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河2012年第十一期精华选读：我的精神地理
&&1977，幸福在燃烧
【1】那一天，深秋十月的阳光清澈明媚，我心里却装满无边的空虚和恐惧，感觉有一种阴险的力量扼着我的咽喉，要把我从这个世界上扔出去。
在青莲嫂子家的
大门外已经站了很久。他们一家老小头埋在老碗里，奋力往嘴里扒饭，那“呼噜呼噜”的声音美妙如天籁。口水像泉水一样从我的嗓子眼往外喷涌。
我咳嗽、跺脚，制造动静，又不能过分。已经两天了，水米未沾牙，头重脚轻，真害怕哪天睡梦里就去阎王爷那里上班了。我才20岁，属于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美丽的身体和生命都含苞待放。毛主席说，这个世界归根结底是我们的，我们的世界里怎么可以没有我？
村民们总是撇撇嘴说：“秋庄稼收完多长时间？你们就没有粮食了？”
可是，天地鬼神作证，我们的粮仓真的空空荡荡。备战备荒，文件规定30%的耕地必须种棉花，不管是宜种的水浇地，还是不宜种的旱原，都必须不折不扣的种。长不长是天和地的事情，种不种却是人和立场的问题。大队书记想了一个聪明办法：把知青科研站的耕地全部种成棉花为大队充数。结果，近百亩地等于撂荒。知青大院四处堆满棉花杆，冬天取暖不成问题，吃饭却成了大问题。
大队发了一个紧急通知，禁止知青到贫下中农家里蹭饭吃，说那是“革命觉悟太低的表现”，但是只字未提知青们可以到哪里去吃饭？吃什么？我们饥肠辘辘却无人理会。人活一口气，没有一口饭养着，纵是英雄也会气短。
不能责怪贫下中农没有同情心，就像不能指望一个正在受冻的人为你脱下自己的棉衣。我很有耐心的站着，因为我相信善良的青莲嫂子最终是熬不过我的。树上的老鸹也闻到了饭香，不停地叫，恶声恶气的，想把我赶走。一只鸟儿的无理霸道，不值得理睬生气。但是老鸹将一疙瘩粪“扑哧”一下砸到我的肩膀上，这不存心吗？孰可忍孰不可忍？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向树上砸去。老鸹窝太高，没有砸上，但是砸住了架在树杈上的大喇叭。
喇叭已经坏了两个月，管广播的黑牛老婆生娃，没有人修，就一直哑巴着。谁知道，我把它砸得“吱哇”一声叫起来：“……恢复高考”！
我一愣，扑哧一下笑了：“把你能的？高考你说恢复就恢复了？”
但稍事停顿，广播又说：“再播送一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刚刚播发了新华社的重要新闻，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国务院决定从今年起恢复高考……
再播送一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刚刚播发了新华社的重要新闻，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国务院决定从今年起恢复高考……
再播送一遍……
再播送一遍……
县广播站播音员说着车轱辘话，像老唱片的针卡在磁槽里。
那每一个字却是平原上的春雷，从我心头轰隆隆滚过，炸出满地花。
插队三年了，我生活在一种浑浑噩噩中，看不清未来，也不敢想象。个性、理想，在最应该花团锦簇的年龄，却成了可能诱惑你犯下致命错误的罂粟。因为有了知识文化，我们必须接受改造。伟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种有文化向着无文化的逆向改造，有点像拔孔雀的毛，从最美丽的地方下手，直到把大家都拔成形似泡在福尔马林中的尸体。这是文化的悲哀还是人性的悲哀，我弄不明白，但青春的热血和欲望在我的身体里骚动不安，驱使着我去挣扎、去抵抗，然后悄然的去追求、去希望。
神哪！上大学！走过荒原的时候我给树说过，喂猪的时候给猪说过，下雨的时候给雨说过，唯独没有给人说过！我知道，那是天上的一片云，风一刮就散了；或者是一座远方的山，望山跑死马。让人知道了，我的下场不是风就是马。
现在，广播却在大声的说。真真切切，反反复复！
像厚厚的乌云被一把利剑劈开，一束光直射天灵盖。我情不自禁的高喊一声：“万能的上帝”！
突然头晕眼花，双腿一软，我蹲在地上。
青莲嫂子以为我饿晕了，端着半碗糊涂面慌慌张张走出来，将我扶起。
我涕泗交流的往嘴里扒着糊涂面，腾出手指了指喇叭。嫂子看看我肩膀上的鸟粪，猫腰摸起一块石头也去砸老鸹。
半碗糊涂面倒进肚子，身体像雨伞一样打开，我擦擦嘴说：“嫂子，等我考上大学，再感谢你！”转身往知青大院跑去。嫂子在身后喊着：“考啥哩考啥哩？是不是烤烟炉要点火了？”
是的，有一场大火就要汹汹燃烧起来，但不是在烤烟炉里。
跑回知青大院，打开我的“大立柜”——从赤脚医生那里弄来的一个特大号纸箱子——将里边所有的东西扒出来。结果令人沮丧，连一本囫囵的课本都没有找到。
插队的时候，我将自己初中和高中的课本都背来了，想着说不定能派上用场。但是“被教育”的时间越长越觉得课本没有啥用处、书念得冤枉。虽然在农村，外貌穿戴、言谈举止，知青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是户粮关系都随着插队转到了农村，和农民没有本质的区别。至于招工的早晚和被招到哪里，只能听天由命。
那时候买什么都要凭票证，每一个知青都是家里的采购员，穿梭在城乡经济之间。国家一再的强调鸡蛋要统购统销，但是知青在回家探亲的时候，都会大肆的“抢夺国家资源”。一块钱，大鸡蛋可以买12个，小的13个。为了减少破损，要将每一颗鸡蛋用纸包起来。我的课本小32开，一张刚好包一颗，天然的包装纸。刚开始课本被偷着撕了，我还骂人，后来为了团结同学，给自己的招工投票打基础，干脆主动奉献给大家。课本包起来的鸡蛋一排排码好以后，有一种滑稽的整齐庄严，我们戏称他们：初二鸡蛋、高一鸡蛋、数学鸡蛋、语文鸡蛋。偶尔打烂一个，几个鸡蛋就会受连累，披上种种数学符号或者课文，像一个个小巫婆，透着莫名的喜感。
鸡蛋还是鸡蛋，我们还是我们吗？瞅瞅自己的两手老茧，浑身一阵寒栗。
但是现在，一个时代的拐点摆在眼前，石破天惊，谁都不可能淡定。上大学，我们可以，我可以！
从知道了恢复高考的那一刻起，身边的同学们都变成了潜在的对手，彼此忽然陌生起来。往日下工，男同学打升级、下象棋，女同学织毛衣、补衣服、用白色的精纺棉线钩织窗帘、桌单，知青大院里笑语喧哗。但是现在，吃完晚饭，大家就消失在黑夜里，幽灵一般。
这种微妙的变化让我紧张不安，但更大的恐慌来自于大队的无声无息。恢复高考的新闻已经发了十来天了，大队既不说知青可以停工复课，也不说不可以，生产劳动按部就班的进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知道，对于贫下中农来说，我们本来就多余、讨厌，从城里跑来抢他们有限的土地和粮食！而且，农民恪守的本分就是辛勤劳动，春种秋收，高考恢复不恢复，在他们眼里，远没有一场及时雨来的更为重要和让人欢喜。
但是，我不能坐以待毙，不能眼巴巴看着梦寐以求的理想扇动着翅膀，从我的身边华丽的飞过，壮观的飞过，只是飞过，而已！
终于，大队发出一个通知：考大学不反对，谁都可以报名参加，但是不能停止劳动。想想看，寒冬腊月、冬灌冬赡、农田基建、修渠筑坝，哪一项都是透支体力的苦活，再加上复习……大概，我身上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超常的疯狂运转，才有可能挺住这场生死恶战。
然而，渴望江河怎么能怕水淹死？为了到达彼岸，我只能舍生忘死的跳下去！
【2】我的“活动经费”只有8毛钱。偷偷跑到公社报了名，用去5毛钱。第二天一大早，在供销社花9分钱买了一盒“羊群”烟，然后去找队长，表情沉痛的撒谎：“我妈病了，我想请10天假。”
队长抽着一尺长的旱烟锅，皱着眉头说：“冬忙时节，劳力紧缺，请这么长时间假，不合适吧”？我急忙把“羊群”烟拍在柜盖上，队长瞥了一眼说：“准时回来，不准超假！”
跑到汽车站，搜遍口袋，买车票还差1.9毛钱，我毫不犹豫脱下脚上的球鞋，3毛钱将它卖掉，买过车票，又花5分钱买了一双草鞋穿在脚上，像红军战士一样，踏上自己复习考大学的“长征路”。
我的母校已经沸腾了。乌泱乌泱的学生群情激昂、摩拳擦掌。教室里、房间里、道路上，老师被嗷嗷待哺的学生围追堵截，有老师的地方，就有一颗彗星，老师是慧核，身后拖着由学生组成的壮观尾巴。甚至有的老师蹲在厕所里，还在大声回答外边学生的问题……
10年的赛跑者集中在了一条跑道上，每个人都想跑赢别人，每个人都志在必得，空气在燃烧，大地在颤抖：舍我其谁！但是，10年积压起来的学生成千上万，老师即使有三头六臂，又怎么能应付过来。情急中，两鬓苍苍的老校长拿着喇叭一边奔走一边喊：“同学们，都到操场上集中，在那里集体听大课”。大家便潮水一样往操场上涌去，跑得尘土飞扬，冲锋打仗似地。
