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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生活回忆录：《我们仨》
杨绛生活回忆录：《我们仨》
《我们仨》是中国著名家的夫人、中国著名作家杨绛女士撰写的一部家庭生活。我们仨指的是钱钟书先生、杨绛女士和他们唯一的女儿钱媛。作品记述了他们家庭三口63年来的风雨历程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1997年，杨绛唯一的女儿钱媛离她而去；1998年，一生的伴侣丈夫钱钟书也与世长辞。杨绛女士痛失爱女与丈夫的四五年后，也即是其92岁高龄时，用心记录下了他们一家三口共同的生活记忆——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我们仨》情感真挚饱满，情节感人肺腑，让人禁不住泪流满面……
杨绛女士是中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和学者，原名杨季康，于日出生在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后与丈夫钱钟书一起到英国、法国留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杨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所工作。与其丈夫钱钟书一样，杨绛在中国文学界也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她的代表作有、《干校六记》等，剧本著作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等，译著有《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我们仨》是杨绛女士于2003年发表的回忆录，记录了他们一家所经历的风风雨雨，颇为感人。
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的是他们一家三口在最后几年中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则记录了这个家庭自1935年夫妻二人赴英国留学到1998年钱钟书先生逝世的63年间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杨绛女士以独特的写法，朴实描述了他们一家所经历的战火、疾病、政治风暴和生离死别。无论是暴风抑或是骤雨，他们一家人相濡以沫；无论是酸甜还是苦辣，他们一家人共同品尝。美好的家庭已然是这一人最安全的庇护所，也是人生最好的庇护所……
天上人间，阴阳殊途，生离死别，杨绛女士晚年独伴青灯，用、用文字，向逝去的亲人表达着最真挚的爱意和思念。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无数读者动容。
"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 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这一句，就让我湿了眼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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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人生的变上——杨绛先生百岁问答|钱钟书、我们仨
坐在人生的边上 ——杨绛先生百岁答问 杨绛先生近年闭门谢客，海内外媒体采访的要求，多被婉辞；对读者热情的来信，未能一一回复，杨先生心上很感歉疚。朋友们建议先生在百岁生日来临之际，通过答问与读者作一次交流，以谢大家的关心和爱护；杨绛先生同意，并把提问的事交给了年来投稿较多、比较熟悉的《文汇报·笔会》。我获此机会，有幸与杨先生作了以下笔谈。 ——本报记者 周毅 1 笔会：尊敬的杨先生，请允许我以提问来向您恭祝百岁寿辰。 您的生日是日。仔细论起来，您出生时纪年还是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尚未发生。请问，7月17这个公历生日您是什么时候用起来的？ 杨绛：我父亲是维新派，他认为阴历是满清的日历，满清既已推翻，就不该再用阴历。 他说：“凡物新则不旧，旧则不新，新旧年者，矛盾之辞也，然中国变法往往如是。旧法之力甚强，废之无可废，充其量不过增一新法，与旧法共存，旧新年特其一例而已。”“今人相问，辄曰：‘汝家过旧历年乎，抑或新历年乎？’答此问者，大率旧派。旧派过旧历年，新派过新历年。但此所谓过年，非空言度过之谓，其意盖指祭祖报神……今世年终所祭之神，固非耶教之上帝，亦非儒家之先圣先贤，不过五路财神耳。此所谓神，近于魔鬼，此所谓祭，近于行贿。” 7月17这个公历生日是我一岁时开始用起来的。我一岁时恰逢中华民国成立。我常自豪说：“我和中华民国同岁，我比中华民国还年长一百天！”7月17日是我生日，不是比10月10日早一百天吗？ 笔会：您从小进的启明、振华，长大后上的清华、牛津，都是好学校，也听说您父母家训就是：如果有钱，应该让孩子受好的教育。杨先生，您认为怎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杨绛：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动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最开心，爱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一般总是父母的主张，说“这孩子该上学了”。孩子第一天上学，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书包，欣欣喜喜地“上学了！”但是上学回来，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师哄得好。 我体会，“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hào）读书，读好书入迷。 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我进振华，已渐长大。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太老师毁家办学，王季玉校长继承母志，为办好学校“嫁给振华”贡献一生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动。