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靠什么活着&——推荐托尔斯泰写的信仰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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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的写作与救赎
第一次见到托尔斯泰这个名字还是在我童年时期。那时我每天中午都去宿舍楼下的街道图书室看小人书。七十年代本就是一个小人书的时代。我现在当然想不起那本叫《复活》的小人书出自哪个出版社，也不记得它是哪个人改编、哪个人绘画的，但一页一页的画面却很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复活》所叙述的故事戏剧冲突性很强，更何况是薄薄一本小人书，它的一切就包含在故事冲突之中。尽管我彼时年幼，但那些激烈的戏剧冲突场面，让人一读之后，便不可能忘掉。
我看了看扉页，上面印刷着“原著：托尔斯泰”这几个字。
托尔斯泰是谁？我一无所知。但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很多年之后，我成为一个文学青年。当我的阅读从唐诗宋词转向外国文学时，像是巧合，我在新华书店买的第一本书就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人民文学出版社元。译者汝龙。我没想到原著这么厚，对一个十九岁的少年来说，这本书读早了，但我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是，这本厚厚的著作读起来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吃力。我唯一感到失望的是，托尔斯泰为什么不让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最终走到一起？卡秋莎最终与革命者西蒙松的结合让我内心隐隐难受，因为我总觉得，他们的结合将让聂赫留朵夫陷入到永远的孤单。在聂赫留朵夫离开西伯利亚的前夜，通宵达旦地读着《福音书》。那时我读不懂《圣经》，也不明白聂赫留朵夫读经的目的何在。我只知道，聂赫留朵夫太孤单了。孤单可以掐断一个人前面的路。
我现在很庆幸在我最早的读书岁月里，托尔斯泰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的内心。我感到同样庆幸的是，我读到他的第一本书是《复活》，而不是让人第一次无法读懂、甚至很难读下去的《战争与和平》。在包括《安娜·卡列尼娜》在内的托尔斯泰的三部巨著中，《复活》是最好读的一部，也是最吸引人的一部。很难说这三部巨著究竟哪部可以充当托尔斯泰的巅峰代表作。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也是读者个人的喜好问题。但如果把这三部著作连成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不难从中看出托尔斯泰通过写作所走过的一条艰辛的灵魂救赎之路。
托尔斯泰的前辈，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在他的代表作《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序言中明确写到，他给读者奉献的小说“乃是人性”。这句话也同时规定了整个世界小说的一条人性探索走向。我总觉得，亨氏这部小说之所以构成欧洲小说史上一个无法避开的源头，就在于它至少明确了小说这一很重要的功能性。我们只要在十九世纪的小说里逡巡，就会很明显地发现，那些伟大的小说家们都在以揭示人性为己任。他们把自己熟知和掌握的各种性格塑造为笔下人物，让他们活灵活现地生活在我们周围。
托尔斯泰是不是也在通过小说来探索“人性”？
很难这么说。
从菲尔丁开始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构思他们的小说人物时，无不渴望着一种真实感，以便让读者接受他们笔下的人物，而读者在小说家们高超的技艺下，也确能感到那个虚构的人物有多么丰富的性格，但不管怎样，虚构的人物终归是虚构，哪怕再强烈的性格被赋予在人物身上，我们能感到的也不过是那个小说家虚构了一个逼真的人物而已，因为那个虚构的人物并不是“我们”。
但托尔斯泰给读者的感受却绝不一样。