数学、物理、化学，老师轮流站在舞台上，手里提着一个电喇叭，声嘶力竭的讲，几千名学生盘腿坐在地上听。
天已经大冷，寒风卷着落叶满天飞舞。为了能听清楚老师的声音，女生不围围巾，男生不戴帽子，黑压压的人头抬起来、低下去，低下去，抬起来，嘴里吐出的白气在头顶烟一样缭绕，“刷刷刷”写字的声音，像蚕吃桑叶，风吹树林。
文化被批判了10年、革命了10年，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竟然没有人想起自己曾经对她的口诛笔伐和肆意践踏，反倒像迷路的孩子，争先恐后扑进她的怀抱。文化，只有文化，任什么力量都无法摧毁，却可以包容一切、宽恕一切。
所谓的复习，其实是一场思路混乱的竞猜。上上下下，没有人知道这个打倒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大学考什么？怎么考？甚至考大学的概念都是混乱不清的，但是“上大学”三个字，就足以让我们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一遍又一遍的背诵着毛主席的这一首词，觉得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能如此酣畅淋漓表达自己的话。
只有10天假，我想，即使踩着刀刃，也要在这10天里拼命将半个身子挤进大学的校门。没有课本，没有复习大纲，更没有任何复习资料，有的只是心急如焚和舍生取义的狠劲。我像一只饥不择食的狐狸，在遍地垃圾和废墟中，靠嗅觉寻找一切和高考有关的蛛丝马迹。
妹妹的读书生涯开始于文革开始，结束于文革结束。整整10年时间里，所谓的上学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批斗会、游行欢呼新的最高指示、学工、学农、学军，和书本没有多大关系。妹妹能将八个样板戏从头唱到尾，一字不差，却不知道一元一次方程，中国有多少朝代。于是，妹妹主动做了我的包打听，四处收集各种信息和小道流传的考题。每一天，妹妹都会拿回来一两张纸，上面写着几道题，神情诡异的告诉我：“据说，这是省城的一座名校出的内部考题；据说，这是一位世外高人预测出来的考题……”陈明他爸弄回来一套数学题，妹妹顶着寒风站在人家大门外叫了一个小时的叔叔，直到他将题拿出来。王芬她姑从北京寄回来几道政治题，妹妹又跑到她家门口叫婶婶，直叫到她妈将题拱手相送。妹妹还打听出来，母校一位老师的名字为什么叫“高三余”，意思就是——“教高三也绰绰有余”！因为传说有一年化学大考的试题，竟然被他押中了两道。妹妹说：“四姐，你要像一条蛇，死死缠住他”！
白天，我在母校复课，晚上回到家，点着煤油灯鏖战到凌晨三四点。因为正是农忙时节，居民用电全部被断掉，支援了农田基建和冬灌。我家的房子已经老旧，墙皮斑驳，单薄的木板门上挂着一块百衲衣一般的门帘，床下边放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放一盏用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灯苗如豆，闪闪烁烁，照亮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我用棉被裹着自己，趴在桌上苦读。劣质煤油燃烧后吐出的黑烟将我包裹着，空气浓浊如粥，鼻孔像两根小烟囱。我犹如入定的蟾蜍，静静伏在灯下，偶尔站起来活动一下，墙上就有硕大的影子猛烈晃动，像一头猛兽。
我就是猛兽，久困渊底，渴望着猛烈爆发、渴望着上苍能够赐予我力量，将寒贱的命运一下子扑倒在地、碎尸万段，然后柳暗花明的全新开始。
发力过猛的结果必然是一种始料不及的破坏。才6天，过度劳累加上劣质煤油的熏烤，我患了急性化脓性鼻窦炎，流出来的鼻涕都是脓血，头疼欲裂，眼珠子更是疼得恨不能跳出来在地上打滚。去医院看大夫，他说病势太猛，千万当心，千万不敢再熬夜、千万不敢再在煤油灯下熏，不然就会……他口舌翻飞，吐出一串陌生可怕的名词！
我只听见“咔嚓咔嚓”的断裂声，像一头栽进冰窟窿里，浑身湿凉。
上帝，你怎么瞬间就变成一个不可理喻的坏孩子！你知不知道正在手里随意把玩的是一个无助的女孩子今生今世的命运和幸福？你的慈悲你的仁爱你的宽厚善良和无所不能哪里去了？你曾经在云端里给我招手，现在突然把门又关上了。你让我怎么办？
大街上的人，影子一样在眼前来来往往的飘，而我，则走在深山老林里。天地混沌一片，我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该往何处走？
我多想找一个肩膀靠一靠。没有！我多想谁指给我一条亮堂堂的路。没有！
我的母亲是文盲，不分昼夜操劳着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睡，抽空在街上摆一个茶摊，每天收入一两毛钱就心满意足；父亲有点文化，是街道上一家工厂的铣工，有严重的哮喘病，除了上班就是坐在床上喘气。他们孜孜以求的美好生活就是让自己的孩子们吃饱穿暖，长大了有一份工作，生儿育女就行了。人生、理想，在他们眼里如同一片云烟。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前愁肠百结，而父母能给我的最有力的支持就是不限制用煤油灯的时间、深更半夜多吃半个白面馍馍。其他一片空白，甚至连一句鼓励的、安抚的、好听的话都不会说。
奇怪的是，这样的家庭环境，却造就了我刚烈的叛逆性格。我想是因为我家墙上贴的那张《毛主席去安源》的缘故。那张油画上，年轻帅气的毛泽东攥着一把雨伞，走在风雨如磐的大地上，身板挺拔、神情冷峻。不知道为什么，从看到那张画的第一眼起，我就强烈的渴望像他一样手拿雨伞，走出去。尽管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干什么，但是，一定要走出去！
我给妹妹说：“大夫不让我复习，大学，可能考不成了！”妹妹“哇——”的一声哭起来，惊得房檐上的麻雀不顾死活的飞出去。我呆呆看着妹妹冻得红肿的双手，不知道该说什么。
妹妹突然擦掉眼泪，问我：“四姐，你可以改考文科吗”！
一颗流星从天上划过，黑沉沉的夜幕上闪过一道光。傻傻的妹妹，竟然会有天才的提议。我举起拳头激动地大喊：“是的，我可以改考文科！”妹妹立马破涕为笑：“四姐，你让我做什么，你说！”一副慷慨赴难的样子。
尽管现在看来转科是多么的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它是我唯一能抓在手里的救命稻草！黑夜里没有火炬，我却可以把自己点燃。
没什么，虫子都可以化蛹为蝶，我为什么就不能从理工科转到文科呢？只要人生远离架子车、老撅头，学什么专业都无所谓。老师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并不想走遍天下，只想走出农村。
我的文科和自己比算差，比别人还是很出色的。从插队开始我就不断地写一些革命故事或者小小的散文、诗歌，努力钻进县城组织的业余作者培训班。目的不是当作家，而是逃避劳动。我一直瘦弱，干不动体力活。一年进两次培训班，一次一个月，每天吃饱喝足，还能挣2毛钱。那可是神仙一样的日子。
直觉告诉我：文科凭的是日积月累，不是临战猛攻。而且，上帝的巴掌不可能切断所有的路，只要有一丝缝隙，我就要钻进去，抱住一缕能照亮自己的光。
上帝可能健忘，但这一次他碰上了一个固执的“羔羊”，拒绝被遗忘，还要逼着他想起我的存在，对我负起应该的责任。
【3】10天以后，我带着自己的病，回到生产队。
与考大学同等重要的，是“接受再教育”的态度，这属于政治表现。对知识青年来说，政治就是天，犯了这个天条，人生的根愿不愿意都得深深扎进泥土里，而且永无出头之日。
农田基建如火如荼，兴修水利万人大会战，全公社的青壮劳力都集中在了工地上，大干苦干。田野上到处插着红旗，拉着横幅，各种名号的战斗队轮番在做战斗动员或者向某个战斗队宣战，大喇叭喊得空气都嗡嗡作响，架子车、独轮车组成滚滚的洪流，萧瑟的原野上人欢马叫，热气腾腾，景象壮观。
这中间，大队见缝插针召开了一次会议，每一个知青要在一张摸底表上填下自己的选择——考大学？还是参加招工？二选一！
一张白纸千钧重，小小的会议室被粗重短促的呼吸填满，如同野兽的厮打挣扎，偶尔一两声叹息，悠长悲戚。未来交给自己抉择，一点都不轻松。压抑的静默中，绝大多数同学颤抖着手写下两个字：招工！生存的本能，自会把人驱使到离自己最近的安全地带。
