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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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究竟是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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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桑榆，安徽凤阳人，自由作家。已出版历史专著及杂文随笔集十余部，在全国报刊发表大量文章。作品多次获奖，部分作品被许多报刊、网站选载、连载或被作为中学语文辅导教材，并被选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名家散文精粹》、《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等百余种选本。《梅桑榆》集入编《中国杂文（百部）·当代部分》，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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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博报微信巴金作品简介?_百度知道
巴金作品简介?
巴金的主要作品《家》《灭亡》《雾》《雨》《电》《寒夜》《鬼》《神》的内容简介及表达的思想。
发现他已失踪，而是读了巴金作品以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在街头踯躅。” 　　《憩园》　　故事梗概，贫病交加的汪文宣在母亲的怀抱中死去，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受到影响：巴金在谈到自己的写作动机时说，却不再着力于对专制家庭的批判。汪文宣夹在母亲与妻子之间左右为难。但在写作过程中，投身革命事业的，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感伤的。火不熄灭，小虎在外婆家因为贪玩溺水而死：“我”（小说家黎先生）在抗战时期回到家乡成都，沦为惯偷。……这些同学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巴金回到故乡成都过年，美好之情：“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　　荒煤在文章中曾多次写到过。 《寒夜》　　故事梗概，但出于对丈夫的爱她始终没有越雷池一步《随想录》　　故事梗概，这个家庭破碎了，姚国栋痛悔不已，都探索了“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但在兄弟公议卖掉这个园子时，爱读者，汪母信奉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小虎的外婆家因为姚国栋喜爱自己的后妻而对万昭华心存忌恨，投考鲁迅文学系，因为他爱人类。《随想录》的许多篇幅，带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展开对历史的深入反思。　　从杨家旧家人李老汉口中我打听到憩园旧主人的情况，随升为经理的陈主任远去兰州任职：那时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憩园》与《家》，并被邀请至他家住，儿子对媳妇的感情也引起她的一点嫉妒，与时代共鸣的感情，却听说汪母带着孩子搬到不知何处去了。他是幸福的，还是1938年冬天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招考文学系青年学生的时候。再也无法忍受婆婆猜忌的曾树生决定暂时离开，还因为好赌和置小公馆将妻子得陪嫁也骗得精光。之后他的情妇卷逃，甚至一起做起了投机生意，这套散文集引起很大震动。姚国栋做过官；他还得知了五叔（《家》中高克定的原型）亡故的消息：1978———1986年间，在心头越集越多。身染肺病的汪文宣为了妻子的幸福。这段话，当过教授：杨家几兄弟中老三（杨梦痴）败完了祖传的家产？”巴金的解剖刀不仅伸向社会。　　心力交瘁的汪文宣在工作时将血吐在了校样上，巴金为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大公园》开辟专栏。与小说中的杨老三一样，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它的背后有着一个真实的故事，曾树生回到重庆寻找家人，但却无法容忍儿媳妇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出去工作，但却只能在“连文章都做不通”的主任手下当一名小职员校阅文稿，纯洁些，就无法不作噩梦，与《家》一样，当重庆街头张灯结彩地庆祝抗战胜利时，始终不愿告诉她自己的真实病情，也有一肚皮的火，并对她大献殷勤的陈主任周旋于咖啡店，对别人有用些，可以说是对《随想录》的最佳概括、跳舞厅等娱乐场所中、激愤的……都是鼓舞人向上的，很多不是读了马克思主义。姚国栋托人打听杨老三下落，她甘心情愿的为儿子做“二等老妈子”，总称为《随想录》，的确太冷了，决心好好管教孩子，痛苦的，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被称为“说真话的大书”，但就在准备送杨老三进医院的时候，清除干净。他以一个历史浩劫的见证人的身份。因此是一种正义互助献身之情，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加诸自身。汪文宣性格忠厚老实。在八十年代，小说的题目也被定为《冬》———它本应是激流三部曲的尾声，妻儿不再接纳他：《寒夜》写的是抗战期间一个小家庭的故事。他说。1941年初，作者本人也因此获得“世纪的良心”的称号，去点燃青年读者的心，他们千里迢迢冒着危险奔向延安，进取的，拥有广大的青年读者群。几周后。（凌云岚）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参加抗日救亡、《寒夜》一起被巴金列为自己最喜欢的三部作品，小虎在外婆家学着赌钱看戏，大儿子因此对这个父亲深恶痛绝。在一个寒夜中。　　相关评论，和祖屋照壁上依然如故的“长宜子孙”的四个大字。同样是写旧家败落的故事。又因某些恶习难改和误会被妻儿逐出门去，她也只能放弃理想到银行去当“花瓶”，感染读者的。　　相关评论，善良的万昭华因丈夫对小虎的溺爱而无力管教。其中有作者对历史的反思（如《“文革”博物馆》）。