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master.《不动产权证书》有关事项的说明 _天津市蓟县房地产管理局
《不动产权证书》有关事项的说明
天津市蓟县房地产管理局 &&
文章来源:国土资源部
&&& 一、《不动产权证书》有什么作用？
　　我国历来有对不动产权利人颁发权利证书的传统，《不动产权证书》就是新时期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后，给权利人颁发的统一证书。《不动产权证书》对于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规范登记行为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权利人申请登记，领取《不动产权证书》，表明了权利人的不动产权利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权利人也能够根据证书记载的内容，及时便捷地掌握自己的不动产财产状况，有效便捷地开展有关交易，保护和实现自己的不动产合法权益。同时，发证是不动产登记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动产权证书》要发放到权利人手中，证书发放的及不及时、记载的准不准确，对登记机构也是一种监督，有利于规范不动产登记行为。《不动产权证书》也是重要的不动产权属来源材料，是申请不动产登记的必备材料，能够辅助登记机构审查登记的内容，提高登记质量和效率。
　　《不动产权证书》的内容根据登记簿的记载填写，如果证书和登记簿记载不一致，除有证据证明登记簿确有错误外，应以登记簿为准。
　　二、《不动产权证书》上为什么有使用期限？
　　1990年出台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出让、转让、抵押等为主要方式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不同用途的土地使用权设置了一定的使用期限。土地的使用期限是土地使用权的重要内容,《不动产权证书》就应该记载土地使用权的使用期限。证书上的“使用期限”指的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的使用期限，不是指房屋所有权的期限，房屋所有权不存在使用期限的问题。
　　同时，在证书上设置“使用期限”，能够让权利人清楚了解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等权利的起止日期，便于保障转让、抵押等交易安全；也能够方便权利人在权利到期时及时办理续期，保障合法权利。
　　三、《不动产权证书》上为什么没有具体的不动产类型？
　　在我国，不动产的种类比较繁杂，有土地、海域、房屋、森林、林木、草原、水域、滩涂等。分散登记时期，基本上每一类不动产都有相应的登记体系和证书样式，造成了证书种类繁多，既不经济，也不方便。统一登记后，需要将原来各类不动产证书记载的内容集成到一本证书上记载。考虑到证书的统一适用性，证书在内容设置上规避了具体的不动产类型名称，提炼出了原来各类证书上的一些共同性内容，比如权利人、共有情况、坐落、不动产单元号、用途、面积等。
　　《不动产权证书》设置了“权利类型”栏，具体的不动产类型在颁发证书时，可以通过“权利类型”的填写体现出来。权利人通过“权利类型”，能够清楚地看到权利人拥有的不动产及其权利种类。比如，权利人拥有一套商品房，则在“权利类型”中可以看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权利人土地权利和房屋所有权的权利性质、用途、面积以及土地权利使用期限等，在“权利性质”、“用途”、“面积”、“使用期限”中可以看到对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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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再好不过我是谁。欢乐不多，陈旧的诗集亚一本本烧尽铭刻了我一生？喜糖有两颗
qq上用，怎么竖着打？
横着打也可以啊。或者个人说明里面，可以竖着打的。或者QQ日志上发布啊，我追了女孩子都用过这招，挺实用的。采纳吧
提问者评价
其他类似问题
就叫她在说说下面回复自己的名字，陈一铭，就直接告诉她，前提她对你也有好感，如果不答应，是多么显而易见的事情，这样大多数女生都会被你收服，我暗恋你，不会放任她离开，喜欢你，总之你会抓住她，却只有你不知道，那你就把她名字写到回复说说那里，如果她答应你，自己写了条心情也写给她，如果不敢用名字直接说出来说好了，要不然她会更讨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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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别人都是次要的，一铭才是王道。世界一直在变，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
陈一铭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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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书法史话二
中国书法史话二
作者：温雨潮&&时间： 19:01:54&& 共 7055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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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秦—书法美的自发追求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距今约3500多年前，有个叫商汤的部落灭掉了夏，在黄河流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就是商朝。商朝最初建都亳，今山东曹县一带
，后几次迁移。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时，经过历史上最著名的”盘庚迁都”到达中原建都”殷”（今河南安阳市郊屯村一带）。商朝从汤开始到纣灭亡，共传十七代三十一王。共600年左右。商朝的幅员辽阔，很早就有”邦畿千里”之说，其政治势力，南到长江流域，北到燕山，西到陕西，东达海滨，是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文化所及之地更广
，南已经到达今湖南衡阳、宁乡和今江西的清江等大江以南各地，北达辽宁，内蒙等他，商朝在中国书法史上属于初始阶段，建都殷后的商朝才是真正强大的，所以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殷朝或殷商，书法史便是从殷商开始讲起的。?
奴隶制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更大的分工。商代有一批脱离生产劳动的专业文化人，专门从事科学文化活动。这时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更加明显，这一时期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是成千上万奴隶劳动实践的结果。这批文化人对文化的积累与整理，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商代的文化，最突出的是文字，还有历法和各种艺术品。而我们现在发现的商朝文字，便是甲骨文。商朝中晚期还出现了金文。
（一）甲骨文
甲骨文因为是用刀刻的，因为刀有钝有锐，骨的细硬有疏松，于是刻出的笔画就有粗的细，有方有圆。由此甲骨书法常常表现出以下特点：笔法上以方笔、折笔为主，线条细直坚挺；字法上疏密穿插，字体大小变化，但安排得匀称，和谐。章法上不是字字相隔一致，完全相对，而是同样有参差变化，表现出书写者身上具有的古朴浪漫的情。另外，甲骨文的书写绝大多数是从右到左，从上到下，这种书写，排列方式也一直影响了后来的书法史。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甲骨文的考古发掘中发现。3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在使用类似今天毛笔这样的书写工具了，这一点用那些已经写成但还没来得及刻的甲骨片可以证实。
商代甲骨文文书法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不同时期除了不少常用字的写法发生演变外，其艺术风格，特点也有所不同。甲骨文研究者董作宾根据”贞人”名字不同，把甲骨文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武丁及其以前；第二期：从祖庚到祖甲；第三期：从廪率到康丁；第四期：从武乙到文丁；第五期：从帝乙到帝辛。第一期是商代整个甲骨文书汉的起始期，具有雄沉粗放之美；第二期刀法工整，字形秀美；第三期的艺术面貌不及前后期，较为柔弱；第四期重新显出一定的力度，字体刚劲，但形体简陋；发展到第五期，文字非常严密整齐，是商代甲骨文书法的尾声。最近几年，考古工作者在对山东桓台史家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又发现了岳石文化时期的甲骨文，根据考证，这批甲骨文要比殷墟甲骨文早二、三百年。
1。武丁时期甲骨刻辞
这一甲骨刻辞是商代武丁时期（约前13世纪上半叶至前12世纪下半叶），锲刻在一块牛胛骨上的文字，记隶了当时的天文气象和简单的社会生活，在河南安阳市郊小屯村”殷墟”出土，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一块高32.5厘米，宽19.8厘米的大骨板，保存得比较完整，正面、背面共刻有160多个字?。如图所示的是正面，共10行，能看清和辨认的有70多个字。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把已经发现的甲骨文掘发展过程分为五个时期。这块刻石是第一时期的代表作。因为是用刀刻出来的所以笔画有粗有细，有方有圆，但总的来看，还是以方折为主；字形大小不一，排列不整齐，歪歪斜斜，但显得活泼而自然，把它和其它时期的甲骨文相比，线条更为粗壮浑厚，气势宏大，结构比较规定范，写与刻的技巧都比较成熟，造型美观大方，朴素自然，是甲骨刻辞书法的典型范例。虽然这一时期甲骨文的刻写已经走向成熟，但还是具有浓厚的古朴美。?
