他聊天，一直就憋着，因我不忍离开他的精彩绝仑。到这一时，真是像陆放翁写的诗：“如巨野受黄河倾”。一泻为快，膀胱得了解放。
又去看故宫，又去爬八达岭，又去摸十三陵前的石狮子同圆明园旧址的断壁残垣。心里是起了浩大的叹息。
那一回回长沙后，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见人便谈起在北京的见闻种种。有点沈从文形容的“呆头呆脑”。开了这个头以后，我便常常去北京了。有时勾留数日，有时住上半年，最长时亦呆过一年。这便有点“营养过剩”了。但现在要我来说北京，我会说，我们离开不了她，但我们也喜欢不了她——虽然她是一个使人“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
我到北京时亦去看过几回史铁生。头一回是我带我老婆一起去的。那时他还没搬到水碓子，还是住在雍和宫旁一个老四合院里。开门的是他父亲，有花白的头发同平淡的笑容。铁生是我景仰的作家。我喜欢他早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同《我与地坛》。一个人的生命同他的文字的关系，是如此血乳交融，读来让人唏嘘感动。经历了生与死的挣扎，却是归于一种令人震惊的无畏的沉静。修得来的便是真正一颗赤子心。同坐在轮椅上的铁生聊天，可感知他内在的精神力量，和超越一切对生命束缚的达观。铁生笑起来时，脸上竟有生动的孩子气，极富感染力。他后来身体每况愈下，隔两日要做全身血液透析。见人时亦有明显疲惫之形。所以我后来到北京，便不敢轻易去搅扰。最热闹一回是李陀从美国回，同了我和余华朱伟一起去看铁生，又把他邀到一个酒楼包间里吃饭聊天。席间为一个文学观念上的问题，铁生同李陀辩起来，李陀是激情奔涌，铁生则是思路绵密。那一回，我感到铁生有很好的辩才。最重要的，是铁生有自己的文学理想同原则。他并且有捍卫的果决。我后来有段时间住在安贞桥附近，离地坛公园不远。有天黄昏时我散步到了公园里，一个人走了一圈。望到暮霭中镀金般的树梢同塔顶，一派壮丽又一派落寞，我便对自己说，这就是史铁生的地坛。
香港回归那一年，我在北京小住了半年多。住的是离中国美术馆同三联书店很近的西扬威胡同，一处有假山回廊的院子。我朋友刘波租了这地方，据说签了十年的租约，租金不菲。因传这院子曾是张作霖在北京的两处帅府之一，后又成了辜鸿铭老先生的私宅，而解放后又住过空军司令刘亚楼将军。庭院深深，有一脉气象。早起闻得鸟叫如露滴，还有看门人莳花弄草及扫地声音。北京这样的大院很不少，西扬威胡同左近几处胡同里亦是深藏得有，不显山，不露水，住的不是达官便是贵人。而大院紧邻的是普通百姓的四合院，一静一动，互不相扰，一墙之隔，仿佛是两个世界。我经常一个人跑到中国美术馆去看画展，或到三联书店去看书。亦有时去看一场小剧场实验话剧。有回看一场戏，发现导演是我一位中学同学。演完了，我站在台下喊他，他扭头见到是我，骂了一句乡骂，说你找得老子好苦！我在那院子里找人借了单车，一个人在互近胡同里穿来穿去，没有目的，只东张西望，我喜欢有些胡同的热闹，亦喜欢有些胡同的安静。春日里有扬尘，又有柳絮，满天空飞，是胡同里的一道别样风景。但你若落下车子，站到某一四合院门前张望，则有老太太老大爷盯你的眼神极警惕，仿佛你是一个贼。
