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自来论文章者多侈谭（谈）汉、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独会稽李慈铭极言明人诗文，超绝宋、元恒蹊，而未有勘发。自我观之，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明太祖开基江淮，以逐胡元，还我河山，用夏变夷，右文稽古，士大夫争自濯磨，而文则奥博排，力追秦汉，以矫欧、苏、曾、王之平熟。而宋濂、刘基，骅骝开道，以著何、李、王、李之先鞭。诗则雄迈高亮，出入汉、魏、盛唐，以救宋诗之粗硬，革元风之纤浓。而高启、李东阳从先继轨，以为何、李、王、李开山。……至八股文则利禄之途，俗称时文者也。然唐顺之，归有光，纵横轶荡，则以古文为时文，力求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虽与诗古文体气不同，而反本修古一也。然则明文学者实宋元文学之极王而厌，而汉、魏、盛唐之拔戟复振，弹古调以洗俗响，厌庸肤而求奥衍，体制尽别，归趣无殊。此则仆师心自得，而明史序《文苑传》者之所未及知也。顾论文者则狃桐城家言之绪论，而亟称归氏，妄庸七子。不知明有何、李之复古，以矫唐、宋八家之平熟；犹唐有韩、柳之复古，以救汉、魏、六朝之缛靡；有往必复，亦气运之自然。明有唐顺之、归有光辈，振八家之坠绪，以与七子相撑拄；不过如唐之有裴度、段文昌等与韩、柳为异，以扬六朝之颓波耳。而一代文章之正宗固别有在也。又论者以钱谦益文为秽杂。此亦拾桐城家之唾余，而不免求全之毁。钱氏以明代文章钜公，而冠逊清《贰臣传》之首，人品自是可议；至于极推欧阳修以为真得太史公血脉，而下开归氏；又翘归氏以追配唐宋大家，因校刻《震川集》而序之，以发其指。然后知桐城家言之治古文，由归氏以踵欧阳而窥太史公；姚鼐遂以归氏上继唐宋八家，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胥出钱氏之绪论，有以启其途辙也。特其为文章，盛气缛语，错综奇偶，七子之习，湔洗不尽，自与桐城之清真雅澹，而得归氏之洁适者异趣。然以视湘乡曾国藩之为文，从姚鼐入手而益探源扬马，复字单词杂厕其间，务为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者，何必不与钱氏后先同符?钱氏从王、李入而不从王、李出，湘乡从姚氏入而不从姚氏出，自出变化，以不姝暖于一先生之言，亦何必此之为是而彼之为非?然世论不敢薄湘乡，而务集谤于钱氏，多见其不知类也。(钱基博《明代文学自序》)　　
近代以还，文儒辈出： 望溪、姬传，文祖韩、欧，阐明义理，趋步宋儒，此儒家之支派也。慎修、辅之，综核礼制，章疑别微，若膺、伯申，考订六书，正名辨物，皆名家之支派也。叔子、昆绳，洞明兵法，推论古今之成败，叠陈九土之险夷，落笔千言，纵横奔肆，此兵家之支派也。子居之文，取法半山，安吴之文，洞陈时弊，兵农刑政，酌古准今，不讳功利之谈，爰立后王之法，此法家之支派也。朝宗之文，词源横溢，简斋之作，逞博矜奇，若决江河，一泻千里，此纵横家之支派也。雍斋、于庭之文，杂糅谶纬，靡丽瑰奇，此阴阳家之支派也。大绅、台山之文，妙善玄言，析理精微，此道家之支派也。维崧、瓯北之文，体杂俳优，涉笔成趣，此小说家之支派也。旨归既别，夫岂强同?即古人所谓文章流别也。(刘师培《论文杂记》)
　　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湖北公安人，明代著名文学家。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并称“三袁”，同为“公安派”代表。认为文学应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反对拟古，提倡“性灵说”，强调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对于打破宋明理学对文学的禁锢，提高散文的文学性和创作的个性化，抒写真情实感，有积极作用。袁宏道在“三袁”中才名最显，其散文清新明丽，韵味深长，特别是传状、书简、序跋和山水游记成就较高；另有各体诗歌1700余首。有《袁中郎》集。
〔集评〕　　
中郎所叙佳山水，并其喜怒动静之性，无不描画如生。譬之写照，他人貌皮肤，君貌神情。若夫尺牍，一言一字，皆以所欲言，信笔直尽，种种入妙。(〔明〕江盈科《解脱集序》)　　
即少年所作，或快爽之极，浮而不沉，情景大真，近而不远，而出自灵窍，吐于慧舌，写于颖，萧萧冷冷，皆足以荡涤尘情，消除热恼。况学以年变，笔随岁老，故自《破砚》以后，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生动，无一篇不警策，健若没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明〕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　　
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　　
前后七子，遂以仿汉摹唐，转移一代之风气，迨其末流，渐成伪体，涂泽字句，钩棘篇章，万喙一音，陈因生厌。于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抵之。三袁者……一即宏道也，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又复靡然而从之。然七子犹根于学问，三袁则惟恃聪明。学七子者不过膺古，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九)　　