相比之下，我的“生死状”分量轻很多。不用多想，刷刷写下三个字：“考大学！”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但是，我必须拼死一搏。那是我人生中最绚丽最炽烈的梦想！追寻梦想就要能豁得出去，把那些看起来真实可靠的东西勇敢果断地扔掉，在悲情与绝望中起飞，才能飞得比一般人高！
每天早上，我先到赤脚医生那里打“盘尼西林”，然后把前一天夜里抄好的历史、地理、政治题用浆糊一张张仔细认真地贴在铁锨把背面，到了工地上，一边往架子车上装土，一边嘀嘀咕咕的背诵。
我们大队的“铁姑娘队长”比我大3岁，觉悟很高，立志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铁姑娘”。大家都是两个人拉一辆架子车，前边一个驾辕，后边一个推车。她是自己装车自己拉。23岁的女孩子，“不爱红装爱武装”，一身黄色军装，腰里扎一根牛皮带，站在那里像一个粗黑敦实的碌碡，双手干硬，嘿嘿一笑，臭气能将人喷倒。
她想让我们都成为“铁姑娘”，而且成为全公社的一面红旗。让大家写了决心书，贴在“战地宣传栏”里。我的决心书她看了，说写得有气势有文采，但是作风不过硬，“像一个病瓜蛋子”！她想将我改造成一个“文武双全的新型铁姑娘”，不断地找我谈心，给我讲革命的远大理想抱负，让我放弃“狭隘自私”的个人追求，用青春在火热的原野上写出一副最壮美的图画！
但我神思恍惚，眼睛盯着她，心里却在背考试题。我一点都不高尚，理想抱负也不远大，只想上大学，不想在这里拉架子车平整土地。我只看见她的嘴一张一合，臭气一股一股扑到我的脸上。她说烦了，猛推我一把说：“你瓷啥哩”？我脱口而出的竟然是：“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非拉是第三世界……”
她夺过我的铁锨，看见一排排的复习题，“嘿嘿”冷笑着，一张张撕下来，再一把一把撕成碎片，用力甩到空中：“让你的大学梦见鬼去”！
我从来没有见过魔鬼，但在那一刻，魔鬼出现了。她有尖利的爪子和臭哄哄的嘴，张牙舞爪想吃掉我。我也在瞬间变成一头猛兽，愤怒的扑上去和她抱打成一团。
我怎么会是一个铁姑娘队长的对手？三两下就被她打得爬在地上，头上和嘴角鲜血奔涌。她放弃了“先进帮后劲，后劲变先进”的努力，骂骂咧咧的走了。
我故意让腥甜的血从额头穿过脸颊、流过下巴、一路旖旎蜿蜒流进脖子，气昂昂的挺胸抬头穿过如林的目光，回到工地棚子里，躺在冰冷的床上，理直气壮的拿出考试题背起来。
我一点都不恨她，反而很感激她，感激她打了我，而且还打得流了血，为我复习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3】我们名曰知青科研站，实际上是一个文艺演出点，名扬三秦大地。
为了歌颂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并且“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不断排演各种知青战天斗地、扎根农村的节目，然后去各种场合演出。每一年，还会赴西安几次，在人民大厦为省革命委员会的重要领导或者外宾演出，就连时任副总理吴桂贤来陕西视察知识青年工作的时候，都看过我们的汇报演出。平时县城、公社甚至生产大队有一个小小的活动，需要造势助兴，一声招呼，我们就浓妆艳抹的上台载歌载舞。
不幸的是，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接到了任务：为公社“农田基建万人大会战第一阶段圆满成功”庆功大会做助兴演出。
一天的大会战已经透支了我的体力，晚上还要在舞台上蹦跶两个小时。明天的高考，体力和精力能跟上吗？不知道。但是我绝对没有胆量请假或者逃离。
幸运的是，我可以乘坐来接演员的手扶拖拉机，免掉了冰天雪地为赶考的长途跋涉。大队距离公社的考场有6公里，那时候，坐手扶拖拉机的待遇丝毫不逊色于如今的宝马奔驰。
我们画好了妆，将道具和服装装在手扶拖拉机上。演出需要美丽的体型，大家都穿一身单薄的棉毛衫裤外加一件黄军大衣。演出完，已是深夜11点。同学们坐上手扶拖拉机回队，我留下来，住在朋友家。
大地寂静，万物无声。黝黑如墨的天幕上，星光繁茂，银河流转，梧桐树上的鸟儿在说梦话。兴奋？紧张？激动？不安？我一次次躺到炕上，又一次次爬起来。走得大意，忘了带棉衣棉裤，我用黄军大衣紧紧裹住自己，在院子里不停地来回走动，我想了很多很多，却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看到了很多很多，却不知道看见了什么？寒风将我吹彻，双脚双手和脸颊刀割一般又烧又疼。我想让上帝看见我的冷我的痛，看见我的虔诚！
日，我走进了考场！大学考场！
早上9点开考。第一场考数学。
我的前边坐着我们大队的牛娃，他比我大12岁，只上到小学三年级。牛娃有点不好意思，“嘿嘿”笑了几声说：“我知道我考不上，但是想试一试，经见一下考大学的场面。”
我不知道，这一天，有570万名考生涌向考场。
我不知道，坐在考场里的，有的是兄弟姐妹、有的是夫妻、有的是师生、有的是老三届、有的是应届生、有的正在念高中、有的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最多的是插队知青……岁月像油彩，10年的风霜抹在考生的脸上，老少层次分明。但是，考大学的兴奋和激动，又像熊熊燃烧的火炬，将大家照耀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在一部名叫《决裂》的电影里，葛存壮扮演的老教授拒绝一位农家后代上大学：“一个只读了两年小学的人，凭什么上大学！”贫协主任举起那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后生的手说：“凭什么？就凭这两手老茧和一身泥巴！”那个画面久久留在我的脑海里，回肠荡气，气壮山河。三年的岁月里，我除草翻地，抡撅头挥铁锨，出门就看天，拿起农具就往手心里吐唾沫，一双手结满了一疙瘩一疙瘩的老茧，就像结绳记事的语言。
现在，这双手轻轻地拿起了考大学的考卷！
纸质粗糙黯黑，散发着淡淡的油墨味道。我把它放在鼻子下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游子沉醉于家乡的炊烟。挽起袖子，完全是出于惯性的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瞬间又明白，我拿起的是笔而不是老撅头，自己的理想、青春和未来。都要写在这几张粗糙的纸上。
才几分钟，就感觉身上穿的黄军大衣实在碍事，袖子太长，盖住了手，挽起来又太厚，硌着手影响写字速度。我果断的脱下军大衣甩到一旁，只穿着演出时薄薄的棉毛衫和棉毛裤。
窗外大雪纷飞，寒风凛冽，破碎的窗户纸被风吹得“啪啦啦”响，像很多人在擂打小鼓。雪花零星飘进教室，如点点梅花飞转。而我，将一个高级动物所拥有的所有热量和能量都投入到了一支笔、几张纸上，对声音、饥饿还有温度，彻底丧失了感觉。
时间在我的人生中，第一次快到了必须用“一眨眼”来形容，真的只是一眨眼，下课钟就敲响了。我不知道自己答了多少，也不知道答得对不对，只能说：“反正我尽力了。只能这样了。”
出了考场，牛娃走过来问我：“第一题的答案是啥”？
我说：“负——，——，——”！我想说“负5”，但是舌头不听指挥，不会打弯，5就是吐不出来。
他又问：“你咋了？”
我说：“冻——，——，——”！我想说：“冻得”。仍然是只能说一个字，而且收不回来！
天哪，我的舌头冻硬了，直直的躺在嘴里，无法说出想说的话。接着就开始哆嗦，猛烈得像被电流击中一样。牛娃将我拦腰紧紧抱住，还是控制不住，就把我扔在地上，惊恐万状的看着，不断地问：“你没事吧？”
等我的功能恢复正常，牛娃又问：“有一道题很奇怪，给2搭了一个小柴火棚子，是不是印错了？”。我想了半天才弄明白：“那是根号2，一个数学符号”！他“噢？”了一下：“这个2
这么金贵呀，搭个棚棚就不2了！”
我笑得捶胸顿足。心想这样的考生越多，我考上的希望就越大。
下午第二门，考语文。
我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感动了万能的上帝，他老人家的目光开始凝视我。
改考文科以后，我赶上在母校参加了一场模拟考试。除了一些语文基础知识，还有两道作文题，议论文是《给全国科技大会的一封信》，记叙文是《难忘的一天》。我的作文没有写完，时间就完了。辅导老师说：“记住，一定要把作文写完，因为作文要占文科成绩的60%”。
考文科，当然拼的就是作文。我对这件事情很重视，回到队上，把写了半截的《难忘的一天》写完，还像一个编辑，认真的修改润色后，又读了很多遍。