也在那一年，中国文坛走了两位了不起的人物。一是王小波，一是汪曾祺。刘波虽是商场人物，却极爱读书，且判断力亦极好。我住他院子里，有回在他书房看到一本黄封皮的《黄金时代》，顺手要借了去看。刘波说，这个人的书不错，值得一读。我一看作者名字叫王小波。想起在朱伟编的《三联生活》上有他的专栏“晚生丛谈”，文字波俏幽默，思想犀利尖刻，很是喜欢。没料他亦写小说，搬回房间一读，则不能罢手。我觉得这是我当时读到的的最好的小说。后我又读到他在《小说界》上发的《红拂夜奔》，更其觉得精彩。那种上天入地的想象，同汪洋恣肆的挥洒，及那种在经验之外的腾云驾雾，完全是中国文坛的一种异数。而当时他的那本《黄金时代》印数极少，一般书店根本看不到。我同刘波有回聊起他来，二人因皆欣赏他的才情，便谈到要做他的书。刘波的公司那时已涉足出版业，他便说此人前途无量，要趁他尚未火起来，把他的版权统买下整体包装来出版。又问我认不认识王。我摇头说不认识，但有个人肯定会认识，就是朱伟，因他的杂谈文章是朱伟在他的刊物上推出来的。我遂把朱伟介绍给刘波，三个人又就出版的事谈了一气。朱便去找王。回信说，王因他妻子李银河到英国去了，现一个人躲到京郊一处地方写作，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工具，仅是一只呼机。但朱伟不断呼他，却不见他回机。又隔数日，朱伟跑来，面色异样，道，再也看不到王小波了，他昨天去世了，很突然，是猝死的。朱又说李银河正赶回来，过两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式。我同刘波听了一时惘然。隔了一气，刘对朱伟说我们一同去参加吧。顺便请你介绍认识李银河，还是要商谈版权的事。王小波的死，更坚定刘波要做他的书。那天我们三个人就去了八宝山。大约有百十号人，而作家我只见到戴晴一人。因那时，王小波是在文坛之外。我是平生第一回参加一个我从没谋过面的人的遗体告别式。但我心里对王小波却是很亲密。见到李银河，显得很苍老，但看上去很有克制力。王小波遗体上覆盖了他的三本书的海报：《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白银时代》。署名是花城文艺出版社。朱伟过来说，他同李银河说了，李说王小波生前把这三本书的版权卖给花城了。花城正赶着在印这三本书。刘波听了只摇头，很是惋惜，懊恼迟了一步。
王小波去世不久，汪曾祺老先生亦驾鹤西归。我从报纸上看到这消息，当时很冲动，想去参加悼念。因我对汪先生为文为人皆极景仰。有年开青创会，我带着苏童叶兆言等人去看他，当其时，汪老先生极兴奋，谈笑风生。叶兆言碰碰我说，趁老先生高兴，找他索签名书吧。我特别喜欢读汪先生的散文，有一篇写北京午门，他说他站在午门前，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他心里一点是热的。又一篇写他老师沈从文，逝世后他参加他的追悼会，说沈先生死后很安详，躺在花丛中，面色如新。汪先生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这么个人，就这么样地走了。他哭了。我亦看得哭出来。所以那一时我亦是想去看他一眼。这么个人，就这么样地走了。我心里有种凄然。但终于我还是克制住了，我没有去参加悼念活动。只在心里头回想着同他老夫子几次交往时的音容笑貌。他老夫子嗜酒，有回到湖南来，喝了许多的酒，我到宾馆去看他，话特别多，手舞足蹈，侃侃而谈。我脑子里便都是他那一时的模样，又亲切又伤感。