2、祖甲时期甲骨刻辞
这一甲骨刻辞?是商代祖甲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下半叶）锲刻在牛胛骨上的文字，内容主要是占卜，预测近几日里的凶古祸福。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里被发现，上面残存了两行35个字。字的排列整齐，尤其是中间三段，字的大小基本一致，锲刻规整，这是第二时期甲骨文书法的主要特征。与其他四期相比，字体显得拘谨整齐，缺少穿插、错落带来的生动美。
3、帝乙帝辛时期甲骨刻辞
这一甲骨刻辞?是商代帝乙、帝辛时期（约前11世纪中叶）锲刻在龟甲上的文字，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中被发现。现残存有260多个字，是第5时期甲骨文书法的代表。字迹很小，形同米粒，笔画细瘦，字的结体整齐严谨。与第一时期甲骨文粗壮圆厚的线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金文
金文一般是指先秦时代那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文字，现在一般把凹入的阴文称为”款”，凸出的阳文称为”识”，所以金文又有另外的名称；”钟鼎文”（先秦青铜器以各钟、鼎等为代表），”款识文”、”钟鼎款识”等。
早期金文和殷墟甲骨文并存于商代中晚期。商代青铜器物上的文字大多字数很少，往往只有两三个字，最多不超过五十个字，而且有些文字类似于图画，笔画经常出现中间粗壮肥大而首尾两端尖细的情况，所以人们把商代金文形象地比喻为”蝌蚪文字”或”图画文字”。金文书法有个书写、制模、铸造的过程。与甲骨文相比，具有稚拙，神秘而威严狞厉的色彩。
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以其所具有的上通天意的超验功能而占据”巫”文化的核心。在同一时期，金文也已经出现，但由于这个时期金文尚未获得”礼乐”文化的支撑，因而金文的发展处于被抑制状态。但应该看到，这个时期金文与甲骨文实际处于共生状态，则是由于金文尚未获得适合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社会文化机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金文与甲文的盛衰体现出两种不同文化选择的结果。
根据遗址发掘的情况，在盘庚迁殷之前商代彝器均无铭文，盘庚迁殷之后铭文开始少量出现，一般只有一到二个字，铭文图案化，装饰意味较浓，有典型的肥笔，大多为图腾、族徽符号。”这些单个字或合义式的金文，多刻铸在器物的内壁与底部等显眼处，位置既隐蔽，当然表明它不负担主要的功能。“殷商晚期铭文字数开始增多，但也大多为几十字。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内容仅限于祭祖铭功，而远远没有达到甲骨文那种居于意识形态中心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普泛程度，由此，整个殷商金文始处于受甲骨文支配的附庸地位。
1、《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不仅是商代中期的著名青铜器，而且也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1938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青铜器是殷王为了祭祀母亲”戊”而铸造的，鼎的腹部内铸刻了”司母戊”三个大字，是商代金文书法的代表。笔画雄壮，但粗细不一致，很明显的是中间部分粗肥，头尾两端尖细，露出锋芒；文字体态奇异，有很浓的图画意味，”母”字就像一位交叉双手，膝盖着地恭敬地跪在那儿的妇女。因此人们后来把这种商代金文称为”蝌蚪文”，”图画文字”。它的书法是具有稚拙之美，同时这一端重方整的青铜器，以及铸刻的铭文，又给人以威严的感觉。
2、《小臣俞尊》
《小臣俞尊》，又称《小臣余尊》，是商代帝乙时期的青铜器，清代道光年间在山东省寿张县梁山出土，现收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铭文共4行27个字，笔画圆润肥厚，而且大多也是中间粗、两端较细，如”王”“又”（有）等字的肥重笔画，装饰性强，用笔遒劲强健，是商代中晚期金文书法的典型样式。
3、《戊嗣子鼎》
《戊嗣子鼎》是商代晚期的著名青铜器，1959年出土河南省安阳市，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铭文共3行29个子，内容为记录商王赏赐戊嗣子贝二十朋，戊嗣子以铸造这方鼎来祭祀他的父亲的事情。铭文书法字体大小错落有致，有些字的笔画还有着明显的波磔。末尾”犬”“鱼”两个象形文字，可能是代表”戊嗣子”家族的族徽。
（一）西周
从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灭商，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历史上称作”西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周的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也出现了。其中最主要的是《尚书》，《诗经》。它们的成书虽然较晚，但其中大部分作品，是属于这个时期的。
在书法上，真正为金文书法涂上浓丽一笔的是西周的金文。西周金文的文字内容比商代复杂得多，记载了祖先的功德、君王发布的诏令、战争的胜利等，用来传给后代的子孙，篇幅长、字数多，如《大盂鼎》近300个字，《散氏盘》357字，《毛公鼎》497字。西周金文可以分为初、中、晚三个时期。周初金文从笔画到结字、章法都与殷商甲骨文、金文近似，是它的继续，装饰味比较浓，常有肥重的笔画作点缀。
《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事鬼敬神而远之。“随着武王翦商立国，西周在殷商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以宗法血缘制为纽带以”礼乐“为核心的新的文化体系。王国维说：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这种新文化具体表现在西周将礼乐从原始巫术中分离出来，推广及人事领域，并在此基础上使之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典章制度。由此”礼乐“由神本走向人本，它不仅构成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而且成为西周大一统王朝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础。
礼乐文化在西周政治典章制度中的仪式化使青铜文明取代”龟“－－这一殷商巫文化的象征物而占据西周礼乐文化的中心，从而金文也从甲骨文的附庸地位全面解脱出来构成书法发展主流形态。
由于”礼乐“制度构成西周宗法制社会的文化基础，因而作为礼器的青铜器成为不可僭越的等级制度的象征。天子九鼎，士仅一鼎，”商王和周天子主持代表王权的最高祭祀，诸侯、卿大夫、士等而次之，要逐级缩小祭祀的规格和范围。大家都需要礼器敬事鬼神，于是由王规定等级，以示尊卑“。