打开语文考卷，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考卷上的两道作文题和我们的模拟考题一字不差！我的老师，你们太伟大！太神奇！太有才了！上帝都应该向你们敬礼！
语文，我考得很兴奋，很豪迈，很完美。
我的个性从小就有点混不吝，考大学压力这么大、人这么多，我们公社文科就5个考场，250人。但是我气定神闲，丝毫没有胆怯害怕。
语文考过以后，别的考场的监考老师轮流来看我答卷，看得我心里发毛。是不是我答得不好？错的太多？想不到，一位老师俯下身子轻声告诉我：“我们看了你的答卷，你考上的希望很大”！
老师意在给我加油鼓劲，殊不知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盲目大胆。我立刻慌张凌乱起来，拿到最后一门政治卷子，手已经哆嗦的纸张哗啦啦响，额头上全是冷汗。我长长地吸一口气，再缓缓的吐出来，告诉自己：不许紧张！不许紧张！但是，越说越紧张。整个政治考试的感觉就是在练气功，不断地吸气吐气。好在题都提前背好，猜中了就答，猜不中就放弃。绝对不敢乱发挥。发挥成政治问题就等于自己割断了自己的动脉。
【4】考完后漫长的等待，用热锅上的蚂蚁来形容，似乎太仁慈了。小的时候不听话，妈妈就会吓唬我说：“不听话的孩子到了阴曹地府，阎王会把她按进油锅里炸！”我的感觉就是被时间提溜着在油锅里炸，而且悠来悠去的，任我痛彻心扉也不肯停手。
每天下午，我的两只脚就不听指挥，自己往村口走去，失魂落魄的在村口转悠。窄窄的村道像一根根散乱的绳子，蜿蜒曲折伸向四面八方，我一一的眺望着，猜测我的梦想会从哪一条路上奔来？我希望看到一张陌生的或者熟悉的脸给我一个笑容，让我看到一点希望。但又害怕看见任何人，害怕他们的脸是严肃的、悲悯的……
一会，我信心百倍。觉得身边的很多人都不如我，凭什么他们能考上，我就考不上！一会，又灰心丧气，因为自己算了一下分数，估计除了语文，其他的每一门都上不了70分。在我的理解里，考大学不能门门拿到80分以上，大概希望就是渺茫的。我无数次的沉醉在身处大学的想象里——平坦的水泥路，绿树夹道，鲜花簇簇；我坐进明亮的教室，戴一副细黑边的眼镜，衣着干净，双手柔软，厚厚的书，翻动时飘拂起沉沉暗香……那情景，在我脑海里来来回回的放，电影一样生动传神。醒过来，我还是在田野上“战天斗地”的插队知青。在工地上，肚子吃饱了，筋骨却快累断了。大家的话语交流也是：吃饭吧，吃！出工吧，走！歇一会，好！睡觉吧，睡！能一个字解决的，绝不多说第二个字……
我开始失眠做噩梦，不是笑醒了就是哭醒了。喜怒无常，如同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终于县城发榜了，但前边的10天假已经是底线，再请自己都没有胆子说。我一直盯着村口，眼睛像雷达，捕捉着上县城的人。果然，夕阳西下时，记工员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可是静悄悄的什么都没说。这让我惊慌恐惧，坐卧不宁。想问不敢问，不问又不甘心。这样憋着熬着，直到天黑严实，我悄悄摸到记工员家里，转弯抹角的问他：“听说你今天上县了”？
他说：“噢”。
“听说考大学的发榜了”？
他说：“噢”。
“听说咱们公社考上了不少”？
他说：“噢”。
像一个棒球投掷手，每一声“噢”就是一次冷静的投掷，稳准狠的砸在我心上，疼的人快要发疯。终于我熬不住了，问出一句：“知识青年考的咋样”？
他说：“洋学生嘛，不咋样。反正咱们大队一个都没有考上！”
我说：“噢”。
脚下的土地又一次“咔嚓咔嚓”裂了一道口子，我掉了进去。
我挣扎着跑到打麦场上。静静的夜、惨淡的星、寒冷的风。我放声大哭起来。哭得肝肠寸断、撕心裂肺。我哭自己命苦，佛祖耶稣真主安拉，竟然没有一个神灵愿意保佑我！我哭自己出身卑微，数遍门楣，竟然没有一个有权有势的亲朋能帮上一点忙。深深的悲哀和绝望如同一把利剑，插进我的胸膛，而我没有力量改变它、甚至躲闪它，只能赤裸裸的站在那里，除了忍受，还是忍受！
上帝如果此时还没有睡觉，听到一个站在生命的深渊里歇斯底里哭叫的女孩子，会不会内疚、自责？
万念俱灰，痛不欲生。我开始在工地上玩命，像“铁姑娘队长”一样，一个人拉一辆架子车，头扎到地面，汗流浃背……但是铁姑娘队长只要看见我，就狠狠地“呸——”一声，庆祝她的胜利并表达对我的鄙视！
结局，似乎就这么板上钉钉了。
第三天，吃过中午饭，我拖着铁锨慢慢往工地上走，邮差骑着自行车，丁零当啷的朝我冲过来，大声地问：“你是知识青年袁秋香吧”？我点点头，伸出手准备接信和报纸。但是他笑吟吟的说：“女子，你考上大学了！”
我翻了他一眼说：“我很难受，请不要再拿我寻开心！”
他说：“真的，我刚去公社拿信的时候，公社发榜啦，上边有你的名字，你考上啦，千真万确！”
我听见大脑“轰——”的一声，心脏瞬间停止跳动，天旋地转、虚汗满身、一屁股坐在地上，像被扔到岸上的鱼一样大口的喘气！那种感觉离死亡很近。
幸福来得太过猛烈，和灾难来得太过残忍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要人命的！
不知坐了多长时间，知觉和力量蚂蚁一样痒酥酥爬回身上。我虚弱的站起来，扶着墙慢慢走了几步，觉得双腿可以支撑身体的重量了，就疯狂的往公社跑去。一定要亲眼看到！命运的转折点上，必须亲手楔进去一个路牌，定住那个方向，定住自己狂乱的心。
公社大门外已经人头攒动。我披头散发，不顾一切的扒开人群，一眼看见了大红榜单上自己的名字和考号：100266，袁秋香！我紧紧抱着自己，凝固一样看着榜单，一笔一划的看，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看，生怕有一点点的差池，就将自己摔到地上，像一个粉碎的玻璃杯子，再也收拾不起来。
我相信每一个77级的考生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考号，那是命运拐点处的一块界碑，那是打开天堂之门的密码！
从名字到考号，分毫不差。我爆炸一样的大喊一声：“我考上了”！周围的眼睛“咣——”的一声聚焦在我身上。我就像一颗文曲星从天上坠落，剧烈的摩擦中浑身火光闪闪，巨疼无比，幸福无比。眼泪就像开闸的洪水，汹涌而出。流吧，流尽我的悲凉，流尽我的忧伤，流尽我的委屈和绝望。我痛快地哭着、幸福的哭着、自豪的哭着！
绝处逢生，从地狱到天堂，就应该哭得这样惊天地、泣鬼神！
【5】那一年春节，我家的气氛格外的祥和热烈。
贫寒的市民家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它带来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幸福自豪，还有家族的荣耀！在此之前，父亲一直因为我“不听话”而讨厌我，他一瞪眼，我就想自杀。但是现在，父亲的眼神像一只柔软的手，开始在我的身上轻轻抚摸。
年夜饭前要敬神，妈妈拿出一张白纸，让我写上邓小平的名字，贴在一块硬纸板上，与我家的祖宗牌位和各路神仙放在一起，虔诚的洗手、焚香，行了跪拜大礼后，妈妈对我说：“过来，给邓大人磕头，没有他你上不了大学”。我向来对这些神鬼之道不以为然，但这次没说什么，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
大年初一，又是瑞雪纷飞。在我的记忆里，77年的一切，都和雪花有着神秘的联系。那柔软苍茫的白色下，覆盖着数不清的等待春天的生命，也覆盖着数不清的万劫不复的尸体。万象更新。中华民族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一个新时代，如漫天雪花，铺天盖地，呼啸而来！
正月初五，我回到生产队转粮油关系。那时我们需要给公社粮站交2两油、20斤麦子、10斤玉米，作为自己第一个月的口粮。办完手续离开生产队，从此就断绝了我和土地的一切关系，走上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
同学们都回家过年了，正月十五以后才会陆陆续续回来。
知青大院安静极了。天大晴，太阳白花花的，院子里的积雪有七八公分厚，麻雀的小脚丫走出满地乱纷纷的“丫”字。前院的榆钱树叶子落尽，架在树杈上的老鸹窝像黑黢黢的皮球；后院乒乓球案子上的积雪结成薄薄的冰，散射出一片片鱼鳞斑的琐碎彩虹。
我踩着雪，“咯吱咯吱”的走来走去。
