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先生补充了答案，那么我也再说几句。须知历史并非是三国演义中的情节，一名谋士出班进言，主公依命而行，这样儿戏的情节只有在古典小说中才能出现。一项国策的实行牵扯万千，岂是一二小人侧身其间可以影响？更不要说孙之獬进言剃发之事根本不见于《清史稿》中他的本传，仅见于一本默默无闻的《研堂见闻杂记》，而又转抄于《清稗类抄》之中，才被世人所知。明清间笔记本来以芜杂而称，如果以此类小说情节解释历史大关节，那么难免走入误区。汗青先生还义正言辞地发问："谁敢说没了孙之獬事件，清就一定会再次推行剃头？！"且笃定地自问自答“我可以非常绝对地说，没有人可以这样说。”事实上暂且搁置此事真实性不议，顺治二年传达给礼部的上谕白纸黑字：“向来剃发之制所以不即划一，听令自便，盖欲天下大定，始行此制。”可见正如我下面论证的，暂停剃发只不过是政治上对南明安抚的一种策略。从史料学上来说，官方上谕总要比无名笔记中的记载更值得信赖。更何况按情理而议，断无统治者因被征服者的建议而改变初衷的道理。此乃史家公议，今日更无标新立异的必要。汗青先生还举清军进南京之后的告示来说明，这充其量这只是前方指挥官安民的小小伎俩，不知和“南下进军后的清政府态度”有何关联。与此相反，当时北京的中枢早已把剃发当成将要实行的一项政策，南京捷报还未传到北京时，北京城中就有剃发令将恢复的风声，赵开心上书多尔衮恢复此政策不妥，而多尔衮迎头痛斥道：“……将欲使通国官民不遵清制而终为明朝人物乎？又引朝鲜不曾剃头，是又欲将我平定之臣民，尽同于朝鲜外国乎？”此时剃发令虽未正式恢复，但中枢的态度昭然可见。多尔衮的亲口上谕和前敌指挥官的安民告示，哪一个更可靠呢？至于朝鲜未曾剃头，这里面说的更十分清楚，“平定之臣民”和“朝鲜外国”岂能以同等态度对待？清朝统治的是中原而非朝鲜，对后者仅是军事劫掠，如果他们东渡灭亡朝鲜，到时朝鲜人民照样难免一劫。何况清朝对朝鲜岂有对中华文化的某种兼具自卑与自大的心态？多尔衮都自己说的清清白白，今日为其辩护实大可不必。至于吴三桂哭于庙门云云，我的答案中说它是历史故事，并非否认它是史实，不知汗青先生将史实二字加粗意图为何。孙权劝学、先主卖鞋，这些都是白纸黑字的史实，但谁又说它们不是历史故事？“历史故事”四字的关键在于它们将历史情节简单化，免去此后真正重要的关节。正如孙权劝学和先主卖鞋本身并不是他们成功的根本原因。把历史简化成故事，那是《上下五千年》，因为儿童的理解能力还不够。若当时的满清能牢固控制京畿，并且没有安抚南明的战略目的，吴三桂就是在祖庙叩头流血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既定政策。何况吴三桂的剃发之请也只见于陈济生、张怡等人的笔记记载，这些人都不是决策圈中人，他们的记载未可全部置信，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民间流言或对上层的想像。官方的《世祖实录》中对吴三桂的作用一笔不书，唯点出“土寇蜂起”作为罢剃的直接诱因。何况，早在引清军进入山海关时，吴三桂就下令山海关的人民剃发：“三桂自为前锋,摄政王总重兵居后队。英王张左翼，统二万骑从西水关入；裕王张右翼，统二万骑从东水关入。于是三桂复入关，尽髡其居民，开关延敌。”如何到北京他又做起忠臣孝子了？且不说故事本身无法解释历史，更何况故事与正规记载抵触呢？至于汗青先生后面自承后面家世云云，与题目本身无关，就不说了。还是要澄清一句，我十分尊重汗青先生，并且鄙视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的喷子，先生和亲王合著的抗日援朝研究著作我买了正版，这个答案只不过是就一些史实问题与先生进行商榷。无论什么时候，故事都不是历史，这是我的历史观准则之一。———————————————————————————————————————————我十分尊重