她们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他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位军阀到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爸爸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假人”，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上海沦陷时期，爸爸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视而不见，于是有人谣传杨某瞎了眼了。 我们对女儿钱瑗，也从不训示。她见我和锺书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她学外文，有个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词典也未查着，跑来问爸爸，锺书不告诉，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 我对现代教育知道的不多。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林作了一幅画，送给两三岁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问他签名干什么，小孩说：“您签了名，这画才值钱！”可惜呀，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 笔会：您是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和钱锺书先生结婚后，进门却需对公婆行叩拜礼，学习做“媳妇”，连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宝贝女儿，在钱家做“不花钱的老妈子”。杨先生，这个转换的动力来自哪里？您可有什么良言贡献给备受困扰的现代婚姻？ 杨绛：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 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锺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 钱锺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重洗，他的体己让我感动。 诗人辛笛说钱锺书有“誉妻癖”，锺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对我的鼓励很大，也是爱情的基础。同样，我对钱锺书的作品也很关心、熟悉，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围城》搬上银幕，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我觉得应表达《围城》的主要内涵，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那就是：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意思是“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钱锺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觉得这个关键词“实获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笔会：您出生于1911年，1917年即产生了新文学革命。但您的作品，不论是四十年代写的喜剧，还是后来写的《洗澡》《干校六记》等，却没有一点通常意义上“现代文学”的气息。请问杨先生，您觉得您作品中和时代氛围的距离来自哪里？ 杨绛：新文学革命发生时，我年纪尚小；后来上学，使用的是政府统一颁定的文白参杂的课本，课外阅读进步的报章杂志作品，成长中很难不受新文学的影响。不过写作纯属个人行为，作品自然反映作者各自不同的个性、情趣和风格。我生性不喜趋时、追风，所写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我也从未刻意回避大家所熟悉的“现代气息”，如果说我的作品中缺乏这种气息，很可能是因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上承传统，旁汲西洋，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太重。 笔会：创作与翻译，是您成就的两翼。特别是历经“大跃进”、“文革”等困难年代、最终完成《堂吉诃德》的翻译，已是名著名译的经典，曾作为当年邓小平送给西班牙国王的国礼。很难想象这个工作是您47岁自学西班牙语后开始着手进行的。您对堂吉诃德这位骑士有特别的喜爱吗？您认为好的译者，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一门外语更重要？ 杨绛：这个提问包含两个问题。我先答第一个。 我对这部小说确实特别喜爱。这也说明我为什么特地自学了西班牙语来翻译。堂吉诃德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眼前的东西他看不见，明明是风车的翅膀，他看见的却是巨人的胳膊。他一个瘦弱老头儿，当然不是敌手，但他竟有胆量和巨人较量，就非常了不起了。又如他面前沙尘滚滚，他看见的是迎面而来的许多军队，难为他博学多才，能数说这许多军队来自哪些国家，领队的将军又是何名何姓。这等等都是象征性的。 我曾证明塞万提斯先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的遗体埋在三位一体教会的墓园里；他被穆尔人掳去后，是三位一体教会出重金把他赎回西班牙的。虽然他小说里常有些看似不敬之辞，如说“像你妈妈一样童贞”，他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需要表示他的小说不是说教。但他的小说确是他信仰的产物。 现在我试图回答第二个问题。 “作为好的译者，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外语更重要？” 是的。翻译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需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原文弦外之音，只能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法。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彻底了解不易，贴合着原著照模照样的表达更难。 