我熟悉这个院子的每一道墙，每一间房，还有每一块砖头，就像熟悉自己的五脏六腑，但是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属于这里。我是匆匆过客，它是一座无形的牢笼，把我圈在这里，磨成一粒尘埃，徒然的憧憬，徒然的挣扎。但是现在，我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心平气和的审视着它的角角落落。我知道墙上的牵牛花会开出粉嘟嘟的小喇叭、被雪覆盖的砖缝里会长出绿油油的小草、榆钱树上的榆钱可以蒸麦饭，有淡淡的苦香。还有那棵枸树，能结出毛线球一样红彤彤的枸桃，吃起来很甜，但吃多了舌头会火辣辣的疼……可是，我就要告别这一切，去陌生的省城读书。再看见他们是何年何月？失去的，不一定就不好，但一定会让人怀恋。
找来一辆架子车，倒掉上边的雪，拉着它往北沟生产队走去。我们知青集中在大队科研站，粮食名额却都在各个生产小队。
一会，队长和会计穿得像两只精神抖擞的黑狗熊，“咯吱咯吱”踩着雪来了。
队长伸出大拇指说：“女子，你是咱这旱塬上的第一个秀才！”我谦和的笑着，心花怒放，却不想说什么。幸福能说出来，就很有限。队长又和会计商量：“这麦子虫蚀得太多，小心过不了验粮关，给女子多装10斤”。10斤麦子呀！每年春荒吃返销粮的时候，最多一个人只能分到5斤。我感动的又是两眼潮湿，那些天，特别容易哭。
乡间小路上，来往穿梭着走亲戚的贫下中农，他们提着点心、麻花和白糖，兴高采烈，男人直着脖子吼秦腔，孩子小狗似地跳跃奔跑，女人们穿戴得花花绿绿。原野广袤，白雪皑皑，他们是摇曳生姿的花，喧哗热闹的戏，不择地冒出来，萧瑟破败的冬天，因为他们而温暖生动，意趣盎然。
我拉着架子车放声高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贫下中农好奇的看着我，像看一只奇怪的动物。是的，我已经从这片土地上彻底解放了，趾高气扬，春风满怀。不再因为有文化而低人一等，不再接受“牛角长在耳朵前还是耳朵后”的教育，更不需要为了一顿饭而放弃自己的尊严。
路面冻得硬邦邦，拉着架子车行走就像在滑冰，一会一个跟斗。讨厌的是，摔一次跟斗，车上的粮袋就象一只不听话的狗，叽里咕噜滚下来。我不得不一次次把它抱上去。那些长短不一的坡，就像一架架滑梯，让我费尽力气和心机。如果坡短，就脱掉棉衣棉裤，铺在地上将架子车推上去。如果坡长，就要找来一块砖头，在坡面上凿出一个个脚窝，再扒开积雪，捧来泥土铺在脚窝里，才能将架子车推上去。
贫下中农友好而且慷慨，只要经过我身边，必定留点什么：推一把车子、送一根自己炸的麻花、一块纯麦面的馍馍，或者一声朗然的问候：“女子，年过得好！”他们都有粗黒结实的皮肤、憨实厚道的笑容、麻绳般的皱纹、有点暗黄的牙……风霜慷慨岁月无情，但是雕刻出来的笑脸极具腐蚀性，看一眼就刻骨铭心，再不可能忘记。
到了粮站，库管抓起麦子看看说：“虫蚀得太厉害，要过筛子”。我手足无措。插队三年，什么农活都会干了，就是不会摇筛子。
突然。真的是突然，我们的“铁姑娘队长”出现在我面前。她说：“我来吧。”麻利的将麦子倒进筛子，蹲在地上使劲摇起来。我瞬间失语。呆呆看着她将筛子摇得水打旋一般，虫蚀空的麦子像水里的油花，从中间涌起来，被她一把一把的捧出来扔在一边。
过年的缘故吧，铁队长换掉了标志性的黄色军装，一条黑色的卡其布裤子，一件粉底起蓝花的洋布衫，丰腴的身子裹在里边，不再粗恶、不再彪悍，却平添几分柔丽。女儿家，还须“红装”。
库管说，她是刚刚破格招来的验粮官。
此刻，她为什么肯屈尊下顾？我疑窦重重又百感交集，心里翻江倒海，嘴里却吐不出一个字。
筛完以后，她站起来拍打着手上、身上的土。我说：“谢谢您！”想着应该大度的笑一下，怎么努力，却只有肌肉的轻轻哆嗦。
她不吭声，也不理我，眼睛看向远方。不好意思？不甘？嫉妒？还是内疚？尴尬了好一会，她突然回头盯着我问：“我是念书念到了高中一年级的。这样的基础，好好复习一年，你看能考上大学不？”说完淡淡笑了一下：“我不想在粮站摇一辈子筛子”。那笑容，装了太多的东西，我看不懂，也看不穿。但是很用力的点着头说：“我看能！”
我们俩都不是演员，眼前这一幕却真的很像演戏。其实，哪一个人的一生不是一部没有剧本的电视剧？不管播不播出，都必须不停地写下去。
日薄西山，我揣着户粮关系，拉着空架子车往回走。
路还是来时路，但人已经是城里人了。多么的神奇！天上人间，一张纸而已。就像一片树叶，一脉之隔，正面却承接着阳光雨露，背面永远面朝大地。如我之流普通人家的普通儿女，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穷尽所有智慧和力量爬上叶面。应该说，命运是公正的，因为它为每一个人提供了相同的机会。但是在你享受这种公正之前，要有足够强大的内心来支撑自己，去走完那通向公正的漫漫长路。
对我来说，尽管考大学的经历一波三折，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但花好月圆的结局，却使其中的种种况味，像一杯陈年佳酿，滋味悠长。
回到知青点，满天星斗，一地风声。
为了防止偷盗，放假的时候，同学们会进行一次彻底的“坚壁清野”，连灯泡都被摘掉收拾起来。我摸索着打开宿舍门，爬上床扯开被子把自己裹住，紧紧蜷缩起来，像一块坚硬的石头，抵抗着最后一个黑夜的恐怖和寒冷。
第二天醒来，天光熹微。我开始收拾“行李”。补丁少的衣服就带着，补丁太多的，放在院子的乒乓球案上，自有人拿走。插队三年的全部家当，最后一个书包就装完了。
我坐在床边长叹一声：三年呀，我在这里当牛做马，挣得工分竟然连自己都养活不了。除了给身上的衣裳增加了很多补丁，给厕所里贡献了很多“农家肥”，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这些艰难的岁月就像一场噩梦，现在都结束了！但是，能过去吗？我不知道。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幸福结束的同时可能也就过去了，但苦难可以结束，无法过去。因为苦难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将灵魂插进你曾经搏斗和立足的地方，像一根天线，感知接收世界的无限，却永远归属于这片有限的土地。
逃离是为了更快的回来，仇恨是因为最深的爱。
原来，上帝打开那一扇门，只是为了让这一扇门得到更多的光。
我用自己口袋里仅有的两毛钱，买了四块用红糖做的点心，去给青莲嫂子拜年，并告诉她我考上大学了。嫂子塞给我一个夹了辣子酱的黄澄澄的玉米面饼，高兴的说：“考上了好，不用再来蹭饭吃了”！然后又问：“大学？门楼子很高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笑了笑。
走到村口，我又一次驻足了望。清晨的阳光下，村庄静谧，泛着淡淡的红光，家家房顶上炊烟袅袅。我的眼睛扫过一扇扇大门、一棵棵树、一个个门墩、一条条弯弯曲曲的村道，缓慢而贪婪。留恋和惆怅水一样的从心底漫起，两行热泪沿着脸颊滚滚而下……
再见了，这片承载了我生命中最旺盛也最沉重的岁月的土地；再见了，我并肩战天斗地三年的同学和贫下中农。
我深深鞠了一个躬，转过身，大步流星的上路了……
77级是一种性格
1978年2月，我走进西北大学中文系，但是叫做77级。
是时，科技大会召开了、农民包产到户了、二道贩子开始摆摊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人们激动兴奋又困惑不安，历史的车轮又载着我们要滚滚的奔向哪里呢？不知道！连伟人都说：摸着石头过河！
中断了10年的大学招生恢复了、考过了，我们就是被恢复与被宠幸的第一代。中国的教育史在77年这一章，显得格外的精彩丰满和跌宕有致。当然，芸芸学子，也没有哪一级能胜过77级的幸运，时代刚一转身，就和我们撞了个满怀。
那天春寒料峭，阳光明丽，影子像一只小宠物趴在脚跟下。我扛着棉被，提着网兜，走进了西北大学。看见校门楼，有点小小的意外和失望。圆拱形的钢架子锈迹斑斑，校牌是一块狭长陈旧的木板，没有想象当中的美丽壮观，甚至简素的有点寒酸。但是我很明白，跨进这道大门，我还叫袁秋香，却不再是两手老茧的插队知识青年，而是一个“天之骄子”；教导我的也不再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贫下中农，而是满腹经纶的老师……天上人间，云霓鸿鹄，免不了有点恍兮惚兮。看看周围，古城的街道很宽，行人熙攘，商店的门上贴着红对联，孩子手里提着灯笼，年的味道很浓，人间烟火很重。
走进校园，巍峨的图书馆、砖色深沉的教室、墙壁斑驳的大礼堂，都在用沧桑两个字，诉说这座老牌大学的悠久历史。一两树梅花，看不到花朵，却有幽幽暗香扑来。尤其是那紫藤苑，长廊逶迤，老藤遒劲，盘绕出一地阴凉。由不得感叹一声：这样的景致，需要多少岁月的精华，才能堆切起来？
礼堂前的主干道上，笑语喧哗，彩旗飞扬。马路牙子上摆着一溜桌子，桌子上放置一个小白牌子：某某系新生接待处。新生们排队、交录取通知书、填入学登记表，像生产线上流水般的产品，简单欢快流畅。尽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命运已经盛大改道，犹如传说或者传奇，却因为成竹在胸，从容淡定的有点漫不经意。