青铜器作为礼器在”礼乐“制度中的普泛化促使金文迅速走向成熟。西周初期金文尚保留着殷商晚期图案化，工艺化倾向，典型的肥捺笔触还广泛存在，结构松散，文字符号不固定，在审美风格上还未形成独特面目。西周中晚期金文则逐步摆脱商金文的影响，以”篆引“为审美象形基础，开始形成自家风貌，装饰性的肥捺笔触渐消而走向纯粹线条化。在字形上改变了早期结构符号的散漫不定而臻于固定统一，结构取纵势，修长婉丽，圆融内敛，其审美风格一扫商金文的雄强霸悍而呈现出浑穆沉潜的理性品格。更为重要的是，西周金文”线“的自足性得到强烈张扬，笔墨韵味开始摆脱铸范工艺华过程而获得独立，线条浑厚华滋，凝重自然，已非高金文呆板、沉滞的线条语汇所可比拟。
晚商时期，以毛笔书写为核心的甲骨文、金文在线条形态上已趋融合，到西周初期，随着甲文的衰微，书法本体的发展已体现为金文的演变，进化。
无庸置疑，金文主流地位的建立是书法全面走向以毛笔书写为中心的开端，同时，它也全面开启了笔法演变的源流。
由于青铜器处于”礼乐“文化的核心，处于大一统王权的牢固统辖之下，因而西周金文的风格演变比较缓慢，从《大盂鼎》到《虢季子白盘》、《散氏盘》，西周金文虽然也产生了较大的风格跨度，但这种风格差异尚未冲破类风格的笼罩，从而走向审美风格的多元化。
《大盂鼎》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代。西周昭王以后，金文还渐进入成熟阶段，我们可以从《墙盘》、《大克鼎》等作品中看到，这一时期的金文线条匀圆，字体越来越规范化，形态工整，线条也比较圆润柔和。西周晚期，字体进入更为成熟的形态，《散氏盘》、《毛公鼎》、《虢子白盘》，是这一时期以及整个金文书法的最高成就的代表，它们与《大盂鼎》一起被近现代金石学家誉为”晚清出土的四大国宝”，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时的秦国《石鼓文》这一大篆书法中最令人赞叹的艺术珍品的源头。
1。《利簋》
《利簋》是西周初期武王时代的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原器现藏于陕西临潼县文化馆。全铭共4行32字，书法风格明显受到商代影响，但整体风格趋向于相对平实，它对于考察周初金文书法的整体风格流向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2。《大盂鼎》
《大盂鼎》是西周初期康王时代著名青铜器，清代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原器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全器铭文共19行291字，记述了周文王、武王打败商纣王，建立周王朝的事迹，并记述了康王重赏有功于周王朝的南公后代”盂”，希望他能为国尽心效力，于是”盂”制作这个鼎来作纪念。《大盂鼎》文的字迹较大，书法端庄凝重，气势雄浑，它是周初金文书法的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3。《天亡簋》
它是西周早期铭文，文字尚未成熟，它突出的特点是整体的气象：如群星聚拢，自成一篇；也似乱石铺街，虽疏散却又浑然一体；犹如大自然中之万物，看似全无方圆行列，而妙处在于各得其所。铭文字大小不一，笔划似断又连，欲放还收，线条无固定运行轨迹，时见突然心变方向的姿态，给人意外的新奇感。且长短不一，粗细有变、兼有偶然出现的象形字，参杂点缀其间，那幼稚的憨态，如小儿学步，笨拙得可爱。重心不稳定造成的攲侧多姿，自然而纯朴，毫无刻意的雕琢。通篇布白随意，妙理变化无穷，神韵天成，极耐玩味，即使不识金文的人，也能从那饶有趣味的字体和稚拙纯真的动态中，领悟到童真的意趣。
4。《害夫簋》
有人称其为西周中期王室使用的标准书体。粗犷、伟岸，器物的整体风貌与铭文的精神气象颇为统一。豪放、雄壮，雍容大度，内中充满磅礴之气。顶天立地，纵横驰骋，壮而不臃，强而不野，俨然一种大将风度，天地为之见小矣！饱含着意志、威严和力量，呈现无比深远沉重的历史积淀，成就一种象征性的崇高美，其精神状态让欣赏者不由得不为之折服。再看其宽博如壮士，勇毅似武夫的模样，想像奴隶社会血与火的战争场面，何其悲壮！
5。《大克鼎》
《大克鼎》是西周中期孝王时代的重要青铜器之一，198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原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大克鼎》是西周中期金文书法的代表，刻有28行290字，用笔厚重尖挺，字形较方整，字与字之间有凸出的界格把它们分开，行列整齐，具有雍容典雅之美，与同时出土的《小克鼎》相比，文字的装饰性比较浓重。
6。《散氏盘》
《散氏盘》又各《散盘》、《失人盘》、《散氏鬲》等，周历王时代的青铜器，清代末年出土于陕西凤翔，原器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上面刻有19行350个字，大致记述了失、散两个家族之间划分田地的事情。
说到变化莫测，神奇诡密的风格，非此盘莫属。它是金文中罕见的特殊层次，乍看去铭文极不规则，处处可见变化，似乎难以捉模，仔细分析，却又发现它既错落有致又浑然一体，是一个很规矩的方格形网状结构。在这种规则之中，又处处显露出一种越出规矩之外的波动，而那些充满动态的造型体势，又被统一在横竖排列的整体之中，从而体现出一种有组织、有设计的变化，这独特的创作构思，又极其自然烂漫，毫无雕饰与矫揉造作。显得古朴而倔强。体现出作者潜意识中的反规则心理和殷时期铜器铭文在制作工艺上的成熟所留下的明显痕迹，体现了既变化，又统一，既单纯，又丰富，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依靠的法则。在奔腾不羁的狂放中，却注重了线条的圆浑与奇倔，显示出超然的力度。从中可以看出艺术发展中的理性成分。是西周晚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它在文字学和书法艺术上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7。《毛公鼎》
《毛公鼎》又名《音鼎》、《毛公音鼎》，周宣王时代的青铜器，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原器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共有32行497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字数最多的青铜器。
金文中人们所知道得最多的，大概就是此鼎了，历来史料记载颇多。其铭文笔划匀实劲健，结体疏密有度，美观大方，既体现出凝重的的气质，又有着气韵的流通，它以其结体方整稳固了文字造型的基本形式，以偏旁错落有致形成巧妙的变化，于此之中，又以圆转流畅的线条成为造型的枢纽。这种突出的特点构成它端庄遒劲的风采，在金文中堪称佳品。尤其是能体现篆书特色的圆转笔划，表现得丰富多彩。学习与欣赏金文，不研究毛公鼎，是不可能理解大篆艺术的形式特征的。《毛公鼎》通篇看来，气势流畅，浑然一体，它作为金文书法中的一件精品，是后人学习的典范，与《散氏盘》一起并誉为金文书法的双字星座。