尽管托尔斯泰同样塑造了人物，但他的塑造却直击读者内心，让读者惊讶地感到，那个虚构的人物居然就是我们自己。托尔斯泰之所以做到，就在于我们将托尔斯泰和任何其他小说家相比之时，能够发现托尔斯泰始终在表达一个强烈的观念，这个观念也就是高更为他那幅杰作所取的名字，“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何处去？”这个巨大但又精微到每颗灵魂深处的本质区别了托尔斯泰与其他小说家。因此，在托尔斯泰的笔下，“人性”的揭示退居其次。托尔斯泰的笔尖始终围绕人物的灵魂闪念，这些“闪念”差不多就在每个人脑中出现过，甚至一闪而过。但也就是这些差不多一闪而过的的不同意念，都在托尔斯泰笔下得到强有力的保留，让我们在阅读时，不觉惊讶地感到这些意念就是我们曾经的意念，只是我们对那些意念忽略了，甚至也在闪过之后遗忘了。在托尔斯泰笔下，这些念头绝不会每次都涉及伟大与崇高，它普通到极致，但充满的却是真实生活的本身魅力。
在《战争与和平》里，安德来公爵和彼挨尔的首次单独谈话结束时，安德来公爵劝诫后者，“你不要再去看库拉根那一类的人，过那种生活。这于你是不相宜的……”（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战争与和平》第一卷第43页，高植译文），彼挨尔接受了建议，甚至发誓不去，但当他离开安德来，在回家路上却被一些恍惚的念头控制了，“……因为在向安德来公爵发誓以前，他也向阿那托尔发过誓要去；最后他想，这些誓言都是照例的事情，没有任何确定的意义，特别是假使一个人想到他明天会死，或者他会发生什么非常的事变，则名誉和不名誉的问题都没有了。彼挨尔常常有这样的思想，它消灭他的一切决心和意向。他到库拉根那里去了”（前揭，第45页）。
托尔斯泰令人惊讶的力量就在这里。他总是不断地把笔尖深入人物的潜意识深层，将那些意识的波动用坚决、从容的语调进行叙述，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跟着他往那个意念深层走下去，从而将我们行为的发生依附在意念的运转和它的结果之上。用昆德拉的话来说，这些意念“揭示了人类行为的毫无缘由、难以捉摸，甚至不可思议的一面”（见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小说的艺术》第59页，唐晓渡译文）。我想强调的是，这些“不可思议的一面”也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被这些意念和想法左右，但面对发生后的结果，我们又几乎遗忘了这些无意识的波动过程，而将这些无意识波动过程分毫毕现地展露在我们面前，不仅是托尔斯泰在小说领域内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也是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所展现出的力量。
深入这样的意念深层，就决定了托尔斯泰对任何一缕“思想细节”的打量和抚摸。在离开莫斯科前往高加索的雪橇上，奥列宁不断地想起“那个给他送行的朋友，想起他们谈到的那朋友跟那姑娘之间的关系……接着，他想起那天晚上他从她家里出来，最后一次到俱乐部同华西里耶夫先生打牌；还想起他怎样低声下气地要求再打一局，却被华西里耶夫冷冷地拒绝了……”（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哥萨克》第166—167页，草婴译文）。我没有引完全文，但奥列宁的旅途就这样被纷乱的思绪填满。这些占据五个页码的段落表明了托尔斯泰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透彻思维挖掘。
人的思维总是不断在跳跃。如何将那些跳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绝非只是某个人的心理活动，而是共存于人类的思维深处。托尔斯泰抓住的就是这些属于人的共性之态。在他之前，没有人做到过；在他之后，也无人再做这样的尝试，即使有人去做，也仅仅围绕某个局部。托尔斯泰令人惊诧之处就在于他无处不将这样的思维跳跃强有力地握在手中，换言之，在整部世界文学史上，也只有托尔斯泰在这样的细节面前做到了令人吃惊的精确性。不仅仅是人的思维，托尔斯泰就像巴尔扎克对一条街、一幢楼也要不厌其烦地进行写生般的描摹一样，托尔斯泰对笔下的每个人物都进行着细节的描写，哪怕是手指的轻微抖动，衣角的无意皱褶变形，都在托尔斯泰笔下得到照相般的还原。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个成熟的写作者不重视细节，但像托尔斯泰那样对人物一分一秒间的细节描写也不放过的写作，甚至以此来贯穿着整部小说的，还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去做，也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追求着细腻和精确。而没有人那样去做，是因为没有人像他那样能够做到。
