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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从金朝抗蒙将领王晦事迹谈“忠义”及金朝抗蒙
文章提交者：zhangzizhong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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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王旦 [金]史肃八月风高胡马壮，胡儿弯弓向南望。铁门不守犯孤城，失我堂堂仁勇将。将军之起本儒臣，纬武经文才过人。墨磨盾鼻扫千字，箭射戟牙惊六军。忆昔同时初上疏，明日东华听宣谕。我从金毂东巡逻，公总干戈练征戍。三月和兵好始修，胡兵一夜袭通州。练衣出郊虽频战，毡帐沿河未肯修。将军尽出兵如水，烧胡之车破胡垒。倒戈弃甲十万人，乱辙靡旗三百里。金甲煌煌金印光，诏书命我守昆阳。然知人有百夫勇，可奈仓无一日粮。叛臣暗作开门策，一虎翻为群犬获。胸中气愤暴雷声，颔下须张猬毛磔。将军虽死尚如生，万里遥传忠义名。昔闻陕右段忠烈，今见常山颜杲卿。栋圬榱崩人短气，平生况切同年义。试歌慷慨一篇词，定洒英雄千古泪。王旦者，昆阳守王子明也。（1）王晦，《金史》本传作王晦，字子明。而诗作王旦，字子明。是否为同一人呢？答案是肯定的，但为什么出现上述不同呢，这个要从金朝的避讳制度寻找答案，根据《金史》，章宗泰和元年七月己巳“初禁庙讳同音字”（2），王旦之“旦”与金朝熙宗名之“亶”同音，在避讳之列，所以王晦本名王旦，在泰和元年七月以后改名王晦。王晦在年轻时就以慷慨之气闻名，这在金人著作中可以看到，金人刘祁写到：“王副枢晦子明。自布衣时慷慨以侠闻，其友人出游久，妻与一僧私，既归，晦以告，其友无如之何。晦教之，复为远出计。治装即歧，而他寓。夕造其家，僧见之，趋启轩以逃，晦伏轩外，以铁简迎击，僧脑出而毙。明日，晦诣有司等自陈其事，有司义而释之。”（3）金史亦有类似记载“（王晦）少负气自渼，常慕张咏之为人，友妻与人有私，晦手刃杀之。”（4）正史显然不如笔记完备，如果我们再通过诗歌记述“将军之起本儒臣，纬武经文才过人。墨磨盾鼻扫千字，箭射戟牙惊六军。”我们不难得出王晦慷慨义气，有文有武这一形象。王晦和后来其他读书人一样，走科举出仕这条道路，他“中明昌二年进士”，先后担任“长葛主簿”“辽东路转运司都勾判官”“北京转运户籍判官”“安阳令”“签陕西西路按察司事”“平凉治中”“少府少监”“户部郎中”等一系列官职。（5），本来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凭借他的性格，完全可能在仕途之上走得远一些，也许会成为像王修一样的清官，但是在金朝中后期的金蒙战争发生后，则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金大安三年（蒙古成吉思汗六年），蒙古成吉思汗以报世仇为名誓师伐金，而金防守边疆的参知政事完颜承裕（胡沙）和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千家奴）在前锋与蒙古接战败后，畏敌如虎，一味寻求逃跑，被蒙古军追击大败于会河堡。“死者蔽野塞川，金人精锐尽没于此。”（6）“识者谓金之亡，决于是役。”（7），随后蒙古军后破金怯战之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7000军，再后陷宣德居庸关，逼近中都，分兵掠取中原腹地。金崇庆元年（蒙古成吉思汗七年），蒙古军复南下，攻西京，不克，金将奥屯襄来援，全军尽没，后成吉思汗中流矢，蒙古军解围。金至宁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八年），成吉思汗大举侵金，七月，在蒙古军强攻之下，加之金将完颜纲与术虎高琪不和，十万之众大败于缙山，后蒙古军乘势破居庸关，复围中都。而金在大敌当前之时，将领纥石烈执中发动政变，杀金帝卫绍王，立丰王珣为帝，是为宣宗。而后术虎高琪与蒙古兵战败，惧纥石烈执中之诛，提兵入中都，杀纥石烈执中，宣宗任命术虎高琪为左副元帅。蒙古军在围攻中都同时，兵分三路深入金统治中心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大部州县沦陷“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8）、邳、海州十一城不下。”（9），除了金朝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外，和蒙古军计策也有关系，蒙古军采用驱守城军士家属攻城的方法“中原诸路之兵皆签往山后一带防遏，无兵可守，悉签乡民为兵，上城守御。大军（蒙古军）尽驱其家属来攻，父子兄弟往往遥相呼认，由是人无固志，所至郡邑一鼓而下。”（10）。诗所见“八月风高胡马壮，胡儿弯弓向南望。”就是说明了这个意思，这里金人称蒙古人为“胡”，是颇有自认中原正统的意思。在蒙古军强攻之下，加之金防御无方，被迫向蒙古军求和“（贞佑二年）三月辛未，遣（完颜）承晖诣大元请和。”（11），将卫绍王之女嫁与成吉思汗，蒙古军退走。但随后金宣宗畏惧蒙古军，不顾大臣劝阻，一味决心迁都南京（开封），在迁都的过程中，金人对以契丹人为主的乣军的猜忌引发了他们的北叛，将金之虚实尽报之蒙古，蒙古以金迁都为借口，再次大举侵金。在蒙古大举南侵之时，王晦勇敢挺身而出，“贞佑初，中都戒严，或举晦有将帅才，俾募人自将，得死士万余统之。率所统卫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迁霍王傅。以部兵守顺州。”（12）随后蒙古军攻击不克的通州，王晦受命解围“通州围急，晦攻牛栏山以解通州之围。”（13）而诗则作“练衣出郊虽频战，毡帐沿河未肯修。将军尽出兵如水，烧胡之车破胡垒。倒戈弃甲十万人，乱辙靡旗三百里。”关于解通州之围，诗远较史具体，写出了具体的过程，是难得的补史材料，说之“以诗补史”一点也不过分。随后王晦回到顺州，就是那个金、元二史称之为少数几个没有被蒙古军攻克的州城之一，“燕都受围，唯顺州坚守。”（14），蒙古军集中全力来攻，孤城坚守，史书中完整记载了其死节的经过：“九月，顺州受兵，晦有别部在沧、景，遣人突围召之，众皆踊跃思奋，而主者不肯发。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免胄出见，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为，苟能相从，可不失富贵。’晦曰：‘朝廷何负汝耶？’臻曰：‘臻虽负国，不忍负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则吾分，讵从汝耶。’将射之，臻掩泣而去。无何，将士缒城出降，晦被执，不肯降，遂就死。”（15）而诗作“金甲煌煌金印光，诏书命我守昆阳。然知人有百夫勇，可奈仓无一日粮。叛臣暗作开门策，一虎翻为群犬获。胸中气愤暴雷声，颔下须张猬毛磔。将军虽死尚如生，万里遥传忠义名。”在顺州失守这个事实上，诗不如史具体，但仍然不失补充和参考，尤其值得参考的是作者的态度，作者明知他坚守的“顺州”，但是厌恶这个“顺”字，以“昆阳”代之，意味顺州本来可以起到和西汉末昆阳相似的作用，但是却被身为“叛臣”的“群犬”出卖了，诗人慷慨悲歌，高度赞扬这位勇将的同时，对“叛臣”和“群犬”给予愤怒的谴责。并把王晦的事迹比作唐朝的段秀实和颜杲卿。最后一段“栋圬榱崩人短气，平生况切同年义。试歌慷慨一篇词，定洒英雄千古泪。”更是慷慨激昂，未尝没有愿意与死者同仇敌忾的意思。根据金史的记载，王晦死节时“初，晦就执，谓其爱将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见知，安忍独生。’并见杀。”王晦受到金政府的高度赞扬“诏赠荣禄大夫、枢密副使，仍命有司立碑，岁时致祭。录其子汝霖为笔砚承奉。”（16），顺州失守，金元二史均作为大事来记载，金史载“（贞佑二年十月）丁酉，大元兵徇顺州，劝农使王晦死之。”（17）而元史作“（成吉思汗十年）夏四月，克清、顺二州。”（18）王晦作为较早为金殉节的人物，一直受到人们的纪念，元人亦如此，元朝大儒王恽在至元七年十月廿二日路过顺州，与人“话金节侯刚忠王公子明死节事”，并赋诗以吊。（19），另一元朝理学名家郝经，作《金源十节士歌》，专门歌颂金朝死节之士，第一首即《王子明》：“时危始作通州守，贼臣遽献居庸口，千群铁骑绕燕都，玉辇仓皇下殿走。孤城弹丸当畿甸，饮血登陴日酣战，进明逗留南八回，拊髀张拳面迎箭。日晕忽破城无址，失守何颜见天子，朝服南向再拜毕，意色不动握节死。”（20）同样给予高度评价，将王晦死节的所在当作他解围的“通州”而有意隐去“顺”字。最后说一下此诗的来历，此诗和其他两首金人所作诗一同被南宋人缴获，后被辑录在明人《古今说海》中，由于南宋人对王晦的这首诗和其他一首诗说道“著其败亡之际，以见天道之好还”就是说如今看到蒙古统治者如今正在以当年女真统治者对付宋人的手段来对付金人，作者感到金人遭了报应。而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皇帝，对这句话感到相当刺耳，于是下令四库馆臣将这些诗全部予以抽毁。如今只能在此书的非四库本才能找到。这就提醒了我们，我们承认四库全书是一部巨著，有些书的经过集体的校勘，是所有版本中最好的，但是关于宋金关系的一些书大多经过删除 抽毁 篡改，所以我们研究宋辽 金 元关系史时，能不用四库本则不用四库本，实在不得已用也要谨慎。根据今人研究，明人《永乐大典》中未被四库馆臣辑出的书与宋金关系有关。（21），有些史料除了现在的残本《永乐大典》尚存外，大多随大典的毁灭而无存，对于历史研究特别是金史的研究，确是一笔不小的损失。（1）[宋]陈郁《话腴》，转引自梁太济先生《金朝败亡历程的可贵记录-----&话腴&“端平甲午”条所录金诗三首浅释》《文史》2002年第三辑，本文好多资料和观点参考了梁先生的文章（2）《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3）[金]刘祁《归潜志》卷十（4）《金史》卷一二一《王晦传》（5）《金史》卷一二一《王晦传》（6）[元]《圣武亲征录》（7）《金史》卷九三《完颜承裕传》（8）《金史》卷一四《宣宗纪》“德”作“徐”（9）《元史》卷一《太祖纪》（10）[元]伪托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四《宣宗纪》，亦见《续资治通鉴》卷一六零（11）《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12）《金史》卷一二一《王晦传》（13）《金史》卷一二一《王晦传》（14）[金]元好问《遗山集》卷一八《赵思文神道碑》（15）《金史》卷一二一《王晦传》（17）《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18）《元史》卷一《太祖纪》（19）[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二五（20）[元]郝经《陵川集》卷一一（21）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页391，另外关于宋人记载的金朝史料，好多是高宗一朝的，而在金朝世宗以后的记载相对南宋高宗一朝对金朝的记载相比则非常稀少，至少不是在清朝，在元朝初年以抄撮宋人书为主的《大金国志》关于世宗以后的材料作者都感到相当困窘，以致不得不把《南迁录》这样的伪书也当成主要取资对象。