先生，但这一次先生的答案实在失之偏颇了。且不说题主的问题是让汉人留辫子的目的而非谁先提出剃发，就算问题为后者，先生的答案也颇值得商榷。还是先顺着先生的答案澄清一下，再回答题主的问题吧。剃发令本为后金的一项既定政策，早在万历年间就得以采用，最基本的意义是作为投降者的“投名状”而存在，例子如万历四十六年击抚顺，李永芳举城降后属下八百士兵及本人皆被剃发。军人需剃发，但剃发范围不限于军人，所谓“兵剃民不剃，武剃文不剃”云云，并无事实作为佐证，事实上明方非军人剃发的例子在双方在辽东对峙阶段十分常见。天命六年陷辽沈后努尔哈赤即在沦陷区大规模推行剃发政策，造成剧烈的反弹，南四卫及镇江（今丹东地区，不是今天南方的镇江）一度爆发反金事件。《三朝辽事实录》载：“（后金）传谕归顺人民，先剃头以待，独东山矿徒与南四卫坚不受命，有剃头者，群击杀之”。后来这些运动被镇压后颇有难民东渡朝鲜，成为毛文龙在后方建立反金基地的重要兵源。即使在入关前，后金的剃发令也是强迫性质的，而不是什么汉人自愿要求。努尔哈赤死后，继任的皇太极进一步收紧剃发政策，每在关外陷一地即在当地展开强制剃发的行动。永平通判张尔云即因拒绝剃发而被金军处决。说回题主的问题，公平地说，在这一阶段，后金的意图主要还是实用层面上的，关外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人员混杂，谍报人员及散兵游勇往来频仍，头发是非常明显的生理标志，且满汉发型差异巨大，剃发毫无疑问是最有效率的甄别方式。满文老档中记载后金军队进入广宁时的告示曰“老年人可以不剃发，年轻人必须剃”，也从侧面表现了这种实用主义。年轻人可以作为兵源，也存在更高的在后方组织反金运动的可能。剃发之后的人民则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努尔哈赤曾在给一名将领的信中责备道“.汗已驻跸辽东城，河东乃我征服之地，其国人皆已剃发归降，尔等何故掠之”。在这里，“剃发”成为归降的标志。事实上即使是明朝方面也认可这种以留辫子与否判定顺逆的标准，一个例子是毛文龙曾杀害已剃发的辽东难民，以间谍名义报功，这后来成为他的罪状之一。入关后的情形则完全不同，盖因此时满清统治者需要在崭新的框架中考虑问题。打江山与守江山是两码事，如果说此前的考虑是以纯军事角度上的方便为重，那么此时毫无疑问需要有更高远的追求，无论是剃发令的一度松弛，还是后来的全面剃发令，都是从更高的层面入手。当然，从汉族的角度来看，满人有这种这种更高的层面的追求并不是什么好事情。皇太极性格极其复杂，刚愎的同时又兼具某种敏感，再加上自“七大恨”以来被日夜灌注的民族自我认同感，使得以他为代表的满州决策层对于汉民族有某种又鄙视又敬畏的复杂情感。大凌河之战时后金军队已取得绝对性优势，但守军在缺乏外援的情况下坚守各据点而不去，皇太极感叹“岂非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乎”，并借此话题斥责某些满州军人作战时自私而不顾他人。这里的“道理”，无疑是某种民族文化的代表。汉族文化相对满族文化有代差级别的先进，这是无可辩驳的现实，那么摆在面前的无非就是两条路：低级的被高级的同化，或低级的强行将高级拉下来。这就涉及到入关后剃发政策的更易及这背后的斗争。清军刚进入北京时并未敏锐地体察到形势的变化，多尔衮颁布了语气严厉的剃发令，“投诚官吏军民皆着薤发,衣冠悉尊本朝制度”，与在关外采取的措施并无大别。但甫一下令，三河即爆发反金运动，山东也有骚动趋势。中原与后金惨淡经营固若金汤的关外不同，李自成刚刚撤退不久，京畿烽火未息，明朝尚有半壁江山，此时再坚持在关外的高压政策显然是不智之举。于是不到数月剃发令即宣告停止，当然，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已。多尔衮自己对停止剃发令的剖白是“目下急剿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达定制”，这与其说是对自己人的解释，还不如说是隔空对长江南岸小朝廷的隔空喊话。须知在近代民族主义产生前，崇祯皇帝的君父之辱要远远大于民族仇恨，先寇后虏早已是朝野共识（有没有“后”倒还是个争议话题），剃发令的免除毫无疑问在极大程度上消除了南明残存的戒备心态，从而使满清在错综复杂的三方博弈中占得先机。