每一张面孔都很陌生，又似乎都很熟悉。刚刚结束的大考给我们留下了共同的气息，就像一群小兽，失散了，靠着气味就能再聚。男同学身着蓝色的中山装，女同学穿着碎花布衣，裤子的膝盖或者屁股上打着靶标一样的补丁。时代的特点和颜色穿在我们身上，个体是色彩缤纷的，群体又是单调统一的，像一群等待出场的群众演员。
是的，时代给77级新生安排了这样的角色——重整山河的先头部队！我们意气风发的登场了。
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还没离校。老师不待见他们，他们又不待见我们。因为我们一进校，原来的开卷考试立马变成了闭卷。像一群散漫的牛被圈进围栏，工农兵学员兀然愤怒起来。学校礼堂大门口贴出了大字报，“警惕！大学教育在沦落”！标题用了红颜色，粗大的叹号杀气腾腾。文章的质问也非常尖锐：“现在的大学教育，是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还是在为修正主义培养只专不红的苗子”！但是，整个校园都埋头在书本里，没有人搭理他们。这让工农兵学员失落不甘，又很无奈。不管愿不愿意，对大字报的冷落，已经宣告了他们的时代的结束。这不是老师的错，更不是我们的错，价值与价值的交替，总是以人群和人群的剧烈对抗体现出来的。我们是凭着聪明才智，从570万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在踏进教室之前，我们已经饱尝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人生的种种不如意。他们呢，横看竖看，总有点参差不齐、来历不明。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如同沉沉沼泽，朝代更替、时间明灭，都只是生存意义上的徒然挣扎。揭竿而起者初始总是说“替天行道”，江山到手，就又投身沼泽里，龌龊艰辛，却无风无浪，怡然安然。5000年了，没有前行，只有往返。后来，就发生了那场“大革命”，要把文化赶尽杀绝，其破坏力的巨大让人们相信，中国不需要文化，只需要革命。但是革命的结果却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化不管对于个人还是民族，都是黑夜里的那束光，血液里的那道热流，颜色或许浓淡深浅，但不能干涸、断流。文化是被革命踩在脚下，践踏了整整10年，那又怎样？一朝站起来，光艳瞬间就照彻天地。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老师的带领下，把自己投进文化的熔炉里，铸就一把利剑，斩断愚妄的过去，转身去开天辟地！像盘古、像女娲、像后羿、像夸父……
但是，对于我来说，一切却并不那么容易简单。
因为中间隔着十年的岁月，77级的同学们年龄差异很大。具体到我们班，70名学生，却是两代人，而且有代沟。最小的女生只有16岁，最大的36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应该叫她阿姨还是同学？小女生为此苦恼不已。一位男同学和他的儿子一同踏进一年级的校门，妻子的家书里引用儿子的话：“我爸没有我考得好！”家境贫寒的同学，国家每月发给20元的生活费，工作已经三年以上的同学，由原单位继续发工资。老三届经过文革前比较系统的学习，显得成熟博学。我们的知识结构却支离破碎，残缺不全，像一群“小白痴”。这种落差不仅仅写在脸上的每条皱纹里，也反映在生活阅历和知识视野上，各自高低深浅，气象万千。
我生长在小县城，一条街道三米宽，从东头走到西头，最多只需要10分钟。我会跳舞、会讲故事，因此而招摇过市，可笑可耻却浑然不知。高中毕业，刚刚有点懵懂初开，四处张望自己的人生方向，却被敲锣打鼓的送到了农村插队锻炼。从本来就狭窄落后的地方，挪到一个更狭窄更落后的地方，像一个井底之蛙，还没来得及张腿往外蹦，就被一脚踹下更深的渊薮，连巴掌大的那块光也失去了。
高考中我完美胜出，站在了改变命运的高台上，但是这个高台一眼望不到边，我晕眩、坠落，像一朵飘摇的蒲公英，不知哪一寸土地可以落下我忐忑的脚。考上大学的激动、兴奋，一下变成无边的惶恐和不安。至今还记得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在对话，男同学娓娓道出一串名字：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女同学挥着手臂大谈“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再使劲，都搞不懂这些“司机”和这些“思维”有什么关系？一种华丽的气息逼迫挤压着我，像一只小麻雀看见了凤凰，羡慕嫉妒，更多的是自卑和慌乱。
我定了定神告诉自己，还好，我比他们小，狠狠的用点功，也许不会距离太远。
湿婆开始跳舞、夫子开始周游、希腊美少年站在了河边——他看见一个白痴一样的自己，肯定不会那么自恋。岁数大、见识广的同学就是我的标杆，我要用我所有的生理能量去追赶他们。既然毛毛虫能变成蝴蝶，我又怎么不可能从麻雀变成凤凰？
知识的占有欲望，变成了和时间的斤斤计较与赛跑。晚上，需要老师驱赶大家才会恋恋不舍离开教室。而宿舍，又在竞赛谁比谁回来的更晚。
生活也罢、思想也罢、学习也罢，在我的眼中只有两种存在形式——时间，书本！我很想自己能变成一座楼房，将图书管里的书统统装进肚子里；很想自己有一双魔法小手，将老师的满腹诗书掏出来，填进空空如也的大脑。但是玩命苦读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放眼所见处，莘莘学子都是手不释卷，念念有词：买饭的时候、打开水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甚至上厕所的时候……大家手上齐刷刷长出一个新器官，叫做书本。而图书馆的座椅上齐刷刷长出一种植物，叫做书包。我永远在拼抢，但永远占不到座位。同学们在我的眼里，绝对是一条条贪婪的水蛭，趴在老师或者书本的身上，“吱吱吱”的吮吸，争分夺秒，生怕别人比自己得到的多一点。
我开始向着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普希金……发起进攻，奋不顾身，茹毛饮血。我曾经非常渴望成为一个“国营工厂的工人”，现在将它断然除掉，像拔一簇荒草，转而热烈的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安娜为什么卧轨、娜拉为什么出走、哈姆雷特为什么要在“活着还是死去”中间徘徊……
知识改变命运，是通过话题来实现的！这是我人生第一个顿悟，很有哲学意味。
校园就是舞台，我们浓妆淡抹，将个人的成长和时代的开放演绎的荡气回肠。社会的风吹草动，都流行在我们的举手投足间。春天来了，花儿就要开，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冷宫里的“毒草”纷纷出版，凌晨四五点，我们去书院门的古旧书店排队买书，凛冽的寒风里，大家跺着脚，脸蛋冻得彤红。萨特、黑格尔、尼采，存在主义、荒诞派汹涌而来，像平地而起的沙尘暴，将我们卷裹进去，不由分说。兴奋、刺激、好奇？接受、拒绝、质疑？都说不清楚，但是向着它们奔去，身不由己，兴致勃勃。尼采说：“上帝死了，超人要诞生”。超人长什么样？诞生在哪里？没人能说清楚，但是似乎每一个人都具备了超人的气质和追求，想在“重估一切价值”的过程中大显身手。
那是一个可以和春秋战国比肩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那是一个文化重新回到一个民族的生活里、生命里，像大江大河一样奔流的时代，犹如发生在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文化被无限敬仰和膜拜，只要胸前别着一枚大学校徽，走在大街上，回头率就很高。我带妈妈去华清池旅游，钱花完了想搭个顺车，有位司机看我一眼，干脆的挥挥手说：“上车！”不是我年轻、更不是我漂亮，仅仅因为我的胸前别着一枚“西北大学”的校徽。我总觉得胸前温热，5000年的文明穿过那小小的校徽，悲悯的俯视着芸芸众生。