末了我要谈谈“信、达、雅”的“雅”字。我曾以为翻译只求亦信亦达，“雅”是外加的文饰。最近我为《堂吉诃德》第四版校订译文，发现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辞意欠醒。我每找到更恰当的文字或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就觉得译文更信更达、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谓“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却也现成。）福楼拜追求“最恰当的字”（Le motjuste）。用上最恰当的字，文章就雅。翻译确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不仅能信能达，还要“信”得贴切，“达”得恰当——称为“雅”也可。我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相信，一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意识到这么一个目标。 2 笔会：钱锺书先生天分、才学过人，加上天性淘气，臧否人事中难免显示他的优胜处。曾有人撰文感叹“钱锺书瞧得起谁啊！”杨先生，您为什么从来不承认钱先生的骄傲？ 杨绛：钱锺书只是博学，自信，并不骄傲，我为什么非要承认他骄傲不可呢？ 钱锺书从小立志贡献一生做学问，生平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可谓“嗜书如命”。不论处何等境遇，无时无刻不抓紧时间读书，乐在其中。无书可读时，字典也啃，我家一部硕大的韦伯斯特氏（Webster's）大辞典，被他逐字精读细啃不止一遍，空白处都填满他密密麻麻写下的字：版本对照考证，批评比较等等。他读书多，记性又好，他的旁征博引、中西贯通、文白圆融，大多源由于此。 钱锺书的博学是公认的，当代学者有几人能相比的吗？ 解放前曾任故宫博物院领导的徐森玉老人曾对我说，如默存者“二百年三百年一见”。 美国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莱文（HarryLevin）著作等身，是享誉西方学坛的名家，莱文的高傲也是有名的，对慕名选他课的学生，他挑剔、拒绝，理由是“你已有幸选过我一门课啦，应当让让别人……”。就是这个高傲的人，与钱锺书会见谈学后回去，闷闷冒出一句“我自惭形秽。”（I'mhumbled!）陪同的朱虹女士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 钱锺书自己说：“人谓我狂，我实狷者。”狷者，有所不为也。譬如锺书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中，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乖乖地把自己变成一具便于使用的工具，只闷头干活，不出主意不提主张。他的领导称他为“办公室里的夫人”，他很有用，但是不积极。 人家觉得钱锺书“狂”，大概是因为他翻译《毛选》，连主席的错儿都敢挑。毛著有段文字说孙悟空钻到牛魔王的肚里，熟读《西游记》的锺书指出，孙猴儿从未钻到牛魔王的肚里，只是变了只小虫被铁扇公主吞入肚里。隐喻与原著不符，得改。 钱锺书坚持不参加任何党派，可能也被认为是瞧不起组织，是骄傲。其实不然，他自小打定主意做一名自由的思想者（freethinker），并非瞧不起。 很多人有点儿怕钱锺书，因为他学问“厉害”，他知道的太多，又率性天真，口无遮拦，热心指点人家，没有很好照顾对方面子，又招不是。大家不怕我，我比较收敛。锺书非常孩子气，这方面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钱锺书也很风趣，文研所里的年轻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他又佩服又喜爱。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几十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对他又敬又爱的好友。 笔会：钱锺书先生拟写的西文著作《&管锥编&外编》当初是怎样构思的？为什么没有完成？有没有部分遗稿？ 杨绛：钱锺书拟用西文写一部类似《管锥编》那样的著作，取名《&管锥编&外编》，起意于《管锥编》完成之后。这种想法并非完全没有基础，他生前留下外文笔记178册，34000多页。外文笔记也如他的《容安馆札记》和中文笔记一样，并非全是引文，也包括他经过“反刍”悟出来的心得，写来当能得心应手，不会太难，只有一一查对原著将花费许多精力时间。锺书因为没有时间，后来又生病了，这部作品没有写成。 钱锺书开的账多，实现的少；这也难怪，回顾他的一生，可由他自己支配的时间实在太少太少，尤其后半生。最后十来年干扰小了，身体又不行了。唉，除了遗憾和惋惜，还能说什么呢？ 笔会：在您翻译的四部作品中，《斐多》是您的跨界之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进入哲学，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愉快、高尚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这本对治忧愁的译作，有纪念钱先生的特别意义吗？ 杨绛：1997年早春，1998年岁末，我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我很伤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为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 我选定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 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锺书并没有走远。 应该说，我后来《走到人生边上》的思考，也受到《斐多》的一定启发。 笔会：听说《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二十册即将出版，是吗？ 杨绛：这个消息使我兴奋不已。我要向北京商务印书馆内外所有参加这项工程的同志表示感谢。《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依据钱锺书手稿影印而成，所收中文笔记手稿八十三本，形制各一，规格大小不一，因为年代久远，纸张磨损，有残缺页；锺书在笔记本四周和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写满小注，勾勾画画，不易辨认。锺书去世不久，我即在身心交瘁中，对他的全部手稿勉行清理和粗粗编排，此中的艰难辛苦，难以言表。