当安德来公爵从奥国皇室报捷回来，库图索夫要他和自己一起坐上马车，“过了五分钟，在马车的柔软弹簧上平静地跌宕着，库图索夫向安德来公爵说话了……”（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战争与和平》第一卷第241页，高植译文）。我读到这里时，忽然有种“不对”的感觉，我立刻从书架上抽下这部著作的几个其他译本，果然，草婴的此处译文是“过了五分钟，库图佐夫摇摇晃晃地坐在柔软的弹簧车垫上，又向安德烈公爵转过身来……”（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战争与和平》第一卷第226页）；刘辽逸的译文是“五分钟后，库图佐夫在柔软的弹簧车垫上平稳摇晃着，向安德烈公爵转过身来……”（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战争与和平》第一卷第248页）；董秋斯译文为“五分钟后，在马车的柔软弹簧上轻轻摇晃着，他转向安德列王爵……”（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战争与和平》第一卷第283页）。在读过的这几个译本中（董秋斯译本我没读完，译得太糟，不值得花时间去读完），我之所以选择高植的译本来重新感受这部巨著所带来的阅读享受，是因为我不仅仅喜欢高植的译文风格，还因为在我看来，高植的译文差不多最准确地还原了托尔斯泰的语言风格，但也恰恰是高植的这个译本，让我在读到这个细节时感觉“不对”。比读之后，我的感觉是正确的。高植的译本中没有库图索夫在对安德来公爵说话前的“转身”动作，其他几个译本却无一例外地拥有这个细节。我在意这个细节，因为它是托尔斯泰风格中不可或缺的构成环节。当然，每个译者依据的原文版本不一样，出现一些细节偏差应属正常。我之所以要谈到阅读中出现的这个插曲，是因为我们在阅读托尔斯泰的著作时，不可避免地要撞上这样一个问题：
托尔斯泰为什么要极尽这样的细腻之笔？
强调细节是二十世纪小说家的拿手好戏，甚至，为细节而细节也差不多成为新派小说家们引为自豪之处，但恰恰是那些在语言上不乏魅力、却不说明任何实际问题的细节铺陈，暴露了新派小说家们的致命伤——很难从细节中浮起“内在的力量”。而内在的力量却又绝非一种无中生有的力量。那么，“内在”究竟在哪里和它究竟有些什么？这是托尔斯泰全力关注的问题。因此，我一直不以为托尔斯泰通过小说企图抵及的是为了塑造人物，而是通过人物本身，窥视人物的“内在性”。没有内在，小说就没有容量。尽管托尔斯泰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这句话，但他通过写作所构建的，恰恰是这样一个标准。因此，托尔斯泰虽然将他的第一部伟大著作《战争与和平》设置在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他实施的却是将所有人物界定在超越历史和时间的“此时此刻”。他要求笔下的人物——安德来、彼挨尔、罗斯托夫、娜塔莎，甚至拿破仑和库图索夫都具有属于人类的那种永恒的、不变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的东西才属于人的“内在”；也只有将这些“内在”从细节深处牵扯出来，托尔斯泰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
也正是这个“往哪里走”，成为了托尔斯泰一生都在面对和探索的问题。
早在创作《战争与和平》的十年之前，年仅二十四岁的托尔斯泰就在日记中写道，“我把多少时间花在自己的教养上啊！可是我改善得多吗？真到了使我绝望的地步，不过我仍然抱着希望，期待偶然的机会，有时期待上苍。但愿有什么东西来唤醒我身上的能量，使我不至怀着对荣誉、益处、爱的崇高幻想永远堕入没有目的的琐屑生活的平庸泥淖中去……”（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七卷《日记》第33页，陈馥郑揆译文）。在这里，青年托尔斯泰对自我的剖析和心灵的注视已达到极不寻常的地步，仿佛“至善即上帝”的毕生思想结晶便是在这里埋下了种子。但这颗种子的发芽与成长却经历着漫长的剧烈考验。晚年的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承认，“我在战争中杀人，我和人挑战，想在决斗之中杀死他们；我赌输了钱，消费了农民们的劳动，还给他们刑罚，自己放荡地生活，欺骗人民。