8。《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又名《虢季盘》、《虢季子盘》。周宣布王时代的青铜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原器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器为长方形，高41.3厘米，口径长130。　2厘米，宽82.7厘米，重达450斤，是存世的商周青铜器中最早的一件。《虢季盘》铭文共11行111字，笔法圆润劲挺，结体端庄工稳，布局疏朗整齐，是后来秦国刻石《石鼓文》的源头之一。它作为金文书法高度成熟后的代表作，向我们展示了由金文发展而来的大篆的一些字体特色，这是非常宝贵的。铭文的字形非常的规整匀称，与大多数千西周晚期金文很不相同，而后来春秋早期的秦国文字则与此很接近。因此，本铭文文字常被视为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系文字的代表，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相传是西周宣王的史官。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他曾经作《史籀篇》15篇，作为当时学童启蒙的识字课本，用”籀文”写成。《籀文》就是指史籀在金文基础上整理、创制而成的大篆文字。因此，他被后人尊称为”大篆之祖”。
（二）东周
公元前221年周平王东迁，定都雒邑，是为东周，东周的前期称为春秋（公无前770年—前481年），后期称为”战国”（公元前481年—前221年）。春秋是奴隶制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发生的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大动荡的历史时期。随着普通王权的崩溃，各诸侯国展开空前激烈的兼并战争。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礼崩乐坏“，”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被打破，以”士“为中心新的文化体系开始全面崛起。它显示出春秋战国人本主义的觉醒。”社会的解体与观念的解放是连在一起的。怀疑论，无神论思潮在春秋已蔚为风气。殷周以来的远古巫术宗教传统在迅速褪色，失去其神圣的地位。“
东周是先秦书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繁荣阶段，出现了多种书法艺术样式，金文、石刻文字、墨书、玺印文字等百花齐放。东周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青铜器。作为西周”礼乐“制度象征的青铜文明在春秋战国也同奴隶制一样走向全面衰落。郭沫若曾将殷周青铜器分为四期，第三，第四期正值春秋战国。郭沫若将三、四期划分为开放期和新式期。他说：”开放器的器物。。。。。。形制率较前期简便。有纹缋者、刻镂渐浮浅，多粗花。前期盛极一时之雷纹，几至绝迹。饕餮失其权威，多缩小而降低附庸地位（如鼎簋等之足），夔龙夔凤等，化为变相夔纹，盘夔纹。。。。。。大抵本期已脱去神话传统。“”新式期之器物形式可分为堕落式与精进式两种。堕落式沿前期之路线而益趋简陋，多无纹绩。。。。。。。精进式则轻灵而多奇构，纹缋刻镂更浅细。。。。。。器之纹缋多为同一印板之反复，纹样繁多，不主故常，与前二期之每成定式大异其撰。其较多见者为蟠螭纹或蟠虺纹，乃前期蟠夔纹之精巧化也。有镶嵌错金之新奇，有羽人飞兽之跃进，附丽于器体之动物，多用写实形。“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作为礼器已从宗教巫术礼仪的笼罩中解脱出来而萌发出对美的自觉追求。如火烈烈的野蛮恐怖已成过去，青铜文明走上衰落之途。作为王权与等级制度象征的青铜礼器再也不是不可僭越的”神器“。楚庄王”问鼎“便发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它表明大一统王权崩溃的不可避免。
楚子伐陆浑之戎，逐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山，成王定于郏辱，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西周“礼乐”制度的崩溃，使作为“礼”的象征的青铜器制作摆脱王室的绝对控制，列国诸侯卿大夫开始大量自铸青铜器，用于祭神祀祖的青铜器的神圣感已荡然无存。同时，由于诸侯割据，各区域间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金文地域性风格渐趋形成。从春秋战国开始，金文宗周传统被打破，而开始产生多元化审美格局。这主要表现在金文地域化风格色彩方面，在书风上，大致可以按地域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齐鲁型，分布在山东一带，主要包括齐、鲁、杞、戴、邾、薛、滕、铸等国。第二种类型是中原型，在河南、陕西一带，包括郑、卫、虞、虢、蔡、陈等国。第三种类型是江淮型，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主要包括楚、吴、越、徐、许等国。第四种类型是秦型，在今陕西与山西一带，主要为秦、晋二国。
金文崇周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遭到地域化书风的有力挑战，随着多元化地域政治格局折形成，金文文化审美的整体性被打破了，典型的大篆传统已被弃置不顾。“齐鲁型”金文虽尚保持西周金文温柔敦厚的“礼乐”传统，但在内在精神上已失去西周金
文的泱泱大国之风，线条纤弱，书体内敛寒伦。相对于中原齐鲁诸国，秦国由于避居西土，文化观念较为封闭，同时秦国袭居西周故地，因而在文化传统方面一直受周文化的笼罩，由此，在七国中，秦系书风是最恪守宗周传统的。王国维所谓“六国用古文，秦用籀文”即指这一书史现象。不过，由于秦与大戎少数民族杂居习染，民俗强悍，加之国家祟尚法治，因而表现在书风上便少温柔敦厚之旨而多尚武杀伐之气，这从《秦公簋》中已显露端倪。
南方以长江流域中下游为中心的书法较为秀逸，出现了带有明显装饰性的新异书体—鸟虫书?所谓鸟虫书，是指在文字构形中改造原有的笔画使之盘旋弯曲如鸟虫形，或者加以鸟形、虫形的纹饰的美术字体。典型的鸟虫书是重视字体的装饰和美化倾向发展到极端的表现，其文字可以说不再是纯粹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兼具装饰作用的艺术品。
墨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侯马盟书、楚简、战国木牍、帛书等，它们都属于篆书体系，但书写更为随意自然，线条粗细变化明显，结字章法都十分活泼生动，夹杂了古隶的笔画和结体特点。
处于江淮文化圈的楚金文从一开始即与西周金文拉开了距离，从而形成与北系书风相对峙的南系书风。这不得不归之于楚金文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立品格和主体意识。楚金文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没有受到宗周传统的笼罩，在于楚国与周王室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相对隔膜。《左传‘召公十二年》记载：“昔我先王熊绎，与吕公用汲、王孙平、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而我独无有。”西周分封时，楚国因有功而没有得到周朝册封，这构成互相间不睦的起因。“西周时北方君主视楚国为蛮夷，而楚也自认，与彼对抗。据西周铜器《禽簋》，《矢令簋》等铭文和《诗经》某些篇章的记载，周楚之间曾发生过许多次战争，甚至昭王南征而不复。楚与周长期不睦，文化隔阂较深。”不过，应该看到，楚国与西周的对立并设有从根本上限制楚国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只是在吸收的方式、程度上具有强烈的主体色彩。楚文化的地域色彩极为浓厚，楚人尚鬼崇巫，喜卜好祀，尚保留着氏族社会后期强烈的原始宗教意识和图腾崇拜观念。这与中原礼乐文化的理性精神恰恰构成鲜明对照。这种“巫”文化反映到书风上即表现为楚金文冲破西周金文的理性精神而注入楚骚浪漫的神韵，从而形成楚金文诡谲、流美的审美风格。从被公认为最早的楚金文《楚公蒙钟》、　《楚公逆铸》可以明显看出楚金文在接受西周金文影响的同时对它进行的风格改造。除在整体形态上《楚公蒙钟》、《楚公逆铸》尚保留着西周金文的面貌，在书体的空间构成，线条形态及运动节奏上都已呈现自家品格。阮元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中论到《楚公蒙钟》、《楚公逆铸》说：“文字雄奇，不类齐气，可觇荆楚霸气。”