文化的河道两侧水草丰茂，我们的《希望》杂志也小荷露出尖尖角。它承载着年轻的我们对于民主、自由和各种新思想懵懂的认知和追寻。杂志上有贾平凹、史铁生这样的名人大家，更多的是同学们的习作，稚嫩但是锋芒睿智。第一期便引起了全国性的反响，编辑部收到了上千封的来信。有的写来读后感，有的要求担任义务发行员，更有热血者，要捐款捐物，支持我们“将自由的声音呐喊的更加响亮！”第三期，《希望》的封面采用了米勒的版画“播种者”，黝黑的大地上伫立着一个倔强不屈的身影。他的存在意味着什么？他要播些什么种子？这种孤独的丰富让很多人不安，杂志就被有关部门禁止出售。我们因此而怒火中烧，认为这是对自由和民主的限制和扼杀，我们必须有声音、有姿态。于是在几位老班长的策划组织下，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同学们分成几十个小组，以一种激烈的对抗姿态，在古城东西南北各条大街上奔走叫卖。那天，我脖子上挂着书包收钱，仿佛置身一场“五四运动”，壮怀激烈，热泪盈眶……
有点叛逆，有点激进，在传统与开放中间，我们上下追索；有点狂妄、有点豪迈，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我们寻找着突出部和结合点。但是骨子里，我们是龙的传人，崇尚“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志向远大，宣泄无境，于是就有点像茫然的斗鸡，翎毛飞扬，热血贲张，不断找事。第一次选人大代表，红色选票发下来，上面的陌生名字让大家义愤填膺，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意志怎么可以被一个橡皮图章盖住？于是，中文系和历史系联袂上阵，发表演讲、散发传单，一定要“行使划掉陌生候选人的权利，获得写上自己的代表的自由”！民主、宪法在我们的嘴里火辣辣的喷薄而出。风很大，我们奔走呼号，传单像风筝一样满天飞。没有人想结果，大家只激动于眼前，想在古老的长城上打开一个缺口，让西方先进的思潮来荡涤城墙下的沉疴和尘埃。女排第一次冲进世锦赛决赛时，我们聚在教室里看电视直播，一台19寸的黑白电视机，一片黑压压的脑袋。一位女同学太紧张，说她感觉最后一局会输，大家异口同声的说：“出去”！她就乖乖出去，在外面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直到女排姑娘获得了冠军。然后，我们挥动着自己做的各种各样的小旗子，上街去游行，高喊着：“中国万岁！”、“郎平加油！”从学校出发绕钟楼再走回来，很多人喊哑了嗓子。
青春在盛开，花枝招展；我们在奔跑，意兴无边。
校园气氛逐渐的喧哗热闹起来。女同学烫了卷发，男同学穿起了西装，窄窄的裤腿变成了喇叭，犹如那个年代的宽松和开放；邓丽君开始流行，有人说那是靡靡之音，我们却陶醉沉迷，在宿舍里用一台三洋录音机偷偷的听，轻轻地唱；学校组织了交谊舞会，男女同学羞怯的握着手开始摇摆自己僵硬的肢体，尽管围观的大大多于跳舞的。更多的时候，我们成群打伙去看电影。《望乡》、《追捕》、《叶塞尼亚》、《美国电影周》，追电影海报，赶夜场子，劲头十足，像一群在暗夜里飞翔、不知疲倦的猫头鹰。我曾将《流浪者》一口气看了三遍。深更半夜，校门已关闭，几个女孩子飞贼一样翻墙，我摔到水沟里扭伤了脚，瘸了几个星期。
学文的人在文艺上总是风头强劲的。学校的各种文艺演出和比赛，我们都出手不凡，每每夺魁。但让“西大中文77”闻名遐迩的是我们搬演了四幕话剧《于无声处》。这是国内第一部直接的反思文化大革命、并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话剧，它带来的思想上的震动是现在的任何一部舞台剧都无法比拟的。专业的“西安话剧院”还在观望，我们却已不管不顾，倾情上演。首演在学校的礼堂里进行。当天晚上，皓月当空，小小的礼堂拥挤的水泄不通。扩音设备很差，演员都是用最大的嗓门从头呐喊到尾。演出最震撼人心的一幕出现在男女主人公历经劫难以后重逢——久久的拥抱在一起！观众像是被强大的电流击中了，先是静悄悄一片，接着掌声雷动，然后嗡嗡嗡的议论鼎沸。那时，男同学多看女同学几眼，都会被骂“流氓”。他们却拥抱了！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众目睽睽之下、朗朗乾坤之中……或许，不管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什么主义，只有尊重人类最原始的情怀，才可能走向真正的文明。
运动项目就不灵光了。任体育老师百般的呵责训斥，威逼利诱，我们都只是在倒数的名次上踏步。最为难忘的是一次全校篮球比赛，中文系和历史系决赛倒数第一二名，历史系率先进一球，我们的几个主力拼死冲杀，累得瘫在了地上，还是无法实现“零的突破”。班长眼睛四下巡梭，突然定在我身上。我惊恐万状、抽风似地连连摇手：“不行不行不行，我从来没摸过篮球”。
班长表情严肃的说：“上场比一下不就摸过了吗？”
“我我我，不会打，要么站着拍，要么抱着跑，一边拍一边跑，我我我，做不到”。
“谁说让你拍着跑了？你只需要直接跑，看见谁投篮，追上去拽住就行”。
然后班长举手示意，然后裁判吹哨，然后班长推我一掌说：“上！”我就弹簧似地“蹦”进了赛场。
我牢记班长的命令，只要看见谁想投篮，就玩命的跑过去将她拦腰抱住。至于抱的是对手还是队友，自己都说不清。赛场上尘土飞扬，篮球总是在地上滚，一圈的屁股围着它乱抢乱抓，裁判笑得连哨子发出的声音都在颤抖，后来只要不是挖脸撕头发，索性不吹了。这样的攻势下，我们终于进了一个球，2:2平。鬼使神差的是，最后时刻，历史系哪个晕头鹅竟然将自己的球投进了我们的篮筐，于是，4：2，我们赢了！成功的把倒数第一的帽子戴在了历史系头上。班长大发感慨说：“真是一场啊Q和小D
的混战啊！”这是我此生唯一的一次篮球比赛，也是77级给我的一个笑点。没来由的想起来，就仰头粲然一笑，让别人以为我“犯神经”！
老师们刚刚从五七农场或者牛棚里解放出来。他们拍拍身上的尘土，走上久违的讲台，激情澎湃，感慨万千。张华老师走进教室时神情特别庄严，他说：“27年前，我第一次站在讲台上，就是这个教室，像你们一样年轻。27年后，我又站在这里，面对你们，却已是满头华发……”教室寂静无声，只有时间丝丝的流动。张华老师当年是一个才子，风华正茂时，因为几句话成了右派，从此就生活在没完没了的批斗和牢狱之灾中。漫漫的27年，他的身体渐渐老去，心灵却越磨越锐利淡定。“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那是鲁迅的名言，他一字一句读来，没用多大力气，我却分明感觉有雷声从心头滚过。房日晰老师讲课的时候，眼睛总是看着天花板，他写得锦绣文章，却木纳不善言谈，眼神和学生一对接，就脸红如布。蒙万夫老师操着标准的秦腔给我们讲柳青的《创业史》：“下堡村蛤蟆滩的二茬光棍梁三，收拾得齐整干净，大步流星地在女性灾民群中穿行”，那声音至今还是铿锵有力，余音绕梁；杨昌龙老师在讲契科夫的短篇小说《变色龙》的时候，顺手在黑板上画了一只小小的变色龙，结果，所有同学的课堂笔记上都有了一条变色龙……岁月就是一位万能的画师，似乎不经意、又似乎格外细致入微，将每一位老师的风采雕刻在我们心里，鲜活生动，长青不老。
老师把我们当自己的孩子，更当自己的朋友。一下课，同学们就围上去问东问西，和老师拉家常。董丁诚老师讲易俗社和秦腔，我们喊：“唱一段！”董老师真的就扬着脖子唱起来：“祖居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孟昭燕老师水汪汪的眼睛盯着我们，朗诵当年她在北大剧社演《雷雨》时繁漪的台词“谁知道呢？谁知道呢”？我们都沉醉在一种氛围里，犹如燕子临风翻飞，占尽春光。大三的时候，我们在一间平房教室里上课，寒冬腊月，没有暖气，教室里生着粗壮的火炉，接着长长的烟筒，同学们从食堂买了包子、馒头放在炉子上烤，老师在讲台上朗朗讲课，我们在下边一边记笔记，一边大嚼烤得焦脆的包子和馒头，教室里诗书弥漫，活色生香，像一个欢乐地大家庭。
还有我的——情窦初开。那已经到了大三，一个华侨学生演出团来校演出，乐队里有个大提琴手，他穿着黑色中山装、围着白围巾，身子随着琴弦杨柳般摇摆，额头的黑发遮住了眼睛。我不知道他的姓名，甚至连他的面容都看不清楚，但我的心突然“砰砰砰”的跳动，像被风吹皱的湖水，美好而惆怅……
昨天之种种，犹如刚刚发生，触手可及。青春该干的事情我们都干了，年少该干的事情我们补着干了，还有什么遗憾？
写到这里，8月的秋雨在窗外滴滴答答；我盘腿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滴滴答答。桌子上的蝴蝶兰香气清馨，我喝下一口茶告诉自己：“多美，多好，这一切”！