此次商务组织精悍力量，克服种种困难精心编订目录，认真核对原件，核对校样，补充注释，工作深入细致，历时三年有余，成效显著，这怎使我不佩服和感激莫名！相信锺书和襄成此举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同志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03年出版时，我曾作序希望锺书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能对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有用；现今中文笔记出版，我仍这样想。私心期盼有生之年还能亲见《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不知是否奢望。 3 笔会：杨先生，您觉得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最值得骄傲的品质，能让人不被摧毁、反而越来越好的品质？您觉得您身上的那种无怨无悔、向上之气来自哪里？ 杨绛：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过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我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上海终将回到中国人手中。我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我们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有一天，我和钱锺书得到通知，去开一个不记得的什么会。到会后，邻座不远的陈西禾非常紧张地跑来说：“到会的都得签名。”锺书说：“不签，就是不签！”我说：“签名得我们一笔一划写，我们不签，看他们怎么办。”我们三人约齐了一同出门，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扬长而去，谁也没把我们怎么样。 到“文化大革命”，支撑我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对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对焚书坑儒悲剧的不时发生，忍受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我绝对不相信，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会泯灭人性，就此沉沦。 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对外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的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蓄的批语，都是信号。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许多革命群众，甚至管教人员，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我于是更加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笔会：能谈谈您喜欢的古今作家吗？ 杨绛：这个题目太大了，只好作个概括性的回答。我喜欢和人民大众一气的作家，如杜甫，不喜欢超出人民大众的李白。李白才华出众，不由人不佩服，但是比较起来，杜甫是我最喜爱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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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笔会：有人认为好性情只能来自天生，但您的好性情，来自您一直强调的“修炼”。您大部分作品是70岁以后创作的，堪称“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典范。您认为“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您看重曾参所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走到人生边上》的自问自答中，您得出的结论是“天地生人，人为万物之灵。神明的大自然，着重的该是人，不是物；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而是创造文明的人。只有人类能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这个苦恼的人世，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经过锻炼才能炼出纯正的品色来。”对您这些话，我没有疑问，也不求回答。在此复述一遍，只为给您一个响应。 最后问一下，您和钱锺书先生作品收入所得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是怎么运作的，运转得好吗？ 杨绛：由钱锺书和我的作品收入所得、于2001年建立的“好读书奖学金”，设在我们的母校清华大学。截至2011年5月为止，基金已由起初的72万元，增至929万元。为268名品学兼优的清华学子颁发了奖学金，获奖的学生中有的也是我和钱锺书作品的读者。他们手写书信给我，谈谈自己的成长和校园生活，我由此得知现代大学生的一些状况和心态。有的同学说我与清华同岁，邀我百年校庆时回校与清华同过生日。我曾请获奖同学来家作客。大家说说笑笑顶高兴。他们争着翻阅钱锺书批注的韦氏大辞典，对老学长的精深细致惊叹不已。 “好读书奖学金”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他们运作很好。我们的信托协议中有约：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在享有钱杨作品的财产权利的同时，有保护钱锺书、杨绛作品著作权及其人身权利的义务，我对基金会认真履行约定感到满意。 “好读书奖学金”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众多的项目中，基金数额不是很高，但他们很重视这项奖学金的人文含蕴和它背后的故事，我们合作愉快。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会长贺美英女士是贺麟先生的女儿，我们住干面胡同时的邻居小友，她和基金会的同志对我很关心，常来看望，大家成了朋友。