撒谎、抢劫、各种方式的奸淫、酗酒、行凶、杀人，没有我不曾干过的罪恶……”（转引自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宋蜀碧徐迟译文），但他绝没有遗弃犯下这些罪恶的真实心理前提，“我整个心灵希望做一个好人，可是我很年轻……每一次我想表示我最诚恳的希望……在德行上变好点，我就受到轻视和嘲弄了；可是只要我放浪于可憎的热情中……就受到赞美和鼓励……”（前揭，第214页）。这段文字令人惊讶之处，不仅仅在于它近乎彻底的真诚和坦率，还因为它几乎未加改变地出现在聂赫留朵夫从纯洁地爱恋卡秋莎到诱奸卡秋莎的思想转变过程当中。“比方说，聂赫留朵夫思考上帝、真理、财富、贫穷等问题……他周围的一切人就都认为这不合时宜，多少有点荒唐可笑……可等到他看长篇小说，讲猥亵的故事……大家倒称赞他，鼓励他……凡是他在相信自己的时候认为是好的事情，别人却都认为是坏的；反之，凡是他在相信自己的时候认为是坏的事情，他四周的一切人倒都认为是好的。最后，聂赫留朵夫屈服了，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别人了。他这样否定了自己……”（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复活》第64—66页，汝龙译文）。我从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和《复活》中引出这些文字，绝不是仅仅要说明托尔斯泰的作品拥有多么强烈的“自传性”，而是这些文字能让我们体会到托尔斯泰与之搏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或世界。在这个环境或世界中，“相信别人”和“否定自己”，差不多成为直接到达享乐生活的最佳捷径。
没有谁忘得了自己阅读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时至今日，我似乎仍透过时间的帷幔看见二十多年前的自己。我凝视那个少年的我，依然能记起我第一次读《复活》时感受到的莫名心慌和恐惧。当时我并不明白我为什么产生这种情绪。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托尔斯泰之所以让我感到心慌和恐惧，就因为他在小说中不仅仅融入自己的自传，他恰好是通过那些“自传”，强有力地架设出一条从“自我”通往“他我”的桥梁。聂赫留朵夫少年时的纯洁、青年期的堕落、中年后的“复活”，难道仅仅只属于聂赫留朵夫这个个人吗？答案是一个坚决的“否”字。因为这些被托尔斯泰或聂赫留朵夫经历的体验像根一样埋在每个人的深处。换言之，托尔斯泰的写作既是从根部开始，也充满着要将属于人类的这整个“根部”彻底拖出地下的强烈愿望。从“根部”开始，意味着托尔斯泰的全部力量将用于对一颗颗心灵的深入探索，挖掘出盘蜷在心灵中的种种意念之根。与他同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公认为心理描写大师，托尔斯泰何尝又不是顶尖级的心理巨匠？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太特殊的亲历和太特殊的疾病驱使他甘愿成为“地下室人”。对陀氏来说，能将被黑暗包裹的、撕裂心灵的惨痛号叫释放在黑暗当中就已经够了；托尔斯泰与之相反，他一旦发现“根部”的存在，就一定要把整个“根部”彻底拖到地上，让每个人都看清楚不可。对托尔斯泰来说，只有在地上，才看得清人类灵魂中的一切；只有在地上，他才能看清衡量一个人的尺度，不论是英雄主义还是利己主义，都尽可能消除他们对生活本身的影响，还原为普通的个人；只有在地上，才有可能接近他毕生渴望接近的“美与崇高”的天国路径。
总觉得，托尔斯泰以《复活》来基本结束自己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实际包涵一个巨大的隐喻：耶稣是通过“复活”进入天国的。在复活之前，耶稣经历了漫长的传教和被钉十字架的酷刑。托尔斯泰是在五十岁的半百之龄成为基督徒的。两年后的月，他计划写《一个基督徒的笔记》。虽然文章只开个头就被放弃，但这个开头却告诉了我们他震撼人心的入教理由，“……我不仅不能教给人们什么东西，连我自己也根本没弄明白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等到我确信自己无知而又看不见出路何在的时候，我如何陷入绝望的境地而几乎悬梁自尽，后来又如何通过各种痛苦的，复杂的途径终于信仰基督教教义……”（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七卷《日记》第122页）。