关于《大金国志》一书的史料来源，可以参见刘浦江先生《辽金史论》页335--356《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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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辽史》《宋史》《金史》《元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归潜志》《辽代石刻文编》《金史辑佚》《廿二史札记》《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著作：《辽金西夏史》（李锡厚等）《元史》（周良霄等）《临潢集》（李锡厚）《金朝史》《金代经济史略》（张博泉）《辽金史研究》（都兴智）《魏晋南北朝史发微》（高敏）《中国帝王观念》（张分田）《岳飞传》（邓广铭）《吴家将》（杨倩描）《耶律楚材评传》（刘晓）《辽金史论》（刘浦江）《金朝军制》 《宋朝阶级结构》《荒淫无道宋高宗》《凝意斋集》（王曾瑜）《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元代卷》（周少川）《中国人口史》（吴松弟）《郝经传》（秦德昌）《元好问研究论略》（李正民）《金代科举》（薛瑞兆）《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宋辽金史论丛》《南宋史稿》（何忠礼）《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司马朝军）论文：王曾瑜《从康熙的议论谈宗泽 岳飞等抗金》刘晓萌《铸造民族精神》宋德金《辽金人的忠孝观》卢云国《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7辑，梁太济《金朝败亡历程的可贵记录-----&话腴&“端平甲午”条所录金诗三首浅释》《文史》2002年第三辑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胡昭曦《略论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击蒙古贵族的斗争》，《宋史研究论文集》也在参考论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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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在这里真实地反映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家破人亡，妇女仍要承担军事运输，并对只懂得修城，而不知道援救的金政府进行抨击。但笔锋一转，作者在最后还是希望金朝能够任用李勣这样的良将，来保卫国家，驱逐外敌。赵元的诗应该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心声。重显了南宋初年吴氏兄弟抗击金兵的那一幕。尽管吴氏兄弟在抗金任上，赋役沉重，也大肆兼并土地，但是四川人民还是为抗金前仆后继“蜀人所以助钱助粮者，只买一个不左衽。”（11），赵元诗下的中原热民也是一样的，他们助钱粮，只买一个能继续活下去的生命和编户齐民的地位！人民尽管厌恶战争，痛恨战争，却又不得不投身战争，并为之献身。其次，是下层出身的抗蒙忠义之多关于金朝殉节忠义谁为多，有两种说法，第一是说“及金祚垂亡，其伏节死义者，皆前日之进士也。”（12），金朝仅状元殉节的就有二人，（还有一人城破后下落不明）莫如李著，承安二年经义状元，在彰德府治中任声，遇到蒙古兵攻城“城再陷，避于塔上。兵人招降，大骂不从，掘塔倒而死。”（13），再如李演，泰和六年词赋状元，后城破被蒙古兵俘虏，敌人让他跪下，说“大官可得也”，他说“我进士第一人，重有禄位，汝何禽兽吾，吾岂为汝使哉。”结果“一贼愤，击其胫，碎之，终不屈，继中以刃，至死犹骂云。”（14），还有进士出身的王晦 李丰亭 完颜仲德等人，他们接受传统忠义观念的熏陶，重名节，死王事，殉国家，义无返顾。流芳千古。第二种说法是刘因，他说金朝殉节“武臣战卒及闾巷草野之人为多”，这个也可以得到史料佐证，一些下层出身的金军将官，对国家的忠义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如：侯小叔，河中县水手出身，他的亲戚劝降时，他说“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谓出降。”杀之（15），后为金殉节。强伸，射粮军出身，面对蒙古军劝降，他说“君独非我家臣子耶？一日勤王，犹遗令名于世，君既不能，乃欲诱我降耶？我本一军卒，今贵为留守，誓以死报国耳。”（16），后殉节。杨沃衍，朔州静边官庄人，他说“为人不死王事而死于家，非大丈夫也。”（17），三峰山之战殉节。此外，金正大初年立褒忠庙“正大二年，哀宗诏褒死节士，若马习礼吉思、王清、田荣、李贵、王斌、冯万奴、张德威、高行中、程济、姬芃、张山等十有三人，为立褒忠庙，仍录其孤。二人者逸其名，余亦无所考。”（18），这些人竟然无所考，而像金的实录以及元好问 刘祁对于金官吏和士大夫的殉节都是力争全面记载的，这些人没有记载，很可能是民间出身，连名字也没留下，他们以自己亲身实践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此外，金朝军队的在后期的主要构成是中原人民“金朝为支撑危局，主要只能依靠有割据性的汉人地主武装，汉军，还有忠孝军。”（19），我们从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来说明人民的抗蒙作用。一条史料说“国兵于是并力守黄河，保潼关。自黄河洛阳 三门 析津，东至邳州源雀镇，东西长二千余里，差四行院守御，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统以总率，精兵不下二十万，民兵不在其数。夜则传令坐守，冬则燃草敲冰，率以为常。潼关一带，西南边山一千余里，大小关口三十六处，亦差四行省分地界而守，统以总率，精兵不下十万，民兵不在其数。布满周密，如是者十有五年。”这里面说，金朝能够坚持那么多年，全靠这些由中原汉族组成的军队和民兵忠义等人全力守黄河，保潼关而得来的，金朝这些士兵绝不是仅仅坐守，而是经过无数次战斗，南宋大臣吴潜上书说收复河南时说“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忍如金人，乃可久持岁月，今南兵及忠义等人决不能守。”（21），吴潜长期担任接近金朝的淮西方面大员，而且是给皇帝的奏议提到这个事。在金朝在内政和战略上犯了很多错误的情况下，全力保黄河的防守仍然能坚持了很多年，而且最终迫使蒙古军在正面无法突破，进而不得不执行“假道于宋”的迂回战术，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是不可以想象的！关于敌后的作战虽然很少，但是仍然能找到一些，最著名者乃河北信安，自从1215年中都沦陷后，河北人民在金朝九公之一的张甫的率领下，利用便利地形，因为信安“乃三关旧地，塘*深阻，鞑兵不能入。”（22），张甫“金亡河北，甫据雄 霸 清 莫 河间 信安不下。信安出白沟，距燕二百里而阻巨泐，大元兵不能涉，甫每潜师窥伺。”（23），张甫屡次出奇兵出击蒙古军，“兴定中以骁勇擢水军万户，佐高阳公张甫守信安，屡出奇兵战燕 赵之野。”（24）。蒙古感到信安的威胁，如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报告太师木华黎说“今燕南信安贼张甫等，出没劫掠，屡为民害。”（25），耶律楚材请求塔察儿惩治燕京盗贼时，不无忧虑地指出“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惩戒，恐致大乱。”（26），蒙古兵虽然多次派兵征剿，但都未能如愿，时“燕都失守，河朔郡县相继降没，惟信安为金守，四郊皆垒，迄如面志。”（27），直到1232年金朝将亡，军民才投降蒙古，坚持了18年时间，这是很不容易的。对于金朝抗蒙我们怎么评价呢，我同意卢云国先生的意见，他说“中原王朝的民族保卫战，既不能因为统一乃大势所趋而否定其积极作用，更不能因此视为阻碍统一的进程。”因为诸如来自宋金的抵抗，迫使蒙古统治者全力推进封建化，而“封建化进程弱化了蒙古军的原始野蛮性，也相应减低了宋元替代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度”他还强调“此前金朝军民抵抗蒙古的战争，也应作如此观。”卢先生还从“立功”和“立德”把统一和民族气节统一起来，他说忽必烈的统一战争使得分裂的国土重新统一起来，是“立功”，而忠义之士如文天祥等，表现了传统“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坚贞气节，是“立德”，他还强调“在抗蒙战争中，金朝也涌现了不少民族英雄，这也充分说明汉文化崇尚的民族大义已经融入了金朝文化之中，后人也应该像宣传文天祥 史可法那样去表彰他们。”（28）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每当国家处于危难，人民惨遭杀戮的危机关头，总会出现一批可歌可泣的人物。他们或者坚守城池，浴血奋战，弹尽粮绝，城破家亡而捐躯。或者慷慨赴义，前仆后继，百折不挠，饮恨沙场而献身。