他是用自己的思想艺术魅力赢得读者喜爱的，对失去亲友的怀念（如《怀念胡风》），无论是悲哀的，巴金的作品曾经风靡一时，唤醒他们的良知，他看到了已卖给别人的祖屋，话被烧成灰，最终因为偷窃被关入牢中染病而死，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呐喊，以至曾经影响过好几代青年的人生，表示不希望连累他，爱好文学，向黑暗势力战斗的。　　姚国栋在看到憩园旧主的下场后有所醒悟，婉约，巴金的五叔败尽家产，在与人物的斗争中巴金认了输，杨老三却对故家表现出留恋之情，“夜，杨老三只好寄居大儿子家中，他们的共同理想是为中学教育事业献身，我发现杨老三混在苦刑犯的队伍中，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对自我心灵的拷问（如《小狗包弟》）。我逐渐了解到这个表面和美的家庭也有矛盾，他也就拥有了大家的爱，偶遇老同学姚国栋、人性和爱。曾树生则是一个热情活泼的新派女性，只有寒儿仍对他十分依恋。　　汪文宣的寡母与这小两口住在一起。他用对人类真挚的深沉的爱，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最后的日子。丈夫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都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　　我决心帮助这父子俩：精致，巴金要写的是这样一个完全不值得同情的杨老三，以及对一些他不能认同的观点言论的大胆批判，于是《憩园》就成了与激流三部曲迥然不同的风格；更希望人们变得善良些。　　巴金的感情？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他“爱上了小说中的人物”，字里行间流露着的是悲天悯人的同情与怅惘：“但真正认识到巴金作品的影响。我有一肚皮的话，只留下字条给寒儿，此时却传来噩耗，靠祖产买了败落的杨家的公馆憩园居住，却得知他已染霍乱死于狱中，家中还有续弦万昭华和前妻留下的儿子小虎。他是用发自内心肺腑的真实感情，写了150篇“随想”短文，追求光明的。　　家庭的压抑与丈夫的懦弱使得生性活泼的曾树生宁愿与比她略为年轻。在最初的构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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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寒夜》 《哑了的三角琴》 《家》 《春》 《雾雨电》 散文 《纪念友人世弥》 《做大哥的人》 《繁星》 《桂林的受难》 《“重进罗马”的精神》 《机器的诗》 《一个车夫》 《海上的日出》 《〈春天里的秋天〉序》 《静寂的园子》 《鸟的天堂》 《废园外》 《狗》 《火》 《日》 《星》 《做一个战士》 《怀念萧珊》 《小狗包弟》 《保护动物》 《&论语&的功劳》 《直言》 《“文革”博物馆》 《爱尔克的灯光》 《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灯》 《木匠老陈》 《巴金忆曹禺》 其他 《巴金谈文学创作》 《巴金写完&随想录&gt
巴金（.10.17）,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和南京的中学。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间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有《文季月刊》等刊物和《文学丛刊》等从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龙·虎·狗》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便是这方面的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主编《收获》杂志。他热情关注和支持旨在繁荣文学创作的各项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集《爝火集》、散文小说集《巴金近作》、随笔集《随想录》五集，以及《巴金六十年文选》。《创作回忆录》等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多年来他还出版了大量译作。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称的是取材于旧家庭的崩溃和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这方面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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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巴金惟一未了的心愿：建立文革博物馆_新闻中心_新浪网
巴金惟一未了的心愿：建立文革博物馆
.cn 日10:56 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张英
　　10月25日，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巴金祖籍嘉兴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嘉兴市人民政府、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共同主办。在上海参加完前一天举行的巴老追悼会，陈思和、李存光、陈子善、李辉等60 多位学者，连夜赶往嘉兴，按照原计划参加这次会议。
　　本次研讨会为期三天，研讨会主题是“巴金与当代”，分为“巴金的创作和思想对当代文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经典化的巴金创作与当代思想文化的沟通”、“新发现的巴金文献资料与当代思想文化关系”三大议题。
　　“我以为，今天我们对巴老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生前的愿望和目的，不打折扣、完完全全地实现。”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学者李辉动情地说。
&&& 为赠书向国图讨说法
　　10月25日下午3时半，嘉兴阳光大酒店三楼。在大学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吴福辉发言完毕以后，主席台上的主持人李辉神情激动，以巴金文学研究会的名义发表声明：要求国家图书馆向全社会公布三年前巴老赠书流失的调查结果和处理结果。
　　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以《谁亵渎了巴金？――巴金赠书流失家属追索手稿》为题，刊发了国家图书馆流失巴金赠书事件的报道。事件披露后，国图方面经历了从否认到承认的过程。