史可法答谢多尔衮的书信中就明确点出“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这一关节，他日清军南下时，四镇重兵竟然没有任何有质量的抵抗，高杰的北进也没有得到上下的积极回应，不能不说这一策略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在今日自然引人叹息，但须知历史关节往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至于吴三桂痛哭这类戏剧化情节，作为历史故事可以，如果作为免除剃发令的原因，就殊为不宜了。也许有人会觉得上面对于头发去留的意义过于夸大，但从后来清方重新颁布剃发令后的结果来反推，可知这毫无夸张之处。南京出降后，剃发令的免除作为一项怀柔策略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但剃发令下后，已经表示顺服姿态的江阴、嘉定立即爆发极其暴烈的反抗。如果只是南下接收，在历史进程中看不见任何反抗的萌芽。姑且引江阴事件中的几段原文：清晨，亨行香，诸生百馀人及耆老百姓从至文庙。众问曰：今江阴已顺，想无他事矣。亨曰：止有薙发尔。前所差四兵，为押薙发故也。众曰：发可薙乎？亨曰：此清律，不可违。遂回衙。诸生许用等大言于明伦堂曰：头可断，发决不可薙也。注意，“今江阴已顺，想无他事矣”明显是准备在新朝廷下当顺民的口吻。这段叙述中，剃发令作为转折的地位非常清楚。刘良佐致江阴人民的公开信：传谕乡绅士庶人等知悉：照得本府原为安抚地方，况南北两直、川、陕、河南、山东等处地方俱已剃发，惟尔江阴一处故执违国令，何不顾身家性命！即令本府奉旨平伊江阴，大兵一、二日即到。尔等速剃发投顺，保全身家。对方的回信：江阴礼乐之邦，忠义素著；止以变革大故，随时从俗。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老幼，誓死不从，坚持不二。这两段话中间争执的重点何在，似乎不用再说了。那么还是回到题主的问题上来，清军入关后为何要颁布剃发令，答案从江阴城的回信中其实已非常明显。“易代”和“易衣冠文物之旧”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大明人”不是一个坚固的身份认同，但“中华人”是的。无疑，清朝方面也非常毒辣地洞悉到了这一点，从他们巧妙利用“虏寇”之间的观念缝隙对南明虚与委蛇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优势与弱势已经了如指掌。这中间当然有明朝降官的一大份“功劳”，这部分降官遭闯军虐待，又无法南渡（以顺逆案为核心的党争正风生水起），因此为了讨好新主子可以毫无节操。但将责任全部推到几个跳梁小丑的身上，就不是正确的看法了。事实上，在南京已出降而消息尚未到北京时，北京就展开了一场关于剃发令的争论，御史赵开心、兵部侍郎金之俊争相对多尔衮弹劾另一位率先剃发的汉官李若琳，称这样会带来错误的示范，造成人民的反抗情绪。但此议遭到多尔衮的迎头痛斥，李若琳则受到了安抚。这是因为江南大局已底定，短暂取消剃发令的时期将要过去，这样来看，是汉官影响了多尔衮，还是多尔衮早就有自己的想法，已经不言自明。早在皇太极时代，他就曾召集群臣读《金世宗本纪》，此人是金朝帝王中少有的有强烈民族自觉性之人，曾严厉立法禁止女真人将姓名翻译为汉字与穿“南服”。《清太宗本纪》中皇太极提到金世宗的记载还不止这一处。见微知著，今后清朝面对一个更高级的文化会选择两条路中的哪一条，其实也就很清楚了。只看剃发这一个孤立事件，其中或许有一些偶然因素，但历史从来不是孤立的，近到与剃发令一起颁布的易服令，远到骇人听闻的文字狱，结论应该并不难得出。总之，在明清鼎革之际，中华民族遇到的是一个明白他们真正的core在何处，也对那个core有所想法的对手。这应该说是一幕历史的悲剧。
反对汗清的回答孙之懈让剃头就剃头，如果孙之懈让清军出关，多尔衮是不是就乖乖的回老家了？孙之懈只是一颗棋子，没有他还会有别人，改变不了局势，真正决定大局的，只能是满人