他们永远会受到人民的尊敬，包括他们的名字郭虾蟆 、完颜陈和尚 、完颜仲德、 侯小叔、 强伸……（2）《金史》卷一一九《完颜仲德传》（3）[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四二《赠昭毅大将军高公墓碣》（4）[元]王鹗《汝南遗事》卷四（5）《陵川集》卷一一（6）见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7）《廿二史札记》卷二八《大定中乱民独多》条（8）《遗山集》卷五《寄赵宜之》（9）拙作《再论金代的忠孝军》（10）《中州集》卷五（11）《蜀文辑存》卷八四《催王遂入蜀状》（12）《秋涧集》卷七三（13）《中州集》卷九（14）[清]张金吾《金文最》卷九零《应奉翰林文字赠济州刺史李公碑铭》（15）《金史》卷一二二《侯小叔传》（16）《金史》卷一一一《强伸传》（17）《金史》卷一二三《杨沃衍传》（18）《金史》卷一二四《忠义传四》（19）《金朝军制》页105（20）《大金国志》卷二六《义宗纪》（21）[宋]吴潜《许国公奏议》卷一《应诏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22）《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四（23）《宋史》卷四七七《李全传》（24）《滋溪文稿》卷一零《元故赠亚中大夫东平路总管李府君神道碑》（25）[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师鲁国忠武王》（26）《元文类》卷五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27）《陵川集》卷三五《崔氏世德铭》（28）卢云国《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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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汉族人民在金朝是“后娘养的”，而且倍受歧视，遭受超经济的剥削，他们是不是就对金朝政权产生恶意，甚至想“弃暗投明”呢？显然不是。首先，金朝虽然遭受各种超经济剥削，但是金朝人民仍然视金朝统治区为“乐土”，这从一些文献可以看出，金统治者只要略微整顿统治秩序，维持人民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可以轻松获得“善政”“小康”的名声。比如完颜合达“延安既残毁，合达令于西路买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垦，自是延安之民稍复耕稼之利。”（1）再如完颜仲德“时陕西诸郡已残，仲德招集散亡，得军数万，依山为栅，屯田积谷，人多归焉。一方独得小康，号令明肃，至路不拾遗。”（2）再如“正大中，以节度恩特赠昭毅大将军，夫人封号为例。初节度当再罹兵火之后，寇盗并兴，道路蓁芜，城邑颓废，而能纠集义旅，抚安遗黎，内守外攘以鸠完复之功，阖境宴然，遂成乐土。”（3）这些好话，在元朝的世侯的行状墓志也能找到类似的溢美之辞，但是显然不如金代，因为金代的政绩如完颜仲德，流芳千古。而元朝世侯的政绩显然有水分，果真如此，何以会出现罢黜世侯后人们追打世侯的局面？我们发现，不仅一些地方守臣，连整个哀宗朝，那个哀宗自己都以为是超经济剥削的继续的哀宗朝，竟然得到了“小康”的称号，如王鹗说哀宗朝“虽未洽于太平，亦可谓小康小息者矣。属天开一统，地入大朝，遂至灭亡，犹足称颂。”（4），郝经说“天兴（哀宗第三个年号）不是亡国主，不幸遭逢真可惜。十年嗣位称小康，若比先朝少遗失。”（5），而且人们普遍赞扬金代末年的吏治。（6），亡国之君和他的一朝竟然拥有如此多的“小康”的名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绝例，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呢？我们联系一下前文所说的蒙古军在北方实施的屠杀，生产关系大倒退，贪污腐败盛行则不难得出答案。尽管金朝也实行超经济剥削，但人民毕竟是人而不是奴隶，毕竟还是国家编户齐民而不是牛马一般的驱口，毕竟还有“父母官”而不是贪吃饕餮的豺狼。在古代农民只知道从赋役来了解政权高低的情况下，金朝的农民得出了自己的答案。支撑这个论点的是史实，金朝尽管实行超经济剥削，但是综观金朝后期的史实，尽管有民众逃亡，尽管有民众发出“及汝偕亡”的歌谣，尽管出现了小股“寇盗”，但是在金朝境内河南 陕西却很少能找到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记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金朝在大定年间，政治最清明，赋役最轻，但仍然有二十多起“乱民”（7）金朝之所以在比从前剥削超重的情况下没有发生农民起义，与金朝人民与蒙古贵族的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是分不开的。关于金朝境内尽管实行超经济剥削，但是在人们心目中依然比蒙古统治地区要好的证明是元好问的诗，他说“大城满豺虎，小城空雀鼠。可怜河朔州，人掘草根官煮弩。北人南来向何处，共说莘川今乐土。”（8），金朝统治下的河南已经破乱不堪，但是仍然被南逃的老百姓当作乐土，主要由南逃的百姓组成的忠孝军，成为抗蒙最坚决的军队，哪怕形势多么恶劣，也绝不投降蒙古。（9），不是正好说明了蒙古剥削程度大于金朝和民心所向吗？再一确凿证据是赵元的诗。赵元是定襄人，经童出身，后双目失明，在家修养。从他的出身表明，他是一个和下层民众接近的人，看一下他的诗，《修城去》：修城去，劳复劳，途中哀叹声嗷嗷！几年备外敌，筑城恐不高。城高虑未固，城外重三壕。一锹复一杵，沥尽民脂膏。脂膏尽，犹不辞，本朝有难牢护之。一朝敌至任椎击，外无强援中不支。倾城十万口，屠灭无移时。敌兵出境已逾月，风吹未乾城下血。百死之余能几人，鞭背驱行补城缺。修城去，相对泣！一身赴役家无食。城根运土到城头，补城残缺终何益。君不见得一李勣贤长城，莫道世间无李勣。《邻妇哭》：邻妇哭，哭声苦，一家十口今存五。我亲问之亡者谁？儿郎被杀夫遭虏。邻妇哭，哭声哀，儿郎未埋夫未回，烧残破屋不暇葺，田畴失锄多草莱。邻妇哭，哭不停，应当门户无余丁，追胥夜至星火急，并州运米云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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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南渡后的超经济剥削和人民坚持抗蒙斗争说完了蒙古方面的状况，我们再来说一下金朝。首先，金朝虽然汉化较深，但是金朝女真人的民族意识并没随着汉化的深入而磨灭，表现在女真人和非女真人之间的诸多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这是金代民族歧视的一个一贯性问题。（1），比如在汉化最深的章宗朝的括地政策，虽然说实质上出于转化为大地主的女真贵族谋利的阶级私利，但是还是打着为女真百姓谋利的旗号干出剥夺汉族百姓土地的事来。（2）就充分说明金朝民族歧视的存在。进入抗蒙战争阶段，随着外患的深重，金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以进一步缓解民族矛盾，比如宣宗下令，贞佑元年“诏应迁加官赏，诸色人与本朝人一体。”贞佑三年“诏诸色人迁官并视女直人，有司妄生分别，以违制论，从户部郎中奥屯阿虎请也。”（3）但是并非全面彻底的执行。首先，南迁的大批女真人，早已经丧失了军事功能，但仍然顽固地坚持“女真本位”，不执行各民族一体的政策，表现在财政窘况，不得不依赖超经济剥削时，还要养活这些闲人“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岁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致竭一路终岁之敛，不能赡此不耕不战之人。”在技术不高的冷兵器时代，将帅的作用至关重要，一头狮子率领的绵羊部队能打败一头绵羊率领的狮子部队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在国难当头面前，尽管金军作战部队已经大部是非女真人，金朝统治者仍然得出只有本民族将领最可信任的结论，他们已经丧失了先辈的英武，根本没有将帅的才能，但仍然用之不疑，给国家和民族造成沉重的灾难：“南渡之后，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高粱乳臭子，若完颜白撒，止以能打球称。又，完颜讹可，亦以能打球称，号板子元帅，又完颜定奴，号三脆羹。”（5）侯挚说“从来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何足倚办。”（6）刘炳说“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而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随，委疲懦以临阵，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士卒从而大溃。”（7）就连颇以抗蒙为计的哀宗也“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故金朝遗民分析金亡国原因以为“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所以不能长久。”（8），真是一针见血，对于金朝的女真为本政策。汉人和女真人在金朝统治者眼睛里始终是有区别的，这和北宋抗金，南宋抗元时统治者和人民均为同一民族不同，使得金朝的抗蒙事业蒙上一层浓重地阴影，用一句不恰当的话说，人民在蒙古统治者眼里，是牛马和奴隶，非人。在金朝统治者眼里，是人，但是是“后娘养的”。人民不仅遭到歧视，而且也遭到沉重的超经济剥削（9），可谓是重征宝敛，最痛苦的就是河南 陕西的老百姓，高汝砺说“河南调发繁重，所征租税三倍于旧，仅可供亿，如此其重也。”（10），温迪罕二十说“今边备未撤，征调不休，州县长吏不知爱养其民，督责征科，鞭笞逼迫，急于星火，文移重复，不胜其弊。”（11），御史田迥秀说“方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12），就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正视金朝的超经济剥削，兴定元年十一月，金宣宗说“朕闻百姓流亡，逋赋皆配见户，人何以堪？又添征军须钱太多，亡者讵肯复业”（13），正大八年，金哀宗说“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肝脑以养军。”（14），可谓是拼命搜刮百姓，筹集军费。《金史》卷四六食货志序说“金之为政，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敛之名，而不能致富国之实。