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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大典6小时——大典背后的秘闻　
实不易。而且，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特别是代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国 歌！用一支什么样的歌曲才能充分体现它的特点，反映亿万站起来的中国人 民的心声呢？这时，一位个子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来发言，打破了沉默。 他说：“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此人就是徐悲鸿。 毛泽东欣赏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徐悲鸿比毛泽东小两岁，毛泽东却称他“徐老先生”；他担任中央美院第一任院长后，毛泽东即为美院书写了第一块校匾。 徐悲鸿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1895 年生于江苏宜兴。少时随父学画，17 岁开始当中学图画教员。1914 年人复旦大学。四年后赴法国巴黎，先后 在法国朱利安艺术学院、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及德国柏林美术学校学习素描和油画。1927 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1933 年，曾携带中国近代名家作品 600 余 件赴欧洲各城市巡回联展，引起轰动。抗战时期，随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抗 战胜利后创立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出任校长。　　1948 年冬，人民解放军开始对北平展开包围，徐悲鸿的挚友田汉，从 解放区秘密抵达北平徐悲鸿家里，他带来了毛泽东、周恩来对徐悲鸿的嘱托。田汉欣喜地告诉徐悲鸿：“我来北平前，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他们 希望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 听到正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周恩来，戎马倥偬之际还惦念着北平 的文化界人士，惦念着徐悲鸿，这令徐悲鸿夫妇感动不已。1949 年，古都北平终于迎来了解放，徐悲鸿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俩人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虽比徐悲鸿大两岁，但他还是尊称徐悲鸿为“徐 老先生”。他关怀地询问了徐悲鸿的工作和健康情况。1949 年 7 月，徐悲鸿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首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7 月 6 日晚 7 时 20 分，毛泽东在周恩 来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望与会代表，发表了鼓舞人心的即席讲 话。在谈到文艺“中西”结合问题时，毛泽东特别以徐悲鸿先生的绘画为范 例，认为他既保持和发展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又吸收了西方优秀的艺术营养，把两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翌年 4 月 1 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门口装饰一新，正式挂出了毛 泽东亲笔书写的“中央美术学院”的牌子。学院入口处正面墙上是徐悲鸿的 手书——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句名言：“缺乏艺术 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的徐悲鸿常对学生说：“一个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的艺术家，首要的任务是表现人民大众的精神面貌、愿望和时代精 神，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到实际生活中去锻炼。”这些已是后话了。　　当时，站在勤政殿上发言的徐悲鸿，其身份不仅是大画家，而且是国 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专家。　　这位身为画家而非音乐家的中年汉子，对国歌的建议堪称不朽的大手 笔。实际上，徐悲鸿来勤政殿参加座谈会之前，当天在家里与夫人一起，已就选国歌之事展开了一次家庭讨论。他对夫人廖静文说：“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没有正式国歌前，往往把一首得到民众认可、合乎国情民意的歌曲当作国歌。苏联在建国之初，就曾将著名的《国际歌》作为国歌。 徐悲鸿是经过好几个不眠之夜、对此进行深思熟虑之后，才提出这个建议的。 廖静文听后便说：“那怎么可以呢，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好吧？”　　徐悲鸿说：“为什么不好？法国的《马赛曲》便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 它的原名是《莱茵军进行曲》。1792 年，法国马赛工人革命队伍高唱着这支 歌曲挺进巴黎。后来，便正式确定为法国国歌。”　　徐悲鸿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对这首法国国歌印象很深。他当即为廖 静文唱了一遍：前进！前进！ 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 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我们祖国鲜血遍地，我们祖国鲜血遍地。 你可知道那凶狠的兵士， 到处在残杀人民， 他们从你的怀抱里，杀死你的妻子和儿女。公民们，武装起来！ 公民们，投入战斗！ 前进！前进！ 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净！“你看，这歌词不也是很悲壮的吗？”徐悲鸿笑着对妻说：“人民在胜利中不忘记过去的斗争，它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奋起的精神，继续前进。《义 勇军进行曲》正是这样，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民族的自信，抗战时期这首 歌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投入抗日前线。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 的精神继续前进。”廖静文信服地点点头说：“啊，原来是这样，那我太缺乏知识了。”艺术是相通的。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和灵魂。 徐悲鸿不仅凭艺术感觉，更凭他一生中的磨难，真正认识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非凡的歌曲。 开国大典时，徐悲鸿作为政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这首庄严的乐曲奏响。　　从那时起，这首昂扬的歌曲响彻神州大地。《义勇军进行曲》成了全中 国人民奋进的号角，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喷涌与呐喊！2．珠联璧合成绝唱　　1959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聂耳》时，将片尾处理为：聂耳站在 甲板上，轮船向远方航行。周恩来看完样片后，建议将结尾镜头改成：群众 在天安门广场上边行进边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是在开国　　大典上正式推出成为国歌的。周恩来的建议寓意深刻。 由大画家徐悲鸿首先建议代作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多灾多难的 30 年代。　　它原是剧作家田汉和作曲家聂耳在 1935 年为上海一家电影公司编写剧 本《风云儿女》时所创作的主题歌。　　这首非同寻常的主题曲，记录了音乐天才聂耳和杰出戏剧家田汉珠联 璧合的动人故事。30 年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入侵中国，国民党当局大搞反共白色恐怖的时代。 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节节退让，而对中国共产党和要求抗日的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上海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在“左联”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战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宣传和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剧作家田汉当时在“左联”参加了戏 剧、电影和音乐方面的领导工作。　　1931 年，聂耳从家乡云南来到上海。那年，他才 19 岁，已是一个具有 强烈民族感情的音乐天才。聂耳 1912 年生于云南长溪。原名聂守信，曾用过黑天使、王达平等笔名。出身清寒医家。自幼受家乡民间音乐的熏陶，会多种乐器。