反对最高票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杀贼，留大明三百里江山这是江阴城破之时的衣服对联，感受下
S Forever young.清军入关之战：吴三桂为何要献山海关_历史频道_新浪网
清军入关之战：吴三桂为何要献山海关
　　王霜州/文
　　长城防线与宁远之战
　　1644年，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三支不同的政治力量：没落的明朝、攻占北京的李自成农民军和关外正在崛起的清朝。对于这段历史，今天人们谈论的焦点大多是吴三桂献城，因为明朝末期唯一能抵抗清朝八旗兵锋的只有长城了。
　　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全长6300公里，由连续城墙、关隘、烽堠和各种障碍组成。历经千年烽火，长城防御北方骑兵骚扰的成效显著。明朝对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在明朝统治中原的270多年中，长城的修建从未停止过，长城防线在防御基础和战术上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
　　从结构上看，明长城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都有很大改进，墙体由砖砌、石砌和砖石合筑、泥土夯筑而成。在筑城上，明长城更加注重倚重地势，修筑者充分利用山险水障等天然障碍，城墙的高低薄厚都随山形地势而异。明长城的防御工程也较前朝大大加强。城墙顶部内设宇墙，外设雉堞，雉堞上有望孔和射击孔，便于守城士兵防御作战。为增强守备，明长城在关键地段加修多道城墙，有的地方大大小小的石墙竟多达28道。此外，还有劈山墙、山险墙、木柞墙和边壕等辅助防御设施。上百座雄关隘口和上万个墩台将明长城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比以往任何朝代的长城都更加坚固完善。
　　为了加强京畿北方的防御，明长城加大了这一地区的防御纵深，采用多道城墙、大纵深的防御，由外而内分别为外长城、内长城和内三关长城，逐层掩护，重叠设防。对于手持弓箭大刀，只善于野战奔突的八旗骑兵来说，想攻破如此坚固的长城防线，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明清在关外的战争中，曾经进行过城池攻坚战，最为典型的便是宁远之战。宁远(今辽宁兴城)，是明朝在关外的最后堡垒。当时很多明将主张收缩防线，据守山海关，抗清名将袁崇焕却提出“保关内必守关外，保关外必守宁远”。为抵御清军(其时称后金)，袁崇焕大修宁远城墙。不久后的战斗证实了袁崇焕此举的高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清太祖努尔哈赤趁辽东明军易帅撤军之际，率八旗精锐6万出沈阳，直逼宁远城。携辽沈之战余威的努尔哈赤并未把宁远放在眼里，随即挥师攻城。后金军推着车为前导，步骑兵蜂拥攻城。城下，弓箭手万箭齐发，一时间“城堞箭镞如雨注，悬牌似猬刺”。在如此猛烈的攻势下，宁远城一度危如累卵，却终因城池坚固、守城兵器配置完备而未被攻破。可怜数万精于骑射的八旗劲旅不得施展，反被明军的西洋大炮轰得伤亡惨重，努尔哈赤也中炮受伤，半年后疽发病卒。
　　入关之路有几重
　　如果吴三桂不献山海关，清军就永远无法踏上中原大地吗？其实，由山海关入关是清军最近的进攻路线，但并非是唯一的路线。事实上，清军在1644年的山海关之战前，已经先后5次经山海关西面的路线大举进入内地，进攻明朝。
　　第一次是在1629年，皇太极率大军亲征，经由热河进军，破长城的大安口和龙井关直入内地，占领遵化，攻陷蓟州，兵围北京。这次入关的最大成就，是皇太极成功施用反间计，使崇祯杀掉了名将袁崇焕，为清军剪除了最大的劲敌。
　　第二次是在1632年，皇太极率清军由蒙古草原进军，兵抵张家口北面，“列营四十里”，炫耀兵威，迫使明守将缔约讲和，然后收兵而还。