袁中郎之旷达自喜，萧散自在，也正是小品文之本色。在公安派举出“信口信腕，皆成法度”八字，及主“文贵见真”、“文贵己出”、“反对模仿”诸说，已在文学理论上建起现代散文之基础。(林语堂《还是讲小品文之遗绪》)
与丘长孺书
〔汇评〕　　
具此嘴脸皮骨，精神心肠，犹不耐是非风波，识苦且难，非身历者不能快言之。(〔明〕陆云龙《翠娱阁评选十六家小品》评袁宏道致沈广乘信，可移评此信)
〔赏析〕　　
袁宏道的散文抒写性灵，个性鲜明，不拘格套，其书简、序跋、游记等，大都清新俊逸，活泼生动，富有情趣。　　
本文系作者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任吴县知县时所作。作者写信问候生病的挚友丘长孺，开篇即用了“若长孺死，东南风雅尽矣”这种常人视为忌讳之语。雅谑间，表现出对朋友的高度关爱与赞赏，也展示了袁宏道耿介孤标、不同凡俗的个性。　　
继写自己当县令的种种丑态：遇上司则卑躬屈膝，仿佛奴才侍主；待来客则强颜欢笑，似妓女接客；管钱粮则斤斤计较，如守财老汉；谕百姓则絮絮叨叨，如长舌媒婆。文章字面是自嘲，骨子里是对官场极其辛辣的讽刺。好似当年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极写当官的“七不堪”与“二甚不可”，嬉笑怒骂，寓有深意，表现出一个正直的崇尚个性的知识分子在黑暗封建官场中的种种无奈与痛苦。连胞弟中道远道来访，自己也不能似往日一样与之登虎丘游玩，难怪要发出“苦哉！毒哉”的心灵之叹。　　
但作者又非悲观厌世之人，虽尝尽“人间恶趣”，却又能洒然对之。文章最后言己尚有酒可醉，茶可饮，太湖可游，洞庭可登，表现了不俗的雅兴和旷达之情。相信丘长孺读之当会粲然发笑，病体顿愈，游兴大发而速奔吴县相聚也。　　
阿英先生曾说：“中郎是可学的，在政治上，应该学他大无畏的反抗黑暗，反抗暴力，反对官僚主义的精神。在文学上，应该学他反对因袭，反对模拟，主张创造的力量，以及基于这力量而产生的新的文体。要批判的学习中郎，要发展的去学习中郎，不能无条件的接受中郎，因为中郎一生，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陷，而且我们所处的社会，和中郎所处的又自不同，不知今之学中郎、说中郎者，亦能有悟于愚小子之言乎？”（《袁中郎全集》序）此当为我们今天解读袁宏道的这类小品提供一极好的指南。
顾 炎 武　　
顾炎武（），初名绛，字宁人。明亡后志存复明，更名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称亭林先生。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学者、文学家。早年参加“复社”，清兵南下时，他参加抗清起义，失败后十谒明陵，只身北上，曾致力边防与中原、西北地理的研究。学问渊博，于经史百家、音韵训诂、典制掌故等皆有很深造诣。提倡学问当经世致用，“明道”“救世”，开清代朴学之风。康熙时诏举博学宏词科，荐修《明史》，皆被严词拒绝。著作宏富，主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诗文集》等。
〔集评〕　　
运以深心，行以大力，振以高格，出以简裁，有王介甫之老健而去其横，有苏子瞻之畅达而无其荡。(〔清〕李祖陶《亭林文稿文录引》)　　
亭林顾先生间代通儒，有扶世立教之志，而生逢革命，无所发抒，孤忠磊磊，至老不渝。其所为文，至于家国存亡之际，慷慨伤怀，或扬声哀号，或幽忧饮泣，以视屈原、贾生诸公时遇不同，同一天性激发而已矣。(〔清〕彭绍升《亭林先生余集序》)
〔赏析〕　　
礼义廉耻，是中华民族可贵的道德传统。这篇短文分为两大段。第一段开篇即以《五代史?冯道传》所引管仲名言为全文张本，开宗明义，直接揭示中心论点。作者认为，礼义乃治人之大法，廉耻乃立人之大节，若不廉无耻，则祸败乱亡会无所不至。而国家大臣若不讲廉耻，则将导致亡国。继而指出：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尤为要”，并用孔子“行己有耻”及孟子“人不可以无耻”的名言为例证，推断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的结论。顾炎武目睹明亡后，士大夫们纷纷屈节仕清，所谓“蓟门朝士多狐鼠，旧日须眉化儿女。生女须教出塞装，生男要学鲜卑语。”（顾炎武《蓟门送子德归关中》）对这种不讲廉耻、士风败坏之丑行深恶痛绝，称之为“国耻”。　　
第二段中，顾炎武以《颜氏家训》为例，赞扬了颜之推遭时之乱而保持气节的义行，鞭挞了北齐士大夫丧失气节，奴颜婢膝，卖身求荣的无耻行径，并由此对明清易代之际那些“阉然媚于世”的大臣们，表示了愤怒的谴责，强调要做“独醒之人”。　　
顾炎武忠于明朝，反清复明之志至死不渝，故对士大夫们的仕清之举谴责鞭挞，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有其时代与民族的局限。但他提倡“行己有耻”却绝对是正确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灭吴雪耻；苏武冰天雪地持节牧羊，不辱使命，名扬青史。“知耻”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优良道德传统，成为爱国主义的重要心理基础。那些卖国投敌、认贼作父、伤天害理、奴颜婢膝者，自当为国人所不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廉耻》一文，仍有现实意义，它将激励我们自觉加强自身修养，成为“行己有耻”的人。