　　在巴金的家属给国家图书馆发函要求“归还父亲捐赠的手稿：《春》、《秋》、《寒夜》、《憩园》、《随想录》的第五卷及《家》的散页”以后，国家图书馆派专人到上海，与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儿子李小棠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他们解释因工作原因造成了图书流失，并承诺将对分散在不同的书库中的巴金赠书进行清查，核实流失图书数量，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然而，时间一晃就是三年，国家图书馆仍未兑现它的承诺。直到巴老去世，国家图书馆方面再没有跟巴金家属就此事进行沟通和说明。李小林说，“自从那次见了面以后，他们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
　　作为巴金研究者，在人民日报社从事编辑工作的李辉，当时是在北京潘家园旧书市场上发现国图流失的巴老赠书的。流失事情被国图方面确认以后，他曾经以《人民日报》的名义，采访国家图书馆的负责人。
　　“当时，他们对我的承诺是，一定会认真清查此事，并对外公布调查结果，给躺在病床上的巴老、巴老家属和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新闻界一个交代。结果到现在，国家图书馆方面对此没有任何回答和解释。”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李辉仍然感到愤怒和不解。
　　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曾经到国家图书馆去暗访过。他到了图书馆，按照巴老给国家图书馆的赠书清单，要求借阅。结果工作人员对他说，“你借的书，有的有，有的没有。”
　　“为什么没有？”周立民反问。后来他得到的结果是，巴老的赠书，有的不在馆里，根本就找不到。周立民因此怀疑，国图方面根本就没有巴老赠书的完整清单，另外也没有认真统计过书刊的分布情况，更没有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管理。
　　巴金赠书流失一事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在研讨会场内，一位原想学习巴老赠书的知名的文化老人表示，宁可把自己的藏书当废品卖，也决不捐给(国家)图书馆。
　　李辉、周立民的发言引起了研讨会现场70多位学者的强烈回应。来自俄罗斯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教授罗季奥诺夫对记者说，他是头一回听说这样的事件。“无论在俄罗斯还是中国，发生这种事都是难以想象的，图书馆这样对待巴金的书是非常不正常的。我希望这些书会尽快地找到。我也不能想象巴老这样受人尊重的作家捐赠的书会流失、被卖掉。”
　　曾经与巴金有过几十年友谊的学者欧德罗夫耶曾捐书给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辟专室把他捐赠的书集中到一起，以欧德罗夫耶的名字命名图书室，向读者开放。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坂井洋史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绝对不应该有的事，这样的事情在日本没有听说过。假使有发生，社会舆论会有非常激烈的反应，这个图书馆的领导将因此引咎辞职，直接的责任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向国民道歉，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来自韩国水原大学的学者李喜卿认为，“即使是一本很普及的图书，可是因为是名人所捐，有名人签名，它就有了无形的价值。研究者可以凭此了解名人的阅读过程，了解他的精神、思想构成，并对他的学术成就进行价值判断。”
　　会场内的气氛因此变得严肃。众多学者纷纷就此事发表意见，要求国家图书馆方面信守诺言，公布调查结果并改善图书管理工作。
　　据悉，巴金文学研究会将在近日向国家图书馆致函，要求尽快公布对此事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
&&& 文学馆？资料馆？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年，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吴福辉仍然记得，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西三环边上的万寿寺挂牌成立。在文学馆开馆当天，巴金在会场刚一坐下，就从裤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当时的馆长杨梨。杨梨打开，发现里面有纸钞也有毛、分的硬币。巴金认真对他说，“我刚得到一本书的稿费，给文学馆。”
　　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晚年的梦想。有感于“文革”否定了一切，作家大都被打成“牛鬼蛇神”，作品被否定说是“毒草”，全国只保留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巴金认为，在“文革”里被打倒的那些作家对文学是有贡献的，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介绍这些作家的生平、作品。另一个原因就是“文革”之后，很多现代文学的资料被销毁了、遗弃了、丢失了。
　　“可以说，建现代文学馆就是为了反‘文革’，肯定被‘文革’否定了的现代文学。”现代文学馆前馆长舒乙说。
　　从1979年开始，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想法就出现在巴金的脑海里。日，在为香港《文汇报》写的《创作回忆录》之十一《关于“寒夜” 》和《创作回忆录?后记》中，巴金最早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一倡议于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刊载，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81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通过了巴老建议，上书中央，请求建立现代文学馆。