　　第三次是在1636年，皇太极命阿济格统率大军，破居庸关入长城，直捣河北，一路打得明军狼奔豕突，与明军作战56次，攻下12城，俘获人畜十几万，后经冷口关出长城北还。
　　第四次是在1638年，多尔衮由青山关入关，岳托由墙子岭入关，在华北大地上纵横扫荡。明朝督师卢象升率军在河北巨鹿迎击清军，兵败阵亡。与袁崇焕、熊廷弼齐名的抗清名将孙承宗率百姓坚守高阳，也城破阵亡。清军一共攻下一府三州五十七县，包括山东省府济南，掳男女五十余万和大量牲畜财物，然后出青山关而归。
　　第五次是在1642年，皇太极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率军从墙子岭入关，一直打到山东兖州，又分兵攻陷登州、莱州、莒州、沂州(临沂)、海州，共计攻下八十八城，降服六城，掳男女三十六万，掠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万两，最后由墙子岭出关还师。
　　300年后的人民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主力也并不是从山海关入关，而是经热河通过西面的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关等路线，横越长城进入华北。当时，拥有60万军队的华北国民党军，并没有在山海关集结重兵防守，只在这里放了一个军的兵力，就是估计到东北野战军可能从其他路线进关，屯重兵于山海关无益。在山海关放置的兵力，也仅仅是起警戒作用。后来当山海关守军发现东北野战军先头部队已自热河进关后，惊慌失措，害怕后路被抄，赶紧向天津撤退，将山海关也让给了解放军。
　　通过古北口、喜峰口和冷口关等道路入关的东北野战军10个步兵纵队，将近70万兵力，携带着大量火炮、汽车等重装备，仍然通过了崎岖不平的山路，跨过长城防线，有如神兵天降，出现在华北地区，直指平津。从这一历史事实，人们不难想到：明末以骑兵为主，并无重装备需要驮运的清军要从这些路线长驱直入华北，更是容易得多。
　　明清军队战力对比
　　明末，军备废弛。中国历史上有一条铁律：历代王朝的军队只有在经历开国时的南征北讨，或是外患深重时的长期恶战，才能锤炼成雄师锐旅。而长期的和平岁月后，由于农耕文化优裕生活的消磨和统治者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军队的骁勇之气消失殆尽。例如宋军在宋太祖开国之初，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劲旅，平荆南，灭后蜀，定南汉，克南唐，所向无敌。到了金军对北宋发动进攻时，宋军早已失去当年的骁猛，许多官兵连马都骑不上去。
　　明军的情况也并无二致。立国之初，军队久经征战，精锐无比，因此能多次北扫大漠，令元军残余丧魂落魄。此后200多年间，由于北方蒙古的四分五裂，明朝没有如汉代匈奴、唐代突厥那样的大敌，使明军缺少大战恶战的历练，战力远不如前。一旦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明军在与剽悍的八旗兵较量中就处在下风。后金时期和清初时的八旗兵，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善战之师。生长在寒冷关外的女真人，刻苦耐劳，能骑善射，经过努尔哈赤的组织编练，使八旗军成为一支“威如雷霆，动若风发”的雄悍劲旅。明军与其作战，几乎无役不败，以致名将袁崇焕认为“只有凭坚城用大炮”才能抵挡清军。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固然暂时阻挡了八旗军的兵锋，但也滋长了明军过分依赖“乌龟壳”的思想，日后主要凭借坚城以大炮远射，而不敢冒锋犯镝与清军野战，无法磨炼出像卫青、霍去病驰骋大漠建功沙场的铁骑雄师来。