及其亡也，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豫借数年，或欲得钞则豫卖下年差科。”（15），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是符合史实的，比如金朝末年为了养军，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杂税，比如军须钱，和籴，科配军器物料，养马钱，桑皮故纸钱等，给人民带来的负担是格外的沉重。（16），我们可以从金朝诗人麻九畴的诗看出一二，如他的《雨中行人扇图》，说“幸自山东无税赋，何须雨里太苍黄？寻思此个人间世，画出人来也著忙。”《道人》云“太公寿命八十余，文王一见便同车，而今若有蟠溪客，也被官中要纳鱼。”（17），我们可以想象在金朝末年的超经济剥削下，老百姓生活的艰难。（1）关于金朝的民族政策，可以参考刘浦江先生《金朝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歧视》，《辽金史论》页58--86（2）关于括地政策，可以参考刘浦江先生《金代土地问题的一个侧面》，《辽金史论》页215---241，拙作《金朝弊政---括地》亦可参（3）《金史》卷一四《宣宗纪》（4）《金史》卷一零九《陈规传》（5）《归潜志》卷六（6）《金史》卷一零八《侯挚传》（7）《金史》卷一零六《刘炳传》（8）《归潜志》卷一二《辨亡》（9）本段参考了《金朝军制》第十章《后勤和军费》)（10）《金史》卷四八《食货志》（11）《金史》卷一零五《温迪罕缔达传》（12）《金史》卷四七《食货志》（13）《金史》卷一五《宣宗纪》（14）《金史》卷一七《哀宗纪》（15）《金史》卷四六《食货志》（16）刘浦江《金代杂税论略》，《辽金史论》页27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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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原文化的摧残蒙古军事活动带来的第三个严重问题，就是中原传统文化遭到了巨大破坏，这主要表现在对儒学的冲击上。蒙古统治者本来主要信仰原始的萨满教，另有一些人则信仰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在进人中原地区后，许多宗教开始渗透进蒙古统治阶级上层，而中原传统的儒家文化，由于其宗教色彩不明显，一时还很难为当时的蒙古统治者所接受。儒学的地位开始一落千丈，许多儒士同普通百姓一样，沦为蒙古贵族的驱口。“大夫 士 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人。”（1），除了被虏为驱口外，由于士人阶层自身的特点，他们承受战乱之苦的能力弱于平民百姓。根据金朝遗民和元人的《归潜志》《中州集》《析津志》记载，大批士人在金亡前后死亡，虞集说的金朝士大夫殉国之多可能就是针对此点而发的。儒士们侥幸活下来的，丧失了传统的优越地位，学习成文，作诗吟赋，科举题名，进入仕途的生活完全被打乱，命运与普通平民无异。南宋使臣经过燕京时，即使他们对金朝充满敌意和仇恨，但是也不得不对金朝士大夫表示唏嘘：早期由于蒙古统治者认为儒学的宗教色彩不明显，而蒙古统治者信任佛、道教等宗教，佛道等宗教的赋税进行了蠲免，但儒士却要同普通编户一样，“出银作差发”，以至于当时的燕京教学行曾有诗云：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金马玉堂卢景善，明月清风范子仁。李舍才容讲德子，张斋恰受舞雩人。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3）儒户的正式确立是在太宗十年以后，戊戌试“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4），其中仅仅读书人在驱口身份的就达到四分之一，可见读书人陷于驱口身份之多。很多儒士为了逃脱成为驱口的地位，流入僧、道、 民、 军、 站、 匠、 医、 卜等户，谋生手段改变。（5）在此情况下，儒学遭到沉重的打击，跌入谷底。除了儒士和读书人的命运悲惨之外，经过好几代发展起来的文化产物也遭到破坏。比如学校“金季板荡，中原丘墟，所在庙学例为灰烬”（6）。“自经大变，学校尽废，偶脱于煨烬之余者，百不存一二焉。”（7）还有蒙古统治者和军队丝毫不重视文献的价值，大批文献遭到焚毁和破坏，辽金两朝本来文化成就很可观，但是由于蒙古统治的摧残，好多文献没有流传后世。比如辽朝的典籍，由于几经战乱，辽朝的实录、国史以及金朝据此编纂的《辽史》都已严重受损，因而变得残缺不全。元好问对此感慨系之，他曾说道：“呜呼，世无史氏久矣。辽人主盟将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县长官专用文吏，其间可记之事多矣。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还有金朝的典籍“中原新经大乱，文籍化为灰烬”“金儒士蔡珪、郑子聃 、翟永固 、王庭筠 、赵沨皆有文集行世，兵后往往不存。”（9），到了清朝时收集金人的文集时，仅仅存《拙轩集》等五种，不少还是从《永乐大典》里辑佚出来的。另外，金灭北宋时接收了一批北宋收藏的文献“宋自南渡后，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并入金。”（10），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北宋刻本很少，就与蒙古的破坏有关。我从前是很相信报应之说的，研究辽金史，最大的困难在于文献过于缺乏，而这不能不说与蒙古的破坏，而且不注重收集辽金文献有关。而元朝的传世文献虽然不如宋 明 清。但是比起辽金汉唐则绰绰有余，看来报应之说还是不能信啊。还有，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对本民族文明充满优越感，对于其他民族的文明，则抱有顽固的傲慢与偏见。比如成吉思汗对自己制定的法令和规矩充满自豪，他说“将来，直到五百年千年万年以后，只要承嗣汗位的后裔们依然遵守并用不改在全民族中普遍沿用的成吉思汗的习惯和法令，上天将佑助他们强国，使他们永远欢乐。”（11）窝阔台时期的大臣别迭建议“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12）蒙哥“性喜畋猎，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13）综上所述，蒙古在入侵金朝的过程中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破坏，而且使中原生产关系倒退，对待占领区百姓根本没有当作自己的子民，而只是剥削的对象。而且无视汉文化的价值，刘浦江先生说“蒙古人初入汉地，统治手段相当野蛮，根本无视汉文化的价值，对汉族文明持抵制的态度”（14）是十分有见地的。那么我们比较蒙古灭金与灭南宋，可以发现灭南宋比灭金要温和的多，不仅对于皇族是保护了，而且屠城的现象减少了，阶级关系也基本没有出现倒退。如果这时说南宋抗击蒙古的战争是正义的，学者论述也比较多（15），那么不详细说明金朝抗击蒙古是正义的，我们是不是有点偏于“华夷之辨”和历史研究的双重标准呢？请大家思考。（1）[明]（成化）《山西通志》卷一五段成己《创修栖云观记》（2）《黑鞑事略》（3）《黑鞑事略》（4）《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5）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页16--31（6）《金石萃编未刊稿》卷上徐琰《大元国京兆府重修宣圣庙记》（7）[明]（万历）《平阳府志》卷四段成己《河津县儒学记》（8）《元文类》卷五一《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9）[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质疑》（10）[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零（11）《史集》余大钧等译，第一卷第二分册，页354（12）《元文类》卷五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13）《元史》卷三《宪宗纪》（14）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15）胡昭曦《略论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击蒙古贵族的斗争》，《宋史研究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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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原阶级关系的倒退和蒙古的横征暴敛蒙古在兴起之前，就出现了阶级分化和压迫，他们同之前草原上的一些强大的游牧民族一样，也走上了将本民族阶级矛盾转移到对外的民族矛盾上的道路，随着对外战争的扩展，大量的俘虏被勒充为奴隶。蒙古诸王 贵族 军将在战争中大肆俘掠人口，凡军前所俘人口，便是他所有的私属，即“驱口”，“无论达达 回回 契丹 女真 汉儿人等，如是军前虏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1），而且这些人子子孙孙都永远是奴婢的身份“今蒙古 色目人之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妇，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2）。根据李锡厚先生的考证，驱口在辽 金 元法律地位同“奴婢”“宫分人”，也就是说是奴隶身份。我们无法了解更多在蒙金战争初期那些被掳掠为驱口的人的状况，但是从元朝后来的法律可以看出端倪，元朝法律中，驱口的地位十分低下，奴婢在主人及其直属亲属面前，被视同卑幼，被完全剥夺了向官府告发主人的权利，奴婢的婚配亦完全由主家掌握，主人杀无罪奴婢，杖八十七，与私宰牛马杖一百相比，说明奴婢的地位连牛马都不如。这个还是元朝政府后来意识到过多的驱口是元朝统治的威胁，三番五次下令禁止把平民变成驱口之后的规定！仍然是低于牛马的非人待遇，至于之前元朝政府中央集权不强，领主有较大的自主权时，驱口的地位及生活待遇只能想象更为低下和悲惨而不是相反。