　　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著名学者。早年追求新学，受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和文艺思想影响较深。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次年因病返沪。曾任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主笔，又先后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等。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辛亥革命后，侨居日本四年余。1916年回国，在上海哈同所办《学术丛编》任职，兼在仓圣明智大学执教。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 日，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又是在史学研究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王国维学识博大精深，曾从事中国戏曲史、词曲、小说和中国古代史、古器物、音韵学等研究，尤致力于甲骨文、金文等考释。著述宏富，著有《观堂集林》、《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62种，大都收录于《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一称《王国维遗书》）。
〔集评〕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之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猃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凡属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之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遗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国学丛刊序
〔赏析〕　　
王国维是近代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是多学科共融共长之典范。在这篇为《国学丛刊》杂志写的序言中，他针对辛亥革命前后国内学术界的新学旧学之争、中学西学之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提出了“然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说。　　
首先，王氏把学分为科学、史学、文学三大类，概述了三者的基本特点及其相互联系。其次，他比较了科学、史学、文学的不同研究任务与研究方法，分三个段落分别阐述了为什么学无中西、学无新旧、学无有用无用的道理。文章主题明确，层次清晰，高屋建瓴，说理透辟。特别是由于作者具有广博的知识与深厚精湛的学养，故论证时古今中外、文史理工，无不贯通交融，使得这篇短文不仅有优秀序文生动精练、逻辑严密之长处，而且更具知识性、科学性强，识见卓远的特点。　　
虽然时间已过去近九十年，但贯串王氏此文中不同学科当交融渗透的观点，知识“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的阐述，均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纠正当今高等教育中重理轻文、急功近利的弊端，也定有裨益。
附录一备选课文
送天台陈庭学序　　〔明〕宋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之虞。跨马行，则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悼栗。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其难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天台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屡从大将北征，有劳，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既览必发为诗，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归会予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予甚自愧： 方予少时，尝有志于出游天下，顾以学未成而不暇；及年壮可出，而四方兵起，无所投足；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极海之际，合为一家，而予齿益加耄矣!欲如庭学之游，尚可得乎?　　