　　袁崇焕曾设想明军以构筑城堡方式，步步向前推进，压迫努尔哈赤。按照这种战略，明军要很长时间才能把战线推进到松花江边，而战事久拖不决，自然使人民的军费负担加重。如果是在别的朝代，这个战略或许行得通。如唐朝初年曾长期与突厥等民族作战，并未拖垮国家的经济，反而打出了一个空前繁荣富裕的盛世。但明朝末年，土地集中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民不聊生的社会已无法承受“辽饷”的沉重负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遍地开花，明朝从此在“辽饷”外又多了“剿饷”和“练饷”。明军既要对付关外的八旗兵，又要围剿关内的起义军，顾此失彼，“不征流贼，即征夷虏；不战于边，即战于腹。驰驱数千里，经历弥岁月，炎风朔雪，饥寒冻馁”。节制三镇的明朝总督洪承畴是农民军的劲敌，他曾擒杀闯王高迎祥，在陕西潼关将李自成杀得只剩七骑逃入商洛山。他取得大胜后，被明政府调往辽东前线。洪承畴毫不规避清军锋芒，结果统率的14万精锐兵马被八旗军杀得几乎片甲无存。他指挥的这支明朝最大的作战兵力的覆灭，使明朝丧失了抵抗清军和镇压农民军的最后资本。
　　难御胡马的农民军
　　明朝覆亡后，与清军作战的重任就落在农民起义军身上。当时关内的农民起义军，以李自成、张献忠两大部为首，都是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如李自成在1638年为洪承畴所败，蛰伏陕南商洛山中，到1640年底才以五十骑杀出商洛山进入河南。由于成千上万中原饥民的蜂拥加入，他的部队急剧扩展成为数十万兵员的大军，驰骋中原，纵横关山，最后出师东向，颠覆了明王朝。攻克北京之时，这支农民军实际也只有三年半的战斗历程。
　　显然，在这短短几年内，参加起义军的又多为此前从未摸过刀枪的农民，作战技能很难赶上那些生长于马背之上、从小就能骑善射的八旗兵。对农民起义军来说，只有在与强敌的反复较量中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战斗力。而明朝的精兵大都在与清军作战的辽东前线，在内地与起义军对阵的多是搜刮有术、作战无方的部队。起义军的作战能力很难得到锤炼。
　　以前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李闯王的军队进入北京后，骄傲自满，迅速腐化，因而失去战斗力，抵挡不住清军和吴三桂军队的联合进攻。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李自成军队在北京确实发生了严重腐化和军纪败坏现象，如许多将领占据王公贵族府第，“子女玉帛，尽供其用”；有的士兵夜晚穷搜民家，“斩门而入，掠金银妇女”。但这支军队入京仅一月，腐化时间尚短，斗志还没有丧失殆尽，尤其是作为领袖的李自成，仍保持了较强的进取心和战斗意志，不顾劝阻，坚持要亲征吴三桂。山海关之战中，由于李自成的亲自督战，起义军还是打得很勇猛的。
　　当时，吴三桂是明军少有的猛将，他的部队敢于与八旗兵进行野战较量，在反复厮杀中打出了“关宁铁骑”的威风，成为威震关外的劲旅。但在山海关大战中，吴三桂那久经战阵的“关宁铁骑”，竟然难以抵挡李自成大军，几度陷于危急。这说明起义军仍有顽强的战斗作风和高昂的战斗士气。但是，同弓马娴熟的八旗兵相比，起义军的战斗力仍然要差上一截。当清军数万铁骑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起义军便抵挡不住。对李自成军队在清军铁骑面前的迅速崩溃，论者多认为是因与吴三桂军长时间交战而筋疲力尽的结果，但应当看到，当时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主力还没有全部进入交战，首先出动的是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统领的正白旗和镶白旗的部队。数万劲骑突出吴三桂军右翼，向起义军发起冲击。在“万马奔腾不可止”的滚滚而来之势面前，起义军很快就转为全面溃败。从这一交战过程中，很容易看清双方战力的强弱对比。