在写下这段文字之时，托尔斯泰已是甫一完成、便已不朽的《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享有着同时代任何作家都无法望其项背的荣誉和声望。但又恰恰如他自己所言，即便是这两部不朽之作，他也没有从中“教给人们什么东西”。不论多么磅礴，当《战争与和平》来到安德来公爵负伤躺在卜拉村山上仰望天空之时，令托尔斯泰心惊肉跳的虚无就渗透了原本被乐观主义笼罩的小说，“是的！除了这个无极的天，一切都是空虚，一切都是欺骗。除了天，什么、什么也没有了……这种痛苦我也从不曾知道过……是的，我直到现在，什么、什么也不知道。但我是在哪里”（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战争与和平》第一卷第399页，412页，高植译文）。不管托尔斯泰是否愿意，事实却是他眼睁睁看着1812年卫国战争中最优秀的人物陷入到不可自拔的虚无深渊。我总觉得，托尔斯泰后来安排的安德来公爵之死，是他对这种虚无不由自主的反抗。但这样的反抗是没有力量的，虚构的人物可以去死，真实的虚无却在地上扎下了再也剪拔不去的根。托尔斯泰明白这点，他放弃了早已开了头的另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十二月党人》的写作；在给阿·费特的信中，更是沮丧地、直言不讳地说道，“……我为我不写作而高兴，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长篇废话我再也不写了。我错了，真的，再也不干了”（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六卷《书信》第123页，单继达译文）。
发现自己播下虚无的种子是“错了”之后，托尔斯泰信守了自己对历史小说“再也不干了”的承诺。对托尔斯泰来说，《战争与和平》是一次漫长的、传教性的尝试，但尝试的结果却是首先击败了自己。这时，他自己婚姻生活的深入也使他关注到家庭，关注的结果便是第二部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的问世。
对于婚姻，托尔斯泰始终有哈姆莱特似的犹疑。在年元旦的日记中，他写道，“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写作，今天也是。头还疼。今年应该结婚，否则永远不结婚。新年第一天过得太冷清了。简直没有见到一个人。我在写一篇不起眼的作品……”（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七卷《日记》第90页）。这篇日记虽短得不足一百字，却写得语无伦次，像是写这些话的人处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在“应该”与“否则永远……”之间，已经让人感到托尔斯泰对婚姻的复杂心理。只是，年的托尔斯泰没有结婚，也没有做到“永远不结婚”。三年之后，他娶了克里姆林宫贝尔斯医生的女儿，十八岁的索菲娅成为了三十四岁、在文坛已负盛名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妻子。《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婚后不久开始创作的，年轻的妻子每天急不可待地等待着丈夫写出的新的章节，然后认真进行抄写。长达百万余字的小说被她誊抄了七遍之多。但也就在这部脱稿于新婚燕尔的小说当中，自传性人物最强的安德来公爵却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对婚姻的看法，“决不要，决不要结婚，我的好朋友；这是我给你的劝告：除非到了你不再爱你所选择的女子的时候，除非到你把她看清楚了的时候，你决不要结婚；不然你就要犯那严重的不可纠正的错误……是的！是的！是的！……对于你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关闭了……何必结婚呢！……”（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战争与和平》第一卷第41页，高植译文）。在事无巨细都要记载的《托尔斯泰夫人日记》当中，没有索菲娅读到这些段落后的内心感想。或许，在她眼中，安德来不过是丈夫的一个虚构，但我们知道的是，不仅安德来公爵，包括安德来述说这番话的对象彼挨尔，都是托尔斯泰的自传性人物。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这段谈话中，托尔斯泰借助两个自己，进行了一场关乎婚姻的罕见独白？