然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学其试归而求焉。苟有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　　
(选自《宋学士文集》)　　 桑 维 翰 论　　〔清〕王夫之　　
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　　
刘知远决策以劝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险，恃士马之强，而知李从珂浅软，无难摧拉，其计定矣。而维翰急请屈节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胆虚，遂从其策，称臣割地，授予夺之权于夷狄，知远争之而不胜。于是而生民之肝脑，五帝三王之衣冠礼乐，驱以入于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入，而蒙古乘之，贻祸无穷，人胥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维翰尸之也。　　
夫维翰起家文墨，为敬瑭书记，固唐教养之士人也，何仇于李氏，而必欲灭之?何德于敬瑭，而必欲戴之为天子?敬瑭而死于从珂之手，维翰自有余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已抑不能为知远而相因而起。其为喜祸之奸人，姑不足责；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刘知远辈，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群言，决意以戴犬羊为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终始重贵之廷，唯以曲媚契丹为一定不迁之策，使重贵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财竭，民心解，帝m山之祸，势所固然。毁夷夏之大防，为万世患；不仅重贵缧系，客死穹庐而已也。论者乃以亡国之罪归景延广，不亦诬乎?延广之不胜，特不幸耳，即其智小谋强，可用为咎，亦仅倾臬捩鸡侥幸之宗社，非有损于尧封禹甸之中原也。义问已昭，虽败犹荣。石氏之存亡，恶足论哉!　　
正名义于中夏者，延广也；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存中国以授予宋者，刘知远也。于当日之俦辈而有取焉，则此三人可录也。自有生民以来，覆载不容之罪，维翰当之。胡文定传《春秋》而亟称其功，殆为秦桧之嚆矢与?　　
（选自《通鉴论》）　　 醉乡记　　〔清〕戴名世　　
昔余尝至一乡陬，颓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目为之眩，心为之荒惑，体为之败乱。问之人：“是何乡也?”曰：“酣适大方，甘旨之尝，以徜以徉，是为醉乡。”　　
呜呼!是为醉乡也欤?古之人不余欺也。吾尝闻夫刘伶、阮籍之徒矣。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而天下之人，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而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或以为可以解忧云耳。夫忧之可以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然则入醉乡者，皆无有忧也。　　
呜呼!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颓堕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岂无其人者欤?而荒惑败乱者，率指以为笑，则真醉乡之徒也已。
附录二明清散文选
拙效传　　〔明〕　　袁宏道
石公曰：“天下之狡于趋避者，兔也，而猎者得之。乌贼鱼吐墨以自蔽，乃为杀身之梯，巧何用哉!夫藏身之计，雀不如燕；谋生之术，鹳不如鸠，古记之矣，作《拙效传》。”　　