楚金文的宗周倾向仅在早期维持短暂的时间。从中期开始，花体杂篆构成楚金文的主流形态，而这种形态实际在《楚公蒙钟》、《楚公逆铸》中即已显露萌芽。从楚金文的书体演变来看，花体杂篆不仅对楚金文的全面成熟构成强烈影响，而且对整个大篆体系向隶变过渡起到奠基作用。作为南系书风的主流形态，花体杂篆对吴、越、徐、蔡等长江中下游国家的书风也构成整体笼罩。从审美观念分析，花体杂篆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楚人的龙、凤图腾崇拜。他们将龙凤的流美造型和图腾崇拜的文化心理意识融人花体杂篆的创造中，从而使花体杂篆成为楚人巫骚浪漫的积淀物。
楚金文后期摒弃花体杂篆的装饰意匠，而向早期宗周传统复归。这一时期，楚金文将《散氏盘》的形体结构与花体杂篆的流美线条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楚金文走向全面成熟。这个时期的楚金文较早中期金文结体趋于扁方，用笔更加流利劲爽，并且出现衄挫顿抢的丰富变化，从而打破空间造型的僵滞态势，而在时空维度上获得自由的律动，这种草篆意趣实际上已显示出隶变的消息。
春秋战国金文由于摆脱了宗教礼仪的文化重负，而表现出强烈自觉的审美意识。这个时期的金文已作为独立的审美因素构成青铜器的重要审美内容。“于是增加线条的美感，使之富于装饰性，即成为春秋战国时代正体篆书注重风格变化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刻款开始流行，它以加工方便，文字更具有书写的美感而风靡各国。体势修长、线条婉曲的金文大篆随之脱颖而出并成为时尚。”
在春秋战国金文普遍追求唯美倾向的同时，书体的简率、草化伪变也成为这个时地域书风的另一重要倾向。如《侯马盟书》，秦、楚的简牍文字，战国古玺，货币，权量文字都广泛存在减省、草化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隶变的先声。
在春秋战国金文中，花体杂篆作为江淮型金文的典型书体，它与齐鲁型、秦型金文最大的不同即在于摆脱了政教束缚而表现出纯粹的审美理念。花体杂篆最终虽因其末流所表现出的非文字工艺化倾向而成为书史上的匆匆过客，但花体杂篆本身的史学价值是不容抹杀的。在春秋战国时期，花体杂篆与草化倾向相结合彻底颠覆了大篆传统，并直接为隶变奠定了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东周的刻石文字在中国书法史上有重大意义，东周以前的刻石有《石鼓文》、《诅楚文》、中山国《河光石刻文》。其中，唐代初年在陕西凤翔发现的刻在十块鼓形石头上的《石鼓文》是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它承上启下连接了西周书法和后来的秦小篆，并以劲健挺拔的用笔、雄宏浑厚的气势被人们称赞为我国”书家第一法则”。
1、秋胡妻浣的”虫书”
春秋时鲁国的秋胡妻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书法家。据说秋胡和他妻子结婚只5天，便”随牍远仕”到陈国做官去了。他妻子留在家里浣蚕采桑，朝夕面对这昂首食叶的可爱小生命，竟被她想入非非地创出了一种名叫”雕虫篆”，也叫”战笔书”的字体来。由于”其体遒律，垂画纤长，旋绕屈曲，有若虫形。其状则玄鸟优游，落花散漫”（宋释梦英《十八体书》），所以唐代韦续在《墨薮五十六种书》中又把它唤作”虫书”。这”虫书”所处的时代，乃是各诸侯国文字互不统一、异彩纷呈的大篆时期，所以”虫篆”应属于大篆的体系。
后来秋胡5年而归。快到家里的时候，秋胡看到道边有个提篮采桑的女子，出落得楚楚动人，就油然产生了邪念，上前去调戏她。采桑女却用冷锐的语言拒绝了，还把他揶揄个够。其后，秋胡回到家里，才发现那采桑女却是自己的妻子，感到十分狼狈。而长年坚守着空房的秋胡妻，一旦发觉日夜萦念的丈夫竟然是这么一个轻薄之徒，不禁悲愤交集，投沂水而死。我们也不禁要为这典籍记载中的我国第一位女书法家洒下一掬同情之泪。
2、《蔡候尊》
《蔡候尊》?，或称《蔡候盘》，它是春秋晚期（约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至前477年）铸造的青铜器，有铭文22行共92字，1955年出土于安徽省寿县蔡候墓，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铭文书法笔画细瘦、锐利；结体特别修长挺拔，大多上端紧密、下端疏松；布局整齐疏朗，整体上显得精美华丽，具有装饰性。这是春秋晚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品之一。
3、《越王句践剑》
《越王句践剑》?，由春秋末年越国铸造，出土于湖北江陵县，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剑全长55.6厘米，身宽5厘米，铭文在剑身一面近剑格处，是鸟虫篆，刻有铭文2行8个字，字体狭长，八个字排列得很整齐，字距大，布局疏朗，笔画瘦细，用笔流转婉转，而且有很多装饰成分；线条弯曲，扭转如同鸟虫的武装姿态，这是春秋晚期在南方各诸侯国金文篆书中出现的一种特殊字体，后人称它为”鸟虫书”或”鸟虫篆”，有着明显的美术装饰效果。《越王句践剑》的篆书就是这种字体和书法风格的代表。
4、《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如图）是指1965年出土于山西省侯马市东部浍河北岸原晋国遗址的一批春秋末期晋国文字，它是用毛笔直接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的篆书，记述了当时晋国大臣赵简子作为盟人与他人盟誓的事件。出土文物共有5000余件，字迹较为清楚者有600多件。文字一般用朱红色的砂粉写成，也有少数是用黑色的墨粉写成，现藏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上的文字书体介于金文与小篆之间，比较接近秦国《石鼓文》书法体势。结体舒展，大小均匀但动态感很强；用笔顿拙提按明显，富有变化趣味；通篇布局浑厚苍茫，同时也透出一种秀逸之气，所以显得疏密自然、神气完整充足。这是它用笔直接书写的缘故，真实地体现了当时晋国文字的书写形态，在书法艺术上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5、《石鼓文》