还有一些驱口被俘虏到大草原，被广泛地使用在手工业 军事乃至牧业等生产部门，出使蒙古的西方使者记录了他们生活的惨状，记载他们“被当作奴隶来对待，并且像其他俘虏一样，被派从事各种各样危险的事情”“如果他们在任何事情上触犯了主人，或不服从一道命令，他们就像驴一样地被鞭打”“吃得很少，喝得很少，穿得很坏”“夏天在极为炎热的阳光之下，穿着皮裤，身体的其余部分裸露着；在冬天，他们忍受着严寒，我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极度的寒冷而冻掉了脚趾和手指。”（3），可见命运之低下和悲惨！蒙古统治者通过战争手段，使得草原上的奴隶制度大大向中原地区发展，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中原大地上到处开花，当时人记载“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4），蒙古统治者拥有的驱口竟然达到了当时中原人口的一半，也许作者有些夸张，但是驱口数目相当庞大显然是事实。这是阶级关系的大倒退，中原的生产关系显然发生了较大的逆转。与南宋相比，中原受到的阶级关系的倒退显然是更强的，根据研究宋代阶级结构的学者专门的研究，元灭南宋时，除了四川地区外，其他地区的阶级关系大体保持原状，没有发生明显的倒退了逆转。（5），既然南宋抗击蒙古有一定的正义性，那么比南宋受到的破坏更严重的金朝为什么没有这个正义性呢？说完了驱口，我们再来说说那些平民，也许有人要辩护，那些局部的阶级关系倒退不过是一时的。那么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平民的状况。蒙古统治者攻占中原地区后，并没有进行一些诸如轻徭薄赋的一些措施，相反却是进行超经济剥削，没有一点把占领区人民当作自己子民的意思。各地的赋役也很不统一规范，诸王投下与世侯所属都往往各行其是，混乱不堪。南宋使者记载了蒙古赋役之重“至若汉地差发，每户，每丁以银折丝绵之外，每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诸亡国之人，甚以为苦，怨愤彻天，然终无如之何也。”（6）蒙古在灭金后分封诸王贵族，在领地大肆进行剥削，比如在平阳，那里多产麻布，而王赋官赋却多收金银。比如王府“又必使贡黄金，始白银十折，再则十五折，复再至二十折，至白银二两得黄金一钱；自卖布至于得白银，又至于得黄金，十倍其费。”“今王府又将一道细分，使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为五 七十头项，有得一城或数村者，各差官监督”作者大呼“人民荒空芜没，尽为穷山饿水，而人自相食也。”（7），这些人对待百姓有一点所谓的仁慈吗？无独有偶，元好问的一首诗也描述了蒙古统治者的花天酒地和农民的惨状：金城留旬浃，兀兀醉歌舞。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去年夏秋旱，器乐禾穗吐。一夕营幕来，天明但平土。调度急星火，逋负迫捶楚。网罗多高悬，乐国果何所？食禾有百螣，择肉非一虎。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逢驱车，人牛一何苦！（8）作者通过白描的手法，描写了蒙古统治者和贵族们吃喝玩乐的奢侈生活，而在民间，那饥寒交迫的惨状令人痛彻肺腑。并描写蒙古军队践踏了庄稼，庄稼被毁，但是官府仍然急如星火地催逼着交粮纳税，交不出就严刑拷打。到处都是天罗地网，连个“乐国”也找不到啊。这首诗是十三世纪中叶北中国农民的生活血泪图。农民们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而他们的主人却一点怜悯之意都没有啊。蒙古统治者在征服中原时，还分封了一些汉人的世侯，帮助他们管理汉地，这些世侯由于作了一些保护知识分子的事，所以有关他们的记载都是一些正面的。但是对于百姓，他们则远没那么正面。比如在邢州，他们“肆为峻剥，始于贫民下户，次则中人富家，末则权家势要，剥肤椎髓，惟恐不竭。”（9）后来忽必烈时罢黜了汉人世侯“至元之罢侯守，民盖有视其故侯如路人，甚至追咎怒骂如仇雠者。”（10），表达了人民对他们的愤怒。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蒙古入中原时期的吏治，也是倒退的。蒙古贵族“见其物则欲，谓之撒花，予之则曰捺杀因，好也。”（11），说白了叫凭空掠夺，耶律楚材上数条便民事，窝阔台其他都同意，就是不同意废除“撒花”的恶习。元朝遗民说元朝亡于蒙古色目人不知礼义廉耻，就是说他们腐败的意思。除了蒙古 色目人的腐败外，一般的官府也不用读书人，专用胥吏“府州司县人吏，幼年废学，辄就吏门，礼义之教，懵然未知，贿赂之情，循习已著，日就月将，熏染成性。及至年长，就于官府勾当，往往受赃曲法，遭罹刑宪，盖因未尝读书，心术不正所致。”（12），“廉耻道丧，贪浊成风。”（13），比起金朝地方官大多为进士出身，也是明显的倒退。（1）[元]拜住等《通制条格》卷二《户令 户律》（2）[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七《奴婢》（3）《出使蒙古记》，周良霄等译，页41-42（4）[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五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5）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页5264（6）[宋]彭大雅 徐霆《黑鞑事略》（7）《陵川集》卷三二《河东罪言》（8）《元好问全集》卷二《雁门道中书所见》（9）[清]《畿辅通志》卷九七宋子贞《改邢州为德顺府记》（10）《元文类》卷五零《济南路大都督张公行状》（11）《黑鞑事略》（12）《通制条格》卷五《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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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金蒙战争的评价中国的史学家很在意评价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关于汉朝与匈奴，唐朝与突厥，宋朝同辽金元，明朝同蒙古 后金（清）的战争性质，都有好多著名的史学家都加入了这些战争的讨论，但是关于蒙古崛起时同昔日宗主国金朝的战争，却很少有人愿意认真地讨论，辽金史研究者，特别是搞金史的，都把研究重点放在金朝前期和中期，攻后期的相对较少。元史的研究者虽然承认蒙古对金朝的战争具有掠夺性非正义性，但是往往分散于各个章节，系统论述的较少，现在我搜集了一些金蒙战争的史料，从头全面审视一下中原人民遭受的灾祸以及蒙古贵族的掠夺性质。第一，中原人民遭受的杀戮灾难。蒙古统治者成吉思汗自从金朝大安三年举起反金大旗起来，同草原上以前的游牧民族一样，从本质上以缓解阶级矛盾出发，转移民族内部下层人矛盾，把矛头对准金朝。在战争进行期间，金朝统治下的汉族人民，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杀戮，仅仅从元朝的文人的一些记载，就能看出端倪：比如蒙古军队攻陷金朝军队把守的保州“贞佑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尽驱居民出”“是夕下令老者杀”“后二日，令再下，无老有尽杀。”（1），“尸积数十万，磔首于城，殆于城等。”（2）卫州被围“粤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悉驱居民出泊近甸，无噍类轸歼。”（3）“凡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记，千百不一余。”（4）有道士形容“马蹄之所及，则荡齑粉，兵刃之所临，则人物劫灰。变谷为陵，视南成北，比屋被诛，十门九绝。孑身不免，万无一存。漏诛残喘者，孤若零丁；覆宗绝嗣者，穷年索寞。”（5）文人感叹“中原兵祸之惨，往往家无噍类。”（6），有的地方“比近井落，至百里无人声。”（7），不一而足，触目惊心！关于蒙古军队杀戮之惨，金人也有记述。比如金朝遗民李俊民的家乡泽州“贞佑甲戌二月初一日丙申，郡城失守。虐焰燎空，雉堞毁圮，室庐扫地，市井城墟，千里萧条，阒其无人。”泰和年间泽州有六万户，金亡后只得973户！（8）金朝御史陈规的上奏说“自北兵入境，野战则全军俱殃，城守则阖郡被屠”（9）和《哀王旦》一诗被编列在一起的有金朝大臣梁询谊的《哀辽东》，反映了辽东重镇东京被蒙古大将哲别攻陷后的惨状，“守臣肉食头如雪，夜半群胡登雉堞。十万人家糜孑遗，马蹄殷染衣冠血。珠玉盈车宫殿焚，娟娟少女嫔膻荤。”（10）金朝诗人元好问在京城陷落后被蒙古军胁迫北上，观看了人民的惨境“白骨纵横乱如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竦烟却数家。”（11）南宋的史学家也客观记录了蒙古军杀戮之惨“（鞑靼）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 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12）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中国北方自从金蒙战争开战以来，人口从最高的5600万下降到900万左右，这个人口下降比例是惊人的，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秦汉交替以外再找不出第三例。（13），尽管并非所有的老百姓都死于蒙古军的屠刀之下，有红袄军乘机杀女真人，如“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14）有金对红袄军的围剿和屠杀，比如仅仅对郝定部的红袄军就杀了八万。还有各地割据势力的互相残杀“诸方州皆事兼并，争地杀人，不恤其民，目荐饥，更相啖噬。”（15），还有金朝南渡后的瘟疫“贞佑初，人争相南渡，而厄于河阳三城，至于淮泗间上下千余里，积流民数百万，饥疫荐至，死十七八。”（16）。但是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是蒙古军队率先进入中原，到处掳掠、杀人、放火，广大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极严重的威胁，陷入了痛苦的深渊，遭到了空前的灾难。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悲惨事件。