家有四钝仆： 一名冬，一名东，一名戚，一名奎。冬即余仆也。掀鼻削面，蓝睛虬须，色若锈铁。尝从余武昌，偶令过邻生处，归失道，往返数十回，见他仆过者，亦不问。时年已四十余。余偶出，见其凄凉四顾，如欲哭者，呼之，大喜过望。性嗜酒，一日家方煮醪，冬乞得一盏，适有他役，即忘之案上，为一婢子窃饮尽。煮酒者怜之，与酒如前。冬伛偻突间，为薪焰所着，一烘而过，须眉几火。家人大笑，仍与他酒一瓶，冬喜，挈瓶沸汤中，俟暖即饮，偶为汤所溅，失手堕瓶，竟不得一口，瞠目而出。尝令开门，门枢稍紧，极力一推，身随门辟，头颅触地，足过顶上，举家大笑。今年随至燕邸，与诸门隶嬉游半载，问其姓名，一无所知。　　
东貌亦古，然稍有诙气。少役于伯修。伯修聘继室时，令至城市饼。家去城百里，吉期已迫，约以三日归。日晡不至，家严同伯修门外望。至夕，见一荷担从柳堤来者，东也。家严大喜，急引至舍，释担视之，仅得蜜一瓮。问饼何在?东曰：“昨至城，偶见蜜价贱，遂市之；饼价贵，未可市也。”时约以明纳礼，竟不得行。　　
戚、奎皆三弟仆。戚尝刈薪，跪而缚之，力过绳断，拳及其胸，闷绝仆地，半日始苏。奎貌若野獐，年三十，尚未冠，发后攒作一纽，如大绳状。弟与钱市帽，奎忘其纽，及归，束发加帽，眼鼻俱入帽中，骇叹竟日。一日至比舍，犬逐之，即张空拳相角，如与人交艺者，竟啮其指。其痴绝皆此类。　　
然余家狡狯之仆，往往得过，独四拙颇能守法。其狡狯者，相继逐去，资身无策，多不过一二年，不免冻馁。而四拙以无过，坐而衣食，主者谅其无他，计口而受之粟，唯恐其失所也。噫!亦足以见拙者之效矣。　　
陶庵梦忆序　　〔明〕张岱
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蛇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始知首阳二老，直头饿死，不食周粟，还是后人妆点语也。　　
饥饿之余，好弄笔墨。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 以笠报颅，以蒉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　　
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　　
昔有西陵脚夫，为人担酒，失足破其瓮，念无以偿，痴坐伫想，曰：“得是梦便好!”一寒士乡试中式，方赴鹿鸣宴，恍然犹意非真，自啮其臂曰：“莫是梦否?”一梦耳，惟恐其非梦，又惟恐是梦。其为痴则一也。　　
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因叹慧业文人，名心难化，政如邯郸梦断，漏尽钟鸣，卢生遗表，犹思摹拓二王，以流传后世。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
汾 湖 石 记　　〔明〕叶小鸾
汾湖石者，盖得之于汾湖也。其时水落而岸高，流涸而崖出。有人曰：“湖之湄有石焉，累累然而多。”遂命舟致之。　　
其大小圆缺，袤尺不一。其色则苍然，其状则然，皆可爱也。询其居旁之人，亦不知谁之所遗矣。岂其昔为繁华之所，以年代邈远，故湮没而无闻耶?抑开辟以来，石固生于兹水者耶?若其生于兹水，今不过遇而出之也；若其昔为繁华之所湮没而无闻者，则可悲甚矣。想其人之植此石也，必有花木隐映，池台依倚，歌童与舞女流连，游客偕骚人啸咏，林壑交美，烟霞有主，不亦游观之乐乎?今皆不知化为何物矣！且并颓垣废井、荒途旧址之迹，一无可存而考之，独兹石之颓乎卧于湖侧，不知其几百年也，而今出之，不亦悲哉!　　
虽然，当夫流波之冲激而奔排，鱼虾之游泳而窟穴，秋风吹芦花之瑟瑟，寒宵唳征雁之嘹嘹；苍烟白露，蒹葭无际；钓艇渔帆，吹横笛而出没；萍钿荇带，杂黛螺而萦覆，则此石之存于天地之间也，其殆与湖之水冷落于无穷已耶?今乃一旦罗之于庭，复使垒之而为山，荫之以茂树，披之以苍苔，杂红英之璀璨，纷素蕊之芬芳，细草春碧，明月秋朗，翠微缭绕于其巅，飞花点缀于其岩。乃至楹槛之间，登高台而送归云；窗轩之际，照遐景而生清风。回思昔之啸咏，流连游观之乐者，不又复见之于今乎?则是石之沉于水者可悲，今之遇而出之者，又可喜也。若使水不落，湖不涸，则至今犹埋于层波之间耳。石固亦有时也哉!