大学四年，我填平了岁月用20年时间挖出来的苍白沟壑。我不但读懂了经史子集，更读懂了生活、生命和世界。我本来只是岸边的一棵小草，随着季节漫不经心的生死枯荣，与大流无干。但是后来我却成了河流里的水，滚滚流向海洋，内心强大，激情翻涌。
生命本身无所谓目的和意义，但是注入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方向和动力。在我的认知里，77级的人就应该真诚而善良，勇敢而坦荡，让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因为我们而保持着人性的柔软和理想的光芒。虽然，世俗的同化力比我想象的强大，脂肪的清除也比我预料的困难，但是，我选择了良知并且从一而终。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陕西日报》。作为打倒四人帮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炙手可热。据说，报社当时要8个学生，学校只给两个。
我并不懂什么叫新闻，但是我向往“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那是一个新闻记者要用毕生精力去追寻的至境。当时，新闻刚刚从“助纣为虐”的泥淖里拔出脚，迷茫徘徊，痛定思痛。我风风火火的上岗了，用自己青春的姿态和叛逆的声音，对抗沉闷的新闻八股和现实，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至今还记得“哈雷彗星”归来时，我写的现场报道被领导删掉了一些，我就口无遮拦的在评报栏发泄自己：“还我文章本来面目！”老领导笑着摇摇头说：“这个歪女子！”
80年代国有企业第一次大改组的时候，东郊一个大型军工企业的下岗工人们来找我。为了“请动”我，生活窘迫的工人们在一个高档的酒店每人出钱点一个菜。走进饭店，带头的老人“嗵”的一声跪下来，流着泪说：“请记者同志为我们主持公道！”那膝盖撞地的声音犹如刀子划在玻璃上，让我肝胆俱裂。他们是大地，我只是一颗长在大地上的树甚至草，让他们跪求我的恩赐，这是要遭天打五雷轰的。我情绪激烈的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做一个选择，一是谁点的菜谁带走；二是我动一筷子菜，然后跪在地上听你们说”！我拯救不了什么，但是老人的膝盖却将我定在了这个职业所需要的良知和正义的红线上，不敢有丝毫的动摇。虽然，最终事情解决得并不完满，但是他们非常感谢，因为我尽力了。
后来，我幸运的踏上了中国媒体大改革的第一冲击波，参与创办了最早的市场化报纸《三秦都市报》。那时，传统的新闻八股和陈旧落后的传播理念像一个僵硬的壳，年轻的新闻人蜷缩在里面，剧烈的挣扎，剧烈的疼痛。现在大行其道的社会新闻、舆论监督都是大逆不道，我们动辄得咎。
但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报纸的发展，更为了自己心中的新闻理想，我义无反顾的走下去，以一个星期写一篇检讨为代价。很多稿件，都是先写好了检讨，再发稿子。震惊中外的“6.6”空难，抢先发了消息，写检讨；时隔30天，抢先发了空难原因，写检讨。贾平凹创作20周年，做了一个专题，报纸零售格外好，发行部主任来报捷，我在写检讨；东大街老虎机害得很多人家破人亡，我们派记者暗访，长篇报道发出以后，公安部门立刻出动捣毁赌博机，我在写检讨；谭家村的农民突患怪病，惊慌的村民们烧香拜佛，到处贴符咒，任由瓜果蔬菜烂在地里。我们派记者做了深入调查，将专家请到现场会诊。村民们康复后敲锣打鼓的送来锦旗，我还在写检讨……
有的检讨可能有道理，有的纯粹就是扯淡。我们转载了天津《今晚报》的一则新闻：“巩俐与黄和祥同居”，被责令写检讨。大家面面相觑，转载的新闻都错了？为什么？错在哪里？反复的打问，有人透漏说领导认为“违反了婚姻法”。大家又是大眼瞪小眼，莫名惊诧。别的不说，一对在香港同居的男女，怎么会违反大陆的婚姻法？况且“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大陆的政治前提。我怒冲冲的找总编理论，他拍着桌子告诉我：“我们不缺乏扯淡的时间，缺乏不扯淡的勇气。”然后很悲壮的说：“这个任务交给你”！我在办公室里闷了一天，终于提笔写道：“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尤其是三秦大地，民风淳厚、善良纯正。作为一个媒体人，只有保护的责任，没有污染的权利……”检讨写完，总编又拍着桌子夸我：“什么叫才气？不知道为什么错了却能写出长篇检讨就是才气”。
高压加上不断的历练，我的检讨已经写到了提笔成文，一步到位的境界。以至于所有的报道出点纰漏，领导就把写检讨的任务交给我。每次提起笔来，在印着淡蓝色格子的稿纸上写下“检讨”两个字，心里就五味杂陈。我鼓励自己：“擦干眼里的泪水，掩埋好检讨的尸体，继续前进”！同事开玩笑说：“你把写的检讨出一本书，肯定畅销。”而我常被有关人员质问：“你想干什么”？我想干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让媒体回到它应该遵循的轨道上，为沉默的大多数说几句真话。但是，说真话真的太难，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后来，我的老领导在研讨会上说：“秋乡用自己一份又一份应该或者不应该的检讨，给西安报纸后来的市场化铺了一条通向社会新闻和舆论监督的路”。
那一刻，我泪流满面，觉得这是自己从事新闻事业得到的最高肯定和赞扬。
我好歹也算得上一个读书人，骨髓里浸淫着士大夫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蔑视权贵却仰望苍生。我的职业，刚好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和可能。只要听到一声来自苦难者的呻吟，就按捺不住的想为民请命。或许，随大流是轻松成功的捷径，但我拒绝接受这样四平八稳、毫无光彩的人生。顺流而下，看到的永远是背影，逆流而上才能看到鲜活真实的面容。人生，必须有一段时间是为了家国天下，去奔跑去挣扎，去搏斗去呐喊！哪怕这样的选择与大多数人背道而驰，哪怕这样的做法将自己磕碰的满身伤痕、形锁骨立。于是，我便成为一个生活中的另类，不圆滑不世故，更不会投机钻营，绝对属于“领导夹菜我转桌”的物种。常常，高朋满堂，觥筹交错中，我会一个人走出去，面对如水的月光，悲从中来。我喜欢想到什么就是什么。黑白分明，决不在灰色地带为了一时安全或者一己之利盘旋。往往，别人发呆的时候，我就发二了；别人缩头装糊涂的时候，我就挺身装英雄了。我的个人词典里删除了“怕”和“媚”，却将“敢”字纵情的放大——敢怒敢爱、敢作敢为！输得起，赢得来，领导与同事对我的评价高度一致——性情中人！这个评价是褒？是贬？是夸？是骂？对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拍拍良心，我不疼、不愧、不悔。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是77级给我的性格，给我的命运和方向，我只能服从。
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就像火箭，一级二级不奋力腾飞再粲然脱落，卫星怎么可能遨游太空？77级的使命和责任就是为刚刚苏醒，并伴有严重文化虚脱的东方巨人注入新的精神能量。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竭尽了所能。
30年两代人，一路率真的走来，脚下不管是玫瑰还是荆棘，我都走得袅娜多姿，热情奔放。
有一天，在城河边给小孩捡起皮球，孩子仰起小苹果脸说：“谢谢奶奶！”
我眼前一黑。白驹过隙，怎么还没看到白驹，自己就已满头华发？
我曾想去大草原上裸奔、曾想在丽江古镇摆一个茶摊、曾想去椰子树下种相思豆、曾想去西藏爱上一个“金珠玛米”……谁知怎么剧烈挣扎，都没有走出周秦汉唐的古城圈。甚至到了布达拉宫，面对佛祖合起双手时，心里也只有自己的老公和儿子。我爱悲壮、爱英雄、爱生命的激烈飞扬，爱用力过猛的生活，而最终发生的、记住的，除了这些微末琐碎的事，还有欲说还休的错。
捧着这样一份答卷，站在而立之年的77级面前，母校和老师能给我多少分？不知道。但是我云淡风轻，拍拍巴掌说：“诺，我的使命完成了。哈哈，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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