（1）《静修先生文集》卷四《孝子田君墓表》（2）《陵川集》卷三五《须城县令墓君墓铭》（3）[元]王恽《秋涧集》卷三九《堆金冢记》（4）《静修先生文集》卷一七《武强尉孙君墓志铭》（5）[元]姬志真《云山集》卷四《郾陵县黄箓大斋之碑》（6）[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七四《故教谕刘君墓碣》)（7）[元]柳贯《柳侍制文集》卷一二《太康王氏扶城墓表》（8）[金]李俊民《庄靖集》卷八《泽州图记》（9）《金史》卷一零九《陈规传》（10）[宋]陈郁《话腴》，转引自梁太济先生《金朝败亡历程的可贵记录-----&话腴&“端平甲午”条所录金诗三首浅释》《文史》2002年第三辑（11）《遗山集》卷一二《癸巳五月三日北渡第三首》（1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13）吴松弟《中国人口史》宋辽夏金元卷（14）《遗山集》卷二八《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 `4 y) {1 F7 p（15）《陵川集》卷三五《左副元帅祁阳贾侯神道碑铭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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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说一下忠义和一些相关的问题（一）关于忠义和专制主义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就是专制主义，进而认为宣扬传统忠义，就是专制主义阴魂不散，国人奴性太重，认为本人前面叙述的那些赞赏敌方忠义的行为是“是封建统治者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17），其实这么看问题有些狭隘，专制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在世界各地，当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出现过可以称之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系。古代无论东方或者西方的大国和帝国都实施专制政体。这种世界性的现象表现了世界的逻辑和规律：“专制主义”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共同的经历。而且帝王观念不仅仅是剥削阶级的产物，同时又是整个社会的产物，社会各阶级 阶层 个人在主流上都认同帝王观念，在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归宿除了走向帝王专制体制，没有其他的出路，以上论点已经有学者作了系统论述。（18），历史不会苛求我们的祖先在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超人般地去观察出未来几千年，几百年后现代社会的一些人们的耳熟能详的普遍价值观，特定的社会和特定的时代只能做出自己特定的反应，当时民族和国家的斗争就是以忠君为号召体现在外表的。（二）关于忠义和阶级斗争问题持此种论点的学者，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点出发，认为民族矛盾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这个经典论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加分析就拿过来使用，则未必精当，我国历史研究者已经证明，民族矛盾 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可以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否则无法解释在民族矛盾上升期间，一些正在起义的农民，转而去支持他们所要反对的统治阶级统治者。（19）的事情。下面略微举两个高敏先生举的里子，比如西晋末年爆发了规模很大的起义，但是当北方民族战争战端开始，中原地区惨遭破坏和广大北方人南逃时。以杜弢为首的起义军，于建兴三年提出了放弃起义，并与司马氏政权合作以共同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主张，他给应詹的信中说“天步艰难，始自吾州；州党流移，在于荆土。”进而提出“伏想盟府必结纽于纪纲，为一匡于圣世，使吾厕列义徒，负戈前驱，迎皇舆于阊阖，扫长蛇于荒裔，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所之粮，使溯斥流西归，夷李雄之逋寇”（20），明确表示希望迎接回西晋皇帝回归和驱逐少数民族统治者，又主张线安定益州，打击割据益州的李雄。他的信，是民族矛盾在全国范围内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强有力证据。再如西晋末年关中也发生过数量巨大的农民起义，但是永和十年的桓温北伐，进入关中“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21），为什么昔日关中乃至整个北方人民对西晋政权的仇恨，转化成了今日对东晋政权的拥护呢？原因在于民族矛盾的上升，使阶级矛盾暂时退居次要地位的缘故。当时的东晋政权，成了汉族政权的象征。再如宋金时期，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尖锐，北方出现了几股大的农民起义军（22），但是当宋金战火一起，那些昔日反对北宋政权的农民纷纷打起“宋”的旗号与金军在后方作战。再如本文论述的金朝，金朝在南迁开封后，对广大老百姓进行竭泽而渔般的掠夺而去供养军队，但是就是如此般的逆境，在金朝统治下的河南 陕西地区却很少看出民变和农民起义的记载，广大人民尽管遭受超经济的剥削，但是却支持这场战争，正是因为那时金朝同广大农民的矛盾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同蒙古贵族的矛盾的缘故。（三）忠义与民族团结问题不少人从维护民族团结出发否认忠义，认为破坏民族团结，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当时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内心是尊敬忠义，鄙视叛臣的。但是不少人还坚持己见，并以岳飞的满江红作为代表，认为不利于民族团结，下面本人辨析一下，本人写过一篇不太成功，偏信金史的岳飞文章。（23），叫《换个角度看岳飞--------〈金史〉中的岳飞及浅析》，我们不妨在换个角度看问题，看看同样遭受女真人的攻击下，契丹人的想法如何呢？在女真人举起抗辽的大旗，辽朝官军屡屡败绩。并逐渐威胁到了辽朝境内各族人民的平静生活时，契丹小儿吟唱歌谣“五个翁翁四百岁，南面北面顿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杀女直？”（24），辽朝天祚皇帝的文妃萧瑟瑟，也对国家前途充满焦虑“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25），这里的“杀女直”“清漠北”岂不和岳飞的词一样“可怕”？等到辽朝天祚皇帝被俘，遭受和北宋靖康耻一样的耻辱时，契丹将领耶律大石在漠北坚持抗战，发出檄文“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轸我国家，忧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济生民於难者乎？”（26），如果我们同岳飞的题计比较，可以发现内容惊人相似。他们首先都痛心皇帝的耻辱，大石痛心于天祚蒙尘，岳飞痛心于靖康耻。，大石决定“复我疆宇”，岳飞想“取故土下版图”，大石想“翦我仇敌”，岳飞想“尽屠夷种”都是杀气腾腾。辽朝和宋朝最优秀的抗金英雄，在对金上高度一致，本身就说明了在民族矛盾面前，爱国家民族的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在考虑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当敌人到处烧杀抢掠，把人民变成驱奴，“尽欲使中国（宋朝）之人父子，兄弟，夫妇不能相保，狼狈冻馁于死地，以逞其无厌之心。”（27）时，被奴役，被欺负者最初的反应只能是立即驱逐 杀尽外来者为己志。历史是公正的，不会对他们做出维护自己传统和恢复往日的平静生活便是民族偏见的结论的。（1）《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按《元史》卷一四七《史枢传》言铁枪名资禄，即《金史》中的女奚烈资禄，他本姓张，女奚烈为赐姓。（2）《金史》卷一二三《完颜陈和尚传》（3）见拙作《金朝最后一个城池的陷落和它的守将郭虾蟆》（4）《元史》卷一二一《按竺迩传》（5）《金史》卷一一六《徒单兀典传》（6）《金史》卷一一五《崔立传》（7）《金史》卷一一五《崔立传》（8）《金史》卷一一五《崔立传》（9）《元史》卷九《世祖纪》（10）《廿二史札记》卷三零《元诸帝多不习汉文》条（12）[元]虞集《道学元古录》卷五《田氏先友翰墨序》（13）[元]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四《孝子田君墓表》（14）《金史》卷一二一《忠义传一》（15）《金史》卷一二一《忠义传一》（16）见《甘肃日报》日（17）比如近些年来写了一系列洪承畴论文的苏双碧先生，就持这种论点。（18）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张分田先生的《中国帝王观念》（19）高敏《试论两晋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过程》，《魏晋南北朝史发微》页120-148，高先生的论文虽然主要论述两晋时期的社会矛盾，但是对于宋金，金元时期亦不无参考。（20）《晋书》卷一百《杜弢传》（21）《晋书》卷九八《桓温传》（22）见邓广铭先生《岳飞传》页17（23）拙作《换个角度看岳飞--------〈金史〉中的岳飞及浅析》（24）[元]伪托宋叶隆礼撰《契丹国志》卷十（25）《辽史》卷七一《后妃传》（26）《辽史》卷三零《天祚纪四》（27）《三朝北盟会编》卷一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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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赶上那个手刃金狗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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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蒙古统治者敬佩忠义，鄙视降臣还可以从对南宋降将的谈话中得出，忽必烈时期，元灭南宋，对于南宋降将之多，忽必烈感到震惊，他问南宋降将“尔等何降之易耶？”