附录三明清散文及其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在散文创作方面虽未出现像唐宋时韩、柳、欧、苏那样的文宗巨匠，但这时期散文流派众多，名家迭出，产生了许多传世佳作，为我国散文史增添了引人瞩目的新篇章。　　
明代散文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前期。明初宋濂、刘基、高启、方孝孺等人，都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文字功底，使他们的文章古朴深厚，风流标映，蔚然称盛。其中宋濂用笔细致精练的传记文（如《王冕传》、《秦士录》），刘基哲理深刻的寓言体散文（如《卖柑者言》），方孝孺醇深雄迈的政论文（如《读陈同甫上宋孝宗四书》）等，均内容充实，思想深刻，颇有生气。但至永乐年间，以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宰辅权臣倡导的“台阁体”充斥文坛，文章多半内容贫乏、文气冗弱。　　
中叶。为反对“台阁体”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粉饰现实的柔靡文风，弘治时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嘉靖时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举起“复古”的大旗，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求诗文风气的革新。但是他们盲目尊古、刻意拟古，走上了食古不化的形式主义歧途，除宗臣的《报刘一丈书》等少数作品外，前后七子的散文鲜有佳作。　　
针对前后七子的拟古弊病，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为代表的“唐宋派”作家，提倡学习唐宋文章的法度，推崇韩、柳、欧、苏、曾、王等唐宋大家。主张应直抒胸臆，写出“真精神”，形成自己的面目。该派因茅坤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而得名，而其中成就最高者为归有光。归有光把生活琐事引入古文，密切了古文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其文长于即事抒情，善用清新自然、细腻朴实的笔调记叙日常生活琐事，又善于细节描写，文章纡徐平淡，真切感人，不露情词而深情自显，不事雕饰而韵味自致。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均体现了素材平常、语言淡朴、感情深挚的特点。　　
后期。这时期在思想界、文化界出现了许多新变革，涌现出了否定封建正统观念的批判思潮。徐渭、汤显祖的散文，已颇具晚明风格。至李贽，更是公开以“异端”自居，猛烈抨击程朱理学和一切伪道学。在文学上，李贽提倡“童心说”，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只有表现“童心”，即与假隔绝、具有真情实感的文学才是真文学。李贽主要著作《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中的许多作品，特别是议论文，思想解放，见解大胆深刻，闪耀批判锋芒；而在形式上，则大多短小精悍，尖锐泼辣。　　
李贽的思想与文风，给其后的“公安派”以深远的影响。袁宏道与其兄宗道、弟中道为公安（今属湖北）人，故被称为“公安派”。其中袁宏道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曾师从李贽，受其影响也最深。公安派反对拟古，提倡“性灵说”，主张诗文应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作者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即所谓“独抒己见，信心而言，寄口于腕”；强调做“真人”，写“真文”。他们的散文真情畅达，张扬个性，不拘格套，自然清新。特别是小品散文，无论是传状、书简还是序跋、游记等，大都清新俊逸，富有情趣，宛如朵朵奇花异葩，使明代小品文呈现出五彩缤纷之盛。公安派的“性灵说”及其创作，对于把文学从宋明理学禁锢下解放出来，抒写喜怒哀乐等真情实感，提高散文的文学性与增强创作个性化，有着振衰起绝之功。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与丘长孺书》等，均是抒写性灵的佳作。但是“性灵说”忽视社会实践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把“性灵”神秘化，且从总体看题材较狭窄，内容欠深厚，文笔不免失于轻易。　　
晚明以竟陵（今属湖北）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继承了“公安派”反“拟古主义”的传统，强调抒写性灵，但又欲以“幽情单绪”、“幽深孤峭”救其“俚俗”之弊，追求“奇趣别理”一类意境。但结果是事与愿违，造成了更严重的形式主义弊端。　　