这段独白与《安娜·卡列尼娜》有着紧密一致的内在牵连。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来自于她的家庭内部，这点无疑让托尔斯泰感到不安。或许，正是这种不安，才导致小说分成了两个平行部分，托尔斯泰渴望在列文的身上弥补自己不安的激烈情绪。因此，安娜·卡列尼娜的卧轨也没能导致小说的最后一个句号出现。托尔斯泰需要时间等待滚烫的铁轨冷却下来。或许，就在托尔斯泰等待并悲怜地凝视血迹未干的铁轨之时，家庭变成十字架的感觉袭上了他的心头。
让人既理解又难以理解的是，善良和充满热情的安娜·卡列尼娜出轨的缘由并不是因为丈夫对己不忠。在对这部小说的反复阅读中，我更意外的是发现我对卡列宁从来就没有反感。相反，他拥有恪尽职守、对家庭负责等种种不容否认的个人修养，但即便如此，妻子仍然出轨了，我并不以为其中的缘由是渥伦斯基拥有对女性的高超追求手段，恰好相反，真实的问题潜藏在家庭内部。家庭生活是由日复一日的琐事构成，因此，厌倦就差不多都成为每个家庭中的或淡或浓的氛围。托尔斯泰在这里再一次证明他写下的小说绝非个案，而是存在普遍的社会结构之中。出于印证，托尔斯泰塑造了与卡列宁性格截然相反的列文。一心追求家庭生活的列文在结婚之后发现，之前被婚姻或婚姻热情遮蔽的、但作为一个人却又必须面对的“生命问题”无法在他的“信念库房”里找到答案，他陷在不可自拔的痛苦境地里几乎发了慌。在他的婚姻中，布满了“矛盾”、“苦恼”、“疑惑”等等这些令人不安的词语。家庭给了他表面的幸福，但他却“不知道，而且也看不出他有可能知道他是什么和他为什么活在世界上，而且他因为这种愚昧无知痛苦到那种地步，他简直害怕他会自杀，同时他却坚定地开辟着他自己特殊的确定的人生道路”（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安娜·卡列尼娜》下册第1158页，周扬谢素台译文）。
像他的前辈安德来公爵一样，列文在开辟这条“特殊的确定的人生道路”之时，也开始仰望天空。场景的区别的只在于安德来是在“战争”中仰望，而列文是在“和平”中仰望，但不管什么场合下的“仰望”，列文在面对天空时闪过的念头和安德来公爵没什么两样，“难道我不知道这是无限的空间，而不是圆形的苍穹吗？……尽管我知道无限的空间，但是当我看到坚固的蔚蓝色的穹窿的时候，我毫无疑问是对的，而且当我使劲往更远的地方观看的时候，我更对了”（前揭，第1170页）。列文在这里的肯定实际上是更软弱的表现，因为他害怕承认，是婚姻的痛苦才导致他对虚无的天空的追问，他必须肯定某个东西——对上帝，而绝非对生活的信念，哪怕这个上帝并不存在于他的生活。如果他对“虚无的信念”也不敢承认的话，那他一定开枪自杀了。
因此，我总觉得，托尔斯泰之所以写下《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与其说他是对现实的关注，倒不如说他是将婚姻变成十字架的实质活生生地竖立在世人面前。而他在自己肩上扛着的，正是这副令他日感沉重、不堪承受的十字架。对他的妻子索菲娅来说，随着婚姻的深入，已经使她逐渐消除了对丈夫敬若神明的崇拜。在婚姻中，她承受的痛苦一点也不比安娜·卡列尼娜要少，“……不知道他把最后一本日记藏到哪儿去了……又害怕问他。天哪，我的天哪！一起生活了一辈子，全部爱情，全部青春，全都献给了列·尼，而共同生活的结果却是我怕他！怕他，而在他面前又毫无罪过！……他在多么巧妙地为自己编织苦行者的荆冠，而为我编织克桑蒂帕的鞭子”（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托尔斯泰夫人日记》上卷第370页，张会森晨曦译文）。
从妻子的角度来说，索菲娅的言行无可指责。她的不幸只在于她成为了一位天才和伟人的妻子。这个天才和伟人就像列文一样，“使劲往更远的地方观看”，然后觉得自己“更对了”。“更对了”的结果就是托尔斯泰坚定下自己“复活”的念头，对那个“严重的不可纠正的错误”，托尔斯泰采取了淡漠。他转向内心，一边紧张地创作让索菲娅认为是“一派狂言”而感到极为“厌恶”的《复活》，一边写下令人更感触目惊心的句子，“真正的生命在于最大程度地接近每一个人在内心中发现并意识到的天国完美，在于越来越接近自己的意志同上帝的意志的融合，而这种每一个人都努力追求的融合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一种生命的消灭”（见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天国在你们心中》第245—246页，李正荣王佳平译文）。此时的托尔斯泰早已顾不上“生活本身”，他“特殊的确定的人生道路”是在救赎的天国。在《复活》的开篇，他写下的是他走过一生所看透的尘世的真相：“……植物也罢，鸟雀也罢，昆虫也罢，儿童也罢，一律兴高采烈。惟独人，成年的大人，却无休无止地欺骗自己而且欺骗别人，折磨自己而且折磨别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个春天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而赐下的这个世界的美丽，那种使人趋于和平、协调、亲爱的美丽；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他们臆想出来借以统治别人的种种办法”（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复活》第1页，汝龙译文）。