他们回答说“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忽必烈命令下人传话“借使似道实轻汝曹，特似道一人之过耳，且汝主何负焉？正如所言，则似道之轻汝也固宜。”（9），就算是贾似道瞧不起他们，那也只是他一人的过错，而宋朝的皇帝没有对不起他们啊，所以忽必烈得出结论，轻视你们也是情理之中的。在历朝历代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往往都会有君主褒奖忠义，鄙视败类的场面出现，我们往往把它解释成为了统治阶级一己私利，以及汉族传统忠义观的形象。但是忽必烈虽然实行汉法，但很难说对汉文化有很深的理解。（10），但是也是如此举动。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君主，对于这类降人，尽管表面上利用一时，但是内心对他们还是十分鄙夷的。元朝统治者虽然内心尊敬忠义，但是没有表面的行动，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极端手段，凡抗命者诛，迎降者侯，这种纯粹以顺逆定是非的做法，确实收得一时成效。然而，事过境迁，一些有识之士和元朝的忠臣发现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虽可收一时之效，却难以服士庶之心，并且也不符合王朝的长远利益，郝经，虞集就是这方面的代表。郝经曾经代表元朝出使南宋，被强行扣押，而最终没有屈服，这说明他是元朝的忠臣，而且他积极劝说元朝统治者行汉法，也是儒家学说的积极倡导者，他曾经有一个作品《金源十节士歌》，积极褒奖金朝的忠义之士，我们不妨欣赏他的一首：《李丰亭》士为有用学，有志终有为。先生乃不幸，一第时当危。腐儒苟且皆畏避，奔走要门求内地。赼趄冀得斗升禄，腼面只为妻子记。先生守官听铨选，不避畏途羞自便。一通诰命令城父，即驾柴车出畿甸。甫能到县敌已至，意色不动即视事。排墙拔树御，马嘶动地人鼎沸。团兵仅得二千人，开门转战箭满身。见星鏖出据大林，一蔽一树气益振。弓折矢尽树无枝。重围百匝何所依，饮血复鼓更格斗，挥戈慷慨指落晖。力竭众毙付一死，以死报国真烈士。君不见汴梁诸生不出门，手把遗经皆饿死。（11）这个李丰亭，《金史》上没有记载，多亏郝经的记载才流传后世，充分赞扬了不畏艰险，慷慨殉国的忠义精神，与此鲜明对比的是他对那些降臣的态度，没有一点肯定，比如他对崔立，是说“国贼反城以为功，万段不足仍推崇。”。元朝中期的大儒，《经世大典》的总裁官虞集也感叹金朝殉节士大夫之多“女真入中州，是为金国凡百年。国朝（元朝）发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千百数。自古国亡，慷慨杀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12），他不但肯定金朝，也为不少南宋抗元人臣子立传，毫不避讳地保养他们的忠烈死节。虞集显然是元朝的忠臣，他的不少学生，在元明易代时殉国。还有从民族感情赞扬忠义者，比如北方理学巨擘刘因，他记录不少金朝忠臣的事迹，比如“先人尝手录金源贞佑以来，致死于其所天者十余人，而武臣战卒及闾巷草野之人为多。而没之，未尝不始焉惭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为之泣下，终则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励者。故为之防问诸故老，揆诸小说，考其姓里，增补而详记之，惟恐其事之不传也。”（13），为所振励者，乃亡金军民的忠义气节；为所毛骨悚然者，是蒙古铁蹄的残暴。毕竟，他们的先辈曾经为了金朝抵抗蒙古而前仆后继，浴血沙场，他们可以承认现实，可以忠于元朝，也不想改变现行的制度和秩序，但是那份留学的历史岂能随便忘却？先辈的奋斗岂能随便抹煞，那份深融于血液，深埋于灵魂之中的民族感情，岂能随便丢弃？通过以上的分析表明，无论是入主中原的契丹辽 女真金 蒙古元，都是尊重当时和他们不共戴天的忠义之士。对高尚节操的褒扬，对忠臣义士的推崇，是古今中外所有民族的共性，也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共性。而对于那些或因贪生怕死、或图荣华富贵或泄一腔私怨，纷纷投靠新主，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如杜充之流，则是从内心和骨子里表示鄙夷。读过传统二十五史的人们，大约都发现里面那种贯穿始终的一个原则，忠就是忠，奸就是奸，忠臣义士永远流芳千古，叛臣贰臣永远遗臭万年。这不能从中反映出历史书写这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我们的民族对于忠和奸，从来都是泾渭分明的，即使是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就拿元朝来说，在坐稳江山后修《金史》时，还不是给金朝的忠义之士立传“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凡前代之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14），而且高度肯定了他们作为人臣，在国家和民族遭受危难之际“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禄，国家有难，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军旅者死行阵，市井草野之臣发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则所欲有甚于生者焉。”（15），还不是对崔立之流给予强烈的道义上的谴责。那些大大小小的叛臣和贰臣，不管有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终究是以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以小家否定大家。而那些忠贞不贰的忠臣，以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山河破碎，国家沦丧之际，他们都义无返顾地捐弃小我，秉持大我，以忠义精神气贯长虹，如金代的侯小叔 强伸 郭虾蟆辈，因此永远名垂青史，崔立之辈尽管百般宣扬为解救满城生灵，但是没有一个老百姓流传他的故事，而郭虾蟆那样的忠贞不贰的，与国共存亡的忠义之士，当时的老百姓不仅没有怨恨他“不顾个体生命的渺小”，而向蒙古将领要求给他立祠堂，至今在他战斗过的地方还流传者他的不少事迹。（16），这，说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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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辽朝与金朝，我们再来看看蒙金战争时期，蒙古人是怎么对待忠义与败类的。蒙古铁蹄入侵中原初期，一些人迫于蒙古军烧杀抢掠的淫威，纷纷投降蒙古军。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奋起抗争，抵抗这支让世界惊异的所谓“不可战胜的军队”，按照蒙古统治者的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他们应该相当鄙视那些抵抗者才对，但是，恰巧相反，他们对那些忠义之士是相当尊敬的。比如蒙古大将木华黎在攻打金朝的陕西时，俘虏一名骁将“北京权帅石天应擒送金骁将张铁枪，木华黎责其不降，厉声答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余年，今事至此，有死而已！’木华黎义之，欲解其缚，诸将怒其不屈，竟杀之。”（1），可见，作为蒙古大将的木华黎，面对这样对国家的忠贞之士是充满敬佩的，只是由于周围人的反对，不得已杀了他罢。再如三峰山之战，蒙古军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俘获了与金朝交战以来最可怕的对手----忠孝军总领完颜陈和尚，他是主动要求见蒙古将领的“我忠孝军总领陈和尚也。大昌原之胜者我也，卫州之胜亦我也，倒回谷之胜亦我也。我死乱军中，人将谓我负国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大将想要让他投降，但他坚贞不屈“时欲其降，斫足胫折不为屈，豁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绝。”这种壮烈的行为感动了大将“大将义之，酹以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当令我得之。’”（2）。金朝灭亡后，还有部分城池在坚守，最著名者乃巩州守将郭虾蟆（郭斌），关于他，本人有过系统的考述。（3），不必多说，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蒙古将领的态度，根据记载，他显然被这个悲壮的场面震撼了，“初，金将郭斌自凤翔突围出，保金、兰、定、会四州。至是命按竺迩往取之，围斌于会州。食尽将走，败之于城门。兵入城巷战，死伤甚众。斌手剑驱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儿出，泣授人曰：‘将军尽忠，忍使绝嗣，此其儿也，幸哀而收之。’言毕，复赴火死。按竺迩闻之恻然，命保其孤。”（4），命令抚养他的孤儿，说明了按竺迩对郭虾蟆的忠义精神是正面肯定的。我们再来看看蒙古人是怎么对待那些败类的呢。三峰山之战后，金哀宗派遣徒单兀典提兵入援，蒙古军通过连续袭扰，金军数日不食，最终溃败，但是耐人寻味的是蒙古人对首降者的态度，首先投降的人是完颜重喜“于是完颜重喜先降，大军斩于马前。”（5），他姓完颜，虽然金朝的完颜有宗室完颜，同姓完颜，异姓完颜之分，但是不管怎么说，首先投降的人是女真人，而且与金皇室同姓，本来应该与国共荣辱，没想到却第一个投降，使得蒙古人对他表示十分地鄙薄，认为他没有必要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后来民国小说家蔡东藩写《历代通俗演义》，写到这里时，也加了一段评语“该杀！”