钱锺书逝世十周年，基金会请来锺书在社科院的同事罗新璋、薛鸿时先生演讲，介绍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夜晚，同学们聚集大草坪，用烛光、朗诵和提琴演奏追思他们的老学长。我年老，未能身临其境，但深为他们的真诚感动。 4 笔会：亲爱的杨先生，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赞美您有“种子之性”，柔弱，又坚韧，深自敛抑，且一生有少女相。我的几位师友看了，觉得文章还少了一层意思，那就是“种子的信仰”。我现在把他们特意找出来的梭罗的这首诗抄在这里，献给您，真的算恭恭敬敬为您拜一个寿—— Though I do not believe that a plant will spring up where no seed has been, I have great faith in a seed. Convince me that you have a seed there, and I am prepared to expect wonders. ——Henry David Thoreau 我不相信 没有种子 植物也能发芽， 我心中有对种子的信仰。 让我相信你有一颗种子， 我等待奇迹。 ——梭罗 恭祝您健康快乐，智慧平安！ 杨绛：我一向把理解我作品的读者当成知心的朋友，感谢朋友们多年对我的关心和鼓励。我现在很好，很乖，虽然年老，不想懒懒散散，愿意每天都有一点进步，better myself in every way，过好每一天。 我从年初开始，再次用毛笔练小楷，抄写锺书的《槐聚诗存》，一天写几行。练练字，也通过抄诗与他的思想诗情亲近亲近，今天（6月19日）凌晨两点，全部抄完。 我有时也写点小文章，多属杂忆与杂写之类，等将来攒到一定数量，当结集出版请大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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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杨绛新作《我们仨》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吴学昭
　　 今年3月4日是钱锺书和杨绛先生的独生女儿、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钱瑗逝世6周年忌日。她没有留下骨灰，清明节无法为她扫墓，朋友们怀念她，也只有去到她学于斯教于斯几十年辛勤耕耘于斯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文史楼旁走走，雪松跟前坐坐，忆往追昔，凭寄哀思。
　　还记得那年“三八节”在八宝山为钱瑗送行，在她那笑容粲粲的遗像下，摆放着一只精致的花篮，素带上没写几个字：瑗瑗爱女安息！爸爸妈妈痛挽。可人人走到这里都不免鼻酸泪下。钱瑗是爸爸妈妈的最爱，他们没来同女儿告别。钱先生卧病医院，杨先生怕他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暂时还没敢把阿圆去世的噩耗告诉他。而杨先生自己肝肠欲断，实在难以面对这令人心碎的场面，宁可独自在心里默默地为女儿送行。
　　钱瑗是累垮的，接连不断的政治活动、大小会议，熬更守夜批作业、编讲义，常年高负荷运转。学校离家远，交通又不便，有天早晨急匆匆赶到学校，临进教室才发现脚下穿的竟是两只不一样的鞋。精神之紧张，由此可见。入住医院以后，还在病床上修改教学计划，指导研究生修改论文，忙个不停。当所有这些告一段落，她已非常衰弱，可能预感来日无多，尽管忍受着疾病和治疗的折磨，还想利用她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时间，把过去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留为纪念。
　　钱瑗是肺癌转脊椎癌，1996年初住院已是癌症末期。这事瞒着钱瑗和她父母。他们以为是可以治愈的骨结核症。日，医院报病危，杨先生方知实情，忙劝女儿“养病要紧，勿劳神”。钱瑗听命，放下了笔。她想写的《我们仨》就由杨先生来完成了。
　　杨先生知道女儿病危，没敢告诉钱先生。她照常天天到医院看望。钱先生病中头脑一直很清楚。日，他忽看着杨先生背后连声唤“阿圆！阿圆！”。杨先生说，“阿圆在医院里呢。”钱先生说，“叫她回家去。”
　　问“回三里河？”
　　“那不是她的家。”
　　问“回西石槽？”（钱瑗的婆家）
　　“西石槽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到她自己的家里去。”
　　杨先生答应为他传话；钱先生就闭上眼睛不说话了。
　　杨先生真把钱先生的话转告女儿，钱瑗微笑点头。她领会爸爸的意思。骨肉亲人之间的心犀相通往往如此，不管你信或不信。
　　钱先生原不愿出《钱锺书集》，以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拗不过三联同志再三请求，陈说种种理由，于是同意。他在病中，不能自己作序。杨先生写了《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一文代序，表达了钱先生的观点，尤其是：“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意思本很清楚，也很有针对性，可惜这对正在大揭文幕、掘文墓，炒作“钱学研究”的人，竟不起作用。
　　钱先生病情日趋严重，身体逐渐虚弱。起先杨先生去探望，两人见面总说说话；后来钱先生没有力气说话，就捏捏杨先生的手回答问候；再后来，只能用睁眼来招待杨先生的到来了，相互以眼神进行无言的交流。也许充满爱意的对视也是一种慰藉，钱先生不论被病痛折磨得多么困乏无力，每天探视时间一到，定必使劲睁眼迎候杨先生，直到1998年冬的一个早晨，刚过了他的88岁生日后不久，离开了人世。
　　我那时不在北京，是从纽约电视中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的。天哪，钱瑗才走一年多，杨先生受得了这么沉重的打击吗？我拨通了电话想安慰她。没想到杨先生意外地平静，她叫我放心，她挺得住，还有许多事要做。遵循钱先生遗嘱，后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告别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也不留骨灰。此刻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她正要出发去医院陪送钱先生遗体前往八宝山火化。事后听朋友说，杨先生一直陪送钱先生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真是难舍难分。60多年相知相契、相濡以沫的同心伴侣，从此人天两隔，杨先生心上的痛楚是任何别人体会不了的。