1927 年， 聂耳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进步学校里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 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他的处女作《省师附小校歌》，就是这 个时候问世的。这支歌雄壮有力，富有朝气，初步显露出他的才华。1930年，在昆明读中学的聂耳，因参加革命活动遭当局通缉，被迫流亡上海。　　1931 年 4 月，聂耳经刻苦自学，以优异成绩和多方面才能，考入“明 月歌舞剧社”，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他每天坚持练琴 6 小时以上，不到 3 个月，就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琴手。接着，他又学习作曲，钻研民族音乐， 并开始了他早期的音乐创作。翌年，他又考入“明星歌舞团”任小提琴师。因他姓聂，又富有音乐天赋，同行们便称他为“耳朵先生”。于是，他干脆改名叫聂耳。由于当时团里演出节目多半是靡靡之音，迎合小市民的口味， 与抗日救亡的形势格格不入，他对团里的演出方向颇为不满。聂耳很苦闷。他想寻找中国共产党。 正在这时，田汉出现在他的面前。　　田汉是中国现代杰出的革命戏剧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当时，他已 名闻遐迩。他生于 1898 年，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民 家庭。家境贫寒，激发了他奋发学习的热情。1912 年，他考入省城长沙师 范学校公费学习。当时，师范学校的校长是徐特立。少年田汉曾得到徐特立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在那里，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17 年，田汉随舅父到日本求学。经宗白华介绍，他结识了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他 们之间信来函往，真挚、坦率地畅谈文艺、爱情、生活，探索人生，彼此以 歌德、席勒相期许，成为知己。后来，田汉与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的通信公 开发表，题名为《三叶集》。1925 年，田汉创立“南国电影剧社”，拍摄了他编剧的第一部电影《到民间去》。　　两年后，“南国电影剧社”改组，简称“南国社”，定宗旨为“团结能 与时代共痛痒之有力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田汉的文学道路是曲折的， 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追求的步伐，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接受了马列主 义和苏联普罗文学的影响，他逐渐摆脱了唯美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 情调和色彩，朝着人民大众的革命戏剧运动方向前进。1930 年 3 月，田汉 在“南国社”遭反动军警查抄的情况下，率全体成员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从此他的活动转入地下。1932 年，田汉在沪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央 文委委员。他写下了大量剧作和电影剧，话剧《乱钟》，电影《母性之光》、《民族生存》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同时，他还积极推动和组织革命音乐 活动，创作了大量歌词。　　田汉慧眼识人，乐于助人。早在“南国运动”时期，田汉身边就聚集 了一批有志青年，大家勇于实践，锐意创新。“南国社”的影响很大，遍及东南各地，京沪杭一带涌现了许多剧团，都根据“南国社”的剧本、风格来演出，其艺术之花不仅开遍江南，而且远播南洋各地。当时熊佛西先生搞农 村戏剧的影响也很大，当时人们有“南田北熊”之说。南国艺术学院时期更 是以培养人才为目标，严格区别于那种商业性办学，在经济条件困难、政治 环境险恶的情况下，田汉不取报酬，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为文艺事业培养队伍。南国艺术学院的物质条件十分简陋，但它造就了像郑君里、陈凝秋、廖沫沙、张谔、左明、保罗、陈白尘、金焰、吴作人、万籁天、顾梦鹤、赵铭彝、陈 明中等一大批骨干。在左翼剧联时期和抗战时期，田汉注意训练骨干、造就 队伍，像抗敌演出队、歌剧训练班等等。一如既往，田汉无私地向苦闷彷徨中的聂耳伸出了热情的手。 他与聂耳详细谈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文艺战线任务。他们一见如故。此后，田汉又介绍他参加了“左联”的音乐小组。由于聂耳的积极要求，1933 年初，由田汉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聂耳的生命迸发出更加辉煌的光彩。　　聂耳一生的创作，绝大部分是在 1933 年至 1935 年之间完成的。1934 年是聂耳创作最旺盛的一年。这一年，他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 创作了《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为电影《桃李劫》 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了主题歌《新女性》；为电影《飞花村》 谱写了主题歌《飞花歌》；还创作了儿童歌曲《卖报歌》等。1935 年，为话 剧《回春之曲》谱写了《梅娘曲》，又为电影《逃亡》作主题歌《自己歌》 和插曲《塞外村女》；还创作了《采菱歌》《打长江》等歌曲。短短两年多， 他创作了三十余首体现劳动人民感情的优秀歌曲。　　1934 年 7 月，田汉创作的反映码头工人反帝斗争的新歌剧《扬子江的 暴风雨》在上海青年会礼堂公演。聂耳不但作曲，还担任导演和主演码头工 人老王。在这个歌剧演出时，当码头工人发现搬运的货物是日军用来打中国 人的军火坚决不搬时，日本兵凶残地开枪镇压，田汉的儿子田申扮演的老王 的小孙子被打死了，老王悲痛万分将小孙子抱在怀中，带领码头工人把军火 箱抛人黄浦江中，井愤怒地向日本兵冲去，向敌人怒吼道：“我们并不怕死， 不用拿死来吓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全剧高潮骤 起，观众群情激昂，纷纷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雷鸣般的口号声经久不息。　　田申躺在聂耳的怀里，感到聂耳的热泪一滴一滴地落在自己的脸上。 聂耳哪里是在演戏啊！他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了抗日的特殊战场上！ 聂耳并未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由于他聪明、勤奋，天赋的音乐才华，强 烈的民族感情，特别是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在短短的两年中，创作了 许多为人民广为传唱的歌曲，而且绝大部分是和田汉合作的。《开矿歌》、《毕 业歌》《梅娘曲》等歌曲，至今还广为流传。他不愧为现代革命音乐的“开 路先锋”！　　1934 年，田汉应与党有密切关系的电影公司之约，创作了电影剧本《风 云儿女》，反映“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后，知识分子觉醒了， 坚决走向抗日民族战场的故事。剧本共 15 章节，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 是作为剧中诗人辛白华所作的《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首。他原本想将歌 词写得长一些，由于时间仓促，他在酝酿构思时，将想到的前面的歌词随手写在一张香烟锡包衬纸上，连同已写好的电影故事先交给公司。歌词写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 进！　　田汉还没来得及写电影剧本，就在 1935 年 2 月 19 日夜，在与梅兰芳 剧团研究合办演出的剧目后返家时被捕了，以后电影剧本只好由夏衍完成。《义勇军进行曲》的原词，也由夏衍和孙师毅从烟纸上仔细地抄录下来。　　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找到夏衍同志就说：“听说田先生的《风 云儿女》剧本后面有一首主题歌，请交给我作曲吧，我相信田先生一定会同 意的。”他拿去后很快完成了谱曲。不想，这竟是他与田汉的最后一次合作。　　《义勇军进行曲》这支雄伟的战歌，很快唱遍了全中国，在抗日战争 中鼓舞了无数爱国志士。　　聂耳的创作之所以能够深刻地反映现实，给人震撼心腑的力量，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深入人民的生活，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北平时， 他常到天桥看贫苦人的各种演唱，用心倾听他们的心声，体验他们的思想感 情。他在 1932 年 9 月 11 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里充满着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有的在卖噪子，有的在卖武功。　　这些吼声，这些真刀实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生命的挣扎， 这是他们向敌人进攻的冲锋号。”他每写一首歌，都一次又一次地到群众中 去体验生活。写《新女性》时，他花了不少日子，在风寒霜冷的秋夜，步行 一个多小时赶到沪西纱厂，观察了解女工们的生活和思想。为了写好《码头工人歌》，他经常到黄浦江码头，倾听搬运工人的苦难呼声，认真记录劳动号子的节奏和音调。聂耳反对文艺脱离生活，脱离人民，“为艺术而艺术”。1932 年 7 月 13 日，他曾以“黑天使”的笔名写了一篇《中国歌舞短论》， 发表在《电影艺术》第一卷第三期上。虽然只有数百字，但内容丰富，论据 精辟，辞锋犀利，击中要害。他揭露了当时中国歌舞“鼻祖”率领下的一班 红男绿女，打着“艺术”与“教育”的幌子，实际上卖弄“香艳肉感、热情 流露”的“软功夫”，其社会效果只能是：“被麻醉的青年儿童，无数！无数！” 