我在安贞桥互近一条小街上住了一年多。因《环球企业家》2000年时又拉回到北京来办，就在老中央美院的院子里，王府井旁边。我每天都到编辑部去看稿。我不喜欢北京人的饮食口味，但喜欢王府井前头黄昏时一长溜的各地风味小吃。下了班之后我慢慢游过去，常常是这个摊子前吃几串烤羊肉，那个摊子前吃几块豆腐干。华灯升起来，周围人很多，有吆喝声忽长忽短，是一种俗世生活的满意。到周末，同了一起办刊的也是长沙人的搭裆老周，开了台丰田佳美满北京城寻长沙米粉吃。或者便是找湘菜馆，专挑了最辣的湘菜，辣出一脑壳的汗来才算过了把瘾，正如同在小剧院无意中见到长沙老同学，彼此吼叫几句乡骂那样。2000年的春日里沙尘暴甚是厉害，刮得大白天亦要打亮车灯。而这一年里，网络经济也是闹腾得甚嚣尘上。满街上的广告无不是.com，且还拿了葛优同谢廷峯们来做网站形象代言。机场高速路上，是大幅的英特尔公司的芯片广告：给世界一颗奔腾的心。确实的，那年头，网络经济来势凶猛，恍若也是给了这世界一颗奔腾的心。我们的杂志文章里，亦充满了王志刚、张朝阳、丁磊、田溯宁这样一些数字英雄的名字。我参加过好几回网络峰会，听这些英雄你方唱罢我登台，把虚拟经济的前景吹得天花乱坠。这样的景观，我想也只有北京才达于盛极，其他的地方怕是难得一见的。不管网络经济的繁荣几多虚假同短命，但那一时我确是感到改变人类生存方式同命运的革命是轰轰烈烈到来了。我心里头亦有高尔基描写的海燕迎接暴风雨来临时的那种兴奋同欢悦。我记得我还经常跑到北大去听一些经济学家的讲座。真是如沈从文讲的，有“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且“无从毕业”。
但我并不怎么喜欢北京的生活。一个南方人，有顽强的饮食口味，很不惯于北京的吃食。我租住在一个大院里，回家来烧水喝，不锈钢壶底皆是起一层白壳。北京的水质太硬，太碱，极难入口，逼得我常常是买矿泉水来喝。且我房东又常趁我不在时开门进来，仿佛他有什么金银细软，我随时会卷了走似的。我觉得受到污辱，便向他抗议。他嬉皮笑脸答应，但仍是隔三岔五地偷偷进来。我跟他说我租了这房子，租金一交是一年，这一年里房子的使用权便是我的，你要进来，可以，但须经我同意。他一脸讶异，好像我说的话乃是不可思议。北京人便是这样，极自我中心；且还有窥探别人隐私的好奇与爱管闲事的德性。我搭裆老周在北京有相熟的女友，常来看他。有回他老婆来探亲，两人进了电梯间，开电梯的是位中年妇女，故意声音很高地说一句话，仿佛自言自语，却显是为了说给老周的老婆来听：男人一个人在外头呵，可要担心，我还没见过不吃腥的猫呢！结果弄得那晚上老周很不太平。而且北京也太干燥，每回下飞机不久，嘴巴便要起一层壳。拿舌头在上面舔，给点水份。春天里风沙又很大，满街扬尘，睁不开眼来。而且北京的店铺，一到晚上大多便打烊，只有白天的喧嚣，没有夜晚的繁华。这使我觉得北京可以事业，不可以生活。
北京的夜生活酒吧里倒是有。三里屯是我常去的地方。有时一个晚上转两三个酒吧喝酒聊天。有的酒吧有音乐，有的没有。我喜欢坐在有音乐的酒吧里。北京酒吧里还真是有些好歌手。没有名气，却是唱得非常好。尤其是有些摇滚歌手。他们嘶哑的声音里，有血液燃烧的火焰。有一回我还买了张“鲍家街43号”乐队的碟，里头有首《晚安北京》，我极是喜欢。　
我将在今夜的雨中睡去
伴着国产压路机的声响
伴着伤口迸裂的巨响
在今夜的雨中睡去
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
北京有许多未眠的人，亦有许多孤独的人。他们在深夜里嚎叫。
还有一回在一个酒店里有一场几乎全北京的摇滚乐队皆来参加的PARTY，为的是纪念甲壳虫乐队首张唱片发行五十周年。我在那里看到了中国摇滚最精英的人物。我还看到刘欢仅仅是挤坐在台下的观众席上。那样的夜晚，我才听到了北京人精神上的声音。
第二天的夜里，我坐最末一趟航班回长沙。我在舷窗上鸟瞰北京无涯的灯海，心里亦悄悄哼了一句歌子：
晚安，北京。
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
来源：七七影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