　　我重见杨绛先生已是半年多以后，她瘦了，正在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之一《斐多》。虽然是从英译本转译，不识古希腊文、不熟悉哲学，以杨先生素来对翻译的严格要求和认真态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无疑是聪明的选择：用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她“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而柏拉图这篇描述苏格拉底就义当日在雅典监狱里与朋友们的谈话，谈的正是生与死的问题，主要谈灵魂。
　　杨先生的译作获得成功，她自己也从极度痛苦中逐渐走出。《斐多》首印1万册，很快脱销。香港、台湾相继出版此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一位年轻的英语教授，跑了许多次书店才买到一本。她说不管跑多少次书店，一定要把《斐多》买到。她不仅赞赏杨先生的译笔流畅，更为杨先生没因遭遇重大不幸而封笔感到高兴。
　　杨先生可谓马不停蹄，随即投入钱锺书先生手稿的整理出版。钱先生做有大量读书笔记，他去世后经杨先生反复整理，分出三类：一类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和拉丁文）笔记，共34000多页。二类中文笔记，数量与外文笔记不相上下。第三类为日札，读书心得，共23册，2000多页，分802则。手稿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闻所未闻，令人叹为观止。人们都说钱锺书先生博学、记性好，不知道他读书多么勤奋刻苦用功，这7万多页的读书心得笔记实是最好的见证。
　　钱先生的读书笔记，从1936年留学牛津时起始一直做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时间很长。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亏得杨先生耐心细心，一张张轻轻揭下，缓缓抹平，粘补缺损，分类装订。7万多页手稿，不知杨先生花了多少时间，肯定很累，而更令人感伤的是遗憾！面对这凝结着钱先生心血与智慧的页页手稿，人怎能不想，如果不是无休止的运动，洗澡、反右、四清、“文革”、下放、流亡、卧病……，多少部《管锥编》的姊妹编已经问世，留贻后人。
　　钱先生生前有话：他的东西，非要经过他自己看过，才可以出版。他的读书笔记怎么办，让杨先生犯难了：出版吧，钱先生没审过；亲手毁了它们，自己下不去这个手。想来想去，还是把它们当作资料留下来。商务印书馆深知这些读书笔记的学术价值，毅然斥巨资立项，将钱先生的全部笔记手稿扫描印行，保留原貌，公之于众。杨先生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也就放心了。
　　这段期间，杨先生还与辽海出版社签约出版钱先生的《〈宋诗纪事〉补正》。书稿经钱先生审过，杨先生写了序。1998年底已签约，由于出版方的种种原因，始于今年5月面世，三联书店将收入《钱锺书集》。
　　钱先生的作品逐一安排妥当，杨先生又赶紧落实全家的一个心愿，那就是在钱先生病重的时候，一家三口（钱先生、杨先生和他们的女儿钱瑗）郑重决定，将钱锺书和杨绛作品的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以奖掖那些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他们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
　　“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锺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有9名学生获得奖励。随着《钱锺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钱锺书、杨绛先生生活朴素、工资不高（据我所知，杨先生自1952年工资定级到1987年退休，级别从未动过），他们将一字一句写出的作品所得倾囊捐赠，反映了他们对读书的酷爱和对后辈学子的期待。这一举措，中外也不多见，得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同。有些小故事挺感人。那年夏天，三里河宿舍施工，在杨先生窗下装卸材料，通宵闹腾不停。杨先生几夜不能入睡，服安眠药也不顶用。我们很担心，跑去和工地主任商量，能否动作声响小点儿，或通知一下夜里几点来车，让老人等装卸完了再服药。没想到工人师傅一下围拢来七嘴八舌：您说的睡不好觉的老太太就是把稿费全捐给穷孩子上学的杨绛吧，我们看晚报全知道；没说的，一定要照顾……。工人师傅们说话算数，从当夜开始，装卸声响大大减小。杨先生散步时看到钢材底下铺着草垫子，砖头装在编织袋里。美国有家出版社请求重新印行英文版《围城》，所拟合同十分苛刻，后来获知作品预约金和版税是付给作者在母校清华设立的Philobiblon Scholarship，大为感动，痛快答应版权方所提的一切修改意见，立即签约，并专门写信向杨绛先生致以敬意和问候。
　　2002年冬，当各事已就绪，杨先生定下心来聚精会神地开写《我们仨》，这是她女儿未能完成的文章。回忆往事，很难不触动深藏心中的伤痛，她几乎是伴着眼泪写完的。读过初稿的朋友，也无不感动落泪，尤其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大家似乎跟着作者在钱锺书先生父女人生的最后驿道上，重新走了一回。杨先生的心情和那意境，恐怕只有钱先生1991年为她构思中的小说所写的诗句足以写照和体会：“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
　　杨先生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保留着她特有的冷隽幽默，有人称之为cynical者。钱锺书、杨绛、钱瑗“我们仨”，在杨先生传神的笔下，跃然纸上，生意昂然，读来十分亲切。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感悟启发，获益匪浅。
　　杨绛先生曾希望她对钱先生读书笔记采取的办法，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实际上又何止《钱锺书手稿集》一书，这些年，杨先生所办理的一切事，无不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仨》的创作出版，又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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