《石鼓文》?是东周时代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的秦国刻石，唐代初年出土于陕西凤翔，原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因为文字刻于十块鼓形石头上，所以被后人称为”石鼓文”，它是大篆书法中最令人赞叹不已的艺术珍品，是一件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优秀作品。也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道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既承接了西周金文书法的一些特征，又开启了秦代小篆书法，起笔、收笔都是圆笔，笔画粗细基本一致，结体比较方整，竖行横列也基本整齐。我们从这一刻石中可以看出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的痕迹，同时，还可以从晚于东周的秦小篆书法中看出它们在用笔法，结体章法上的相似点。秦小篆书法正是在以《石鼓文》等为代表的大篆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石鼓文》用笔劲健挺拨，体态端庄，气势大有雄宏，因此受到后人的喜爱，被称为”书家第一法则”。诗人韦应物、韩愈、苏轼等都曾写过诗文对它大加赞赏。
由于石鼓文是先在相对平整的鼓形石面上书写，然后再刻，比起锺鼎铭文的范铸采得简单，避免了锺鼎器形多面弧度的局限性，更能真实地保存书写笔意，故《石鼓文》显得分布均匀，结体严谨，用笔笔意浓厚，笔力遒劲。加之由于刻石完成以后长期置于荒野，风吹日晒，部分剥落，更使《石鼓》显得气息醇古，朴茂自然受到了唐以后书家的高度推崇。唐代大书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激赏：“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苍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杜甫、韩愈、韦应物、苏轼、赵宦先、康有为均盛赞《石鼓文》的高妙。唐宋以下学篆者，无不推崇，近代吴昌硕更从《石鼓文》获益良多，终成一代大师。
6、《中山王？鼎》
《中山王？鼎》?，是战国中期（前4世纪）诸侯国之一的中山国铸造的青铜器，1977年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一号墓，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铭文字数很多，有77行共469个字，这在战国时期青铜器中是很少见的。铭文记叙了燕王哙因为过于宠信儿子，而酿成国内大乱的历史事件，书法风格独特，笔画大多长而尖锐，而且带有变化，往往中间较粗，两端尖细，锋芒外露；字形狭长，在结体上呈现出上端下端疏松的特征；整体布局匀称精美，气势开阔。装饰味，图案化是这一铭文书法的一大显著特征。
7、《诅楚文》
《诅楚文》?，是战国中期的刻石。北宋时期出土于陕西凤翔，共有《告巫咸》、《告大沈厥湫》和《告亚驼》三块刻石，可惜的是原石和拓本都没能保存下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是后代刻帖中的摹刻本。
《诅楚文》在文字学和书法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制定秦小篆最近的源头之一，比《石鼓文》要接近于秦统一六国后采用的文字，用笔圆劲，线条宛转，结体基本方正匀称，有的字偏于长方形，上面紧密下面宽松，整体上严整、规范、统一。
8、青川战国木牍
1980年在四川西部边境小县青川城郊郝家坪秦墓出土了一批战国文物，其中有两件木牍，一件残损过甚，字迹难以辨认，另一件却较完好，字体结构，点画，笔法、墨法及布局章法均比较清晰。这件木牍长46公分，宽2.5公分，字约0.7公分见方，三行共119字，背面字4行，约30余字，但模糊难辨。
这片木牍出土的地点位于川、甘、陕三省临界地。本牍的内容是先秦在灭亡蜀国七年以后秦武王命丞相甘茂等修订并颁布的律令，保护土地，维修道路、桥梁、疏通河道等。
木牍书法形态上流露出蜀文化恬淡轻松，孺雅气爽之质，细品其味却蕴含着先秦文化浑厚朴拙的气势。在谋取篇布字上自然错落，和篆书秦诏版相比，诏版错落却毫不含隶书规律；而更多秉承了甲骨文的布局法。而青川木牍的错落已形成自己独有的规律，字矩宽于行矩，已开启了汉隶布局先河。布字上走边而亮出字矩和行矩又显得丰满，是简牍书法自然之规。
青川木牍笔法自然生动，足以说明此木牍是当时高手所书。起笔使用藏锋，且有明显的蚕头，左长撇已被汉隶所继承。笔势、笔顺、笔画的连结方式已为汉隶创拟了模式。
结体自然随意，如”十字”之小，”道”字之大，”广”字之长，”已”字之短，”千”字之疏，”险”字之密，真是先于晋人开中国书法结字审美规律。
墨法，犹其自然生动多变化，由于年代久远。可能已有墨色脱落，但书写者用墨多少不一，笔力轻重不一，确是分外明显。如图中木牍第一行的”月”字，左边墨重，右边墨轻，第二、三画墨重，在蚕头。第三行的”道”字重墨在中部，而整个木牍中着墨轻蒲的笔画，笔法都十分清晰。
和时间稍后的云梦秦简相比更显古朴，用墨更加生动自然。这里有出土关系和风化剥落的原故，但不是主要的。只要从现在木牍上留下的重墨所在部位即可断定那是用墨，用力，轻重缓急的痕迹。青川木牍横画更超于平直，而少波势，蚕头却显于云梦简。
由于青川木牍刚从篆书规整笔画下解放出来，它还浓重地带有篆书的很多痕迹，如”十”字的用笔和结体，”大”字和”千”字的结字，‘“一”字和”高”字的用笔。但它的主要的用笔已经摆脱了篆书那种圆浑、均匀的形态，而书写得变化多端，攲斜有致了。因而青川木牍字体可说是”亦篆亦隶”，或干脆称它为”篆隶”也不为过。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自此结束。秦始皇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国家稳定统一的重大举措，其中之一便是统一文字。战国时代，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促使文字应用范围扩大，汉字本身也因之发展勺诸侯各国虽使用相同体系的汉字，却完全可以自行增损，加之中国幅员辽阔，边缘地区自行其是，也然造成字体使用上的混乱。《汉书·艺文志》载：“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老，是非无正，人用其私。”“人用其私”就是颜师古注中所说的“各任私意而为字”，文字使用随意性很强，各种繁简字、异体字并行使用，作为社会交流工具的文字如此杂乱显然不便。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战国时期，各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同一个字往往有几种写法。全国统一了，文字不同，对于政策法令的推行和文化的传播，是很大的障碍。秦始皇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实行的一系列文化政策（如统一全国文字），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出有深刻影响。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秦代有八种字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小篆是秦王朝统治者极力主张推广的正式通行书体，是在大篆的基础上经过简化、改动等发展而形成的，字形是长方形，结构统一，线条均匀，它是汉字发展史上第一种具有规范、秩序之美的文字。我国原石尚存的石刻之祖－－《石鼓文》，被认为是秦统一之前的战国秦刻石。《石鼓文》在字体上近于秦小篆但组字不规范，故不属小篆系列。但从它的造型取长方形，结构上多取平行线以作排列装饰、线条圆润等特征上看，它的确是秦小篆的鼻祖。