撇开《复活》故事的真实性不论，托尔斯泰将他最后的这部巨著开场设置在法庭，本身就是包涵极深的意味。因为法律就是“统治别人的种种办法”中最凶残的一个。巴尔扎克对此也认识得极为透彻，早在托尔斯泰初登文坛之际，那位来日无多的法国作家就已冷静地辨析出“法律……是维持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壁垒，那壁垒是推翻不得的，否则社会就要解体……”（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幻灭》第608页，傅雷译文）。无疑，正是因为法律的“壁垒”本质，无辜的卡秋莎才被判刑苦役。对这个“壁垒”，托尔斯泰也忍不住借聂赫留朵夫之口反复喊出，“可耻而又丑恶，丑恶而又可耻……一切都丑恶而又可耻”（前揭，《复活》，第133页）。这样的尘世怎么能让一个人得到他渴望的救赎呢？当托尔斯泰面对晚年痛苦和不再被他人理解的精神之时，他所能做的，就只是像列文一样地渴求上帝的拯救来临和像聂赫留朵夫一样，通宵达旦地阅读《福音书》。在发现没有哪个地方可以让自己潜心地、宁静地步入到将灵魂救赎的天国之时，托尔斯泰选择了服从自己内心的出走。他出走的第一站便是上帝在尘世寄身的修道院——这个喻示复活与救赎的象征之地。我第一次读到时感觉震骇，每一次重读，也次次觉得颤栗。
梅烈日科夫斯基在论述托尔斯泰时曾盖棺定论地说道，“他的作品，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不是别的东西，正是一部巨大的、五十年的日记，一篇无限详细的‘忏悔录’。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文学中，大概没有另外一位作家像托尔斯泰这样揭示了自己生活之最细小的、个人性的、有时是令人头疼的方面……他悉数告诉了我们关于他自己的一切……”（见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上卷第15页，杨德友译文）。我很想为这些话作一些补充，在从《童年》到《复活》这个成型得像赤道般的圆圈之内，托尔斯泰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一切，而是属于所有人的一切；他告诉我们的是人的本身，包括生活与精神、死亡与救赎。没有第二个人这样不加掩饰地将命运的秘密和盘托出，因为没有第二个人有他那样巨大的真诚和勇气。
今天，托尔斯泰逝世已逾百年，他留下的文字依然让我们感到无与伦比的力量扑面而来。这个有庄园、有妻子、有崇拜者与信奉者的人抛弃了一切，惟独留下自己因为复活而痛苦的在世灵魂。我坚持觉得，托尔斯泰从来就没有在作品中塑造过一个世界，恰好相反，在他的著作中，他永远只呈现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众生之路。在这条众生之路的途中，托尔斯泰以他的三部巨著，对应着他个人的传教、上十字架和复活的三重旅程，他用又磅礴又精微的文字记载着这个世界最彻底的真相，直到受规律支配的世界消失了它的神秘性和虚幻性，露出它真实的面目。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从未改变的挑衅之时，为什么还要觉得这个世界缺乏被揭示出的真相呢？是我们对存在过的那些活生生的伟大视而不见？还是我们根本就充耳不闻？
日至5月9日凌晨
7月1日至7月5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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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青年文学》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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