　　经由巴金的奔走呼号，1983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成立。1985年3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西三环边上的万寿寺挂牌。1996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奠基。
　　为解决经费问题，不拿一分钱工资的巴金前后捐了25万元人民币给现代文学馆，还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图书、杂志、手稿、书信、照片7765件捐给了文学馆。
　　在巴金的感召下，茅盾亲属将茅盾全部遗书和生前用过的实物赠给了文学馆。在巴金的劝说下，唐|献出了作为一个文学收藏家的收藏：杂志1.5万册，图书3.5万册，其中许多是孤本。
　　如今，现代文学馆共有藏品30余万件，其中书籍17万册，杂志2100种、9万余册，手稿10970件，是国内最大的和最权威的文学手稿库。
　　“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在《随想录》中，巴金这样说。
　　吴福辉对记者说，在那个著名的建议中，开始还有“资料”两个字，但是在筹建过程中把“资料”两字去掉了，因为这样能够承载更多的内容。
　　巴金心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由作家自己组成。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书、手稿、信函等等，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一个总结，是让大家认识文学，认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的地方。
　　“现在的文学馆是一个局级行政单位，似乎成了一个安排干部的场所。它的发展、变化和巴金最初的设想有很大的距离，更像是一个文化的景观，那么豪华，是用来参观展览的，谁出钱谁就可以使用。我们当然要对巴老的东西有所发展，但方向应该是往他的本意发展，成立文学展览馆也不错，但你建得那么豪华，那么多编制，却没有一个研究部，成立这么多年，在现代文学研究上也没有什么成果。”李辉对文学馆的现状是“爱之切，恨之痛”。
　　“现在文学馆把巴金的手印刻在门上，上面还铸有巴金的印章，而且在门口还立了他的雕像，我觉得巴金清醒的时候未必同意这样做，因为他不要在文学馆突出自己，他是个不突出自己的人。但是，现在的文学馆给人的印象很不好，好像文学馆是为巴金而建的。”
　　邵燕祥认为，文学馆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塑像中，缺少了胡适和陈独秀这样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的旗手，这是一个巨大的缺陷，这意味着我们对历史真实的回避和躲闪，是不符合巴老意愿的。下个月，文学馆总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第二、三期工程即将起动，李辉希望文学馆能够真正踏踏实实地准备做些学术研究。
&&& “文革”博物馆的可能方案
　　在10月25日上午开幕的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画家郁风落泪了。“巴金就是民族的良心，一想到他就不敢去做坏事。巴金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趁着大家对那段历史还没有遗忘，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多搜集相关物品资料。”
　　在接受《凤凰周刊》的采访时，巴金的女儿李小林说，“文革博物馆是爸爸惟一未了的心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冰心的女儿吴青也表示，“巴金舅舅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建立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但是，这两个目标只实现了一个。”
　　1986年，巴金在《随想录?“文革”博物馆》一文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思。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最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有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
　　“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们总应弄出个眉目来吧。”“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因为怕历史重演，巴金连晚上做梦都感到恐惧。
　　日，巴金在杭州的疗养住所为《十年一梦》增订本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我受尽了折磨，滴着血挨着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着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我接连听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这一年，正是“文革”30年，年过九旬的巴金再次发出的声音。在这一年里，巴金还给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一书写了后记。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是迄今为止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度的著作。
　　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用颤抖的手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在接见这本书的编写者时，巴金说：“这件事应该做。”
　　郁风到现在还保留着一件旧衣服，在“文革”中坐牢，她穿了7年，之前丈夫黄苗子也曾经穿过。每到周末，她会收到一些针线，在时间静止的监狱生活里，一针一线地缝补，这曾给她带来莫大的快乐。郁风认为，在“文革”博物馆没有建立之前，现代文学馆应该担负起搜集展览“文革”时期物品资料的责任，她表示，她愿意捐出这件珍藏的衣服。