他不顾黎锦晖是当时音乐界的权威、自己的顶头上司，尖锐指出：“我们所 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实枪的硬功夫！”“亲爱的创办歌舞的鼻祖哟！ 你不要以为你有反封建意识便以为满足！你听不见在这地球上，有着无穷的 一群人在你的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 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黎锦晖以 后曾说过，聂耳“对我个人曾贡献过许多宝贵的意见，我深为感动??他对 我热情善意的劝勉，终于使我结束了坏歌曲的写作”。　　一个甘为民众喉舌的音乐家，一个敢向权威挑战的人，才能写出时代 的最强音。　　聂耳在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之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在 “左联”的党组织遭破坏，田汉和阳翰笙相继被捕后，聂耳也被列上了黑名 单。党为了保护这位年轻有为的战士，派他出国学习。聂耳遂于 1935 年 4月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准备转道苏联到西欧去加深他的音乐修养。到日本后，他曾不断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进步文艺工作，还计划写一个大型歌剧。不幸， 这一计划还没实现，他就于这年 7 月 17 日，在日本藤泽县鹄沼海滨游泳时 被汹涌的海浪吞没，年仅 23 岁。　　闻讯，留日学生和华侨悲痛不已，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公推聂耳生前 好友张天虚赶赴现场收殓，并在当地火化，负责将骨灰送回祖国。1936 年，张天虚几经辗转，将骨灰送回上海。1937 年 8 月，回到家乡，次年安葬于 昆明西山高峡山麓华亭寺附近的山坡上。墓前竖有徐嘉瑞撰“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之墓”的墓碑。一代音乐天才聂耳，用音符鼓舞人民作战的斗士，永远离开了人间。　　《义勇军进行曲》遂成千古绝唱。人民音乐家聂耳，他的灵魂和生命 全部溶入这首乐曲中了。田汉被捕后被解往南京，因患背疽，经徐悲鸿保释，出狱就医，软禁于南京。 田汉在南京狱中听到聂耳淹亡的噩耗后，顿时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悲痛，热泪纵横，写下一首挽诗，寄托他对这位忘年知己、亲密的战友的哀思：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青年聂耳化为黑色的海燕，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迎着暴风雨飞去，永远永远地飞走了。 一定要完成战友未竞的事业！出狱后，田汉活跃于南京、长沙、武汉等地，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给予猛烈抨击和无情揭露。抗战初期， 他创作和改编了《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等大量戏曲剧，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创作热情。抗战胜利后，田汉回到上海，先后写出了话剧《丽人行》、电影《忆江南》、《梨园英烈》等剧。《丽人行》后来还被改编拍摄成电影。　“一二·九”运动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中国大地，鼓舞、激励 着中华儿女奔赴抗日前线。一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路过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时，远远就听到一阵阵豪放昂扬的歌从会堂里传出来，爱泼斯坦凭着自己 对中国社会和民族艺术的深刻了解，立刻感到：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新型的中 国风格的曲调，他驻足聆听，心驰神往，被歌所吸引，走进了会堂。这是他 第一次目睹人们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面。当时教歌的，是一位青年，他叫刘良模。后来，他专门著文评价《义勇军进行曲》说：“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那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像是 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爱泼斯坦的感觉十分准确。 爱泼斯坦不愧是中国人民的知音。在中华民族抗战烽火中，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这支歌曲很快传遍全球。　　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海外华侨义愤填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在侨居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　　194o 年以后，《义勇军进行曲》经世界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热情 演唱和灌制唱片，传遍全世界，成为激励所有无产者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　　1942 年，日本侵略魔爪伸向南洋群岛。于是，在南洋的椰林、橡胶园 就唱响了《义勇军进行曲》，鼓舞着东南亚战士打击日寇。　　1944 年，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在零兰莪州的一 个根据地，有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他们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中华民族”改为“马来西亚族”，作为抗日游击队 队歌传唱。同时，还将歌词译成马来西亚文、印地文。《义勇军进行曲》被 各地民众译成各种语言，唱遍了打击侵略者的各个战常一次，在日本侵略军 疯狂围剿抗日队伍时，有位叫阿乜的马来西亚抗日战士不幸受伤被捕。刑场上，他视死如归，面对死亡的枪口，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从容就义。　　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在一次谈话中说：“《义勇军进行曲》，不仅中国 人会唱，外国朋友也会唱。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东南亚，马来人、印度人 和我们一起唱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示威游行，开展斗争。”有位美国 朋友曾写信给田汉，说：“美国也很流行这首歌，有很多人都用口琴在马路上吹奏。”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由欧洲回国途经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得有人唱这支歌，为之惊喜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由一位著名音乐指挥家建议，经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一套“盟军胜利凯旋之歌”的节目中，有贝多芬、柴柯夫斯基等世界音乐大师的作品，《义勇军进行曲》也在其列。3．为什么不改原歌词　　新政协筹备会召开期间，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徐悲鸿刚说 出自己的建议，周恩来立即表示支持。周恩来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而豪迈，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也适合于大家演唱。用这首歌作国歌是合适的。” 著名建筑学家、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梁思成教授，在周恩来说完后，站起来发言：“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我想起了以前我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我回头一看，原来 是一位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这说明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用这支 歌代国歌很好。”接着，大家纷纷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此刻陷入了沉思，他的思绪一下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　　1934 年，百代公司出版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由袁牧之、顾梦 鹤演唱，百亚夫配乐，很快唱遍了全国。　　1935 年 5 月 16 日出版的《电通画报》第一期，登载了《义勇军进行曲》 的影写谱。电影《风云儿女》也于同年 7 月正式上映。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救亡运动的热潮，传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酝酿大举侵略中国，天津笼罩着紧张的气氛，整座城市实际上已经陷入日军和他们的特务的控制之下，但不愿做奴隶的中 国人民，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1938 年 5 月的一天，天津青年会秘书刘良模在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教唱《义勇军进行曲》。