秦始皇的“书同文”措施废除了大量的异体字、繁体字，统一到李斯等人写就的字书上，汉字使用第一次在全中国范围内有了统一的标准。
李斯等人的字书今天我们已无从见到，但用秦小篆写成应是确定无疑的。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东巡各地，立石刻铭以歌功颂德，相传石刻均是李斯所书，为标准的小篆样板。除了东巡碣石一刻早已堕入海中，《之罘》一刻，原石散失无从细考外，尚有四石拓本有传。秦代传世的碑刻，都是对始皇帝赫赫威风的极力颂扬和歌功颂德的记铭文章。根据史书记载，当年的著名碑刻如《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之罘刻石》、《碣石颂》、《会稽刻石》的书体全是工整而美观的小篆。和大篆相比，其艺术内涵相形见绌是一目了然的。篆书发展至秦代，已然完全被统一规范化了，专制的严厉，必然形成刻板，集权统治下的臣民，就应该是低眉俯首，谦恭和顺的，反映在书法方面，循规导矩、严谨平正、均等的空间分割与严格的左右对称，使其生命的活力与艺术之感染力已丧失殆尽，即便是表现艺术创作心态，也只能在刻板之中，稍有蜿蜓，但和整体的平正、严整、呆板相抗衡，显得是那样软弱无力，文字的统一为书法艺术带来的却是窒息，若没有后来汉代书法的磅礴气势和自由浪漫的色彩为书法艺术定名正身，真不敢想象这门艺术是否还能象今天这样眩目于世界。
且《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字多漫漶不清，《会稽刻石》和《峄山碑》乃后人翻刻，虽说是规整的典范，但却呆板之极，实在不足论其美。
将摹本和现存原石对照起来看，除了笔画的粗细差别较大外，笔意还是相当接近的，我们以此来综合分析秦小篆的特色是可行的。秦篆用笔束锋凝练而行，线条圆劲，保持中锋行笔状态；直笔和曲笔交相使用，构成了一定的律动感（也是小篆中唯一可表现动感的技术动作）；空间构筑以匀称、中正、严整有序显著，结字大小一致取纵势，章法纵横有序，整齐划一。向我们展示的是严谨、秩序、肃穆的静态美。
从这种静态美中我们看到了秦篆非常矛盾的性质。小篆对空间的几乎绝对等距离的切割，用笔的唯一的中锋状态，章法布局的整齐划一，使战国金文里俯拾即是的灵活多变、富于生机的多样统一的美丧失殆尽；先民们那种郁勃无穷的想象力、生命力在这里变成了趋向于机械的公式。书者可以毫无感情色彩的方式去重复书写它、制造它。当秦代统治者向世人炫耀自己的成功与权威之时，艺术生命力在这里被无情地扼杀了。其实小篆原本可沿着楚金文美术化的道路走下去，但这条路被秦王朝的政治需要无情地切断了。但一部书法史未尝不可说是一部文字的发展史，书法与文字在早期本是不可分的，只有文字（字体）发展了，书法（书体）才可能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小篆的规范性在自身过于规整的对比之下，其实倒是为后世的书法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因为在“书同文”之前的大篆，各种偏旁符号的形体不固定，每种偏旁在字体中的位置也不固定，书写的笔顺及笔画数目也不固定。经过“书同文”有计划、有组织的文字规范整理之后形成的小篆字体才基本定型，字的书写笔顺的固定和字形的固定对书法的意义尤为重大。有了笔顺的规定，中国书法两大美学特征之一的“线条的运动”才拥有了可靠的基石。
当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　“秦篆实际上从来也没有真正占领过一代书法或一代文字的历史”。具体而言，它的理由有如下两点：
第一、秦王朝存世时间太短，它还来不及通过它的行政系统强行让所有的异类文字退出历史舞台，此外有效的文字教育系统尚未形成。
第二、它没有获得实用的支撑。小篆固然便于辨认，但书写起来却很繁锁。一是在结字上的均匀，二是笔画上的粗细一致。对今天的书家来说，结字均匀、用笔粗细一致均易于做到，但在当时应该是很困难的事，其道理同于让儿童写正正规规的字很难一样。如此繁锁，非但民间应用不取，即使在官方也很难做到－－秦始皇时代颁布的国家律令和官方文字，便使用相对草化的诏版式篆书。秦始皇在兼并六国之后，为维护统治地位，颁布了许多重要规划，与此同时　又发表统一度量衡的诏令，多刻于小型铜板之上，后称”秦诏版”，有人誉其为”小篆之宗”。
诏版的文字内容有两种，基本相同，但规格却是多种多样的，有自由随意，大小悬殊者；也有工整匀齐，一丝不拘者，从书法艺术的要求来选择，当然前者的审美价值高于后者。其线条瘦硬果断，形体虽然极方整，但大小的参差和中轴线的摇摆却使它显得纵横自如，洒脱姿意，加之章法疏密有变，布局黑白差异颇大，令其展现出活泼逗人的意趣。尤其那细挺而略带稚拙的刀刻之意，倒和甲骨文之神韵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示出高古的气息格调，在秦代小篆那匀整，对称、刻板的主体风格之中，诏版这种”自由分子”，就显得格外突出了。
可见，在秦当时，官方使用的篆书体系便存在着正、草两种。当李斯等人为秦始皇歌功颂德时，其心态恭谨而虔诚，他们选择了篆书的正书－－正楷化的小篆，一丝不苟而显得拘谨、呆板；诏版主要用于记事，实用的需要决定诏版铭文选择了篆书的草书－－“草化”的小篆，字形大小不拘，行列不整，结构疏密不一。按理，诏版是皇帝用来发布诏书的，用途既正规，书写时应该像《泰山刻石》一样工整严谨。但事实上，秦始皇刚刚统一中国时，有许多法令需要颁布，一项法令又必须在全国许多地方同时分布，务必要翻刻多件，当时又缺乏今天这样的印刷条件，因而刻手们无法像泰山封掸那样郑重和从容，只能相对急就，而这实际上是得到了秦始皇的认可。《史记·秦始皇本记》中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即秦始皇每天要看一石的竹木简形成的官文。官文的文字连诏书的工整也不如，直接是当时民间流行的草篆即秦隶（亦即和我们现在看到的秦简相类似）。可见，即使王朝最高层的统治者内部，也没有办法完全使用正规的小篆。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便可发现短暂的秦朝实际使用着两个文字体系：一是篆书体系，一是隶书体系。这时的隶书实际上便是篆书的草书体系，而在篆书体系内部又使用着正规和草率的两种书写形态。实际上，从秦朝开始，“中国文字的发展便走向了复线形态的发展道路”，这也许是秦代书法有别于其他时代书法史的重大意义所在。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秦代书迹有：刻符、诏版、权量文、墨书竹简、玺印等，著名的有《新妻阝虎符》?、《阳陵虎符》、《商鞍方升》等。”权”，秤锤也，又叫”斤”。”量”，是斗斛。其上所刻者甚多。其文其风也与诏版之内容形式大致相同。秦代小篆，诏版石刻之外，还有泉（钱）文，可补二者之不足。也称作”泉权”，是古币上的文字。有诗曰：”琅琊碑灭斯书绝，遗韵区区阿堵传，货币纪秦广闻见，搜罗惜来到泉权。。。。。。”的文字。从侧面说明了泉文在小篆中的地位也值得一提。秦代刻符、秦诏版、秦权量以及秦玺印文字，都属于秦小篆体系文字，但它们的笔画结构不同于圆转流动的刻石文字，而是以方折为主。秦代墨书竹简多是秦隶，属于古隶，在篆体中含有隶书笔意，它主要流行于民间，后来有一位管理监狱的小官吏程邈把民间的隶书加以搜集、整理，使它成为小篆的辅助性书体，便于事务繁忙的小官吏们书写。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湖北云梦泽睡虎地出土的竹简文字，就是秦古隶书法的范例?。秦代虽然只存在了短短15年，然而在汉字书法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对于两汉书法和后世整个书法的发展都有影响。