晚明时小品文大盛，这与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发生变化有着重要的联系。著名的小品文作家有陈继儒、王思任、祁彪佳等，而小品文之集大成者，当推张岱。他的散文吸收唐宋散文之神髓，兼有魏晋笔记文的隽永和谐趣，既有公安派之清新，又有竟陵派之冷峭，寄寓深远，情味悠长。所著散文小品集《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善于通过追记昔日的繁华胜景，描绘明代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民俗，寄托家国兴亡的悲凉凄恻之感。各式技艺、名胜古刹、亭园楼台等，略经点染，便成至文；写人叙事无不生动传神。而尤可贵者，是张岱在描述岁时习俗、风土人情中时有批判现实的锋芒，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鲁迅先生评价明末的小品“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张岱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明末以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和以陈子龙为首的“几社”作家，在抗清复明的斗争中写就不少慷慨激昂之作；夏完淳、张煌言等也留下了一些弘扬民族气节的名篇。　　
1644年清军入关，史可法、张煌言等抗清英雄的英勇事迹，激励了全国民众的抗清斗争。众多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或投笔从戎，浴血抗战，或长歌当哭，挥笔著述。在这种天崩地解和激烈的反抗民族压迫的历史条件下，清初文坛一拉开序幕，便奏响了高亢激昂的爱国乐章。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既是著名的思想家和大学者，又是杰出的文学家。他们的散文，表彰忠义，提倡民族气节，抨击黑暗时弊，呼吁变革，文风朴实，是清初“学人之文”的代表。顾炎武以“文须有益于天下”为创作信条，其代表作《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即以“明道”、“救世”为宗旨。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中国重要的学术史著作，开浙东史学之先河；所著《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堪称一部反封建的启蒙主义纲领性著作，其中如《原君》、《原臣》诸篇，识见卓著，鞭辟入里，读之振聋发聩。王夫之著述宏富，船山遗书多达358卷。其散文表彰忠烈，抒写亡国之痛，纵横捭阖，气势雄肆。　　
侯方域、魏禧、汪琬的散文，则是清初“文人之文”的代表，《清史稿?文苑传》称他们为“国初三家”。侯方域的散文以传记见长，善于通过典型事例刻画人物性格，如《李姬传》、《马伶传》等均广为流传。魏禧主张为文之道“在于积理而练识”，即要注重生活的实践和积累，从中提炼主题，其散文《大铁锥传》，凌厉雄杰，寄托了怀才不遇的感慨。汪琬为文疏通畅达，明于辞义，其《周忠介公遗事》，揭露明末魏忠贤阉党残害忠良，迫害周顺昌、颜佩韦等人的丑行；而《江天一传》则歌颂了江天一抗清杀敌的英勇壮举，读之令人动容。　　
以安徽桐城人方苞首创，中经刘大的继承发展，到姚鼐而极盛的“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二百多年间，桐城派作家逐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散文理论体系。方苞首创“义法”说，认为“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刘大提出“神气”说，认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姚鼐则是桐城派文论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发展了“义法”说，主张应以“考据”、“辞章”为手段，阐扬儒家的“义理”，强调“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又发展了刘大的“神气”说，提出“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相统一的理论；还提出散文风格当“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的美学观。在创作上，桐城派作家未能取得与其散文理论相应的成就，但也有不少内容充实、文笔雅洁的作品。如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传世名篇。　　
乾隆后期，恽敬、张惠言等师承桐城派，但又对桐城古文的清规戒律不满，主张作文除取法儒家经典外，当兼参诸子百家与六朝文之长，以健其气势，救桐城空疏之弊。因恽敬、张惠言均是江苏阳湖（今武进）人，故世称“阳湖派”。　　
嘉庆、道光后，姚鼐的弟子管同、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等继承了桐城余绪，也有一些雅洁可读的散文。但桐城散文深受封建道统和程朱理学的严重束缚，艺术上也显得保守，故而日趋没落。　　
与桐城古文同时，清代的骈文也一直流行，从清初陈维崧到乾嘉之际的胡天游、汪中、洪亮吉、李兆洛等，都坚持骈文创作。其中汪中成就较高，他的《哀盐船文》、《广陵对》、《经旧苑吊马守真文》等，均广为传诵。　　
廖燕、郑燮、袁枚等人的散文，则在反对拟古主义，勇于突破形式主义文风的束缚上，显示了鲜明的个性特色。廖燕继承发扬了李贽的叛逆精神，其散文思想解放，标新立异，雄肆奔放。郑板桥反对“玩其词华颇赫烁，寻其义味无毫芒”的小儒之文和“胸罗万卷杂霸王，用之未必得实效”的名士之文，认为“千古好文章，只是即景即情，得事得理，固不必引经断律，称为辣手也。”所以其文大都言之有物，富于现实主义精神。其中家书、题画和序跋、碑记等，率真自然，情趣盎然，颇可一读。袁枚吸收明代公安派的“性灵说”并加以发挥，其散文于朴实平淡中饱含深情，如《祭妹文》、《女弟素文传》等。　　