体育馆的大门敞开着，馆内约有四百多人站着齐声合 唱。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中学生、小学生、工人、小职员、报童， 甚至还有洋车夫。大家的表情严肃认真。刘良模先重点教他们唱歌曲的单句， 然后两句合起来，再整段连唱。正是这天，爱泼斯坦被歌声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来到了体育馆。听着听着，爱泼斯坦深深感到，歌曲的每一句都是战斗口号，都是不屈的灵魂。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刘良模在教唱，又像是在呐喊。这歌声不正是中国四万万五千同胞的 共同呼声吗？当时的天津，日本人已有一支 4000 人的军队，并且还有一支 远比军队人数多的特务队伍，就在刘良模教唱歌曲时，特务已经潜入了会场 刘良模发现有特务混入场内后，停顿了一下，坦然对大家说：“会堂的大门，对任何想进来学我们歌曲的人是大开的，假如有人不是为了唱歌，那他一定另有打算——可能是来捣乱的。现在，我要大家看看自己周围的人，是不是 在唱？”他盯住两个日本人看了一小会儿，然后挺直身躯，又开始教唱。　　几分钟之后，在激越、高昂的歌中，四百多双愤怒的眼睛都集中在那 两个日本特务身上——“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怒火喷涌的目光的逼视下，两个日本特务的脸顿时变成了猪肝色， 很快狼狈地逃出了大门。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几十年来，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 主义的品格和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同前进的深刻思想，教育、激励着全国人民。不仅如此，《义勇军进行曲》还以高扬的曲调、震撼人心的歌词，飞越国界，激励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自由解放而战。　　1940 年，正是中国人民为民族生存而进行艰苦斗争的岁月，世界著名 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 进行曲》。保罗·罗怕逊是从刘良模那里学会《义勇军进行曲》的。　　1940 年，刘良模赴美国，在会见罗伯逊时，介绍了当时中国革命群众 歌咏运动的情况。罗伯逊听了刘良模唱的几首中国革命歌曲后，要走了《义 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久，他就在一次演唱会上演唱这支歌，向中国人民 表示敬意。第二年，他又和刘良模合作，灌制了一套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片名叫《起来》。宋庆龄欣然为这套唱片集作序。 这时，刘良模收住思绪的僵绳，起来发言：“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 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 也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此外，这首歌在国际上也有 它的地位。我们在美国时，一次同美国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他对 我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所还是朋友间都唱。罗伯逊又问我：是不是你们的国歌。我说，不是，我们的国歌是丧歌。当然，是指国民党时期。这 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已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从一支歌曲 本身讲，好不好不能单靠几位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评判。《义勇军 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获得了一致的颂扬，所以根据它自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当然，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这是我本着在国外做宣传工作的经验，谈的一点看法。我建议采用聂耳的歌谱，歌词另拟。” 刘良模的建议得到许多人赞同。 讨论时，也有人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词当中却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不符 合现在情况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周恩来说：“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我们还要居安思 危。”参加座谈会的人基本同意《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最后，毛泽东 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但是，对是否要改歌词，意见仍不一致。最后决定，由政协第一次全 体会议主席团研究决定。为了供政协常委、主席团研究时参考，大家公推郭沫若等人修改出几份歌词。郭沫若修改的歌词共分为三段，于 9 月中旬发给小组成员和常委。 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后，全体代表于 9 月 23 日分为 11 个组讨论国旗、国徽和国歌等方案。 代表们对国歌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但歌词是否修改，依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9 月 25 日晚 8 时，毛泽东、周恩来参加了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协商 国旗、国歌等问题的会议。　　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 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出席了会议。彭光涵做记录。　　在讨论国歌时，毛泽东说：“大家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 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我看也用原来的。”马叙伦报告说：“我们第六小组都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完全赞同主席的意见，但现在仍有人要求修改歌词。” 周恩来很明确地表示：“要么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起感情。修改了的歌词唱起来就没有这种感情了。” 听了周恩来的发言，其他人感到很有道理，也表示不要修改歌词了。最后，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现在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 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　　毛泽东说完，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负责修改歌词的郭沫若也表 示，完全赞成采用原来的歌词。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丰泽园里，传出了嚎亮激昂的歌声。　　9 月 27 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歌未正式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全体政协代表都处在一片欢愉之中。 聂耳在天之灵有知，当为之欢呼。田汉喜上眉梢。 徐悲鸿笑容满面。10 月 1 日，徐悲鸿应邀出席开国大典。大典上，毛泽东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俗话说，文如其人。看你笔下奔马那气势，又听说你走路其快如飞， 我想，这里面是不是有辩证法哟！”说罢爽朗大笑，徐悲鸿也被逗笑了。毛 泽东又问：“你们学校办得怎么样？”徐悲鸿心里有许多话想说，可一时又 不知从何说起，忙回答，“我们师生自己动手，在操场四周种了好多菜??”毛泽东赞许道：“好哇，你把延安抗大精神发扬了。” 听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奏响，一种独特的感觉在徐悲鸿身上升腾起来。