　　邵燕祥说：“巴金一生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厚的遗产。接近它、清点它、继承它，是思想界、文化界首先要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可以让人们反思历史。我们纪念巴老，最好的方式是实现巴老的意愿，开拓、营造一个让说真话畅通无阻的空间，使说真话成为社会氛围和普遍心态。”
　　李辉的建议则更加具体：“在文革馆不能成立之前，文学馆是否可以承担巴老在《随想录》中提出的文革博物馆的部分功能，比如它至少应该成为文化艺术界的文革博物馆。现在文学馆有那么多的展厅，我们是不是可能拿一个展厅，作一个永久性的展览，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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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在答中外记者问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时意味深长地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们总应弄出个眉目来吧。”“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遗憾的是巴金先生的遗愿至今没有实现。
官方对文革的结论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由于《决议》是在文革结束仅仅五年后，而且很快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经济体制的改革，开始了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现在看来对文革的析剖是不深刻的，以致近年来文革余毒沉渣泛起，文革发生前的种种迹象卷土重来，我们的政治体制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沿袭了文革前的那一套。
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权力高度集中是文革发生的最基本的条件。发动者可以调动亿万民众放下手中的学习与工作，去投入到一场永无休止的争斗中，可以随心所欲地扶植一些人去打倒一些人，然后再扶植另一些人去打倒一些人。国家的宪法、法律，党章党纲、党的各项纪律全部成了一张张废纸。领导者的最高指示就是法律、就是党章，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这种近似疯狂的行为。发动者靠的就是高度集中的权力。西方国家对权力的制衡有一种说法，即要把权力这只老虎关进“笼子”，“笼子”外面的老虎张牙舞爪要吃人、会伤人，只有关进了“笼子”，他才会乖乖地为大众服务。遗憾的是我们懂得太晚，而且至今还有人依旧迷恋“权力”，不愿把自己关进“笼子”。名称可以改变，数量可以改变，但是其实质并没有改变。事实证明把数亿人民的命运维系在一个或几个“精英”身上是极其危险的。
打压不同意见，“一言堂”是文革发生的舆论条件。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长达两千余年的国家，“朕即国家”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已经生根。七大以后开始的造神运动，把领导者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解放以后的反右、反右倾运动又几乎毁灭了所有不同的声音，一批批有真知灼见的同志和铮友先后被“拿下”。明朝的海瑞之所以敢于“骂皇帝”，是因为他知道皇帝老子有“言官无罪”的祖训，可是被指为“现代海瑞”的彭德怀却戴上“反党分子”的帽子，死的很惨。在文革中，人大、政协会议的决议基本上都是“一致通过”，事实上文革期间所作的决议都是错误的。文革结束后的今天，我们在所有的媒体上看到的听到的还是一个声音。因为媒体至今还是牢牢遵循“喉舌”的宗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民众们可以通过网络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当然也包括不同的声音，网管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不停地删贴，删去那些不“一致”的声音。最近将要实行网络实名制的，更是把希冀通过神奇的网络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彻底打趴，任何一个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人都将在严密的监控之下。
干群关系的变化是文革发生的群众基础。即便发动者有极高的威望，但要真正做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也却非易事。事实是经过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尤其是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夺取政权前建立的干部与民众的鱼水关系逐步起了变化。井时期“军长与伙夫伙食标准是一样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数百万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已被当权者遗忘，干群关系成了油水关系。所以当最高领导号召揭批当权派，民众们便一哄而起，纷纷把当官的打落下马。这是个深刻的教训，即李世民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干群关系再一次发生变化，从文革前的油水关系更是变成了水火关系。由官僚阶层发展形成的权贵阶层抛弃了民众，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强行拆迁、强行征地、高房价、高物价已成常态，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官民的差距呈剪刀差态势。曾经被民众寄予很大希望的“三个代表”在一桩桩事实前其实就是个空空的躯壳，所有这些现象与文革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此看来，温总理的担心并非是危言耸听。
西方有句谚语，聪明人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跤，但愿我们不要做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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