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起义军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对清军占有兵力优势。李自成亲征山海关，兵力有10余万人，而多尔衮率领的清军满、蒙、汉八旗主力和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王的部队，总共有18万人，此外还要再加上吴三桂的5万“关宁铁骑”。曾目击山海关之战的朝鲜官员感叹“胡兵似倍于流贼”。由此可知，清军无论数量还是素质，都超过李自成农民军。
　　如果吴三桂不献山海关
　　崇祯帝缢死煤山后，多尔衮立即召开王公大臣会议，满洲谋士们力劝多尔衮立即出兵与李自成争夺天下。当时多尔衮对李自成心怀敬畏，认为清军曾经3次围困北京却没有攻克，而李自成则一战攻破北京，可见此人的大智大勇和起义军的强大战斗力。谋士范文程进谏，李自成虽“拥众百万，横行无忌”，但屡战屡胜，其志必骄，骄兵必败，“可一战破也”。明朝降将洪承畴曾长期与起义军作战，是农民军的头号死敌，深悉农民军的特点。他告诉多尔衮，李自成军战斗力虽比明军强，但不足与清军骁悍的八旗劲旅匹敌。于是多尔衮壮了胆，决心出师，率满洲、蒙古八旗大部和汉军八旗的全部，及明降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王的兵马，浩浩荡荡地鸣炮出征。他们选择了洪承畴建议的进关路线，不走山海关，而是西经蓟州、密云等地直扑北京，全军轻装简从，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李自成大军包围在北京，一举全歼。只是在出征的第六天，在途中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乞降使者，多尔衮才改变了主意，率师向山海关进发，并传令将留在后方的红衣大炮火速向前线运送。这样，才在山海关发生了决定清朝入主中原的大血战。
　　从当时的形势看，假如吴三桂在明朝灭亡后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而是投降了李自成，忠心耿耿地为大顺政权镇守山海关，那么清军按照洪承畴原定的战略，出李自成不意，从山海关西面破长城而入，在华北大平原上充分发挥八旗骑兵的野战优势，疾趋北京，形势对李自成起义军将会更加严峻。因为向陕西的退路很容易被截断，李自成军就会被包围在北京。与前三次北京保卫战中的明军不同，李自成内无粮草，外无各路勤王军队，难以固守北京，形势将会比山海关战役严重得多，结局很可能是起义军全军覆没。
　　由此看来吴三桂的叛投清朝，对李自成来说其实是幸事。清军因吴三桂降清而变更了迂回包抄李自成的原定方略，改从山海关进攻，对起义军的作战打成了击溃战，使李自成得以保全相当兵力。据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在山海关一战后，李自成尚有兵马数万，退往陕西。只是随后李自成接二连三地失策，才最终断送了起义军。
　　文章摘自《历史不忍细看》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散文学会 编选 文欢 主编
(责编：xushiyang)
文章关键词：
&&|&&&&|&&&&|&&
您可通过新浪首页顶部 “”， 查看所有收藏过的文章。
请用微博账号，推荐效果更好！
二十三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去王老师的琴房上过一堂声乐课。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学过声...
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个阅兵梦。一朝权在手，便把兵来阅。其实，山寨阅兵式的参与者多数也并...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