4．新中国礼乐之神 开国大典上的军乐队，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的军乐队担任。 罗浪为正指挥，王建中为副指挥。 一段有趣的故事，道出这支军乐团的来历。1947 年 10 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罗瑞卿指挥下，取得了著名的清风战役的重大胜利。此役，聚歼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及其军部，并俘虏了该 军军长罗历戎、军部及军乐队。　　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战友文工团的前身）乐队队长的罗浪闻 讯后很高兴，赶紧请示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对俘虏的军乐队如何处理，他的意思是想把军乐队留下来，不要遣散。张致祥同意他的意见，但他不敢做主，赶紧请示聂荣臻。 聂荣臻同意了他们的请示。张致祥要求罗浪对原有的军乐队人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争取全部留下来，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的军乐队，以备将来派 用常罗浪便担任了这支军乐队的指挥。两年多后，军乐队果真派上了大用场！开国大典需要一支军乐队进行演奏。开国大典前一个月，已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张致祥，传达了组织一支联合军乐队的口头通知，指定 由罗浪、王建中负责组织训练。这支联合军乐队由晋察冀军区近 80 人的军乐队、华北人民文工团近 20人的管乐队、受阅部队军师两级 100 人的军乐队组成，共 200 人左右。 军乐队问题解决后，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9 月初，阅兵指挥部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部队负责人会议，会上对 使用什么乐曲为阅兵典礼乐曲定夺不下。当时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用旧军队的乐曲，如欢迎曲、阅兵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等，基本是德国、日本所采用的乐曲；第二种意见是主 张采用苏联乐曲，认为我们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通 用的乐曲；第三种意见是罗浪提出来的，主张用石家庄军政大学结业典礼阅 兵时演奏的乐曲，这些乐曲是由解放军一些歌曲改编的。但是，意见一时难以集中。　　杨成武司令员指示罗浪，写一个阅兵乐曲曲名及群众游行的乐曲曲名 交给阅兵指挥部。　　指挥部将三种意见上报总指挥，总指挥又请示军委主席、副主席。经 毛主席批示“以我为主”，决定采用所报的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当时所报的曲目是：　　（1）阅兵式奏《东方红》、《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 放军进行曲》。（2）分列式为《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等。（3）群众游行为《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等。（4）烈士碑奠基奏《哀乐》。 在阅兵式之前，当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三遍《东方红》，以便让群众知道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开国大典定在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开始，奏三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奏完国歌，28 响礼炮刚刚鸣完，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迎风飘扬。然后才举行阅兵式，军乐队演奏阅兵式乐曲。　　国歌虽于 9 月 27 日已经通过，但到 9 月 30 口才正式通知，因排练匆 促，只用主调加空八度低音伴奏。　　演奏哪些乐曲及其顺序问题解决了，但当时没有报话机之类设备，当 毛主席登上天安门时，城楼上怎样通知罗浪开始奏《东方红》呢？　　张致祥偶然看了一下城楼上的红旗，计上心来：何不用块小红绸子在 城墙上向罗浪挥一挥，以示让他开始指挥奏乐？　　这虽是个落后的法子，但能够解决问题。张致祥与罗浪约定：就这么 办。直到 1955 年以后，城楼上与军乐团的联系信号才正式改为挥动小红旗。当时训练时间比较紧，大约只有三周时间，最后一周要跟部队合练。各军乐队还在东总布胡同集中，在外交部街一所中学操场排练，每日还到东 单广场练分列式，最后跟部队合练，在黄寺华北炮兵司令部大院进行。　　阅兵指挥有不少苏联顾问，每次合练后都提出不少意见。比如，他们 认为军乐队的乐器太不统一，建议要整新。怎么解决苏联顾问提出的问题呢？军乐队根据指挥部指示，把大小军鼓都喷成银白色，并且排列在第一排，这样就整齐划一，而且鼓音突出，便于进行徒步分列式的部队听鼓点。这种队形后来一直被保留下来，并为历届 国庆大典阅兵时军乐队所采用。9 月 30 日下午，队员们加紧进行准备工作：擦号、着装检查，准备好开国大典的演奏。　　当天，军乐队派 40 人的乐队参加政协闭幕式及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 碑奠基典礼。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时，哀乐由张则恭指挥。　　10 月 1 日，就要举行开国大典。当天早晨，队员们起得较晚，以便多 休息一会儿，精神饱满地迎接伟大时刻的到来。　　中午 12 时军乐队进入天安门东侧军区库房大院休息，1 点钟集合列队， 按规定检查着装及携带乐器，有阅兵指挥部参谋及保卫干事参加。　　检查完毕，即由总领队和总指挥罗浪、副总指挥王建中率领，分两队， 一队由张则恭分指挥带队，另一队由张仁辅分指挥带队进入天安门，于下午2 时向总指挥部报告列队完毕。 当时，军乐队第一排紧靠电车道南轨道北侧、面对天安门，分指挥手执指挥红旗站于轨道前。　　下午 2 时 30 分之后，张致祥一直守候在城楼西侧毛主席拾级登楼处， 看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一级级往上登。　　总指挥手戴白手套，站于电车道北侧，面对天安门，注视着天安门左 侧第一旗杆下的典礼指挥张致祥。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时，张致祥立即向乐队挥动了红绸子。　　顿时，军乐队奏响了第一支乐曲《东方红》。这是 9 月 30 日指定的欢 迎曲。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天安门前的部队及群众挥帽致意。　　下午 3 时，典礼司仪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现在开 始。”这时，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当时气氛严肃、热烈又紧张，司仪只提“升旗”、“鸣礼炮”，而没有宣布“奏国歌”。　　毛泽东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声音一落，罗浪指挥军乐队准备演奏国 歌，等待司仪发命令，但未听到声音。约半分钟后，他只好按预先规定程序， 临机处置，指挥奏起了国歌。这时，全场欢呼雷动。 司仪宣布阅兵式开始后，军乐队奏响了《解放军进行曲》。聂荣臻代总长从东三座门乘敞篷车到东华表，朱德总司令乘敞篷车从天安门出来过金水 桥，在东华表两车相会，乐声暂停。聂代总长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列队完毕，请检阅！”朱总司令还礼后，驱车自东向西检阅部队。 军乐队奏响《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等解放军乐曲。 阅兵式结束后，朱总司令、聂代总长登上天安门城楼。朱总司令发表了继续进军、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紧接着，分列式、徒步方队行进时演奏《解放军进行曲》；骑兵部队行进时演奏《骑兵进行曲》；炮兵部队行进时演奏《炮兵进行曲》；坦克部队、 飞行大队行进时演奏《战车进行曲》和《航空员进行曲》。最后，联合军乐队纵队向东，至东三座门列队击鼓向天安门前进。到敬礼线奏《解放军进行曲》，总领队行举手礼，副总指挥王建中执旗指挥， 到西三座门奏乐毕。至此，全部阅兵结束。　　这时乐队从西三座门南侧排列成纵队向东，到天安门前原军乐队位置 为群众游行演奏，曲目有《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灯塔》、《解放区的天》等。 当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进入东三座门时，为了突出游行的学生，军乐队停止了演奏。 清华大学的管乐队奏响了《团结就是力量》，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这时，毛主席等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人及观礼台上的观礼者，兴致勃勃地观看着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并频频 向他们挥手致意。　　群众游行结束后，天安门前红墙内外的群众欢呼着涌向金水桥，军乐 队则演奏着《团结就是力量》的乐曲，以密集队形走向金水桥，场面热烈，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　　开国大典后，军乐队的演奏得到部队与社会的广泛好评。全体队员都 为之感到兴奋。但是，不久兴奋就消失了。　　组建军乐队后，部分团员对专职演奏军乐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 将自己与旧社会办红白喜事吹吹打打的吹鼓手划等号。谁都知道，吹鼓手在 旧社会是最底层的行业，遭人冷眼。　　罗浪于 1951 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兼总指挥 时，他的老父亲就来信说：“老家的乡亲们说你参加革命那么些年，原来是 个吹鼓手。”字里行间流露出不屑。军乐队有的演奏员，甚至不敢将自己的职业告诉家人，只说自己是个技术兵。有的给家里写信时，连信封上都不敢写“军乐团”字样，信由驻地 老乡转发。可是，往后每年“五一”、国庆节等重大节日都不能没有军乐团助威呀！　　总指挥罗浪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传统偏见，在全团叫响了“甘当革 命吹鼓手”的口号，对全体军乐队员说，技术兵是革命的需要，干军乐队这 一行同样是革命的需要。　　军乐队员只有自己看得起自己，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得到社会 的承认。他引导大家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 展，这项工作也会不断发展，也会越来越吃香，社会也必将需要更多的乐队 队员。　　与此同时，总指挥罗浪要求大家把军乐当作艺术来看待，用功苦练， 尽快提高演奏技艺，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艺术家。