1、《峄山刻石》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炫耀自己的功绩，巡游天下，曾在峄山、泰山、琅琊台、之罘、碣石、会稽这六个地方立了七块石碑；秦二世时，又在这些刻石上加刻了一道诏书，说明这些文字是始皇帝所制。六地刻石文字，相传均由丞相李斯用小篆文字书写后刻石，歌功颂德，以留传后世。
《峄山刻石》?，一作《绎山刻石》，原石刻于公元前219年，是秦始皇出巡各地，到达峄山（在今天的山东省邹县境内）时立起的一块石碑，它是秦代七块著名的小篆刻石中最早的一块石碑。原石早在唐代以前就因为被野火焚烧，已经残缺断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历代翻刻本。后世翻了一番刻本中，以宋代淳化四年（933年）郑文宝根据南唐文字学家徐铉临摹的本子摹刻得为最佳，因为重刻于陕西西安（当时称长安），所以此碑的拓本世称”长安本”或”陕本”，此碑现存于西安碑林。《峄山碑》书法以中锋运笔，全用圆笔，匀称圆劲，没有粗细变化，宛转圆活的曲笔和挺健舒长的直笔交叉运用，曲直对比，线条如同一根根圆劲的铁丝，所以人们又把以它为代表的秦代小篆刻石书法称为”铁线篆”。结体上半部分较紧密，下半部分的笔画延伸加长，较宽松疏朗，字的重心偏上，给人一促高峻肃穆的感觉，字的左右两边是对称平衡的；在章法布局上，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排列得非常整齐。
2、《泰山刻石》
《泰山刻石》?也称《封泰山碑》，是秦始皇东巡时刊立的六地刻石之一，刻于前219年。原石现只存留了10个字，本来在山东泰安泰山顶上玉女池，乾隆五年被火烧毁，现已移岱庙中。留传下来的拓本以明代安国收藏的共165个字的拓本（又称”安国本”）为最好。作为秦代小篆书法的代表作，用笔上完全是中锋圆笔，线条圆浑而劲拔；结体上，字体呈长方形，左右两边对称，空白均匀，整齐、严谨、统一；章法布局上是纵横有序，从整体上来看，呈现出一种静态，显得冷静而肃穆。
3、《秦廿六年诏版》
《秦廿六年诏版》?是一块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06年）颁布有关命令的铜版。从《秦廿六年诏版》来看，诏版文字的书法特征与秦刻石有很多差别，以《峄山刻石》、《琅琊山刻石》等为代表的秦小篆笔画圆转流动，结字匀称端严，章法整齐一致，而诏版文字从形貌上来看仍属直笔，曲笔也不圆润宛转，结体和章法布局上，左右不对称，上下不平行，字体左倾右斜的情况很多，字的大小不一，疏密穿插，行与行之间，字与字之间参差错落。诏版文字一方面由于铸刻时比较草率，另一方面也因为受到民间流行的古隶书风影响，所以显得质朴而率直，是秦篆中独具风格的作品。
4、《阳陵虎符》
符，是古代朝廷用来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的凭证，上面刻有文字，由左右两块合成，国君和派出的军事将领各拿一块，用的时候以两块能不能合拢来验明真假和身份。虎符是虎形的符，秦代的符流传到现在有三件，《阳陵虎符》?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它的左右两块都保存了下来，非常罕见，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左右两块分别刻有相同的12个小篆文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它是一件有很高艺术水平的刻符，所刻的小篆笔画圆匀，笔力雄健，对称均衡，结体紧密，字距较宽，疏朗自然。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刻符上的文字由李斯书写，并且对这一刻符非常欣赏，称赞它是”秦书之冠”。
5、《睡虎地秦简》
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了竹简1100余支，字数近4万。据专家研究，这批竹简的书写时间在战国末期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五年（前217年）间，是秦国和秦朝的文字墨迹，内容涉及编年体史书、秦国法律等方面?。这些文字的书写时间虽然在丞相李斯奉秦始皇之命整理、推广小篆的前后，但它们是书法史上所称的”秦古隶”，属于战国末期在民间和低级官吏阶层兴起的”隶书”，许多字虽然在形体上还保存了篆书结构，但写法上已是大大简化了篆书用笔的严谨性，行笔有方有圆，随意自然，书写便捷，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成熟而流畅，质朴秀朗的艺术风貌，表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些珍贵的文物现保藏在湖北省博物馆。
楚国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李斯做了秦王朝的丞相，由于他精通大篆文字，秦始皇就命令他以大篆为基础，对字体作简化、改动，使线条圆润匀称，结构统一定型，成为秦代的通行书体－小篆。根据司马迁《史记－始皇本记》记载，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炫耀他的文治武功，几次东巡东南诸郡县，每到一地就要树碑纪功，以流传后世。相传共有六处刻石都是李斯书写。李斯小篆”画如铁石，字若飞动”，笔画线条圆凝遒劲，圆转的曲笔和静长的直笔一起使用，使字呈现出既静穆又飞动的姿态。这些小篆刻石既促进了小篆字体的普及，又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第一位有确切记载的书法大家。虽然他做人为官不够忠直，终落得个诛连九族，腰斩于咸阳的下场，但他对于书体的变革和书法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字元岑，系先秦时代秦始皇时下社人，原为衙县狱吏。自幼学书，精研古文奇字，尤工篆体，最可宝贵的是他善于放开视野，继承创新。增损大篆书，去其繁复，而自创新体，因其较之篆书简易便写，端庄优美，始授之于民，很快流传开来，秦始皇见之甚喜，令其为御史，历代书法专著偶有评述。
北魏王愔《古今文字志目》中卷所列秦、汉、吴五十九人中，则有程邈。南宋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说：程邈”善大篆”。唐代虞世南在《书旨述》中称程邈书”朴略微奥”。唐李嗣真《书后品》所列程邈书为之上品，评云：程君首创新体、”规范焕于丹青。”张怀瓘《书断》卷上称赞程邈书”正合文质，程君是先。乃备风雅，如聆管弦。长毫秋劲，素体霜妍。推峰剑折，落点星悬。乍发红焰，旋旋紫烟，金芝琼草，万世芳传。”
读古人定评，看程邈真迹法书，人证物证，皆说明一点：首创正体，程邈是先。端庄优美，千古流传。今学正书，切记读看。继之摹临，取法其间。在取法时，须注意领悟程邈是怎样把篆书的圆转写法，改变为方折的笔画，巧妙运用提、按、顿、挫和轻、重、缓、急的技法，把象形的纵势体制变成正书笔画的方正结构，已经基本具备了后世”永字八法”的各种笔法，为正体书法奠定了朴实的基础。
程邈，作为正书杰出的奠基书艺大家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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