再如崔立，在哀宗出奔归德后，满城上下人心惶惶，崔立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仅仅三四百人发动政变，向蒙古军投降，崔立投降，决不是为百姓生灵，而是纯粹的个人私利，他不但大肆搜刮金银，而且剽掠百姓“又括在城金银，搜索薰灌，讯掠惨酷，百苦备至。”而且出城拜见蒙古将领速不台“速不泬至青城，立服御衣，仪卫往见之。大帅喜，饮之酒，立以父事之。”真是无耻到了一定程度。他的如意算盘是让蒙古统治者像当年金朝援立刘豫那样当皇帝，但是蒙古人一点面子都不给“四月，北兵入城。立时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宝玉以出，立归大恸，无如之何。”（6），蒙古兵撤退之后，留下崔立防守开封，崔立看来仍然很卖命了，但是不久亡金军民配合宋军发动兵变，人们恨透了卖国投降的崔立，说“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当杀之不？”大家异口同声“寸斩之未称也！”杀掉崔立，照理说，崔立为蒙古人卖命奉献出了自己的性命，蒙古人该有点同情的表示吧，但是没有，从对他妻子的处理可以看出“已而有告立匿宫中珍玩，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儿赐丞相镇海帐下士。”（7），如果蒙古人瞧得起崔立的人格，起码不会对他老婆如此处理吧，元朝统治者后来对崔立的可怜之处只是没把他打入《叛臣传》而已，进入了一般的列传，但是修史者还是特地强调说“崔立纳款，使其封府库、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乘时僭窃，大肆淫虐，征索暴横，辄以供备大军为辞，逞欲由己，敛怨归国，其为罪不容诛矣。而其志方且要求刘豫之事，我大朝岂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后适启崔立之狂谋，以成青城之烈祸。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岂不信哉！”（8），仍然作出了否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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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传统的忠义精神，学界广大学者和网友都有不同的意见，当作民族传统精华者有之，当作专制主义遗毒者有之。但是我要通过我对辽金史的研究来说明，忠义在辽人 金人 元人那里，都超越民族 地区和国别的概念，人们对当时的外族敌国及前朝的忠义之士表现出了极强的尊重和崇敬。而对那些朝三暮四，叛国投降之人，尽管表面上尊崇 利用于一时，但心底里对其十分卑视和鄙视，有时甚至把这种卑视和鄙夷致谢写在脸上，说在嘴上。下面我来具体论述这个矛盾而又统一的过程，他们既然相互为敌人，怎么可能尊重敌方的忠臣呢？实际上，历史就是这样矛盾而统一着地说复杂而又简单的过程。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辽朝对忠义的崇敬，后唐石敬瑭叛变，勾结契丹，辽太宗亲自率军南下，围困后唐官军于晋安寨，尽管形势逐渐恶劣，但是后唐将领张敬达决无一点投降的意思“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为元帅而败军，其罪已大，况降敌乎！”但是不久在杨光远等人的密谋下，一些将领杀掉张敬达投降，辽太宗接见他们时，毫不掩饰地表达出对张敬达的崇敬，他说“汝曹为人臣，当效敬达也。”（1），并对其他将领进行了嘲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无疑可以看出辽太宗尊重的是像张敬达那样的忠义将领，而决非杨光远那样的投降败类。另一个受到辽人尊崇的将领是杨业，这位以《杨家将》小说闻名于后世的宋朝将领，在宋朝发动第二次对辽朝的攻势时，与辽军孤军奋战，重伤被俘，绝食而死。辽人感其忠义，于古北口修建杨无敌庙，反映辽朝对这位敌国忠臣的景仰，辽人的这个行为，连宋人都十分赞叹，如苏颂写诗赞叹“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2），再如苏辙写到“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3），杨业大概生前没有想到死后会受到敌人的如此尊敬。辽人也不会想到如此行为会受到宋人的赞许。但是历史就是这个样子的。随着辽朝的逐渐汉化，汉族传统的忠义观念也逐渐渗入契丹人的骨髓之中，这个从辽人的墓志中对忠义的赞许，乃至模仿和实践可以看出来，比如耶律仁先“于国忠也，于家孝也，于民惠也，于官廉也，于人信也。”，他亲自平定耶律宗元之乱，宰相姚景行赞之“疾风知颈草，世乱见臣。”（4），萧德温及其亲族上下“于国于家，维忠维孝。”（5），萧袍鲁“陈蕃忠义之节，造次不愉。”（6），萧义（萧常哥），一生“依仁据德，履孝资忠。”（7），乃至契丹皇族的女性秦晋国妃“读书至萧曹房杜传，则慨然兴叹，自为有匡国致君之术，恨非其人也。”（8）对前代忠臣充满景仰，甚至想要仿效，只是怨恨自己不在其位。至于辽朝的汉人，由于传统的惯性，也深受忠义精神的浸润，比如梁援“忠孝有原，福禄攸向。”（9），史洵直“以忠贞奉上，以严明彻下。”（10）。到了辽朝末年，辽朝也和宋朝一样，以忠君为号召加入民族战争，比如萧特烈在作战前“谕士卒以君臣之义，死战于石辇铎。”（11），而辽朝的汉人也普遍认为忠义精神大于民族观念，他们面对宋人马扩的诱降，汉人王介儒说“南朝每谓南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12），另一汉人王仲孙说“谚语有之：一马不备二鞍，一女不嫁二夫。为人臣岂事二主？燕中士大夫岂不念此。”（13）。表现出了十足的忠义精神，和宋朝并无二致。我们接下来看看辽人是怎么对待那些叛臣的，在汉化不深的时候。辽太宗南下，后唐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都帮了大忙，他们都寡廉鲜耻，一个给了辽朝幽云十六州的名分，另一个则是幽云十六州的实际主人，并拱手奉贤给契丹，而且二人还上演了争当“儿皇帝”的闹剧。但是辽朝对他们感恩戴德吗？不，我们先来看看回鹘人出身，汉化不深的述律太后是怎样对待赵德钧的，述律太后问他“汝近者何为往太原？”，回答到“奉唐主之命。”然后太后指天曰：“汝从吾儿求为天子，何亡语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接下来说“吾儿将行，吾戒之云：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渝关，亟须引归，太原可救也。汝欲为天子，何不先击退吾儿，徐图亦未晚。汝为人臣，既负其主，不能击敌，又欲乘乱邀利，所为如此，何面目复求生乎？”（14），树律太后的认识是朴素的，他认为赵德钧为人臣却不奉上之命，反而趁火打劫，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人如果正面宣扬，不是鼓励叛国投降吗？鼓励这种行为，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有很坏的影响，述律太后不仅出于朴素的观念，而且出于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精神否定赵德钧，赵德钧在遭到数落后“自是郁郁不多食，逾年而卒。”我们再来看真正的儿皇帝石敬瑭，按理说儿子认了父亲，父亲应该对儿子给予一点关爱，但是辽太宗对于石敬瑭却不是无微不至的关爱，而是随心所欲的骂斥，甚至直接干涉后晋内政，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之子王威，逃身至契丹，而后晋义武缺帅，辽太宗欲“请使威袭父土地，如我朝之法。”石敬瑭以“中国之法必自刺史、团练、防御序迁乃至节度使，请遣威至此，渐加进用。”结果太宗大怒，遣使责让，说“尔自节度使为天子，亦有阶级邪！”（15），真是一点孩子的面子都不给，后来因为安重荣，吐浑事件屡次发火，哪里有一点父亲的意思？后来石敬瑭“帝忧悒不知为计。”（16），最后导致一命呜呼。后来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想去投奔日本，爱信觉罗家族的长者劝告他“不要忘记石敬瑭”，确实是符合史实的正确之论。再来说一个叛辰张彦泽，辽太宗率军南下，包围杜重威和张彦泽率领的后晋军队，进行诱降，他们决定投降，张彦泽率先率领厢兵进入开封，但此人在契丹通式傅住儿的纵容之下，杀人越货“纵兵大掠，贫民乘之，亦争入富室，杀之取其货，二日方止，都城为之一空。”“军士擒罪人至前，彦泽不问所犯，但瞋目竖三指，即驱出断其腰领。彦泽素与阁门使高勋不协，乘醉至其家，杀其叔父及弟，尸诸门首。士民不寒而栗。”（17），他仗势欺人，凶残无比，作了十足契丹的鹰犬，也是一个非常合格的鹰犬，但是辽太宗想要立足中原，求得社会稳定，在这个鹰犬进行充分表演后，毫不客气地将其斩首，这说明契丹对降将贰臣虽然利用于一时，但是当这些鹰犬与核心利益相悖时，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抛弃这些鹰犬。（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八零（2）[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和仲选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诗》（3）[宋]苏辙《栾城集》卷一六《过杨无敌庙诗》（4）向南《辽代石刻文编》页353-354《耶律仁先墓志》（5）《辽代石刻文编》页372《萧德温墓志》)（6）《辽代石刻文编》页425《萧袍鲁墓志》（7）《辽代石刻文编》页625《萧义墓志》（8）《辽代石刻文编》页342《秦晋国妃墓志》（9）《辽代石刻文编》页523《梁援墓志》（10）《辽代石刻文编》页651《史洵直墓志》（11）《辽史》卷一一四《萧特烈传》（12）[宋]马扩《茆斋自叙》，《金史辑佚》页114（13）《峁斋自叙》，《金史辑佚》页117（14）《资治通鉴》卷二八零（15）《资治通鉴》卷二八二（16）《资治通鉴》卷二八三（17）《资治通鉴》卷二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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