后来，这支军乐队的许多队员，成长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栋梁之材。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军乐团成长的关心，成为军乐团不断成长壮大和军乐队员甘当革命吹鼓手的不竭动力。1950 年国庆，当联合军乐团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时，毛主席挥臂高呼：“军乐队万岁！” 毛泽东主席这句重似泰山的评价，使全体军乐队员为之振奋。接着，毛泽东主席还指示说：“我们国家这么大，要有一支千人军乐团嘛！”　　1951 年，有关部门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派罗浪和王建中等人筹建 一个千人乐团。　　当时国家经济很困难，经费拮据，聂荣臻硬是从有限的经费中拨出旧 人民币 80 亿元用于建设军乐团。军乐团用 40 亿元向捷克斯洛伐克订购了1000 件乐器，余下的 40 亿用于扩建营房。1952 年乐器全部到齐，同年 7 月10 日，军乐团以晋察冀军区乐团为基础，扩编为 1000 人的大型军乐团。 这支大型军乐队最拿手的乐曲是国歌。 国歌从奏响到结束的时间长度为 2 分 07 秒。五、国旗是怎样诞生的随着响彻云霄的国歌声，礼 炮轰鸣，毛泽东庄严地按下升旗 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 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前的旗杆上冉 冉升起??　　　　　　　　　　　1．拆下“越南国旗” 开国大典在即，新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国旗的确定和布置情况。 国旗是象征国家的旗帜。 国旗的式样、图案和使用办法，由宪法或专门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36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国旗的式样、图案有其独特含义。我国“五星红旗”的旗面为红色， 左上方缀着五颗黄色五角星，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 的大团结。　　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有人认识到了旗帜的作用，从而出现了旗帜 的雏形。那时，原始部落逐渐扩大，围猎、战争、联系都迫切需要一种信号和标志，他们就用树杆或长树枝绑上一个东西，作为一个部落的象征和对部 落神灵的崇拜。　　旗帜在古代，曾是城邦的标志。《周官·司常》中有“日月为常”的句 子，疏：“天子之旗有日月星辰，诸侯旌旗无日月星。故有开龙降龙。”“旗五日、旗四日之区别，系爵秩、尊卑不同之徽帜。”《说文解字》上说：“旗，旗有众羚以令众也。”可见，旗帜在中国古代是册命诸侯、大夫的封物之一， 是诸侯、大夫权力和封邑的象征。按爵秩高低，旗帜又分为不同的等级。 到近代，国旗成为国家的象征。它是指国家独立之后，作为国家或民族独立的一种标志。国旗是与一个国家的尊严紧紧连在一起的。但是，临近开国大典的那个凌晨，要不是周恩来的博识和细心，国旗问题差点造成国际性的影响。　　10 月 1 日凌晨，又是一个通宵未合眼的周恩来敲开了值班室的门，想 再了解一下开国大典的准备情况。值班员一下愣了，瞪着一双迷迷蒙蒙的眼睛，一个问题都讲不清楚。 看到值班员这副神态，周恩来不禁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抓起电话直接打到天安门城楼，口气很严肃。 天刚蒙蒙亮，周恩来又登上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值班的是苏凡。他问了苏凡几句话，又在城楼上转了一圈，然后走下石阶，来到天安门广场，从远处观察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效果。 突然，周恩来问工作人员：“城楼上挂的哪国国旗？” 工作人员愣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周恩来说：“这成了越南国旗嘛，你们赶快去拆下来。”原来，天安门城楼的正面休息厅用了八面镂空的大屏风装点门面。日本美术家肖野觉得原来的背景封建气味太明显，就设计出一套方案，把主席 台背后的八面大屏风用大木框罩住其中六面，只留中间两面当门。大木框正 中放一颗金色大五星，用 20 匹红布显出长方形光芒。　　周恩来审查过这个设计方案，却没料到从远处眺望红布的光芒会融成 一片。　　当时背景布置好后，众人从近处看，连声称赞，没想到从远处看，因 20 匹红布的光太浓艳，给人的视觉效果是一片红光，像一片红布中央缀着一颗 五星，成了一面越南国旗。　　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说：“这是我的疏忽，不怪你们。”工作人员赶快 跑上城楼，把木框拆了下来。　　但是，当天报纸还按原来的样子作了报道：“城楼正中有巨大金星，下 面烘托了巨幅红布褶成的光芒，红黄交织。”事实上，这个红黄交织的方案已经遭到否决，城楼上的装饰也拆掉了。由于周恩来的细心，避免了可能在国际上造成的不良影响。2．征集国旗图案启事发出之后　　1949 年 7 月 15 日，《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 报》、《光明日报》、《进步日报》、《天津日报》等报刊，刊载了一则启事，征 集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提出了有关原则和注意事项，并规定 8 月 20 日为截止日期。其中对国旗图案的要求是：（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 色彩以红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这则启事从 7 月 15 日起刊登 8 天。国内各报、香港及海外各华侨报纸 都纷纷转载。国旗征集启事在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从机器隆隆的工厂、矿山到广阔的田野，从人流滚滚的都市到硝烟弥漫的前线，无数工 人、农民、战士、教师??都在热烈地谈论着这则启事。得到征集国旗的消 息后，许多人马上动手，着手设计构思。　　他们精心设计，反复思考，绘制出一幅又一幅各具特色的图案，标上 详细的说明，通过各种方式寄到北平，寄到新政协筹备组。他们把设计、绘制国旗图案当作一件无尚光荣而崇高的事情。　　图案大多不大理想。但每一位应征者关注的是参与，以此方式表达自 己对新中国无限热爱之情，而不完全在乎是否被选中。在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们在阵地上、在战壕里、在枪炮声中，热烈地讨论着应征国旗和国徽的图样。有的战士高兴地说：“征求国旗图样的 意见，说明新中国很快就要成立了，等新中国成立那天，我要握着枪戴上立 功奖章，在国旗下照一张相。”　　饱经枪林弹雨的老战士，还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描绘新中国成立后 的美好前景，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　　有位战士不善言词，却把对新中国火一般的热情，悄然化为行动。他 设计了一幅国旗图样，与一封家信放在一起。　　他想打完这场战斗就把图样寄往北平。然而，战斗中，他的鲜血全部 洒在了解放的热土上，贡献给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当战友们清点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张来不及寄出的国旗图案??在海外，千千万万爱国侨胞热切地关注着祖国大地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　　黑暗的蒋家王朝覆灭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饱受欺凌 和耻辱的侨胞们怎不欢欣鼓舞呢？当他们得知祖国在向自己的儿女征求国旗、国徽和国歌时，纷纷抱着深切的爱国之情，捧着中华民族子孙的赤子之心，精心地设计构思出一幅幅 国旗、国徽图案，谱写一首首国歌歌词。这一图案和歌词，从美洲、印尼、 马来西亚、朝鲜??飞向解放了的北平。　　这则为亿万民众所关注的启事，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一个月 以来的一个重要成果。　　1949 年 6 月 15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6 月 18 日，周恩来主持了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治协商 会议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 6 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国旗！中国最早的国旗，是 1900 年清朝慈禧钦定的金龙旗。史载，1900 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在同 各帝国主义国家举行通商互派公使的外交谈判中，看到别国政府都悬挂国 旗，认为中华帝国也应有一面国旗。于是，便向慈禧太后奏请制定中国国旗， 得到慈禧太后的恩准。时隔不久，李鸿章便将画有虎、豹、狮、龙、麒麟、八卦等图像的国旗图案面呈慈德。经慈禧钦定，决定以金龙旗作为大清国的国旗，通称“黄龙旗”。图案中的龙是皇帝威严的象征，黄色则为满族的代 表色。这种国旗最初为三角形，后改为长方形。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 旗，它一直悬挂到清王朝灭亡。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采用横排的红、黄、蓝、白、黑五色 旗作为国旗，表示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的共和。　　1931 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 上角青天白日。”这就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这种青天白日旗，早在 1894 年孙中山创办兴中会时就指示陆皓东设计 出来。