其他如沈复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文笔淳朴，多用白描，但感情深挚，读来真切感人。清代散文在思想内容与题材的深度、广度上也不断有所开拓，如洪亮吉的《治平篇》，就是一篇具有远见卓识的论述人口问题的重要文章。　　
鸦片战争前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从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龚自珍、魏源等人奋起批判黑暗社会现实，发出了改革图强的呼喊，他们充满爱国主义与启蒙思想的文章，开近代散文之新风。
近年来，我国对于明清散文的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景象。
首先，表现在对明清散文的总体和宏观研究上有新的突破。由季羡林先生任总编的十卷十二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收有明、清文学研究各一卷。钱仲联教授主编的《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则选录了刘基、归有光、王世贞、顾炎武、姚鼐、张惠言、龚自珍、曾国藩等八位明清大家，每人出一散文选本，八册共计200余万字，丛书涵盖了明清主要散文流派的各体创作，也展现了明清散文的多元风格。郭预衡教授的《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是建国以来篇幅最大（157万字），个人独立编著的中国散文史。
其次，表现在研究内容的丰富性与研究角度的多样性方面。就作家个体的研究而言，不光是宋濂、刘基、归有光、袁宏道、方苞、姚鼐等大家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孝孺、茅坤、张岱、黄宗羲、郑燮、袁枚、沈复等众多作家的散文也倍受关注。就作家群体研究而言，散文流派、文学社团、地域文化和作家群、家族文学作家群等，均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内，而尤以散文流派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如复古派、公安派、桐城派等著名流派，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就研究方法而言，以庸俗社会学的观点研究文学的方法已被扬弃，就文学论文学的方法也已不再有吸引力，而文学与社会、政治、宗教、哲学、艺术、民俗等等的关系的研究已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几年的研究，已越来越关注历史――文化的整体发展趋向，注意研究作家的心理和艺术心态、作家的文学与生存环境、群体的交往、文学思潮的兴衰、艺术风格的嬗变，以及与当代社会的关系等。
参考书目　　
刘大杰编选《明人小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明人小品十家丛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夏成淳编《明六十家小品精品》（徐渭、汤显祖、陈继儒、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钟惺、王思任、谭元春、张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欧明俊主编《明清名家小品精华》，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明清性灵文学珍品》（六种五册），作家出版社1996　　
叶绍袁编《午梦堂集》，中华书局1998　　
郭预衡《明清散文精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王文濡《续古文观止》（清文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中小学已学篇目　　
宋濂《送东阳马生序》(初)刘基《工之侨献琴》(初)《卖柑者言》*(高)方孝孺《越巫》(初)归有光《项脊轩志》(高)袁宏道《西湖游记》(从武林门而西，西湖最盛)，《满井游记》(初)《虎丘记》(高)魏学《核舟记》(初)张岱《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西湖香市》*(高)张溥《五人墓碑记》(高)林嗣环《口技》(初)方苞《左忠毅公逸事》*(高)蒲松龄《山市》(初)彭端淑《为学》(初)袁枚《峡江寺飞泉亭记》，《黄生借书说》(初)(祭妹文)*(高)姚鼐《登泰山记》(高)龚自珍《病梅馆记》(高)薛福成《观巴黎油画记》*(高)梁启超《谭嗣同》*(高)王国维《人间词话》(古今之成大事业者；有有我之境；境非独谓景物也；“红杏枝头春意闹”；境界有大小；东坡之词旷；诗人对宇宙人生；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高)孙文《〈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高)林觉民《与妻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