白日象征光明，12 道光芒代表 12 个时辰，光芒尖锋象征革命锐进。1905 年，兴中会改名为同盟会，孙中山主张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加上红底，作为同盟会的标志。红色象征革命。　　后来蒋介石掌握了中华民国的领导权，虽仍用青天白日旗，但他不仅 没有革命，反而大肆屠杀革命志士，以至遗臭万年。金龙旗和青天白日旗都被历史的尘沙掩埋了。为中国拟制国旗图案，第六小组肩负重任。 第六小组组长是马叙伦先生。　　第六小组副组长是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不久，因叶剑英工作忙， 增加沈雁冰（即茅盾）任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参加第 6 组的成员有马叙伦、叶剑英、张奚若、田汉、沈雁冰、郑振锋、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欧阳予情、廖承志 13 人。 马叙伦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博学多才，对语言学、文学、书法都有研究。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敬仰毛泽东。 马叙伦，1885 年 4 月 27 日生于浙江余杭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他 4 岁启蒙读《小学韵语》，14 岁人“养正书塾”读书。1902 年，因代学生鸣不平，触怒校方，被学校开除，随即到上海报界谋生。1911 年，他赴日本，由章 太炎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在上海办《大共和日报》，任总编。从 1921 年起，他曾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 宣传部部长等职。抗战时期他积极从事抗日反蒋活动。1946 年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1937 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马叙伦为贫困所迫， 困居上海。此期间，汤尔和任华北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曾派专人到沪请马叙 伦出任北大校长，马叙伦一口回绝说：“我是为了抗日救国而被迫离开北大 的。现在敌人全面进攻，国难当头，我岂能回到敌人刺刀下混饭吃呢？”1946 年 6 月 23 日，马叙伦参加上海各界人士举行的反内战示威游行，被推为赴南京请愿代表。当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大 打出手，马叙伦身受重伤，造成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当天，中共代表 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同邓颖超、董必武深夜赴医院慰问。 毛泽东和朱德特从延安致电马叙伦：“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竞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 l948 年 4 月 30 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号召，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 议，马叙伦和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立即通电响应，并于 11月 27 日离香港到东北解放区。　　1949 年北平解放。这年 2 月，马叙伦抵达北平。3 月 28 日，他陪同毛 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北平西郊举行阅兵仪式。他激情满怀，当晚写诗抒 怀。4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与南京国民党当局开始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 亲自接见马叙伦、李济深、沈钧儒等人，对和平谈判的情况及今后的方针进 行交谈。5 月中旬，毛泽东又亲自邀请马叙伦商谈有关政协筹备、经济建设以及外交贸易等问题。马叙伦心情异常激动，提了许多宝贵意见。博学多才的马叙伦，欣然挑起了第六小组组长的重担。 担任第六小组秘书的是彭光涵。 担任第六小组的秘书之职后，彭光涵深感自己缺少国旗、国歌、国徽等方面的知识，压力很大，工作起来显得不顺手，弄得晚上睡不好觉。　　生于 1918 年 10 月的彭光涵，广东陆丰县人。1928 年，海陆丰革命失 败时，他才 10 来岁，因受反动派屠杀的威胁，逃到南洋的马来亚。1935 年，　　他参加共青团，1939 年入党。 曾任马来亚华侨救国会、马来亚各界华侨抗敌后援会常委。1940 年，他返回国内，1946 年调往朝鲜做华侨工作。第二年调回东北哈尔滨工作。1949年，彭光涵调到中央统战部，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事务。 彭光涵为了解各国国旗、国徽图样和各国纪年，贪早摸黑，一头扎进当时北平各图书馆和大学，查索有关资料。 第六小组成员中有不少专家。彭光涵虚心向马叙伦、沈雁冰、田汉、郑振锋、梁思成等人请教，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指点。在很短的时间内，彭光涵就掌握了有关国旗、国徽和纪年方面的许多知识，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彭光涵在他的文章中谈了五星红旗诞生的详细经过：1949 年 7 月 4 日下午 3 时，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 为了加速小组工作和广泛听取全国人民对制定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会议决定：（一）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发出启事，征集对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和方案，推选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锋3 人草拟征集条例呈送筹委会批准公布。　　（二）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歌词、歌谱评选委员会； 推选叶剑英、廖承志、李立三、郑振锋、张奚若、蔡畅、田汉、翦伯赞 8 人 组成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叶剑英为召集人；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 钱三强、欧阳予倩 5 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　　会议决定，上述两个委员会除由第六组成员参加外，还要请一些学识 渊博的专家为委员，委托郭沫若、沈雁冰提出初步名单，由常委会作决定。 会后草拟的征集启事，经周恩来审批后，7 月 10 日送新政协筹委会批准后刊发。新中国将是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谁不关心它的诞生呢？ 一幅幅图案、一首首歌词雪片般飞向北平。 短短一个月内，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稿件几千件，意见书 24 件。 至截止日，新政协筹委会共收到应征国旗稿件 1920 件，共有图案 2992幅。　　投稿者中既有高级干部、将军、著名艺术家、学者，也有普通军人、 工人、农民、学生等，投稿遍及全国，还有一批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来稿。 这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对新中国的热烈拥护。国外华侨和未解放 地区大多数是由新华社香港分社转来的，个别的也有从未解放区经邮局邮寄的。其中有一件是用挂号信寄来的，信封上贴了国民党法币 20 万元的邮票。从这枚邮票就可看出国统区货币贬值的严重情况。大家都很新奇，纷纷传看 这个信封。征得的国旗图案大体可分为四类：　　1.镰锤交叉（或称镰刀斧头）并加五角星。此类图案最多，开始赞成 的人也多，如陈嘉庚先生就专门设计了中国式的镰刀斧头图案。他还说，中 国有中国式的镰刀、斧头，不能因苏联用了，我们就不用。这是最好的代表 工、农建国的图案，许多来稿都说了这个问题。2．嘉禾齿轮代表工农联盟的图案。3．以两色或三色的横条、竖条加镰刀、斧头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　　4．以红旗上排列五角星图案，或者红旗中加五角星并加一两条黄杠代 表黄河、长江等。这类图案数量不少。郭沫若、朱德总司令就设计过此类图　　案。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前三类不合国体，不能采用。较为可供 参考挑选的只有第四类。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又从中评选出较好的几十幅图 案。为了评选时不带任何偏见，周总理指示把选出的几十幅图案按类型编成 一册，每幅图案只编号，不写作者姓名。3．“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脱颖而出　　经过初评复选，38 幅国旗图案闯过一关又一关。其中，上海曾联松设 计的五星红旗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复字一号”是红旗上方有一颗 大五角星；“复字三号”是中间加两条黄杠表示黄河、长江；“复字四号”是 中间加一条黄杠代表黄河最初，赞成选择“复字一号”、“复字四号”、“复字三号”为国旗图案的比较多，毛泽东也曾是“复字四号”的赞同者，但反对 者的意见也很坚决，比如张治中。新中国国旗的诞生过程，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　　8 月 5 日下午，第六小组在北京饭店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由马叙伦主 持。会议初步决定：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3 位专家为顾问；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聘请马思聪、贺绿廷吕骥、姚锦新4 位专家为顾问。为了便于协调工作，马叙伦参加两个初选委员会。8 月 22 日上午，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名列席 者——画家吴作人。　　在确定方案的过程中，讨论比较热烈的是 8 月 24 日举行的第六组第三 次会议。会议共 16 人参加，由马叙伦主持。一开始，翦伯赞就提议：“咱们 把这些应征的样稿摆出来吧。”于是，与会者一齐动手，将一件件设计大样 摆在地上，以便细加端详。　“我提个意见，旗上的星可以再大一些，成适当比例。星靠角好些，即 使无风时也能看得见。”梁思成指着一个国旗设计方案说。钱三强指着一个设计方案说：“国旗的标志要有显著特点，在哪里都能知道它代表中国。这个白地红星的旗，很容易和别国的相混。” “蓝地白星怎么样？”郑振锋提议。 艾青建议：“白地红星好。”“这个怎么样？”郭沫若拿出一个国旗图案，上有两个蓝条和星。 “蓝色要改一下。”马叙伦说。 “改黄色的好。”钱三强提出具体方案和理由：“我国的长江、黄河就是黄色的嘛。”　　最后，马叙伦简短作结：“关于国旗，我们提了一些意见，也初步选了 几面，还要进一步研究。国徽和国歌还要进一步讨论，常委会都定不下来， 得等大会通过。”9 月 14 日，第六小组再次召开全体会议。 开始，马叙伦就转述了陈嘉庚的意见：“陈先生的意思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主张不用苏联的镰刀斧头， 还亲自动手做了一个样式呢。我们把上次定的国旗图案送给毛主席和中央领 导人看了看，研究后初步打算采用 11 号图案，后来又比较了下，觉得还是17 号图案好一些。但发现这个图案有一条黄线把革命阶段截开了。于是， 又将黄线改了一下。毛主席说，国旗上不一定要表示工农联盟，在国徽上也可以表明。”　　这时，陈嘉庚神态认真地接过话说：“11 号国旗图案 1／3 是白色，远 看好像在下半旗。印尼也是白色国旗，稍远点就区分不出来了??毛主席的 意见原则上是好的，在国旗上是否要表明工农联盟，黄色代表黄河，黄星是 否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还是要考虑的。”　　马叙伦接着说：“根据对第 17 号图案的讨论，星是代表共产党的领导， 也可以代表政权；黄线代表黄色人种，代表黄河，代表统一战线。”他又说： “对国旗图案，今天要做出决定，提交常委会。还要将讨论情况印成小册子 发给政协代表，分组讨论以第六小组成员为召集人。毛主席也认为，这样做 比较好一些。”　“我们可以在中山公园搞一次国旗图案展览，让广大人民都可以看一 看。”沈雁冰提议道。　　李立三表示赞成这个意见：“沈先生的意见不错。但最好把国旗做成实 际的样式好。　　我也选成 17 号图案。”这时，郑振择提出将 11 号方案作第二选择方案。 马叙伦提议就两个方案当即付诸表决，结果 11 号方案 4 票，17 号方案 7 票。 即是说，国旗的设计方案将在两者当中选其一。　　9 月 17 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建议将国旗、国 徽、国歌工作移交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提交报告。　　9 月 22 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元 方案审查委员会名单，共 55 人。仍由马叙伦为召集人，彭光涵担任审查委 员会秘书。　　当日，彭光涵把复选出的 38 幅国旗图案编为一册，取名为《国旗图案 参考资料》，作为最急件送到新华印刷厂赶樱新华印刷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认为干这活最光荣，连夜加班加点，印出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 每幅图上都编了号和草拟的简单说明，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被编 为“复字三十二号”，草拟的说明是大五角星表示中国共产党，周围四个小 五角星表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9 月 23 日，大会分 11 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大家比较倾向“三十二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有人说： 资产阶级怎么能进入社会主义呢？9 月 26 日下午，方案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元方案和争论的意见上报大会主席团。　　9 月 26 日晚，毛泽东在勤政殿邀请各方面人士。宴会后，毛泽东拿着 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中国的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 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 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 革命实际，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团结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向。正如同志们所说的，是比较好的图案。这时有一位民主人士站起来表示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但对说明中大星、小星的提法提出修改意见，理由 是在上海有一种说法，大星是大老婆，小星是小老婆，所以提大星、小星不 雅。毛主席说，那就不提大星小星，只提五星的互相关系，我看就提在共产 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国旗是不是就选这个图案？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9 月 27 日，新政协继续举行大会，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国都、纪元、国旗、国歌方案。表决前，由枕雁冰作关于拟制国旗、国徽、国 歌方案的报告，并将五星红旗在主席台上展开，大家热烈鼓掌，并举手表决， 一致通过各项提案。此外，在国旗名称上略有讨论，决定将提案中的“红地 五星旗”改称为“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图案的设计者是上海的曾联松。原设计图大五星中有镰刀斧 头，经讨论删去。国旗制法说明，原稿说这个星对那个星，弄得很复杂。周 总理要胡乔木、梁思成和彭光涵重新写制图说明，使人看了就能制作标准国 旗。制作说明由梁思成改写，经胡乔木修改后定稿。9 月 27 日通过后，即 向全国发出。　　在征选国旗、国徽、国歌的过程中，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倾注了大量 心血。　　1949 年 1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成立，马叙伦担任第一任教 育部长。4．张治中反对毛泽东对国旗图案的意见　　9 月 23 日，新政协全体代表 600 多人分为 11 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 国歌等方案，平均每组约五六十人。每一个小组的讨论都十分热烈认真。 但是，各位代表对原筹备会第六小组挑选的国旗参考图案的看法和评价很不一致，选择的图案也很不一样。 开始，代表们比较倾向于曾联松设计的“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　　随后，对左上方有一个大五角星的“复字一号”图案、中间加一条黄 杠表黄河的“复字四号”和加两条黄杠表黄河、长江的“复字三号”图案， 赞成的逐渐增多。但是，反对的人也有一些，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因为当时 南方一些地区还没解放，国旗上带有黄杠，就容易使人想到没有体现祖国统一。新政协将在 9 月 30 日闭幕，意见又如此不一致，时间显得格外紧。 彭光涵很着急，把各小组争论的情况汇总起来，整理了一份请示报告，呈给周恩来。　　9 月 23 日晚，副秘书长齐燕铭和秘书彭光涵正在办公室工作，周恩来 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问彭光涵：“你接触了那么多国旗图案，到底哪个图案 代表意见比较一致？”彭光涵回答说：“一颗大五角星和一条黄杠的图案赞成意见较多，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而且很坚决，即使勉强通过了，意见一定还很大。大家比 较欣赏‘复字三十二号’这个五星红旗图案，但有人不赞成用四个五角星代 表四个阶级。总的看，五星红旗的图案比较好，容易通过。”　　周恩来听了彭光涵的汇报，当即指示：“好，就按这个图案再画一幅大 一点的，并做一面大旗，明天下午交给我。”当晚，彭光涵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赶紧操办起来。　　9 月 25 日晚上 8 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关于国 旗、国歌的座谈会。　　在毛泽东主持这次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的住所。交谈中， 张治中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毛泽东表示：“我同意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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